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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故宫博物院 ... [等]藏画
简介: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香光,别号思白,明代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属上海市)董家汇人。生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一月十九日。 十七岁时,他参加松江府会考。当时他写了一篇很得意的八股文,自以为准可夺魁,谁知发榜时竟屈居堂侄董原正之下。原因是知府衷贞吉嫌他试卷上的字写得差,文章虽好,只能屈居第二。此事使董其昌深受刺激,从此他发愤学习书法。开始他以唐人颜真卿《多宝塔帖》为楷模,后来又改学魏、晋,临摹钟繇、王羲之的法帖。 经过十多年的刻苦努力,董其昌的书法有了很大的进步,山水画也渐渐入门。 万历十七年(1589),董其昌终于考中进土,并因文章、书法优秀被选为庶吉土,人翰林院深造,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在研习经史之余,董其昌与同僚诸友切磋书画技艺,纵论古今,品评高下。又从韩世能那里借阅晋、唐、宋、元法帖宝绘,心摹手追,有时废寝忘餐,因而学问大进,开始在京中有些名气。 在家乡,董其昌筑“来仲楼”、“宝鼎斋”、“戏鸿堂”、“画禅室”、“香光室”等,牙签玉轴,左图右史,置身其中,著书立说,探究古今书画艺术。他不遗余力地搜集王羲之、王献之、谢安、桓温、赵估、米芾诸名家法书,于万历三十一年刊刻《戏鸿堂法帖》行世。病休松江时期,他正值四十余岁的盛年,广闻博识,采集众长,悠居林泉,心闲手熟,创作了《葑泾访古图》、《鹤林春社图》(图5)、《浮岚暖翠图》、《神楼图》、《西湖八景图》、《溪回路转图》等许多描绘江南风光的著名山水画。 崇祯十年八月,他在松江寓所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后来葬于吴县(今属江苏)渔洋湾董氏坟茔。清顺治元年(1644),南京南明福王政权以董其昌书画成就与元人赵孟俯相类,授予董其昌与赵孟俯相同的谥号“文敏”,后人因此把他称作“董文敏”。 董其昌提倡“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而他几落几起、仕隐两兼的复杂人生,与多方面的才艺,正好为他这句话作了完善的诠释。他那丰富的学养在诗文书画创作上结出了硕果。 董其昌的诗清丽自然、朴实明快,大多是描写自然景色和寻胜探幽之作,流露热爱祖国河山和抒发向往林泉的感情,寓以出世无为的思想,和他的避免政治纠葛的品行相一致。收入《容台诗集》就有数百首,此外还有不少五言律、七?月缮⒓于题跋、书札中。这些诗虽率尔而成、传情而发,却词工韵险,直抒己意,意味隽永,有婉约之美、疏宕之雅,给人以超尘脱俗的感受? 董其昌还是文章的高手,与陶望龄齐名;随笔、游记、墓志铭、书序,常常是记事、抒情相得益彰的佳作,钱谦益评其作“温厚中有精灵,潇洒肃恬”,而“平淡自然”。董其昌尤精于品题,跋文洋洋洒洒,往往一气呵成,风流蕴藉,恰到好处;有时三言两语,亦妙趣横生,似画龙点睛,耐人寻味。如跋赵孟俯《鹊华秋色图》云:“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之雄去其犷。”这些文字大多收入《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容台别集》等书中。 丰富的学养,多方面的才艺,为董其昌的书画创作灵感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启动力,使其下笔有神,称雄一代。 董其昌是中国书法史上极有影响的大家之一,其书法风格与书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明末书评家何三畏称董其昌的书法:“天真烂漫,结构森然,往往有书不尽笔,笔不尽意者,龙蛇云物,飞动腕指间,此书家最上乘也。”在赵孟俯妩媚斯干之什轴圆熟的“松雪体”称雄书坛数百年后,董其昌以其生秀淡雅的风格,独辟蹊径,自立一宗,亦领一时风骚,以致“片楮单牍,人争宝之”,“名闻外国”,为中外文化交流增添了光辉。 “潇洒生动”的山水画他特别讲求用墨的技巧,水墨画兼擅泼墨、惜墨的手法,浓淡、干湿自然合拍,着墨不多,却意境深邃,韵味无穷;无须炫异矜奇,而真气横溢,充塞纸间。董其昌的设色山水,或用杨升没骨法,从彩笔代替墨笔,完成线条、轮廓、钩、勒、皴、擦,尽态极妍,不为刻画;或仿黄公望的浅绛法,参以赵大年、赵孟俯的青绿法,别树一格,层次分明,淡雅清新,生机盎然。 董其昌作画强调写意,使绮丽多姿的山水更富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尤其是他兼长书法、诗文,每每绘完山水,题以诗文,行楷簇簇如行蚕,闪闪如迅霆飞电,全图诗、书,画相映成趣,和谐一致,更富有抒情意境。董氏的创作,因而成为文人画追求意境的典范。 如《遥峰泼翠图》,整个画面不过是干远景而已,笔墨也很简单,但神韵、骨力俱足。画面的前部作一隅坡脚,缀以数块荒石。坡脚上有三株老树,交错而立。中间一株是夹叶树,稍事勾勒,却枝叶备见;旁边两株的树叶,则充分发挥泼墨的作用,左以直抹示盘曲,右以横点示傲岸,浓淡相间,一派生机。画面上部以淡墨一抹而就,远山横贯,仅见轮廓隐人天际,山体却茫茫然,仿佛烟岚萦绕,雄浑无比。作者再用浓墨在一片淡远的景色中,染出几处高低错落的树叶,远近有致,层次丰富,烟云流动,充塞渚岸。左侧绘有小坡,坡上以横墨抹出数株直树。中间汪洋大水,不施笔墨,而万顷湖面浩瀚无涯之气势跃然纸上。此图长225厘米,宽75厘米,如此大幅立轴,只寥寥地布置些近树远山,就把握住整个画面峰遥、水阔、树翠的神情。这正是董其昌巧妙地运用“王洽泼墨,李成惜墨,两家合之,乃成画诀”(见图上自题)的结果。全幅似疏似漏,但没有照应不到的地方,用笔爽利遒劲,又含蓄灵秀,纯以墨色气势的润泽、醒目而动人遐思。如不是熟练地掌握“空处有画”的本领,就不会有这样高明的布局。有人认为这是董其昌从“宽能走马、密不通风”的书体结构中触悟而得,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整幅立轴不设色,但面貌清丽,有咫尺千里之势,给人以远深宁静的感觉。 再如他暮年所作《关山雪霁图》,山峦林壑,绵延无际。右方重峦叠嶂,气势沉雄。中间幽壑重重,峭壁矗立,村落、丛林、流泉、山径,错落有致,杂而不乱;大江曲折跌宕其间,虽有干岩万壑,亦无窒碍不通的感觉。左方云烟弥漫,浸淫树石,路遥山重,隐人微茫,深远莫测,意味不尽。图中以渴笔钩勒峰峦山石,皴擦的运用极其准确、灵活,而线条流走轻快,疏密得宜。山冈陵石的凹凸明暗,则以横点巨苔,配上淡墨直皴的层层渲染来加以完成,技巧纯熟,无懈可击。意境朴厚深邃,很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诗意。全图用笔老辣生拙,骨力练达,墨气鲜润,绝去甜俗,以疏旷之笔,画出凝寒淡远的景致。卷尾数行行楷跋文,书体娟秀刚劲,更使此图富有书卷气,爽朗潇洒,自具风格。
