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巫歌
作者： 方棋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2015年10月
简介：
《最后的巫歌》(新版)故事梗概
一
孽龙吞江，梯玛夏七发请虎祖降龙降雨，龙太子提出诉讼，要打神仙官司，等不起的村民卷被而逃。途经芭茅丛生的废弃河床，梯玛见独角蛟囚于高岩，心生怜悯打桩定居，为戴枷的蛟龙求赎。山民认白虎为祖，采伐耕猎于密林，黎爹柱毗邻斩蛟谷拓荒，在黎哈窟（土语：老虎居住的地方）拾到一袋金豆，购地造屋，修建碉楼藏匿钢银。长子妈武娶了美女金氏，去团防队背枪升任中队长，派兵驻守碉楼。半夜杀声四起，十几只羊子尾巴点燃鞭炮冲向石碉楼，秦猎熊借神兵之勇绑架了妈武。妈武侥幸逃回，带团防兵捉拿“线子客”，因功继任团防总队长。黎家老二妈绥因媳妇上吊，自感命不如人，心灰意冷，迷上烟土。
二
虎族来历不明 ，家世复杂，史载败于秦军，沿长江及其古支流逃亡，留有巫歌警世：凡星光照耀之地，人们将经历一万次毁灭、抵抗和同窠厮杀，在血中应验重生。
云端突然响起枪炮，，画着太阳粑粑的飞机被击落，伤兵腰间藏着一张护身符，和夏七发画的一样曲曲绕绕。黎家老三妈貉入伍救亡，士兵站在群岭之巅祭天，立誓保卫祖宗之地，不让日本鬼子通过三峡。鬼子像神兵一样只进不退，妈貉战死，鄂西大捷。乡民在锁蛟岩上凿打阵亡子弟的英名，以煞制煞，镇住被金钩子闪电枷进老岩的孽龙。梯玛叹其起蛟，兴奋将要入海，吞江行洪被禹王制服，劝其悔过脱法。县里紧急向獚水征丁，家国矛盾触发，妈武被杀，黎爹柱坠崖身亡，葬于巴子岩下，传说他是老虎和凡人的种。为避神兵追杀，经夏七发夺回生魂的妈武佯死，星夜投奔獚水乡亲——万县的袍哥大爷汪正明。岳父金绍三对外谎称女婿不治，女儿金氏寡居。
三
秦猎熊继任獚水乡团总，剿灭神兵根据地，出动武力抢亲，掠到美女金氏做二房。传说被神兵杀死的黎妈武归来，汪正明送他8条洋枪发动革命，镇压农民起义的秦猎熊在老宅被刺，弹药被提，县里判决黎家私报劫舍之仇，罚巨款缴库结案。副乡长亲任团防队长，把秦家老三猎牛和妈武任命为中队长。陶九香命令妈武娶二房，26岁的美女金氏随商人张大鑫远走重庆。鄂西恶仗打完，部队紧急开拔，尸骨被野狗刨得漫山遍野，分不清是国军还是鬼子。村民们惶惶不可终日，乡长号召全村总动员，拾捡白骨深葬，呼吁绅民捐款超荐。远近来了九个梯玛，二十四面土布大纛在空中俯视长江，九支牛角号呜呜吹响，雀有窝，鸟有巢，游荡在战场的阵亡者启程回乡。一百多支火把在坡上移动，炮仗响彻夜空，月光从云缝里透出来，碎银似地撒满长江。
四
妈武娶了夏七发的女儿，操办民团，宣传分田废账。猎牛检举妈武图谋不轨，县党部秘令殄灭。游击队员被迫进山。盘踞在渝鄂边境的团阀向锦堂被诛，驻军对獚水乡进行扫庭犁穴式清剿，悬赏巨金捉拿匪首黎妈武。“嗷呜、嗷呜”山上虎哮四起，老巴子飞来飞去下坝，预兆改朝换代。妈武领解放军先头部队走崖路入川，出任新政权第一任乡长。猎牛率乡团队伍袭击乡公所，被解放军活捉，五百俘虏待毙。通讯员路遇老虎，哆嗦着出示“将五百匪徒杀人权上交行署”的红头文件，行署改判猎牛等七个匪首受死。獚水人分田分地，妈武历史不清，被政府逮捕判刑，老宅大半归公。秦家老四隆平抗美援朝归来，烧毁梯玛法器。夏良现施术报复，被废了传承。猎食越来越难，周泰旺套了一个老巴子。夏七发受辱游街，对着自己几十年捉的鬼怪絮叨离情别意，叫儿子舀出月光，以光柱为梯，灵魂爬上天窗消失不见，遗体埋在锁蛟岩对面，等待孽龙修善脱法。
五
夏银美饿死，妈武刑满被释放，带领乡民强行取走几万斤稻谷，被政府公审枪毙，与夏氏每晚在山里游荡。条纹模糊的母老虎到坡下觅食，咬断牛脖子，咬死了乡民。传说是夏氏在向大家报复：白米饭让大家去吃，子弹却让她男人去挨。红卫兵挖了黎爹柱的坟，陶九香花白的头发一夜之间全部化为银丝，跪在八字朝门前，披头散发朝着天际猩红的晨曦用土语唱骂。药死獚水最后一只老虎的周泰望开枪自杀，夏良现秘密给阎王当差，成为“阳无常”，干部们见了他都很客气。
