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挖掘千年史，记录一座城，复活几代人
作者： 冉云飞 著
出版社：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5-1-1
简介： "第一章传说隧道通向城市童年 想象的部分人马 不难猜想，甚至大胆点说，我们看见，这群人的外貌与我们并无多大不同。虽然史书中曾说他们“纵目”，且有文字学家对“蜀”字所作的阐释以及考古发掘的实物——其实有的实物也只是先民们的艺术创作——来佐证。但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后人尤其中原人由于交通不便，对绝域殊方的蜀地，文化风俗与其有别的夸张。正如杨雄所说“蜀”就是“独”，“不与外方同”，亦如李白的形容，“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虽然诗句不能坐实，但山川横阻，蜀地自闭，其风俗民情与中原相较，另是一路，也确是可能的。公元759年杜甫刚到成都，便惊叹于它的繁华，更惊叹于寒冷的冬天还有常绿树木，即所谓“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成都府》）。杜甫是河南人，在此前尚未到过南方，更未到过蜀地，蜀地的与众不同从气候开始给他全面的新鲜感，也是他在四川诗情勃郁——现存一千四百余首杜诗竟有八百多首写于四川——的一个因由。但无论怎样的不同，蜀人远祖还不至于专门要与众不同到去“纵目”的地步，那顶多只是古蜀人图腾崇拜的一种反映罢了。 现在，他们艰难地跋涉着，扶老携幼，但可怪的是，他们身上既没负荷多少值钱的重物，手中也无像样的家什。一路上，除了偶有人在议论路途的艰辛外，似乎没有一个人对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有更多的留恋之情。尽管那里是他们曾经借以活命，并取得一定发展的地方，但困难的是，一方面是由于再艰苦的劳作，也无法完全保证食物上的不匮乏，另一方面还有来自与其他部落的争斗。虽然，这个温暖肥沃的岷江河谷地带已然逼近今日的成都平原，但是一座大山挡住了他们向前推进另寻出路的步伐。不过，一种要过得更好的愿望，促使他们冒险一试。有一次，部落中有几个特别勇敢的人，曾因追猎野物，翻过一座大山，站在山脊上，不经意间看到一块既是平地，又有不少水洼沼泽的大坝子。虽说是不经意，但这实在是个晴好上佳的天气，使他们极目远眺得如此广阔。这次意外的发现，使整个部落处于一种向往与亢奋交织的情绪之中，久久不散。 所谓的路其实是并没有的，他们只是在部落探猎者曾经走过的一两次所残留的标记下，被艰难地牵引着前行。但他们聪明地找着一个参照物，沿着汶川雁门关东岸安山乡急流而下的一条小溪旁前行，这样既可以避免远离水源的不便，也可以躲过难于找到路标因而迷路的灾难。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他们的一帆风顺，“一劳永逸”这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为这条小溪之源在四千米的山脊之上，在这近百里的行程之中，其最高处与最低处的落差是令人生畏的三千米。当他们艰难地爬上山脊时，又一次重复了那几位勇士所看到的景象：不少的土地和大量的沼泽湖泊。这是一个具有预知意义的观察点，因为在天气晴好的时候，可以看见今天的成都。虽然他们的后人定都成都，还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但这次远眺，却在冥冥之中暗示了他们子孙的未来，虽然我们更愿意将其称之为历史的巧合。 