作者: 黄惇著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简介: 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借助马背上的骁勇,迅速崛起,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创立了蒙古汗国。数十年间灭西夏,又向西北扩展,征服俄罗斯与中亚、西亚,紧接着侵入长城关内。1234年,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与南宋联合灭了金国,占据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并开始大兵压境向南进军。宋高宗咸淳七年(1271),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元世祖),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中国,结束了300年来国内各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元朝扩大了疆域,比之汉唐更为辽阔。战火连绵使人民痛不欲生,但其后南北统一却使各民族间的文化得比相互交流,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东西方之间因渠道畅通,科学、文化的交流传播也进一步发展。 蒙古定都北京,又以中国为汗国之中心,即是看中了当时在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汉文化和汉族的封建经济实力。“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在战争中,蒙古贵族首领逐渐改变了游牧民族的陈旧观念。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更注意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以文治之道为立国之本。他采纳契丹人耶律楚材和汉人学者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人的主张,推行“汉法”,所订制度,多参照唐宋体例。 元初,尽管因战争的原因,各民族得以广为接触,然因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族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指西域人)为二等,汉人(指女真人和原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契丹人)为三等,南人(指淮水以南原南宋人)为四等,因此汉族人民及汉族士大夫地位卑下,思想十分痛苦。尽管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统治者采纳了汉族儒士提出的“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的建议,重开科举制度,但因此走入仕途的儒生,依然很少。国家各级政权主要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上,汉人入仕者仅为附庸。元世祖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曾命程钜夫往江南访贤,征得儒士24人,赵孟頫居首选。赵氏出山以后,对元代书画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元代虽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在思想上却并没有重大的钳制,比较宽松。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使汉族士人仕途无望,于是许多人转向文学、艺术方面的奋斗,促使散曲、杂剧、书、画在元代有了长足的进步。 继宋词后发展出的元曲以及在前代基础上发展出的元杂剧,在元代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占有突出的地位,许多作品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苦难、社会的矛盾,具有现实主义倾向,这显然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无望仕途,而与民间艺人和下层广大人民广泛联系的结果。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但那些鞭挞社会黑暗、歌颂纯真爱情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倾向,具有大胆的创造精神。 在绘画方面,元代如赵孟頫、李衎这样官居高位的艺术家毕竟太少,因此那些拒不入仕或不得志的文人画家,便以陶渊明为理想人物,而小隐于市。他们以山水画或梅、兰、竹、菊寄托情怀,抒发爱国之心与崇高的气节,导致了以重主体情感的写意山水画为主流的文人画的发展。其实即如赵孟頫亦属于在痛苦中度过一生的士大夫文人艺术家,他的作品亦以上述题材为主流,因而在思想感情上他与隐逸画家是一致的,元季山水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王蒙无不受到他的影响。 书法的发展,与文学、绘画等各类艺术一样,都因元代统治者对汉族文人的歧视而受到影响。但由于书法的实用性一面,作为文字的载体,它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回避的。元世祖不善书,却为了他的子孙能在这块汉文化的土地上坐稳江山,而令太子裕宗向指定的名儒学习书法,临写的大字珍藏于东观。其后英宗、文宗、顺帝都研习书法,文宗书受赵孟頫影响宗晋人,顺帝之子爱猷理达腊则书学虞世南。尤其是元文宗于天历二年沿“玉堂”旧制建立了奎章阁,由学士虞集撰《奎章阁记》,集因代法书名画作为内府收藏。元文宗还命柯九思为奎章阁鉴书博士,并在奎章阁集中了一批重要的书家,如虞集、揭傒斯、康里巎巎等。由蒙古贵族为统治者的元代,有此盛举,不能不说是书史上的大事。可惜奎章阁是短命的,仅仅五年,柯九思就因大臣争权、宗室内讧而被撵出朝延。 元代书法的发展最为突出的因素,客观地说还不是帝王于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元初的少数民族书家如辽宗室耶律楚材(1190—1244)等,虽善书,但也不足以有震动书坛的影响力。其最重要的因素仍是由于领一代风骚者赵孟頫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赵孟頫以精妙绝伦的书画赢得元世祖恩宠和朝野的好评,荣际五朝,官居一品,使得元代绝大多数的书法家仰慕于他。由于他书法推崇二王,提倡复古,影响甚大,因而形成了队伍庞大的赵派书家群。 赵孟頫虽身在高位,但一生始终有归隐之心,如前所述他的山水画开启了元四家,在艺术思想上乃与隐逸画家相通。因此这种被压仰的精神创伤不可能不反映于他的书法。书法既不同于绘画直接以形表现,也不同于他自己的诗词可以吟哦出内心的痛苦,只是书法反映得较为隐蔽罢了。在元人统治下,赵氏推重古法,不能不说有恢复传统的一点民族意识;他着意追溯晋人,取晋人之逸趣,也不能不说其有一点寻求超脱之意。他的书法以遒丽、秀逸为基调,以清新脱俗、高雅出尘开启了一代新风,将北宋苏、黄、米等提倡的文人书法,在南宋后期衰微之后,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其书法中体现的书卷之气,后来成为涵盖书坛近500年的楷模。诚如此,元代以赵孟頫书风为主流的书法,较之唐人缺雄放之气,较之北宋少奇逸之趣,则是元代的社会条件之局限使然。 元代的书家除开赵氏一脉,还有隐士一脉。尽管其中不少作者也受到赵氏影响,或因社会地位的共同性而具有一致的审美取向,但其中为数不多的隐士书法家,却有别于赵派书法的风格特征。他们虽具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却不能出仕而报效国家,苦闷的矛盾心理,使他们只能以书法来表现情性,因此比起赵氏一脉来,能更多地流露出自己个性,如吴镇、杨维桢、倪瓒、陆居仁等。虽然此脉远不及赵孟頫影响之大,但不可忽视他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元代帝王为巩固统治还大兴宗教,对各教派基本一视同仁,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都得以传播,其中因佛教和道教在蒙古统一天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因而此二教力量最强,影响量大。佛教寺院之多,道教庙观之大,都是空前的。与此同时,元代帝王采纳汉儒士主张,仍然推重宋代程朱理学,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念。所有这些都在元代的文学、戏剧、绘画中反映出来。元代书家留下了许多他们所抄写的佛经、道经,也正是宗教影响的结果。同时,更因佛教、道教的流行,涌现出一批佛家、道家书法家。例如中峰明本(1263—1323),钱塘人,俗姓孙,性睿敏,元代高僧,为高峰妙和尚的弟子。他是赵孟頫夫妇的佛门师傅。晚居浙江天目山,仁宗召聘不出,赐谥普应国师。书虽初学王羲之,然用笔尖起尖出,类“柳叶”,自居家数,其书作流传日本较多。