芭茅养虎钳制孽龙，老巴子活五百年全身变白，从斩蛟谷岩洞迁居无人区，夏天翻过几条山脊，到油墨溪来吃喜欢的草。孽龙在梯玛的挽救下，头上的杉树曾经由黄转青，显示出复活的模样。妈武平反，满背皱纹呈水波纹状的陶九香没有被卑琐之物羁绊，拄着锄头在阳光里歇息，白发好像被风吹拂的玉米须子，瞳孔和眼球一样白。孙媳妇恍然大悟：奶奶的魂魄已变成白虎，正浑身雪白地向西方飞奔。
六
虎族是长江中上游最古老的民族，漂泊好战，不知所终。一说携带九州河道图，顺古江河去了世界的边缘，一说在末日里奔白虎星飞升。峡谷的历史进入尾声，繁衍在都市的一个更古坪后裔，作为国际课题《亚洲国家民间信仰之比较》的中方参与学者，开始非同寻常的寻根之旅，亲闻孽龙吞江和夏七发打龙洞的故事，惊疑乡村巫师遇到了真正恐怖的对手：老阴洞结构庞大，报载长度为中国之最，有出口与斩蛟谷相通。湿气和阴魂，还是那么蒸郁不散，那么容易成云致雾，但獚水已进入后峡谷时代，千百年奔腾跌宕的所有痕迹，将被青天白水抹去。
归隐的就这样归隐，到来的就这样到来。
七
小说揭秘流转的集体无意识，展示礼俗乡村的崩解过程，是从古文化摇篮里面创造出来的震撼人心的三峡史诗，迸发出五四以来，文学艺术一直试图发出的中国自己的声音，远远超越了一个民族，传递出一种大作品的气息，具备某种标志性。作者多年从事神话研究，发掘并梳理巫傩经卷，有《酉阳古歌》等若干发掘上榜第一二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前言】
《最后的巫歌》新版序 方棋
十多年前在山区考察，目击一条龙头形状的巨石，张开大嘴俯视田野，颈部以下完全溶入沉积岩，好似受着大山的禁锢。巫师说那厮是蛟，因想干番大事业，行洪毁地犯了天条，被天神囚牢。长江中上游多孽龙吞江的传说，这类喀斯特地形的神话解释，并未引起地质学家的重视，却给了一个不速之客灵感。
三峡是我写作意义上的故乡，也是亚洲古人类的故乡，洪荒天宇，文明发祥，智慧初蕴，几千年后卷入工业化浪潮，仍回响着原始蛮荒深邃的回声。互联网给跨界倾听提供了可能，逝去的文化模式里，或许藏着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叹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传说很久以前，天干得不成样子，村民和动物一起逃往他乡，不知走了多少天，遇到一条没断流的溪沟，大家都争抢着喝水，但是蝴蝶却成群结队，抬着水去浇林子。一只，两只，三只，成百上千只蝴蝶双双飞向天空，相互之间小心翼翼照应着，始终保持水平和一尺左右的距离，如果一只飞快，就在空中停住，等另一只飞上去靠齐，不让一点水洒出来。
天帝出游回来，看到那片林子上空腾起雾气，现出一条美丽的彩虹，对诸神叹息：“力气大的精英不管事，蝴蝶这小东西倒管事。”于是下了一道旨：“蝴蝶抬水，天要下雨。”一时间风涌雷动，瓢泼大雨从天上落下来，田野、山林又恢复了欣欣向荣，人和动物都回了家。
今天，只要蝴蝶密密麻麻来到溪边“抬水”，久旱无雨的状况一定结束，当然少不了会有许多蝴蝶途中力尽，坠倒在地，这是弱者的史诗。本书写了七年，七年当中，我也天上地下，我也焦急不安，敞开封闭的、隐藏的翅膀和蝴蝶一起锲而不舍，抬水飞翔。
真实好似太阳，直视易受灼伤，于是有了这样一群人，他们认真观察“太阳”的光芒，然后把所见和感受传递给别人，他们既善于感觉又善于表达，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用音符和节奏来表现的称为音乐家；用线条和色彩来表现的称为画家；用故事和情节来表现的称为作家。
人类文明的第一行脚印，迹留在三峡两岸，观天火之炎炀，听大壑之波声，一个再平凡普通的人，面对如此壮美绚丽、神秘诡谲的东西，也会冲动忘我地选择一种表达方式。
