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1937～1949)[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钱理群编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简介：　　一、本卷所录小说资料，起1937年7月，终1949年9月。 　　二、收录范围包括论文、序跋、书评、创作经验谈、座谈记录、广告、书信等，并有个别作品片断，凡能反映这一时期小说创作面貌及小说观念变化的，均予选录。 　　三、选录重点，一是此时期小说理论、形式的探讨；一是重要作家作品有关的材料；一是对西方小说理论、作品的评介，传统小说的重估；也收录了一部分反映与小说创作有关的时代文学思潮的代表性论述。 　　四、选录资料，以发表时间为序排列（个别发表情况不详，则据写作时间）；署名以初次刊出时为准；凡原文有明显错字处，已径行改正。 　　五、卷末录有《1937年7月-1949年9月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编目》，虽不完备，当可供研究者检索、参考。 　　

父父子子——漫说文化丛书

作者：  钱理群 编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5-1

简介：“人伦”大概要算是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文学中的“拿手好戏”，这是有确论的，其大有文章可做也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要讨论的，却是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散文）中的“人伦”，这就似乎有些麻烦，提笔作文章，也颇费踌躇了。这使我想起了徐志摩先生曾经提过的一个问题：“我们姑且试问，人生里最基本的事实，最单纯的，最普遍的，最平庸的，最近人情的经验，我们究竟能有多少把握，我们能有多少深彻的了解？”他是有感而发的：人的感情世界曾经一度被划为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禁区；而“人伦”领域，是尽由感情支配，最少理性成份的，这里所发出的全是纯乎天机，纯乎天理，毫不掺杂人欲、世故或利害关系于其间的叫声。人伦之情是徐志摩所说的“人生里最基本的事实，最单纯的，最普遍的，最平庸的，最近人情的经验”，它也就愈遭到人为的排斥。在一些人看来，“人伦”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中占据特殊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历史对立物的现代文化与文学就必须将“人伦”摒除于“国门之外”，这叫作“反其道而行之”。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收入本集的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因为抒写了父子之情，在选作中学语文教材时，竟多次遭到“砍杀”的厄运。但世界上的事情也确实不可思议：在现代散文中，朱先生的《背影》恰恰又是知名度最高者中的一篇，至少我们这样年纪的知识分子就不知被它“赚”过多少回眼泪。可见人情毕竟是砍不断的；特别是人伦之情，出于人的天性，既“真”且“纯”，具有天生的文学性，这其实是一种内在的本质的沟通，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摒弃了人伦之情，也就取消了文学自身。 说到现代文化与文学，这里似乎有一个可悲的历史的误会：现代文化与文学之于传统文化与文学，不仅有对立、批判、扬弃，更有互相渗透与继承，不仅有“破”，亦有“立”。五四时期的先驱者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孟儒学的“人伦”观，确实进行过尖锐的批判，但他们同时又建立起了自己的新的现代“人伦”观，并且创作了一大批人伦题材的现代文学作品，内蕴着新的观念、新的情感、新的美学品格，是别具一种思想与艺术的魅力的，并且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伦题材的现代散文中，描写“亲子　”之情的作品是格外引人注目的。这首先反映了由“尊者、长者为本位”的传统伦理观，向“幼者为本位”的现代伦理观的转变；同时也表现了对于人的本性，对于传统文化的新认识、新反思。且看丰子恺先生的《作父亲》里所写的那个真实的故事：小贩挑来一担小鸡，孩子们真心想要，就吵着让爸爸买，小贩看准了孩子的心思，不肯让价，鸡终于没有买成。爸爸如此劝告孩子：“你们下次……”，话却说不下去，“因为下面的话是‘看见好的嘴上不可说好，想要的嘴上不可说要’，倘再进一步，就变成‘看见好的嘴上应该说不好，想要的嘴上应该说不要’了。在这一片天真烂漫光明正大的春景中，向哪里容藏这样教导孩子的一个父亲呢？”这确实发人深省：纯真只存在于天真烂漫的儿童时代，成熟的、因而也是世故的成年时代就不免是虚伪的。由此而产生了对儿童时代的童心世界的向往之情。收入本集的有关儿女的一组文章，特别是朱自清先生与丰子恺先生所写的那几篇，表现了十分强烈的“小儿崇拜”的倾向（与“小儿崇拜”相联系的，是一种十分真诚的成年人的“自我忏悔”）。而这种“小儿崇拜”恰恰是构成了五四时代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从人类学意义上对于儿童的“发现”，表现了对人类及人的个体的“童年时代”的强烈兴趣。周作人说：“世上太多的大人虽然都亲自做过小孩子，却早失去了‘赤子之心’，好像‘毛毛虫’的变了蝴蝶，前后完全是两种情状，这是很不幸的”，五四时代出现的“儿童文化热”，正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刻反思。