又如一山一宁(1247—1317),俗姓胡,浙江台州人。南海普陀高僧,大德三年(1299)奉元成宗命,持诏书出使日本,后留住日本镰仓建长寺、圆觉寺和京都南禅寺。圆寂后日本人追赠“一山国师”,所传佛门学派世称“一山派”。其草书在日本极负盛名,日本当时的书家雪村友梅、虎关师炼均出其门。他的草书师承颜真卿、怀素,狂放有法度,元气淋离。有《雪夜作》、《六祖偈》、《法语》等墨迹传出,在日本尊为国宝。再如雪庵溥光,俗姓李,字玄晖,号雪庵。大同人。元代高僧。学兼内外,淹贯百家,书画俱入神品。其书学颜、柳,“善真、行、草书,尤工大字。国朝禁匾,皆其所书”。他的榜书还影响了高丽。此外,元代禅僧古林清茂(1262—1329)、明极楚俊(1262—1336)、清拙正澄(1274—1339)以及元叟行端、祖瑛、月江正印、龙岩上人、楚石梵琦、了庵清俗等,书法各具特色,表现了佛门书家特有的孤介绝俗之气息。因佛道书家并非元代书法的主流,后面不再展开。 由于元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时代,因此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一些汉化的高层知识分子。他们大都长期生活在中原,与汉族文人接触而受到感染,其中也不乏朝中重臣官僚,如康里巎巎、周伯琦等,都在元代书法家中身手不凡,并对后世书法颇有影响。这些少数民族书家对于交流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元代书法的发展,因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士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这是我们了解元代书法时所不能忽视的。 二、元代书法的复古现象 元代的书法约可分为三期,前期包括蒙古王朝之初到大德之前,即指忽必烈的统治时期。蒙古统一中国之前,因战争连绵,书法不振,所以前期实际上主要指忽必烈灭南宋之后约20年间(1279—1294)。元初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等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中期指从成宗大德时代至文宗天历、至顺时代(1295—1331),元代的书法得以较为充分的发展。这一时期不仅是赵孟頫的书风风靡朝野,而且赵氏的学生辈如虞集、张雨、柯九思、朱德润等亦都活跃于江南和大都,更因文宗酷爱书画设立奎章阁,而使元延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书画艺术家。文宗以后至元末的顺帝时代(1333—1368)是为后期,这一时期康里巎巎 、周伯琦成为帝王身边最重要的书家。此外隐士书法在乱世中也得以突现。总体而论,88年间因赵孟頫的影响,元代书法整个表现出全面复古的趋势。 回顾历史,北宋书法在“宋四家”的倡导下,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写意特征。自宋南渡后,这种文人书法的写意特征却没有再得到充分的发展,模拟当代书家之风转而抬头。最突出的是苏、黄、米的影响,不仅在北地,金朝的书家竞相仿效,南方亦如此。宋高宗赵构曾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其《翰墨志》云:“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他自己的书法实践,即初从黄,再从米,而意识到须追本源后,则从智永上追二王,故其自云: 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贴》,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 . 惜南宋为时代所限,宋高宗的这种以回归魏晋而图书法变革的思想,未得拓展。 元初赵孟頫的出现,使元代初期的书风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赵孟頫之前,北方书家多宗颜鲁公,学习苏、米的人也不在少数。但自从赵氏书风的风靡,一股向晋人学习的复古潮流占据了整个朝野,即连由金入元的的鲜于枢,也力主归宗二王,并受到赵氏本人的浸染。古典主义的书风因赵氏的提倡,笼罩了整个元代,继而延续至明代中期。我们将书法史上的这一转折,看成是一次重要变革。 赵孟頫的书学思想,正来源于赵构,他在仕元之前,便从赵构书法入手。一是其为宋王室后裔,所谓嫡系之传;二是赵孟頫的书学观,受赵构影响颇深,只是仕元后赵孟頫因政治上的原因,隐匿不言而已。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毫不隐匿自己的观点,而坦露俗继承宋高宗遗志的决心。赵孟頫言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于印章则提倡汉魏印章贵有“典型质朴之意”,抨击“新奇相矜”、“不遗馀巧”的世俗审美观;其“作诗文皆从李、杜、韩、柳中来,顿扫旧时(指南宋以来)之气习”。因此他的艺术审美观完全是以崇古为立场的,这种崇古思想,导致了他在书法上以晋人书风为尚,再由魏晋上溯两汉、先秦、所以他广涉行、楷、今草、章草、隶书]、小篆乃至籀书。由于赵孟頫的影响,各种书体在元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吾衍、吴叡、周伯琦等多数书家以篆隶名世;印章亦因赵、吾的倡导而由实用艺术转而成为文人艺术,并得到自隋唐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元代的篆隶艺术和文人印章艺术成就,向不太被人重视,而实际上是书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对以后明清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草一体,唐宋罕有人作,而在赵的影响下元代则不乏好手,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巎巎、俞和等均擅章草,元末宋克法前人而创造性地将章草与今草糅合,使章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此外小楷的振兴,也与赵氏的身体力行有关。这些风气使元代书法反映出鲜明的全面复古现象。 赵氏的书法观,集中体现在这样一句话:“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也。”所谓“则古”,即以古法为准则;所谓“今人”,则显然是针对南宋以本朝书家为法的风气而言的。因此赵氏的崇古书法观,正与赵构合拍。不论其初衷如何,客观上却显然有着振兴之意,犹如唐宋八大家之古文运动,乃借古以开今,以法古而力矫时弊也。虞集曾说: 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山,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短古法……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险,至于即之(张即之)之恶谬极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末知张之谬者,乃多尚欧阳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自吴兴赵公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 此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赵氏开一代书风的原因,也将赵氏在书法史上的突出贡献阐明。 明代的董其昌一生以超越赵氏为目标,正是从赵孟頫本身超越宋人这一点上得到的启示。大凡书史上开派的一代宗师,都清楚前辈人的笼罩是开启一代新风的最大屏障,因而注意师法文人书法本源。而赵孟頫所领导的这一古典主义的回归潮流,正具有了这种特征。