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雨斋识小
作者： 止庵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2002
简介：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个复杂人物，同时也是治中国现代思想史者无法回避的一个巨大存在，虽然国内已经陆续出版了不少周氏的各种著述，但真正能够全面系统表现周氏思想文风、并为他个人生前认可的自编文集却迟迟没有出现。止庵先生是国内著名的知堂研究学者，近年来他潜心于周氏著作的搜集整理，抉隐发微，毕数年之功，终于先后编辑出版了“苦雨庵译丛”和“周作人自编文集”，为还周氏著作的本来面目提供了一个颇为可靠的版本。《苦雨斋识小》一书是止庵校编完“周作人自编文集”之后所作的读书笔记，是他对周氏文字校对梳理后的总结和对其思想感悟的延伸。
周作人首先是作为一个思想家屹立于世的，在他心中，“人”字是大写的，尊重个人权利即是一个最基本的底线，这既是他对人的态度，也是周氏人本思想的核心内容。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周作人的思想既是多元的，也充满了矛盾与对立，他一直反对各种形式的文化霸权，认为如果世间只容许一种声音存在，哪怕这种声音说得如何好听，其实质仍然是专制、不宽容的。虽然周作人一再声明自己“对于学问艺术没有什么野心，目下的工作是想对于思想的专制与性道德的残酷加以反抗”，其文化批判的意义恰恰在于对礼教桎梏的拨乱反正，目的无非是让人更加自由、自主地生活，以重塑一种新的生命价值观念。周作人尝言：“君师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固然应该反对；民众的统一思想，定于一尊，也是应该反对的。”而止庵则不无感慨地说道：“政治专制来自某一方面，思想专制则来自各个方面，甚至政治专制的对象也成为思想专制的一分子。思想专制的实质，就在于人们普遍丧失思想和判断能力，自觉趋同于专制本身。”这既是止庵通过自己的文字对周氏思想的特别彰显，同时也不妨看作是止庵对现实社会所表示出的某种警醒与关注。
周作人除了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之外，还是一位成功的散文美学大师，对于周作人后期文章的“文抄公”之讥，止庵可谓解人，他敏锐地指出知堂老人作“文抄公”并非如自己所说的那样仅仅以“可以得道，可以养生”为目的，而是转换了一种叙述方法，“放弃了过去的一部分，却保持和发扬了更重要的部分”，从细微处展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批判，闲适只是表面现象，其思想的深刻却一以贯之，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对于现代文论将周氏看作是“闲适”小品的集大成者，止庵则在对周氏文字进行条分缕析的基础上，一针见血地指出知堂老人的“闲适”乃是“情感受到抑制，不能畅快表达，然而终于又有所流露，这造成文章的一种内在张力，可以产生相反相成的效果，较之畅快表达可能更具感染力。”思想家作文皆有所为而发，但我们大多数人的读书只不过泛泛而读，往往失其精义，止庵对周氏文章的细心解读与发现，无疑能够起到金针度人的作用。
历史毕竟是一个生生不息的链接，任何时代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即从个人方面而言，一个人虽然有可能在历史上起过很坏的作用，但这并不妨碍他曾经说过有意义的话，做过有意义的事，如果因为他坏的作为就放弃吸取他好的思想，这种态度无疑是非常有害的。正像止庵在《苦雨斋识小》中所说的那样：“关于周作人，我总觉得大家无论要说什么，都先得把他所写的书和所译的书读过才行。”那么，要想全面认识周作人的复杂人生，还是首先读读他的书吧。
