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

作者：  [(商)姬昌著];宋祚胤注译

出版社：岳麓书社,2000

简介：任何一种事物都受环境条件制约，不首先弄清楚《周易》是在什么时候写成的，要读懂它就有困难。传统说法是，伏牺画八卦，周文王把八卦演化为六十四卦，并写出卦辞和爻辞，是《周易》在西周初年成书。关于伏牺画卦，近人多不相信。“文王拘而演《周易》”，也只是司马迁的一家之言，考之于《尚书·周书》，并没有片言只字记载。相反，《大诰》却说“宁王惟卜用”。因此要说由文王写出一部在书的组成形式和语言资料方面都对古代筮书有所沿袭的《周易》就成为不可能，何况《周易》有不少爻辞都绝不能出于文王之手，更是《周易》不作于文王的证明。明夷六王“箕子之明夷 ”，是武王戴文王木主以观兵于孟津以后的事，文王不能事先知道。夹卦九四“牵羊悔亡”，是微子在武王伐纣灭商以后的事，文王也不能事先知道。履卦六五“武人为于大君”，是厉王末年的“伯和篡位立”(《竹书纪年》) ，就更不是文王所能知道的了。《周易》既然不是文王作的，传统的《周易》作于西周初年的说法就难以成立了。 近年有人提出《周易》写成于西周末年，值得重视，今论证如下。 《周易》语言与《尚书·周书》比较，要容易懂得多，不像《周书》那样艰深难读，例如屯卦六二“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损卦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到羊，无血” ，都与后来春秋时代书面语言接近，因此与其说成书于西周初年，不如说成书于西周末年。如上指出，“武人为于大君”是记载了厉王时候的事。但只凭这一条断定《周易》作于西周末年，论据还嫌不足。明夷九三有“于南狩 ”，升卦卦辞有“南征吉”，都是说要向南方楚国用兵，并希望取得胜利，应该是写在“昭王南征而不复v(《左传》僖公二年)。和“穆昔南征军不归 ”(韩愈诗)之后，其时已接近西周末年。再加上《周易》充满阴阳观念，它的六十四卦都是由阳爻和阴爻组成，但全书却还没有阴阳这两个词，要到宣王大臣虢文公才说“阴阳分布，震雷出滞”(《国语·周语》)，因此《周易》成书不可能在宣王时候。上不能到昭王穆王，下不能到宣王，但又记载了有关厉王的大事，因此要说《周易》成书于西周末年，该可以讲得过去了。 《周易》是为什么写的?这是一个最值得研究的核心问题。《周易》大量提到王和大人、君子，并着重加以表现。坤卦六三和讼卦六三都有“或从王事”，师卦九二有“王三锡命”，比卦九五有“王用三驱”，随卦上六有 “王用亨于西山”，蛊卦上九有“不事王侯”，离卦上九有“王用出征”，家人卦九五有“王假有家”，蹇卦六二有“王臣蹇蹇”，益卦六二有“王用享于帝”，央卦卦辞有“扬于王庭”，萃卦卦辞有“王假有庙”，井卦九三有“王明，并受其福”，丰卦卦辞有“王假之”，涣卦卦辞有“王假有庙” ，九五有“涣王居”，王一共出现十六次。还有大人，在《周易》与王同义。乾卦九二和九五，讼卦卦辞，蹇卦卦辞和上六，萃卦卦辞和巽卦卦辞，都有“利见大人”，升卦卦辞有“用见大人”，否卦六二有“大人否”，九五有“大人吉”，困卦卦辞有“大人吉”，革卦九五有“大人虎变”，大人一共出现十二次。还有不少‘君子’也指王，例如同人卦卦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就是说有一个王在集合人众；革卦上六“君子豹变”，豹变犹言虎变，是君子就是大人。还有大君，在《周易》与王同义，出现三次，即师卦上六的“大君有命”，履卦六三的“武人为于大君”，和临卦六五的“大君之宜”。天子出现一次，即大有卦九三的“公用亨于天子 ”。这些应该可以说明，《周易》是为了西周一个王写的。但到底是哪一个王呢?从“于南狩”和“南征吉”看，不可能是昭王、穆王和他们以前的王，因为西周初年还没有向楚国用兵，而昭王、穆王用兵又都是失败。从“武人为于大君”看，不可能是写共王、懿王、孝王和夷王，因为他们在位时还没有出现这件事。从宣王时才开始有阴阳这一对词看，《周易》的王不可能是宣王，因为《周易》还没有这一对词。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断定，《周易》所写的王不能是厉王以前的王，也不能是厉王以后的王，而只能是厉王了。 《周易》为厉王而作，在有些卦也能看出苗头。