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
作者： 翦伯赞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简介：序
这本书，上起开天辟地，下迄殷周之世，其所论述的范围，是
秦以前的中国古史。
秦以前的古史资料，早已随着时代之悠迈而消逝。在春秋时
代，孔子欲研究夏殷制度，已感文献之不足征。西汉初，司马迁
著《史记》，亦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
著”。所以司马氏于“三代”，于“五帝”，于“神农以前”，皆曰
“尚矣”，曰“吾不知已”，曰“靡得而记云”。
几千年来，秦以前的古史，只不过是飘浮于神话与传说中之
一些扑朔迷离的阴影而已。历代学者，对于这一段古史的论著，也
只是传神书怪，捕风捉影，因误正误，以讹传讹，浸至荒诞不经，
极奇离诡谲之大观。
秦以前的古史之走向科学的阶段，不过是最近二十年左右之
事。其所以能致此者，一方面，固然是新的科学，如地质学、古
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中
国史学自身发展之必然的归结。所谓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即由
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前
者就是所谓辨伪学而后者便是所谓金石学、考古学。
中国的辨伪之学，自汉唐以来，即已肇始其端绪，迄于两宋
而流风益煽。降至清乾嘉以后，则此种学问，大为昌明。其间学
者辈出，如汉之郑玄、何休，唐之刘知几、柳宗元，宋之欧阳修、
郑樵，明之宋濂、胡应麟，清之顾亭林、姚际恒、阎若璩、万斯
同、崔述以至康有为等，他们都感到“经既苟且，史又荒唐”，于
是不仅对于百家不雅驯之言，加以批判；即对于圣经贤传，亦予
以辨证。窍其幽隐，发其讹误，分其瑕瑜，定其真伪。“一分真伪
而古书去其半，一分瑕瑜而列朝书又去其八九”。（张之洞《輶轩
语》）自此以后，中国文献上的古史资料，便获得一些订正。
中国的金石之学，几乎与辨伪之学是平行的发展。自汉唐以
来，中国古代器物，即间有发现。《说文》序云：“郡国往往于山
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是也。不过在当时因罕见古物，偶
有所得，辄引为神瑞之象征。若有能辨其文者世惊为奇。古代的
器物之开始当作学问而研究，始于北宋。当时，高原古冡，颇有
发现，古代器物，出土渐多，始不以古器为神瑞而或以玩赏加之。
在当时虽不必如阮元所云“士大夫家有其器，人识其文。”但据
《籀史》所载，宋代著录金文之书，多至三十余家，而南渡以后诸
家之书，尚不在内。是知宋代金石学的发展，亦可谓盛极一时。当
时学者如欧阳修、吕大临、赵明诚、黄伯思、董逌、王俅、薛尚
功、张纶、李诚之辈，或搜罗古器，征求墨本；或摹写形制，考
订名物；或训释铭文，辨证经史，其用力甚大，创获亦多。至于
文字训释方面，虽亦有穿凿纰缪可讥之处，但宋人对于金石学，实
有凿空之功。
金石学在宋代，虽涂术已启，而流派未宏；其辉煌之发展，则
亦在清乾嘉以后。在清代古物之出土者，已数十倍于宋代，而学
者如王昶、钱大听、毕沅、翁方纲、陆心源、孙星衍、阮元、李
宗瀚、瞿中溶、吴荣光、吴式芬、陈介祺、吴大澂、端方等接踵
辈出，其所著述，不下四百种之多。于是金石学遂蔚为大观。降
至清末，古物出土者更多，如洹阴之甲骨，齐燕之陶器，敦煌之
简牍，巴蜀齐鲁之封泥，皆发现于近数十年间，于是金石学的范
围，遂日益扩大。晚近王国维对于金石学则已开始科学的研究。继
王国维之后，郭沫若又有更多的发挥。于是向之以为神瑞象征之
古器，遂一变而为科学的瑰宝；向之不为人所注意的铭文，遂一
变而为古史之珍贵的资料。自金石学发展以后，中国的古史，始
得上溯于两周之世。
中国古史之能更进一步的发展，乃是由于近年以来考古学之
不断的发现。由于考古学之不断的发现，于是埋藏于地下的远古
遗物到处出土。此种远古器物之出土，因而提供了中国古史研究
以新而又新、真而又真的资料。这些新的真实资料，不但可以考
验文献上的史料之真伪，而且还可以补充文献上的史料之缺失。
首先是殷墟的发现，大批殷商古器物及甲骨文字先后出土。考
甲骨文片之出现，早在殷墟发掘之前，而且学者如孙诒让、罗振
玉、王国维诸氏，并已开始搜集、拓印、考释的工作。惟甲骨文
字之进入科学研究的阶段，则是在殷墟发掘以后。因为在殷墟发
掘以后，甲骨文字的研究始得与出土实物相互印证而愈益有所发
明。自是以后，甲骨文及殷代的青铜器之研究风靡一时。或分析
