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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绍曾,崔国光等整理订补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2
简介: 网罗近人题跋 力图订误补缺——《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评介 杨锦先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创始于杨以增(1787—1855),其子绍和(1830—1875)、孙保彝(1852—1910)均克承先志,故藏益丰。当咸丰初年,吴门汪氏艺芸书舍藏书散出,杨以增时官江南河道总督,驻节清江浦,因利乘便,所得独多。汪氏藏书,主要来自黄氏士礼居;士礼居所藏,多清初毛、钱、徐、季诸家故物;以增又续得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朱竹君等海内名家所藏,于是江南藏书精华,辇载而北,使明、清以来藏书以江、浙为重镇的格局为之一变,亦为山左千百年来所未有。以增遂辟“宋存书室”和“四经四史之斋”以视珍宝。其后绍和官京师,适值清宗室怡府乐善堂藏书散出,绍和颇得精善之本。乐善堂藏书得自昆山徐乾学、泰兴季沧苇,徐、季二氏所藏,来自清初毛氏汲古阁、钱氏述古堂。因此杨氏藏书,渊源有自。大抵十之七八得于南,十之二三得于北,两地精华萃于山左,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绍和子保彝,亦官京师,每遇善本,辄多购置,更加丰富了海源阁藏书。当时与海源阁齐名者,有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号称晚清藏书四大家。陆氏传至第二代,即举其所藏售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丁氏所藏亦于光绪三十三年尽归江南图书馆。海内岿然独存者,只有海源阁和铁琴铜剑楼,故世有“南瞿北杨”之称。二家藏书渊源略同,又皆传世悠久,交相辉映,诚为藏书史上的佳话。唯瞿氏藏书保存得尽善尽美,建国后由第五代主人捐献给了国家,得到了最好的归宿。而杨氏藏书在第四代主人杨敬夫时,以地方不靖,于1927年将部分宋元珍本?FDA8?载到天津出售,又以92种精品抵押天津盐业银行以为经商致富的资本,1929、1930年又迭遭匪劫,致使书散楼空,所幸海内有识之士纷纷抢购,才使大部分珍本秘籍得以妥善保管,流传至今。今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等有不少镇库之宝即来自海源阁,说明杨氏藏书也终究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归宿。 像多数清代私人藏书家那样,杨氏为自己的藏书编制了书目。据王绍曾先生多方考求,得知现存的杨氏家藏书目共有5种:①《楹书隅录》5卷,《楹书隅录续编》4卷(以下均简称《隅录》、《续编》),杨绍和撰,光绪二十年杨氏海源阁刻、民国元年武进董康补刻本。②《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4卷,杨绍和撰,杨氏海源阁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③《海源阁藏书目》1卷(以下简称《江目》),杨绍和撰,光绪十四年元和江标刻《江刻书目三种》本;又有清孙传凤抄本,江标?F9A6?笔批校,今藏国家图书馆。④《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4卷,杨保彝撰,1931年王献唐校订,《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二种排印本。⑤《海源阁书目》不分卷,杨氏海源阁抄本,原书未题撰人,书后有杨保彝题记,后人即以为杨保彝撰,经王绍曾先生考证,此书实为杨绍和撰,杨保彝增补,今藏山东省图书馆。这5种书目,全面反映了杨氏庋藏之盛。除第一种为题跋目录外,其余四种均为简目。第五种杨氏视为普通本书目。现将五者分别整理订补,汇为一帙出版,使杨氏藏书均有目可据,是王绍曾先生多年的心愿。特别是第二种和第五种,仅以抄本流传,从未刊刻,亟须问世,以丰富和拓广版本目录学的研究素材。因此,自1987年起,王先生就发凡起例,开始了艰难的整理工作。在友生的协助下,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终于出版了。本书是继《山东文献书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之后,王绍曾先生在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又一贡献。概而言之,《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的学术价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详考海源阁书目的编纂原委,对其中三种进行补遗,清理并完善了海源阁藏书的书目体系。海源阁四世藏书,但海源阁书目皆成于第二代主人杨绍和和第三代主人杨保彝之手。《隅录》创编于同治二、三年间,成书于同治八年,《续编》成书于同治十年,二者用题跋之体,共著录善本286种。杨绍和《续编·序》云:“予年来嗜痂所在,不乏珍笈,手校诸籍,亦颇罕秘,《三编》之纂,拟俟诸他日。”据王绍曾先生考察,杨氏孤本秘笈为《隅录》及《续编》所脱漏者,为数甚多。可惜杨绍和在完成《续编》后不到3年,就于光绪元年去世,撰写《三编》的愿望遂成为泡影。为弥补杨氏的缺憾,王绍曾先生广泛搜集海源阁藏书散出后,海内名家如傅增湘、赵万里、王重民、王献唐、周叔?B82A?、叶恭绰、王文进等人经眼时所作的题跋批校,凡不见于《隅录》及《续编》者,共得113种,辑成《隅录补遗》。这个《补遗》,实际上就是杨氏的《三编》,杨氏未竟的夙愿,在王先生手里得到了实现。至此,杨氏收藏的善本书有题跋者已多达399种,这是一笔与藏书史和版本学研究关系密切的珍贵的财富。 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4卷,成于《隅录》及《续编》之后,是杨绍和晚年编的善本书目的定本,共著录了397种,每一种书的著录项目,包括版本、书名、卷数、册数、函数等。《江目》,据王先生分析,系以孙传凤抄本为底本,但这个书目,实脱胎于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的初稿本,故只著录363种,书名、卷数、册数、函数及编排次序,亦不如《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精整。《江目》流传既广,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为首次面世,故王先生将二者并存,以供读者有所别择。 杨保彝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原题《宋存书室藏宋元秘本书目》,乃保彝承其父《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之旧称,加以补充而稍变其体例。