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 233 项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相关结果
图形图像处理应用教程
作者: 张思民,梁维娜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2007重印
简介:本书通过大量范例对平面图像处理软件photoshop和动画制作软件flash 的使用进行了循序渐进的讲解。主要介绍了photoshop的基本操作、滤镜、选区、图层、路径和色彩色调,并介绍了flash动画的基础知识、补问动画与逐帧动画、图层特效动画及action行为与动作的应用。 本书附有一张随书光盘,光盘中收录了书中所有范例的素材图片和源程序。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及相关专业的图形图像技术课程教材,也可供各类培训班教学使用和作为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爱好者的自学参考书。
孙子兵法
作者: (春秋)孙武撰;(三国)曹操注;郭化若今译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简介: 《孙子兵法》是我国最古老、最杰出的一部兵书,历来备受推崇,研习者辈出。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为《孙子兵法》作注的乃一代枭雄曹操,其注字里行间不乏真知灼见。当代著名军事家郭化若更是长期研究《孙子兵法》,撰有《孙子译注》一书,不但为《孙子兵法》全文作了校勘、注释、今译,还撰写了题解及考订、评论文字,既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又浅显易懂。本书即在郭化若《孙子译注》的基础上用红字加上了从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中辑出的曹操的注,将孙武、曹操、郭化若的军事思想融为一书,以裨读者把握我国两千年来兵学之精华。书后附有《史记。孙子列传》,同时还附上郭化若《孙子译注》本的《前言》、《再版的话》。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作者: 济群著
简介:“人生佛教”是佛教与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思想。济群法师在从事僧教育之余,注重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的通俗弘法。这套丛书是法师在海内外作弘法演讲的结集,涉及现代人群所关注的许多热点。丛书共分十册,分为上下两辑:《当代宗教信仰联唱珠思考》、《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生命的回归》、《佛教的环保思想》、《佛教的财富观》、《心灵环保》、《学佛与做人》、《生命的痛苦及其解脱》、《佛教怎么看世界》和《人生佛教的思考》。本丛书随文附有寺院背景照片,版面疏朗、清新。 人生佛教的内涵非常广泛。我们试图从佛法的角度关注社会人生,包括:信仰、道德、财富、环保等现实问题,以及对佛教怎么看世界、生命的痛苦和如何解脱...进行智慧的思考。本文从宏观的角度着眼,为大家认识人生佛教提供一个思路。
乐府诗述论
作者: 王运熙著
简介:《乐府诗述论》(本社1996年版)是王运熙先生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来长期潜心研究汉魏六朝乐府诗的成果汇集。内容涉及探讨乐府诗产生的地域、时代、在当时的作用和对后代的影响,考辨有关作家的生平、作品的本事,以及乐府诗在送和声、谐音双关语等方面所显示的特点。资料翔实,论述精辟。这次增补,加入近十年来有关论文三篇,对六朝清商曲辞的产生地域、时代与历史地位,刘宋王室与吴声西曲的发展,郭茂倩与《乐府诗集》等均有新的探索。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六朝乐府与民歌》、中编《乐府诗论丛》,过去曾分别单行出版;这次重印,大体保存原貌,只在少数地方作了一些修订。下编《乐府诗再论》则是新编起来的。
香山明清档案辑录
作者: 中山市档案局(馆) 等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6-1
简介:本书重新编列划分为政务、军务、政法、外事、宗教、财贸、农务、文教八类,又在档案末尾附上原属衙门。八个类目是: 政务:此类收档案47件,内容以职官任免、奖励以及地方政务为主。其中收入了这批档案中仅有的四件明档案。 军务:此类76件,内容以海防、战事、地方营伍情形为主,有些是研究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重要史料。 政法:此类收录档案150余件,内容大致可分为鸦片、刑事、辛亥革命三个方面。 外事:凡涉及中外政府之间相互照会、立约、进贡、外籍人员效力等皆归人此类,近200件,是香山清档中价值最高的部分。 宗教:此类69件,所录主要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资料,而其中又以中国政府对传教的管理控制为主,多为地方大员向皇帝奏报办理天主教案情况的折子。 财贸:此类凡200余件,以税务与对外贸易为主。 农务:本类档案数量不很大,近50件,篇幅短小者居多。 文教:此类收入康熙至光绪年间部分小金榜、乡试题名录以及清晚期游美学生名单,总共近60份档案。
佛教怎么看世界
《孟子》入门
作者: 徐克谦,曾业桃著
简介: 经典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积淀,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开创了人类生命的价值之源,是整个文明社会的精神支柱。在当今读书界与出版界出版的“重读经典”的呼唤声中,上海古籍出版社顺应时代需求,约请专家学者撰写一套“经典解读丛书”。每本著作由三大块组成:背景辞典;原著助读,包括基本概念与范畴解读与文本赏析;原著选(全)编,内容有原文、注释与翻译,本丛书的特点是形式独特、新颖,阐发既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丰富的现实意涵,适合各种读者阅读。 本书通过多个层面对《孟子》的解读,使今人能较全面地理解这本具有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的经典。
Handwritten manuscripts by celebrities in the Ming & Qing Dynasties collected by Shanghai Library
作者: 上海图书馆编
简介: 一、本书为上海图书馆所藏明、清名家手稿图录选辑,分“撰述”与“书信”两编。“撰述编”收录七十六种,“书信编”收录八十件,各依著者生卒先后编次。 二、“撰述编”择印涉及考据鉴定之书影一叶,每种撰有相关解题;“书信编”每人各择一件全文影印,附有著者小传及释文。 三、因版面设计之需,图版或非原大,故“撰述编”中凡稿纸有行格者,皆注明其板匡尺寸与行款;“书信编”因原件多经装裱,已失原貌,故不另注尺寸。 四、“撰述编”与“书信编”各冠有简目,以便检贤。
