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的日本政治与外交

作者：  金熙德著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

简介：当今的日本，依然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也是中国周边各国中综合国力最雄厚的强国。展望未来，日本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其对华政策取向，对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构成十分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 　　21世纪的日本将向何处去?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不妨先来概略地回顾一下近代以来日本匆匆走过的足迹。 　　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1945年的战败，作为日本两度崛起为世界强国的起点而载入史册。这两次崛起的方式和结局极其不同：前一次是“军事崛起” ，即依次向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东南亚扩大军事侵略范围，最终惨遭战败；后一次是“经济崛起”，即依次向东南亚、北美及其他地区拓展并取得“ 奇迹”般成功，尔后进入“经济停滞、政治膨胀”的新阶段——“政治崛起 ”阶段。21世纪初的日本，承继了前两次崛起的一系列遗产。就其直接延续性而言，现今的日本主要还是二战后“第二次崛起”的产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在二战中战败投降。二战以后，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吉田茂任首相时期形成了以“经济立国”为核心的国家战略和以“日美基轴”、“经济外交”为两大支柱的对外路线。其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其一，坚持和平发展路线，把发展经济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目标；其二，在安全和外交上以依赖和追随美国为主，以自主防卫和“低姿态外交”为辅。 日本的这一国家战略和对外路线为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成功，这一点充分表现在如下一连串的时间与数字的概念上。 　　1955年即战败后仅十年，日本已在战争废墟上把经济恢复到了战前水平，以致这一年日本出现了“如今已不是战后”的流行语。也就在这一年，日本政界的“保守”、“革新”两大势力各自实现了几派大联合，形成了其后左右日本政局38年之久的自民党、社会党两大主要政党对阵的“1955年体制 ”。 　　1964年，日本成功举办了东京奥运会，其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已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行列。 　　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在已超越英国、法国的基础上又超越了联邦德国，成为西方阵营第二经济大国。 　　1975年，日本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创始成员国，并以发表《中期援助计划》为标志而跻身于世界经济援助大国行列。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超越苏联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援助国，其国民生产总值和技术水平与头号超级大国——美国的差距呈现快速缩小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前期，日本以强盛的“经济大国”实力为后盾，提出了争当“政治大国”的目标。从那以来，“政治大国”这一概念本身因日本的积极提倡和追求而在世界上广泛流行开来。 　　日本孜孜以求的“政治大国”目标究竟包含何种内涵?简言之，这一目标就是指要以经济大国的地位与作用为后盾而在国际体系和机制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 　　这一目标建立在如下一种十分简洁的三段论逻辑之上：大前提是“经济大国必定要成为政治大国”，小前提是“日本是经济大国”，结论自然是“ 日本必定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一三段论的大前提显然是一个不充分的命题。因为，经济实力只是成为政治大国的有利条件之一，而不是其充分条件。其实，战后国际关系史已证明了与该三段论相反的两个命题，即“经济大国不一定就是政治大国”以及“经济弱国不一定不是政治大国”。 　　日本之所以积极追求政治大国目标，除了有强盛的经济实力作为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柱以外，一个重要的潜在动机就是急欲彻底摆脱二战后形成的“ 战败体系”。对于日本的“大国战略派”来说，走向政治大国和摆脱战败体系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而又互相牵制的复杂关系。在他们看来，摆脱战败体系，既是走向政治大国的必要前提，也是其必然结果。这一思路在日本重要政治家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1993年)一书中提出的“ 普通国家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提倡日本要成为这样的“普通国家”：其他国家能够做的，日本也应能去做。其实质，就是要摆脱二战后“战败体系”对日本军事发展和军事行动上的限制。 　　如此一种政治大国目标，在如下两点上不能不引起世人关注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切：其一，以日本经济实力之强盛，如果以“普通国家”为旗号追求与其经济基础成正比的政治与军事目标，那就等于寻求成为一个超级政治大国加超级军事大国，这势必打破地区与世界格局与秩序；其二，“普通国家论”所提倡的，主要就是指在军事行动领域突破“战败体系”的限制。如果日本执意按这一理论铺设的轨道走下去，那只能是走向一个军事大国，这势必引发东亚国际格局与秩序的剧烈动荡。 　　这一政治大国目标之所以引起亚洲各国的关注和疑虑，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日本是在尚未与对亚洲邻国的侵略历史彻底划清界限的条件下积极追求这一目标的，并得到了其国内日益猖獗的否认侵略历史的右翼鹰派势力的狂热支持。由此可见，这一路线绝非一般的“普通国家”路线，而是具有强烈的肯定战前体系性质的倒退倾向和否定“东京审判”结论的复仇主义色彩。如果日本执意沿着这条路线继续走下去，势必加重亚洲各受害国的疑虑和戒备。到头来，这一路线将不仅难以保证日本在东亚地区更好地发挥大国作用，反而将使其处于一种“亚洲孤儿”的状态，对其发展和安全利益而言未必是一条最佳路线。 　　