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1860～1916
作者： 张朋园著
出版社：岳麓书社,2002
简介：任何形态的社会，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均难免发生危机；有了危机，领导阶层必然试图加以救济，社会救济系统及慈善事业因此而产生。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其最大的危机有二，一为水旱兵灾，一为贫富悬殊，前文都已一一提到。救济此“天灾人祸”，仓储系统及慈善事业不断在改进中。本节将就此两者，约略加以讨论。
(一)仓储系统
中国有仓储，盖起于两千年前。汉初，贾谊论积贮，或为最早之“积谷防饥”论者。此一观念极得晁错的支持。最初行于边郡，颇有成效。隋设社仓，唐设义仓，都发生了救灾的功效。宋王安石以常平仓钱为青苗钱，以行之不得其人，一时多所诟病。但朱熹再次斟酌常平仓法推行于浙东，积贮之效大著。自此立仓储以平粜，成为一种传统②。
仓贮分三类：常平仓、社会、义仓。其分别或因仓的所在地或所贮稻谷的来源不同而异名，其作用皆为救济。常平与义仓大多设于州县治所在地，但义仓也有建贮于乡村者。社仓则完全散建于乡村。常平仓为公仓，由政府出资买谷存储，但亦接受富家的捐赠。义仓与社仓完全由私人捐赠，有的由政府管理，有的由民间自行经营③。
湖南的仓储称常平与社仓，前者为政府所建，后者为民间所建。康熙四十三年(1704)定大州县积储不得少于万石，中县8000石，小县6000石①，成为定制。
仓的功能分两方面，一为放谷，一为救济。所谓“春夏出粜，秋冬籴还”，有平价米的作用。每当青黄不接之季，平价放出，民皆有食。秋间收获，米价下落，如数收回，以待次年之需，即为放谷。如遇凶荒之年，将米谷发放灾户，维持社会安定，是为救济②。
湖南的仓贮系统虽然在管理上不时发生弊病③，大体上甚有绩效。雍正年间定贮量为702，133石，至乾隆十三年(1748)时储存高达1，256，414石，溢出50余万石，已出借之49，306石，出粜谷218，680石，存银118，925两，皆未计算在内。平均每州县的贮量多在12万石以上。是时江浙缺粮，向湖南告籴，曾拨30余万石接济，可见湖南的富有一斑④，确为名符其实的鱼米之乡。大体言之，最富有的州县为长沙、浏阳、醴陵、湘潭、益阳、宁乡、湘乡、攸县、茶陵、衡阳、清泉、衡山、零陵、祁阳、郴州、靖州、慈利、桂阳等，储粮均在万石以上。较差的州县为：华容、永定、保靖、永顺、桑植。最差的为永绥、乾州2厅，但储量均不下于数千石。
辛亥革命推翻旧政权的是革命党，掌握局势的是立宪派。然民国二年以后，立宪派加人国民党，后者渐渐得势。国民党控制全局，有反袁世凯的激烈行动，然于地方殊少建设。，民国三年，袁世凯势力伸入，湘省局势黯淡。五年谭延阊二度主湘，未及有所建设，再度去职。以后经过北军傅良佐、张敬尧之统治，湘人处境更为困苦。民国九年谭氏三度主湘，不久赵恒惕取而代之，以省宪名义稳定局势，湘省情况始渐好转。
谭延阊是民国初年的中心人物。谭氏原为立宪派要角之一，但其思想开明，与革命党黄兴等亦有往还。焦达峰、陈作新被杀之后，革命党不能控制局势，士绅皆以为非谭不可，拥之为都督。革命党多有不服者，黄兴顾全大局，指示革命党向谭输诚。此为日后谭氏加入国民党的伏线。二次革命期间，李烈钧所发布的通电有柏文蔚及谭氏的署名，实则谭氏并未签署。然何以又于2年7月17日宣布独立?这是黎元洪所授“权宜之计”；黎要谭“阳为附和，阴图敉平”，所以独立后湖南并无行动，到8月13日独立就取消了。谭自谓“湖南宣布独立，水到渠成，延阊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独立，瓜落蒂熟，延阊不居其功。”但谭自此失去袁世凯的信任。十月，袁命汤芗铭领兵人湘，谭走上海，与孙中山接近，自此服膺三民主义。
汤芗铭在湘几三年，一无建设。袁氏称帝，汤领衔湘省土绅劝进。蔡锷西南起事讨袁，湖南逼于南北形势，为避免兵祸，绅士郭人璋促使汤芗铭宣布独立，此一转变，加速了袁氏帝制的崩溃。汤芗铭拟借其兄汤化龙的关系与谭延阊妥协，谭未理会，湘人一致驱汤。袁死之后，谭延阊于六月间回到汉口，进行东山再起。黎元洪任大总统，特任谭为省长兼督军，5年8月之后，湘省秩序恢复。
谭延闽二度长湘，为时一年。六年夏，北洋段祺瑞讨伐复辟，东山再起，决心以武力统一南北，派傅良佐领兵人湘。谭因南援不至，宣布辞职。不久桂军人湘，南北相峙，湖南自此步人混乱时期。七年吴佩孚、张敬尧先后到来，张氏纵兵殃民，全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九年吴佩孚北去，湘人合力驱张，谭延阊坐镇零陵，九月回至长沙，发表联省自治主张，三度主湘。但不久即为部将赵恒惕取代，谭氏在湖南的时代结束。
湖南在民国以后不得安宁，实因南北之争而做了牺牲品。此一时期毫无建设可言，现代化的进展遭到扼阻。一位政治学家说，“内乱使文治的风气丧失，政治制度遭到破坏，公众利益不被重视。”换而言之，内乱延阻现代化的进展，湖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以上略论清末民初的大势，算是本章的一个序言。以下的讨论，分为政治参与，教育改革，司法独立，军事革新诸子题，串以现代化的观念，试探其实质的变迁。一个地区性的变迁，可能只有地区性的作用，也可能引起全国性的影响，对于此，自当有所观察和说明。