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
作者: 徐林著
简介: 明代中晚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很大变化,整个社会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新现象。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四民之首的士人阶层,其内在的精神风貌的外化的行为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特征。本书以明中晚期江南士人为中心,从士人阶层的内部交往,士人与市井之人、佛道中人的交往等角度,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江南士人群体与社会的互动进行勒鞭辟入里的分析与研究,通过深层次历史文化因素解读,旁征博引,生动还原明中晚期这一历史环境中江南士人群体的整体文化风貌与生存状态。
趣味哲学:插图本
作者: 成云雷著
简介:是不是非如此就不足以表达哲学的智慧?历史上固然有许多哲学著作是语言晦涩的天书,但也有令人手不释卷,随便翻到哪一页都能读下去的妙作。先秦诸子中,庄子的哲学天分最高。《庄子》一书就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蜗牛角上的国家,展翅高飞九万里的大鹏,以50头牛为饵钓上来的大海鱼,会说话的骷髅,乃至化为蝴蝶的庄子……所以历来的读书人,没有不喜欢《庄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庄子哲学浅显,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敢说完全读懂了《庄子》。精深的佛理,也有不少是用寓言来说的。比如《百喻经》,通过一个个的故事,让人在一笑之间有所悟。禅宗的语录、公案读来饶有趣味,喜欢的人也很多。柏拉图的许多著作,记载苏格拉底与同时代人的谈话,书中所写的辩论机智、幽默,除了理趣以外.还有情趣,历来是西方学术界的必读书,令人爱不释手。
Studies of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作者: 吕章申主编;中国国家博物馆编;朱敏卷主编
简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历史画)》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之一的"绘画卷历史画"分册,书中具体收录了:《中兴四将图卷》、《明太祖朱元璋像轴》、《太平抗倭图轴》、《清太祖努尔哈赤画像轴》、《蔡毓荣南征图卷》、《阅武楼阅武图卷》、《清代学者像传图册》等绘画作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原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是国家财政部支持的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十五”事业发展项目《馆藏文物研究》的子课题之一,也是依靠中国国家博物馆集体科研力量编撰的一套大型文物研究丛书。
紫砂入门十讲
作者: 徐秀棠,山谷著
简介: 中国的紫砂文化渊源流长,每一个作品,都凝聚着陶艺家辛勤的汗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和收藏。 本书提示了一个由基本进阶到入门的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到收藏紫砂壶应当从哪方面开始,紫砂壶应该怎么养,鉴别紫砂壶的要领是什么,如何去分辨紫砂壶的胎土与做工,收藏紫砂壶要具有什么样心态观念,都有哪些紫砂名人名作等等。 本书共分十讲内容,分别从紫砂壶的选购与使用、紫砂壶的收藏意识和定位、紫砂的门类和工艺特征、紫砂装饰、紫砂老店号、明清紫砂名人名作、紫砂印记款识、紫砂近当代紫砂名人名作、紫砂壶的鉴别与收藏这十面来阐释了紫砂的入门知识,图文并茂,文字活泼,值得一读。 该书的出版,旨在:一是与人为善,指示紫砂爱好者提高品位,辨识真赝之初阶;二是正本清源,彰明紫砂壶艺“大雅也大俗,大俗也大雅”(山谷先生语)之艺术精神。
朱希祖文存
作者: 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
简介: 一 朱希祖,字逖先,1879年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长木桥上水村。朱家浙西望族,自明以迄清季,共出了13名进士,其中,翰林一人,状元一人,可谓诗礼家传,源远流长。但至希祖祖父一代,已家道式微。祖父、父亲都只是庠生,在家乡以教书为生。然他们笃学力行,亦为乡人敬重。希祖兄弟六人,他行次第二,长兄、三弟、季弟早夭,故于诸弟中实居长。他幼承庭训,聪慧颖,为家族所厚望。叔祖父曾以“努力读书正少年,愿伊早着祖生鞭”的诗句予以勉励,父亲因以赐名希祖,字逖先。不幸的是,在希祖十四岁时,父亲突然得病去世,希祖不得已就馆他乡。1896年中秀才,1901年举禀生。为抚养诸弟,他从当地风俗,早早地结了婚,到富人大户家课徒授业。1905年,希祖以优的成绩考取了浙江省官费留学生,于是年7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攻读历史,1909年夏卒业。这期间,章太炎东走日本,帮助孙中山主编《民报》,宣传革命思想,开设国学讲习会。希祖与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朱宗莱、龚未生等人共同受业于章氏,常至民报社及大成学校,听章太炎讲《说文》、音和史学,时常请益。在章门的著名弟子中,他专攻史学。章太炎《自定年谱》“宣统二年”条云:“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它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1909年自日本归国后,朱希祖就职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时在这个学校当教员的多是留日学生,如马裕藻、周树人等。1910年春因师范学堂发生风潮,而改任嘉兴第二中学教员,沈雁冰(茅盾)即是他这一时期的学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响应。朱希祖携眷归里,被推戴为海盐县民政长,后改民事长、知事。因为从政非其素愿,故半年后辞职,而至沈钧儒任司长的浙江省教育司任职。去职之时,乡人扶老携幼,遮道请留。1913年正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国语读音统一会,聘专家若干人,各省派代表二人,蒙、藏代表各一人,华侨代表一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代表资格要求甚严:一须精通小学,二须旁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三须谙晓多种方言。