例如把睽卦九二“遇主于巷”和九四“遇元夫”联系起来，就是说有一个大夫(元夫)在深宫永巷之中碰上了厉王(主)，是厉王受到武人囚禁的证明。再例如明夷卦初九“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就是说厉王在被流放到彘的道路中忍饥挨饿，稍有行动，就受到如同于主人的武人责骂。还例如旅卦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就是说有一个旅居异乡的人还掌握着齐斧(资斧应作齐斧，即黄钺)，也就是还掌握着天子用来指挥天下的黄钺，这就更非常明白地显示出被流放于彘而成为羁旅之人的是厉王了。 《周易》表现出作者希望厉王恢复王位，中兴西周的思想，乾卦九五的 “飞龙在天”，坤卦六五的“黄裳元吉”，是集中而鲜明的反映。这是由于对故国西周的热爱而流露出来的爱国思想。至于厉王是昏暗之君，不能寄托什么希望，作者也很知道，一个蛊卦就全是讲厉王有严重错误的。井卦九三 “井渫不食，为我心侧，王明，并受其福”(水井淘干净了却不去喝，使我心里难过，王如果英明，我们都会得到好处)，也是作者对厉王不能勤于政治的担心和昏聩不明的指责。旅卦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这个羁旅之人渺小得很，这是他遭受灾难的原因)，更严厉斥责了厉王不识大体，监谤专利，以致自取放逐的过失。至于西周的终难复兴，丰卦上六“丰其屋，薛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屋子很大，可是房里却像被草席子遮住那样昏暗，从门户中向里面看，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已经用比喻形象地指出；而西周将终于顶不住，会迁都到别处去，益卦六四“利用为依迁国”(用来作为依靠迁都的国家得到好处)，也明确地给揭示出来了。这些都说明，《周易》作者希望厉王复国中兴，无非是尽他的一片忠君爱国之心罢了。 《周易》作者为了帮助厉王复国中兴，提出了一些理论和方法，先从政治方面看。 一、策略战略：厉王要复国中兴，最要紧的是用武力赶走武人。其时厉王弱小，武人强大，要达到目的，就得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去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这些就是《周易》作者希望厉王采取的策略和战略，在不少卦都有表现，而以小过卦为最集中突出。小过卦卦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这些是说，应该居于小而不居于大，应该肯定下而不肯定上，才会以小胜大，以下克上而大吉。这就是要运用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去取得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的战略效果。 二、两手并用：对武人要讨伐，是武的一手。还要安抚，是文的一手。需卦上六“入于穴”，是说对武人要进行讨伐。比卦六二“比之自内”，是说对武人要加以安抚。需卦在前，比卦在后，显示出应该以武为主，以文为辅，二者要很好地结合起来。 三、宽大政策：讼卦九三“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是说武人与厉王打仗打败了，他领地内的人将不会受到牵连。这是《周易》作者提醒厉王要注意宽大政策，以分化瓦解武人内部。 四、严明赏罚：讼卦上九“或锡之擎带，终朝三褫之”，是告诉厉王，将领如果有功，就厚予赏赐，如果打败，就严加惩罚，以提高战斗力。 五、求贤相助：这在《周易》大都用男求女做比喻，如咸卦卦辞“取女吉”，家人卦卦辞“利女贞”等。 六、重视人民：同人卦卦辞“同人于野”和上九“同人于郊”，都是说要在广大范围内团结人民，讨伐武人。 七、注意德治：临卦卦辞“至于八月有凶”，是反对残暴政治。周历八月是夏历六月，正是骄阳似火，灼石流金的时候，用来比喻残暴政治是恰当的。上六“敦临”，是说要以宽厚为治，不能虐待人民。把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周易》作者要厉王在赶走武人以后，必须痛改前非，“为政以德” 。 