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May Fourth Movement
作者： (美)周策纵著
出版社：岳麓书社,1999
简介：“五四”期间的中国人不像清末的中国人，清末的中国人以为他们的重大责任只不外是“富国强兵”，对帝国主义根本上的种种危险茫无所知，“五四时期”的中国人却明白当前的急务是把中国从列强的辖制下解救出来。他们团结群众的口号是“救国”。这个口号，最初出现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以后，到了“五四”期间就更是广泛流行了。这反应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中国在现代世界里挣扎求生存所遇的种种危机已经有所觉醒。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所带来的耻辱和其后所发生的事件更大大加速了这个觉醒。
那是在1915年1月18日，一个阴冷凄凉的晚上，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HiokiEki)一反正常外交途径，在一个私人的会晤中，向中国总统袁世凯呈递几页写在有兵舰和机关枪水印的纸上的文件，这便是恶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要求”。日本公使在向袁世凯呈递这些要求前，警告中国政府必须“绝对保密，否则须负所有严重后果之责。”在开始谈判时，日方也显得极端神秘。日本采用这些特别水印的纸，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对文件内容和意图的一个威胁暗示。这些要求对中国人民自尊心的损害之大，是真正的坚船利炮也从来未能做到的。
从这些要求，日本实际上要控制满洲、内蒙、山东、中国东南沿海区域和长江流域的各地。假若中国答应了这些要求，上面所说的这些地方都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整个国家的经济和行政也都要受日本操纵。其中第五项要求，日本更是意图实际上完全剥夺中国政府的对内控制权。所以这项要求的内容，日本最初怕让其他列强知道。根据这项要求，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必须雇用有决定性影响的日籍顾问；日本在中国土地上有权建立日本医院、教堂和学校；重要城市的警察必须由中日合作组织和管理；中国所需军器的半数或以上更要购买日本出产品，或准许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中日合办的兵工厂。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种种类似意图控制中国的要求。
随着条件提出后而举行的中日谈判，继续了差不多四个月。最后，在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不加修改地接纳一、二、三、四项内所有的要求和第五项内有关福建的要求。”第五项内其他比较苛刻的项门都删掉了。面对这个威胁，又面对要求提出以后已经开入中国境内的日本军队，袁世凯政府不待国会通过——根据宪法，这类事务必须经国会通过，可是当时国会已经被袁解散——在5月9日下午1时便接受了日本最后通牒中所有的要求，并在5月25日签订了中日协约。
在谈判期间，中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策，就是利用外国和中国的新闻界以争取道义上的支持。虽然日本吩咐严格保守秘密，要求的内容还是逐渐被中国的官员泄漏给新闻界厂。当中国的报章杂志与舆论一致抗议日本的要求时，政府却放松传统政策，没有加以管制和压抑。谈判进入第二期的时候，日本的外务大臣加藤高明(KatiTakaaki)男爵要求中国政府对新闻加以审查管制。第三次会议时，日置益向中国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1871—1949)抗议中国政府一反传统习惯，不止对报界言论不加管制，更利用这些言论来帮助中国谈判。对这个抗议，陆征祥的回答是：“现在已不再是满洲人统治的时代了，中国人已经享有新闻自由。”陆的答辩当然似是而非，在袁世凯的政权下那里有真正的新闻自由。袁世凯对这次谈判的政策无疑只是要暂时争取群众对他个人支持。事实上当时中国政府也正式承认采取这种政策，再者，在答复日本要求共同拥有汉冶萍煤铁公司时，袁世凯就藉口说该公司是私人企业，中国政府无权干预。