[前言] 我读周作人的著作，始于十五年前，对建主自己的散文美学观念有大用处，此外也关乎思想问题，不过这里不想谈论自己，所以不提。然而关于别人——我指的是周作人——我也未必就有很多话要说。这个话题既涉及文，又涉及人，老实讲我对后一方面了解得不够充分，有些事情的起因还不明白，所以过去没有议论，现在也还不能议论。他的文章则通读过几遍，连同集外文在内；然而迄今为止，都还只是为的整理出版他的译著连带说几句闲话。专门写文章，好比正经搞研究，我目前尚没有这个本事。从前我说：“关于周作人，我总觉得大家无论要说什么，都先得把他所写的书和所译的书读过才行，而目前最欠缺的还在这些著作的整理和出版方面。”将近十年来，自己所花的一点工夫就在这儿。主要是两件事，一是把周氏亲手编的各种集子重新校订一过；一是把他的译著凡是能够找到手稿的，都依照原来样子出版，——据我所知，五十年代以来出的那些，被删改得太厉害了。其余日记、书信、集外文等，自有他人收集整理，我只当个读者就是了。这里前一件叫“周作人自编文集”，已经做完，其中《知堂回想录》系据作者手稿复印件整理，订正印本错漏删改之处数以千计，自以为颇有意义；又《老虎桥杂诗》选择谷林抄本为底本，也不无特殊价值。后一件叫“苦雨斋译丛”，才完成了一部分，具体工作都是请译者家属做的，已出版之九册十种，除《财神·希腊拟曲》外均依原稿印行，而《希腊神话》还是未刊之作，这都是值得一提的。如果说由此提供了一套可靠版本，今后研究者可以利用，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今后如有机会，还想把这件事继续干下去，特别是《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和《路吉阿诺斯对话选》有待重新出版。我从一九七二年开始学习写作，跟文学打交道已近三十年，其间重新校订《知堂回想录》，首次出版周译《希腊神话》，以及首次出版废名著《阿赖耶识论》，也不能说是徒劳无功了罢。这么讲话可能过于冠冕堂皇，其实我张罗出版这些书，也有很实在的个人目的，就是希望敝书柜里能摆上一套，自己读着方便。我只是个普通读者，这里也不例外。当然整理过程本身就是在阅读，有的时候（如前述《希腊神话》、《知堂回想录》和《老虎桥杂诗》）还是“先睹为快”。至于最早出版的《周作人晚期散文选》，乃是练习之作，编选功夫最为不济，不过我编这书时自己动手抄了十几万字（其余是母亲代抄的），得以细细体会周氏行文习惯，也是一种收获。相比之下，我所发议论的分量就要差得远了，虽然原本并没有议论很多。从前为编选的《周作人晚期散文选》、《关于鲁迅》写过后记，为校订的《艺术与生活》写过前言，两辑“苦雨斋译丛”也都作有总序，分别编进拙著《如面谈》和《六五笔记》中，这里不再重复收录。去年整理“周作人自编文集”，把他的文章反复看过，随时有些零碎感想，春节前后偶有机缘，以书为题，写得三十六篇小文，编成这本小册子。文章都很简短，也缺乏系统。不妨一并说一句：在我看来，周作人作为这些书的作者，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者和一个文化批判者，这是三位一体互相关联的，而其毕生工作，又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鉴别批判最为重要；他的创作生涯，共总可以分为三期，分别以三十年代初和四十年代中为界限，以这里所谈及的各书（并不完全依照出版顺序）而论，则《欧洲文学史》起为前期，《夜读抄》起为中期，《老虎桥杂诗》起为晚期，各期自有特色，以个人口味论，最喜欢的是中期之作。现在所能讲的就是这些，以后倘有。得，再来报告。此外有几篇近似考据之作，讨论若干零碎问题，兹列为外编，附在后面。书编得了，还要取个名字，好像叫什么“书话”最容易了，但我素不喜欢这说法，觉得乃是出于后人杜撰；知堂翁称作“读书录”，或“看书偶记”，倒更为贴切。不过我想也不妨题为《苦雨斋书话》——不是“苦雨斋”的“书话”，那早已有人汇编出版了；而是关于“苦雨斋书”的“话”，乃是我所写的，也就是说，不是“书话”，是“扩的“话”。朋友说这略有捣乱的意思，就放弃了。末了想起《论语·子张》里子贡说的“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遂取名《苦雨斋识小》。我承认自己在这方面是不贤者，然而不贤者能识其小，不亦有些贤乎。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