因《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长期沉?E85F?,不为人知,王献唐先生亦未及寓目,遂改名为《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此目集杨氏善本书之大成,既包括了《隅录》及《续编》著录之书,又收录了杨绍和、杨保彝父子晚年所得之书,共著录宋元抄校469种,使海源阁宋元秘本大体臻于完备。王先生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海源阁仍有极重要的宋元秘本为杨保彝所脱漏,遂广稽博考,又得123种,撰为《补遗》。经王先生清理,海源阁的珍本才有了一个较完整的书目。海源阁收藏孤本秘笈592种,其数量之多,堪称近代藏书史上的奇迹。 《海源阁书目》著录杨氏所谓的普通本,共著录3416部,其中宋、元、明刻本和校、抄本占五分之一强,余皆清本,类多精刊精印。当日杨氏视为普通本,今多可视为善本。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大宗藏书历经折曲,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主要藏于山东省图书馆。王绍曾、崔国光二位先生又将现存山东省图书馆、非《海源阁书目》著录之书,辑为《补遗》,又得324种。至此,杨氏所谓普通本亦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清理。 书目是藏书的直接反映,杨氏父子的5种书目,加上王绍曾先生的3种补遗,构成了杨氏藏书最新的书目体系。不仅体现了杨氏藏书的辉煌,更以周密的考据和精细的整理体例,把杨氏原有书目价值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二、摸清了海源阁藏书的家底,对见于书目记载的每一种书的存佚及授受源流,进行了细致的考辨。杨氏藏书号称数十万卷,通过王先生对书目的整理,基本上摸清了海源阁藏书的家底。其善本书见于《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和《补遗》,凡592种,15176卷;其普通本见于《海源阁书目》和《补遗》,凡3738种,164806卷。二者相加,为4330种,179982卷(内有部分书不分卷)。杨氏收藏之富,从此有了明确的数字表示。 陶南旧藏和“四经四史”的命运,曾牵动了千万人的心。为了表彰众多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抢救海源阁遗书的功绩,也为了考辨弄清杨氏每一本藏书的去向,王先生不避繁难,在考究授受原委方面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从而把原本简单的书目整理变成高水平的书目考证,创立了私家书目整理的新体裁。例如《楹书隅录》“宋本《周礼》十二卷”下云:“此本为杨氏四经四史之斋宋本四经之一。散出后先归周叔弢,转归北图。”“校本《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后由济南敬古斋归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转归济南张亦轩先生。”《楹书隅录续编》“校本《封氏闻见记》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后,王献唐曾为山东省立图书馆购藏,并过录一本,过录本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原本去向不明。”“校明抄本《西溪丛话》二卷”下云:“此本散出后,傅沅叔、周叔?B82A?、王晋卿均曾经眼,后归吴兴张氏,转归中央图书馆。”诸如此类,俯拾即是。王先生能够叙述得元元本本,如数家珍,除得力于识见广博外,还在于得到了冀淑英先生的帮助,并利用了3种鲜为人知的资料。 因海源阁善本书主要归于北京图书馆,所以王先生在整理时遇到疑难,每每请益于主持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版本目录学家冀淑英先生,冀先生不但有问必答,而且亲自到善本书库核对原书。自1987年4月至1995年9月,回覆书札15通(《书目》附录,漏收3通),涉及海源阁遗书80余种。信中所谈海源阁书的来龙去脉、版刻印记及北京图书馆的收藏情况等,皆为王先生所取资。王先生曾多次表示,如果没有冀先生的倾力相助,便不可能有《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 至于3种鲜为人知的资料,更为王先生考辨图书流传提供了直接佐证。其一是上面提到的《海源阁藏书目》的孙传凤抄本,江标据以刊刻以后,为文禄堂主人王文进所得,在海源阁书散出时,王氏就他所知见的版本特征及授受源流在上面作了扼要的记录,王先生在整理《海源阁藏书目》时,将所有的记录统统加以誊录。其二是中华书局收藏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佚名批注本,也保存了较多的图书流散情况。其三是周一良、周景良先生提供了周叔弢的《楹书隅录》批校和题记,让王先生了解到更多的海源阁书的版本特征和授受源流,特别是周叔弢每见到海源阁遗书,总要把书中名家题跋原稿,与《隅录》核对,发现《隅录》很多错误和脱漏,这对于今天整理《隅录》,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 经王先生的爬罗清理,海源阁遗书的去向终于可得而言了。善本书592种,现存361种,去向不明者231种。316种当中,261种归于北京图书馆(其中36种于抗战期间移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上世纪50年代移存台湾中央图书馆),10种归于台湾中央图书馆,6种归于大连图书馆(解放战争期间流出国外),3种归于北京大学图书馆,27种归于山东省博物馆,另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以及谢国祯各收藏1种,其余几十种仍在各私人藏书家手中。去向不明的231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陆续发现。 261种珍本的妥善保存,确实不易,其中凝结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为了褒扬保存海源阁遗书的功臣们,王先生满怀激情地为他们一一列传。首当其冲的是天津存海学社的成员,以潘复为首,另有常朗斋、张廷谔、王绍贤等人,他们在杨敬夫押入天津盐业银行的92种宋元秘本到期无力赎回的时候,毅然成立存海学社,以8万元将92种全部赎回,1946年由北平图书馆收购,成为北图入藏海源阁书最大的一宗。周叔弢则是收购海源阁遗书最热心的人,共得海源阁精品57种,1952年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刘少山所得20种,亦属宋元旧椠中的精本,也于1952年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他傅增湘、陈清华、李盛铎、潘宗周、张乃熊、莫伯骥、邢赞亭、王献唐、叶恭绰等具为海源阁遗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济南人士辛铸久、苗兰亭、张蔚斋则于1944年以伪币300万元购得海源阁普通本书2243种,1945年悉数捐入山东省立图书馆。这都是抢救海源阁遗书的功臣,王先生为他们一一列传,他们的名字,必将与海源阁连在一起,永垂千秋。 