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geograph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

作者：  J. M. 布劳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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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19世纪是殖民主义的经典世纪，在这个时期欧洲中心传播主义具有了我所说的经典形式。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殖民主义加速扩张并得到加强。在1810—1860年前后，不仅征服了亚洲的 大部分，在美洲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定居，并且开始渗入非洲。从186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在亚洲和非洲占领了其他地区，殖民主义赚取了利润，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积累了资本，从欧洲人定居地流入的财富得到巨大的扩张。在那个时期的后半期，殖民地农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工业发展的速度。其他方面的发展，如非稀有金属的开采，首次成为重要的部分。关于这些变化对这个时期欧洲社会和知识界的演变的影响存在着深刻的意见分歧。我将在第四章讨论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只要说明欧洲扩张的总影响也就够了。这些扩张是通过狭义的殖民主义、通过定居和通过半殖民地经济的主导地位来实现的。这些变化的深刻性足以用来创造一个大规模的知识模式即文化传播主义的经典模式。 1870年左右，欧洲思想家关于世界的基本性质和活力取得了广泛的一致认识。很少有人怀疑生物和社会的进化——即进步——是基本真理，尽管进化的过程经常用宗教或者形而上学的方法来进行解释，而不是像达尔文的理论那样用自然的规律进行解释。看来很清楚，欧洲人自然要经历经常的社会演化，这是上帝和自然关于历史的计划。有些历史学思想家用整体论的词语来解释这个总的进程，把它说成是社会和国家的变化；另一些人用简化的方法(在一种意义上说是心理学方法)把这个过程解释为智力的着力点，人类推理的不断进步，把资本主义、工业等看做是心灵的产物；但是许多思想家(其中包括赫伯特·斯潘塞)不认为社会模式和智力模式是对立的，而把进步看做是一条流动的河流，社会和心灵的演变随之流动。对欧洲和欧洲人来说，当然也包括盎格鲁——美洲人，所有这一切都是明白无误的。因此最晚到1870年代，文化传播主义的中心命题，也就是进步在欧洲(或西欧)中心地带自然地、不断地从内部发生的思想牢固地树立起来。它的真理性不再受到主流思想家的真正怀疑。 热带气候糟糕论主要包括三种明显的理论。第一种理论是所谓爽热的、潮湿的气候对人的心灵和身躯的负面影响；第二种理论是所谓热带气候对粮食生产的不利；第三种理论认为热带地区容易流行疾病。直到20世纪40年代左右，欧洲人关于人们在潮湿的热带工作的效率不如其他气候的观点仍然存在着矛盾的看法。大多数人认为非洲人能够在炽热的太阳下劳动——这就很容易地使种植园奴隶制合理化——而欧洲人做不到，尽管某些文化传播主义的立论的基础是，热带气候条件导致懒散、懒惰，因此需要从温带气候的文明那里进行远程控制。最终，人们弄清楚了，通过各种渠道包括体育研究所得到的证据说明，各种人的人体都能够在热带或者其他气候条件下进行有效的劳动，如果人的躯体有一定的时间来适应热带气候条件的话。尽管有人声称，在潮湿的热带地区的人们不能像生活在温带地区的人们那样进行思考——热带太阳“煮熟了大脑”——而且在上一个世纪普遍被欧洲人所接受，被编织到著名的关于欧洲文明优越的理论中去(例如亨廷顿和马卡姆)，这一理论在本世纪的前半期从来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现在受到普遍拒绝。埃里克·琼斯是当今欧洲很少几个不知道这一“气候精力”理论(过去人们这样称呼)已经破产的历史学家之一。琼斯不仅认为这一理论是有效的，而且认为这一理论具有相当的重要意义： 文明在气温很热的纬度上兴起并没落，而看来越往北走文明愈加兴起。文献提供的关于这种变化的说明基本上是气候因素(吉尔菲兰1920年；兰伯特1971年)。这种理论一方面把温和的气候与人类精力的产出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它声称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们受到体内寄生虫的影响，使那里的每一个社会达到一定高度后就停滞不前。 人们需要注意，“文献”没有为任何这类论点提供证据。学术文献直截了当地拒绝“气候精力”理论，而且这种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没有受到认真地维护。气候决定论作为一个 整体几乎已经僵死，也不存在古文明(古代文明发生在从赤道到45度之间)向北部的“移动”。所谓热带地区受到寄生虫病的影响从而使那里的文化停滞不前的观念是虚假的(后面我们将稍许给予注意)。琼斯关于热带气候“不适宜人体要求”的一般思想得到学术界稍许支持，但是这一思想没有支持欧洲的气候导致了欧洲奇迹的思想。所谓温和的纬度气候对人类的心理和体质的影响比热带气候优越的论点是根本没有根据的。 