20世纪80年代前期，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正式提出了“成为政治大国 ”的目标。这一时期日本经济实力正呈现“如日中天”、节节上升之势，但当时的日本社会和舆论却没有完全跟上中曾根的思路。日本大众普遍对已享受多年的富裕生活和“九成中流”、“一亿总中流化”的时代怡然自得，中青年的享乐主义和远离政治现象愈演愈烈。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日本积极提倡走向“政治大国”(或“普通国家”)和开展“大国外交”的，也还只有栗山尚一等一些外交精英和小泽一郎这样的铁腕政治家及其各界的追随者。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经济逐步被判明是陷入了难以在短期内摆脱的结构性低迷之中。然而，就在这一时期，日本对外政策却日益从“低姿态”转向对外说“不”的强硬路线，其走向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步伐比战后任何时期都更大、更快。 　　从上述曲折变化中可以看出，日本的经济实力、大国目标和社会反应这三者间关系显示出了一个并不同步的不均衡发展趋势。当日本经济处于上升时期时，日本各界和舆论对政治大国目标的反应比较冷淡，缺乏迫切的要求和热情；当日本经济陷于长期低迷状态时，日本各界和舆论却开始支持其政府加速走向政治大国，以致对走向军事大国也日益采取网开一面的态度。日本战前的历史和如今的现实都表明，每当其国内经济萧条、悲观情绪笼罩社会时，对外持一味强硬姿态的右翼鹰派势力就更容易被视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可靠力量而受到大众的狂热支持；其决策层在振兴经济和推进改革方面束手无策时，也更易于采取对外说“不”的强硬路线，谋求把国内视线转向对外关系方面。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各界精英和社会舆论在增强本国国际地位与作用问题上的分歧日趋减少，“大国主义”政治理念日益占据主导地位， “小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日趋失去社会支持。日本各界精英之中对外战略论争的焦点，已从“要不要成为政治大国?”转向“成为何种政治大国”以及 “如何成为政治大国”的问题上。 　　日本积极追求成为政治大国和发挥大国作用，具体体现在全球性事务和地区事务两个方面。 在全球性事务领域，日本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并在各类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主要目标，并以对国际组织和活动提供大额经费为敲门砖，寻求在全球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地区事务领域，日本力图把经济与援助优势转化为地区政治与安全中的主导地位与作用，致力于推动以日美同盟为主、多边合作为辅的地区战略，寻求在地区格局与秩序中占据有利地位，发挥主导作用。 　　日本是否持续走向更强的政治与军事大国，归根结底取决于其一系列内外条件和能力。 　　首先，日本国内的政治走向和各派势力消长是决定这一进程的最主要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前，国际舆论能够对日本国内否认侵略历史的右翼势力形成很大压力。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国际舆论能够得到日本国内强大的和平主义势力及舆论的呼应。如今，日本国内舆论对右翼翻案势力的反应日趋麻木，时而纵容甚至呼应，日益失去抵制能力。对于日本的未来前景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令人十分担忧的现象。 　　除此之外，如果从一个邻国的角度客观地分析日本推动这一战略的潜力与意图，日本在走向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既有一些十分有利的强项，也有若干难以轻易克服的弱项。 　　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最大强项显然就在于其犹存的经济与技术实力，即主要在于其构筑国家“硬实力”的有利条件。 　　与此相比，日本的明显弱项则在于其构筑“软实力”的诸条件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点：第一，是其在重大国际事务中惟美国马首是瞻的“依附性外交路线”；第二，是其未能真正反省对亚洲侵略历史的“失信外交姿态 ”。按常理而言，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努力改善这两个最主要的弱项，否则其“政治大国”目标很可能将停留在一种缺乏坚实基础的 “空中楼阁”阶段。 　　 　　本来，以“战后宪法”为核心的和平主义路线，是日本在国际社会扩大影响的独特的“软实力”因素。然而，如今日本正欲毫不吝惜地把这一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长期形成的“软实力”轻易地予以抛弃。人们不禁要问，摆脱战败体系而走向政治与军事大国，究竟是不是21世纪日本的最佳战略选择? 在东亚各国对日本政治大国化趋向心存疑虑之时，这一战略究竟有多少合理性和可行性?日本究竟应以怎样的姿态和方式告别战败体系?对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日本社会各界显然还远未能形成广泛的共识。 　　跨入21世纪门槛以来，在东亚各国加快走向区域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新时代潮流中，日本的对外战略却被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大国路线的“旧思维 ”束缚着，特别是被2001年以来小泉纯一郎推行的“新保守主义路线”劫持着，表现为“‘战略贫困’下的大国战略”。时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日本自感时间紧迫，急欲强行突破“战败体系”。其表现是：“对美国一味追随，对东亚一味强硬”，企图“挟美制亚，协美抑中”，假美国之“虎威”而 “借船出海”，在亚太地区成为“美国第二”，在东亚地区充当仅次于美国的“第二霸主”。在如此心态的驱使下，小泉首相全然不顾国际道义和人类公理，近乎偏执地连年参拜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把日本外交推入“四面楚歌”的“亚洲孤儿”境地。尤令国际社会担心的是，日本选民却像“追星族”般如痴如醉地为小泉捧场，恍若当年希特勒所受到的狂热追捧。凡此种种均说明，日本再次处在一个如孙中山先生百年前曾指出的那种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视角看，悲观、浮躁乃至愿意再来一次铤而走险的日本及其政治、军事大国路线，委实是一种令周边各国忧虑的战略走向。若干年后，但愿人们看到的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的日本，即一个与东亚各国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日本。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