三、广泛收录近代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有关海源阁遗书的题跋,充分反映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纠正杨氏原书目的失误。《楹书隅录》及《续编》每书皆有题跋,在海源阁书目5种中最为重要,也是王先生整理时最下功夫的一部。《隅录》及《续编》的学术价值,通过这次整理,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海源阁遗书星散以后,国内版本目录学家王献唐、傅增湘、张元济、赵万里、王重民、周叔弢、叶恭绰、王文进等先后获读原书,鉴赏之余,辄加题记,出现了一大批海源阁遗书的研究资料。王先生整理《楹书隅录》及《续编》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充分吸取了诸大家的研究成果。王先生的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在杨氏原来题跋之后,完整地记录诸家的题记,多达451则。诸家题记较之杨书原跋,后出转精,著录的内容和体式更加详备,鉴别版刻更加精确,多能补《隅录》及《续编》题跋之遗、匡前人评跋之疏。 第二,利用诸家题跋,更正杨氏误定的版本。杨氏由于时代的局限,不曾利用讳字和刻工鉴别版本,难以发现书贾作伪的痕迹,致有不少鉴别的失误。有把元本误定为宋本者,《大戴礼记》即是;有把宋本误定为元本者,《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集》即是;有把抄本误定为稿本者,何义门《字书八法》即是;等等,在《隅录》及《续编》里不下20种,王先生皆一一订正。 第三,根据诸家题记,特别是经弢翁的《楹书隅录》批校,校正文字的舛讹,增补前人的评跋。《隅录》及《续编》虽经杨保彝刻印时仔细校理,但鱼鲁亥豕,文字脱漏,触处即是。如元本《东坡乐府》黄丕烈跋“此种宝物意以贱值得之”,“意”是“竟”字之误;校宋明抄本《李群玉诗集》黄跋“合上中下三卷目录”下,脱“及卷中诗大段相近,惟后集五卷宋刻无目录”十八字;校宋本《春渚纪闻》脱黄跋12则,等等,不一而足,王先生皆详出校记,加以增补。尤其是增补黄丕烈跋,改正了黄跋的舛误,为《荛圃藏书题识》进一步拾遗纠谬,起到积极作用。 第四,根据弢翁的批校,对杨氏误录的藏书印记逐一予以改正和补充。藏书印是藏书授受源流的直接反映,杨氏原跋非常重视藏书印记的著录,但间有印文错误和脱漏。如宋本《周礼》,杨氏著录“秘书少监”印记,“少”字应是“外”字;又著录“高□”的印记,用墨框表示下字无法辨认,经?B82A弢翁核对,应是“岱”字;宋本《说文解字》,杨氏著录“中吴毛叔子收藏书画记”,“毛叔子”应是“毛奏叔”;宋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杨氏脱漏“宋本”、“?DA49?印”等七方印记。有时脱漏了一方印记,就等于泯没了一道收藏环节,如宋本《孟浩然诗集》,经B82A弢翁补“文登于氏小谟觞馆藏本”印记,才使人知道,此书艺芸书舍散出后,先归文登于氏,然后才归海源阁。 总之,王先生广征博引,把点校、纠谬和保存文献完美的结合,灵活地使用了辑录体,整理出了迄今为止《楹书隅录》及《续编》最有参考价值的本子,为清代其他私家书目的整理,树立了楷模。
作者: 王绍曾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0
简介: “艺文志”为历代史志之重要组成部分,自班固《汉书艺文志》开剏此体以来,《隋书》、两《唐书》、《宋史》、《明史》及《清史稿》咸有艺文志(或称经籍志)。全史中无艺文志者,自清初黄虞稷、杭艺骏、厉鹗、卢文弨、钱大听、钱大昭以迄晚近丁国钓、聂崇岐等,已先后撰为补志。其原有诸志着录疏漏舛讹者,宋王应麟、清章宗源、姚振宗辈亦有所订补,与全史中艺文志相辅而行。我国历代学术文化发展,自此始有脉络可寻,而一代藏书与著述之盛,亦得涉其崖略。其裨益于学术文化史之研究者至深且钜。顾《汉志》以下诸志,前人论其得失众矣。《隋志》出魏征之手,为现存四部目录之权舆,《四库全书总目》谓其“编次无法”,“在十志中为最下”。
作者: 张元济著;王绍曾等整理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4
简介: 盛世修史、盛世救史、盛世读史、盛世藏史――这是惟我中华民族独有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的代代延续,成就了世界上惟一一部连续修造1800余年、记载4000余年悠久历史的煌煌巨著,中国惟一正史―――《百衲本二十四史》。 《百衲本二十四史》具有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版本价值,在中国史学乃至世界史学上都上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国宝级的珍品。这一巨著仅于1930――1936年间惟一一次出版,历经社会动荡、战乱、天灾,至今已极为罕见。 这次北京古籍出版社将其作为"世纪抢救工程"第一个重点项目率先向海内外卫隆重推出,实为史学界、收藏界的一件幸事。 全书完全尊重原书面貌。在有关专家的亲自指导下,采用浙江富阳的极品手工宣纸,特级徽墨,传统石印工艺,手工古式线装,全部工序多达72道,实为书籍装帧之极品。 为突出其收藏价值。这套《百衲本二十四史》还将限量发行300套,每一套的版权页上都印有惟一的绝版编号,这意味着300位《百衲本二十四史》拥有者将同时获得一份极具历史性的殊荣!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9
简介:盛世修史、盛世救史、盛世读史、盛世藏史――这是惟我中华民族独有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的代代延续,成就了世界上惟一一部连续修造1800余年、记载4000余年悠久历史的煌煌巨著,中国惟一正史―――《百衲本二十四史》。 《百衲本二十四史》具有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版本价值,在中国史学乃至世界史学上都上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国宝级的珍品。这一巨著仅于1930――1936年间惟一一次出版,历经社会动荡、战乱、天灾,至今已极为罕见。 这次北京古籍出版社将其作为"世纪抢救工程"第一个重点项目率先向海内外卫隆重推出,实为史学界、收藏界的一件幸事。 全书完全尊重原书面貌。在有关专家的亲自指导下,采用浙江富阳的极品手工宣纸,特级徽墨,传统石印工艺,手工古式线装,全部工序多达72道,实为书籍装帧之极品。 为突出其收藏价值。这套《百衲本二十四史》还将限量发行300套,每一套的版权页上都印有惟一的绝版编号,这意味着300位《百衲本二十四史》拥有者将同时获得一份极具历史性的殊荣! 更多>>
作者: 张元济著;王绍曾等整理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4
