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法二十年”博鳌论坛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论文集

作者：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编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中国当代的行政法学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法学教育刚刚恢复，法制建设百废待兴，一批来自不同背景的学者开始为建立行政法学、加强行政法制奔走呼号。但与法学其他部门法相比，行政法学是一个后起的学科。 在法学教育恢复数年后，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安徽大学等陆续开设了行政法课程。除了民国时期的一些著作和50年代翻译的几本苏联著作，当时全国没有一本行政法学教材；多所高校的教师自己编写行政法讲义，汇编国内外各种资料。1983年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行政法统编教材《行政法概要》。虽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那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已经过时，但它标志着行政法作为一个法学部门学科的诞生。

Common law

作者：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著;冉昊，姚中秋译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普通法》展示了我们所不熟悉的法律体系的生长过程，它主要是由法官——经常借助于陪审团的帮助——通过个别案件的裁决积累而成的。霍姆斯举了大量案例及其中的法律，由此，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普通法法律家的思考方式。这样的一本书籍对中国读者具有较大的启示。 　　

节约型社会建设与政府决策选择[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梁旭著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本书介绍了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资源、环境、社会等种种资源和生态危机；指出人类面临着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地球的有限资源，不可能承受人口无限增长、经济的无限发展以及生活的不断“进步”；阐述了现代型社会的标准就是环保、高效、可持续发展，人们已抛弃了经济增长这单一衡量发展的陈旧指标，取而代之的是整个社会生态的均衡发展；提出了节约型社会建设的路径就是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实现绿色经济和循环经济，并分析了在节约型社会建设中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和决策的选择，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应该遵循国际公共管理发展的潮流，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决策的选择应该有利于可持续社会的建设和发展。

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

作者：  冯晓青著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本书以知识产权法基本原理为指导，运用法哲学、法律经济学等研究方 法，从利益平衡机制入手，探讨知识产权法的制度理性和价值构造，透视其 背后的利益平衡机理。全书分6编计33章，以利益平衡为基点，围绕知识产 权的专有性与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合理需求这对基本矛盾，探讨利益平衡 机制在知识产权法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通过剖析知识产权法中所涉及的各 种权利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制度设计，提出并建构一个以利益平衡原则为基础 和核心的知识产权法的理论框架和体系，以提升对知识产权法理论的系统认 识，为知识产权部门法的研究提供新的方法、新的视角与新的认知模式。 本书作为系统研究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的专著，具有较高的理论品位和 学术价值；同时，对国内外知识产权立法和司法实践问题的广泛考察与分析 也使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本书对知识产权法教学科研人员、立法者、法律 实务工作者以及高校广大师生和对知识产权感兴趣的读者具有较高的参考价 值。更多>>

行政法学名著导读

作者：  黄学贤主编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在我国，行政法学是一门年轻的法学学科。相对于民法、刑法等比较成熟的法学学科而言，行政法学无论在学科体系的建立，还是在理论研究的深度等方面，都还有待于学者们的进一步努力。而在这一过程中，学习、研究国内外的行政法学著作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无论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还是英美法系的英国、美国，由于其行政法律制度的相对完善，以及其行政法学研究的较长历史和一批训练有素的精良的行政法学研究队伍，他们的行政法学研究均比较深入和完备。这些国家的行政法学著作成为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必备资料，为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由于资料的限制以及本书篇幅的限制，本书主要选取了德国、日本、英国、美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有代表性的行政法学著作。

Nederlands burgerlijk wetboek

作者：  王卫国主译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一方面，一些传统上部分规定于合同法，部分规定于继承法的问题，现在纳入到第3编中；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都涉及整体意义上的财产法。首先，涉及法律行为的概念：有效成立的一般要件（合意，行为能力）；对善意信赖表面上有效的合意的人士的保护；条件和期限；违反法律、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的法律行为的效果；转换和部分无效：合意的瑕疵；债权人欺诈；法律救济、批准和确认的一些形式。次之，现行立法中构成委任合同的一个既不协调又让人迷惑的部分的代理法，被改写在第3 编中（对以法人名义为行为的授权的一些具体规定例外）。 　　另一方面，有体物和无体物在性质上并无根本差异，因此，同时涉及这两种物的规则合二为一规定在同一编中。这样，一大批自罗马法以来就规定在财产法中的事项被转移到第3编中， 其中有有体物和无体物的移转；占有；共有那些可以以有体物或无体物为标的的对物权，如使用权、转移和不转移占有的抵押权；优先权、留置权；再有，对财产和物、孳息、物的组成部分、分解权利等等的一般性解释，以及有关的通用规则，尤其是有关不动产公共登记簿的规定。 　　第5编。在有体物上的物权或“对物权”规定在第5编中。 这一编涵盖了动产和不动产，法定地役权，习惯地役权以及一些源自古荷兰法而在法国民法典里找不到的对物权种类。如前所述，一些对物权已经纳入第3编中，因为它们并不限于有体物权， 这些权利被称为“分解的权利”。正因为如此，第5编中的对物权自成一类。 　　第6编：债法总则。债法分别规定在法典的第6、7编和第8 编的大部分篇幅中。第6编包含债法的总则部分，它由5节组成。第1节， “债的关系通则”，是适用于所有的债（而不管它们的渊源如何）的规定。这些规定中的许多条都是新的，比方说自然之债的一般规定，那些有关复合之债和共同债权的大部分规定，一个有关债权人迟延的独立章节以及有关债的履行和不履行的后果的各章。这里也为损害赔偿单设一章，同时适用于合同责任和非合同责任，以使合同不履行及不法行为的一系列法律后果可以协调起来。此外，该编还有一章涉及支付定额金钱的义务，其关键在于票面主义，邮汇支付，迟延付款的法定利息以及外汇债务。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legal cultures