这群人从山脊往下行二十里，便进入湔水河谷，良好的河原沃土和丰富的铜矿使他们欢忭若狂。再下行十里，河谷平原更加宽广，长约三十里，到了成都平原的北界，被寿阳山和牛颈山这样对峙如阙的山脉，亦即被李冰所称的“天彭阙”阻断。山内有个大河原显系远古内湖遗迹，人们便称此地为海窝子。 翻山越岭到达海窝子的这群人，是蚕丛氏的后代，这部分人属于鱼凫氏，显然翻越九顶山的冒险行动并没有得到全体部族的支持。蚕丛氏中有的人选择了继续留在岷江河谷，有的人迁徙到了沫水一带，有的接着迁徙到西昌甚至到了滇西地区。他们的频繁迁徙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宋人黄休复《茅亭客话鬻龙骨》里曾说：“耆旧相传：古蚕藂氏为蜀主，民无定居，随蚕藂所在致市居。”也许蚕丛氏频繁迁徙的原因很多，但其中必有为扩展耕地，出于经济发展需要的动力。固然，古蜀族还有循绵水、洛水进入成都平原的。鱼凫氏在海窝子居住较久，自然是当时的成都平原尚属湖迹沮洳地，不便居住，但却十分切合他们捕鱼为业的生活习性，继而慢慢向广阔的成都平原进发。从海窝子流入成都平原的一条河古称湔水，他们循着湔水平原的北端罗元坝—老熊坪—白沙河谷—九甸坪—白沙街—紫坪铺这条路线，便可到达今日的都江堰。而老熊坪，据考证便是《华阳国志》里所称的“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的湔山，而后来“蜀人思之，为立祠”，因之这一带有古鱼凫故址。 众所周知，古蜀历史在鱼凫之前有蚕丛、柏灌阶段，而在他之后则有杜宇、开明阶段，是以秦灭巴蜀作为古蜀历史的下限的。但“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虽是极而言之，也绝非毫无道理。因为我们至今推断出的古蜀历史，还有不少的疑点，也绝非田野考古如三星堆之类的发现能悉数解决。自然，我们能发掘到先人们因沧桑迹迁，岁月流播，深埋进土里的实物，实在是我们的大幸，但对于远古历史的研究要进行完全客观的复原，如德国兰克史学派的研究，也是不现实的。因为实物和书籍中都难免有不能坐实的夸张甚至神话成分，虽然神话也可用作历史研究之补充，但因此而下的臆断也是在所难免的。 虽然我们可用氏族来指称蜀山、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和开明（鳖灵）等氏系——作为蜀人远祖，他们介于传说与历史之间——但如果我们将其看作古蜀人由采集、渔猎文化进到畜牧、农业文化的演进序列的代称，这个代称序列似乎还暗含着某种从低一级社会向高一级社会演进的痕迹，鱼凫代蚕丛，杜宇败鱼凫，鳖灵替杜宇，无不浸透着胜利是强者这一简单的道理，也可以明证腐儒们所谓的“禅让”是多么可笑。而他们的先后替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蜀人图腾崇拜的迁衍，揆诸情理，或许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这个演进变迁，恰好可以解释古蜀人祖先，为什么名之曰“蚕丛”“鱼凫”“杜宇”“鳖灵”等在今人看来比较奇怪的命名，尽管我们可以拿史载古蜀未与中原通音问之前，尚无姓氏来证明这种命名——无论用此称呼氏族还是对酋长或国王的称呼——的合理性。 更为重要的是，在落后的社会和部族，用自己的食物来作为图腾崇拜对象的做法也绝非罕见之事。譬如鄂伦春族处于氏族公社时崇拜熊，并以之为图腾，打到熊时便哭着抬回来，到家后再哭一场，而且将熊骨和内脏像对死者一样实行“天葬”。正如马克思所说：“某些部落中的氏族都戒除食用成为自己氏族名称的动物，但绝不是普遍的规定。”当然视某物为图腾，其因素复杂，或有对图腾始祖亲族的情感，又有强化神圣的观念。