朱希祖与马裕藻代表浙江省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提出的议案众多,分歧很大,争论也很激烈。最后通过了朱希祖联合马裕藻、陈睿、许寿裳、周树人、钱稻孙等人提出的议案,即择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为字母,既采其形,又符合其本音。凡声母二十四,母十二,介母三,称注音字母。国语有注音符号,始于此时,朱希祖与有功焉。由是朱希祖名播京师学界,北京大学预科学长胡仁源定聘他为预科教授。1914年,清史馆又聘他为协修。时袁世凯密谋帝制,清史馆总纂赵尔巽赞成辅翼之,朱希祖羞与为伍,愤而辞去史馆职务。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袁氏软禁。章氏以绝食相抗。朱希祖与其它章门弟子奔走营护,劝慰至备。一日,章氏呼朱希祖至榻前,说:余为国绝粒,虽以身殉,亦无遗憾。余殁后,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耳。这一时期,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据说他常向章太炎请教中国文学史,以分散章氏愤懑之情绪。他编辑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流传较广,颇得好评。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广延学者,兼容包,倡导新文化。朱希祖当时作为国文研究所主任,积极响应,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新聘教授胡适之等,相与上下议论,提倡白话文学,以及民治与科学等思想,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倡导和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如《白话文的价值》等。在北京大学这个新旧思想汇聚之地,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当时以保守著名的《国故月刊》同仁希望他加入他们的编辑部,被他婉言谢绝。1919年,他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刘复、胡适等向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议案三件,即《请从速加添闰音字母以利通俗教育的议案》、《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极大地促进了国语统一和白话文的推广。1920年底,他与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等十二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 1920年夏,北大史学系系主任康宝忠去世。经蔡元培校长推荐,朱希祖继任史学系系主任。除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朱氏因不满奉系军阀改组北京大学而暂就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外,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31年初。在教学体系上,他以欧美新史学思想为指导,规划史学系课程;在课程设置上,他重视史学理论课的建设;在教学方式上,他主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在师资方面,他广揽人才,耆儒新进,皆所延聘。经过这个阶段,北京大学史学系成为具有现代学术体系的历史学系,对国内其它高校史学系的建设也产生重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的独立以及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在北京期间,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有教授之职,主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概论等课程。1928年10月,他兼任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的主编。这年年底,他发起筹备中国史学会。1929年1月13日,中国史学会开成立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六校教师和学生共94人。这是中国最早由多个高校历史学系的师生自发组织的历史学会。朱希祖以得票最多被推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在此之前,他还被举为故宫博物院审查《清史稿》主任,负责对《清史稿》的审查。 1932年10月,朱希祖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南下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文史学研究所主任,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广州是南明诸王兴兵抗清之地,朱希祖搜集南明史料已逾十年,所以很想借在中山大学工作之便,进一步访求史料,实地考察南明史迹。他与中山大学史学系的教师一起发现了南明绍武君臣冢,作《恭谒南明绍武君臣冢记》。他访问了广州当地的藏书家,见到不少珍贵版本书。在广东通志馆,他撰写了《广东通志略例》、《广东通志总目》、《广东通志说明书》等。对新编《广东通志》,他实际起了发凡起例的作用。他还为这部新型的通志撰写了《明广东东林党列传》。在这一时期,他对屈大均的研究卓有成就,撰写了《翁山年谱》、《屈大均传考证》、《翁山诗外版本考》等。他为史学系的学生,开设了四门课程:中国史学概论、元明史、史通研究以及地方志研究。有一位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说,他开设“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当时史学系主任为朱谦之,以介绍西洋史学理论为同学欢迎,史学系同学称他们为“二朱”。在文史学研究所,他招收了研究生,此举盖为中山大学研究生培养之始。 1934年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致函朱希祖,欲聘他为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早就打算北归,又因南京距故乡海盐不远,亲戚故旧颇多,且其长子朱也在中央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于是定北上。3月到任。朱氏离开中山大学令校方颇感突然,校长邹鲁、文学院院长吴康、史学系主任朱谦之均先后致书于他,希望他仍回中山大学。但朱希祖最终没有回去,而是在中央大学开始了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 中央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赶超北京大学之势。