董其昌云: 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曰意不胜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已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 这一高屋建瓴的评论,以意与法的辩证关系观照书史,既含蓄地批评了宋人欠法、元人欠意,又含蓄地肯定了宋人取意、元人取法而各能超越前代的优势。而董的意、法统一目标,正是晋人的韵。然平心而论,他的这一目标实是与赵孟頫相同的,只是赵氏所处的时代,既不可能有苏东坡那种抒发个性的自由境界,也不能似米、黄那样狂放颠逸而振迅天真。他也并非完全如董氏所云“虽已意亦不用”,而如宋濂所评的那样,“笔意流动而神藏不露”。客观地说,这是赵氏书法的长处,亦是其弱处。这种在全面回归中恢复古法纯洁性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个性情趣在更深层次上的拓展,并因此而成为这一书法潮流的主要特征。诚如此,以赵氏崇古导致的元代书风,以其典雅、秀逸的书卷之气,为文人书法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三 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的开端 元代书家中,书、画集于一身者十分普遍,较之宋代更向前迈进一步,苏轼、米芾尚未在画面上加以题跋,而元代书画家如赵孟頫、柯九思、倪瓒、吴镇、张雨、杨维桢等,均喜在画面上题跋、钤印。画成之后,将时间、姓名、作画的感受、题画诗跋于画上,再钤上印章,一可补意之未尽,二可使文学、书法、印章与画相映成趣,增加了形式感。这种题跋的形式使元代文人画形成了新的风尚。与此同时,画中的书法用笔,在崇尚古法思潮的影响下,也越来越被人重视。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这种观点可视为此时画家自觉地将书法融入绘画用笔的代表。柯九思善写竹石,他甚至认为“写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由此元人在观赏柯九思《竹木图》时,如此写道:“绝爱鉴书柯博士,能将八法写疏篁。细看古木花藤上,更有藏真长史狂。”元代以书法笔法观照绘画的认识,一方面乃由元人重视恢复古法派衍而出,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自北宋以来文人画的用笔技巧。反之文人画在元代的发展也大大促进文人学习书法的欲望,因而成为书法本身发展的一种动力,当时的书画家力主以书入画,认为“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所在”。画上的题跋与以书法入画的风气,使元代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起来,对后世的书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作者: 佘德余著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简介:张岱是晚明清初文化史上很有特色的一位人物,他在文学史、艺术史、史学上皆有较高的成就,尤其是他的散文。本书详尽系统地叙述并考证了张岱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及外曾祖父、外祖父及其关系密切的友人和张岱兄弟、妻妾、子侄辈,书中披露了不少为其他著作所罕见的资料。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王羲之、谢灵运、骆宾王、孟郊、寒山、赵孟頫、黄公望、王蒙、茅盾、夏衍、郁达夫、竺可桢、童第周……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贯彻省委省政府号召推出的文化工程,推出了100位古今浙籍文化名人传记。本书为丛书之一,介绍的是都市文人——张岱。
作者: 乔伊著
出版社:京华出版社,2011
简介:《你应该读懂的100幅中国名画(典藏版)》内容简介:你想走进《女史箴图》看看古代最美丽的女子是如何做到内外兼修的吗?你想从《八达游春图》中一览古代美男子的飒爽英姿吗?《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是如何表现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的?你可了解号称“中华第一神品”的《清明上河图》历经了怎样的劫难才流传至今? 《富春山居图》终于合璧展出了,你可知几百年来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五牛图》那几头神态各异、与你深情对视的牛,画家想借它们说些什么?“一枝一叶总关情”的《竹石图》,蕴含了郑板桥怎样的精神?齐白石的画作拍卖出了天价,其中的艺术奥妙何在? 作者以细腻生动的文笔,分析了中国从古至今、各流各派的艺术杰作与其产生的历史、心理动因,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国艺术精神世界的大门。品读《你应该读懂的100幅中国名画(典藏版)》,你将领略从远古到近代各个时代不同的艺术精彩,或天马行空,或复古开新,或默契淋漓,或浑融大成,或跋涉彷徨……你将与顾恺之、阎立本、张萱、周昉、韩滉、李公麟、张择端、苏轼、文通、赵孟頫、黄公望、文征明、董其昌、八大山人、石涛、吴昌硕、齐白石、林风眠等艺术大师面对面,体会他们创作的激情。
作者: 李劼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2018年01月
简介:
拿掉《红楼梦》,中国文化的一双眼睛就没有了;拿掉唐诗宋词,中国文化的一张美丽面孔就没有了;拿掉先秦诸子,中国文化就不成立了。今天,剥落什么,就重生什么,中国的思想文化资源需重新整合。
重返唐诗宋词,一言以蔽之:诗为心声,词乃情物。
诗言者,心声也,自《诗经》始。唐诗*为可观之处,就在于如何从初唐气壮如牛的言志,演变成晚唐温柔婉约的抒情。无情,则无词。北宋之词,情盛,所以有如水草丰茂;南宋之词,两安之后,日渐枯萎。一部《人间词话》,*令人感慨的致命伤在于,不知词为情物。
就唐诗宋词阅读的审美观念之改观而言,本著只是开了个小小的口子。雾霾尚未清除,世人还须努力。(封面图画:元代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局部)作者: 林宥嘉,万金油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作者以细腻生动的文笔,分析了中国从古至今、各流各派的艺术杰作和其产生的历史、心理动因,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国艺术精神世界的大门。品读本书,你将领略到远古艺术的吉光片羽、商周艺术的惊蛇走虺、秦汉艺术的天马行空、魏晋南北朝艺术的复古开新、明代艺术的墨气淋漓、清代艺术的浑融大成、近代艺术的跋涉彷徨;你将与顾恺之、阎立本、张萱、周昉、韩滉、李公麟、张择端、苏轼、文通、赵孟姚、黄公望、文征明、董其昌、八大山人、石涛、吴昌硕、齐白石、林风眠等艺术大师面对面,体会他们创作的狂喜和艰辛……最后,本书将带你登堂入室,把握中国艺术的精髓。
作者: 陈燮君主编;上海博物馆编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简介: 17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经历了天崩地裂的鼎革,清王朝取代了明王朝,建立了统一中国的新政权。出身于仕宦世家的王时敏,入清以后不思为官,退身乡里,,潜心于书画创作。他和同里王鉴一起,继承了董其昌“画家以古人为师”的思想,开辟出以摹古、仿古为宗旨的绘画风气。他们师承的古人是以董其昌所推崇的董源、巨然和“元四家”为主的南宗传系,王时敏尤其倾心于元黄公望,从而将文人山水画的发展推向了新的进程。在清初,王时敏被誉为“画坛领袖”。王时敏之孙王原祁,走的是正规的仕途,他继承家学,并获得康熙皇帝的欣赏…… 本书由国内艺术史领域重要的研究学者多角度地呈现了四王研究的当代视野,也邀请了历史、地理、思想史、民俗等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时代和地区予以观察,撷取标注“17世纪江南”的历史切片,置于文化之“显微镜”下,探寻娄东画派的文化价值。
作者: 黄惇著