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西方文化起源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西方文化也是正常发展的文化；而中国人无疑是“早熟的儿童”，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早熟的文化。五四的先驱者一接触到西方文化，首先发现的，就是民族文化不可救药的早衰现象，因而产生一种沉重感与焦灼感。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化热”本质上就是要唤回民族（包括民族文化与文学）的童年与青春，进行历史的补课。了解了这样的文化背景，就可以懂得，收入本集中那些描写儿女情态、童趣盎然的作品，不仅是表现了真挚的亲子之爱，而且有着相当深广的历史、文化的内涵，也包含了对于文学艺术本质的思考与感悟。在我看来，这正是本集中最动人，也最耐读的篇章。 对本集中描写“母爱”的作品，也应该作如是观。五四时期在否定“长者本位”的旧伦理观的同时，把“母爱”推崇到了极致。鲁迅在著名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就大谈“母爱”是一种“天性”，要求把“母爱”的“牺牲”精神“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这里显然有想用“母爱”来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意思（鲁迅不是早就说过，中国国民性中最缺少的就是“诚”与“爱”么？）。这其实也是五四的时代思潮。李大钊就说过：“男子的气质包含着专制的分子很多，全赖那半数妇女的平和、优美、慈爱的气质相调剂，才能保住人类气质的自然均等，才能显出民主的精神。”沈雁冰还专门介绍了英国妇女问题专家爱伦凯的一个著名观点：“尊重的母性，要受了障碍，不能充分发展，这是将来世纪极大的隐忧”，并且发挥说：“看了爱伦凯的母性论的，能不替中国民族担上几万分的忧吗？”以后历史的发展证明沈雁冰并非杞人忧天。“母性”未能充分发展，对我们民族气质的消极影响，至今仍是随处可见的。收入本集的秦牧的《给一个喜欢骑马的女孩》，对此有相当痛切的阐发。把那些描写母爱的文章置于本世纪中华民族精神气质发展史的背景下，我们自不难发现它们的特殊价值，但也会产生一种历史的遗憾：这样的文章毕竟太少，而且缺乏应有的份量。不善于写母爱的文学，是绝没有希望的。鲁迅未能完成的写作计划中，有一篇题目就叫“母爱”；我们的作家，什么时候才能实现鲁迅的遗愿呢？ “师长”在传统伦理观中是据有特殊地位的，所谓“天地君亲师”，简直把“师”置于与“君”同等的尊位。如此说来，本世纪以来一再发生的“谢本师”事件，恐怕是最能表现现代伦理观与传统伦理观的对立的。师生之间的冲突，是否一定要采取“谢本师”即断绝师生关系的彻底决裂的方式，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由此而确立了老师与学生、父辈与子辈（扩大地说，年长的一代与年青的一代）“在真理面前互相平等”的原则，却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由刘半农《老实说了吧》一文引起的争论（有关文章已收入本集），是饶有兴味的。作为争论一方的刘半农等是五四时代的先驱者，属于父辈、师辈；争论的另一方，则是三十年代的年青人，属于子辈 、学生辈。刘半农那一代人在五四时期曾有过强烈的“审父（叛师）”意识，三十年代他们自己成为“父亲”、“老师”以后，对年青一代就不怎么宽容了；不过，他们也有一个不可及的长处，就是敢于批评青年人，与青年人论战，绝无牵就、附和青年的倾向，这是保持了五四时期前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意识与个性独立意识的。而三十年代青年的“审父（叛师）”意识似乎更强烈，但从他们不容他人讲话，特别是不容他人批评自己的专制的偏激中，却也暴露出他们的潜意识里原来还存在一个“恋父（尊师）”情结，说白了，他们也是渴求着传统伦理中“父亲”（“老师”）的独断的权威的。这已经不是三十年代年青人（他们已成为当今八十年代青年的“爷爷”）的弱点，恐怕也是我们民族性的致命伤。而传统的鬼魂在反叛传统的年青一代灵魂深处“重现”这一文化现象，即所谓“返祖现象”则是更值得深思与警惕的。 五四时期，“爱”的哲学与“爱”的文学是曾经风行一时的；在以人伦关系为题材的现代散文中，也同样充满了“爱”。但不仅“爱”的内质与传统文学同类作品有了不同——它浸透着民主、平等、自由的现代意识（因此有人说这是将朋友之爱向父子、母女、师生……之爱的扩大、渗透）；“爱”的表现形态也有了丰富与发展：并非只有单调的甜腻腻的爱——爱一旦成了唯一者，也会失去文学；感情的纯、真，与感情的丰富、自由、阔大是应该而且可以统一的。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里，这样揭示一位“垂老的女人”的感情世界—— “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她于是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 “……她那伟大如石像，然而已经荒废的，颓败的身躯的全面都颤动了。这颤动点点如鱼鳞，每一鳞都起伏如沸水在烈火上；空中也即刻一同振颤，仿佛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 这里所表现出来的，不仅是感情的力度，强度，更是一种自由与博大。而这位“老女人”情感的多层次性，大爱与大憎的互相渗透、补充，无序的纠缠与并合，是属于“现代人”的。而且写不出的“无词的言语”比已经写出来的词语与文章要丰富、生动得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对收入本集中的人伦题材散文理性的加工、整理过度，未能更多地保留感情与语言的“原生状态”，而感到某些不满足。

