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 in Fragments:Essays in Postmodern Morality
作者： (英)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著;郁建兴等译
出版社：学林出版社,2002
简介：现在，我们终于“客观如实地面对无序”了。我们从前从未这样做过。仅仅面对无序就够令人困窘和沮丧了。这种行为的新颖处——没有先例可以被遵循，也没有先例给出保证和指导——使情况变得令人不知所措。我们跳过去的水并不很深，但未经探测。我们甚至不是处在十字路口，十字路口之所以是十字路口，是因为那里已有道路。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在造路——这是唯一能够存在的道路——我们只有通过行走才能做到这一点。
或者，换用哲学家和教育家的语言表述相同的道理(传教士的语言，不管它的体系中留下的是什么，我们仍未用它)：没有发现也不可能发现存在的基础，并且，建立这种基础的努力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成功。道德是没有原因和理由的；道德的必要性，道德的意义，也是不能被描述和进行逻辑推理的。因此，道德像生命的其余部分一样，是不可预测的：它没有伦理的基础。我们再也不能为道德的自我提供伦理的指导，再也不能“创制”道德，我们也不再希望一种更加热情或系统地投入这项工作即能获得这样的能力。既然我们自己和每个人都乐意接受这样的观点：道德只有在由一些比道德的自我本身更强的力量所构成的坚实基础上，才是安全的——这种力量超越了道德本身的短暂／狭窄的时间／空间——我们发现，要理解为什么自我是道德的，和我们如何去认识到它是道德的，是极其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相信伦理基础没有建立或尚未建构成功是一码事，而根本不承认伦理基础的存在完全是另一码事。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直率的话：“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百无禁忌”，喊出了现代无上帝秩序构建者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没有上帝”意味着：没有比人类意志和抵抗力更加强大的力量来迫使人类成为有道德的，没有比人类自己的渴望和预感更加崇高和值得信任的权威来使人类相信：他们觉得是体面、公正和正确的——道德的——行为的确是道德的，并且，他们能够将人类带离错误以防他们陷入非正义。如果没有这样的力量和权威，人类就被遗弃在自身的智慧和意愿之中。当哲学家和传教士不停地求索时，这种缺乏仅仅催生出犯罪和恶行；当神学家确信地向我们作出解释时，这种缺乏不能成为产生正义行为或判断的正义的依据。“无伦理根基的道德，，是不存在的，“自我奠基”的道德缺少伦理基础时，显然应受谴责。
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信：在一个承认道德无根源、缺乏效用，而且仅靠习俗这块易碎的跳板来沟通深渊的社会中既存的或是可能存在的任何道德，都只可能是无伦理根基的道德。由此，一切都是或将是不可控制和不可预测的。以不同方式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摧毁和重建自己的时候，道德自己建造了自己：人们聚集在一起或者离开，加入一个联盟或者解散它，取得一致意见或者彼此争吵，修补或者撕毁使他们联合起来的纽带、忠诚和团结。我们知道的仅限于此，余下的，即这一切的结果，却是模糊的。
能够作为对象处理的事物是：经仔细检查过、解剖过、衡量过、分类过、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事物。树立一种对这类处理的阻碍，一种“目的化的障碍”，是一个与发展一种带有感情的态度相一致的观念。我们称不受衡量和评估结果所限制的行为和思想是“有感情的”。感情不是推理，更无所谓逻辑推理。它们是不持久的而且几乎没有内聚力，无法避免内部矛盾。它们逃避或者摧毁任何由标准和规则建造的框架。既然，像列奥塔提醒我们的，我们已经用行为的预见性和规则性来表明人类的成熟—感情就不能不被轻蔑地看作幼稚的表现（即成熟化工程以现代赋予它的形式出现，希望我们遗忘的事物）。受感情支配，我们似乎回复到一种没有防御和被抛弃的幼稚状态：没有可以信守的规则；我们在又一个未经探索的世界中活动；我们重新勘察它，似乎是从头开始，像我们从起点前进一样。
这是“承担责任”的含义。（这是作为向标准逐渐转变的成熟化这一观念所掩饰的事实；在此观念中，“负责任！”的召唤就意味着“遵守规则！”）指着规则，将我与他者的联系重新描述为一组同样的联系中的一个项目，某种类属的一个样本，某种普遍规则的一个案例—我逃避了除了程序上的责任之外的一切责任。另一方面，通过感情的方式与他者相联合时，我是对他／她负责的，而且，首先是对可能与他／她有关的作为或不作为负责。我不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一组中可更换的项目，关系网中一个可再装满的狭缝；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有价值的—而且，如果我停止不做，也是有影响的。现在，他者变成了我的担保品；我转而变成了我的责任的担保品。
