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
作者： 梁华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简介： 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吸引外资的主渠道，据统计，自1978年改
革开放至2000年底，在全世界受资国排名中，中国有7年排在美国之后，
位居世界第二。但是，随着外商在华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外资所带来的
深层次问题也日渐显露。自1992年起，许多领域都出现了外商投资挤压
民族工业投资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在不断扩大、蔓延，大有危及国家经
济安全之势，因此外资对民族资本的挤出问题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理论和
现实问题。
对于该问题，从现实出发的研究，已逐渐形成热点，但对历史上外国
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的系统研究，却并未发现专门论述。因此，对近代
时期的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进行研究与测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
梁华的这本《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试图从宏观层
面出发，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对外国在华直接投
资的挤出行为和内在原因作一客观剖析，并引入计量经济学分析工具，通
过建立适当的计量经济模型，对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作一精确测
度。此外，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对照古今，在揭示挤出效应存在的一般性
的同时，探寻其发生变动的特殊决定因素，以求有鉴于今。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共分五章。
第一章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结构分析。通过对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产业
结构的梳理分析，以及对中外投资产业结构和部门结构的比较分析，揭示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国内投资的竞争与挤出主要集中在矿冶业和制
造业。
第二章政府约束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官僚资本的挤出。通过对国
内资本构成(按照资本性质分类)及官僚资本第二产业内部门结构的剖
析，可以发现矿冶业投资的中外竞争主要集中于煤矿业，且于外资与官僚
资本之间展开。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开发与利用矿产资源，首先需要
获得国家所赋予的开采权，因此，矿业投资与投资政策直接相关。通过分
析发现，清代矿业投资政策几经演变，最终原因都可归结为需求的变动，
这本无可厚非，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外国资本挤出了国内官办或官督商办煤
矿企业，因此就需要对挤出的原因作进一步的深入剖析。经过分析，发现
其原因有三：不完全财政制度约束(导致民间投资的衰落)、政府资金供
给约束和政府企业制度供给约束(导致官方投资的失败)。政府约束对国
内矿业投资发展的制约，仅仅给外国在华矿业投资挤出国内投资提供了一
个可能，其最终得以实现，还要依赖于其投资策略的实施，因此还需要对
外国在华矿业投资策略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外国在华矿权区位选择
策略和投资方式选择策略，是其最终挤出国内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
关键。
第三章市场规则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民族资本的挤出。制造业投
资的中外竞争，主要集中在棉纺织领域，且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民族资
本之间展开。外国在华棉纺织业投资对民族资本的竞争与挤出，可以分为
两个过程：一为市场的开拓过程；二为投资的竞争与挤出过程。而后者即
投资的竞争与挤出过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发展与共存阶段和后
期的竞争与挤出阶段。我们认为，与矿业投资中官僚资本被外资挤出的主
要约束机制不同，棉纺织业投资中外资与民族资本的竞争与挤出主要取决
于市场约束机制，进而通过对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民族资本棉纺织业投资
竞争与挤出的每个过程和阶段的经济分析，以及对中外投资战略推移策略
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民族资本被挤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对市场规则
的偏离。
第四章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测度。测度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
挤出效应，实际上就是测度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近代方向资本总额形
成的影响，因此在建立模型时，以中国近代方向资本总额为被解释变量，
以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为解释变量，此外，由于资本形成具有一定的时滞，
因此选择建立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进行回归检验。考虑到外国在华投资的
资金有很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国内，且有很大部分利润被汇出中国，这都会
在某种程度上抵消外国在华投资对近代中国资本形成的影响，因此建立模
型时，对以上现象分别予以考虑，具体来讲：(1)以外国在华企业投资总
额为解释变量，测度其对中国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影响；(2)扣除来自中
国的资金，即以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流入量为解释变量，测度其对中国近代
企业资本总额的影响；(3)再进而扣除外国在华企业利润汇出，即以外国
在华直接投资净流量为解释变量，测度其对中国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影
响。回归结果发现，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无论是就总额而言，还是就流入
量以及净流量而言，与近代中国资本形成的关系都是负相关关系。进而，
通过对外资投资率与总投资率相关关系的测度以及对挤出系数的计算，进
一步验证了以上回归结果。最后，通过对外资与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相关
关系的测度，发现其对官僚资本的挤出程度要远远大于民族资本。
第五章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挤出效应决定因素。中国开始工业
化进程之后，曾先后两次开放国门：一次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另一
次在1978年以后。虽然两次开放的历史背景、具体情形和最终结果迥异，
但两者之间却也应该存在共通之处，因此本书舍弃具体情形的差异，而仅
针对计量检验的结果，将1840―1936年与1985―1999年外国(商)在华
直接投资挤出效应的测度结果作一比较。结果发现，一方面近代时期和现
代时期，外国(商)在华直接投资都具有挤出效应；而另一方面在挤出程
度和挤出对象上却存在明显不同。缘何如此?通过对两个时期外国(商)
在华直接投资类型的判定，发现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外国(商)在华
投资，是导致挤出效应在近现代均得以存在的外生决定因素；而通过对两
个时期外国(商)直接投资效应决定模型的比较，发现由中国政府作用的
差异引起的效应决定模型由一维模式向二维模式的转变，是挤出程度和对
象发生显著变化的内生决定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