天文造就地理，地理造就作家。
感谢上海文汇出版社鲍广丽女士重新编辑出版这部小说，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董令生编辑，作家出版社雷容、田小爽编辑之前的付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背景设置多有权宜，随着时间的沉淀，决心还之于夔门，借此机会，不少内容也作了增删和修订，希望给读者更多的满足。
感谢巫师的歌谣。
2015年7月19日
新版后记(代)
（第11届国际萨满文化研讨会暨世界仪式人类学高级论坛分组发言） 方棋
如果给出对巫歌的定义，应该是仪式活动中的逻辑表述，以吟诵和唱诵两种方法传达，主要用于祭祖崇拜，祈求丰产和禳灾还愿，为巫师家传或师传。巫歌的源头可以追溯到部落时代，与原始人对声音的崇拜有关，是南方古文化的延续和衍变，残存于中国长江中上游边远山区。
中国的书面文学始于殷商，甲骨卜辞古奥艰深，不乏音乐舞蹈的元素：“今夕奏舞，有从雨。”（《殷墟书契》卷三24页，罗振玉）“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375片，郭沫若）蕴含节律动作。文学起源于巫术，萌芽于神话，发祥于仪式。巫歌不仅是说出来，而且是舞出来，唱出来的，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作为权威手段促进发展。
先秦诸子直接从原始巫歌和神话中汲取营养，思想原典百家争鸣，光耀后世，成为中华文明的基石。我们引经据典，一直在继承和模仿，扩展改造未得成功。起点如此难以超越，因为老祖宗来路深远，伟大的创造与上古智慧、祭祀文化与仪式系统有关。《左传》里说，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皆为神话著作。《三坟》是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五典》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八索》是八卦之说，《九丘》是九州之志。但是倚相之后，谁也没有见过这些巫王遗书，根源和奠基方面大打折扣。
原始崇拜与信仰催生文学，《礼记效特性》记载了伊耆氏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要求土、水、昆虫、草木服从人的意志，不要危害农事；土返回田里，水流回沟中，昆虫不要发作，草木长回山泽。这就是原始巫歌。伊耆氏一说是神农，一说是帝尧。蜡(zha乍)是古代年终时的一种巫祠，始于伊耆氏时代，可见巫歌的作用及其与祭祀的关系。先秦古籍文史哲不分，歌舞乐融汇，呈现一种综合的形态，《墨子公孟篇》云：“儒者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仪式流绪明显。古代君子精神气质何来？孔子概括“兴於诗、立于礼、成于乐”。天地之道即圣人之道，圣人之道即君子之道，礼乐文明即仪式文明，巫歌纲领性地解释世界，原为庙堂表述。
商周巫觋位居高层，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务实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崛起，巫觋渐受排斥，在官方舞台沦落失意。两汉以后，巫祠全面退出国家祀典，成为纯民间的谋生活动，黄金历史一去不返，最终遁入山区，失散求存于边疆村落，与少数民族的筮占和祭祀传统一起，构成华夏巫史的古风余韵。
秦以后，诸子百家失去舞台，改行研究方技术数：医经、房中、天文、历谱、五行、蓍龟等等，学问无一不从巫。士大夫们总结有道才有理，有理才有气，有气才有象，有象才有数，曰东方神秘文化，作为习俗渗透并塑形于华夏，和四书五经组成古代知识分子的左右手。只因世俗解读，传统走低，积淀实用，唯见纬书与符命，阴阳与灾异，话本志怪滥觞，缺乏崇高的指导性和权威性。