简介:盛世修史、盛世救史、盛世读史、盛世藏史――这是惟我中华民族独有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的代代延续,成就了世界上惟一一部连续修造1800余年、记载4000余年悠久历史的煌煌巨著,中国惟一正史―――《百衲本二十四史》。 《百衲本二十四史》具有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版本价值,在中国史学乃至世界史学上都上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国宝级的珍品。这一巨著仅于1930――1936年间惟一一次出版,历经社会动荡、战乱、天灾,至今已极为罕见。这次北京古籍出版社将其作为"世纪抢救工程"第一个重点项目率先向 海内外隆重推出,实为史学界、收藏界的一件幸事。 全书完全尊重原书面貌。在有关专家的亲自指导下,采用浙江富阳的极品手工宣纸,特级徽墨,传统石印工艺,手工古式线装,全部工序多达72道,实为书籍装帧之极品。 为突出其收藏价值。这套《百衲本二十四史》还将限量发行300套,每一套的版权页上都印有惟一的绝版编号,这意味着300位《百衲本二十四史》拥有者将同时获得一份极具历史性的殊荣! 更多>>
作者: 张元济著;王绍曾等整理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9
简介:盛世修史、盛世救史、盛世读史、盛世藏史――这是惟我中华民族独有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的代代延续,成就了世界上惟一一部连续修造1800余年、记载4000余年悠久历史的煌煌巨著,中国惟一正史―――《百衲本二十四史》。 《百衲本二十四史》具有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版本价值,在中国史学乃至世界史学上都上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国宝级的珍品。这一巨著仅于1930――1936年间惟一一次出版,历经社会动荡、战乱、天灾,至今已极为罕见。 这次北京古籍出版社将其作为"世纪抢救工程"第一个重点项目率先向海内外卫隆重推出,实为史学界、收藏界的一件幸事。 全书完全尊重原书面貌。在有关专家的亲自指导下,采用浙江富阳的极品手工宣纸,特级徽墨,传统石印工艺,手工古式线装,全部工序多达72道,实为书籍装帧之极品。 为突出其收藏价值。这套《百衲本二十四史》还将限量发行300套,每一套的版权页上都印有惟一的绝版编号,这意味着300位《百衲本二十四史》拥有者将同时获得一份极具历史性的殊荣! 更多>>
作者: 张元济著;王绍曾等整理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9
简介:盛世修史、盛世救史、盛世读史、盛世藏史――这是惟我中华民族独有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的代代延续,成就了世界上惟一一部连续修造1800余年、记载4000余年悠久历史的煌煌巨著,中国惟一正史―――《百衲本二十四史》。 《百衲本二十四史》具有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版本价值,在中国史学乃至世界史学上都上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国宝级的珍品。这一巨著仅于1930――1936年间惟一一次出版,历经社会动荡、战乱、天灾,至今已极为罕见。 这次北京古籍出版社将其作为"世纪抢救工程"第一个重点项目率先向海内外卫隆重推出,实为史学界、收藏界的一件幸事。 全书完全尊重原书面貌。在有关专家的亲自指导下,采用浙江富阳的极品手工宣纸,特级徽墨,传统石印工艺,手工古式线装,全部工序多达72道,实为书籍装帧之极品。 为突出其收藏价值。这套《百衲本二十四史》还将限量发行300套,每一套的版权页上都印有惟一的绝版编号,这意味着300位《百衲本二十四史》拥有者将同时获得一份极具历史性的殊荣! 更多>>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1
简介: 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是张之济先生亲自厘定的对百衲本二十四史进行校勘的记录,为治史者必读之书。校勘记共16种。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1
简介:盛世修史、盛世救史、盛世读史、盛世藏史――这是惟我中华民族独有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的代代延续,成就了世界上惟一一部连续修造1800余年、记载4000余年悠久历史的煌煌巨著,中国惟一正史―――《百衲本二十四史》。 《百衲本二十四史》具有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版本价值,在中国史学乃至世界史学上都上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国宝级的珍品。这一巨著仅于1930――1936年间惟一一次出版,历经社会动荡、战乱、天灾,至今已极为罕见。 这次北京古籍出版社将其作为"世纪抢救工程"第一个重点项目率先向海内外卫隆重推出,实为史学界、收藏界的一件幸事。 全书完全尊重原书面貌。在有关专家的亲自指导下,采用浙江富阳的极品手工宣纸,特级徽墨,传统石印工艺,手工古式线装,全部工序多达72道,实为书籍装帧之极品。 为突出其收藏价值。这套《百衲本二十四史》还将限量发行300套,每一套的版权页上都印有惟一的绝版编号,这意味着300位《百衲本二十四史》拥有者将同时获得一份极具历史性的殊荣!更多>>
作者: 张元济著;王绍曾等整理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4
简介: 整理凡例: 一、整理先按校勘记原稿过录,然后进行覆覈。 二、过录时以校勘记定本为主,参以留备参考之本。 三、过录时概用衲本页数、行数,填写清楚、准确,如原校勘记间有误填者,必须逐一改正。注文均须于“行”字下加“注”字者,正文则不加“正”字。原校勘记如有加注“正”字而不加“注”字者,均须改正,以便统一体例。 四、校勘记原稿主要以殿本校宋元旧本(即上栏摘句为宋元旧本,下栏异文为殿本),间有以宋元旧本校殿本者(即上栏摘句为殿本,下栏异文为宋元旧本),宋元旧本校殿本为统体例,必须一律以殿本校宋元旧本。过录时先据殿本叶数、行数,找出原文,然后与衲本覈对,改填衲本叶数、行数,并将摘句与异文互倒。 五、校勘记所用参校本概用小一号字填写,版本概用简称。如汲古阁本称“汲”,北监本称“北”,大德本称“德”,汪文盛本称“汪”,孔继涵校本称“孔”。凡填入上栏者即同衲本,填入下栏者即同殿本。原稿中有“汲、德同”、“北、汪同”者,“同”字均可省去。 六、校勘记过录时须按原稿在异文及衍文旁加“o”为记,倒文加“oo”为记,脱文加“<”为记。原稿有应加而漏加者,均须增补。 七、校勘记摘句及异文过录时必须逐条与衲本、殿本覈对,如发现原稿摘句与异文有错误或互倒时,均须逐一改正。过录时如发现衲本、殿本确有异文但校勘记漏未出校,均须用另纸抄录,作为校勘记补遗,附于校勘记之后。 八、校勘记原有朱墨笔批语,凡有关考辨异文是非者,均逐一迻录于备注栏内。凡不同层次之批语加“○”间隔。校勘记批语,有出自张菊老者,有出自汪仲谷、蒋仲茀两先生者,因校勘记由菊老总其成,不再标批语姓名,特殊情况,另行处理。批语内如有“宋胜殿”、“殿胜宋”或“义可两通”者,亦须如式过录。在校勘记宋元本栏内、殿本栏内用“×”表示异文是非者,迻录时概用“宋是”、“宋讹”、“殿是”、“殿讹”或“殿疑讹”表示。如遇批语中引书有疑不能明之处,必须覈对原书,方可过录。 九、校勘记栏外批“修”字或“补”字(间有批“削”字者),均须于备注栏内过录。