作者：  张中秋著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本书以中西传统法律文化为比较对象。全书主体部分九章，另加附录两部分和前言／后记。比较同类著作，本书有以下特点：其一，通过对相关成果的评判和借鉴，首次较系统地对中西法律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如法的形成、中国法律刑事性的哲学基础和社会原因、法的伦理化成因、法的体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二，认为中西法律文化是它们的地理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的产物，各自形成特色并构成差异，这种差异只能说是不同，很难说是不好。其三，中西法律文化内贯共同的人的文化原理，在人的文化原点、原理及其展开的轴心和结构模型上有其共同性，因此，两者的交流本质上是可行的。这一原理性认识既可检讨中西法律文化交流的历史实践，又可分析和推论中国法律文化的当下构成及其未来走向。 　　

作者还有：焦宝乾、桑本谦、吴丙新、杨建军

作者：  陈金钊[等]著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相较于西方法学研究而言，我国的法律方法论研究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起步较晚。从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西方法学界从20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有意识地将研究目光转向了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关于法哲学的许多讨论，归根结底都回归到对法律方法的探寻。这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出了法学学科的实用品格。我国大陆学术界将法律方法论作为一个问题对待，大体上是七八年前。这不仅妨碍了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直接对话，而且影响了法学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其二，从者甚寡。由于缺乏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学术传统，这造成了我国法学界对法律方法论的冷漠。尤其是在法学精英的研究中，把法律方法论作为研究方向者少之又少，再加上资料之匮乏，许多学者对法律方法之研究望而却步。 研究所成立以后得到了各界的大力支持，先后争取到山东省、教育部和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项目3项，并得到山东大学、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学科建设经费的大力支持。经过几年来的努力，我们已出版以书代刊《法律方法》4卷，专著《法治与法律方法》、译著《法律论证的基础》等著作。这本《法律解释学》系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历时4年完成，以法律解释学的基本理论为研究重点，并选择了一些典型的案例，对司法过程中法律方法的具体运用进行了较细致的分析。

海域使用权研究

作者：  李永军主编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本书对海域的范围及其法律地位、海域使用权的概念、特征、本质、效力、分类、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权利内容与行使以及海域使用权与渔业权、海域承包权、土地承包权、固定海洋捕捞权、海洋矿产资源开采权等权利的冲突与协调等从理论上作了详细论述，并提出了很多有创建性的观点。 海域使用权纳入我国未来的《物权法》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但是，海域使用权缺乏权利目的，不是一个十分准确的用益物权概念，不宜独立地存在于物权立法中，而应将其肢解为建设用海权、养殖用海权以及不动产役权，分别纳入我国未来之《物权法》。

Modern western theory of state-society relations

作者：  庞金友著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本书以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为研究对象，系统阐释了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核心内容、基本框架、演进脉络及未来走向。本书首先从宏观维度展开，通过前两章着力梳理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逻辑假设、路径选择及历史流变，然后切入微观维度，借助第三、四章详细剖解分别以国家和社会为思维平台的国家界限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利用第五章具体分析全球化语境下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动向，从而揭示出本书的主旨：国家的摆位即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是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心；现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实质就是以个人权利为起点、围绕基于公共权力的国家干预与根植于个人权利的社会自治之间的冲突、均衡和界限而产生的一系列的理论建构和价值取向；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终极模式，两者问的关系取向，主要取决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赵琛法学论著选

作者：  何勤华，姚建龙编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赵琛（一八九九年一一九六九年），原名懿琛，字韵逸。巍山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归国，次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历任安徽大学、复旦大学、法政大学、法科大学、政治大学法学教授。民国十七年，在沪与沈钧儒等五人组成联合法律事务所，兼行律师事务。民国二十二年，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参与制订《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起草《刑法》。民国二十五年，任南京中央警官学校教授。 本书选录了赵琛的著名判决七篇，收录了赵琛的主要论文十余篇，选录了赵琛的重要著作《监狱学》、《保险法要纲》、《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三部。其中，《监狱学》是赵琛对中国监狱学的最大贡献，他对监狱学的意义、地位及发展史等学科本身问题进行了详细地分析与阐述，也探讨了保险价额与保险金额之关系、保险申请证与保险证券、保险者之义务、保险者之权利、要保险者及被保险者之义务、为他人缔结之损害保险契约、保险契约之变更、保险契约之消灭、火灾保险契约、运送保险契约等损害保险契约的基本知识。更多>>