在当时那种政治混乱、社会落后和军阀统治的情况下，这次事件可说是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第一次能够大规模公开表示他们的意见。新知识分子代表国民表示对“国耻”观感的声音响遍全国。当谈判还在北京进行的时候，中国各地都有激昂的表示。差不多所有中国的报刊杂志都表现出强烈的反门情绪。中国留美学生听到报导说“国内各地都表现出爱国忧国的情绪”便感觉十分高兴。19省的都督向中央呼吁不要对日本的要求屈服。据说每天总统府“潮水般涌进”无数的信件和电报，都是中国人民为了表示他们的愤慨而发出的。
当政府因为最后通牒而接受日本的要求以后，中国民众的愤慨达到了高峰。“毋忘国耻”的标语全国各处都可以看到，或者涂写在墙壁上，或者附在商品的商标上，或者印在信纸信封上。”5月7日和5月9日立刻被命名为“国耻纪念日。”蒙受国耻的经过也写进了教科书。”
若要说明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在救国运动里发展的密切关系，首先要知道1916年10月寺内正毅(TerauchiMasatake)继大隈重信(OkumaShigenobu)出任首相以后，日本对中国政策的转变。大隈一直同时支持中国的革命党和满清复辟运动派，希望用这种两面政策能抑制袁世凯的势力。“二十一条要求”是他对华政策的高峰。但寺内掌握政权后，他任命胜田主计(ShodaKazue或Katsu-daShukei)为财政大臣。这时日本的经济正面临空前的战时繁荣，到处都有过剩的资本可供发展新的企业。因此胜田就开始提倡所谓“菊分根”(菊の根分け)政策，即用贷款和投资方式，在中国建立经济的支根，并且化中国为日本殖民地。此外，口本驻华公使林
权助(HavashiGonsuke)也建议协助段棋瑞，而不再支援反对北京政府的国民党。这新政策的结果是：1917年1月到1918年9月期间，日本给段祺瑞巨大的“西原借款”。
受到这些借款的影响，段祺瑞政府变得越来越依赖日本，并且因有日本的经济支援，段氏本人巩固了他在国会的势力。1918年3月7日(可能在1917年8月就开始了)段的参谋长徐树铮，得到以曹汝霖为首的财务部的支持，组织了一个势力雄厚的机构安福俱乐部。由这机构收买了大多数国会议员的拥护。1918年秋季以后垄断了北京国会，并占据了大部分的行政要职。这件事很弓起政府里其它集团的猜嫉和公众的不满。
在北京政府与日本缔结丁秘密军事协定之后，情势就更趋恶化了。1918年苏联与中欧同盟国同意休战，双方并公布废除一连串1907到1917年间由沙皇政府鉴定的俄日秘密协约。在这些协约里日俄两国计划由中国夺取东北和蒙古，并阻止中国接受任何另一列强政治方面的援助。”在此公布发表之后，日本获得段祺瑞的同意，在1918年3月到5月间与他协商“中日军事共同防御协定”。在这些条款之下，中国政府让予日本种种权利，下列只是其中数项：日本有在东北北部和外蒙驻军的权利；以防阻列强或苏联入侵为藉口，日本有权使用中国的军事地图；有权在中国陆军和海军里仟川㈠本教官。双方政府对条款的内容一直保守秘密。直到1919年2月，在上海和谈中，由于南方政府代表的要求，北京政府才公布这协定的一部分。
可是，即使在这之前，北京政府对这次外交发展，也没有能把人民大众完全蒙在鼓里。早在1917年春，政府的亲日活动已引起民众舆论的强烈抗议。由陈友仁(EugeneChen)所办中英对照的《京报》(ThePekingGazette)，在1917年5月18日就登出了一篇标题为《出卖中国》(SellingOutChina)的社论，透露出后来发展为军事协定的一些中日协商，并公开指摘段祺瑞政府卖国。结果陈友仁因此入狱，该报也立刻被政府查禁。到1918年夏，大众舆论向政府要求公布这条约。中国留日和留法学生也示威抗议秘密外交。尽管有日本军警的干涉，中国留日学生仍然于5月5日在东京开成了会，会中决定他们全部(约有3000人)在5月20日以前集体回国。他们还组织了一个“留日学生救国团”，以全体留日学生为会员，并由旅日的中国商人提供经济支持。5月6日正东京的另一次集会中，约有4位或6位中国学生代表被日本军警逮捕。这事件使得学生的情绪更加激动了。”