世故人情

作者：  钱理群编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简介：《世故人情》这个题目是从朱自清先生那儿“偷”来的:据朱先生在《语文影及其他》序言里说，他原先计划着将“及其他”这部分写成一本书，就想命名为《世情书》。所谓“世情”，顾名思义，就是“世故人情”的意思。讲“世故人情”而能变成“及其他”，这本身就很有点“意思”。记得在“文革”中，报纸上在报道出席会议的一大堆要人显贵名单之后，往往带上“还有某某某”这样一句;这“还有”就是“及其他”，大概含有“附带”、“不入流”、“排不上座次”之类的意思。如此说来，“世故人情”恐怕就是“不入”正经（正式）文章之“流”的，但因此也获得了一种特殊价值:它可是“侃大山”的好材料。细细想来，也确乎如此，三五好友，难得一聚，天南海北，胡吹乱侃一通，除了“聊天（气）”之外，可不就要“谈世情”。这类话题，于人生阅历之外，往往透着几分智慧，还能逗人忍俊不禁，———就象人们一听到“还有”或“及其他”，就不免微微一笑。按朱自清先生的说法，这背后，甚至还暗含着“冷眼”看“人生”的“玩世的味儿”。这就进入了一种“境界”，我们不妨把它叫作“散文的境界”或“小品文的境界”———实在说，散文（小品）本来就是“侃大山”的产物;闲谈絮语中的智慧、风趣，连同那轻松自如的心态，都构成了散文（小品）的基本要素，并且是显示其本质的。五四时期，人们给深受英国随笔影响的小品文下定义时，即是强调“小品文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梁遇春:《小品文选·序》）。把这层意思化为正儿八经的学术语言，我们可以说，“对于中国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世故人情’的发微，开掘，剖析，构成了中国现代小品文与作家所生活的现实人生的基本联系方式之一;自然，这是一种艺术的联系:不仅决定着艺术表现的内容，而且决定着艺术表现的形式”。———您瞧，经过这一番学术化处理，“世情书”竟成了散文（小品）的“正宗”，“不入流”转化为“入流”:两者之间，本也没有严格的不可逾越的鸿沟。 “世故人情”主要是一种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这可是咱们中国人的“特长”。有人说，中国这个民族不长于思辨，艺术想象力也不发达，却最懂世故人情，这大概是有道理的。我们通常对人的评价，很少论及有否哲学头脑，想象力如何，而说某甲“不通世故”，某乙“洞达人情”，都是以对“世情”的把握与应对能力，也即人生智慧、政治智慧的高低作为标准的。中国传统文化，无论是孔孟儒学，还是法家、道家，对“世故人情”体察之精微、独到，都足以使世人心折。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就曾经赞叹韩非《说难》、《难言》那些文章“对于人情世故的心理分析是怎样的精密”，以为“他那样的分析手腕，出现在二千多年前，总不能不说是一个惊异”。鲁迅在研究中国小说史时，也从中国明、清两代小说中，发掘出了“人情小说”这一种小说类型（流派）。他评价说，这类小说常“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朱自清先生所谓“世情书”或许就源出于鲁迅也说不定。当然，也不妨说，这是“英雄所见略同”:整整一代人都同时注意到（或者说努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智慧与人生智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发人深思的。先哲早已说过，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相斫史”，由此而结晶出传统文化中的“世故人情”;历史进入本世纪，急剧的社会改革导致人心大变，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更是逼得人们必须深谙人情世故。天真幼稚，思维方式的简单化，直线化，认识与现实的脱节，甚至可能带来灭顶之灾。著名散文家孙犁在收入本书的《谈迂》一文中，就说到“文化革命”中由于“不谙世情”怎样备受磨难。这是一个毋庸回避的事实:中华民族是在血的浸泡中学会懂得“世故人情”的。因此，如果有人因为中国人富有政治智慧、人生智慧而洋洋自得，无妨请他先想一想我们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世情书”背后的血的惊心与泪的沉重是不应该忘记的。 但如果因此而走向极端:时时、处处念念不忘，沾滞于兹，无以解脱，也不会有“世情书”的产生。朱自清先生曾说，《左传》、《战国策》与《世说新语》是中国传统中“三部说话的经典”。应该说，《左传》与《战国策》里都包含有十分丰富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但它们“一是外交辞令，一是纵横家言”，都不是我们所说的“世情书”。真正称得上的只有表现了魏晋“清谈”风的《世说新语》。这里的关键显然在“说话人”（作者）主体的胸怀，气质，心态，观照态度。鲁迅尝说“魏晋风度”于“清峻”之外尚有“通脱”的一面。“通脱”即是“随便”;如果说“玩世”嫌不好听，那么也可以说是“豁达”。所谓“豁达”，就是“看透”以后的“彻悟”。这既是彻底的清醒，又是一种超越，另有一番清明、洒脱的气度。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幽默”———这是更高层次的智慧，也是更高层次的人生的审美的境界。在我看来，真正达到了这一境界的，魏晋文人之外，唯有五四那一代。当然，两者文化背景的不同是自不待言的: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受西方理性主义精神的影响，科学民主的现代观念已经内化为自身的生存要求，但他们却又身处于中国传统习俗的包围之中，内心要求与现实环境的强烈反差，使他们不仅在感情、心理上不能适应，觉得象穿一件潮湿的内衣一样，浑身不自在;而且时时、处处都会产生荒诞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自我（及民族）生存方式的荒诞性的清醒的自觉意识，因此，它是刻骨铭心的;说出来时又是尽量轻松的。但敏感的读者自会从那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的语气中体会到，作者一面在嘲笑，甚至鞭挞中国文化与中国国民性的某些弱点，一面却又在进行着自我调侃:而恰恰是后者，使这类散文的“批判”不似青年人的火气十足，锋芒毕露，而别具“婉而多讽”的风致，这又在另一面与中国传统的美学风格相接近了。读者只要读一读收入本集的丰子恺的《作客者言》，林语堂的《冬至之晨杀人记》，梁实秋的《客》，就不难体味到，五四这一代作家笔下的“世情书”中的幽默感，产生于现代“理性之光”对中国传统“世相”的映照，其“现代性”是十分明显的。“幽默”里本来也多少含有点“玩世”的味道———在参悟人情世故之后，似乎也必然如此。但这里好象也有个“线”，“玩世”过了头，就会变成“帮闲”以至“帮凶”。这在中国，倒也是有“传统”的;鲁迅早就指出过，只讲金圣叹的“幽默”，未免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从血泊中寻出闲适”，是根本不足取的。也还是鲁迅说得对，“人世间真是难处的地方，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他‘深入世故’也不是好话。‘世故’似乎也象‘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样，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世情书”中的幽默，正在于恰到好处地掌握了“世故”“不可不通，亦不可太通”之间的“分寸”，也即是“适度”。从人生态度上说，则是既看透人生，不抱一切不合实际的幻想，又积极进取认真，保存一颗赤子之心。在“玩世不恭”的调侃语调底下内蕴着几分愤激与执著，形成了这类现代“世情书”丰厚的韵味，其耐读处也在于此。读这样的散文，不管作者怎样放冷箭，说俏皮话，你都能触摸到那颗热烈的心，感受着那股“叫真”劲儿，这也是构成了本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学的时代“个性”的。