一是南京系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央大学的投资建设;二是南京也是东南文化荟萃之地,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历史悠久的高等学校;三是从北京大学等校因派系之争受到排挤的不少一流学者,纷纷到中央大学就职。此时的中央大学文学院,章门弟子的地位举足轻重。黄侃、汪东、朱希祖这些章太炎的著名弟子,都任教于此。汪东还是文学院的院长。朱希祖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所定课程体系,自然还是以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当主任时制定的课程标准为基础,略为变通。除了中央大学的教职,朱希祖还有不少社会兼职。如1934年6月以后,被行政院聘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35年10月,被考选委员会聘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1936年2月,受章太炎之约,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每月去苏州讲学一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还利用课馀时间,与长子朱及滕固等人在南京及周边城市考察六朝陵墓,辨认文字,从事摄影、测量、考证工作,最终完成《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中央大学开全体教授会议,定将校址迁到重庆。朱希祖一方面忙于史学系师生搬迁的安排,另一方面设法安置自己多年经营的藏书。经过极其艰难的不断转运,终于把书籍迁藏于安徽隆阜戴东原后人戴伯瑚家。10月下旬,将藏书安置停当后,纔起程入蜀,于11月初到达重庆。初到新校,骨肉离散,亲朋寥落,希祖感怀国难,时常忧心忡忡,尽管如此,他仍然奔波于住处和校园之间,教学、行政未稍懈怠。中央大学史学系学生组织史学会,推他为会长。当时教育部拟颁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作为资深教授,朱希祖郑重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对历史学科的规划和建设产生深远影响。1939年,他代张继起草了“建立总档案库筹设国史馆议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议交国民政府实施。1940年,国民政府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聘朱希祖为秘书长,后改总干事,实际负责筹备工作。他赁会址,延专才,商榷史例,探讨史馆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条例,部署会务。百端草创,出力甚多。有一首诗云“废绝黎洲征季野,忽开史馆杂旌旄。十年建国无文字,今日行都见凤毛”。就是推重他这一时期在史馆的作用的。1940年3月,朱希祖又被国民政府简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他既筹谋修史,又忙于考选事务,往返跋涉,精力交瘁。于是他辞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及教授职务。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虽规划多经草拟,而未能即为实施,因以辞去总干事职,改做顾问,而专任考选委员,悉力着述。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朱希祖被选为史学会理事及常务委员。 朱希祖在重庆时期的著述偏重先秦史、民族史及西南史地研究。他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南明史,本应在这一时期进入撰写阶段,因为资料迁藏于地,而不能着手进行。春秋战国至秦史事,大都在经诸子中,自随书籍基本能够满足研究之需要,所以他把精力转向了先秦,特别是战国史。他说他之所以研治战国史,一因今日世界为一新战国,颇可鉴古以知今;二因中国学术思想亦以此为最发达,整理战国史,其价值等于欧洲史之希腊史,秦史则等于罗马史,此二史若成,则在中国史界可推为最大之伟业。这期间他着有《汲冢书考》五卷、《战国史年表》八卷,两书在发现史实方面,均有重要的学术贡献。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年迈的朱希祖也经常为避空袭而喘息不安,加上重庆多雾,冬多阴雨,夏多蚊蚋,饮水不洁,时常生病。进入1944年,朱希祖的身体状时好时坏,几度住院。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国民政府发布了褒扬令,为他举行了公祭。各界赠送挽联三百馀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馀人,这在战时的重庆,可谓是极一时之哀荣。 二 朱希祖是一个学者,国民政府给予他高规格的礼遇,主要是他在学界的地位定的。他有一首诗《自嘲》:“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画像。可见,学术研究纔是他最孜孜以求的事业。 在朱希祖逝世一年后,《文史杂志》推出了纪念他的专号。朱氏的女婿、历史学家罗香林发表了《朱逖先先生著作目录》(包括未刊稿)。现在看来,这个目录尽管尚有不少遗漏,但基本上反映了朱氏的学术规模。这个目录将朱氏着述分为十六类:一、属于史学理论者二种;二、属于史迹发现者二种;三、属于史料辑录者三种;四、属于史学考证者五种;五、属于版本目录者五种;六、属于战国史者二种;七、属于萧梁史者三种;八、属于唐史者二种;九、属于宋史者三种;十、属于明史者四种;十一、属于近百年史者二种;十二、属于家史者二种;十三、属于文学史者二种;十四、属于小学与经解者二种;十五、属于日记随笔者一种;十六、属于诗文集者二种。这十六类中的每一种,有的是专书,有的是文集。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出,朱希祖的著述极其丰富。从研究的断限看,朱希祖研究的时间跨度很大,上自先秦,下至近世史,各个断代都有研究成果。如先秦时期有《东西周君年表》、《西周君世系考》、《秦自襄公至二世年数考》等系列考证文章,近世史中有《太平天国史事论丛》、《黄花岗烈士传》等。其它像汉、三国、魏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清等均有许多考辨文章。特别是对战国史、南朝萧梁史以及晚明史的研究,朱希祖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所取得的成果比较多,他在这些领域造诣很深,在当时被誉为权威。唐史虽不是他的专长,但从他与陈寅恪的商榷文章《驳李唐为胡姓说》来看,他对唐史的研究也是很出色的。 