而其间所产生的图腾禁忌也只是不准对该图腾崇拜物滥捕滥杀，因为滥捕滥杀最终会使他们丧失主要食物亦即图腾，图腾崇拜的部分目的也许就是该物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性而决定的。 蚕丛无疑是古蜀人对教民蚕桑的人的崇拜指称，因为早在《说文》里就有“蜀，葵（桑）中蚕”的阐释。鱼凫俗称“鱼老鸹”，既称“黑老鸹”又称“乌鬼”，杜甫在夔州看见“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此种情境在今日沱江流域还时有所见，因此鱼凫也就是鱼鹰无疑是鱼凫氏的崇拜物。至于杜宇，蜀人则将其尊为农神，呼为“杜主”，蜀人将催耕之杜鹃亦名子规拟为杜宇魂归，因此蜀人“农时先祀杜主”的风俗一直从战国保留到东晋，至唐代还余风尚存，因而杜甫说成都人“见杜鹃而肃立”。至于鳖灵，蜀人有崇龟的习俗，因为龟在古人眼里既能镇水，又能负重善伏而不倾仄，而且龟鳖同类，由此可以认为龟是鳖灵的图腾，成都后来被称为“龟化城”“龟城”，与此不无关联。所有这一切物拟于人，人拟于物，人物合二为一，将自己的生活与崇拜物紧紧连在一起的做法，是人类鸿蒙时期的一大表征，古蜀历史之演替变迁也不例外。 开明是个异数，尽管他也符合上述演替规律。他的名字同样十分古怪，名为鳖灵，尤其是他“尸化西上，后为蜀帝”，更使后世史家莫衷一是。关于此，我认为史学家任乃强的推断很有意味，阐释了一种可能的历史。他认为鳖灵犯罪当死，但问题在于，“巴、楚世为婚姻，楚国能向巴国索囚。蜀、巴世仇，故奔蜀不患不容，且获重用，故曰‘复生’”（《四川上古史新探》）。我们也许可将他奔蜀的神奇故事，视为悖谬不经之事，但开明确实是个治水高手，这是毋庸置疑的。 杜宇教人务农，但彼时成都地区还有很多地方属于沼泽湖泊，而且由于岷江之水经常泛滥成灾，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有限的耕地使养活更多的人口变得极度困难，因此要大力治水并且解决成都平原的积水问题，从而扩展耕地面积。而当时的状况正如《蜀王本纪》中所说“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尧时大洪水，又譬如《圣经》所记载的洪水泛滥，人类在远古时代都有这样的传说。由是也不难照见水的危害之惨烈，而鸿蒙时期的先民一定手足无措。因此单有教人习农的本领，要想长期赢得民众的爱戴是困难的。而治水高手鳖灵适时而来，使处于洪水肆虐中的群众，若遇救星。我们不妨做一推断，因为盼望——只是泛泛盼望治水高手，而非指名道姓坐实为鳖灵——已久，鳖灵忽然而至，或致有“尸化西上”而“复生”的神话。 这个开明，真是幸运，治水有若神助，其易如反掌。“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蜀王本纪》）他这种方法与大禹疏导式治水法如出一辙，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办法相比鲧艰难地去堵那堵不胜堵的创世纪大洪水，实在是很取巧的法子。但就是这取巧的法子，也需要千百次的实践与众多人的经验。决玉山，筑坝以分水，以防止洪水横流。如今看来，十分简单，但在当时却是一项伟大的创举，因而可就此代杜宇而称帝。虽然蜀人有同情弱者的传统，看到望帝失败亦不忍，以后每每“见杜鹃而肃立”，其“肃立”并非是怀旧到不能让开明代杜宇，而是因为杜宇教民习农有功。此所谓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杜宇教民习农，使民众也获得极大的好处，不可忘记。 不过，我们若从另一角度来考虑问题，就会知道，任何农事包括治水均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智慧和功劳，只不过是上古需要一种英雄崇拜，以及对领导者的神话，便于使其万美集于一身，好凌驾于民众之上，对登天牧民有利。