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作者：  田东奎　著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6-10-1

简介：中国法律近代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始终是法史学界研究的热点。经过众多学者、专家的共同努力，一些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已基本解决。如何将这一研究继续推向深入成为法史学界面临的新课题。于是，一些学者将中国法律近代化与具体制度的变革结合起来，研究它在近代的演变和转型。其中，水权制度就是学者关注的上述问题之一。这一方面与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所导致的水资源紧张不无关系；另一方面，也与水资源本身的特性密切相关。因为，透过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水资源这一媒介，可深入观察中国近代法律制度在基层社会的运行状况。特别是可近距离观察通过法律移植路径所构建的近代法律体系与传统法律体系的契合与碰撞。值得注意的是，对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学术界将关注焦点放在国外经验借鉴上，对传统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借鉴至今仍处于起步阶段。这与现实需要相去甚远。具有中国特色的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绝不可能建立在单纯模仿他人经验的基础上，而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中国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当然，这与学习、借鉴外国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长处并不矛盾。问题是这种学习只能建立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基础上，根据现实需要吸收、借鉴外国经验，而不是不分优劣，一味照搬。事实上，中国历史上水权纠纷解决机制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总结。　　从现有条件来看，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方面，法史学者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将其付诸实践；另一方面，学术环境的改善，为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研究的创造了较好的物质基础。近年来，各省、市、县地方志、水利志的编纂、出版，使我们的研究有了可以进行的基础资料。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国家图书馆国情资料室所收藏的方志、水利志多达四百余种。如果加上解放前出版的方志、水利志，则数量更大。此外，全国范围档案馆开放程度的提高，使用的相对便利也为水权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资料条件。当然，民国时期，乃至当代学者所做的各种社会调查报告也为我们动态研究水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原生态资料。作为各地编纂地方志、水利志副产品的碑刻资料，保存了大量不同历史时期水权案例、章程、水规等珍贵资料，有助于对水权纠纷解决机制进行微观分析。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历史学在区域史、社会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为我们认识区域水权纠纷及其解决机制提供了学科交流平台，从而为从外部深化这一研究提供了可能。笔者选择以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为契机，研究国家法律、司法制度在基层的运行情况。全文分为八章，十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主要介绍本选题的依据、研究方法、研究情况、资料情况，以及自己的研究设想等。最后一个部分是结语，对文章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总结。其余部分为文章主体，共八章。下面，我将分章介绍其主要内容。　　第一章主要探讨了中国古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内容主要是水权纠纷解决机制及其运行。中国古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分为国家解决机制和民间解决机制。国家机制又分为实体机制与程序机制。实体机制的形成经历了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五个发展阶段。其内涵是： “申帖制”、水册制是中国古代水权管理的核心；用水顺序突出农业灌溉和生活用水；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水权管理；确立分水、节水制度；水权以工役负担为前提，水权与地权紧密联系等。程序机制受中国古代行政、司法合一体制的影响，不是非常明确，主要体现在水权纠纷的实际解决过程中。从现有材料来看，中国古代水权纠纷国家解决机制分为民事审理和附属于刑案的水权审理两种。前者包括案件的管辖、审理、法律适用、执行等；后者包括附属于普通刑案的水权纠纷审理、附属于命案的水权纠纷审理、附属于官吏渎职案件的水权纠纷审理。另外，文章还对水权概念、内容、特点作了简要介绍。中国古代水权概念是指个人或团体对国家水资源所享有的使用权和收益权，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主要集中在农业和生活领域，同时，统治者特殊用水、漕运用水享有优先权，手工业用水顺序较为靠后。水权取得的原则为有限的河岸权原则和先占原则，辅助性原则为工役补偿原则和缴纳水粮原则。中国古代水权法律、法规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综合体，水权习惯、地方法规、灌区章程等起着决定性作用，水权纠纷解决的理想目标是实现水资源的平等使用、普遍使用，也就是所谓“均平”使用，中国古代水权纠纷解决，以民间调解和民事审理为主。　　第二章主要探讨了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分为两个方面，即实体构建与程序构建。实体构建，即中国近代水权实体法律的形成。文章介绍了中国近代水权概念、内容、特点等，并对中国近代水权实体法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微观分析。中国近代水权实体法的构建，经历了由传统水权习惯法向地方法规的过渡，以及在地方法规基础上，由地方法向国家法的过渡。　　中国近代水权程序法的构建经历了由行政司法合一到行政兼理司法、再到司法独立的过渡。在这一过程中，近代化的司法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司法制度，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取代了传统的水权纠纷解决机制。实体法除了以《水利法》为核心的专门性水权法律、法规，还包括部分国家基本法律，如宪法、民法等；程序法除了专门处理水权纠纷的程序法规，还包括诉愿法、民事诉讼法、民事调解法、行政诉讼法等程序性法律。　　第三章主要运用法社会学方法，探讨了中国近代水权纠纷的民间解决机制及其实际运行状况。中国近代水权纠纷民间解决机制主要是调解机制、宗教机制、神判机制、械斗机制、流域共同体机制。其中，调解机制在解决水权纠纷方面贡献最大，流域共同体机制代表了水资源纠纷解决的根本方向。　　宗教机制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水权纠纷的解决机制，只是缓解水权纠纷的平衡手段，以及抚慰干旱地区民众焦渴心理的镇静剂。械斗机制是各方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虽然，形式原始，充满暴力色彩，但是在其他方法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它为人们解决水权纠纷提供了另外一种选择。随后，文章又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对水册、碑刻、传说在水利社会的作用、功能进行了分析。从形式上看，国家机制、民间机制彼此对立，互不统属，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对当事人而言，只要利于纠纷解决，他们是不会刻意选择一个，排斥另一个。从纠纷解决过程来看，一个案件可能既包括民间解决机制，也包括官方解决机制。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要用尽所有手段。　　