从内容说,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如《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太史公解》等;有经济史的研究,如《梁代货币考》、《两宋盛行铁钱之因果》、《明代金花银考》、《桑弘羊之经济政策》等,《桑》文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实开近代研究经济思想之先河;有宗教史的研究,如《梁代佛教考》;有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如《中国文学史略》;有氏族学、民族史的研究,如《左传姓氏录》、《两汉姓氏学》、《云南濮族考》等;有目录学的研究,如《宋代官私书目考》、《宋代金石书目考》、《版本目录学论丛》等;有金石学的研究,如《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安洲古器图考》等;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如《战国地理杂考》、《雪山党项地理考》、《黑党项所居赤水为洮水考》等;有文字学的研究,如《中国文字学》等。此外,他在史籍考订、史籍辑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辑佚方面,有《杨么事迹考证》、《伪齐录校证》、《伪楚录辑补》等专书。 在方志学方面,他用力甚多。1924年,他就开始搜集方志。他重视利用方志治史,许多史学著作采用了方志资料。1929年,他曾为弟子傅振伦主编的《民国新河县志》作序,盛赞该志为新型方志之准绳,且极力倡导编修新志。他主持修纂的《广东通志》,集中反映了他的方志学思想和修志实践。首先,该通志以阮元撰《道光广东通志》为基础,总结其利弊得失,提出了符合时代变化的通志体例,使这次撰修的通志体例、篇目具有了现代志书的性质。其次,主张《广东通志总目》分为纪、表、略、传四体,对旧体例有沿有革。他认为修志宜统合古今,其理由:一是“通志之名,媲于通史,肇自远古,迄于当今,是名曰通”。因此,只有将古今重大事迹网罗为一书,才能观其会通。二是近代新事物层出不穷,虽盛极于当代,然“亦胚胎于清季,斯皆断代之所不便述”,指出修志体例既应“储积广博,鉴别精确”,又需“观察通贯,始终条理”,而且必须考虑时代变化,志书内容篇目“势须增”。此外,他还对如何记人物、如何记事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说“同在省区,有本省人焉,有外省、外国人焉,故可分内传、外传。本省人入内传,外省、外国人入外传。内传又分为专传、汇传,专传注重个人特性,以人名分代编次;汇传注重社会体,以事类分派编次”。他还改阮元《广东通志》“事前略”为“大事记”,因为“事无鉅细,皆为前事,大事则随时随地,皆可自立标准,以定取舍”。这样的论述,确为卓见。他认为纂修志乘,非易事,“作县志之法,能兼得今世历史、地理二学之所长,乃得为善志,盖难矣。惟其为历史学科也,故必博访遗事,广储史才……惟其为地理学科也,故必实测幅员之修广、山川之崇深……他若政治、经济、风俗、文化之实况,皆应考察精密,统计真确”。说如无历史地理“二者之备”,志事将无成,正确地阐述了方志学与历史学、地理学之间的关系。 朱希祖在史馆修史方面多有建树。他曾参与《清史稿》的修撰和审查。抗战时期,他更是主张国家要重视国史编修。他说:“盖吾族自有其历史,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国亡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何则?其魂魄永存,不能消灭也。自古以来,灭人之国,必以其历史为先务,端由于此。”“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在主持国史馆期间,他撰着了《史馆论议》,论述了国家修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历代修史之利弊得失、中国历代修史机构的组织和运作,总结古今中外国家组织修史的经验教训,制定国史馆的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的条例。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主张通过纂修国史,激荡爱国保家之民族士气,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感。 朱氏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南明史,他是公认的南明史权威,曾在《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二卷七期上发表《编纂南明史计划》。他致力于南明史料搜集达三十多年,抄本秘籍,无不悉力致之,故其收藏,无人能比,曾发表南明史籍题跋七十多篇,代表作有《弘光实录抄跋》、《校抄本思文大纪跋》、《稿本鲁之春秋跋》、《抄校本存信编跋》等;他结合自己对晚明史的研究,谈到了治史之三期,很能反映他对史学研究的看法。他说,作史之业,盖有三期,第一是搜罗期,第二是考订期,第三是去取期。这三期的要求则是:“搜罗务期广博”,“考订务期精审”,“去取务权轻重”。在第一期中,“一方竭吾之力,从事搜采,一方随所得书,从事整理,不必以前人所见之目尽入吾藏,方从事于著述也”。在第二期中,由于“前人着书,往往贪多务广,不加考订,即据为事实,遂至真伪不分,是非难别”,所以必须考订事实。而考订一事,往往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辗转牵连,都有说。所以,“欲定甲事,必先考乙,欲定乙事,又必考丙,非至静不能理其纠纷,非至明不能断其是非,非借助金石档案、诗文笔札,亦无以知其致误之由。故有丰富之史籍,非经缜密之考证,譬犹金铁未炼,泥沙未汰,不足以成器皿也”。在第三期中,之所以去取务权轻重,是因为“一切史材,非皆有用,何者宜取,何者宜去,非立定标准,不能权衡轻重。前人着史,往往侧重朝廷而轻视社会,注意政治而忽视文化,崇奉英豪而恝置众,发扬道德而罕言经济,至若夷夏之辨,治乱之理,亦多忽诸”。所以,“史料之考订,虽极精确,而编纂之时,亦须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方足称为上乘”。关于这三期的关系,朱氏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览宫室之美,第一期欲其入门也,第二期欲其升堂也,第三期欲其入室也。既不可躐等以求,亦不可一蹴而几”。从他的三期之论,特别是对第三期任务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出旧史学轻视社会、忽视文化、恝置众、罕言经济等弊端,认为第三期要在前两期的基础上,“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写出系统的著作来,这样的著作,纔能称为“上乘”之作。也就是说,作为一位以考史著名的史家,他不认为考证清楚历史事实就是史学的目的,史学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虽然如此,他仍反对没有第一期就进入第二期,没有第一、第二期的准备和基础就进入第三期,批评“方今治史学者,滞初步则徒夸张目录,截中步则徒穷探枝叶,躐终步则或轻言编纂,稗贩钞胥,或空谈方法,道听途说,鬻诳耀,尊己凌人,此真所谓唐华朝菌,不经风霜者也。