八、进行改革：革卦九五“大人虎变”，是说改革将在厉王主持下进行 ，并取得很大成绩。鼎卦卦辞“元吉，亨”，是指出改革将使国家大吉，国运亨通。革卦和鼎卦的改革思想，是《周易》作者要厉王得到解脱后用来复兴西周的。 《周易》还有不少哲学思想，也服务于厉王的复国中兴。这些就是孚、中行、道和无为以及循环论。 孚在《周易》出现四十二次，以讲成“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中庸》第二十三章)的诚的为最多，也最重要。一个人只要有这种孚就“勿问元吉 ”(益卦九五，不用问都大为吉利)，或“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坎卦卦辞，只要内心有诚，就凡事顺利，所作所为都有很高成就)。这种孚服务于周厉王的复国中兴是明显不过的，而在《周易》作者心目中周厉王有这种孚是必然的，因为他是天子。 这种孚能使一个人所作所为恰到好处，如益卦六三的“有孚，中行”。中行就是中道，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具有这种品德的人当然不能遭到放逐，而应该君临天下了。《周易》的中行也是为厉王复国中兴服务的。 《周易》由孚生道，见于随卦九四“有孚在，道以明”。这是说有孚存在，道就彰明，是由孚生道的一种说法，在我国哲学发展史上是首创，并为周厉王政治服务。履卦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是说走上大道的坦途，即使囚犯也会以合于正道而吉利。幽人指被幽禁的人，而厉王当时正好是一个被幽禁的人。他以得到道的帮助而贞吉，也就是得到道的帮助而解脱，从而道也就是帮助周厉王复国中兴的强大武器了。“履道坦坦”的道不是道路的道，是大道的道，因为囚犯走在道路上哪能贞吉，只有得到大道帮助才能贞吉。 《周易》有无为思想。大壮卦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是说小人 (武人)以力量欺人，君子(厉王)凭无为取胜(罔，无，指无为)，这是以武力与无为对比，来显示无为正确。小过卦九四“往厉，必戒，勿用，永贞”，是说搞过分了会有危险，一定要防止，只有无为，才永远正确。这是用过分与无为对比，来显示无为正确。无为不是不为，而是不凭主观去为，全凭客观去为，无处不尊重实际，就无往而不利，也就是无不为了。《周易》的无为无不为是从与武人作斗争的策略和战略发展来的，因为柔弱取后，接近于无为，刚强得先，接近于无不为，以柔弱取后而刚强得先，就接近于无为而无不为了。无为也是《周易》作者要厉王用来与武人作斗争的武器，因为尊重客观是有助于取得胜利的。 《周易》创立了循环论。泰卦卦辞“小往大来”，是说阴去了阳会来，否卦卦辞“大往小来”，是说阳去了阴会来，合起来看，就是阴和阳在进行循环。这种理论用于一个王朝的盛衰，就是盛了以后会衰，。衰了以后还会盛，或盛或衰，循环不停。乾卦用九“见群龙无首”，就是说出现一群龙既没有为首的，也没有尾随的，用来比喻西周王朝的盛和衰将循环不停，“飞龙在天”以后就“亢龙有悔”，“亢龙有悔”以后还会“飞龙在天。”这样，厉王衰了还会盛，西周王朝衰了也还会盛，是《周易》作者所十分盼望的。但是如果按照循环论，那厉王还会衰下去，西周王朝也还会衰下去，这是《周易》作者所不乐意看到的。于是他在把循环论用于厉王或西周王朝的时候，就只从衰到盛，不再从盛到衰。否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 系于苞桑”，就是说恶劣命运将要终止(休)，厉王终归吉利，厉王会失掉江山社稷吗?厉王会失掉江山社稷吗?国命是像拴在一丛桑树上那样牢固的。这些说明了《周易》的循环论只有助于厉王和西周王朝从衰到盛，再不管从盛到衰，也就是只从“亢龙有悔”循环到”飞龙在天”，就凝定而不移。这样，《周易》的循环论就成为半截子循环论。不过《周易》毕竟还是创立了循环论，复卦卦辞的“反复其道”是作了明确表达的。 为了正确理解《周易》，必须摒弃两种错误的研究方法。 一、爻位说：爻位说是把一个卦的六个爻分成阳位和阴位，初、三、五 是阳位，二、四、六是阴位。阳爻居于阳位，阴爻居于阴位，是得位而吉，否则便是失位而凶。