说东道西

作者：  钱理群编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简介：自从中国大门打开以后，我们就开始说“东”道“西”。 而且不停地“说”———从上世纪中叶“说”到现在，恐怕还要继续“说”下去，差不多成了“世纪性”甚至“超世纪性”的话题。 而且众“说”纷纭。你“说”过来我“道”过去，几乎没有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不曾就这个“永远的热门”发表过高见，与此相关的著作不说“汗牛充栋”，大概也难以计数;至于普通老百姓在茶余饭后乘兴发表的妙论，更是随处可闻，可惜无人记载，也就流传不下来。 流传下来的，有体系严密的宏文伟论，也有兴之所至的随感。尽管仍然是知识分子的眼光，但因为是毫不经意之中“侃”出来的，也就更见“真性情”，或者说，更能显出讲话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说“东”道“西”之时的心态、风貌与气度。这，也正是我们的兴趣所在;与其关心“说什么”，还不如关心“以怎样的姿态”去说———这也许更是一种“文学”的观照吧。以此种态度去读本集中的文章，我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以“世界民”自居的全球意识，由此而产生的恢宏的眼光，人类爱的博大情怀。周作人写过一篇题为《结缘豆》的文章，说他喜欢佛教里“缘”这个字，“觉得颇能说明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却更带一点儿诗意”;在某种意义上，所谓“全球意识”，就是对自我（以及本民族）与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人（以及其他民族）之间所存在的“缘分”的发现，这种“发现”是真正富有诗意的。只要读一读收入本集中的周作人所写的《缘日》、《关于雷公》、《日本的衣食住》等文，就不难体会到，他们那一代人从民俗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了中国人、中国文化与隔海相望的日本人、日本文化内在的相通与相异时，曾经产生过怎样的由衷的喜悦，那自然流露的会心的微笑，是十分感人的。而在另外一些作家例如鲁迅那里，他从“中国（中国人）”与“世界（世界民）”关系中发现的是“中国（中国人）”“国粹”太多（也即历史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从而产生了“中国（中国人）”如不事变革，便“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的“大恐惧”（《随感录·三十六》），这种成为“世界（人类）孤儿”的孤独感与危机感，同样是感人的。而拥有这种自觉的民族“孤独感”的，又仅仅是鲁迅这样的少数敏感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民族的大多数仍沉溺于“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迷狂，先驱者就愈加陷入孤独寂寞的大泽之中，如周作人所说，这是“在人群中”所感到的“不可堪的寂寞”，真“有如在庙会时挤在潮水般的人丛里，特别像是一片树叶，与一切绝缘而孤立着”。我们前面所说与世界人“结缘”的喜悦里其实是内含着淡淡的、难以言传的哀愁与孤寂之苦的。我们说“人类意识”的“博大情怀”，原是指一种相当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人类爱与人类忧患总是互相纠结为一体，这其间具有深厚度的“诗意”，是需要我们细心体味，切切不可简单化的。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前辈人在说“东”道“西”时所显示的平等、独立意识。如鲁迅所说，这原本也是中国的“国粹”;遥想汉唐人“多少闳放”，“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只有到了近代，封建制度“衰敝陵夷之际”，这才神经衰弱过敏起来，“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了（《看镜有感》），鲁迅在二、三十年代一再地大声疾呼，要恢复与建立“民族自信心”，这是抓住了“要害”的。读者如果有兴趣读一读收入本集中的林语堂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与《傅雷家书》的选录，自不难发现，其中的“自信”，作者的立足点是:在“人类文化”的发展面前，各民族的文化是平等的，他们各自的独立“个性”都应当受到尊重。因此，作者才能以那样平和的语调，洒脱的态度，对各民族（自然包括本民族）文化的优劣得失，作自由无羁的评说。这里所持的“人类文化”的价值尺度与眼光，并不排斥文化评价中的民族意识，但却与民族自大、自卑（这是可以迅速转化的两极）的心理变态根本无缘，而表现出更为健全的民族心态: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价值;又自重，绝不以否定或攀援别一民族的文化来换取对自己的肯定;更以清醒的自我批判精神，公开承认自己的不足，保持一面向世界文化开放，一面又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态势。这正是民族文化，以至整个民族振兴的希望所在。近年来，人们颇喜欢谈“传统”;那么，这也是一种“传统”，是“五四”所开创的“传统”，我们应该认真地加以总结与发扬，这大概是“不言而喻”的吧。 读者也许还会注意到，许多作者在说“东”道“西”时，字里行间常充满了幽默感。这些现代知识分子，一旦取得了“世界民”的眼光、胸襟，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去考察“东”、“西”文化，就必然取得“观照的距离”，站在“人类文化”的制高点上，“东”、“西”文化在互为参照之下，都同时显示出自身的谬误与独特价值，这既“可笑”又“可爱”的两个侧面，极大地刺激了作家们的幽默感，在“忍俊不禁”之中，既包孕着慈爱与温馨，又内含着苦涩;这样的“幽默”，丰厚而不轻飘，既耐品味，又引人深思，是可以把读者的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的。