这在其他类型的纠纷解决过程中是罕见的。即使这样，问题还不一定能够得到解决。与国家机制相比较，民间解决机制更具时效性和便捷性，能减少解决纠纷的成本。作为一种本土化的法律解决机制，它更有民族资源优势。争议双方对解决程序、方法都很熟悉，不会发生误解。一旦达成解决协议，执行阻力较小。这是国家解决机制所无法比拟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有些纠纷从开始到现在仍然没有解决，并不意味着问题走入了死胡同。在你争我夺，水权来回往复的转换过程中，实现了水权的强制交易，从而实现了水资源从独占到共享的转换。　　第四章主要探讨了水权纠纷的官方解决机制及其运行。其论点是：水权纠纷国家解决机制，指主要以行政处理、行政诉讼以及民事诉讼手段解决水权纠纷的机制，是与民间解决机制相对应的水权纠纷解决机制。事实上，水权纠纷国家解决机制有两种方法，即行政方法与司法方法。行政方法主要指行政处理，即国家以行政管理权为媒介，直接介入纠纷，通过基层政权组织及水利自治组织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行政处理分为第一次处理与行政诉愿。行政诉愿是指对一些较为复杂、尖锐的水权冲突，从水利管理处、县政府、省水利局、省政府、行政院水利委员会等机关，逐级向上申诉，其管辖原则是二级复议制。如果不服行政终审决定，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司法方法主要指民事诉讼，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近代行政诉讼与现代行政诉讼稍有区别，只能在行政救济手段用尽之后，才能向全国惟一的行政法院提起。因此，其处理行政诉讼的能力是有限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水权纠纷发生时，由于一方行为触犯刑法，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民事赔偿。纯粹的刑事责任，虽然也有可能发生于水权争执过程中，但是，由于其宗旨是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虽然也能对水权纠纷的解决提供方便，但是其本身并不能直接导致水权纠纷的解决。所以，我们一般不把它看作一个单独的解决水权纠纷的方法。需要说明的是，在水权纠纷当事入求助国家机制时，并不仅仅局限于一种手段，而有可能同时求助于几种手段。例如，当双方因为灌溉发生水权纠纷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可能既向渠长、斗长寻求调解解决，也可能向灌区管理机构、县政府寻求行政解决。甚至在政府介入处理的同时，向基层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刑事自诉。　　这是由水权纠纷解决机制法规竞合的特点所决定的。在国家机制运行过程中，民间机制的解决方法、水权习惯法，也在其中发挥作用。举例来说，碑刻、水规、志书、判例等都会构成案件处理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同时，近代颁布的水权法规，逐渐成为法院、行政机关处理水权纠纷的主要依据，初步改变了中国古代处理水权纠纷以情、理为依据，兼顾先占原则、河岸权原则的现状。这一转变，辅之以近代司法制度和专业司法人才，有利于便捷、快速地解决水权纠纷。总之；国家解决机制，是与民间机制并存的解决水权纠纷的重要方法。与前者相比，它以国家法律为依据，以国家制度为依托，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因此，无论是行政处分、行政诉愿的方法，还是行政诉讼、民事诉讼的方法，一旦行政机关或法院做出决定、判决，就会采取一切手段将其付诸实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不考虑当事人的利益，肆意妄为。实际上。上述程序的启动到具体运作，除了行政处分可依国家职权主动做出以外，其余程序均须当事人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才能启动。国家解决机制诸多方法，行政处分是最便捷，也是实践中使用最多的方法。这与中国传统司法体制的影响，即司法与行政合而为一的司法制度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水权纠纷发生后，当事人在调解或其他民间解决机制不能发生实效的情况下，求助于行政长官是很自然的。而且，近代行政制度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多救济方法，如当事人不服行政处分决定，可提起行政诉愿、再诉愿。作为行政处分的最后救济，当事人还可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行政法院对行政机关的处分决定进行裁决。因此，行政处分的便捷性，以及救济手段的多样性，使得水权人乐意将其争议提交行政机关处理。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近代水权纠纷的解决，特别是灌区水权纠纷解决，民间调解和行政处分占了绝大多数。　　第五章主要介绍了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与特点。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内涵是：水权纠纷的解决以均平用水为处理原则；判断水权的取得既要考虑河岸权原则、先占原则，还要考虑工役负担原则、缴纳水粮原则；水权纠纷的法律适用在国家法有明确规定时，应严格适用国家法，如果国家法没有相关规定或规定不明确，可适用水权习惯法；水权纠纷解决的过程，既是当事人双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也是国家机制、民间机制互动的过程，水权协商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水册、碑刻是水权利益的符号，在水权纠纷解决过程中不仅具有证明作用，也具有规则、案例的作用。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主要是：以调解为主的民间机制在水权纠纷解决过程中发挥着补充作用；以行政处理为主导的方式在国家解决机制中占主要地位，其他方式的重要性与其实际发挥的作用不相称；地方习惯、地方法规是处理水权纠纷的主要依据；水利专业组织、水利协会在纠纷解决过程中发挥着技术指导作用；水权纠纷多发生于农业灌溉、生活用水领域。　　第六章介绍了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预防功能与解决纠纷功能。本文主要探讨了它的解决纠纷功能。为了研究的方便，文章采用了历史模型方法，选取山陕、河西类型、江南类型、四川盆地类型进行类型学分析。其中，山陕地区主要通过建立流域共同体的方式避免水权纠纷。河西地区通过国家解决机制，如民事诉讼、行政处理解决彼此之间的水权纠纷。江南地区通过国家机制解决较大范围内的水权纠纷，由于夹杂着家族冲突、土客冲突、地区利益冲突，效果并不理想。四川盆地水权纠纷涉及较大范围的水权纠纷，一般以国家机制，特别是行政处理方式解决，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在研究过程中，笔者试图得出一个适用于所有地区或者较大地域的规律性的东西，但是，这并不容易实现。因为，引起纠纷的原因不同，其解决方法也不同。而且即使原因相同，这一次与下一次的解决方式也可能不同，且一个地区与另一个地区的解决方式也可能不相同。这也是水权纠纷的特殊性所在。　　第七章主要探讨了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经验及启示。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主要经验是水资源共享，流域共同体构建是解决水权纠纷的重要途径；民间调解是基层社会解决水权纠纷的基本方法；制度与技术的结合，是解决水权纠纷的关键；符合灌区实际情况的水权管理是避免纠纷的有效措施；综合治理是解决水权纠纷的根本出路。水权纠纷解决的启示是：制度变迁必须和社会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相适应；民间水权习惯在新时期仍有其发挥作用的空间，不能轻易抛弃；水权纠纷的解决既要考虑历史实际，又要考虑现实状况，要加强民间水利组织的作用。　　第八章主要对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的优缺点进行了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近代水权纠纷机制涉及的几个特殊问题进行了讨论，例如水权法律移植、水权法律适用、第三领域的作用、水权纠纷中的健讼之人等。　　结语部分对全文进行了总结，认为水权纠纷解决机制是中西法律文化结合的产物，以调解机制为基础的民间解决机制在中国近代水权纠纷解决机制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以行政处理为主导的国家解决机制在这一机制中居于主要地位。民间调解、行政处理是中国近代解决水权纠纷的主要方式。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探索