过录时并须根据摘句及异文逐一覈对,以明衲本是否已修或已补、已削。如发现应修而漏修者,须于备注栏内加注“原批修、漏修”。如发现原未批修而实已修者,亦须加注。凡校勘记栏外原批“漏修”或“误修”者,则于备注栏内加注“原批漏修”、“原批误修”。如校勘记原附有“漏修字表”、“误修字表”者,除与原校勘记覈对加注外,并将原表过录一份,附于校勘记之后。 十、校勘记过录完竣,必须逐条覆覈订正,统计出校若干条,批修者若干条,应修漏修者若干条,误修者若干条,未批修而实已修者若干条,最后写出整理说明。 史记校勘记整理说明: 一、《史记校勘记》为张菊生先生手稿,凡六册。所用红格纸系当时专印。自上至下依次为卷、叶、行、宋本、殿本五栏,今依式迻录。 二、原稿第一册封皮内及第六册后十叶为补遗,今依次散入校勘记内。 三、《史记》所用底本为南宋庆元间建安黄善夫刻三家注本,校本为乾隆间武英殿刻三家注本。前者简称“宋”,后者简称“殿”。参校本有清刘喜海旧藏百衲本、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单索隐本、明王延喆刻三家注本、近人刘承幹影刻宋蜀大字本等,依次简称“衲”、“汲”、“王”、“刘”。 四、校勘记原稿格式,先于宋本栏内摘出原句,并在有异文或衍文、脱文处加上标记,然后在殿本栏内标出异文。王本异文填在宋本、殿本栏下部,衲、汲、刘本则分注宋殿两栏内。今除将王本异文分别移注宋殿两栏,其余均依旧式。 五、原稿上下栏外及字里行间有菊老批语,凡与异文是非有关者,均迻录“备注”栏内。批语不止一条者则根据顺序先后加○隔开。 六、原校勘记下栏外菊老手批“修”、“补”、“削”等字者,《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本已经修订,所修字体与黄善夫本风格一致,故不易察觉。但偶有批“修”而实未修者,又有未批“修”而实已修者,均于备注栏内注明。 七、原校勘记宋本栏内摘句偶有譌夺衍倒之处,今依影印本径改。 八、原校勘记有宋本、殿本误倒者,即宋本栏内摘句实为殿本,而殿本栏内异文实为宋本。今分别于备注栏注明,不改校记。 九、原校勘记共出校四千九百余条,而批“修”、“补”、“削”字者一千八百余条。但间有影印本已修订,而校勘记原稿未出校者。今有杜泽逊同志据日本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辑为《补遗》一卷,计二百二十六条,附刊卷尾,以资参考。 十、原校记系行书,且有夹行细字极难辨识者,迻录错误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指正。
作者: 张元济著;王绍曾等整理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1
简介:盛世修史、盛世救史、盛世读史、盛世藏史――这是惟我中华民族独有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的代代延续,成就了世界上惟一一部连续修造1800余年、记载4000余年悠久历史的煌煌巨著,中国惟一正史―――《百衲本二十四史》。 《百衲本二十四史》具有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版本价值,在中国史学乃至世界史学上都上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国宝级的珍品。这一巨著仅于1930――1936年间惟一一次出版,历经社会动荡、战乱、天灾,至今已极为罕见。 这次北京古籍出版社将其作为"世纪抢救工程"第一个重点项目率先向海内外卫隆重推出,实为史学界、收藏界的一件幸事。 全书完全尊重原书面貌。在有关专家的亲自指导下,采用浙江富阳的极品手工宣纸,特级徽墨,传统石印工艺,手工古式线装,全部工序多达72道,实为书籍装帧之极品。 为突出其收藏价值。这套《百衲本二十四史》还将限量发行300套,每一套的版权页上都印有惟一的绝版编号,这意味着300位《百衲本二十四史》拥有者将同时获得一份极具历史性的殊荣!更多>>
作者: 王绍曾,宫庆山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简介:本“集成”把山东省元明清三代的戏曲作家和作品汇为一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收杂剧,下编收传奇。所选作家都作小传介绍,所收作品都依作品真伪、版本源流、剧情内容、分别予以考定、介绍、本“集成”还有“山左戏曲家佚著目录”。由于本“集成”所收作品口若悬河,基本上包括目前学术界所发现的所有资料,其中有许多是“手抄本”、“演出本”等首次公开出版的珍贵的古籍资料,因此,本“集成”对中国古代戏曲爱好者和研究,是一部极其有价值的作家作品总集。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1
简介:盛世修史、盛世救史、盛世读史、盛世藏史――这是惟我中华民族独有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的代代延续,成就了世界上惟一一部连续修造1800余年、记载4000余年悠久历史的煌煌巨著,中国惟一正史―――《百衲本二十四史》。 《百衲本二十四史》具有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文物价值和版本价值,在中国史学乃至世界史学上都上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国宝级的珍品。这一巨著仅于1930――1936年间惟一一次出版,历经社会动荡、战乱、天灾,至今已极为罕见。 这次北京古籍出版社将其作为"世纪抢救工程"第一个重点项目率先向海内外卫隆重推出,实为史学界、收藏界的一件幸事。 全书完全尊重原书面貌。在有关专家的亲自指导下,采用浙江富阳的极品手工宣纸,特级徽墨,传统石印工艺,手工古式线装,全部工序多达72道,实为书籍装帧之极品。 为突出其收藏价值。这套《百衲本二十四史》还将限量发行300套,每一套的版权页上都印有惟一的绝版编号,这意味着300位《百衲本二十四史》拥有者将同时获得一份极具历史性的殊荣!更多>>
作者: 张元济著;王绍曾等整理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4
简介: 整理凡例: 一、整理先按校勘记原稿过录,然后进行覆覈。 二、过录时以校勘记定本为主,参以留备参考之本。 三、过录时概用衲本页数、行数,填写清楚、准确,如原校勘记间有误填者,必须逐一改正。注文均须于“行”字下加“注”字者,正文则不加“正”字。原校勘记如有加注“正”字而不加“注”字者,均须改正,以便统一体例。 四、校勘记原稿主要以殿本校宋元旧本(即上栏摘句为宋元旧本,下栏异文为殿本),间有以宋元旧本校殿本者(即上栏摘句为殿本,下栏异文为宋元旧本),宋元旧本校殿本为统体例,必须一律以殿本校宋元旧本。过录时先据殿本叶数、行数,找出原文,然后与衲本覈对,改填衲本叶数、行数,并将摘句与异文互倒。 五、校勘记所用参校本概用小一号字填写,版本概用简称。如汲古阁本称“汲”,北监本称“北”,大德本称“德”,汪文盛本称“汪”,孔继涵校本称“孔”。凡填入上栏者即同衲本,填入下栏者即同殿本。原稿中有“汲、德同”、“北、汪同”者,“同”字均可省去。 六、校勘记过录时须按原稿在异文及衍文旁加“o”为记,倒文加“oo”为记,脱文加“<”为记。原稿有应加而漏加者,均须增补。 七、校勘记摘句及异文过录时必须逐条与衲本、殿本覈对,如发现原稿摘句与异文有错误或互倒时,均须逐一改正。过录时如发现衲本、殿本确有异文但校勘记漏未出校,均须用另纸抄录,作为校勘记补遗,附于校勘记之后。 