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农村收入差距和贫困的现状及成因研究
作者： 山西省财政厅著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简介：山西省财政厅所著的《山西农村收入差距和贫困的现状及成因研究》是在山西经济增长与财政支农减贫效应研究的一个分报告基础上整理而成的，主要是研究山西农村收入差距与贫困的现状及成因。本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山西农村收入差距和贫困的现状及成因研究；第二部分是案例集。其中，第一部分主要包括背景、研究框架与方法、山西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原因、山西农村贫困现状及原因、政策建议等方面。
收入差距与贫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虽然二者表述不同，但内容基本相同。为了能够更清楚地描述山西农村收入差距与贫困状况，在研究方法上两者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收入差距主要采用现在比较通用的两种方法，一种是基尼系数，进行不平等程度的要素分解；另一种是泰尔指数，对不平等进行样本分组的分解。
《山西农村收入差距和贫困的现状及成因研究》对山西农村贫困的研究采用的是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多维贫困理论方法，对农村贫困表现从多个角度进行描述，相比仅仅用收入或者消费来刻画贫困，多维贫困理论这种方法更接近贫困户的真实状况。
现在社会关注较多的是城乡收入差距，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关注度较低，涉及农村研究较多的是关于农村的贫困问题。实质上，就发展的角度而言，绝对贫困就是收入差距极端化的表现，而相对贫困则是收入差距概念的另一种表述。从古到今，从国外到国内，“均贫富”都是很多仁人志士的奋斗目标，但现实的发展使得每一个有理性的人都认为“均贫富”只能是一种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现实中收入差距与贫困总是存在的。绝对贫困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是可以消除的，但相对贫困就像收入差距一样是不可能消除的。中央在十七大提出要在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十二五规划的编制指导中强调要关注民生，要把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实质上相对贫困与收入差距的内涵差别不大，而缩小收入差距与减贫的政策基本一致，所以本书在分析收入差距与贫困的现状及原因时是分开分析的，但在给出政策建议时却是一致的，就中国的现状而言，在农村减贫政策与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是一致的，因为在中国特别是在山西，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
收入差距变化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收入增长，二是收入分配。收入差距是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共同结果。农户自身的禀赋差异使得收入存在差距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因此，社会既要承认因个人内在因素造成的差距，鼓励竞争，提高效率；又需要通过政府调控抑制由于资源、公共服务获得机会不公等外在因素造成的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本部分的主要研究目标包括两个：一是了解在山西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山西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变化情况；二是分析影响山西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变化的因素，以期寻找造成农村内部不公平收入差距的原因，进一步提出有利于山西农村减贫的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政策，促进山西经济增长的包容性。
经过对山西基尼系数及泰尔指数的计算后，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山西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逐年变大；非贫困县内部的收入差距大于贫困县；平川地区收入差距变化幅度最小；山区收入差距变化最大。
而对收入差距的分解根据两种不同的计算方式得出两个类型的结果。
从基尼系数的分解来看：工资性收入是造成山西农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必将成为未来缩小农村收入差距的新动力；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扩大了农村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其对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越来越大。
而从泰尔指数的分解来看，造成山西农村收入差距有以下6个原因：山西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较差；资源红利得不到公平分配；制度与文化影响；农户个人能力与努力差异；地域差异；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的差距。 山西是一个贫困面广、贫困程度较深的内陆省份，有35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省贫困人口呈片区分布，集中在东部太行山土石山区，西部吕梁山黄土高原沟壑区与北部高寒冷凉区。这三个区域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贫困人口集中。为了更准确地描述山西35个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工作县的贫困状况，在使用统计局、农调队的资料基础上，深入6个贫困县进行了实地调研。
基于森的能力贫困理论，一些学者总结出了多维贫困理论，贫困不仅仅单指收入与消费的贫困，而且包括社会福利方面的多项内容。多维贫困概念的提出扩展了贫困的内容，相比单一的贫困维度而言，多维贫困理论必将增加贫困人口数量，但多维贫困理论的引入，有助于低收入人群整体生存状况的改善。而国外多维贫困理论的应用也表明，这种方法和政策联系非常紧密，可以为政府的积极干预提供实践支撑。牛津贫困和人类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多维贫困理论提出“三维+10个指标”的方法衡量贫困水平。本书的多维指标就是以此为基础，结合山西特点以及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对山西农村的多维贫困衡量从以下6个维度进行：收入、消费、资产、环境卫生、教育与健康、基础设施。共涉及6个维度，15个指标，其中资产包括4个指标（住房、耐用消费品、生产性固定资产、耕地）；环境卫生包括4个指标（饮用水、卫生实施、生活燃料、取暖）；教育与健康包括2个指标（教育、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包括3个指标（生产用水、农村道路、农电）；再加上农村人均纯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
总体来看，6个维度的贫困现状就是山西农村贫困的整体概况。但是不同的地区的贫困还存在一些差别，东部太行山土石山区（武乡、平顺）、西部吕梁山黄土高原沟壑区（临县、永和）、北部高寒冷凉区（右玉、宁武），这三个贫困集中区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其贫困的表现形式存在较大差别。吕梁贫困区的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分布面最广。太行山土石山区的贫困状况在三个贫困区中是最轻的，无论是贫困发生率，还是贫困距及距指数、贫困人口分布，都是三个贫困区域中最低的。北部高寒冷凉区的贫困状况介于前述两区中间。
从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来看，吕梁山黄土高原区是最差的，但由于吕梁山区的贫困县基本都有煤炭资源，所以其发展潜力相比其他贫困区而言比较大。
综合山西三大贫困区的致贫原因及35个贫困县的数据，可以看出导致山西农村地区的贫困因素主要有四个。这几个致贫因素在山西来看，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上的差别，不论是东西两山贫困区，还是北部高寒冷凉区，自然、产业、历史、人口原因都是其贫困的根源。就历史、产业因素来看，导致山西农村贫困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导致农村的贫困；二是过去国家重度的工业化导致产业发展不均衡，农业一直是被压制的产业，这也造成了农村的大面积贫困；三是金融制度的问题，巨大的存贷差使得城市获得了大量稀缺的资本，而畸形的农村金融制度助长了农村金融机构成为一个“抽水机”，促使农村大量稀缺的资本流向城市，这个问题实质上也可以归结为城乡二元结构。
要缩小山西农村的收入差距与改善农村的贫困人口生活状况，需要从全局着眼，从制度根源入手，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包容性增长的实现，从关注民生的角度重新审视现有的发展模式及分配模式，在做大蛋糕的同时，改变以前的蛋糕分割方法，不能只追求一部分人先富，应该关注更多的人怎么后富。
增加收入是所有贫困地区的共同要求，但不同的贫困地区有不同的贫困特征，因此扶贫的优先顺序也应该有所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