作者：  李程伟主编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当前，随着社会转型速度的加快，我国各类突发事件不断发生，各种矛盾的复杂性增加，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这对党和政府及各类社会组织的危机管理能力及其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同时也对学术界的危机管理研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过去危机管理研究在我国学界几乎是盲区，相关的学术成果几近空白，因此，不能对政府及各类组织的危机管理实践提供应有的知识资源和智力支持，这一窘况在2003年春那场SARS危机的爆发中得以突显。 受SARS危机的警示和社会责任感的驱使，经过辛勤努力，学术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出版了一些著作和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这是可喜可贺的。但是，危机管理毕竟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从国外成功的经验来看，要建成中国自己的危机管理学，要形成我们自己的对实践指导有力和现实针对性强的学术成果体系，还需要花费大量的实证研究功夫，还需要在政(界)学(界)密切互动的过程中进行比较长时期的学术积累。作为学者，应当对此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那种热过一阵就拉倒，不对我们的危机管理实践进行不断反思和深入研究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在创建我国自己的危机管理学学科过程中，任何添砖加瓦的行动都应当得到鼓励和肯定。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李程伟博士主编的这本公共危机管理的书，或许就可以看成是试图增添一块“砖”或一片“瓦”的这样一种努力。 读完这本书，我感觉有必要向读者介绍它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理论和实践结合得比较好。这本书的作者以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有关教师为主体，同时也有中央编译局、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国家发改委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等有关方面的人员，其中好几位同志还直接承担或参加了国家和地方有关危机管理的课题研究或危机管理预案的起草工作。他们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这本书中，他们所贡献的研究成果，体现出比较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二是立足于中国公共危机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创新，对一些比较深层次的问题进行了多个学科视角的研究。其中，所探讨的政府危机管理机制再造之价值选择、公共危机管理之法律规制、公共危机管理之社团机制、全球化与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复合治理及其中国的应对等问题，都是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具有一定难度的重要问题；对当前我国政府应急管理机制建设实践的探讨、对政府应急动员和保障机制的解析、对北京等大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及模式的研究、对公共卫生体制建设的行政学分析等，所涉及的都是现实紧迫性很强的问题，是一些需要很好地进行实证研究的问题。对于这些难题和问题，研究者分别从自己的学科视角出发积极地进行探讨，得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三是所选择的两个危机管理预案具有典型性，可以为学界的实证研究提供比较好的参考资料和素材。依我所见，“北京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应急预案”堪称是首都历史上一部份量重、综合性强、可操作性好的公共危机管理预案，其中的附件还是第一次发表，这尤其具有收录意义。据我所知，这份预案还是SARS事件之后政府最早公布的危机管理预案之一，对其他危机管理预案的制定起到了较好的示范和借鉴作用。缘于北京作为国家首都所独具的条块关系和管理复杂性，从研究的角度看，该书所附录的“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参考价值就是其他大城市的同类预案所不具有的。 当然，同转型期其他方面事业的发展一样，中国危机管理的建设与发展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其需要做长期的追踪和认真的研究。对公共危机管理有关问题的研究，应当说，这本书还是初步的和不全面的。但依据我对这些研究者的了解，相信他们会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继续关注危机管理问题，继续研究危机管理问题，也相信他们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国家、市场、社会：当代中国的法律与发展

