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易经全译
作者： 刘大钧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
[书摘:]若进一步考察思孟学派所称誉的“中道”，可发现其具体体现在“诚”上。
郭老在《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中指出：思孟学派“与仁义礼智为配是‘天道’，‘天道’是什么呢?就是‘诚’。‘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其在《中庸》，则是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并说“诚是中道”。
由此可见，思孟学派所推崇的“诚”不仅体现“天道”，在人道中又与“中道”联系在一起。
带着这样的认识，让我们再拿这个“诚”的标准与《文言》中的“诚”对照一下。《文言·乾》：“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又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因为《文言》释“诚”的这些话，旨在解释取象于天的《乾》卦，显然已将“诚”与天道联系在一起了，又讲到“德而正中”及“庸言之信，庸行之谨”，其与《中庸》之“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如出一人之手!自然也是以守“中道”来存其“诚”的，可见对“诚”的认识，《文言》与思孟学派亦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中庸》曾提出“凡为天下国家的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读《易大传》，我们发现《中庸》的这些治国思想，在《象》《彖》中，几乎全部可以找到。还有，《中庸》时时表现遁世思想。“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文言·乾》亦说：“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象·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因思孟之学乃渊源于曾子，自然，《中庸》作者也是很清高的：“在上位，不凌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
而《系辞》也说：“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
《中庸》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文言》则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中庸》说：“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系辞》：“曲成万物而不遗。”“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
意味深长的是，《文言·乾》：“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系辞》：“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中庸》也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
《文言》《系辞》《中庸》都以“天”“地”“四时”“日”“月”依次对举，何其一致！重要的是，这里面是否透露出思孟学派“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的内容呢?
因为郭老在《十批判书》中曾引《礼记·月令》：“天秉阳，垂日星，地秉阴，窍于山川，播五行于四时，和而后月生也。”认为《月令》是属于思孟学派的撰述(《儒家八派的批判》)，而这段文字亦是以“天”“地”“四时”及“月”以次对举的。不可忽视的是“播五行于四时”一句，既然《文言》《系辞》《中庸》都以与《月令》同样的次序提到了“四时”，是否这里面也含有“播五行于四时”的内容?只不过在当时这样的书俱在，并无说明的必要罢了。
总之，由以上所考看，《易大传》之《彖》《象》《文言》等为思孟学派所整理、润色，《系辞》中亦有思孟学的内容，当是比较清楚的事实。
《易纬·乾凿度》：“三画以下为地，四画以上为天。”“动于地之下则应于天之下，动于地之中则应于天之中，动于地之上则应于天之上。”这就是说，在六画之象中，其初爻与四爻，二爻与五爻，三爻与上爻之间，汉人认为有着一种呼应的关系。这种呼应关系被汉代易学家称之谓“应”。举《否》卦为例。在这一圭咻中，初六爻“应”九四爻，六二爻“应”九五爻，六三爻“应”上九爻。其他卦亦同此例。