关于热带气候环境是否赋予成果的问题，19世纪的欧洲学者进行了许多辩论，一些学者争论说热带地区物产丰富，但是他们不是用这一命题说明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相反，他们想说明：热带环境的物产太丰富了，提供了如像阿诺德·托因比所说的由于物产过于丰富，人类再也遇不到挑战，因此没有殖民主义的指导那里就不能取得进步。我们在本章后面将讨论这一论点。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是一个完全相反的论点，这个论点直截了当地声称，热带环境发展农业的潜力非常小，因此妨碍了热带地区的发展。(“热带”或者更恰当地说“潮湿热带”这个词指的是那些没有寒冷季节的地区，这里有适度或者较多的雨量：大约750毫米的年降雨量。次撒哈拉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属于潮湿的热带，亚洲的南部和东南部的大部分以及美洲中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属于热带。)按照这一论点，在热带气候下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很少。 “命题活动”大体意味着逻辑。“具体（思维）”是儿童进行逻辑思维前的思维方式，不能进行抽象的或者理论的思维。现在皮亚特是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但他不具有也没有声称具有关于非欧洲人心理的直接知识。他的论点是从传统的双重性发展模式而来的，这种模式把儿童与原始人等同起来。（从人种学来说，他大约落后了30年。）但是他的许多门徒试图把他们的理论与现代化学说相联系，他们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试图发现是否非西方人（特别是非洲人）确实具有低劣的认知能力。如果说所有这些研究都犯了一个错误而且得出了事先预计的结论，这并不是把问题简单化。他们所使用的检测认识能力的方法，是皮亚特曾经对欧洲儿童使用的方法，没有什么变动，他们把这些方法用于非洲儿童和成年人，他们像事先预计的那样，发现这里的人们不具有充分的成年人的认知能力。这样他们的错误就很明白了，今天大多数皮亚特学派的心理学家并不断言非欧洲人在认知能力上像儿童那样。伴随着60年代和70年代皮亚特派的研究，在这个时代还有其他学派的心理学家进行的许多研究（如海因茨·沃纳），他们把旧的原始心灵学说作为事实。还有南非的心理学家进行的研究，他们把白人和黑人进行比较，其他欧洲人对另外的非洲人口也进行了研究，几个以色列心理学家对阿拉伯和犹太人的认知能力进行了比较。除少数例外，欧洲心理学家发现非欧洲人在认知能力上有缺陷，因此是属于“传统的”。在几乎所有这些研究中，所使用的测试方法都不会使“当地人”有任何好的机会，因为这些测试是欧洲式的，由欧洲人进行的或者是由欧洲人在当地的助手在欧洲化了的背景下进行的测试。他们所犯的错误是著名的，整个“跨文化心理学”领域获得了一个坏的名声—成为人种中心主义的辩护人—直到80年代他们改变研究方向时为止。问题在于，当大多数跨文化心理学家今天表面上否认非欧洲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具有理性时，他们的一系列已经站住脚的出版物仍然被其他人用来阐述相反的观点。 理性主义学说对与现代化学说联系最为紧密的那部分—社会学和经济学—影响最大，特别是那些在50年代和60年代参与制定和执行开发不发达国家政策的学者。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这个领域的思想对现代化的政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和最基本的是，需要使文化传播主义有效。其次，从原则上来说，仅仅涉及新思想和新技术的传播的发展，比涉及大量资本和产业的发展更为便宜。第三，同样，在思想、研究、宣传和教育的层次上进行开发没有威胁性；不会带来革命和反革命的危险—试图改变权力集团关系的隐性努力，或者土地 改革等。由于这些原因，学者们受到鼓励，实际上给予他们重奖和优厚的报酬，从而使他们的关于现代化的分析结果主要是通过在思想层面上的影响产生出可以贯彻的政策。 马尔萨斯的理论把人类贬低为野兽。但是即使那些接受马尔萨斯理论的学者，也不相信欧洲的家庭模式驱逐了马尔萨斯所说的灾难。 把“独特的欧洲家庭”理论运用于欧洲“奇迹”的论点的第二种方法是进行推论，说欧洲的家庭导致产生了欧洲人的独特的进取精神和行动，这种精神和行动导致了奇迹。这种论点经常广泛使用的形式体现于拉斯赖特的阐述中： 欧洲的家庭制度可能是产生一系列的欧洲特点的根源，如经济的进步，可能还包括发明。为所有个人都设定了结婚和生育的条件……进行储蓄和积累的必要性……欧洲的家庭制度培植了积蓄和节俭精神。 这样，这种家庭模式导致了初始的资本家的人格特点，而且在中世记就已经起到了这种作用。这种说法同样是难以置信的，而且与1492前的生活现实也很难相符。拉斯赖特如同麦克法兰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做了虚伪的假定，那就是，一个典型的中世纪的欧洲家庭事实上可以进行储蓄、囤积、积累等等。这种论点要求当时的农民家庭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土地，或者至少是一个生活稳定的佃农，这样才能进行资本积累，不被主人或者地主剥削得体无完肤。关于中世纪西欧土地所有的集中程度存在着很多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拉斯赖特所描述的那种家庭的行为在奴隶制度下不可能普遍存在，在奴隶制度没落后，在农民不拥有土地的地方也不可能是普遍的。这一点应该是一条规律，而不是一个例外。这种理论看起来又是一种对历史的叠缩。18世纪的具有企业精神的自由民农民又被推回到中世纪，把结果当作了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