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Years of Chinese Film Since 1949
作者: 郦苏元等主编
出版社: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
简介:6.探索片在新时期曾盛行一时,有许多艺术家在勤奋刻苦探索,出现了许多创新影片,也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艺术家。在艺术方面没有探索,就不能突破;没有突破,就没有创新。《沙鸥》寻求电影语言的新探索,影响新时期电影语言的改进与提高;《红高粱》从电影表现手法到视角别出心裁,获得中外影评家的赞誉。《不见不散》、《一个都不能少》的探索,赢前者受到观众欢迎;后者虽有浪漫主义手法的大胆创新,观众却看不懂。实践证明,探索、创新要受到观众的检验与评说,艺术家受到挫折是难免的,要听取各种意见,总结经验,继续探索、创新,创作出观众喜见乐闻的电影。
7.关于娱乐片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曾引起过热烈讨论。我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电影虽然具有商品属性,却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单纯寻求刺激的商品。我们要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吸引观众,满足观众艺术欣赏和健康娱乐的需求,在电影市场的竞争中获取优厚回报,以利扩大再生产。
8.希望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重视电影理论建设,积极开展电影评论工作。对于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这个理论课题虽有所探讨,但理论建设却很不够。目前电影评论受市场竞争影响,商业化了,当然这也需要,但更要发展独立的事实求是的评论,引导观众正确欣赏电影。为了艺术创作的提高,当前更需要的是继续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影片上映后,创作人员应该认真听取和研究观众的反映和意见,评论家应该展开分析入理的评论,创作人员也可以进行反批评。消除探讨争鸣时因观点、学派、门户不同造成的成见,提倡同志式的相互帮助的好学风。希望各电影厂为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等各个门类开展多种多样的艺术探讨创造条件,提高艺术水平。
9.因为有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使得我国电影的创作、制片能持续发展。周恩来、邓小平对于加强和改进党委对电影的领导总结了许多经验,作了重要论述;尤其在新时期,邓小平特别关注党和政府改进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各级基层党委和领导同志在贯彻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时,要研究电影创作的实际,尊重电影的艺术特性,尊重电影艺术规律,尊重电影创作人员的劳动。向创作人员学习,帮助他们解决创作过程中的实际困难。
10.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电影市场,应以发行放映国产影片为主,促使国产片的有序竞争。适当选购有利于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外国影片投入市场,防止过多依赖美国影片。新时期以来,我国电影经济领域进行了种种艰难的探索改革,原有的计划经济的电影经济模式被打破了,由于种种复杂情况(其中包括国产片的艺术质量普遍不高)。目前。国产片在我国电影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有限;我们已经认识到电影市场需要多方面开发,但深入改革电影经济体制仍然有很多困难,还没有建立良性机制,电影经济仍然处于困境,这就必然影响我国电影艺术质量的提高。
恩格斯说:“必然在它没有被认识的时候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希望大家来探讨新中国电影50年的宝贵经验,认识必然。掌握更多的自由。在跨入新世纪之际,继续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艰苦奋斗。不断探索、创新。我们有信心预见,新世纪的中国电影将更加辉煌!
新中国电影中的现实主义
梅朵
到他们对祖国、对理想那份真诚的感情,也可激发我们对中国电影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50年,它的重要历程是开始的十七年,和新时期的20年。
开创的十七年
“十七年”是新中国电影的初创阶段,也自然在银幕上突出我们的艺术精神,首先是努力创造人民的辉煌形象,展示他们作为历史主人公的伟大性格.表现他们勇于反抗、追求理想的崇高精神。
应该说,我们的艺术家是尽心尽力地这样做了,尤其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与人民同甘共苦,一同战斗过来的,因此,在他们的艺术创造中,也就处处让我们感受到他们与人民血肉相连的热烈感情。当我们在银幕上最初看到了《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以及后来的《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等这些开创性的影片时,我们立即被卷进了那个时代的风暴,获得与人民同呼吸、共苦乐的精神洗礼。
尤其当年,银幕上创造的董存瑞这些英雄形象,他们个性鲜明的性格,他们生动的艺术生命,将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当然,我们既然已经进入一个可以自由创造的时代,我们当然会要求艺术有一个开阔的活动天地。同时,我们既然以理想之光烛照生活,我们当然会要求艺术家提高他们审视现实的思想深度和审美力度。如果我们能够遵照人民的愿望和艺术的规律,进一步真实揭示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表现艺术的多样性、开创性,我们的电影艺术必将一步步攀登创造的高峰。
但是,这时在我们中间,却出现了艺术观点上的分歧,虽然都曾经接受了“五四”文化传统的洗礼。一种情况是,把艺术直接置于政治斗争的宣传工具地位,他们的口号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同时,在他们中间还形成一种理论,根据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把文学艺术断然划分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从根本上排斥其他审美追求的存在,并在现实主义之前冠之以特定的称号,直接把现实主义置于政治工具的地位。
与上述情况的理论观点不同的是,部分艺术家一方面肯定现实主义审美原则,但并不排斥其他审美原则,另一方面,他们更不同意把现实主义纳入政治工具的框架,坚持从生活出发,真实地揭示其历史的复杂性、现实的丰富性,主张风格上的多样性。并且以创造个性鲜明、意蕴丰富的人物形象作为艺术追求的核心,以此达到提高人民精神素质的要求。
“十七年”,正是这两种艺术观点不断碰撞、相互消长的过程。1956年掀起的一场热烈的电影讨论,和1962年因为瞿白音撰写(关于创新问题的独白)而又一次引起的讨论,都是有关不同观念之间的思想碰撞的表现。在前一种观念占有优势的时候,则产生了大量配合政治宣传和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并使一些希望背离这种创作倾向的作品受到批判。例如《我们夫妇
之间》和《关连长》,只是稍稍触及了生活的复杂性,便遭到了批判。当后一种观念一时被承认和肯定的时候,则立即出现了创作上的变化,拍摄出了如《林家铺子》、《祝福》、《聂耳》、《风暴》、《农奴》、《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优秀和比较优秀的影片,它们在题材的选择和风格的追求中都各自呈现了不同的艺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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