作者：  梁治平编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以法律与发展为主题的论著。本书的作者、评论人和讨论者来自于法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多个科学。 　　长期以来，由于学科划分和专业化的缘故，本书涉及的主题通常是由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分别地予以讨论。大抵“国家”在政治学，“市场”在经济学，“社会”在社会学，“法律”则不出法学，“发展”被归在经济范畴，“宪政”研究则被局限在规范宪法学的界域之内。不同学科之间绝少往来，更少思想的激荡、视域的融合，由此造成的思想贫弱的理论匮乏，使我们在面对一系列累积而成的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时无法提供理论上健全而有力的回应。要逐渐改变这种局面，为不同学科的学者提供各种形式的对话空间是非常重要的。本书就是这一方面的尝试。 　　本书收论文15篇，论文之后附有评论和讨论。“附录”收录的是一次圆桌会议的记录，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建设一个公正的社会？”。 　　

公司法

作者：  石少侠主编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公司法是规范公司的组织与活动的法律，由此决定了揭示公司的概念与特征乃是公司立法与公司法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是世界性的经济组织形式，这就决定了认识公司的概念，离不开对各国公司法的比较分析。由于各国法律文化及公司法制度的差异，对公司概念的表述也不尽一致。 在英美法系国家，公司是指数人出于共同目的而进行的组合，常常是为了营利而经营业务，对于合伙难以胜任的联合，一般采用这种组织形式。由此可见，英美法系国家在学理上强调公司是有别于合伙的人的组合，确认公司的本质属性有二，即法人与有限责任。 在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是指依法定程序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它揭示公司具有以下特征：公司是社团法人。在大陆法系国家，以公法与私法理论作为划分的基础，将法人分为公法人和私法人。前者是指依公法而组织起来的法人，它担负的是国家管理的职能，如各类国家机关；后者是指依私法而组织走来的法人，它追求的是私人的目的，而不是管理社会和制衡社会，如各种企业。私法人又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社团法人是社员的结合，又称人的结合；财团法人以财产捐助为其成立的基础，又称财产的组合。公司是由股东或社员共同出资组成的，在法人分类中首先被定位为社团法人。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大陆法系国家根据设立社团法人目的的不同，进而又将社团法人分为公。

反垄断法新论

作者：  周昀著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反垄断法论》一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主要采用历史考察、经济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国内外反垄断法的理论和制度体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和论述，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有关我国反垄断立法方面的建议。