作者：  金熙德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简介：何谓对外援助?对此，当代中国人的脑海里一般都能浮现出如下一些历史画卷。40年代后期，山姆大叔“援助”的飞机大炮，并没有能够阻止住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60年代初期，苏联“老大哥”上演了一出突然撕毁“援助”协定的闹剧；70年代，越南“小老弟”用着中国“援助”的枪支弹药来骚扰中国……在普通中国人的记忆里，援助大概就是这样一些近在咫尺，却如雾里看花，还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的现象。   　　  从人们对援助的一般常识中，至少可以归纳整理出如下几点常识。首先，人们通常知道，所谓对外援助指的是一方付出、一方接受的行为，而且它属于国与国之间发生的那种授受关系，因此不同于在一国范围内进行的礼尚往来。其次，人们也许还不难理解，援助指的是以人、财、物等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形式进行的有形援助，在这一点上应与那些政治上的支持和道义上的声援等无形支援划上一道界限。然而，如果更深地追究对外援助的内涵与外延，则因每个人的知识与阅历不同，其对援助的认识角度与水平上的差异都将立即显现出来，而在其中能够从学科的角度对此作出深刻阐释者恐怕为数稀少。   　　  对外援助是国际关系的产物。国家之间的相互援助本身，可以说自国家产生以来便已有之。但它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现象，则还是形成于近代主权国家体系出现的时期，后来经过两战期间的发展，最终于二战以后才逐步演变成如今的援助体系。     　　战后国际贸易体系经历了从关贸总协定到世贸组织的发展历程，货币金融体系则经历了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多边协调体系的发展历程。同样，对外援助体系也经历了从东西方援助竞争到以经合组织下属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AC)为中心的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简称ODA)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国际援助体系日臻完善，与此相适应的援助理论体系也日趋精密。     　　对于当今时代的国际关系学科来说，对对外援助的历史、现实与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既是一项必要的基础工作，同时也是一项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前沿性课题。     　　在国际关系的现实及理论体系中，对外援助具有其独特的地位与作用。一方面，它与投资和贸易一起构成了国际经济关系的三大领域；另一方面，它又作为经济外交的载体而与政治外交、军事外交比肩并立，构成了国际政治关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因此，对外援助既非单纯的国际经济现象，也非单纯的国际政治现象，而是一种典型的国际政治经济(politicaleconomy)现象。     　　当今，在1~2DAC为中心的国际援助体系中，ODA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ODA的特征与基础集中体现在其官方性(或公共性)、优惠性和政策性上；在这三点上，它与出自私人财源、以商业条件进行、以赢利为目的的民间贸易及投资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 　　    ODA作为政府援助，其内容既包括无偿援助，也包括需要由  受援国予以偿还的优惠贷款。这种贷款之所以也归人“援助”的  范畴，是因为它的提供条件比商业性贷款优惠得多，其援助性质  就体现在优惠条件方面。因此，无偿援助仅仅是对外援助的一部  分，而且往往是带有浓厚的政治、安全战略色彩或鲜明的人道主  义救援性质的那一部分。例如，美国在冷战时期实施的巨额军援  往往都是“慷慨”的无偿援助。而在发达国家提供的经济开发援  助中，有偿贷款却占据了很大比重。尤其是在日本提供的双边    ODA资金中，有偿援助的比重远远大于无偿援助。在朴素的感情    层次上，人们通常对无偿援助的“援助”性质较易接受，而对    ODA中的贷款部分则难免心存疑惑。明明是需要偿还的“贷款”    嘛，何故还要称作“援助”呢?可见，对ODA这种早已普遍化的    国际关系现象，不仅需要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而且还有必要    做一些深人浅出的知识普及工作。     　　战后，日本仅用10年时间便从战争废墟上实现了经济恢复，   ...