八、校勘记原有朱墨笔批语,凡有关考辨异文是非者,均逐一迻录于备注栏内。凡不同层次之批语加“○”间隔。校勘记批语,有出自张菊老者,有出自汪仲谷、蒋仲茀两先生者,因校勘记由菊老总其成,不再标批语姓名,特殊情况,另行处理。批语内如有“宋胜殿”、“殿胜宋”或“义可两通”者,亦须如式过录。在校勘记宋元本栏内、殿本栏内用“×”表示异文是非者,迻录时概用“宋是”、“宋讹”、“殿是”、“殿讹”或“殿疑讹”表示。如遇批语中引书有疑不能明之处,必须覈对原书,方可过录。 九、校勘记栏外批“修”字或“补”字(间有批“削”字者),均须于备注栏内过录。过录时并须根据摘句及异文逐一覈对,以明衲本是否已修或已补、已削。如发现应修而漏修者,须于备注栏内加注“原批修、漏修”。如发现原未批修而实已修者,亦须加注。凡校勘记栏外原批“漏修”或“误修”者,则于备注栏内加注“原批漏修”、“原批误修”。如校勘记原附有“漏修字表”、“误修字表”者,除与原校勘记覈对加注外,并将原表过录一份,附于校勘记之后。 十、校勘记过录完竣,必须逐条覆覈订正,统计出校若干条,批修者若干条,应修漏修者若干条,误修者若干条,未批修而实已修者若干条,最后写出整理说明。 史记校勘记整理说明: 一、《史记校勘记》为张菊生先生手稿,凡六册。所用红格纸系当时专印。自上至下依次为卷、叶、行、宋本、殿本五栏,今依式迻录。 二、原稿第一册封皮内及第六册后十叶为补遗,今依次散入校勘记内。 三、《史记》所用底本为南宋庆元间建安黄善夫刻三家注本,校本为乾隆间武英殿刻三家注本。前者简称“宋”,后者简称“殿”。参校本有清刘喜海旧藏百衲本、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单索隐本、明王延喆刻三家注本、近人刘承幹影刻宋蜀大字本等,依次简称“衲”、“汲”、“王”、“刘”。 四、校勘记原稿格式,先于宋本栏内摘出原句,并在有异文或衍文、脱文处加上标记,然后在殿本栏内标出异文。王本异文填在宋本、殿本栏下部,衲、汲、刘本则分注宋殿两栏内。今除将王本异文分别移注宋殿两栏,其余均依旧式。 五、原稿上下栏外及字里行间有菊老批语,凡与异文是非有关者,均迻录“备注”栏内。批语不止一条者则根据顺序先后加○隔开。 六、原校勘记下栏外菊老手批“修”、“补”、“削”等字者,《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本已经修订,所修字体与黄善夫本风格一致,故不易察觉。但偶有批“修”而实未修者,又有未批“修”而实已修者,均于备注栏内注明。 七、原校勘记宋本栏内摘句偶有譌夺衍倒之处,今依影印本径改。 八、原校勘记有宋本、殿本误倒者,即宋本栏内摘句实为殿本,而殿本栏内异文实为宋本。今分别于备注栏注明,不改校记。 九、原校勘记共出校四千九百余条,而批“修”、“补”、“削”字者一千八百余条。但间有影印本已修订,而校勘记原稿未出校者。今有杜泽逊同志据日本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辑为《补遗》一卷,计二百二十六条,附刊卷尾,以资参考。 十、原校记系行书,且有夹行细字极难辨识者,迻录错误在所难免,敬祈读者指正。
作者: 王绍曾
出版社:齐鲁书社 2017年06月
简介:
《山东文献书目》是由山东大学教授王绍曾先生主编的一部有关山东文献书目汇辑的著作,汇集了自先秦以迄清末的山东先贤著述,以及历史上有关山东的著述,凡有刻本、稿本、抄本者均在收录之列。书末附有书名索引、著者索引,以便读者查核参考。《山东文献书目》出版后,为山东地方文献整理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但在使用过程中也发现了本书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次修订在原著的基础上,修改了先前的失误,为学界提供更严谨的参考资料。
作者: 王绍曾主编
简介: “艺文志”为历代史志之重要组成部分,自班固《汉书艺文志》开剏此体以来,《隋书》、两《唐书》、《宋史》、《明史》及《清史稿》咸有艺文志(或称经籍志)。全史中无艺文志者,自清初黄虞稷、杭艺骏、厉鹗、卢文弨、钱大听、钱大昭以迄晚近丁国钓、聂崇岐等,已先后撰为补志。其原有诸志着录疏漏舛讹者,宋王应麟、清章宗源、姚振宗辈亦有所订补,与全史中艺文志相辅而行。我国历代学术文化发展,自此始有脉络可寻,而一代藏书与著述之盛,亦得涉其崖略。其裨益于学术文化史之研究者至深且钜。顾《汉志》以下诸志,前人论其得失众矣。《隋志》出魏征之手,为现存四部目录之权舆,《四库全书总目》谓其“编次无法”,“在十志中为最下”。
作者: 王绍曾主编
简介: “艺文志”为历代史志之重要组成部分,自班固《汉书艺文志》开剏此体以来,《隋书》、两《唐书》、《宋史》、《明史》及《清史稿》咸有艺文志(或称经籍志)。全史中无艺文志者,自清初黄虞稷、杭艺骏、厉鹗、卢文弨、钱大听、钱大昭以迄晚近丁国钓、聂崇岐等,已先后撰为补志。其原有诸志着录疏漏舛讹者,宋王应麟、清章宗源、姚振宗辈亦有所订补,与全史中艺文志相辅而行。我国历代学术文化发展,自此始有脉络可寻,而一代藏书与著述之盛,亦得涉其崖略。其裨益于学术文化史之研究者至深且钜。顾《汉志》以下诸志,前人论其得失众矣。《隋志》出魏征之手,为现存四部目录之权舆,《四库全书总目》谓其“编次无法”,“在十志中为最下”。
作者: 王绍曾, 崔国光等整理补订
简介: 网罗近人题跋 力图订误补缺——《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评介 杨锦先 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创始于杨以增(1787—1855),其子绍和(1830—1875)、孙保彝(1852—1910)均克承先志,故藏益丰。当咸丰初年,吴门汪氏艺芸书舍藏书散出,杨以增时官江南河道总督,驻节清江浦,因利乘便,所得独多。汪氏藏书,主要来自黄氏士礼居;士礼居所藏,多清初毛、钱、徐、季诸家故物;以增又续得鲍氏知不足斋、秦氏石研斋、惠氏红豆山庄、方氏碧琳琅馆,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宁陈仲鱼、阳湖孙渊如、大兴朱竹君等海内名家所藏,于是江南藏书精华,辇载而北,使明、清以来藏书以江、浙为重镇的格局为之一变,亦为山左千百年来所未有。以增遂辟“宋存书室”和“四经四史之斋”以视珍宝。其后绍和官京师,适值清宗室怡府乐善堂藏书散出,绍和颇得精善之本。乐善堂藏书得自昆山徐乾学、泰兴季沧苇,徐、季二氏所藏,来自清初毛氏汲古阁、钱氏述古堂。因此杨氏藏书,渊源有自。大抵十之七八得于南,十之二三得于北,两地精华萃于山左,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绍和子保彝,亦官京师,每遇善本,辄多购置,更加丰富了海源阁藏书。当时与海源阁齐名者,有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号称晚清藏书四大家。陆氏传至第二代,即举其所藏售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丁氏所藏亦于光绪三十三年尽归江南图书馆。海内岿然独存者,只有海源阁和铁琴铜剑楼,故世有“南瞿北杨”之称。二家藏书渊源略同,又皆传世悠久,交相辉映,诚为藏书史上的佳话。唯瞿氏藏书保存得尽善尽美,建国后由第五代主人捐献给了国家,得到了最好的归宿。而杨氏藏书在第四代主人杨敬夫时,以地方不靖,于1927年将部分宋元珍本?FDA8?载到天津出售,又以92种精品抵押天津盐业银行以为经商致富的资本,1929、1930年又迭遭匪劫,致使书散楼空,所幸海内有识之士纷纷抢购,才使大部分珍本秘籍得以妥善保管,流传至今。