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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萧关鸿,蔡晓滨主编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2007
简介: 《良友》丛书第1辑《记忆的首日封》于2007年1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该丛书系由青岛日报报业集团“良友书坊”和营盘兄弟文化(青岛)公司联合策划编辑。 《良友》丛书是一种陆续出版的、强调“当代”关照的人文读物。强调以感受映照人生,以事件折射时代,热衷于理趣与情趣的非虚构性表达。尤其关注“文革”结束以后,即1976年以来在中国发生的种种纷繁驳杂的历史事件和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事件。特别致力于民间及个人视野的开拓,注重在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中的大背景下,表达个人独特的人生感知和生活体验。以人文的视角、以讲述的方式、以现场的姿态是它基本的表达方式。 《良友》之所以如此命名,主要是表达对中国现代史上老“良友”图书出版精神的景仰,并试图将其传承和发扬的由衷之心,这也是建立“良友书坊”的一个重要缘由。 《良友》丛书第1辑《记忆的首日封》体现了对当代民间记忆的关注,书中残雪的《囚禁自己》、孙少山的《大肚川忆旧》、赵柏田的《1980年代的老县城》和于青的《过去的好食光》等,通过个人的体验,在真切的记忆中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风云变幻。用赵柏田的话说:印像中,80年代就是由这些支离破碎的画面叠加拼装成的。它们静静的残缺,病态的富足在记忆的光照下成了一座颓败的旧建筑。 而对于孙少山来说,大肚川的记忆则是他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体验:那真是一座不同寻常的山,它的东面就是前苏联,山脚下流淌着国境河,胡布图河。这座高山上的工事就是为了扼制苏军的进攻的。东宁要塞曾经被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它是整个东宁要塞的核心。研究军事的人说它是二战时期,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而我,在这个最大军事要塞里挖煤生活了整整16个年头儿。 如果说上述是个人的记忆和体验,那么,《死在飞机上的博士》(薛原)、《张主任》(吴茂华)和《马当路憨大》(张远山)则是通过对“他”的记忆和描绘,记录了在社会演变中的人和事。 该书最打动人心的,就是《一个抑郁症患者的遗书》(奥基弗),“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并非不留恋这个世界,但是37岁的我已经站在了悬崖边上,前面只有两条路——死亡,或是进精神病院,我选择死亡。”读着“遗书”主人奥基弗如此理性和平静的叙述,能感受到彻骨的寒冷。37岁的奥基弗已经选择了死亡,但她的这封两万余字的遗书却给我们留下了追求精神价值的人生宣言书。奥基弗,女,医学硕士,曾为主治医师,后弃医从事网络写作。2005年秋住进精神病院,2006年夏在家中自杀。她的遗书,是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痛苦自述,也是一场自我战争的文本记录,更是一个精神追求者的内心独白。遗书中有对家庭教育的无情拷问,也有现实与理想的激烈冲突,更有身体与欲望的相互征服…… 傅光明的《“百家讲坛”的前世今生》则对当下电视文化的“霸权”和“百家讲坛”的来龙去脉做了细致的描绘和剖析,关于如今“百家讲坛”的火爆,傅光明在文中关于收视率和学者“讲课”方式的一段分析可谓一语道破:“收视率是真正学术和学者尊严的冷面杀手。所以,即便是前任制片人治下的‘百家’,也脱不了这个俗。在文学馆与‘百家’合作的中后期,已经出现学者对于电视编导的不满,因为编导在制片人迫于收视率的压力下,在与学者沟通时,已经开始反复强调让学者变着花样讲故事。