30 years of Japanese diplomacy

作者：  金熙德著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2008

简介：　　2007年9月，福田康夫出任日本首相，中国各界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中国人对福田父子为中日友好所作的贡献记忆犹新，对福田新首相的对华友好政策充满了期待。福田父子首相诞生的背景和影响是什么？“福田新政”在日本政治史上处在何种位置上？中日关系的“福田机遇期”将有多久？对这些问题给予深度分析和解读，是本书的基本目的所在。 　　笔者多年来一直在就日本政治与外交进行基础研究和跟踪观察，积累了大量资料和研究成果。福田上台后，其内政与外交政策自然成为笔者的研究重点。正在此刻，青岛出版社的杨成舜先生来信询问：能否就福田父子首相的诞生为中心写出一部集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身的专著？可以说，笔者与杨先生的思路不谋而合。于是，笔者把其他一部分写作计划暂时搁置起来，集中精力完成了这部专著。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大国，其政治与外交的动向与中国息息相关，东瀛发生的风云变幻也一直吸引着中国人关注的目光。 　　不管日本国内如何评价，但中国人对田中角荣是持有好感的，因为是他在当上首相不久就排除国内干扰，果断踏上了与中国复交的旅途。中国人对福田赳夫同样给予高度评价，因为是他在首相任内与中国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回想起当年从中日复交到缔约整整隔了六年时间，再联想到日俄之间至今仍未能签署和平条约，就可知该条约的弥足珍贵了。 　　然而，田中角荣与福田赳夫曾是“角福战争”中的夙敌，田中派曾左右日本政治全局、力压福田派长达近30年，近年来福田派一举翻身而田中派大势已去，关于这些细节及其背后的政治力学和外交影响，则属于超越中国人对日本政治人物朴素评判的知识领域。而对这些知识有了深度把握，将有助于更加科学、理智地把握日本政治与外交的演变规律及其对中日关系影响的变化趋势。 　　正如“福田机遇期”的概念所示，这部专著是围绕福田执政这一日本与外交的特定现象和时机而撰写的，因而可以说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但从另一方面看，这部专著以其基础研究的特色，也将成为这一时期日本政治与外交的一种历史记录。

中日关系——复交30周年的思考

作者：  金熙德著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简介：作者简介 金熙德，1954年生于延吉市，1982年延边大学政治系毕业，1985年延边大学日本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讲师。1986年7月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政治系从事研究，1989年3月起在东京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攻读国际政治学，1994年3月获学术博士学位。同年夏季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现任研究员、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兼任中国亚太学会副秘书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等社会职务，被国务院授予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主要学术成果：《日本近代哲学史纲》、《日美基轴与经济外交——日本外交的转型》、《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20世纪90年代新动向》、《彻底检证！日本型ODA——非军事外交的尝试》、《再生还是衰落——21世纪日本的抉择》、《中国的东北亚研究》。另外，参与20余部著作的写作，并在国内外发表有关日本外交、中日关系以及东北亚问题论文百余篇。 内容提要 本书主要研究的是中日之间的关系，对中日关系的特点和趋势、中日关系的研究方法进行讲述。本书所包含的主要内容是追本溯源：逻辑与历史的起点、新的起点：“72年体制”的内涵、而立之年：复交30年的回顾、世纪之交：双边框架的调整、2002年：复交30周年的思考、21世纪：中日关系的展望。

日本外交的转型

作者：  金熙德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简介：

日本外交与中日关系:20世纪90年代新动向

作者：  金熙德著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

简介： 本书分冷战后的日本外交，新时期的中日关系两部分，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对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外交的演变趋势和中日关系的重新定位进程作一番综合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