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简介: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借助马背上的骁勇,迅速崛起,统一蒙古族各部落,创立了蒙古汗国。数十年间灭西夏,又向西北扩展,征服俄罗斯与中亚、西亚,紧接着侵入长城关内。1234年,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与南宋联合灭了金国,占据了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并开始大兵压境向南进军。宋高宗咸淳七年(1271),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元世祖),取《易经》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定都大都(今北京)。至元十六年(1279)灭南宋,统一中国,结束了300年来国内各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元朝扩大了疆域,比之汉唐更为辽阔。战火连绵使人民痛不欲生,但其后南北统一却使各民族间的文化得比相互交流,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东西方之间因渠道畅通,科学、文化的交流传播也进一步发展。 蒙古定都北京,又以中国为汗国之中心,即是看中了当时在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汉文化和汉族的封建经济实力。“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在战争中,蒙古贵族首领逐渐改变了游牧民族的陈旧观念。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更注意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并以文治之道为立国之本。他采纳契丹人耶律楚材和汉人学者刘秉忠、姚枢、许衡等人的主张,推行“汉法”,所订制度,多参照唐宋体例。 元初,尽管因战争的原因,各民族得以广为接触,然因蒙古贵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族人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指西域人)为二等,汉人(指女真人和原金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契丹人)为三等,南人(指淮水以南原南宋人)为四等,因此汉族人民及汉族士大夫地位卑下,思想十分痛苦。尽管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统治者采纳了汉族儒士提出的“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的建议,重开科举制度,但因此走入仕途的儒生,依然很少。国家各级政权主要掌握在蒙古贵族手上,汉人入仕者仅为附庸。元世祖为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曾命程钜夫往江南访贤,征得儒士24人,赵孟頫居首选。赵氏出山以后,对元代书画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元代虽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在思想上却并没有重大的钳制,比较宽松。政治上的不平等待遇,使汉族士人仕途无望,于是许多人转向文学、艺术方面的奋斗,促使散曲、杂剧、书、画在元代有了长足的进步。 继宋词后发展出的元曲以及在前代基础上发展出的元杂剧,在元代成为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占有突出的地位,许多作品反映了当时人民的苦难、社会的矛盾,具有现实主义倾向,这显然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无望仕途,而与民间艺人和下层广大人民广泛联系的结果。尽管其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但那些鞭挞社会黑暗、歌颂纯真爱情的作品,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摆脱封建思想束缚的倾向,具有大胆的创造精神。 在绘画方面,元代如赵孟頫、李衎这样官居高位的艺术家毕竟太少,因此那些拒不入仕或不得志的文人画家,便以陶渊明为理想人物,而小隐于市。他们以山水画或梅、兰、竹、菊寄托情怀,抒发爱国之心与崇高的气节,导致了以重主体情感的写意山水画为主流的文人画的发展。其实即如赵孟頫亦属于在痛苦中度过一生的士大夫文人艺术家,他的作品亦以上述题材为主流,因而在思想感情上他与隐逸画家是一致的,元季山水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云林、王蒙无不受到他的影响。 书法的发展,与文学、绘画等各类艺术一样,都因元代统治者对汉族文人的歧视而受到影响。但由于书法的实用性一面,作为文字的载体,它是任何一个在中国的统治者都不可能回避的。元世祖不善书,却为了他的子孙能在这块汉文化的土地上坐稳江山,而令太子裕宗向指定的名儒学习书法,临写的大字珍藏于东观。其后英宗、文宗、顺帝都研习书法,文宗书受赵孟頫影响宗晋人,顺帝之子爱猷理达腊则书学虞世南。尤其是元文宗于天历二年沿“玉堂”旧制建立了奎章阁,由学士虞集撰《奎章阁记》,集因代法书名画作为内府收藏。元文宗还命柯九思为奎章阁鉴书博士,并在奎章阁集中了一批重要的书家,如虞集、揭傒斯、康里巎巎等。由蒙古贵族为统治者的元代,有此盛举,不能不说是书史上的大事。可惜奎章阁是短命的,仅仅五年,柯九思就因大臣争权、宗室内讧而被撵出朝延。 元代书法的发展最为突出的因素,客观地说还不是帝王于一定程度上的支持,元初的少数民族书家如辽宗室耶律楚材(1190—1244)等,虽善书,但也不足以有震动书坛的影响力。其最重要的因素仍是由于领一代风骚者赵孟頫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赵孟頫以精妙绝伦的书画赢得元世祖恩宠和朝野的好评,荣际五朝,官居一品,使得元代绝大多数的书法家仰慕于他。由于他书法推崇二王,提倡复古,影响甚大,因而形成了队伍庞大的赵派书家群。 赵孟頫虽身在高位,但一生始终有归隐之心,如前所述他的山水画开启了元四家,在艺术思想上乃与隐逸画家相通。因此这种被压仰的精神创伤不可能不反映于他的书法。书法既不同于绘画直接以形表现,也不同于他自己的诗词可以吟哦出内心的痛苦,只是书法反映得较为隐蔽罢了。在元人统治下,赵氏推重古法,不能不说有恢复传统的一点民族意识;他着意追溯晋人,取晋人之逸趣,也不能不说其有一点寻求超脱之意。他的书法以遒丽、秀逸为基调,以清新脱俗、高雅出尘开启了一代新风,将北宋苏、黄、米等提倡的文人书法,在南宋后期衰微之后,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其书法中体现的书卷之气,后来成为涵盖书坛近500年的楷模。诚如此,元代以赵孟頫书风为主流的书法,较之唐人缺雄放之气,较之北宋少奇逸之趣,则是元代的社会条件之局限使然。 元代的书家除开赵氏一脉,还有隐士一脉。尽管其中不少作者也受到赵氏影响,或因社会地位的共同性而具有一致的审美取向,但其中为数不多的隐士书法家,却有别于赵派书法的风格特征。他们虽具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却不能出仕而报效国家,苦闷的矛盾心理,使他们只能以书法来表现情性,因此比起赵氏一脉来,能更多地流露出自己个性,如吴镇、杨维桢、倪瓒、陆居仁等。虽然此脉远不及赵孟頫影响之大,但不可忽视他们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元代帝王为巩固统治还大兴宗教,对各教派基本一视同仁,佛教、道教、回教、基督教、犹太教都得以传播,其中因佛教和道教在蒙古统一天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因而此二教力量最强,影响量大。佛教寺院之多,道教庙观之大,都是空前的。