欲其革除叫嚣之风,振导朴实之学,岂不难哉”。朱氏治史学之严谨扎实,由此可见。 朱希祖认为,“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此史学之全体大用也”。他强调史学的科学性,他曾说:“政治有党派,学术无党派。讲史学的,尤应超出于政党以上,乃能为客观的公平观察,不为主观的偏私论着,方合于科学的史学精神。”他称赞元丞相脱脱奉诏修宋辽金三史,各为正统,是至公无私。他重视直接史料和原始资料。在北京大学期间,组织学生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他还自费购买了差点被人当废纸卖掉的清朝平署档案,撰写了《整理平署档案记》,说明收购经过及档案内容,对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进行评价。以后他廉价把这批档案转让给北平图书馆,其保存档案之用心,令人敬佩。他主张“治史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和同窗好友钱玄同都有不同意见。在日记中,他曾写道:“余以史学治经学,以论理学方法解疑难,最鄙视今古文家门户之见。旧时以汲冢古文书为人伪造,今治史知其不然。盖孔壁、汲冢、殷墟甲骨刻辞,实为吾国三大发现,信甲不得不信乙丙。近人或不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而信孔壁古文经,或不信孔壁古文经而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同是埋藏古物,何以信甲而不信乙,信乙而不信甲?是皆不合于论理方法者也。盖真伪之事,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凭空臆说。上列三事,皆客观条件具足,确皆可信,非大言虚说所可推倒者也。”但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当历史研究涉及到民族气节、国家前途时,他的态度是极其严正的。这从他的《伪齐录校证》和《伪楚录辑补》的序言及与他人的商榷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求真与致用相统一,是他史学思想的鲜明特征。 朱希祖在大学中,曾长时间担任史学系主任,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他十分自觉地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他说:“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学科。”他与史学系教授一起制定了具有现代史学系性质的课程体系。傅振伦回忆说:“民国初年,朱任清史馆编(协)修,兼北大中国文学系及史学系两主任,与李大钊制定课程标准为六类:一为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二为中、外通史,三为断代史,四为辅助学科,五为专门史,六为两种外国语。”罗香林也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抗战入蜀期间,教育部就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朱希祖主要就史学系的课程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大学各系课程,自须由部规定原则,使为遵守,而课目可依实情酌定,报部审核,至于历史学系,则不外应用与学理二途。大学教育,以学理为重,以期发明。其应用则师范院校任之。而就学理言之,则目的有二:一则发明历史真相,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为必修科外,须以考古、地史、人类、人种、语言诸学,及人文地理、吾国文字学、古文书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国别史如英、美、德、法、日、俄等国史为选修科,或更以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等辅之。二则发明历史真理,则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外,须以心理学、论理学、历史哲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为选修科,或更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辅之。至如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史学原理等,内容多有相通者,用其一种足矣。这一提议也是他主持史学系所一贯坚持的,在当时颇为人赞同,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 朱希祖还是著名的藏书家。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对有价值的善本、稿本、抄本书,从不吝金购买。朱氏在北京时曾留有长须,绰号“朱胡子”。伦明(字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这样描述他:“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馀。勿吝千金名马至,从如求士例求书。”作一说明:“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君所得以乙部居多,尤详于南明,兼及万以后诸家奏议文集,遇古本及名人稿本,亦未尝不收也。”他的藏书最盛时,达25万册,百馀万卷。其中像《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抄宋本《水经注》,均为海内孤本。朱希祖一教授,不富裕,这些书籍都是他长期生活节俭之积累。从他的一部分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书的酷嗜程度。每有空闲,他总要去书店,发现善本书,喜不自禁,购之作题跋。他是“一个读书的藏书家,与其它欣赏的、校雠的藏书家不同”。朱希祖曾为自己的藏书室取名“郦亭”,请章太炎书匾。抗战时期,他还曾设想,等抗战胜利后,设立“郦亭图书馆”,仿天一阁制,以垂久远。但他对自己的藏书有极其开明的态度,未视作个人的私产,曾说:“藏书之人能自籀读以终其身可矣。子孙能继起则遗子孙,否则,可送存图书馆,犹得贻令名于不朽也。”在战乱播迁过程中,朱希祖为了他的藏书,可谓呕心沥血,艰辛备尝。抗战胜利,这些藏书得以完好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个人图书馆的条件已不具备了,他的长子,著名经济学家、文史学家朱先生将这些价值连城的藏书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朱希祖对公藏也非常重视,他不论人在何处,都致力于当地文物、史迹及文献的保护与整理。明清内阁档案、清代戏曲档案、西夏文佛经等得以保存,都有赖于他的呼吁乃至亲自搜购。