今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山东省博物馆、台湾中央图书馆等有不少镇库之宝即来自海源阁,说明杨氏藏书也终究得到了一个良好的归宿。 像多数清代私人藏书家那样,杨氏为自己的藏书编制了书目。据王绍曾先生多方考求,得知现存的杨氏家藏书目共有5种:①《楹书隅录》5卷,《楹书隅录续编》4卷(以下均简称《隅录》、《续编》),杨绍和撰,光绪二十年杨氏海源阁刻、民国元年武进董康补刻本。②《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4卷,杨绍和撰,杨氏海源阁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③《海源阁藏书目》1卷(以下简称《江目》),杨绍和撰,光绪十四年元和江标刻《江刻书目三种》本;又有清孙传凤抄本,江标?F9A6?笔批校,今藏国家图书馆。④《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4卷,杨保彝撰,1931年王献唐校订,《山东省立图书馆丛刊》第二种排印本。⑤《海源阁书目》不分卷,杨氏海源阁抄本,原书未题撰人,书后有杨保彝题记,后人即以为杨保彝撰,经王绍曾先生考证,此书实为杨绍和撰,杨保彝增补,今藏山东省图书馆。这5种书目,全面反映了杨氏庋藏之盛。除第一种为题跋目录外,其余四种均为简目。第五种杨氏视为普通本书目。现将五者分别整理订补,汇为一帙出版,使杨氏藏书均有目可据,是王绍曾先生多年的心愿。特别是第二种和第五种,仅以抄本流传,从未刊刻,亟须问世,以丰富和拓广版本目录学的研究素材。因此,自1987年起,王先生就发凡起例,开始了艰难的整理工作。在友生的协助下,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终于出版了。本书是继《山东文献书目》、《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之后,王绍曾先生在目录学研究领域的又一贡献。概而言之,《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的学术价值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详考海源阁书目的编纂原委,对其中三种进行补遗,清理并完善了海源阁藏书的书目体系。海源阁四世藏书,但海源阁书目皆成于第二代主人杨绍和和第三代主人杨保彝之手。《隅录》创编于同治二、三年间,成书于同治八年,《续编》成书于同治十年,二者用题跋之体,共著录善本286种。杨绍和《续编·序》云:“予年来嗜痂所在,不乏珍笈,手校诸籍,亦颇罕秘,《三编》之纂,拟俟诸他日。”据王绍曾先生考察,杨氏孤本秘笈为《隅录》及《续编》所脱漏者,为数甚多。可惜杨绍和在完成《续编》后不到3年,就于光绪元年去世,撰写《三编》的愿望遂成为泡影。为弥补杨氏的缺憾,王绍曾先生广泛搜集海源阁藏书散出后,海内名家如傅增湘、赵万里、王重民、王献唐、周叔?B82A?、叶恭绰、王文进等人经眼时所作的题跋批校,凡不见于《隅录》及《续编》者,共得113种,辑成《隅录补遗》。这个《补遗》,实际上就是杨氏的《三编》,杨氏未竟的夙愿,在王先生手里得到了实现。至此,杨氏收藏的善本书有题跋者已多达399种,这是一笔与藏书史和版本学研究关系密切的珍贵的财富。 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4卷,成于《隅录》及《续编》之后,是杨绍和晚年编的善本书目的定本,共著录了397种,每一种书的著录项目,包括版本、书名、卷数、册数、函数等。《江目》,据王先生分析,系以孙传凤抄本为底本,但这个书目,实脱胎于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的初稿本,故只著录363种,书名、卷数、册数、函数及编排次序,亦不如《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精整。《江目》流传既广,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为首次面世,故王先生将二者并存,以供读者有所别择。 杨保彝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原题《宋存书室藏宋元秘本书目》,乃保彝承其父《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之旧称,加以补充而稍变其体例。因《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长期沉?E85F?,不为人知,王献唐先生亦未及寓目,遂改名为《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此目集杨氏善本书之大成,既包括了《隅录》及《续编》著录之书,又收录了杨绍和、杨保彝父子晚年所得之书,共著录宋元抄校469种,使海源阁宋元秘本大体臻于完备。王先生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海源阁仍有极重要的宋元秘本为杨保彝所脱漏,遂广稽博考,又得123种,撰为《补遗》。经王先生清理,海源阁的珍本才有了一个较完整的书目。海源阁收藏孤本秘笈592种,其数量之多,堪称近代藏书史上的奇迹。 《海源阁书目》著录杨氏所谓的普通本,共著录3416部,其中宋、元、明刻本和校、抄本占五分之一强,余皆清本,类多精刊精印。当日杨氏视为普通本,今多可视为善本。值得庆幸的是,这一大宗藏书历经折曲,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主要藏于山东省图书馆。王绍曾、崔国光二位先生又将现存山东省图书馆、非《海源阁书目》著录之书,辑为《补遗》,又得324种。至此,杨氏所谓普通本亦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清理。 书目是藏书的直接反映,杨氏父子的5种书目,加上王绍曾先生的3种补遗,构成了杨氏藏书最新的书目体系。不仅体现了杨氏藏书的辉煌,更以周密的考据和精细的整理体例,把杨氏原有书目价值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二、摸清了海源阁藏书的家底,对见于书目记载的每一种书的存佚及授受源流,进行了细致的考辨。杨氏藏书号称数十万卷,通过王先生对书目的整理,基本上摸清了海源阁藏书的家底。其善本书见于《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和《补遗》,凡592种,15176卷;其普通本见于《海源阁书目》和《补遗》,凡3738种,164806卷。二者相加,为4330种,179982卷(内有部分书不分卷)。杨氏收藏之富,从此有了明确的数字表示。 陶南旧藏和“四经四史”的命运,曾牵动了千万人的心。为了表彰众多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抢救海源阁遗书的功绩,也为了考辨弄清杨氏每一本藏书的去向,王先生不避繁难,在考究授受原委方面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从而把原本简单的书目整理变成高水平的书目考证,创立了私家书目整理的新体裁。例如《楹书隅录》“宋本《周礼》十二卷”下云:“此本为杨氏四经四史之斋宋本四经之一。