与此同时,元代帝王采纳汉儒士主张,仍然推重宋代程朱理学,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念。所有这些都在元代的文学、戏剧、绘画中反映出来。元代书家留下了许多他们所抄写的佛经、道经,也正是宗教影响的结果。同时,更因佛教、道教的流行,涌现出一批佛家、道家书法家。例如中峰明本(1263—1323),钱塘人,俗姓孙,性睿敏,元代高僧,为高峰妙和尚的弟子。他是赵孟頫夫妇的佛门师傅。晚居浙江天目山,仁宗召聘不出,赐谥普应国师。书虽初学王羲之,然用笔尖起尖出,类“柳叶”,自居家数,其书作流传日本较多。又如一山一宁(1247—1317),俗姓胡,浙江台州人。南海普陀高僧,大德三年(1299)奉元成宗命,持诏书出使日本,后留住日本镰仓建长寺、圆觉寺和京都南禅寺。圆寂后日本人追赠“一山国师”,所传佛门学派世称“一山派”。其草书在日本极负盛名,日本当时的书家雪村友梅、虎关师炼均出其门。他的草书师承颜真卿、怀素,狂放有法度,元气淋离。有《雪夜作》、《六祖偈》、《法语》等墨迹传出,在日本尊为国宝。再如雪庵溥光,俗姓李,字玄晖,号雪庵。大同人。元代高僧。学兼内外,淹贯百家,书画俱入神品。其书学颜、柳,“善真、行、草书,尤工大字。国朝禁匾,皆其所书”。他的榜书还影响了高丽。此外,元代禅僧古林清茂(1262—1329)、明极楚俊(1262—1336)、清拙正澄(1274—1339)以及元叟行端、祖瑛、月江正印、龙岩上人、楚石梵琦、了庵清俗等,书法各具特色,表现了佛门书家特有的孤介绝俗之气息。因佛道书家并非元代书法的主流,后面不再展开。 由于元代是一个由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时代,因此少数民族中也涌现出一些汉化的高层知识分子。他们大都长期生活在中原,与汉族文人接触而受到感染,其中也不乏朝中重臣官僚,如康里巎巎、周伯琦等,都在元代书法家中身手不凡,并对后世书法颇有影响。这些少数民族书家对于交流各民族的文化艺术,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元代书法的发展,因其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士人的特殊地位所决定,这是我们了解元代书法时所不能忽视的。 二、元代书法的复古现象 元代的书法约可分为三期,前期包括蒙古王朝之初到大德之前,即指忽必烈的统治时期。蒙古统一中国之前,因战争连绵,书法不振,所以前期实际上主要指忽必烈灭南宋之后约20年间(1279—1294)。元初赵孟頫、鲜于枢、邓文原等可视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书家。中期指从成宗大德时代至文宗天历、至顺时代(1295—1331),元代的书法得以较为充分的发展。这一时期不仅是赵孟頫的书风风靡朝野,而且赵氏的学生辈如虞集、张雨、柯九思、朱德润等亦都活跃于江南和大都,更因文宗酷爱书画设立奎章阁,而使元延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书画艺术家。文宗以后至元末的顺帝时代(1333—1368)是为后期,这一时期康里巎巎 、周伯琦成为帝王身边最重要的书家。此外隐士书法在乱世中也得以突现。总体而论,88年间因赵孟頫的影响,元代书法整个表现出全面复古的趋势。 回顾历史,北宋书法在“宋四家”的倡导下,表现出强烈的文人写意特征。自宋南渡后,这种文人书法的写意特征却没有再得到充分的发展,模拟当代书家之风转而抬头。最突出的是苏、黄、米的影响,不仅在北地,金朝的书家竞相仿效,南方亦如此。宋高宗赵构曾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其《翰墨志》云:“本朝士人,自国初至今,殊乏字画名世,纵有,不过一二数,诚非有唐之比。”他自己的书法实践,即初从黄,再从米,而意识到须追本源后,则从智永上追二王,故其自云: 余自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众体备于笔下,意简犹存于取舍。至若《禊贴》,则测之益深,拟之益严。姿态横生,莫造其原,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 惜南宋为时代所限,宋高宗的这种以回归魏晋而图书法变革的思想,未得拓展。 元初赵孟頫的出现,使元代初期的书风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在赵孟頫之前,北方书家多宗颜鲁公,学习苏、米的人也不在少数。但自从赵氏书风的风靡,一股向晋人学习的复古潮流占据了整个朝野,即连由金入元的的鲜于枢,也力主归宗二王,并受到赵氏本人的浸染。古典主义的书风因赵氏的提倡,笼罩了整个元代,继而延续至明代中期。我们将书法史上的这一转折,看成是一次重要变革。 赵孟頫的书学思想,正来源于赵构,他在仕元之前,便从赵构书法入手。一是其为宋王室后裔,所谓嫡系之传;二是赵孟頫的书学观,受赵构影响颇深,只是仕元后赵孟頫因政治上的原因,隐匿不言而已。但一旦时机成熟,他便毫不隐匿自己的观点,而坦露俗继承宋高宗遗志的决心。赵孟頫言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于印章则提倡汉魏印章贵有“典型质朴之意”,抨击“新奇相矜”、“不遗馀巧”的世俗审美观;其“作诗文皆从李、杜、韩、柳中来,顿扫旧时(指南宋以来)之气习”。因此他的艺术审美观完全是以崇古为立场的,这种崇古思想,导致了他在书法上以晋人书风为尚,再由魏晋上溯两汉、先秦、所以他广涉行、楷、今草、章草、隶书]、小篆乃至籀书。由于赵孟頫的影响,各种书体在元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吾衍、吴叡、周伯琦等多数书家以篆隶名世;印章亦因赵、吾的倡导而由实用艺术转而成为文人艺术,并得到自隋唐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元代的篆隶艺术和文人印章艺术成就,向不太被人重视,而实际上是书法史上不容忽视的一页,对以后明清时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草一体,唐宋罕有人作,而在赵的影响下元代则不乏好手,鲜于枢、邓文原、康里巎巎、俞和等均擅章草,元末宋克法前人而创造性地将章草与今草糅合,使章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此外小楷的振兴,也与赵氏的身体力行有关。这些风气使元代书法反映出鲜明的全面复古现象。 赵氏的书法观,集中体现在这样一句话:“当则古,无徒取于今人也。”所谓“则古”,即以古法为准则;所谓“今人”,则显然是针对南宋以本朝书家为法的风气而言的。因此赵氏的崇古书法观,正与赵构合拍。不论其初衷如何,客观上却显然有着振兴之意,犹如唐宋八大家之古文运动,乃借古以开今,以法古而力矫时弊也。虞集曾说: 大抵宋人书自蔡君谟以上,犹有前代意,其后坡、谷山,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米元章、薛绍彭、黄长睿诸公方短古法……米氏父子书最盛行,举世学其奇怪,不惟江南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书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于湖之险,至于即之(张即之)之恶谬极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学颜书,虽刻鹄不成,尚可类鹜。而宋末知张之谬者,乃多尚欧阳率更书,纤弱仅如编苇,亦气运使然耶!自吴兴赵公出,学书者始知以晋名书。 此段话精辟地概括了赵氏开一代书风的原因,也将赵氏在书法史上的突出贡献阐明。 明代的董其昌一生以超越赵氏为目标,正是从赵孟頫本身超越宋人这一点上得到的启示。大凡书史上开派的一代宗师,都清楚前辈人的笼罩是开启一代新风的最大屏障,因而注意师法文人书法本源。而赵孟頫所领导的这一古典主义的回归潮流,正具有了这种特征。董其昌云: 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或曰意不胜于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为书耳,非有古人之意也。然赵子昂则矫宋之弊,虽已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诃,盖为法所转也。 