陈顾远法律史论集

作者：  范忠信，尤陈俊，翟文喆编校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二十世纪是中华文化经受空前巨大、深刻、剧烈变革的伟大世纪。在百年巨变的烈火中，包括法制文明在内的新的中华文明，如“火凤凰”一般获得新生。 大体上讲，二十世纪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世纪。这一个世纪的历程，不仅仅是移植新法、开启民智、会通中西的法制变革的历程，更是整个中华文明走出传统的困局、与世界接轨并获得新生的历程。百年曲折坎坷，百年是非成败、得失利弊，值此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亟待认真而深刻的反省。这一反省，不仅有助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深入，亦有助于推进新世纪中国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形成。这一反省，是一项跨世纪的伟大工程。作为这一工程的起始或基础，我们应全面系统地检视、总结二十世纪中华法学全部学术成就，并试图作初步点评。为此，我们特郑重推出“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从”。 一、为避免内容重复，下列几篇文章未予收入： 《无字天书的中国固有宪法》一文，其主要内容已体现在收入本书的《从中国文化本位上论中国法制及其形成发展并予以重新评价》一文的第二节(丙)《宪之部分》。 《我国过去无民法法典之内在原因》一文，其主要内容也体现在《从中国文化本位上论中国法制及其形成发展并予以重新评价》一文的第四节(甲)《因义务本位而无民法法典之存在》之部分。 《中国婚姻制度之起源及其演变》一文(发表于《东方》杂志1937年春季增大号)，其主要内容已经体现在收入本书的《中国往昔之婚律》一文中。 二、有些字眼或词汇，系民国时代或台湾地区惯用，不合现今大陆惯用法。根据上下文意判断，径行按现今大陆惯用法改正，以免引起误读。如： “底”改为“的”，“狠”改为“很”，“澈底”改为“彻底”，“终久”改为“终究”，“利害”改为“厉害”，“坐官”改为“作官”，“和起来”改为“合起来”，“那”改为“哪”，“到”改为“倒”……等等。 三、有些文章中的反共惯用语，如“反共抗俄”、 “共匪”、“匪共”等，径直改为“反×抗×”、“××”等，不另作说明。 四、有些文章自然段太长，根据上下文意，适当划分段落以便阅读；有些“标题”实系原文相关段落的主题性首句，特单列一行作为标题，以便阅读。 五、除《法治与礼治之史的观察》一文之尾注改为脚注外，其它文章，原文无脚注或尾注，仅有文内夹注者，保持原状。 六、除《法治与礼治之史的观察》一文外，所有文章的脚注，均系“校勘者注”。因原文无脚注，故无需特别注以“校勘者注’，字样。 七、原拟将先生于1920和1921年出版的《孟子政治哲学》和《墨子政治哲学》两本小册子(共约8万字)收入本文集，现因文集篇幅太大，故舍之。

Law and society in Japan

作者：  六本佳平著;刘银良译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本书从法社会学角度，结合实际论述了日本的法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从内容上讲，不是就法论法，而是从社会角度观察法在社会中的作用和法对社会的影响。这里所谓“法”，并非指制定法学中的宪法、民法、刑法等法规范体系，而是指“法体系”，即在整体社会中，为了维持法秩序而运营相应部门的一种结构。法体系是立法、司法、法律家和法学教育等各种制度的复合体，对应于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因此，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对法规、法制度内容和法解释的论述。 本书既可以作为大学一般性教育课程及专业课程的教科书，也可以作为对法律感兴趣的一般大众的教育读物。

西班牙宪法典;潘灯，单艳芳译

作者：  潘灯, 单艳芳译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1812年是西班牙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大西洋两岸的西班牙人从西班牙和美洲聚集到加的斯，制定了西班牙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加的斯1812宪法。 　　 这部宪法推翻了绝对的君主王权，确定了主权民主。法律起到宣言自由和宗教司法的终结的作用，在1812年前后这一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 　　 新宪法不断代替旧宪法，造就不少短命的宪法。从王国时期的宪法、共和国时期的宪法、黄金时代的宪法，直到今天尚在发挥效力的最现代、最进步的1978年宪法，无疑都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和西班牙人民的抗争，无疑也确立了当时历史的政治体制，满足了人民大众的要求。 　　 当然，一个个西班牙宪法框架的建立，也推动了西班牙社会的一次次自由和团结。 　　 本书的翻译，同时也向中国的读者朋友忠实、公正地展示了西班牙近代民主历史上的细节，无论是王国时期的，还是共和国时期的。 　　 宪法文本的翻译并非易事。需要凌驾语言的能力，还需要法律的思想。正如诗歌之于诗人，那是“思想”。 　　 一部宪法并非一篇冷漠的文字，其中充满了生命力和影响力。书写宪法的文字耗费极大，需要满怀雄心，需要征服压力，还需要齐心协力。我们的宪法立足大众，也事关大众。 　　 潘灯先生对西班牙和西班牙人颇有了解，也具有相当的法学思想，我们期待他这本译著的出版。