散出后先归周叔弢,转归北图。”“校本《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后由济南敬古斋归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转归济南张亦轩先生。”《楹书隅录续编》“校本《封氏闻见记》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后,王献唐曾为山东省立图书馆购藏,并过录一本,过录本现藏山东省博物馆,原本去向不明。”“校明抄本《西溪丛话》二卷”下云:“此本散出后,傅沅叔、周叔?B82A?、王晋卿均曾经眼,后归吴兴张氏,转归中央图书馆。”诸如此类,俯拾即是。王先生能够叙述得元元本本,如数家珍,除得力于识见广博外,还在于得到了冀淑英先生的帮助,并利用了3种鲜为人知的资料。 因海源阁善本书主要归于北京图书馆,所以王先生在整理时遇到疑难,每每请益于主持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版本目录学家冀淑英先生,冀先生不但有问必答,而且亲自到善本书库核对原书。自1987年4月至1995年9月,回覆书札15通(《书目》附录,漏收3通),涉及海源阁遗书80余种。信中所谈海源阁书的来龙去脉、版刻印记及北京图书馆的收藏情况等,皆为王先生所取资。王先生曾多次表示,如果没有冀先生的倾力相助,便不可能有《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 至于3种鲜为人知的资料,更为王先生考辨图书流传提供了直接佐证。其一是上面提到的《海源阁藏书目》的孙传凤抄本,江标据以刊刻以后,为文禄堂主人王文进所得,在海源阁书散出时,王氏就他所知见的版本特征及授受源流在上面作了扼要的记录,王先生在整理《海源阁藏书目》时,将所有的记录统统加以誊录。其二是中华书局收藏的《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佚名批注本,也保存了较多的图书流散情况。其三是周一良、周景良先生提供了周叔弢的《楹书隅录》批校和题记,让王先生了解到更多的海源阁书的版本特征和授受源流,特别是周叔弢每见到海源阁遗书,总要把书中名家题跋原稿,与《隅录》核对,发现《隅录》很多错误和脱漏,这对于今天整理《隅录》,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 经王先生的爬罗清理,海源阁遗书的去向终于可得而言了。善本书592种,现存361种,去向不明者231种。316种当中,261种归于北京图书馆(其中36种于抗战期间移存美国国会图书馆,上世纪50年代移存台湾中央图书馆),10种归于台湾中央图书馆,6种归于大连图书馆(解放战争期间流出国外),3种归于北京大学图书馆,27种归于山东省博物馆,另山东省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以及谢国祯各收藏1种,其余几十种仍在各私人藏书家手中。去向不明的231种,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陆续发现。 261种珍本的妥善保存,确实不易,其中凝结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为了褒扬保存海源阁遗书的功臣们,王先生满怀激情地为他们一一列传。首当其冲的是天津存海学社的成员,以潘复为首,另有常朗斋、张廷谔、王绍贤等人,他们在杨敬夫押入天津盐业银行的92种宋元秘本到期无力赎回的时候,毅然成立存海学社,以8万元将92种全部赎回,1946年由北平图书馆收购,成为北图入藏海源阁书最大的一宗。周叔弢则是收购海源阁遗书最热心的人,共得海源阁精品57种,1952年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刘少山所得20种,亦属宋元旧椠中的精本,也于1952年全部捐献给了北京图书馆。其他傅增湘、陈清华、李盛铎、潘宗周、张乃熊、莫伯骥、邢赞亭、王献唐、叶恭绰等具为海源阁遗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济南人士辛铸久、苗兰亭、张蔚斋则于1944年以伪币300万元购得海源阁普通本书2243种,1945年悉数捐入山东省立图书馆。这都是抢救海源阁遗书的功臣,王先生为他们一一列传,他们的名字,必将与海源阁连在一起,永垂千秋。 三、广泛收录近代藏书家和版本学家有关海源阁遗书的题跋,充分反映相关的研究成果,并纠正杨氏原书目的失误。《楹书隅录》及《续编》每书皆有题跋,在海源阁书目5种中最为重要,也是王先生整理时最下功夫的一部。《隅录》及《续编》的学术价值,通过这次整理,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海源阁遗书星散以后,国内版本目录学家王献唐、傅增湘、张元济、赵万里、王重民、周叔弢、叶恭绰、王文进等先后获读原书,鉴赏之余,辄加题记,出现了一大批海源阁遗书的研究资料。王先生整理《楹书隅录》及《续编》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是因为充分吸取了诸大家的研究成果。王先生的具体做法如下: 第一,在杨氏原来题跋之后,完整地记录诸家的题记,多达451则。诸家题记较之杨书原跋,后出转精,著录的内容和体式更加详备,鉴别版刻更加精确,多能补《隅录》及《续编》题跋之遗、匡前人评跋之疏。 第二,利用诸家题跋,更正杨氏误定的版本。杨氏由于时代的局限,不曾利用讳字和刻工鉴别版本,难以发现书贾作伪的痕迹,致有不少鉴别的失误。有把元本误定为宋本者,《大戴礼记》即是;有把宋本误定为元本者,《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集》即是;有把抄本误定为稿本者,何义门《字书八法》即是;等等,在《隅录》及《续编》里不下20种,王先生皆一一订正。 第三,根据诸家题记,特别是经弢翁的《楹书隅录》批校,校正文字的舛讹,增补前人的评跋。《隅录》及《续编》虽经杨保彝刻印时仔细校理,但鱼鲁亥豕,文字脱漏,触处即是。如元本《东坡乐府》黄丕烈跋“此种宝物意以贱值得之”,“意”是“竟”字之误;校宋明抄本《李群玉诗集》黄跋“合上中下三卷目录”下,脱“及卷中诗大段相近,惟后集五卷宋刻无目录”十八字;校宋本《春渚纪闻》脱黄跋12则,等等,不一而足,王先生皆详出校记,加以增补。尤其是增补黄丕烈跋,改正了黄跋的舛误,为《荛圃藏书题识》进一步拾遗纠谬,起到积极作用。 第四,根据弢翁的批校,对杨氏误录的藏书印记逐一予以改正和补充。藏书印是藏书授受源流的直接反映,杨氏原跋非常重视藏书印记的著录,但间有印文错误和脱漏。如宋本《周礼》,杨氏著录“秘书少监”印记,“少”字应是“外”字;又著录“高□”的印记,用墨框表示下字无法辨认,经?B82A弢翁核对,应是“岱”字;宋本《说文解字》,杨氏著录“中吴毛叔子收藏书画记”,“毛叔子”应是“毛奏叔”;宋本《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杨氏脱漏“宋本”、“?DA49?印”等七方印记。有时脱漏了一方印记,就等于泯没了一道收藏环节,如宋本《孟浩然诗集》,经B82A弢翁补“文登于氏小谟觞馆藏本”印记,才使人知道,此书艺芸书舍散出后,先归文登于氏,然后才归海源阁。 总之,王先生广征博引,把点校、纠谬和保存文献完美的结合,灵活地使用了辑录体,整理出了迄今为止《楹书隅录》及《续编》最有参考价值的本子,为清代其他私家书目的整理,树立了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