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文化史研究
作者： 郑先兴 著
出版社：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3-1
简介： 郑先兴编写的《20世纪的文化史研究》旨在回顾和检讨20世纪中国学术界有关文化史研究的理论(特别是来自西方的文化史理论)与实践，通过梳理其发展脉络，总结其成就得失，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史学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和特点。 在研究方法上，《20世纪的文化史研究》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即把文化史研究置于整个20世纪社会变迁和中西文化交流冲撞的背景下，通过对期间流行的各种文化史研究理论和实践的系统考察，来揭示这一史学分支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趋势及特点，以便为今日的文化史研究和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全文除“导言”部分的学术史回顾和论文研究思路说明外，正文凡五章：第一章为“文明史研究时期(1900～1915)”，主要讨论清末以后国外“文明史观”及其理论的传入对中国史坛的影响。文中首先考察了英国巴克尔和日本福泽谕吉的文明史研究理论输入及其内涵，认为其核心思想是把历史的进步作为研究的对象，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是使史学成为科学。 当然，巴克尔与福泽谕吉是不同的。前者所探究的历史进步是对当时英国强大的炫耀和对科学的崇信；而后者则是对进步的渴求和对科学的实验。接着分别论述了梁启超、邓实和陈黻宸等人对于文明史研究理论的理解和阐释，并对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和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等史学著作做了评述。指出文明史家渴望进步，只是由于当时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使他们在从事这项讨论时，其关注点往往更多地集中在民族性和民族生存问题而不是科学性方面，有的则把科学简单地解释为分科之学。这不仅与巴克尔的初衷不同，而且与福泽谕吉的理解也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误解的出现，显然与20世纪初国内的社会环境有关。 第二章为“文化史研究的诞生时期(1915～1927)”，探究了“五四”期间国内文化史研究风气日盛的原因，着重结合当时各种西方文化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考察分析了梁启超、柳诒徵、陈登原、朱谦之和张东荪等人的文化史研究实践。认为此期西方文化史研究理论的输入规模较为宏阔，不仅和国际史学并轨，且呈现百家争鸣的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新史学”、新人文主义、新生机主义和唯物史观以及由孙中山先生充分吸收西方文化思想所创立的三民主义(唯物史观和三民主义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实践我们将放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新史学”以鲁滨逊、李凯尔特为代表，关注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展，主张重点研究平民生活，认为史学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新人文主义者以白璧德为代表，关注精神、道德在文化史发展上的作用，主张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认为史学的意义在于教育。新生机主义者以柏格森、杜里舒为代表，关注文化史发展的动因，将人类的创造动因看作是本能与知识，主张史学研究采用生物学的方法。 从实践上看，其时文化史研究的成果虽然不是很多，有的且未完成，但大多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如梁启超《中国文化史》对于“新史学”理论的实践，柳诒徵具有文化守成倾向的《中国文化史》写作，朱谦之《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张东荪《知识与文化》对新生机主义等文化观念的展示等，其影响绝不可小视。 第三章为“文化史研究的繁荣时期(1927～1937)”，认为这一时期国内学术界开展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文化建设的讨论，以及西方文化史论著的系统译介和文化学学科的建立，从各个方面促进了文化史研究的繁荣。 在当时流行的文化理论中，社会科学观念以关注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下层的生活著称，在方法上采用分科研究；文化人类学则关注域外文化的传播，采用比较的方法；三民主义作为政治思想关注的是民族、民权和民生，地望观念则关注的是家乡文化史，这两种文化史研究理论可以说都是本土自生的。 这一时期出版的商务版《中国文化史丛书》和吕思勉、王德华、王治心等人的文化史论著，陈安仁的《中国文化史全书》，张立志的《山东文化史研究》和吴越研究会的《吴越文化论丛》，刘华瑞的《中国文化国际关系》、张星娘的《欧化东渐史》和罗香林的《唐代文化史》等，在努力吸收外来文化史理论的同时，已开始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它标志着我国的文化史学科建设正逐步走向成熟。 第四章为“文化史研究的经世时期(1937～1949)”，抗战期间，民族主义成为学术思想界最具感召力的灵魂，文化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本章结合时代背景简略考察了文化民族主义者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分析了文化形态学派的文化史研究理论，较详尽地讨论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一文化理论在国内的传播情况和“战国策”派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时代之波》和《文化形态史观》等论著；重点分析唯物史观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以及30年代的杨东尊、陈国强和陈高佣与40年代延安的陈竺同和《中国文化》杂志的研究实践，从中展示出文化史研究与社会及民族生命息息相关的特征。 第五章为“文化史研究的再度繁荣时期(1980～2000)”，本章考察分析了文化史研究再度繁荣的原因，重点论述了当代学者对于文化史学科理论的设想以及各级各类的文化史教材，论述了“文化圈”、“行政区”和“一体多元”等地域观念及其在此基础之上的各种文化史著，通史观念之下的《中国文化通志》、《中华文明史》和《中国文化通史》，轴心期理论下对于传统经典的重新阐释。 “结束语”，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从历史的现代化途径、史学的现代化和科学化角度，分析了20世纪文化史研究的得失。认为20世纪的文化史研究的本质是基于传统文化的存废问题之上的制度变革和风俗改良，它与现代化的实现和发展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因而，文化史研究虽然在学术上取得了相当成绩，但整体说来，并不理想。因为至今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并没有建立，“很多人说不清楚文化史的意义”；文化史研究在整个史学界还不占主导的地位。就史学的科学化而言，学者所理解的科学就不一致，梁启超认为是平民化，朱谦之认为是生物学，胡适认为则是分科之学，可以说是莫衷一是。总结20世纪的经验，今后文化史研究的趋向，似乎仍在于：以探讨现代化为己任；继续加强文化史的学科建设；继续实验科学的研究方法，具体说就是“总体史以观其势，分科史以求其理”；在编纂方法上，讲究知识性、趣味性和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