鲁迅杂文选

作者：  钱理群编选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简介：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事实上，鲁迅的名字是与杂文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但引起最大争议的，也是鲁迅的杂文。从鲁迅生前，直到现在，对杂文，特别是鲁迅杂文的否定与嘲讽，就从未停止过。尽管人们无数次地宣布，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尽管鲁迅自己也一再表示希望他的攻击时弊的杂文“与时弊同时灭亡”，但一个无情的事实却是，鲁迅的杂文始终为一切关心与思考社会，历史，思想，文化，人生，人性问题的中国人（中国青年）所钟爱，鲁迅的杂文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现实中活生生的“存在”，对正在进行（发展）的中国思想，文化（包括文学）发生作用，对现实的中国人心产生影响。它可以不断地重新发表，它能够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受，新的发现，常读而常新。 　　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像力）。人们最感惊异的是，鲁迅能够把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人和事联结在一起，他总是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这在鲁迅的杂文中，几乎是俯拾皆是，构成了鲁迅杂文中的基本联想（想象）模式。 　　

鲁迅散文全编:名家权威注解插图典藏本

作者：  钱理群编;钱理群，彭晓丰，刘云注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中国姓氏寻根游》从我国现存近22000个姓氏中取前100个常见姓氏( 拥有这100个姓氏的人口约占中国总人口的85％)，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演绎这 100个华夏大姓的兴衰变迁溯寻血缘和宗族文化的本源 2006升级版资讯更加详实，图片更加精美，以30万字112幅寻根地图、216条寻根游线、397个景点、230幅传世名画314幅摄影作品、579位姓氏名人、48 00余条即时资讯、带给您新的感受，新的关怀。 本书中一切观点属于《中国姓氏寻根游》编辑部，如果与他人的想法或意见不符，我们在此表示遗憾，但并非《中国姓氏寻根游》编辑部的责任。 　　 虽然本书编辑部已尽最大努力确保信息和资料的准确，而且一切信息都在本书截稿的2005年12月前进行了最后核实，但由于中国的现实发展太快，特别是各地旅游的交通和住宿信息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如果因为本书出版后现实的变化而给读者带来不便，我们深表遗憾。我们将努力收集最新信息，以便我们的在每年的修订版中对这些变化重新核实和修订。

阅读王瑶

作者：  孙玉石，钱理群　编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5-1

简介：　　王瑶先生是著名的学者，本书收录了众多回忆、评述王瑶先生的文章，行文之中，既有景仰之情，又颇具理性审视意识，颇见真性情；可充史料，亦可赏读，让后人得以再睹一代著名学者的风范。