1918年5月12日留日中国学生开始集体回国。5月2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一规定，强迫他们回日本，声明由于条约的军事性质，不能对外公布；学生若要救国，应当继续学业，而非放弃学业。“但回国学生却不顾政府的威胁，在上海继续他们的救国团活动，并有部分学生，包括曾琦、王兆荣和喻义等，在上海创办了《救国日报》。曾琦在这报里发表了一连串的文章，要求中国青年加入救国工作。这些文章后来在北京收集重刊成一种小册子，标名为《国体与青年》。
北京政府对“五四事件”最初的反应似乎是踌躇和迷惑。起先总统徐世昌本不坚持要严惩学生。“五四”晚上曹汝霖召集他的同党在六国饭店开秘密会议，商讨对付学生的办法。开会的结果并未透露。次日在上总统书里他请辞交通总长职，并对他在政府所做工作有所辩白。接着陆宗舆也照样向总统提出辞呈。曹当时的看法，一方面以为事件乃反对党派所造成，再方面学生只是受了过激派所鼓动。所以表面上看来，曹对学生的态度似乎是温和。同时，教育部在温和派的旧式士大夫傅增湘(1872—1950，字沅叔，四川省江安县人，光绪戊戌翰林。1891年曾从吴汝纶学，其后六年问任职杭州求是书院。傅是著名的古书收藏者和版本学专家)总长领导之下，似乎想要妥协和安抚学生。5月4日下午10时有下面这个报导，很可反映这一态度：
学生的集会游行，都加以劝告自动解散。教育部命各校校长严格控制学生，接纳以曹家着火是因电线走火的说法来释放被捕学生。曹本人也曾表示，如果骚动真会渐渐平息，他也不愿意严惩捣乱分子。
然而这种态度不为政府里的军人和旧派官僚所接受。5月4司晚上政府要人在总理钱能训家里开会决定处置办法。控制政府和作曹后盾的安福系及其他亲日分子联合一些旧派官僚，坚决要习猛烈的手段来惩办学生和学校。并且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起见，对总统和总理大施压力。
这些保守人士对学生和学校的态度是易于了解的。自从1917年春蔡元培任北大校长以来，因为有些教授和学生连续攻击儒家和传统伦理与习惯，并公开批评军阀主义和政府的外交政策，北京政府里的军人和各色元老都对北大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段棋瑞本人因在任总理期间被学校散发的小册子所攻击，也把大学看成眼中钉。1918年5月21日学生请愿以后，军阀和北京学界的冲突更深。如前文所述，1919年3月因为政府对北大的压力，使陈独秀辞去了文学院长的职务。因为有这种长期冲突的背景，“五四”游行示威实际上便成为新知识分子对政府里的军阀公开宣战。于是军阀也认为这是合适的机会和借口来惩罚学校。
因此5月4号晚上在总理家的官方会议中，保守集团提出强烈的要求，封闭北京大学，撤换北大校长，并严厉处置被捕学生。所有这些提议几乎一致通过，使傅增湘的薄弱反对毫无作用。
接着行政当局便下令司法部查明事实，以便惩罚对“五四事件”有责任的人。5月5日教育部下令限制学生活动，同时北京的军警戒备加强，用来控制学生的活动，北京政府已准备把被捕学生移交法庭处置。
北京政府在“五四事件”以后对当时情况的处理，从开始就犯了严重的错误。在这么一个有长期背景的艰难情况之下，在他们没有正确估计社会一般人士对青年学者的支持以前，就轻率对学生和学校实施猛烈报复的手段，虽然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的领导人在游行示威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们并不是惟一和游行示威有关系的人。例如：不但是新知识分子主动支持反日态度，就是旧派知识分子，包括很多赞成旧式文学的教员和学生在内，也主动支持。甚至林纾(他替旧文学辩护的精神已在前章提过)，在“五四事件”几周以后也宣布他对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