摆在学者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如果想出镜,就要屈尊说书;如果还要保持学术矜持,就要疏离电视。”而几篇关于易中天的批评和辩护则是对“前世今生”最好的注释。蒋泥的《夭亡的诗心》重新解读了诗人顾城的人生和爱情悲剧,对诗人在海外的孤独生活和情感上的波折,通过当事人的书信、回忆和知情人的讲述,给出了一份关于生命、价值和爱情的报告。同样是在海外,画家傅红的艺术与生活则呈现了另外的风貌,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诗与绘画的区别,这也类似于现在国内诗与绘画的生存现状吧。 《“我的最后的北京”》(朱冰)和《上海的爱与路》(周佩红)则是两位女性作者对所居住城市的个人解读,在朱冰眼里,“原有的北京老了,原有的四合院老了,但这不是北京和四合院本身的错,不能成为火柴盒式的北京替代老北京、新四合院替代老四合院的理由。”而上海对于周佩红来说,更多的是个人的细腻感受:我降落。我降落的地方很小,我的视野有限。当我抬头,天空中悬铃木枝桠上栖息着的飞翔姿态的白玉兰(它们长在了一起)再次撞入我的眼帘,街口有一对年轻恋人正倚着各自的自行车热烈接吻,行人从旁经过时都带着不易觉察的祝福的微笑,高处有一块写着“梦想”、“现实”字样的大广告牌在阳光下闪着非现实的橙色光,但我知道这是现实,今天,此刻,上海。 从情趣和个人独特体验上来说,书中的《一个满是记忆的首日封》、《绿头巾·绿帽子》、《喜欢小男人的理由》等篇则是最好的体现,有些体验的确是独特的,譬如《一个满是记忆的首日封》一文的作者,在文中袒露了她在一次国际汽车拉力赛中的独特遭遇:“我遭遇了我人生中迄今惟一一次同性的性骚扰。 骚扰者就是那个摄影组的穿墨绿工作衣服的女人。”
作者: 萧关鸿,蔡晓滨主编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2007
简介:良友第二辑,渡到对岸。 继《良友》丛书第1辑《记忆的首日封》之后,《良友》第2辑《渡到对岸》近日与读者见面了。与第1辑相比,第2辑在外观上明显加厚:在书价不变的前提下,增加了20余个页码。让《良友》变得“厚实”也是缘于为读者的态度。 在内容上,《渡到对岸》仍保持着第1辑的编辑思想,就是强调民间视野和底层的立场。作为一种连续出版的丛书,民间视野的坚持也就成了《良友》的标志,这也贯穿在书中文章的内涵和形态上。如果说第1辑的“超文本”——《一个抑郁症患者的遗书》是通过一个病人的自杀和自杀前的遗言来表达对精神的追求和反省,那么第2辑的“人物志”——《最后的昌耀》则是通过他人眼中的一个诗人的自杀和自杀前的痛苦来反映对精神的苦恋和自我剖析,两篇奇特的长文有着共同的品质:非正常死亡——指向的是对精神和理想的极度纯净。前者苦苦追求的爱情终不可得,后者的爱情也成了人生最后的炼狱。作为诗人昌耀的临终文学托付人,燎原笔下的昌耀,无疑有着原生态的特征,而在昌耀的晚年,当他的诗歌和文学地位走到人生的顶峰时,他的爱情生活却有了更多的复杂性,尤其是伴随着迟来的荣誉,病魔却迅疾地赶来了。诗人最终的跳楼也就更有了悲壮的色彩。燎原写到了诗人最后的女人们:陪伴在他病床前的修篁,他按照伊斯兰习俗“口唤”的回族妻子,他已离异的妻子,从遥远杭州赶来的年轻女人……尤其是修篁,这位诗人曾苦恋过的“冤家”,譬如燎原写到在诗人病床前为诗人哼歌的修篁时,字里行间流露着无奈:“在修篁轻轻哼着的时候,尽显出她天分中良好的文化艺术慧根,尽显出她性格中的柔情与可人。这是让昌耀为之销魂而又难得常见的美质。而对于昌耀这位大半生都在与命运苦苦搏杀征战,此刻滑下马背,躺在病榻上的骑士,他在修篁的眼中应该既是一个使之心痛怜爱的孩子,又是一个挥喝万千文字夺顶扬旗的英雄。而这样的一对英雄佳人,为什么要苦苦地蹉跎岁月,不能走在一起呢? ” 《良友》的视野也是开放的,第2辑中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在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就体现了这种民间视野的开放性。帕慕克的文学观更多的体现了他的民间视野,父亲留给他的手提箱也是一种象征,象征着一个普通人对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而他对作家这一行当的理解,也有着一个“手艺人”的民间性:“作家是一种能够耐心地花费多年时间去发现一个内在自我和造就了他的世界的人。