乡风市声

作者：  钱理群编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简介：　　乡风与市声，似乎是古已有之的：在我们所说的二十世纪散文里，却别有一种意义：它与中国走出自我封闭状态，打开通向世界的窗口，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现代化的历史息息相关。随着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化工业城市的出现，人们听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喧嚣的“市声”。在广大农村，尽管传统“乡风”依在，但小火轮、柴油轮毕竟驶进了平静的小河，“泼剌剌地冲打那两岸的泥土”，玷污了绿色的田野，无情地冲击、改变着旧的“乡景”与“乡风”（茅盾：《乡村杂景》）。理论家们、历史家们在“乡风”与“市声”的不和谐中看到了两种文明的对抗，并且慨然宣布：这是两个中国———古老的农业文明的旧中国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新中国之间的历史大决战，它们的消长起伏，将决定中国的命运，等等。 　　但中国的作家，对此作出什么反应呢？一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现象是：当作家们作为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作理性思考与探索时，他们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站在现代工业文明这一边，对传统农业文明进行着最尖锐的批判，其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历史学家与理论家们。但当他们作为一个作家，听命于自己本能的内心冲动，欲求，诉诸于“情”，追求着“美”时，他们却似乎忘记，前述历史的评价，而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对“风韵”犹存、却面临着危机的传统农业文明唱起赞歌与挽歌来———这种情感倾向在我们所讨论的描绘乡风市声的现代散文里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大概是因为现代散文最基本的特质乃是一种“个人文体”，最注重个性的表现，并“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文章”（周作人：《杂拌儿·题记》）的缘故吧。而本能的，主观的，情感、美学的选择，是最能显示中国作家某些精神特质的；我们正可以从这里切入，对收入本集中的一些散文作一番考察。 　　请注意下面这段自白——— 　　“生长在农村，但在都市里长大，并且在城市里饱尝了‘人间味’，我自信我染着若干都市人的气质；我每每感到都市人的气质是一个弱点，总想摆脱，却怎地也摆脱不下；然而到了乡村住下，静思默想，我又觉得自己的血液里原来还保留着乡村的‘泥土气息’”。 　　说这话的正是中国都市文明第一部史诗《子夜》的作者茅盾。这似乎出人意料的表白，使我们想起了一个文学史的重要现象。许多现代中国作家都自称“乡下人”。沈从文自不消说，芦焚在他的散文集《黄花苔》序里，开口便说：“我是乡下来的人。”李广田在散文集《画廊集》题记里也自称“我是一个乡下人”，并且说：“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就是现在，虽然在这座大城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还是像一个乡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假如我所写的东西里尚未能脱除那点乡下气，那也许就是当然的事体吧”，李广田还提出了“乡下人的气分”的概念，以为这是他自己的以及他所喜欢的作品的“神韵”所在。大概用不着再多作引证，就可以说明，中国现代作家与中国的农村社会及农民的那种渗入血液、骨髓的广泛而深刻的联系：生活方式、心理素质、审美情趣不同程度的“乡土化”，无以摆脱的“恋土”情结等等。这种作家气质上的“乡土化”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面貌，并且是现代文学发展道路的不可忽视的制约因素，是我们考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所不可忽视的。 　　当然，无论说“乡土化”，还是“恋土”情结，都不免有些笼统；它实际包含了相当丰富、复杂的内涵，是可以而且必须作多层次的再分析的。说到“乡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北平）的风貌；最能显示中国作家“恋土”情结的，莫过于对北京的怀念。在人们心目中，北京与其是现代化都市，不如说是农村的延长，在那里，积淀着农业文明的全部传统。土生土长于斯的老舍这样谈到“北京”——— 　　“假使让我‘家住巴黎’，我一定会和没有家一样的感到寂苦。巴黎，据我看，还太热闹。自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面向着积水滩，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草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的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可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 　　“……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的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 　　老舍在北京捕捉到的，是“象小儿安睡在摇篮”里的温暖，安稳，舒适的“家”的感觉；所觅得的，是大“自然”中空间的“自由”与时间的“空闲”；“家”与“自然”恰恰是农业传统文明的出发与归宿。这正是老舍这样的中国作家所迷恋、追怀的；老舍把他对北京的爱比作对母亲的爱，是内含着一种“寻找归宿”的欲求的。 　　另一位著名的散文家郁达夫，他在同为古城的扬州，苦苦追寻而终不可得的，也是那一点田园的诗意，他一再地吟诵“十年一觉扬州梦”的诗句，觉得这里“荒凉得连感慨都教人抒发不出”，是充满着感伤情调的。具有艺术家敏感的丰子恺从二十年来，“西湖船”的四次变迁里，也发现了传统的恰如其分的，和谐的“美”的丧失，与此同时，他又感到了“营业竞争的压迫”与他称之为“世纪末的痼疾”———与传统诗意格格不入的“颓废精神”的浸入，他以为这是“时代的错误”，因而感觉着“不调和的可悲”。正是由这不可排解的“失落感”，形成了现代散文的“寻找”模式———寻找失去了的过去，寻找一去不返的童年，寻找不复重复的旧梦……既是题材，又是结构，更是一种心态，调子。 　　可以想见，这些已经“乡土化”了的、怀着不解的“恋土”情结的中国作家，一旦被生活抛入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会有怎样的心境、感觉，他们将作出怎样的反应。于是，我们在描写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城市的一组散文里，意外地发现了（听见了）相当严峻的调子。尽管角度不一：有的写大城市的贫民窟，表现对帝国主义入侵者盘剥者的憎恨（王统照）；有的写交易所“小小的红色电光的数目字是人们创造”，却又“成为较多数人的不可测的‘命运’”（茅盾）；有的写夜上海赌场的“瞬息悲欢，倏忽成败”的人生冒险，以及“冒险中的孤独”（柯灵）……，但否定性的倾向却惊人的一致。只有周作人的“否定”别具一种眼光；他不仅批判上海“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更发现“上海气的基调即是中国固有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恶化’”（《上海气》）；他是希望实现中国文化的真正现代化的。柯灵的《夜行》也是值得注意的。