《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学书，内容错综复杂，现在却用人为的模式去套，怎么能不窒碍难通呢?例如恒卦九四“田无禽”(打猎没有得到鸟兽)，《小象》说：“久非其位，安得禽也?”，这是认为阳爻居于阴位就不吉利(九是阳爻，四是阴位)。大壮卦六五“丧羊于易”(由于马虎失掉了羊)，《小象》说：“‘丧羊于易’，位不当也。”这是认为阴爻居于阳位也不吉利(六是阴爻，五是阳位)。但通查《周易》，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爻位说都讲不通。既济卦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是说由于用了小人，拖延了胜利时间，不能说阳爻以得位而吉。未济卦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是说君子以正确吉利，没有悔恨，还前途广阔，是由于内心有诚，不能说阴爻以失位而凶。在爻位说基础上附会起来的有相应说，即初爻与四爻相应，二爻与五爻相应，三爻与上爻相应。阳爻与阴爻，阴爻与阳爻相应，是顺应而吉；阳爻与阳爻，阴爻与阴爻相应，是敌应而凶。这些与《周易》也不相合。恒卦《彖传》：“刚柔皆应，恒，恒，亨。”是说初六与九四相应，九二与六五相应，九三与上六相应。相应的或者是阴爻与阳爻，或者是阳爻与阴爻，都以顺应而吉。艮卦《彖传》： “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说初六与六四相应，六二与六五相应，九三与上九相应，相应的或者是阴爻与阴爻，或者是阳爻与阳爻，都以敌应而凶。这些是否合于《周易》实际?恒卦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上六“振恒，凶”，都明明是凶不是吉，要说以顺应而吉，没有根据。艮卦初六“艮其趾，无咎”，六四“艮其身，无咎”，都明明是吉不是凶，要说以敌应而凶，也没有根据。《周易》本身证明相应说也是不符合《周易》实际的。在爻位说基础上附会起来的还有得中说。所谓中，是指内外卦的中爻，即内卦的二，外卦的五。以阴爻居于二，就既得中，又得正，以阳爻居于五，也既得中，又得正，都非常吉利。但用《周易》检验，情况却不是这样。同人卦六二“同人于宗，吝”，履卦九五“夹履，贞厉”，都是凶不是吉，得中说也与《周易》实际不合。在爻位说基础上附会起来的还有关系说，即阴爻居于阳爻之下是正确关系，因而吉利；阴爻居于阳爻之上是错误关系，因而凶险。这也是把爻的关系固定下来，用一个死板模式去套的。履卦六三 “履虎尾，呸人凶”，并不以居于九四之下而吉。小畜卦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也不以居于九三之上而凶。关系说同样禁不起《周易》本身的检验。此外还有从爻位变化而引起卦的变化的卦变说。例如泰卦，朱熹《周易本义》：“自归妹来，则六往居四，九来居三。”这是说归妹卦六三上升成为六四，九四下降成为九三，就变成泰卦。一个卦还可以同时从几个不同的卦变来，例如随卦，朱熹《周易本义》：“以卦变言之，本自困卦九来居初，又自噬嗑九来居五，而自未济来者兼此二变。”这是说困卦九二下降成为初九，初六上升成为六二，就变成随卦；噬嗑卦上九下降成为九五，六五上升成为上六，也变成随卦；未济卦初六上升成为六二，九二下降成为初九，上九下降成为九五，六五上升成为上六，也变成随卦。这些在《周易》都全无根据，对研究《周易》也是一种干扰。 二、占筮说：占筮是利用《周易》本身所绝对不存在的以爻的性质变化所引起的卦的变化来预测吉、凶、祸、福。用这种方法研究《周易》最早见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为陈厉公小儿子推算未来，“遇观之否”，即观卦六四变九四，成为否卦。周史用变爻六四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断定陈厉公小儿子和他的后代将前途远大。《左传》和《国语》常以《周易》为占筮，《易大传》的《系辞传》和《说卦传》更是推波助澜。《周易》是否在搞占筮?从三个方面看，回答都是否定的。首先蒙卦卦辞有“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比卦卦辞有“原，筮，元永贞，无咎”，似乎都可以成为《周易》在搞占筮的证明。