第二节政治参与的萌芽
多数政治学家认为“政治参与”(politicalparticipation)是政治发展中重要的一环，有的甚至于谓政治学上的一次大革命，便是参与的爆发。所谓参与，通常涵盖健全的代议制度与独立自主的舆论。代议制度最为重要，因其代表直接由人民选举，是近代政治发展的重心。中国在这一个潮流影响之下，有参与的发生。远在戊戌变法之前，郑观应、陈炽、陈虬、汤震、何启、胡礼垣等，都曾谈到国会的问题，康有为甚而明白地说：“设议院以通下情，事皆本于众议”，且将此意直达皇帝。但此类议论，仅是一种酝酿，戊戌变法不待有所作为便已失败。变法失败之后，清廷一度走向反动，拒绝现代化的发展。惟数年之后，终于抗拒不了时代的潮流，在立宪派的要求与外在因素驱迫之下，自动推行预备立宪，政治参与于是萌芽。民国建立之后，在共和民主潮流之下，参与进一步得到鼓励。在中央有参众两院，在地方有省县议会。不幸袁世凯不容政党政治之存在，任意关闭国会，政治参与只是昙花一现。袁氏的帝制野心暴露之后，地方议会亦遭摧残，中国又退回到了专制时代的状态。袁氏死后，国会再开，地方议会亦得以复苏,然不久政争再起，国会再次解散。民国七年二度选举，是时南北已经分裂。民国十一年三度选举，仅得11省参加，徒具虚名而已。十二年旧国会三度重开，而曹锟贿选，人民代表成了“猪仔”议员，国会已无参与之实质。以后经过北洋军阀之混战，国民党的北伐，直到三十六年，国民党还政于民，才得再有国会。
这是清末及民国的政治参与沿革概况。大体言之，中国的议会政治尚在萌芽时期。以下的讨论，从地方性的自治着手，归结到全国性的参与。湖南省的人民，在家乡从事地方性的议会建设，亦选派代表参与中央政治。因此，城镇乡自治、省县议会、国会都在讨论之列，并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政治参与既属萌芽时期，其萌芽的程度如何?此即人民的政治认识问题。例如投票，人民是否了解其选票的神圣性?多少人投了票?第二，当选者有无作为?他们是否真正为人民的利益而发言?第三，中国必须工业化，议员们是否认识此一问题?他们在议会中的议论，有多少是涉及社会及经济建设的?以上诸问题如能得到一个合理的回答，自可展望政治参与的前途。
湖南新式教育，亦遭到若干阻力。清末10年间的发展，固然予人印象深刻，但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此与下述原因有关：
第一，经费困难。在财政与预算一节中，将会提到财政之种种困难及紊乱，其影响教育至为明显。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通谕各省兴办大中小学，对于财源问题，着“就地筹款”，于蒙养学堂则“听由民间捐资筹设”，中央因财政困难，惟有出此一途。地方政府接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然诸多敷衍。地方上惟一的财源为学田，然如第一章中所述，学田极其有限，无法大举兴学。以蓝山县为例，该县有学田100石，所值不过银三四百两，经费自然十分困难。该县仅有小学数所，设备简陋，教员待遇微薄。《蓝山县志》云：“高小校长[待遇]不及官府录事，初小教员，不及乡村雇佣。”因此，师资低劣，水准低下。慈利县情况更坏。截至民国十二年为止，该县有中学1所，高小9所，初小133所，数字似甚可观。但除去中学及高小每年有二三万缗制钱经费外，国民小学“则举鼎绝膑，或沿门托钵，一听其自起白灭”，有的竟如蜉蝣，朝生暮死。?
第二，师资困难。前文已经提过师资之困难种种，在一个蜕变的社会中，新兴事业之困难，在于起步初期：巡抚俞廉三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奏称兴学之难：“不难于规模之粗具，而难于师资之得人。”实际上学校既无法粗具规模，复无从得到足够的师资，所以不得不从派遣留学做起，不得不只限于长沙一地。留学多半以速成科为主，当此师资孔急之际，速成科实为不得已的办法。
第三，地方动乱破坏教育。清末民初是地方大动荡的时代，各地匪患频仍，学校受其影响，旋办旋停。有的被军队占据作为营房，门板作了床铺，课桌当成了柴火，种种破坏，学校不能上课，最后归于停顿。
第四，新旧冲突，影响教育发展。湖南新旧之争较之他省明显。王先谦领导下的保守派，因其反对新政，所以新政失败。新式教育，若非朝廷推行，势难有所发展。彼等虽然不能公开反对，暗中却随处抵制，湖南教育之所以不能有预期的进展，保守士绅的掣肘，大有关系。以教科书为例，王先谦谓其并不反对新式教育，然教科书之编定则无必要。他说小学“有《四书》《五经》可读”，不必另定教科书。中学“有群经以资诵览，有诸子史以供涉猎，则又不必用教科书。”大学“就平日所诵习之书，已自经学分科，子史分科，义理学词章学又分科，优游餍饫，深造自得，终身用之而不尽，岂尚有余力他求，则又不能用教科书。”他反对自然科学人教本，说：“夫工艺之学，形而下者也，与中学之形而上者，古今殊途，本非治世之要务。”教科书之延迟编定，与王氏的态度不无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