这一高屋建瓴的评论,以意与法的辩证关系观照书史,既含蓄地批评了宋人欠法、元人欠意,又含蓄地肯定了宋人取意、元人取法而各能超越前代的优势。而董的意、法统一目标,正是晋人的韵。然平心而论,他的这一目标实是与赵孟頫相同的,只是赵氏所处的时代,既不可能有苏东坡那种抒发个性的自由境界,也不能似米、黄那样狂放颠逸而振迅天真。他也并非完全如董氏所云“虽已意亦不用”,而如宋濂所评的那样,“笔意流动而神藏不露”。客观地说,这是赵氏书法的长处,亦是其弱处。这种在全面回归中恢复古法纯洁性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个性情趣在更深层次上的拓展,并因此而成为这一书法潮流的主要特征。诚如此,以赵氏崇古导致的元代书风,以其典雅、秀逸的书卷之气,为文人书法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 三 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的开端 元代书家中,书、画集于一身者十分普遍,较之宋代更向前迈进一步,苏轼、米芾尚未在画面上加以题跋,而元代书画家如赵孟頫、柯九思、倪瓒、吴镇、张雨、杨维桢等,均喜在画面上题跋、钤印。画成之后,将时间、姓名、作画的感受、题画诗跋于画上,再钤上印章,一可补意之未尽,二可使文学、书法、印章与画相映成趣,增加了形式感。这种题跋的形式使元代文人画形成了新的风尚。与此同时,画中的书法用笔,在崇尚古法思潮的影响下,也越来越被人重视。赵孟頫诗云:“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这种观点可视为此时画家自觉地将书法融入绘画用笔的代表。柯九思善写竹石,他甚至认为“写竿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法,或用鲁公撇笔法;木石用折钗股、屋漏痕之遗意”。由此元人在观赏柯九思《竹木图》时,如此写道:“绝爱鉴书柯博士,能将八法写疏篁。细看古木花藤上,更有藏真长史狂。”元代以书法笔法观照绘画的认识,一方面乃由元人重视恢复古法派衍而出,另一方面也丰富了自北宋以来文人画的用笔技巧。反之文人画在元代的发展也大大促进文人学习书法的欲望,因而成为书法本身发展的一种动力,当时的书画家力主以书入画,认为“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所在”。画上的题跋与以书法入画的风气,使元代书法与文人画紧密结合起来,对后世的书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作者: 孙勇,孙思导 编
出版社: 2004-8-1
简介:中国绘画艺术源远流长,历经各代名师巨匠的创造研究,在题材内容上业已演变成山水、花鸟和人物三大主要门类,并各领风骚,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其中尤以山水画独树一帜,为历代文人雅士所喜好,从唐赵伯驹《千里江山图》到宋荆、关、董、巨,再到元“四大家”之黄公望,倪云林、吴镇、王蒙以及明沈周,董其昌等辈代不乏人,无不钟情山水,表现山水,并以之寄托情怀,而山水画的不断发展,促使诸多流派风格的不断形成,它们不仅在立意、构图、笔墨表现、设色等方面苦心经营,而且在画中的点景人物、点景车马、点景小船舟艇甚至小桥栈道、问宅亭台楼阁上匠心独运、煞费苦心,不仅丰富了画面的表现力,而且使山水画的主题得翻了升华.使之“可行、可望、可居、可游”(北宋郭熙《林泉高致》),成为纵览山河,怡悦性情的理想载体。 有鉴于此,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历代山水画中撷取相关点景题材,分为人物篇,车马篇.小船舟艇篇,小桥栈道篇和间宅亭台楼阁篇五册,经现代电脑科技放大制作并按不同门类予以编排,以期使中国山水画爱好者及研究者在创作或鉴赏研究时,不仅能看清点景之形象,而且可借鉴参考古人的表现方法,从而对创作、鉴赏、研究有所裨益。
作者: 何善蒙著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简介:寒山,一个唐代的诗人、一个在中国正统文学中长期没有地位的隐者,竟然在100多年以后成为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垮掉的一代”、“嬉皮士” 运动的鼻祖。本书为你全景式地展现了这位隐逸诗人的人生画卷。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王羲之、谢灵运、骆宾王、孟郊、寒山、赵孟頫、黄公望、王蒙、茅盾、夏衍、郁达夫、竺可桢、童第周……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贯彻省委省政府号召推出的文化工程,推出了100位古今浙籍文化名人传记。本书为丛书之一,介绍的是隐逸诗人--寒山。
作者: 阎安编著
出版社: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简介:石涛,清代画家,本姓朱,名若极,广西全州人。法名原济,字石涛,别号苦瓜和尚、大涤子、清湘老人、瞎尊者、零丁老人等。石涛山水画名极盛,自成一家,既善借鉴古人之长,又力主“搜尽奇峰打草稿”,注重外师造化。其山水构图新颖奇异,笔墨雄健纵恣,极富变幻。皴法主要源于董源、巨然、黄公望、王蒙一路,根据山石自然结构,使用披麻皴、解索皴、云头皴、荷叶皴、折带皴,或密或疏,或干或湿,随机而化。尤喜用湿笔,运墨清健洒脱,以笔墨之相互渗化融和,表现山川苍茫、朦胧、浑厚之态。其章法一变古人定格,破空而来,出奇制胜。石涛作画讲究气势,于豪放郁勃、宏博奇异的境界之中寓有静穆的气氛。山水画作品传世很多,代表作有《山水清音图》、《搜尽奇峰打草稿》、《泼墨山水》、《云山图》、《海晏河清图》等。 石涛亦工花果、兰竹,多用水墨写意,行笔爽利峻拔,用墨淋漓酣畅,造型丰腴清新。《墨荷图》、《蕉菊图》、《梅竹图》等皆为存世佳作。 石涛,明清时期最富有创造性的杰出画家,在绘画艺术上有独特贡献,成为清代最有成就的画家之一。更多>>
作者: 刘晓红编著
出版社: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7
简介: 绘画艺术是人类凝固的历史、无声的语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承载体。作者通过细腻生动的文笔,以通行的绘画史为框架,向读者展示出一幅中国绘画的长卷,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中国艺术精神世界的大门。 翻开本书,您将领略到远古艺术的吉光片羽、商周艺术的惊蛇走虺、秦汉艺术的天马行空、魏晋南北朝艺术的复古开新、明代艺术的墨气淋漓、清代艺术的浑融大成;您将体会顾恺之、阎立本、张萱、周昉、韩滉、李公麟、张择端、黄公望、文征明、董其昌、八大山人、齐白石等艺术大师创作的精神与才华。最后,本书将带您步入壮丽辉煌的中华绘画艺术殿堂。
作者: 翟永明 著,商伟 评论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5年11月
简介:本书以《富春山居图》为创作灵感与素材。在这首长达三十节的长诗中,诗人频繁地往还于当下与过去之间、出入于现实与画卷内外,以个人真实的和想象的行旅为主线,串连起当代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蒙太奇画面,最终将横跨今古、时空交错的一幅宏大“风景”,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在这趟穿越古今的行旅背后,既有作者的怀古之幽思,也融入了作者对人类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的思考。作者旁征博引,诗备众体,将古典山水诗、游记、画论和题画诗熔汇一炉,让这些源远流长的生命血脉注入了新诗的当代意识,是当今的诗坛上的一项创举。
作者: 倪瓒著;江兴祐点校
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
简介:倪瓒,元代画家、诗人。字泰宇,后字元镇,号云林,又署云林子。画史将他与黄公望、吴镇、王蒙并称元四家。明清时代受到董其昌等人推崇,常将他置于其他三人之上。《清閟阁集》是其诗文集。