是故，认识中国需要读巫，弄解儒释道与“巫”的渊薮：
甲骨文把“儒”写作“需”或“濡”，象形会意“斋戒祈雨”。《礼记 檀弓》载：“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胆而奚若？’”又载：“司徒敬子之丧，夫子相，男子西乡，妇人东乡”夫子就是孔子，曾以治丧相墓闻名。儒者出自巫史，六七百年秉持殷周旧礼，把原始仪典引申为社会秩序，通过对祭祀的世俗梳理和解读，建构了华夏道统。《尚书．舜典》规范乐官职责：“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圣人以风、雅、颂分类集纳地方乐调、王朝正声和祭祀舞诗，标准为音乐性质，巫歌影响是也。君子以圣人为师，学识来自天地，来自吟诵与唱诵，此其一。
佛教在中国以适应性行方便法，吸纳民间神祇、原始咒术和礼仪，充实道场的内容和形式。台湾灵鹫山连续20年举办水陆法会，每年先以黄豆献纸马，纸马携符前往邀请诸佛菩萨，途中黄豆洒落，信众争相收藏祈丰，“跑马发符”，是为入乡随俗。巫师也接受轮回思想，贵州侗族山区以拜忏、踩灯、做牛角道场、玉皇会、千人会、万人缘、倒白虎、开财门等“红坛”活动诠释经文，称为文教。武教承担驱鬼保胎、求嗣求雨和冲傩还愿，表演上刀梯、捞油锅。“文武两教”并行，进行灵魂的中国式表达。大量疑伪经如《咒魅经》、《天公经》、《救疾经》在形成和流传的过程受到巫俗影响，反过来对中国本土信仰产生作用。此其二。
道教源于黄老之学，以八卦符号说明万物运动，将散漫的巫术程式化、系统化，社团斋醮离不开天干地支，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升降消长。翻开一部《道藏》，从参同导引的经戒炼养，到镇魔压邪的符箓禁咒，无不体现巫与道之间的血缘联系。一百年不到，玉皇就成为巫事活动所请的主神。宋明时期儒释道三教理论融合，西南各地更是佛道儒巫混杂，以武陵山巫歌为例，今已演化为以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鬼神崇拜为基础，杂糅着儒、道、佛等成分的祭祀韵文。此其三。
巫歌源自卜祀祈祝，具有遥远混合的力量，结构、文辞等相对固定，内容取决于仪式的性质，大多不入典籍，较之书面文学，流传空间有限，具有很强的地域性。以武陵山巫歌为例，一般为三、四、五、七字句，长短穿插，两句一节或四句一节，一部分用假借字。句尾押韵，讲究格律，分吟诵和和吟唱两种表达方式， 唱腔以高腔和平腔为主，有双句押尾韵的自由体和两句一节，四句一节句尾押韵的格律体，多为四言七言句式，因为大山的阻隔和语言的不稳定性，并非毫无变化，大体是同源传承，封闭发展，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巫歌未随诗骚史传登上大雅之堂，但贯穿中国社会几千年，塑造出中国文化的诗学传统。我发掘到武陵山巫师的祖传科书，内容竟是楚辞《招魂》，前后添加了完整的祭祀仪轨，可见其仪式精髓，也说明原始巫歌与传统经典之间，存在着双向的渗透和影响。
独立的诗歌、散文、小说是语言逐渐成熟的产物。英国学者约翰布朗提出，“一切原始民族的文学艺术都是一个统一体，即歌、舞、诗不分，后来分离成不同的艺术，而每一种艺术又分化成不同的类型，然后是一个长期的裂变、专门化和蜕变的过程，他认为，这一过程最终将返回到各种艺术再次统一为一体的原始形态。”不是回到语言文字的不成熟期，而是重新逆向聚合，集中内心深沉的感情和思想，努力完美地解释大至宇宙小至生命体的奥秘，解释这个纷繁复杂、变化莫测的世界。
有万物则有万象，有万事则有万感，还原文学的初始功用，才能恢复威力，才能对抗人类的混乱和沮丧，才能发出真正的庙堂之声。