他似乎发现了别一个宁静的夜上海；据说“烦嚣的空气使心情浮躁，繁复的人事使灵魂粗糙，丑恶的现实磨损了人的本性，只是到了这个时刻，才像暴风雨后经过澄滤的湖水，云影天光，透着宁静如镜的清澈。”但当他到街头小店去寻找“悠然自得的神情”，“恍惚回到了辽远的古代”的感觉时，他就于无意中透露了他向往的依然是一个“城市里的乡村”世界，他醉心的仍旧是传统的“静”的文明。真正能够感受与领悟现代工业文明的“美”的，好像唯有张爱玲；尽管茅盾也曾宣布“都市美和机械美我都赞美”，但这大多是一种理性的分析，张爱玲却是用自己的心去贴近、应和现代大都市脉搏的跳动的。只有张爱玲才会如此深情地宣称：“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这里传达的显然是异于“乡下人”的现代都市人的心理状态与习惯，但再往深处开掘，我们又听到了如下心理剖析——— 　　“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罢？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坦露着白肚皮”（《公寓生活记趣》）。 　　原来张爱玲所要捕捉的，也是“家”的温暖，亲切与安详，她在文化心理上的追求，与老舍竟有如此地相通；但“家”的意象在她的情绪记忆里，唤起的是“孩子”的“吵闹”的动态，以及“由疲乏而生的驯服”的安静，而不复是老舍的“母亲”的爱抚与召唤，这其间的差异也是颇值得玩味的。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饶有兴味的文化现象；中国作家可以比较迅速、也相对容易地接受外来的文化观念、方法，并因此而唤起对传统文化观念、方法的批判热情；但一旦进入不那么明确，有些含糊，似乎是说不清的，但却是更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审美情趣……这些领域，他们就似乎很难抵御传统的诱惑。对这类现象，简单地作“复古”、“怀旧”等否定性价值判断，固然十分痛快，但似乎并不解决问题。这里不仅涉及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的民族性，而且也与如何认识人的一些本能的欲求有关联；鲁迅就说过，“人多是‘生命之川’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集外集拾遗·〈十二个〉后记》），这就是说，“人”在生命的流动中，本能地就存在“向前”与“反顾”两种对立而又统一的心理、情感欲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所谓“怀旧”心理、情绪是出于人的本性的。鲁迅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小引里，谈到“思乡的蛊惑”时，曾作了这样的心理分析———“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 　　明知是“哄骗”，却仍要“时时反顾”，这执拗的眷恋，是相当感人而又意味深长的。读者如从这一角度去欣赏收入本集的一些“思乡”之作，例如叶圣陶的《藕与莼菜》，周作人的《石板路》，大概是可以品出别一番滋味的。事实上，对于有些中国现代作家，所谓“恋土”情结，实质上是对他们理想中的健全的人性与生命形态的一种向往与追求。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大概要算沈从文。他在《湘行散记》里谈到他所钟爱的“乡下人”时，这样写道：“从整个说来，这些人生活都仿佛同‘自然’正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沈从文醉心的，显然是人性的原生状态，与“自然”相融合的，和谐而又充满活泼的生命力的生命形态。在沈从文看来，这样的原始人性与生命形态正是“存在”（积淀）于普通的“乡下人”身上，中国的“乡土”之中。于是，我们在收入本集的《鸭窠围的夜》里，读到了如下一段文字——— 　　“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时，还可以看到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这时节岸上船上都有人说话，吊脚楼上且有妇人在黯淡灯光下唱小曲的声音，每次唱完一支小曲时，就有人笑嚷。什么人家吊脚楼下有匹小羊叫，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使人听来觉得忧郁。…… 　　“……这些人房子窗口既一面临河，可以凭了窗口呼喊河下船中人，当船上人过了瘾，胡闹已够，下船时，或者尚有些事情嘱托，或有其他原因，一个晃着火炬停顿在大石间，一个便凭立在窗口，‘大老你记着，船下行时又来’。‘好，我来的，我记着的’。‘你见了顺顺就说：会呢，完了；孩子大牛呢，脚膝骨好了，细粉带三斤，冰糖或片糖带三斤’。‘记得到，记得到，大娘你放心，我见了顺顺大爷就说：会呢，完了。大牛呢，好了。细粉来三斤，冰糖来三斤’。‘杨氏，杨氏，一共四吊七，莫错账！’‘是的，放心呵，你说四吊七就四吊七，年三十夜莫会要你多的！你自己记着就是了！这样那样的说着，我一一都可听到，而且一面还可以听着在黑暗中某一处咩咩的羊鸣。———” 　　在小羊“固执而且柔和的声音”与乡民平常琐碎的对话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这河面杂声却唤起了一种宁静感———这是动中之静，变中之不变，凝聚着和历史、文明、理念都没有关系的永恒。作家以忧郁、柔和的心态去观照这一切，就感到了某种神圣的东西。沈从文说，这里“交织了庄严与流动，一切真是一个圣境”（《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 　　另一位经历、风格与沈从文很不同的诗人冯至，也从“还没有被人类的历史所点染过的自然”里，感受到了“无限的永恒的美”。他大声疾呼：“对于山水，我们还给它们本来的面目吧。我们不应该把些人事掺杂在自然里面，……在人事里，我们尽可以怀念过去；在自然里，我们却愿意它万古长新”（《山水·后记》）。于是，在冯至笔下出现了《一个消逝了的山村》，这里的森林“在洪荒时代大半就是这样。人类的历史演变了几千年，它们却在人类以外，不起一些变化，千百年如一日，默默地对着永恒”；这里的山路“是二三十年来经营山林的人们一步步踏出来的，处处表露出新开辟的样子，眼前的浓绿浅绿，没有一点历史的重担”；这里也曾有过山村，“它像是一个民族在这世界里消亡了，随着它一起消亡的是它所孕育的传说和故事”，人们“没有方法去追寻它们，只有在草木之间感到一些它们的余韵”，诗人果真从这里的鼠 草，菌子，加利树，以至幻想中“在庄严的松林里散步”时“不期然地”在“对面出现”的鹿，得到了生命的“滋养”；于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刻，我踏着那村里的人们也踏过的土地，觉得彼此相隔虽然将及一世纪，但在生命的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连”……。这里也是从“生命”的层次超越时空与一切人为的界限，达到了人与自然，今人与古人的融和；对于“乡风、山景”的这类“发现”，确实是“意味不尽”的。 　　当然，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中，更多的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发现”；读者是不难从收入本集的茅盾“战时城镇风光”速写《成都———“民族形式”的大都会》、《“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以及贾平凹新时期乡风长卷《白浪街》、《秦腔》里，看到中国乡村的变革，社会历史的变迁的。与前述沈从文、冯至的文字相比，自是有另一番风致与韵味。至于收入本集的许多散文，所展示的北京、上海、青岛、南京、扬州、杭州、广州、福州、重庆、成都等大中城市的不同个性，南、北农村的特异风光，独立的美学价值之外，还具有特殊的民俗学价值，这也是自不待言的。由此而展现的散文艺术多元化发展的前景，也许更加令人鼓舞———尽管读者对收入本集的散文，即使在风格多样化方面，仍然会感到某种遗憾。