作为一个藏书家,朱希祖对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三 朱希祖的著述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发表和出版的。1960年、1961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他的《汲冢书考》和《明季史料题跋》。此后,他的著作在祖国内地基本没有出版。台湾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影印了《朱希祖先生文集》六册,但在祖国内地基本见不到。另外,朱希祖尚有很多文稿从未发表过,这些文稿现存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他在几个时期的日记也比较完备,它们或存于国家图书馆,或存于后人家中,也没有出版。朱希祖著作的整理出版状况与这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是很不相称的,这也使得今人对他进行研究面临诸多困难。这次编选的《朱希祖文存》,包括政论、文学、史学、学科建设、序跋书信等方面的论着,尽量选取最能反映他的学术思想、学术特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散见于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有几篇录自手稿,过去没有发表过。第一组文章属于政论,朱希祖发表这类文章虽然较少,但这样的几篇也足以说明中年朱希祖的政治见解和政治热情。第二组属于文学类的论文。朱希祖最早以讲授中国文学史著名,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又积极倡导新文学,尽管他以后很少用白话文写作。这组文章反映了他在“五四”前后的文学观点。第三组属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文章。朱希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较早地开设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类的课程。他重视史馆修史,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予以实践。第四组属于历史考证类文章。考史是朱希祖治史的主要手段,这里所选取的文章有考察中国人种的,有考察中国古代铁制兵器之来源的,有考察先秦学派的,有考察唐朝、明朝皇族的,有考察民族的。其中有的文章引起了争鸣,有的则是论辩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第五组是有关章太炎史学、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早期历史、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个人著述计划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教学思想。第六组是序跋及书信。其中既有自序,也有为他人作的序。这些序跋和书信,都是关乎学术研究的,亦有较高的价值。 《朱希祖文存》的选班,得到了朱希祖孙女朱元春女士、孙子朱元曙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朱元春女士向我提供了某些难以找到的文章,朱元曙先生向我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日记,令人感动。本书的责任编辑李志茗博士,慧眼独具,促成本书的出版,又不畏辛劳,细致编校。我相信,《朱希祖文存》对朱希祖研究以及民国时期的学术史研究,一定能够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周文玖 2006年1月 撰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佛陀的智慧
作者: 陈兵著
简介:作为历史人物的佛陀 在最有影响的世界性圣哲中,佛陀释迦牟尼在生前身后所受到的尊崇敬 仰,可谓举世无双。他在世时被多位国王尊为师长,无数佛教徒把他奉为至 圣、导师和楷模,甚至看作超人、神明。在大乘佛教界,佛陀被普遍视为法 力无边、无所不知、永恒存在的超级神仙,有“大觉金仙”之称。人们用金 银玉石精心为佛陀造像,以表达对这位心中偶像的虔诚敬仰,从而创造出许 多国宝文物、高级艺术品。两干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的佛教寺庙里 ,香烟燎绕中或香花簇拥中,佛陀像被一代代善男信女顶礼膜拜。佛陀的遗 骨舍利,成为佛教圣物,被用镶满宝石的金玉棺龛层层包装,供人礼拜供养 ,其出巡展示时万众瞻拜哀感的盛况,令人心魂震撼。 多数中国老百姓,大概主要从寺院大雄宝殿里所供奉的佛像和《西游记 》塑造的如来形象,去认识佛陀,将他视为神祗,殊不知他是个实实在在的 历史人物。 一、佛陀生平大略 尽管古印度人的历史观念极为淡薄,没能留下多少史料,但佛陀的生平 ,还是有不少文字记载,可以说是他同时代的世界伟人中生平事迹记载最为 详悉者。(英)查尔斯·埃利奥特《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说,佛陀“有 力的人格在印度文学中留下了比任何其他导师或君王更鲜明的形象”。在众 多佛经和记述佛教戒律制定原委的“律藏”中,有多处关于佛陀身世的自述 和佛陀言行的记录,佛典中有一类专门记述佛陀生平事迹、被称为“佛传文 学”的经典,如《太子瑞应本起经》、《修行本起经》、《过去现在因果经 》、《佛本行经》等。这些文字写成于佛陀逝世后几百年间,难免经过后人 润饰,但源出佛世的传述,其中叙述的佛陀事迹尽管不无出入,而大体轮廓 基本一致。 佛陀诞生在古印度喜玛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小国迦毗罗卫,地处今尼泊尔 南境的毕拍罗婆(Piprava),已由考古发掘所证实。释迦牟尼是对他的尊称 ,意谓出身于释迦族的圣人或仙人,“释迦”(sakya)乃族名,意译“能仁 ”,“牟尼”(muni)意译“寂默”,是当时人对在山林中修道而获得成就者 的通称。佛陀族姓乔答摩(Gotama),一译“瞿昙”,名悉达多(siddhattha) ,意译“一切义成”(一切功德皆悉成就)。佛陀亦多称“如来”(tathagata ),谓乘终极实在或终极真理——“真如”而来,或日真理之现身。当时社 会人士和其他宗教教徒,一般称佛陀为“沙门瞿昙”,意谓姓瞿昙的出家修 道者,“沙门”是当时婆罗门以外的出家修道者的通称。佛教徒则多尊称佛 陀为“世尊”(世
国故论衡
作者: 章太炎撰
简介: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 本书为中学书系之一。由章太炎撰写而成。
殷墟卜辞研究
作者: (日)岛邦男著;濮茅左,顾伟良译
简介: 日本学者岛邦男先生是当代最著名的甲骨学者之一,在日本第一个以甲骨文论著获得博士学位。本书为作者20余年间根据甲骨分期整理全部卜辞的研究成果,“材料丰富,功力勤谨,钻研精密”,与陈梦家先生的《殷墟卜辞综述》 成为举世公认的甲骨文重要专著。王国维的四大弟子之一、著名古文字学家柯昌济先生评价说:“(此书)具有全面研究、综合研究体系的论著,对于以前学者提出各重点问题皆有新获发明。”本书的翻译出版,对于国内甲骨文研究,必将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趣味历史:插图本