《最后的巫歌》原版序 何西来
方棋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巫歌》就要由作家出版社版行面世了，邀我作序。我是在作协举办的一次作品研讨会上认识她的，很看好她的才分与潜力，于是，应了下来。
这部作品不像一般的小说那样，只是一个故事，只要情节线索清晰，故事有头有尾，推进合情合理，语言生动活泼就可以了，它是在此基础上还融进了很多别的东西，内容也就远为丰富得多，复杂得多。长篇小说首先是结构的艺术，《最后的巫歌》结构严谨，叙事周密，在时间跨度上，大体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写到八十年代，但给人感觉似乎写了几千年；空间上主要写三个大峡谷里的人和事，通过战争将故事纠结延伸到日本岛国。
方棋在重庆生活了二十多年，对三峡的神话与现实，地缘情况和文化传统都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和理解，书中表现的大美大爱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震撼力，我是很欣赏的。在中国历史上，重庆曾经是边远的，被刘禹锡称为“巴山蜀水凄凉地”的荒蛮之乡，现在战略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显示出对国家政治经济的重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通过文学艺术展现其悠久独特的历史，在更高的层次上，找到城市的文化密码和文化坐标，是有积极意义的。依我看，这部作品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的文学欣赏价值；二是它民俗文化价值。
从文学价值来说，它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它追求的史诗品格，写出了一部三峡史诗；二是它的神话意识，作者把族群记忆写进了作品；三是它的个人印记，独特的表现手段和内容，体现出作家强烈的艺术个性特色。
首先这是带有史诗品格的一本书，它的架构很大，历史感很强，方棋叙述了一群三峡原住民开拓、发迹、破产、抗争以及幻灭的一生，展现了20世纪中后期峡江人融入工业和信息社会的故事。她的叙事语言那样诡谲，那样幽深，那样野气，虽然不用韵，但和歌谣很衔接。小说吸收了对巴楚地方文化研究的一些成果，通过诗意的审美体验，通过诗意的想象，重新融铸，做了优美的提升。书中表现和感受的方式完全是诗的。方棋用诗意的感受，和诗意的表达，把她对这块土地，对这个民族的情感体验和认识思考呈现出来，内容厚重宏阔，是一部笔墨野、犷、瑰、奇，显示出独有特色的传奇史诗。
第二，小说里氤氲着浓郁的神话氛围，主要人物命运的起落，历史潮流的激荡，叙事脉络的衔接与展开，都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对人物的开掘、描写，烘托，自然崇拜的因素很强，比如黎氏家族四代人，整个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它为我们形象地揭开了巫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些奥秘，揭示了人类在社会生存环境中，以及在与大自然关系中的一些奥秘，这种揭示是深致的，让人信服的。我们一般人关于“巫”的知识比较有限，多半来自于幼时听到的诅咒、禁忌等。在人们的潜意识里，习惯于把巫与“迷信”、“愚昧”、“落后”等词语联系起来。但这部作品却写出了巴楚故地传承久远的一种带有原始味道的宗教氛围和意识，写出了带有神秘色彩和传奇色彩，又有点诡异的地域文化特色。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在楚辞中看到很多这样神秘诡异而又颇见传奇性的东西，其中，尤以屈原的《九歌》、《天问》、《离骚》最为突出。
