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情
作者： 艾治平著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2002
简介：记得我一考进北大，华粹深先生便介绍我去拜访俞平伯先生。仿佛是在东城的某一处，朴素的黑漆门楣上钉有“德清俞寓”的铜牌。那时我是个不满二十岁的毛头小伙子，从北大红楼的传达室买到一薄册石印俞先生长诗《遥夜闺思引》，正如饥如渴地读着。俞先生极重气节，“七七”事变后因家累未能南迁，但不畏敌伪威逼利诱，闭门谢客，淡泊明志，父老家贫，生计困难，与周作人有师生之谊，但沦陷期间绝不来北大教书。这首长诗用比兴寄托，真切表示出他对国事的深沉关注。当时朱自清先生自大后方寄诗云：“亲老一身娱定省，引领朔风知劲草”，情真意挚，深为关怀。由于我对诗词特别爱好，也由于敬重俞先生的道德文章，无论俞先生开的必修课《诗选》、《词选》，或选修课《杜诗》、《清真词》，我都必然去听，风雨无阻。俞先生经常穿一件深颜色的长衫，总是露出下面似便服的长裤，脚上着轻便的大口布鞋。那时虽不过四十七八岁，头发已有些花白。质朴无华，且不善言辞，无抑扬顿挫之音，却颇有神采。讲到动容处，有时在课堂上还唱两句词曲，引人进入佳境。认真听下去，觉得津津有味，耐人咀嚼，课堂上经常座无虚席。他主要不作辞义的解释，即使有时会有，也总是引来类似或与之相反的句子作类比，指出用典用语的得失。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讲《清真词》时对[少年游]“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的精微阐发。上课前看注解早知道上句来自杜诗“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下句来自李白“吴盐如花皎白雪”。对这句的词源于诗，俞先生从熔裁而“简”，因简而“清”“明”的角度，指出词以四字易诗七字虽出于“蓝”却“胜于蓝”的妙处。俞先生谈词，重在使人进入意境：《清真词》[凤来朝)阕一起“逗晓看娇面，小窗深弄明未遍”，看似明白如话，朴素无华，但俞先生讲来旋绕腾挪，使人如行山阴道上，展现出一幅一幅奇情美景的世界，目不暇接。课堂上有时不能完全领会，经过课后的复习，有如梁启超讲的食橄榄的那种“回甘味儿”。总之，他绝不停留在字词句的解释，而是引领你进入词人构筑的境界中，同欢乐，共忧戚，感同身受，神游于词人所创造的艺术天地。我年过半百后始专门研究诗词，虽非俞先生及门弟子，只是他“桃李满天下”中的一个普通学生，但先生的志操、精神、治学态度和方法，熏陶浸润，仍使我终生受益匪浅。
令人不能忘怀的还有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课。游先生此时正当壮年，头发有点稀疏，瘦瘦的脸孔，精神很饱满。江西乡音虽重，但很宏亮，吸引住全课室的人。他将几张卡片摆在台上，那是讲课的提纲，凡引用古诗文，都背育如流；写在黑板上的，很少有一字差。受他的影响和教导，我毕业时脑袋里装着几百首诗词，后来做新闻工作，经过演绎变化，使所写文章有些文采，根源应说就在这里。读了大量诗词，有一部分在当时一知半解甚至囫囵吞枣。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丰富，尤其是学问的日进，逐渐也懂得更多了。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说：“要了解但丁，我们就必须把自己提升到但丁的水平。”在未有但丁的水平以前，却是不能因噎废食的。
对佛学有浓厚兴趣的废名(冯文炳)先生，为我们开陶渊明研究。这是一位外表朴实如农民，说话低沉稍有点嘶哑拙于言辞的温厚长者。他涉猎广博，谈陶渊明以外的事，往往更吸引人。周作人《怀废名》的文章说他民国二十五六年在北京大学国文系做讲师时，“不知怎的，忽然又将夫人和子女打发回去，自己一个人住在雍和宫的喇嘛庙里。”十一二年后的1947年，有同学说他每天都在家里闭目盘足“打坐”。像他的小说《莫须有先生传》的主人公一样，在当时他就是奇言特行超脱世俗的人。此外，孙楷第先生的小说、戏剧课，王利器先生的先秦文学课，多以考证见长。那时的北大中文系教师，确是名家如林，载誉中外。
记得当时通用教材的课只是大一英语和大一国文三两门课。这比起日后的通用教材或教师自编教材那样一二三、甲乙丙、ABC式的章节，那样条条框框面面俱到，而教师在堂上又多是“照本宣科”或“和尚念经”式的讲授，确是迥乎不同。应该说，那时我们的老师们在课堂上讲的，多是自己的研究心得，成一家之言，很有个人色彩，绝非“天下文章一大抄”，再来兜售给学生。我想这是可称为当年北大教学个性的。
进入广州的第一个夜晚，我们住在长堤一家酒店，睡得又香又甜又美。
第二天，领导开会，说我们几个人可以出街走走。但又再三告知：一定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人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严明的纪律不可分，这话倒是真的。我参军后第下
次唱歌便唱这支歌，那时每周至少一次的“生活会”，每个人的检查，都得联系这些项目，成为“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可缺少的内容。