作者: 黄爱梅,于凯著
简介:人类的历史实在是过于漫长,且不说远古时期的洪荒和渺茫.单是有文字记载的过去,也已有数千年之久,存留下来的文献,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卷帙浩繁,这对于大多数初涉历史的人来说,无疑是件极困难的事,所以常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再加上文字的古奥难懂,现代社会飞快的生活节奏和繁多的日常事务,难得有那份静坐寒窗、独对清灯的”寂寞”工夫。正因为这种种不便,历史的阅读便成了一件费力多而收效少的苦差事,谁还有心情仔细品味其中的“乐趣”呢? 要让历史的阅读成为一件有趣味的事,才会使普通人也能够欣赏到历史的奇瑰,体会到生活在历史真实中的先人们的思想和情感。本书的编者力求生动有趣的文笔,趣说历史人物、趣论典章制度、趣谈文化传统、趣论成败得失,拉近读者与历史真实的心灵距离。书中所论,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朵朵浪花,但却蕴涵着对历史脉博的把握,读者朋友可以在兴味盎然的阅读中,贴近历史的真实面目,体会古代历史所包含的巨大智慧,从而使大家更好地理解祖先所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真谛。更多>>
Evil and or as the good:omnicentrism, intersubjectivity, and value paradox in Tiantai Buddhist thought
作者: (美)任博克(Brook Ziporyn)著;吴忠伟译
简介: 佛教源于印度,而发扬光大却在中土。自东汉时输入,经诸多朝代之努力,将原为梵文(或巴利文)等古天竺文字的佛经译为汉语,并通过手工抄写到印刷技术之运用,终于使佛法深人人心,广大信众,同沾法益,此功德无量之善举前后持续了千年有余。 佛理探究,自古以来即有僧伽、居士之分,虽无“研究”之名,而出于信仰之诚,寻求佛教精义者,彪炳史册,所在多有。佛教,为古老的宗教之一,海外研究也日见蓬勃,从东瀛至南亚,从德意志、法兰西至英吉利,于研究南传佛教圣典及历史文化方面卓有成效。 《善与恶:天台佛教思想中的遍中整体论、交互主体性与价值吊诡》对“特殊性”的天台佛学采取了“普遍”诠释的原则,其首先关注的是天台遍中论的构成来源:本土中国思想的遍中整体论、印度佛学的价值诡谲表达。然后对早期中国思想在语法层面上进行“整体论”的类型学分析。就八字的天台佛学语境自身而言优秀教师突出了开权显实说在天台基础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善与恶:天台佛教思想中的遍中整体论、交互主体性与价值吊诡》的主要内容包括交互主体性与汉语整体论、价值吊诡一般理论的反思地基、印度佛学的价值与反价值、知礼的价值吊诡概念、伦理动机与意涵等。
《三国演义》的文化解读[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郭瑞林著
简介:《三国演义》作为古代最杰出的历史演义小说,不仅以“七实三虚”的创作原则,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三国时期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历史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小说通过演绎这段历史,深刻地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与观念,汇集了汉族人民的智慧与力量,成为积淀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大书。谭邦和说:“《三国演义》属于那种集中表现了民族历史文化总体成就和总体特色的作品,继之又参与了民族性格的塑造、民族心理的建构、民族文化的定型,并持续作用于民族文化发展演变的过程。因此,不读《三国演义》,意味着失去一次形象生动地了解中国历史、品味传统文化、欣赏乱世英雄、获得古代智慧的宝贵机会。” 全书分为“观念篇”、“事件篇”、“人物篇”。“观念篇”旨在从宏观的角度去阐释《三国演义》全书所蕴含的、能反映出中国古代文化带有本质性的东西,诸如历史观、政治观、道德观、战争观、人才观、宗教观、妇女观,、英雄观之类。“事件篇”、“人物篇”则采用聚焦的方式,从中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角度去具体解读、分析小说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和人物,试图从中读出一些渗透着中国古代文化的东西来,但愿能对《三国演义》的爱好者有所启示。
唐长孺文存
作者: 唐长孺著;朱雷,唐刚卯选编
简介: 前言 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 清谈与清议 孙吴建国及汉末江南的宗部与山越 《晋书·赵至传》中所见的曹魏士家制度 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 九品中正制度试释 士族的形成和升降 魏晋才性论的政治意义 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 西晋户调式的意义 范长生与巴氐据蜀的关系 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 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 魏晋期间北方天师道的传播 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同泽佔领 南朝寒人的兴起 论南朝文学的北传 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 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 魏周府兵制度辨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 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道交通 南北朝后期科学制度的萌芽 唐代的客户 唐代色役管见 唐代宦官籍贯与南口进献 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当争 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西州府兵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综论 《文心雕龙》“士衡多楚”释 太平道与天师道 葛荣未任怀朔镇将辨 后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2007重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