当我谈到写作时,我脑子里想到的不是小说,诗歌或是文学传统,而是一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单独面对自己的内心的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用言语建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作者: 萧关鸿,蔡晓滨主编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2007
简介: 现在《良友》第三辑《何时能报答》也面世了,开篇仍是一个关于死亡的话题。与《良友》前两辑开篇的死亡话题相比,本辑的头题《残酷的往事和青春》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叙述。作者是移居海外的沈睿,她写的是二十多年前曾震惊了中国的一件突发案件的当事人和她的青春记忆。因为特殊的视角,独特的体验,在多年之后的回顾中,往事与青春的残酷也就不再仅仅属于个人。
作者: 萧关鸿,蔡晓滨主编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2007
简介: 《良友》丛书第4辑《以生命的名义》在坊间问世了,其风格自然仍秉承前边三辑的精神,惟一的不同,就是头题文章的主题不再是令人沉郁的死亡。在前边几辑《良友》出版后,我们不断接到读者朋友的来信,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疑问我们为何总是以沉重的死亡为开篇,尽管在《良友》第3辑的编辑札记里曾解释过这是因为源于《良友》丛书的宗旨:对人的生存的关注,对坚强而脆弱的生命的关怀。并不是特意展现悲壮的死亡,而是因这悲哀的死亡令我们感受到了人生的艰难和精神的重负。但是,读者的意见必然也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因此在本辑《良友》的开篇便换成了《文坛里的那些事儿》(1),以期给读者在阅读上有一个相对“轻松”的开始。 该文作者周昌义是《当代》杂志的小说编辑,作为一位推出了许多小说名家名作的著名编辑,因身居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这样的国中文学“重镇”,他的经历可以说见证甚至是参与了八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或说小说主流的演变过程,因此他讲述的“文坛那些事儿”也就有了亲历者的档案解密性,况且,他当年曾以一部《作家忏悔录》剖析了当代某些作家的卑劣心灵和人生扭曲,也可以说“畅所欲言”是他的个性标志,这在他的这篇回忆里也得到了体现。因为他的回忆篇幅过长,我们拟分辑刊载,收在本辑里的是第一部分,主要涉及陕西几位著名作家,即陕西文坛当年的“三巨头”和“陕军东征”。 用周昌义的话说,当时陕西文坛有贾平凹和路遥两杆旗帜。贾平凹鬼才横溢,无人能学。路遥才气平平,但有生活,能吃苦,肯用功。那些年,陕西文坛面对新知识爆炸,新信息爆炸,新思想爆炸的整个文坛,都感到自卑。在陕西文学最自卑的年代,在路遥最自卑脆弱的刚完稿时候,周昌义退掉了他苦心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就是《平凡的世界》……周昌义所谈就是他亲历或见证的关于《平凡的世界》、《废都》和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长篇小说及给作家们带来的不同的命运故事。此文虽然读起来“轻松”,但内容并不轻松,尤其是,“三巨头”之一的路遥更是在《平凡的世界》之后,英年早逝。 相比于陕西文坛“三巨头”的壮怀激烈和长歌当哭,刘春的长文《北岛之后:事件与印象》则描绘了朦胧诗之后二十多年来中国诗人们的种种怪现象:杀妻自杀,卧轨自杀,杀人伏法,帮派打架,抄袭与“赞助”,性丑闻与裸体朗诵……是生活逼迫诗人走向了边缘?还是诗人自己“创造”了边缘的生活? 