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自治:思想作品
作者： 王开岭著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2003
简介：
片断：
腐败分子的“标准答案”
近来，我所在城市的电视频道每深夜总要放几集“反腐大案警示录”，从硕鼠们家中掘出的战利品让人大饱眼福，比如在审判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的法庭上，仅出证的“贵重物品”就装满了13个大皮箱，其中最令我开眼界的却是“公仆”们的沉痛悔白——
“……究其原因，主要是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放松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学习，信仰发生了动摇，经不起物质利益的诱惑，产生了贪图享受的心理……我深感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泰安的父老乡亲。”
假如不提前告诉你这是在法庭上，假如你是一泰安市民，说不定你又会“肃然起敬”，真以为又在听“胡书记”的大会报告呢！忏悔者的语风听来是那么充满自信，那么掷地有声，太耳熟了，太“权威”太“真理”了。倒不是“胡书记”本人的神情和语气有什么特别庄严或令人敬畏的地方，相反，他现在的样子可谓凄凉楚楚、寒瑟涟涟，一把鼻涕一把泪，大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负荆诚意。后来我突然醒悟：“力量”的源头不在于“胡书记”，而在于他嘴里的那套“乌纱”话语－－是话语本身的象征性力量在作祟！他贡献了一个“标准答案”！一个绝对合乎“理论考试”要求的“标准答案”！（应该说，作为一轮伏罪答辩，按教科书的眼光，其成绩该获“满堂彩”才是。）不愧为科班出身的笔杆子，短短一席话，足见政治“功底”，尤显理论“实力”……（“胡书记”早年搞过文学，还问世过一本在泰安家喻户晓的文集《登泰山而知天下阔》，里有不少号召“反腐倡廉”的杂文，据说该市各级党组织都踊跃用党费统一定购，《泰安日报》甚至还要求全市干部“结合《邓选》一并学习”，被当地人讥笑为“胡选”。－－见《泰山反贪风暴》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０月版）。
但问题真是这样吗？现在的电视、公厕、城市电线杆上到处都是虚假的医药广告，那么，法庭上、囚牢里、忏悔席上有没有虚假的“道德处方”？比如“治贪灵”“防腐剂”“复方老鼠药”之类？我看不光有，而且到了非“打假”不可的重灾程度。否则，不仅“权力瘤囊”不消肿，鼠疫不得控，甚至会愈演愈烈，膨胀到老鼠们非把整个大地都掏空不可。
权力者为什么会腐败？为什么敢于腐败？
长期以来，我们的体制部门一直伤脑筋的是头一个问题，而问题重心又放在了“心灵病灶”上，其“意识形态”前提是：我们的权力者都是人民群众中的高德高能分子（即“无产阶级先锋队”），都是经历了严肃考验和严格筛选的好同志，对他们的充分信任和支持是第一位的；只要不“学坏”（“坏”的发生一般归咎于“封建腐朽糟粕”和“资本主义流毒”两大病源），应该是没问题的。所以，防腐倡廉的重心一直单一地围绕着“学好”“树好”“倡导好”“表彰好”“安抚好”－－由“好”去占领舆论阵地和心灵市场－－且以为只要牢牢把握住了“好”的解释权、命名权和宣传权，便“一好百好”。可实际证明，人的心灵并非琥珀璞玉，它只是一种普通的自然体，什么都是，什么又都不是，有着无限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既可“冰清玉洁”，亦可“心灵鸡汤”，绝不像想象的那样凭标签即足以识别和命名……不错，问题当然首先出在脑子，但总不能单纯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吧？思想建设固然重要，但关键是用什么思想来建设？思想之外呢？建设不顶用又咋办？过去我们曾流行过“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谵语，就是过分迷信“思想气功”的结果。想和做、说与干究竟哪个更重要？主观决定客观还是客观授意主观？怎样才算“实事求是”和“唯物主义”？
几十年前，我们的领袖们一直把“治国”大任等同于了“治人”，而把“治人”的关键又放在了“洗脑”上，甚至偌大中国一度出现过由几副神话大脑控制几亿大脑的沙漠蜃景……实践证明，“治人”与“人治”、道德神话和威权主义从来就是枝蔓不清的“连体婴儿”，乃畸型政治的表现，也从来就是民主与宪政社会的大忌。两千年前，有人请教古希腊最有学问的亚里斯多德：最好的人和最好的法律，由哪一个来治理国家更好？他连想都懒得想，答：“法治优于一切人治！”其意不言自明：之所以有“最好的人”，完全是有“最好的法制”监督的缘故，人可以不可靠，但制度和法律使人趋于可靠，怎么能放弃可靠而取未知的呢？