这与后世，我们要诋毁一个人，或者沉重打击一个政敌，将万恶归于一人一样，既有思维上的毛病，也是可笑而幼稚的。但好像这种方法，从古至今屡用不爽，也至为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历史及历史观，使得我们的历史除了枯燥的帝王起居注和干瘪的所谓重大事件的记录外，很少有对民众生活的真实登录。因为我们是一个忽视个人生存质量的社会，这样的思想早已深植于我国早期的社会制度中。 不过，治水再有功夫，也是保不准千秋万代——大权独揽而又想千秋万代，本身就是愚蠢的——永执国鼎的。贪图小便宜——这让我想起先秦典籍中蠢人多宋国人的记载，真是冤枉了他们。愚蠢不分先后，傻瓜无处不在，不独是宋人的专利——开明十二世以为秦惠王真的给他送来了几头能屙金子的金牛（虽然有研究交通史的学者认为金牛道早于开明九世以前就已成为贯通中原的要道，而且宋代诗人吴师孟曾有诗说“禹贡已书开蜀道，秦人安得粪金牛”，我也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传说毕竟表达了民众对愚蠢的开明十二世的嘲笑），便派大力士修筑金牛道，于是护卫成都，扼守边境要塞的北大门，自然洞开，虽然开明王亲自率兵力战于葭萌，但诸城邑竟不能守，秦兵长驱直入，开明王后逃至武阳被杀，相传其太子也在海窝子被俘。开明王朝不得不在公元前316年匆忙而痛苦地画上句号。这样的句号，就像临刑前的阿Q，是怎么也画不圆的。 不能完全勘验的地图 一般而言，灾害总是意味着毁灭，不过事情总有例外。公元前6世纪修建的庞贝古城，在公元79年被意大利维苏威火山喷发出的灼热火山灰掩埋。但1784年却被意外发现，至今该古城的三分之二已被考古学家探明、整理和修复。各种神庙、市政广场、食堂、店铺、作坊、给水站、公共浴场、雕塑、壁画、花园、喷泉、会议堂、大剧场、体育场、角斗场、民居、小巷、大街、城门、官邸、城门等悉数展现出来，其保留之完整，实在堪用奇迹来形容。难怪有的考古学家出于对专业的过分热爱，要残酷地将这种灾难视为大好事。 不过，成都甚至中国，没有这样幸运的考古发现。但1929年，广汉中兴乡月亮湾的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挖车水坑时不经意间掀动了一块白生生的大石环，使得那些被湮没的先人们的行迹，露出了些许端倪。1933年，华西大学博物馆的教授葛维汉、林名均进驻月亮湾进行考古发掘活动，从此开始了古蜀文明考古工作者长达六十年之久的漫长探索之路。尤其是1986年在三星堆方圆六平方公里的考古发掘，被英国学者戴维基斯称为“从中国西南传出的消息，那里的考古发现可能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的确，大量发现的青铜器、玉器、面积巨大的祭祀坑、城墙等，表明了古蜀文明的发达，这对于探索古蜀文明来说，是个巨大的发现。 但正如中国大多数考古发现一样，发掘出来的物品，反映的只是统治者的权威，其主角似乎无一例外都是统治者，在显示我们漫长文明的同时，也暴露了我们的文明在制度上的深层缺陷。相对庞贝古城的建筑，我们就不能回避，我们的城市建设及形成在功能上对个人生存质量的漠视——这一点我们将在稍后其他诸章陆续涉及——我们固然不可苛求于几千年前的古人，但就是今天我们的城市建设又在多大程度做到了以人为本？ 蚕丛、鱼凫、杜宇、开明相继陵替，他们曾经的居所及其开发过的地方，是不完全相同的。如果将他们聚民居住较久之地视作他们的都邑的话，我们将从中看出他们迁徙及所开发地区的不同。蚕丛国的中心应是在今茂县汶川地区的岷江河谷地带，而鱼凫氏迁至海窝子后，可能在其中后期迁至温江一代。