这天，我们先买了张广州地图。未来之前也听人说过这里一些游赏的地方。“按图索骥”，我们先到了越秀山。从昨天一进城感到特别新奇的是：街道两旁不少树上，都开着艳艳的红花。虽说老早在书上就读过：“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但那可是暮春呀!如今从季节说，“霜降”已至，“立冬”将临，越秀山一带，林木蓊郁，鲜花满树，绿叶常青，完全是夏日风光。我们登上五层楼，白云浮天，空明寥廓，珠江在望，一片迷蒙。这时不由想起《花间集》中几句词来：
拢云髻，背犀梳，焦红衫映绿罗裾。越王台下春风暖，花盈岸。游赏每邀邻女伴。
相见处，晚晴天。刺桐花下越台前。暗里回眸深属意，遗双翠。骑象背人先过水。
清楚记得，华连圃注本《花间集》云：“越王台，在今广东越秀山上，汉南越王赵佗之所筑也。故以为名。”可知这里人文荟萃而在唐五代时男女青年间并非“非礼勿视”，更非“授受不亲”(“遗双翠”)，可是那一片水呢?许多年后才知道，珠江曾漫延至此，那时是一片连绵的水国。
不仅在越秀山，整个广州以至进入广东省界后的广袤地域，都给我这个五千里外的来客留下美好新奇的印象。可是那时广州的社会状貌，也是我三个月来走过的许多城市如天津、济南、开封、郑州、武汉等所未见的：不少街道两旁摆着赌博台，吆五喝六，人头攒动，成为常事。长堤一带，相面的，算命的，排排坐，一家挨一家，布帘招牌上还绘出各种八卦图像来。入夜，长堤一带的妓艇一字排开，浓妆艳抹的妓女上岸招徕顾客。国民党留下的特务、政治土匪，也是全国之冠的。旧社会的脓疮毒瘤，到处散发着臭气。不过我们也充满着信心。广州是一个有着革命传统的城市。在日寇国民党肆虐的年月里，广东人民在东江、在北江、在珠江等组成游击队，浴血奋战；大军进入广州，靠他们更加耳聪目明。所以除旧污，换新血，广州和全国一样，也定会“旧貌换新颜”的。这次在广州半个多月时间，使我这种信心愈来愈坚强的是：11月13日举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入城式”。
就在九个多月前的1月31日，那时是作为北京大学的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我站在前门大街上，参加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入城式”。这回不同了，我穿着新发的绿军装，戴着嵌有“八一”二字的绿军帽，打着绑腿，站在经过认真装点的宣传彩车门旁的踏板上，走在几千人全副武装解放军队伍的前面，浩浩荡荡地从广州西北角的城外，经三元里(现在的解放北路)，缓缓开进市区。街道的两旁，房子的二楼上、三楼上、四楼上……全聚满了人。锣鼓声、鞭炮声、欢呼声、口号声，溢街填巷，充满每一角落。彩色的纸屑洒下来，洒过来，飘满身，盖满绿军帽，遮住了眼睛。那种欢腾热闹的景象，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几天后，我写的一篇题名《欢乐的海洋》的通讯发表在儿月16日的《南方日报》上。从北平到开封，我曾经写过一篇沿途纪事文章，发表在《河南日报》上。而作为“新华社第四野战军总分社”的随军记者，亲眼目睹这个伟大盛事而真实的记录下来，我真是与有荣焉。
在广州又停留十来天，另一种更加耀目的生活便开始了。
事隔二十二个月之后的1957年6月，劫后余生，我又回到新闻工作岗位上。很快八一建军节三十周年要到了。这几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海边防成为多事之秋。7月间，报社派我去东南沿海地区采访，我选择了四野驻军的汕头和南澳。
我第一次来汕头，很喜欢这个临海的城市，觉得处处与广东其他地方不同。那时虽生活条件差，但青年人衣着整洁，注意修饰，物态人情，清新隽美。而这里大街小巷，门楼牌坊，街头小吃，茶楼酒肆，又处处给人以“古风犹存，，的感觉。因为想写篇军民团结的通讯，便住在负责警卫任务的部队里。团长和政委都是南下干部，谈起话来很亲切，饭桌上就可听到不少
情况。我从1953年转业后，这是第三次来部队长住采访，每次来都有“回家”的感觉，他们似乎也不把我当外人，工作上尽量给予方便。这大概也是报社每次“重项”报道，必拉我出来的原因罢。不论采访什么新闻，对方是否配合很重要。一个不善与人交往的记者，不可能成为一个好记者。那时还没有现在的“报料”一说，得知某地方出现“新闻”，一靠通讯员，二靠自己“腿勤”，三靠那个单位的领导和群众。要搞好这种多方面的关系，最根本的是：你采访打扰了人家之后，能够在报纸上报道反映出来。记者须要有“名气”。领导上应鼓励记者出名。只有狭隘的领导动不动就批“名利思想”。这二者如果不可兼得，那么舍利而求名。不过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名记者”总是很少的。
后来，我把应在建军节发表的特写寄回报社，便在一天的夜晚乘部队的机帆船，来到南澳岛。南澳，隔台湾海峡与高雄相望。当时军情紧张，部队忙于战备。在南澳我住了半个多月，采访边防部队的英雄，也感受了汪洋大海中的岛上生活。我幼年在渤海边住了十来年。1950年渡海解放海南岛，在海口市、文昌县、崖县、榆林港，都住过一段时间。这时的南澳海边，白花花的海水，黄灿灿的沙滩，有时会显得特别幽静。但当看到战土们日夜操练的情景，那种战争气氛，马上使我想起1950年渡海前在雷州半岛徐闻县海边练兵的情景。人如常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会觉得精神饱满，浑身是劲，年轻了许多。这在解放了八年的广州无论如何是感受不到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