试想，假如“胡书记”早就预见到一旦腐败必受严惩，一旦玩火必遭自焚，还敢胡来吗？之所以敢一天贪污到一个泰安农民全年收入额的份上，就是因为他断定即使自己那样做了，也和什么没做一样安然无事，不做白不做……这种罪恶的“安全感”从何而来？只一点可以解释：他们自信手中权力已大到了“遮天蔽日”之境地，自信周围没有谁敢于公开指责和妨碍其腐败。事实证明，其自信虽然狂妄得没了边，但也决非空穴来风，仅就这部电视片透露的材料来看，“胡书记”的本事确乎大得匪夷所思，比如在接受调查期间，其办公桌上就经常放有该案的调查记录，乃至被隔离押审的份上，仍时有检察人员主动跑去“汇报”案情，以示“忠诚”……而且，这些硕鼠之所以被掘出，并非其劣迹在当地首先被侦察起诉，而是意外的“案中案”－－属于“拔出萝卜带出泥”的额外收获，更须是“上面”来人“拔萝卜”才行－－他们的权力地盘结实磐固得很，当地的铁楸根本不顶用，使不上几下便卷刃。（“胡书记”在掉乌纱前不是正频频当选“廉政干部”吗？不是有传闻说，若没有这次“政变”，“胡书记”即要到更大的地盘上去做更大的“书记”了吗）。这些事实都说明，我们的权力机制本身有纰漏，制衡与监督体质存有天然的虚脱与“肌无力”症状，有方便老鼠们打黑洞的稀薄松软之处。
过去流行过一个说法：反对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最让敌人害怕的那个东西！那么，究竟什么才让“胡书记”们真正感到不安？是“马恩列斯”那一双双伟大而慈祥的眼睛吗？是雷锋孔繁森那些可歌可泣的榜样彩虹吗？过去义和团在抗击洋人时曾煞有介事地让沾血的“妇女用品”高高飘扬在城门上，可结果呢？难道说“胡书记”“王市长”“陈委员”们受的革命教育还不够深不够专业吗？马恩著作难道在他们那里还没有磨出耳茧来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至少比我们老百姓精通得多吧？否则又怎能当得上“书记”？
所以，反腐败事业绝非什么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而是再峻急不过的现实主义。仅仅号召“学好”是不够的，更要“治坏”与“治坏”，前者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当做包开百锁的万能钥匙和唯一法宝，更不能用“学”来替代“治”和“惩”。关键的理性思路是：一旦“坏”出现了怎么办？在体制和监督措施上有没有提前让“恶”感到“恶有恶报”－－让“恶”不敢真的作恶－－让“坏”之闪念不敢生出“坏”之行为的地方？换句话说，既不能奢望所有的公仆都变成“孔繁森”，那最好的办法就是防止他们中的一部分蜕化成“王宝森”－－即使你心里已是“王宝森”了，可你也实在做不出“王宝森”的事：不是不想，而是真的不敢！“有贼心没贼胆”－－时间长了，那“贼心”也就慢慢疲软了，最终“死了贼心”了事。
其实，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反腐败问题上，现代理念和公民意识较成熟与发达的国家无不竞相在监督体系上狠下功夫，南韩的两位总统卢泰愚、全斗焕受审，美国尼克松的“水门”和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都说明了这些国家“法治高于人治”“治身高于洗脑”的现代理念：我们不担心你犯错误，只担心我们是否有能力对付你的错误！
比较“学好”与“打恶”，可以说，前者是“滋补剂”，是“营养品”，而后者则是真正的“处方药”、“刮骨刀”。前者注重“德”，后者倚仗“法”；前者提倡“内修”“自律”“自我批评”－－属于理想的图纸“设计”型，后者凭借的是“制约”“规范”“打击”与“惩戒”－－属于清醒的现实“施工”类。可惜这些年来，我们的体制作业者们太迷恋依赖“设计”了，拼命树榜样、塑典型，用乌托邦式的全能标准来发掘“健美运动员”、“人体模特”，大力开发研制“太阳神”“大力丸”和“红桃K”，拼命在“滋补”“保健”“内练”“自我修缮”“韬光养晦”上下功夫，总不肯承认“寡人有疾”，自然也开不出什么真有疗效的“处方”来，或者把“癌症”“爱滋”仅当成“感冒发烧”之类的小毛病－－靠精神胜利法聊以自慰。光那“九个指头”上就非法寄居着多少从“一个指头”偷渡来的“黑客”？！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前面那位“胡书记”的“标准答案”正是来源于这种典型的“滋补品意识”。他把自己的病因归咎于“营养不良”、“身体吸收不好”，提醒伙伴和同志们“继续营养”“加强营养”“将营养进行到底！”……
乌哉，“胡书记”万不该把“病”不叫“病”，万不该把“保健品”当“处方药”来吹嘘来颂扬－－这则“虚假广告”既害苦了自个，又干扰了视听，还累及了更多的未来的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