简介:《中国古代书画图目(1)(精)》中国古代书画真迹佳品汇编。是研究中国书画的大型工具书。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1986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在北京出版。所收作品概以原作照相制版,胶版单色精印, 8开本,精装。该书反映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1983~1984年在北京地区的鉴定成果,收录了故宫博物院临时代存的私人藏品部分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北京市文物局、首都博物馆、北京画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国文物商店总店、北京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荣宝斋、北京市文物商店和徐悲鸿纪念馆等13个单位的部分书画藏品。计有:晋至元代作品46件,明代作品340件,清代作品634件,共1020件。其中:既有流传有绪的佳作,如晋王羲之的《行楷书千字文》卷,北宋前期祁序的《江山放牧图》卷,元黄公望的《溪山雨意图》卷、倪赞设色《水竹居图》轴;又有在鉴定中新发现的精品,如明郭纯的《赤壁图》轴、石锐的《山店春晴图》卷、金湜的《葡萄》卷、祝允明的《楷书毛珵妻韩夫人墓志铭》册,清朱耷的《秋窗韵静图》轴等。不少书画作品还附有历代名家题跋和钤印。作品编排以文物收藏单位为单元,每单元按中国的历史朝代排列,各朝代作者又以其生存年代为序,并对每件作品的质地、墨色、尺寸、创作年代作了说明。在鉴定过程中,对少数作品的真伪看法,则一一标出各自的鉴定意见。卷首有前言、编辑说明;卷末有编后记,并附有英文前言、英文编辑说明和《中国古代书画目录》。 该书系《中国古代书画图目》首册,其它各册将陆续编辑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版全面系统介绍中国古代书画的多卷本大型工具书。是研究中国古代书画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料,对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园林、服饰、风俗、典章制度等也有参考价值。
作者: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 编
简介:本卷收画家二十四人,作品九十五件。虽然“松江派”风行遐迩,虽然邵弥与李流芳、卞文瑜等人与董其昌同为“画中九友”,但还是在笔墨中显示出自己的一些个性。更不必说恽向、倪元璐和杨文骢了。恽向从董、巨入手,化繁为简,画风枯简面近倪、黄;倪元璐以画入画,风格古拙;杨文骢出入巨然、惠崇,画风荒率萧寒。在这个时期,颇为突出的画家是创“武林派”的蓝瑛。他于绘画各科俱工,山水泛学郭熙、“二米”、李唐、马达、夏圭、尤得力于黄公望与沈周、造就了精熟的功力和对物象进行变形和抽象组合的能力,为明末山水画增造出了一种较为特殊的类型。由于受到学养的局限,蓝瑛的成就未能超越“吴门派”与“松江派”,但他在造型夸张和抽象组合方面的才能启发了后来的陈洪绶和禹之鼎。不过他们的成就已在人物画上了。
作者: 潘运告主编;运告译注
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简介:元代画论,当以赵孟頫的理论主张影响最大。元四家在其作画贵有古意的影响下,皆以复古为意,然都不照摹古人,而是求与古人神髓相合,出已之新意。 本书除辑录赵孟頫、倪瓒的画论外,还辑录有李衎的《竹谱》、黄公望的《写山水诀》汤垕的《画论》和《古今画鉴》、王绎的《写像秘诀》、盛熙明的《图画考》、夏文彦的《图绘宝鉴》。《竹谱》详述竹之画法,连黏帧、矾绢、调色和用墨方法也皆述及,同时具载各地各类竹之生态,可谓画竹及竹之百科。《写山水诀》偏重论述水山画法,言简意赅,阐述精辟,是黄公望对前辈和他自己从事山水画创作的经验总结,对明清山水画创作和理论的影响颇深。《画论》我从画法立论,尤得鉴赏要旨:《古今画鉴》不以考证见长,而多偏重于笔墨气韵之间;汤垕强调画的气韵、风神、笔意、笔法,要自出新意,主张当以意写之,不在形似,而以形似为末节。《图画考》和《图绘宝鉴》两书皆是对前人画论摘录的汇编,作者自己的见解不多,故这里对二书各摘录一小部分,以示其大略。 更多>>
作者: (明)董其昌 书
出版社:古吴轩出版社 2004年06月
简介:董其昌,(1555-1636)明代著名书画家。字玄宰,号思白、思翁,别号香光。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谥叫文敏,因称董文敏。万历七年(公元1589年)举进士,历任编修,湖广副使、太常寺卿,礼部侍郎,南京礼部尚书等职,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辞官,以太子太保衔养老于家乡。他的字、画以及书画鉴赏,在明末和清代名声极大。善画山水,远师董源、巨然和黄公望。其画风笔意安闲温和、清新秀丽。他提倡用摹古代替创作。又以禅宗的南北派比附绘画,称“南北宗”。他是尚南贬北,抬高文人画的地位,打击压制和他相抗稀奇的“浙派”。其山水作品,用笔柔和,秀媚有余,魄力不足,缺乏气势,且多辗转摹仿,如《峒关蒲雪图》、《溪山平远图》等,皆为摹古之作。其作品留传至今的有:《山水》、《夏木垂阴图》等。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画旨》、《画眼》等。
作者: 和金星 著
简介:浅绛是中国山水画的一种技法,为元代画家黄公望所创。清末,景德镇瓷画师们把这种技法运用到了瓷画中,并延伸到花鸟、人物的创作中,逐渐发展成为自成一体的瓷画艺术门类,后人就把它称为浅绛彩瓷。浅绛彩瓷画多是以古代文入画和海派画家的画为蓝本的,因此常书有“仿某人画法”、“抚某人笔意”等语。如“仿元人之法”、“仿华秋岳法”、“抚八大山人笔意”等。从清末到民国初,浅绛彩瓷在中国瓷器史上活跃了60多年,给今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浅绛彩瓷由御窑厂的画师们发端,一开始就成为中国文人雅强。舞燕劳闲阶级的雅玩,受到热烈追捧,程门、金品卿、王少维等大师们的作品在当时就非常珍贵。后来有大量画师、匠人投入到浅绛彩的创作中,作品水平参差不齐、匠气日重,最终致使该创作走到了尽头。 浅绛彩瓷壶仅仅是瓷壶大家庭里的一员,在它之前的青花、粉彩、色釉等瓷壶不乏高贵、华丽、精美,特别是官窑壶,价值连城。在它之后的新粉彩瓷壶,因有“珠山八友”及王步等人的天才创作,又出现了瓷壶艺术的高峰。但浅绛彩瓷壶用自己的艺术特质打动了许多人,许多人为之倾倒。我就是这许多人中的一员,十多年来,执着地热爱浅绛彩瓷壶,偶有所得,便心潮澎湃,反复把玩,爱不释手,几近痴迷。虽不曾拥有大师级的作品,但那些二流名家的作品已足以让我陶醉。
作者: 钱明著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
简介: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生于浙江余姚。父王华,在明成化十七年辛丑(1481年)中了状元,王守仁就随父移居绍兴还到过北京。王守仁是我国宋明时期主观唯心主义集大成者。他发展了陆九洲的学说,用以对抗程朱学派。他广收门徒,遍及各地。死后,“王学”虽分成几个流派,但同出一宗,各见其长。他的哲学思想,远播海外,特别对日本学术界以很大的影响。王守仁不只是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一生著作甚丰。他死后,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是《传习录》和《大学问》。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王羲之、谢灵运、骆宾王、孟郊、寒山、赵孟頫、黄公望、王蒙、茅盾、夏衍、郁达夫、竺可桢、童第周……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贯彻省委省政府号召推出的文化工程,推出了100位古今浙籍文化名人传记。本书为丛书之一,介绍的是儒学正脉--王守仁。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