第三，作品表现出作家强烈的个人印记和个性特色。文学史上的大师大家无不具有很强的主体意识，无不在作品中烙上自己的个人印记，因为一切作品都是作者自我表现的产物。所以，这部《最后的巫歌》带有方棋强烈的个人主观印记，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气韵和风格特色，就不难理解了。从来没有人像她这么写过，她的体验方式和表达方式都是独特的。她对描写对象的独立观察和思考虽然不无荒诞与恣肆，但是却非常有质感，语言很有表现力与穿透力，不少画面写得波翻浪涌、惊心动魄。尤其见功力处，在于她能将巴蜀故地的自然山水写得那样有灵性，饶野趣，又极富感染力。
从民俗文化来说，这部作品写了大量珍稀的三峡巫辞和祭祀仪式，神山、神兽、神木、神巫、神歌、神话、神兵这些万物有灵年代的东西，超出多数读者的生活经验。三峡是中国“巫文化带”的核心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那里的古文化信息和艺术因子异常丰富与宝贵。方棋真实动人地把一些文化事象的孤本传承融进人物的血脉与命运，将只属于长江三峡的神秘和趣味表达出来，展示南方古文化在三峡地区的嬗递和衍变，展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心路历程，为文化学、宗教学、民族学、方言学等多种学科提供了可供研究的接近原生态的形象文本。就在我写这篇小序的时候，方棋告诉我，由她挖掘、整理并撰写录制文本影像申报资料的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酉阳古歌》，已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进入公示，这部《最后的巫歌》也被选为首届中国重庆巫文化旅游节指定赠书。她在一种自觉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的驱使下，长期致力于长江中上游山区濒危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与保护，用力颇勤，是这方面的专家。
总之，我以为这部作品有不容忽视的文学欣赏价值和地域民俗文化研究价值，是当代以三峡为题材又一部长篇力作，希望能有更多热爱文学的人和关注三峡的读者阅读它，重视它。
2010年8月15日改定于北京
《最后的巫歌》原版后记
一棵参天大树，大到一百只猴子可以在树上休息，上面挂着许多果子，摘下一个果子来打开，里面藏着许多种子；拿一粒种子出来打开，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这就是生命，似乎都从“没有”产生——有一天大树从世上消失，被崭新的道路取代，任何地方都无法再见到它，人们这时开始回忆，思考它当初绿盖成阴的样子，传说加工，于是产生了写作。
作家形形色色，写作五花八门。
描述空无一物的种子如何变成大树，然后重新变成没有，追溯它的起源和终止，被称为灵魂写作；表现树、叶、根、茎之间如何依存制约，观察其文化土壤、气候等生存系统“软环境”，被称为人类学写作；认识大树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生活，推演山林内外的传奇故事，被称为旷野写作；叙述花朵如何烦恼焦虑，如何与蜜蜂谈情说爱、斗智斗勇，被称为私人写作；讲述落叶如何在风中扬起又掉下，如何被牛车碾来碾去，被称为底层写作……