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精神是一个话题,而本辑中的关于萌萌教授的两篇记忆则给出了思想与思想者的重量。作为一位中年因病去世的女教授,诗人气质的萌萌在她所属的哲学“群落”里无疑是一位中心人物:“萌萌告诉我,大家所有的信件与图书资料都由她保管。我逐渐看清了一件事:这是一个精神团体,萌萌是团体的灵魂。所涉及的人与事都被融合进这个无形的精神团体。”(尤西林:《萌萌教授的精神遗产》)。《那个夏天,那个女生》让我们看到了萌萌从青春少女走向成熟中年的过程。 本辑中《城里的姨妈》讲述的是正常情景下的生老病死,“我”的二姨妈安静地走过了人生的晚年,但是,在作者摩罗的记忆里,二姨妈的一生又是怎样的非正常啊:死去的二姨妈“已经不再住在那个四面不通风也不见光的小笼子里,也不再在那个棚屋里楼上楼下地忙活。二姨妈现在正睡在某一片很小很小的泥土里,那是我所不知道的地方。我遥想二姨妈的时候,依然只能想那个棚屋。对于我来说,那个棚屋是我了解中国城市、尤其是城市贫民的起点。正是那个棚屋里所展示出的艰难生活和屈辱人生,使我的底层体验完整起来──我不但懂得了乡下的底层,而且懂得了城里的底层。由于我的二姨妈像我们乡下所有父老乡亲一样卑屈苦难,我终于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底层中国。” 记忆往往是沉重的,而忏悔与剖析往往是为了心灵的平静和灵魂的安稳。这也就是本辑中《以生命的名义》一文的意义所在。人在时代中的遭遇往往不能自我决定,但人在时代里的行为却往往由自我来选择。“满床厚厚的报纸,随着胖儿的每个动作咔嚓咔嚓地响着,因胎盘的脱落而再次涌出的血都没有浸透它们。等胖儿把所有的报纸卷成一团儿扔到床下,露出干干净净的床单,一点儿生孩子的迹象都没有留下时,留给我的便只剩下了沉默。”这是在特殊年代和特殊环境下的情景:一个不该出生的孩子猝然出生了,在场的“我”沉默着,尤其是对她面临的死亡保持沉默。多年之后,“我”知道了——作为一个目击者,这样的沉默就是对杀婴的默许,也就是——很长时间使“我”内疚而又害怕承认的——杀婴的帮凶。这样的记忆和反省给作者德方的生活打下了抹不掉的烙印。与“知青”的往事记忆不同,逍遥的《被遗忘的“知青”部落》则描绘了“知青”当下的生活:曾扎根新疆的老于是以退休人员的身份把户口落于北京的。刚开始,退休金每月只有三百多,根本养不活他和上学的儿子。因为从小喜好艺术,老于对照相蛮在行。他向亲戚借钱,买了个照相机,到天安门广场去给游客照相…… 本辑中有一篇独特的书信,即蔡蕾的《本命年向世界首富求助》,作者的态度是坦率的,譬如:“父母是穷光蛋,我自己这么多年又没本事挣个新房子的卫生间。要我拿什么去讨老婆去生活呢?这工作吧,一提这工作我就要头痛就要哭……”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人与人之间在生活和思想上的差异在类同中必然有着差异,但每个人的思想都有他存在的意义,也许,这也是这封书信的价值所在。 《从北京图书馆出发》(李幼蒸)和《一个人的街道》(高瘦人)分别呈现了两种人生的自我努力的轨迹,在他们的记忆中,有忧伤,有苦闷,但在今天的回忆里,即便是痛苦,也带着淡淡的微笑,譬如高瘦人回忆他曾住过的老屋:前后曾有三个姑娘推开这扇门进屋去了,又拉开这扇门走出家门。她们是找我的,但最后都离我而去,与别的男人一起过上了别样的生活……对作者来说,初恋的甜蜜和失恋的失魂落魄都让曾生活过的老街老屋给吸吮干净了。 另外,本辑给读者端上的“私房菜”主要与女人相关,譬如作家韩石山的《但愿人间花不败》:“或许是因为品质,或许是因为经历,我一直喜爱女人,年轻漂亮的女人。这是个特殊的种群。山川因她们而秀丽,日月因她们而光辉。”因为喜爱,自然就有所谈。作为女人,阿琪的“私房菜”必然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出逃,私奔,失踪,其所谈也就增添了更多的理解:“曾经一起私奔的那几个月,阳光明媚,鲜花盛开,日以做爱的记忆,对她来说,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她说,一个人一生中有过这么几天,几个月,也就够了。”而对于失踪的女友阿萝,她今天再仔细想想,觉得阿萝真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