殷墟地层，或拓印殷墟器物，或研究殷墟文字，或考释殷商制度，
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殷商之世。
其次是甘肃、河南的新石器文化之发现，大批彩陶及磨制石
器，相继出土。于是中国的古史始得上溯于传说中之“夏代”乃
至“尧、舜、禹”及“神农、黄帝”之世。
最后，则为中国旧石器文化之发现，许多原始的燧石器、骨
角器物及其同时代的古生物化石不断出土。同时并发现了中国最
原始的人类化石，“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自此种旧石器文化出土
以后，在中国蒙昧时代之历史的黑暗面给与了一线的光明，因而
中国古史遂有上溯至传说中之“伏牺氏”、“燧人氏”、“有巢氏”时
代，乃至有上溯至中国历史之出发点的可能。
我们生于今日，得观古人未见之古史资料，孔子所不能征之
夏礼与殷礼，吾人已能征之；司马迁“靡得而记”之太古时代，吾
人已能记之。然而直至今日，中国还有不少的历史家，对于近千
年来固有文化的成果并不接受；对于科学的发现，亦视若无睹，而
仍然昏迷于神话与传说之中；以至近来许多历史的巨著，不是把
史前的社会避而不论，便仍然以神话的汇编当作真实的古史。
我并不是否定神话与传说；反之，我以为神话与传说，决非
好事者之凭空谎造，而皆有其一定的历史根据。换言之，它们都
是历史上之一个突出的片断之记录。不过传之既久，由于言语异
音，文字异形，便难免讹伪百出。诚如韩非子所云：“孔子、墨子
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又如司马迁所云：“崆峒、涿鹿、淮海
一带之长老皆道黄帝、尧、舜，而风教固殊。”总而言之，神话传
说，流传愈久，则其所内含之历史的原素，亦即渐被歪曲，被夸
大而趋于稀薄模糊了。所以以信而好古之孔子，而曰：“君子于其
所不知，盖阙如也。”孟子亦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知中国
的古圣先贤，对于神话与传说亦在将信将疑之间也。但是即使如
此，神话仍能保留一部分原始的内容。所以把神话人物当作一定
历史时代的特征看，则仍不失为古史的资料之一。若把神话人物
当作一个古帝先王看，则无异是白昼见鬼。
自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以后，中国的古史
才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由秦汉上溯于殷周之世。以后吕振羽的
《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又对殷周的历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不
管郭、吕两氏的见解如何，要之，他们都有其自己的创见，各成
一家之言。至于根据考古学的资料研究殷以前的古史，则吕振羽
的《史前期中国社会》，实为首创之作。此书虽论而不详，但要言
不繁，条理分明，已能指出中国史前社会之大概的轮廓。最近吴
泽所著《中国原始社会史》，对于中国史前的历史亦能有所发挥。
惟吕、吴二氏之书，对于中国东南沿海之史前文物的发现皆未提
及，实为缺陷。此外，邓初民于其所著《中国社会史教程》之首
章，亦曾根据出土实物，论述殷以前的古史；惟多着重于人类进
化史上之一般方面的叙述。以是之故，我们不必讳言，中国史前
的古史直至今日，尚处于极幼稚的阶段。
我以为殷以前的古史，虽属于极遥远之太古时代；但是总是
中国史上的一个历史时代，而且这一时代的历史，还是后来的中
国历史发展之最原始的基础。因此，我在这本书上，大胆地把中
国历史推到它的出发点。
为了给读者以具体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古器物，均
附有图片。为了给读者以空间的概念，这本书对于各时代的历史
活动范围，都附有地图。为了给读者以时间的概念，这本书对于
各时代的历史发展，都附有大事年表。而这些插图、地图及年表
之绘制，就占了本书写作时间的三分之一①。因此，这本书，我虽
不敢说它已经把殷周及其以前的古史，从神话的霉锈中洗刷出来；
但至少它已使这一段古史，显出了它本来的面目。一言以蔽之，从
神的历史还元为人的历史。
翦伯赞·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于巴县歇马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