但是除了这两个筮字以外，《周易》就再也没有提到筮。而且关于蒙卦的筮字，不少人还认为不是讲筮，而是借 来作为决定和研究的意思。例如程颐《易传》就说：“筮谓占决卜度，非谓以筮龟也。”关于比卦的筮字，孔颖达《周易正义》也说：“筮，决其意。 ”即一般地断定一件事情的意义，与占筮也无关。《周易》全书只有这两个筮字，还都不指占筮。如何能认为《周易》是占筮之书呢?其次，《周易》不但不搞占筮，还反对占筮。革卦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是说君王进行改革像老虎那样变得文采斑烂，成绩显著，不占筮也很能相信。说不占筮也很能相信，就说明《周易》是不搞占筮钧。由于《周易》不讲占筮，更不相信占筮，所以后来几个最伟大的学者像老子、孔子、荀子都不认为《周易》搞占筮。老子《道德经》对《周易》有全面的继承，并作出很大发展，但却没有一个字涉及《周易》与占筮的关系。有人与孔子讲起《周易》，孔子就说“不占而已矣” (《论语·子路》)。荀子也说：“善为《易》者不占。”(《大略》)这些都可以作为《周易》不搞占筮的证明。再其次，最为重要的是，以《周易》为占筮大都要通过变爻变卦，如同前面所引的“遇观之否”；但通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再加上乾卦的“用九”和坤卦的 “用六”，都找不出任何迹象，足以说明变爻变卦为《周易》所无，只能是后人的外加。《系辞上传》第十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历来公认为《周易》有变爻变卦的权威说法。据说两仪是阴阳，四象是老阴老阳，少阴少阳。老阴叫六，老阳叫九，少阴叫八，少阳叫七，六和九可变，八和七不可变。由于《周易》阴爻叫六，阳爻叫九，于是《周易》也就有了变爻和变卦了。其实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因为《周易》从来就没有不可变的少阴八和少阳七，又哪里来与之相对待而可变的老阴六和老阳九呢?以九和六为老阴老阳而可变，在逻辑上通不过，是无中生有。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占筮是对《周易》的外加但却风靡两千多年，对我国人民的毒害是很深的。 最后还要指出，《周易》有经和传之分，六十四卦的卦爻辞是经，《彖传》、《象传》、《文言》、《系辞》、《说卦》、《序卦》和《杂卦》是传，二者有联系，但更有区别，不能混同。传有时合于经义，例如讼卦《彖传》的“上刚下险，险而健，讼”，复卦《彖传》的“复，亨，刚反”等。但不少都与经义不合，例如上面提到的爻位说和占筮说等。不过传虽然大都不能与经义相合，但有时却能正确地加以改造或发展，例如道，《周易》认为出于孚，是唯心主义，《系辞上传》第五章“一阴一阳之谓道”，就作了唯物主义改造了。再例如循环论，《周易》还只是一种事物的循环，《系辞下传》第五章“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就把矛盾纳入循环而加以发展了。

白话易经

作者：  宋祚胤注译

出版社：岳麓书社,2002

简介：　　本书是易经注释讲解本，道出了《易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这是研究中华易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在先秦的古籍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约有三种不同的答案。第一种意见认为《易经》是一部卜筮之书。第二种意见认为《易经》是一部载圣人之道的书。第三种意见认为《易经》是一部用来教化的阴阳之道之书。 　　事实表明，对《易经》进行研究的学者具备了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就可以从《易经》中找到这一知识领域的思想因素，知识模型。不是吗，天体物理学家从中找到了宇宙模型，生物学家从中找到了生物的进化与太极宇宙结构模式，人体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