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研究:以行政裁决为中心

作者：  张树义主编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本书是教育部“WTO与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课题的中期成果。表面上看，“WTO与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与本书主题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其实不然。加入WTO，毫无疑问是对中国历史性挑战，这种挑战又恰逢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之中。如此重大的挑战之所以能为我们所面对，恰恰是因为二者有一共同的交汇点：市场经济。因此，中国是在改革中选择了市场经济，中国是在市场经济的选择中走向了国际经济一体化。 　　市场经济之于中国，不仅仅是意味着它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不同类型的经济，于技术、于制度、甚至于文化，市场经济都是与计划经济根本不同的两码事，由此才有了中国社会转型之说。一个社会的转型那是千年一遇的事情，但考虑到技术、制度、甚至是文化层面，那也是千年难变之事。转型必然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WTO、政府活动、行政救济，这些因素都是社会转型很难离开的因素。当我们聚集于这些因素，首先进入眼帘的恰恰是如此矛盾的现象： 　　矛盾之一，中国改革打破了国家对所有社会资源的垄断，社会日益利益多元化。利益多元化必然导致纠纷增多，面对日益增多的纠纷，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司法权，但司法权的现状却不令人满意。 　　矛盾之二，司法权在中国的改革过程正日益加强，但正在加强过程的司法却遇到了“诉讼爆炸”的难题。多元社会产生的数量日益增多的纠纷蜂拥向法院。以至于法院难以承受重荷。由此导致我们所希望的一个强大的司法却难以发展。 　　矛盾之三，在司法遭遇尴尬之时，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影像，过去由行政机关处理的纠纷，在改革过程中却纷纷推向法院，道路交通安全法如此，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是如此。这对于本已处于尴尬地位的司法无疑是“雪上加霜”。 　　矛盾之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中固然应当削减政府职能，但对政府职能的削减又不能简单化，才使我们也看到另一方面，即要求加强政府的职能，削减其直接组织经济活动、分配资源的职能，加强其控制、监管市场的职能。在削减与加强之间我们往往举措失当。 　　上述矛盾的存在使我们关注于这样一个主题，在一个矛盾、冲突、纠纷日益普遍化的社会中，我们寻求一种什么样的纠纷解决机制以使社会能够和谐稳定。社会学界与法学界对此提出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之说。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司法、仲裁、调解、和解等等，都不失为一种重要的途径。然之于中国社会而言，我们恰似所要思考的是行政在纠纷解决机制之中所处的地位。因为我们毕竟是从这样一个起点开始的运动，即行政分配所有的社会资源。在中国的改革之中，行政固然应当从过去不恰当的领域退出，但同样也需要探讨，行政应当在哪些方面加强。尤其是在社会纠纷日益增多的领域，对于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来说，行政可能责无旁贷。本书的立意如此。 　　当然，由于本书所研究的是社会转型期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问题，实无前例，可供借鉴的资料并不丰富。其中很多观点也就不免显得浮浅。这并不是为本书的不成熟寻找借口，而实在是中国学术的“自白”。权当“抛砖引玉”。本书是教育部“WTO与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课题的中期成果。表面上看，“WTO与行政救济制度的完善”与本书主题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其实不然。加入WTO，毫无疑问是对中国历史性挑战，这种挑战又恰逢中国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之中。如此重大的挑战之所以能为我们所面对，恰恰是因为二者有一共同的交汇点：市场经济。因此，中国是在改革中选择了市场经济，中国是在市场经济的选择中走向了国际经济一体化。 　　市场经济之于中国，不仅仅是意味着它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不同类型的经济，于技术、于制度、甚至于文化，市场经济都是与计划经济根本不同的两码事，由此才有了中国社会转型之说。一个社会的转型那是千年一遇的事情，但考虑到技术、制度、甚至是文化层面，那也是千年难变之事。转型必然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WTO、政府活动、行政救济，这些因素都是社会转型很难离开的因素。当我们聚集于这些因素，首先进入眼帘的恰恰是如此矛盾的现象： 　　矛盾之一，中国改革打破了国家对所有社会资源的垄断，社会日益利益多元化。利益多元化必然导致纠纷增多，面对日益增多的纠纷，我们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司法权，但司法权的现状却不令人满意。 　　矛盾之二，司法权在中国的改革过程正日益加强，但正在加强过程的司法却遇到了“诉讼爆炸”的难题。多元社会产生的数量日益增多的纠纷蜂拥向法院。以至于法院难以承受重荷。由此导致我们所希望的一个强大的司法却难以发展。 　　矛盾之三，在司法遭遇尴尬之时，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影像，过去由行政机关处理的纠纷，在改革过程中却纷纷推向法院，道路交通安全法如此，治安管理处罚法也是如此。这对于本已处于尴尬地位的司法无疑是“雪上加霜”。 　　矛盾之四，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中固然应当削减政府职能，但对政府职能的削减又不能简单化，才使我们也看到另一方面，即要求加强政府的职能，削减其直接组织经济活动、分配资源的职能，加强其控制、监管市场的职能。在削减与加强之间我们往往举措失当。 　　上述矛盾的存在使我们关注于这样一个主题，在一个矛盾、冲突、纠纷日益普遍化的社会中，我们寻求一种什么样的纠纷解决机制以使社会能够和谐稳定。社会学界与法学界对此提出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之说。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司法、仲裁、调解、和解等等，都不失为一种重要的途径。然之于中国社会而言，我们恰似所要思考的是行政在纠纷解决机制之中所处的地位。因为我们毕竟是从这样一个起点开始的运动，即行政分配所有的社会资源。在中国的改革之中，行政固然应当从过去不恰当的领域退出，但同样也需要探讨，行政应当在哪些方面加强。尤其是在社会纠纷日益增多的领域，对于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来说，行政可能责无旁贷。本书的立意如此。 　　当然，由于本书所研究的是社会转型期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问题，实无前例，可供借鉴的资料并不丰富。其中很多观点也就不免显得浮浅。这并不是为本书的不成熟寻找借口，而实在是中国学术的“自白”。权当“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