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1853～1911

作者：  葛庆华著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简介：(一)清军的滥杀是造成本区人口损失惨重的一大原因 本区由于地理位置关系，成为两军争夺的焦点。同治元年(1862)清廷的一份上谕规定：“随贼打仗抗拒官兵，不能及早反正，将来克复城池，悉行剿杀。”负责镇压太平军的湘军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道上谕，攻陷宁国府城(治宣城县)时，“大呼直入，一律斩薙无遗”；攻入旌德县，挨村洗劫，“逢人便杀”。安吉、孝丰、武康等县的凋残，也与“官兵退相杀掠”有莫大的关系。故此，当时的在华传教士讥讽地指出：“清兵好像在同叛军竞争到底谁更凶残，他们每到一地便洗劫一空，无耻地、毫不留情地对待可怜的民众。”鉴于军队的这种破坏性，清军统帅曾国藩不得不在同治元年(1862)发布禁令，严整军纪。 毋庸讳言，太平军对此也负有一定的责任。在战争初期，太平军纪律严明，将领约束部下较严，“对于人民，皆甚和平，又能竭力保护，以收拾人心。其有焚掠肆虐者，施以极严之军法”。但至战争后期，太平天国领导层滋长了享乐思想，不思进取，朝纲败坏、纪律废弛，太平军抢掠财产、滥杀无辜的事情时有发生。“至日杀数人，亦不能禁其抢掠，不肖者且阴纵之”。这些也是无可讳言的事实。但太平军的“杀掠”与清军是截然不同的，他们镇压的对象主要是官僚豪富和缙绅地主，对一般民人则是力戒滥杀的。当时在华的外国人亦有同样的看法： 没有疑问，叛军也有时迫不得已必须相当无情地使用他们的大刀，但这只在为了保护他们绝对安全的时候才会使用。城里的人也许逃避一空，且由于各种原因致死而躺在地上的尸体，为数也可能很大，但若把这种情形归罪于长毛的过分残酷与嗜血成性，那是很不公平的⑤。 并且就程度而言，清军杀戮的残酷性较太平军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当时的封建文人也不得不承认，“各处烧杀抢掠，亦多有为溃败之官军所为者，不尽属贼也。又官军败贼，及克复贼所据城池后，其烧杀劫杀之惨，实较贼为尤甚，此不可不知也”。 (二)战争期间自尽的风气加大了本区的人口损失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深受“忠节”思想的影响，情势危急时，往往采取自尽的方式以免受辱，这尤以妇女为甚。当时的在华外国人对此深有体会： 根据近二十年来英国军队的经验来说，我们知道中国城市被武力占领时，往往发生举家自戕，妇女老少自尽，以及由于毫无根据的恐怖而纷纷投河入江的惨剧，以致丧失了无数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