因此，将他者纳入我的感情之网，建立一种彼此依赖的结合，这种重要的相互关系也是我一人的创造和我的惟一责任。我负责使这种相互依赖保持生机。这是我与他者的感情“接触”所建立的惟一事实。剩下的是沉默；我不知道履行我的责任意味着什么，责任既是空荡的，等着被履行，也是无限的，不可能被完全履行。因此我还负责将现存的责任再铸成一个可行的责任，负责填充它所缺乏的内容，负责尽一切可能实现它。这种责任使我变得强大而有力；它也臆断了我的权力；它使他者以弱者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它同样也臆断了他／她的弱点。一个人是向比自己强大的人负责；一个人为比自己弱小的人负责。
因此，相依和负责任实际上是权利关系。没有什么能改变这种情况，即使通过责任所产生的全部互动过程，以及在为目的而向他者屈服的行为中，被推向幕后或断然地否定，它依然存
在。（甚至选择屈服也是我的选择权的一次实践。）责任和权利之间的这种联系实际上是同义重复的，没有权利，就无所谓责任。没有权利，就无法想象履行实际的责任。（反之亦然，履行责任就是权利的一种体现。）
由于常常处于选择性的亲密关系中，因此，区分原因和结果只能是徒劳；对不充足的优虑是消费主义狂热的原因吗？或者，原因在于这一扩大的消费者市场的聪明策略或未预料到的后果—这一市场用对不充足的忧虑取代对偏离的优虑，变为大众对不确定性的忧虑？讨论也许很容易朝着任何一种可选的答案深入，但这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与韦伯阐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情景非常相似—这种愚蠢的掩饰早已变成了一个铁笼子，从中看不到任何逃走的方法。不充足忧虑和消费者狂热相互促进，从对方汲取精力并且确保“他方”的存活和完好。
不管这将导致什么，被取消了全景监狱同伴这样一种商品供应者角色（一种不再能提供充足供应的角色）的现代个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商品消费者的地位，扮演着乐趣采集者，或者，更确切地，各种感受的采集者的角色。这两种角色指向两种不同的（集体的同私人的）处理不确定性忧虑的方式，这种忧虑是在被称作现代性的重要的“摆脱责任”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两种角色指向两种不同的（集体的同私人的）负有运用这些方法的任务的机构。出现于防御变化过程中唯一完好的、未受损的，是不确定性优虑本身—尽管现在乔装为对不充足而非对偏离的忧虑。
对偏离的忧虑是一种经严密地凝聚的优虑形式。在形式多样性背后却比较容易发现一种共同的内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Adorno)就能准确无误地描述出“对空虚的优虑”，这是一种害怕与众不同和由此导致的孤独的体验，是现代焦虑的核心。对后现代的不充足优虑的描述就做不到那么简单明确了。部分地因为它在其中运作的这个世界本身—与“标准”的现代世界不
同—是破碎的，还因为后现代与线性的、连续的现代完全相反，它是“扁平的”和插曲式的。在这样一个世界和这样一个时代里，类别指的是“家族的相似之处”，而非“核心力量”，甚至不是“共同特征”。在后现代焦虑这个丰富的池塘里几乎找不到一个在每种类别中都会出现的特征。“不充足”在这里作为一个标签将大量的忧虑进行归档—不同导向的、不同经历的、不同处理的。这么多忧虑中没有一种能被轻易地描述为焦虑这一链条上的“主要环节”，更谈不上一切的“首要原因”。与其寻找一个后现代的“忧虑之源”，不如为后现代的焦虑设置一个总目。这，仅仅是这，正是本章余下部分将做的。
限定、分离、放逐（驱逐出境或破坏），这一传统的序列构成了一切因担心健康而弓！起的政治战略。围绕着反对“顽固的健康危害”的斗争兴起了极易激动、紧张不安而好战的政治运动，这些人为他们基础的脆弱而更紧张，更焦虑；他们只有自己集体性的由恐惧引起的热忱可以依靠，只有以对别人的惊人的伤害使他们在现实上的印记看来似乎真实。因此使他们会吸引在整个社会中最易变化的、主要是处于边缘的、独立的激进主义分子，他们为“社会的”死亡所威胁，以及因极其渴望获得别处拒绝给予的身份而不知所措的人。然而不论社会地位如何低微，他们都作为一个更大的部队的先锋派而行动；正是通过卸下所分担的死亡恐惧的负担，通过刺穿一个洞，使社会各部分中积聚的紧张情绪得以释放，他们完成了对死亡载体中所蕴涵的种种恐惧进行贬低、破坏和羞辱的重大工作。
然后当代生物技术科学赋予个人以揉捏般形成他人身体的手段。我们很少会怀疑这种设想，即在母亲腹中，孩子是母亲身体的延伸，而且与他们的器官、附件一起的身体是私人财富（正如她可以自由地节食以消除“脂肪”或抽掉脂肪）。父母亲同样有权决定他们想要（或不要）把什么样的孩子带到这个世上来—现在基因工程的技术使他们有一种全新的、未曾有过的机会去按他们的偏好行动。
至少在理论上，这种新形势制造了两种互为补充的可能性。其一是按少数人的要求“定制”他们的后代。他们很快能从冗长而变化的基因名单上选出他们自己所选择的调制品，而医生则保证完全按照嘱咐—如果必要，在试管中—制造婴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