鲁迅杂文选读

作者：  钱理群编选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简介：　　突出选修课程，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给高中语文课程带来的最深刻的变革之一。为满足开设高中语文选修课的迫切需要，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文与海外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联袂鼎力推出“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在周密调研与专家论证基础上所产生的选目，学者和资深教研员共同研制的“课程设计”，人民大学出版社多年积累的版本资源和品牌优势，切实保证了这套丛书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实用性。 　　“高中语文选修课程资源系列”可与各版本的必修、选修教材配套使用，也可直接用作选修课教材，同时还非常适合学生课外阅读和作为教师的参考用书。

鲁迅作品全编,杂文卷

作者：  鲁迅著;王得后，钱理群编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简介：将鲁迅小说全部汇编为一册，并非只是为了给读者的阅读提供方便，也还包含着一种阅读方法上的更新的奢望：希望读者将鲁迅小说推到一定距离之外，从整体上去把握它，更加注目于其前后一以贯之的追求，所显示的总体精神特征与艺术境界，从而站在今天的时代高度，对鲁迅小说的独特价值作宏观的观照与总体的估价和发现。 我们编辑这本《鲁迅小说全编》。目的在于：将鲁迅小说从研究者的书斋推广到普通读者中间。所附鲁迅关于小说创作的九篇自述。可供参考。 鲁迅（1881年9月25-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了《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同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更多>>

Lu Xun reader:an introduction.Volume 1

作者：  钱理群编

出版社：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09

简介：

世故人情

作者：  钱理群编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10

简介： 世故人情，ISBN：9787020010974，作者：钱理群编，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Lu Xun reader:an introduction.Volume 2

作者：  钱理群编

出版社：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09

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