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
作者: 钱永祥著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2
简介:透过这些学术论文、书评、有关台湾事务的公共议论以及历史的反思,作者将政治哲学与政治行动的伦理思考结合,形成了一套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意识与实践伦理远景。作者强调,对比于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现代伦理必须另寻平等这项基本公共价值作为出路。可是平等主义的深远、广泛涵蕴,包括在多元性和普遍性两方面的严峻要求,还有待实践者在公共生活里耐心地琢磨和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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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西方古典哲学传统的最后一位大宗师
对大多数的人来说,“黑格尔”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大家都晓得黑格尔(G.W.F.Hegel,1770-1831)是一位有高超成就和深远影响的德国哲学家,但除了“世界精神”。“辩证法’等几个名词之外,一般人对他的思想所知也就不多了。这个现象不足为奇,因为任何处理近代西方思想或意识形态的著作,大概总难免要提到黑格尔,但是如果读者想要进一步了解黑格尔思想的内容,却面临很大的困难。第一,黑格尔本人的著作以艰涩著称,无论一般读者或专业哲学工作者,阅读时都不容易掌握住黑格尔到底是在说什么。第二,黑格尔的思想背景和时代环境,和今天的世界相去甚远,因此今天的读者,不容易看出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也很难了解他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所用的基本概念用意何在。这两个因素非但妨碍了一般读者对他的兴趣,也使得大多数较平庸的诠释性二手著作,不能提供太多的帮助。
但是话说回来,显然黑格尔又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哲学家。从他在1831年去世之时开始,他的幽灵一直在骚扰着近代思想的发展。一百五十年来,西方国家几度掀起“黑格尔复兴”,随之而起的必然是强烈的批判浪潮,而以新的思想取向收场。但每过一段时期,这只火凤凰又从灰烬中现身,对新一代人发挥莫名的吸引力。19世纪40年代德国产生的青年黑格尔学派,随着1848年革命失败后的反动浪潮,被实征主义取代;19世纪末叶英美的新黑格尔主义,被罗素、穆尔的新实在论及詹姆士、杜威的实效论淹没;20世纪初期在德国、意大利茁壮的“黑格尔复兴”,很快便遭现象学、存在主义及纳粹意识形态所压倒;30及40年代在法国出现的黑格尔研究,旋即被弗洛伊德、尼采、马克思等新题目所掩盖。直到60年代末期开始,整个西方才又重新燃起对黑格尔的兴趣。新的全集及版本不断出现,新的翻译陆续问世,每年都有大约两三百篇关于他的论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而过去十年间,单是英语世界,就有大约四十种以他为主题的专书出版。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Ponty)在1946年曾说:“对黑格尔作诠释,就是在我们时代一切哲学、政治和宗教的问题上,采取某种立场。”再没有比这句话更能综括黑格尔的重要性的说法了。因此,虽然波普尔(KarlPopper)在1945年曾经写道:“这场黑格尔闹剧已经造成够多的祸害了。我们必须把它制止。我们必须说话了——即使因此我们得去碰触这个丑恶的东西,沾脏我们的手。”愈来愈多的人却已开始不忌“沾脏”自己的手,想去一探这个“丑恶的东西”的真相。
为什么一个过去的晦涩哲学家会有这样奇特的命运?
这个问题自然不会有简单的答案。1976年,美国哲学家考夫曼(WalterKaufmann)曾在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中,撰文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60年代末期以来西方对黑格尔兴趣的骤升,有四个原因:因为黑格尔的思想本来便很有意思;因为对于受实征主义支配已久的英美哲学界来说,黑格尔代表另一条出路;因为学生运动以后一般学生开始对黑格尔发生兴趣;因为整个西方知识界对马克思有浓厚的兴趣。1977年,另一位美国哲学家拍恩斯坦(RichardJ.Bernstein)认为考夫曼所列的“原因”只是现象的叙述,而没有说明为什么有这些现象。柏恩斯坦举出了当代哲学三个最活跃的领域:科学的哲学、知识论及行动理论,指出在这三个领域之中,黑格尔提供了基本、重要而新颖的见解,非但和当代哲学家的取向有不谋而合之处,并且往往能够对当代哲学家的摸索,提供切要的启发。更进一步,柏恩斯坦从思想史和广义的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观察,指出黑格尔之所以再度成为西方思想的注意焦点之一,是因为黑格尔所关心的问题,实际上正以不同的形式笼罩着现代人,因此他的思想和作品,无可避免地会引起现代人的兴趣。柏恩斯坦的这个说法,显然是说明黑格尔的现代意义的一个最佳途径;而事实上,这个作法,也正是过去十余年来研究黑格尔的主要取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