至于三星堆，在我们看来只是鱼凫氏甚至包括杜宇氏祭祀用的地方，而真正的鱼凫城却在温江亦未可知，故而宋人孙松寿曾作有《观古鱼凫城》诗：野寺依修竹，鱼凫迹半存。高城归野垄，故国霭荒村。古意凭谁问，行人谩苦论。眼前兴废事，烟水又黄昏。 这首诗表明在宋代尚保留有鱼凫城遗址，而这一切都掩藏在荒垄衰草之中，世事兴废、朝代陵替，都是意料中的事，不可阻挡，就像每一天都必然要走到它的黄昏一样。或许朝代的陵替在对聚民居住地的变迁上，最能直接而现实地表现出来，因而此后无论是开明还是杜宇都像他们的前代蚕丛、鱼凫一样，徙治新的地方。当然，徙治新的地方，可能不只是显示新的一朝的兴起，旧的一朝的灭亡。可能还因为生存的需要，比如为躲避水灾而选择适宜农耕的较高地势等。因为据考证，在三千年前左右，一场大的洪水使鱼凫古城烟消云散了。所以杜宇才将自己的王朝所在地定在今郫县城此二里的崇兴乡境内，而且为了避免其他意外，使自己及王朝有一个回旋余地，还别都今双流牧马山一带，这似乎很有一点狡兔三窟的意味。 蚕丛、鱼凫所治的地域，史无准确的记载，我们只能作一个大概的猜测，而其城址的面积就更是一个未知数。杜宇所辖疆域，史料也是稀如星凤，但到春秋时期，杜宇王国“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华阳国志蜀志》）。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其疆域都是很大的，东至今重庆以东地区，西抵岷山之中，南达云贵，北及陕西汉中。如果我们剔除其中记载的夸张成分，认为其疆域超过蚕丛、鱼凫诸朝，大抵是没有疑问的。而开明王朝的统辖边界也堪与其匹敌，拥有北至汉中，南及宜宾，西达天全、芦山，东抵阆中的广大地区。我们不难从中看出，这实际上初步奠定了今日四川的辖地根基。 和鱼凫古城的消失一样，杜宇朝末期也遇到了大洪水的侵袭，被洪水肆虐以及治水一直是古蜀历史中重要的主题，而治水问题的妥善解决又奠定了内陆农业文明的先决条件。开明善治水而成就了他的光荣，故代杜宇而称帝，从而使得杜宇败逃进青城山。而开明称帝后并没有立即将都邑定于一地，这并不是他不想，而是当时成都平原河网湖沼密布，随着人口的增加必须扩展耕地，需要有一个辗转迁徙治水的过程。与此同时，成都又成了郫县、新都与广都三地之间进行频繁物质交换和商业贸易的中转站，其商业地位凸显出来，正所谓一年成聚（市），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于是自鳖灵至开明五世止，虽然屡屡徙治，从郫县徙治新都，接着向南慢慢拓展至广都，最终在开明九世又折返成都。因而终开明王朝之世，就呈现出新都、广都、成都这样一条迁徙、治水、择都的弧形路线。本来治水完毕就该顺理成章地徙治成都，但偏偏还要传说开明九世做了个奇怪的梦才正始徙居成都，仿佛这样才能唬人，“梦廓移，乃徙治成都”。徙治之所在今成都上南大街的赤里街，所谓赤里就是彼时的成都还有郭（自然不是以后建城加瓮之郭）无城，亦即只在四街尽头有阙门，而无城垣。或许可以据此反过来证明，三星堆祭祀坑及其城墙，只是搞宗教活动时所用的场所。 开明王朝虽存十二代，除了遗存的武担山有文人墨客的吟咏外——如王勃《游五担山序》、宋京《武担》诗等——其他鲜有保留下来的。《华阳国志》里说：“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可以想见，由于在开明九世之前，就与中原有频密的交通，才可能使开明九世定都成都并进行深度开发时，学会中原的礼仪制度和五行哲学。换言之，开明王朝在未被秦国武力灭亡以前早已被更先进的中原发达文化及其相应的文物典章制度部分征服，其必将灭亡的命运是注定了的，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