现在，让我们看看汉人在《周易集解》中是如何运用卦体中这种“应”的关系来解《易》的。如《临》卦初九爻：“咸临，贞吉。”虞翻注谓：“得正应四，故贞吉也。”意思说，初九爻为阳爻，又在阳位，阳爻居阳位，故谓“得正”。在这一卦中，初九爻应六四爻，故谓“应四”。六四爻为阴爻，又居阴位，也“得正”，由初九爻与六四爻这样两个“得正”的卦爻互“应”，虞翻认为这就是此爻“贞吉”的原因。另如《大有》卦九二爻辞中“有攸往无咎”一句，虞翻注曰：“二失位，变得正应五，故‘有攸往无咎矣’。”意思是说，九二爻是阳爻，然而如前所述，在六画之象中，第二爻却是阴位。按照当时汉人的说法，阳爻在阴位是“失位”的，故说“二失位”。若此阳爻变而为阴爻，以阴爻居阴位是“得正”了，再与六五爻相“应”，就可以“有攸往无咎”了。所以说“变得正应五，故‘有攸往无咎’矣”。再如《睽》卦卦辞中有“小事吉”一语，《周易集解》引郑玄注曰：“二五相应，君阴臣阳。”意思是说，在这一卦体中，九二爻与六五爻有着相“应”的关系。六五爻为“君”(汉人以第五爻为天子，详见后)，然而却是阴爻，九二爻是阳爻，但却是臣爻，同时，又是阳爻居阴位，阴爻居阳位，互相“失位”，所以此卦只能“小事吉”了。
汉人就是这样运用“应”的关系，解释着《周易》的卦爻之辞。
所谓“据”，在一卦的卦体中，一般指阳爻立于阴爻之上，则此阳爻对于下面的阴爻称之谓“据”。
举《未济》卦为例。在这一卦体中，九二爻在初六爻之上，就是九二爻“据”初六爻，古人解《易》之书称谓“二据初”。以《蒙》卦为例，《周易集解》引虞翻注该卦九二爻曰：
“应五据初。”意思是说，在这一卦体中，九二爻应六五爻，故曰“应五”。同时，九二爻为阳爻，初六爻为阴爻，九二阳爻既在初六阴爻之上，就是九二爻“据”初六爻了，故谓“据初”。再如《噬嗑》卦上九爻“何校灭耳，凶”，《周易集解》引荀爽注曰：“据五应三。”意思是说，在这一卦体中，上九爻为阳爻，六五爻是阴爻，上九爻在六五爻之上，故称“据五”，上九爻又与六三爻有着“应”的关系，故谓“应三”。
用“据”的关系分析一个卦体的卦象时，往往也有这种情况：在一个卦体中，若只有一个阳爻，其余都是阴爻，而此阳爻的位置在卦体中又比较偏上，则此阳爻对其余阴爻皆可以称“据”。如《豫》卦九四爻“由豫，大有得”一句，《周易集解》引虞翻注曰：“据有五阴，坤以众顺。”意思是说，在这一六画之象中，九四爻为阳爻，它一爻可以“据”其他五阴，《豫》卦内卦为坤，坤为众，故谓“据有五阴，坤以众顺”。
所谓“中”，又被汉以来的易学家们称为“居中”“得中”“处中”等，一般系指一卦卦体中的第二爻与第五爻(但也有例外)，因为第五爻为外卦之“中”，第二爻为内卦之“中”。以《需》卦为例，在这一卦体中，九二爻居内卦乾的正中，九五爻居外卦坎的正中，所以凡在第二爻与第五爻，古人注《易》时，皆谓之“得中”“处中”等。如《临》卦九二爻“咸临吉，无不利”，《周易集解》引虞翻注曰：“得中多誉。”意思是说，九二爻位置在内卦之“中”，故日“得中多誉”。再如注《观》卦九五爻“观我生君子无咎”，虞翻曰：“得道处中，故君子无咎矣!”意思是说，九五爻在君位，为得道之位，它又处外卦之“中”，故谓“得道处中”，虞翻认为这样便可以“无咎”了。
以上我们简略叙述了“六画之象”中的“承”“乘”“比”“应”“据”“中”。如果我们看汉唐以来各家《易》注，必然会遇到他们运用这些术语分析卦象，阐释经文。故应对这些术语有个粗浅的了解，以便于掌握自汉唐至明清传统研究《周易》的方法。
何谓“方位之象”?方位之象指八经卦所象征的八个方位。即：乾为西北；坎为正北；艮为东北；震为正东；巽为东南；离为正南；坤为西南；兑为正西。
这“方位之象”在《说卦》中有论述：“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乾，西北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
至宋，这“方位之象”又有“先天方位”与“后天方位”之分。《说卦》中论述的八卦方位被称作“后天方位”。按宋人的说法，这“先天方位”是：乾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巽西南，艮西北，兑东南。关于“先天方位”的来源，我们在后面将有论述，此处即不再重复了。
何谓“象形之象”?举《鼎》卦为例，《鼎》卦之所以称“鼎”，恐怕就是因为组成该卦的六个爻画俱有“鼎”的形象。我们看：初六爻像“鼎”之足，九二爻、九三爻及九四爻像“鼎”之腹，六五爻像“鼎”耳，上九爻像“鼎”之铉。
其他如《颐》卦，《噬嗑》卦及《节》卦之名，可能皆取“象形之象”。
所谓“爻位之象”，据《易纬·乾凿度》，在每卦的六个爻画中，古人以初爻为“元土”，以第二爻为“大夫”，第三爻为“公”，四爻为“诸侯”，五爻为“天子”，上爻为“宗庙”。在这六个爻位中，以第五爻最重要。郑玄、虞翻等注《易》，皆主此说。然而这套“爻位之象”，多用于占筮迷信，对训释《周易》经文，没有什么具体意义。
在《周易》的各种取象中，“互体之象”是古人解《易》经常运用的一种取象，特别在汉人解《易》著作中，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因此，我们在这里要重点谈谈。
所谓“互体之象”，指在一卦的六个爻画中，除内卦与外卦这样两个经卦外，另有二爻、三爻与四爻这样三个爻画组成一个新的经卦，再由三爻、四爻与五爻又组成一个新的经卦。这种由内外两卦交互组成的新卦象，古人称之谓“互体”，又叫“互象”或“互体之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