融合已有未有的经验与视角，本书叙述和推演了一群带着祖先经验生活的峡谷山民，在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中后叶的生存境遇。作为重庆人，三峡是我文化意义上的故乡，也是中国古人类的故乡，洪荒天穹，文明发祥，智慧初蕴，几千年后卷入工业化浪潮，仍回响着原始蛮荒深邃的回声。数年的写作过程使我兴奋，发现自己有个伟大的故乡，热爱家园，这是一种最温柔最敏锐最严酷的感情，青年时期曾经羡慕马尔克斯和鲁迅先生，神奇的故乡使他们具有丰富的灵感和独特的资源，人到中年忽然明白，旷远的三峡给了我同样的馈赠。
一切都藏在种子中。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时间和空间上制造了多少奇迹，分蘖了多少基因，一条奇迹和基因的河流，边界和尽头究竟在哪里？这是一个混沌的秘密。
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曾说：“你们不妨把一些大的民族，从他们出现到现在，逐一考察；他们必有某些本能某些才具，非革命、衰落、文明所能影响。……在最初的祖先身上显具的心情与精神本质，在最后的子孙身上照样出现。”这种“心情与精神本质”的东西，是怎样从一个民族的“最初的祖先”传到“最后的子孙”身上去的？探源长江流域同源族群传奇而深刻的历史文化过程，从文学的角度演绎和梳理，重温人类共同遭遇的生命困境和生存挑战，反思现在，猜测将来，是严肃作家的使命和责任。
伟大的作品来自于对宇宙自然的敬畏，来自于对自身奥秘的好奇，来自对人类有限的突破，来自对苦难的救赎和超越。
秘密的背后还有秘密，叹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半个世纪前，哲学家乔治桑塔亚纳放言：一部想象作品的真正价值与是否所有人能欣赏它没有任何关系；对它的考验是，对于最能欣赏它的人，它能够提供多大程度和什么样的满
【媒体评论】
唤醒全民族的文化自觉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刘锡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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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露过后的第二天，应邀飞赴久违了的山城重庆。即将在这里举行的第十二届“亚洲艺术节亚洲文化论坛——10+3主题会议”在等待着我们。
自江北机场的现代化候机楼出来，登上接机的汽车，由北而南，逶迤到达离嘉陵江不远的君豪大酒店，几乎穿过了整个重庆市区。记忆中的那些显示着古巴人依山临水而居的文化传统、负载着沉重历史的老民居，那些纵横交错的石板街巷，那些层叠蜿蜒的山路，从视野中消失不见了，而车窗外闪过的，变幻成了一栋栋、一排排的新建的显示着现代意味的高楼大厦。我既为那些老街道老房子的消失感到惋惜，又为那些像积木似直指天宇的楼宇感到惊诧。——眼前的景象，是一个现代化快车道上的重庆！
10月11日，我在“亚洲文化论坛”上发言，呼吁亚洲各相关国家携手合作，读起源和流传于中国内地南部诸民族和南亚诸岛国的“兄妹（兼指姊弟）配偶型”洪水神话进行保护。
承办方重庆市政府给与会客人准备了一些出版物，有四川美术学院的若干画集和作家方棋的长篇小说《最后的巫歌》。2008年方棋在梳理《酉阳巫傩诗文》，制作非遗材料时，曾请我重视该项目的影像。2010年《最后的巫歌》一出版，我很快拿到了赠书。这次艺术节赠送的是第二版，我又欣然带回北京。第八届作家代表大会后，打算着手研究巴渝民间文化，沉下心来阅读了这部厚厚的长篇。总的感想是，这部小说的问世，不仅给我国狭隘的现实主义文坛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为文学反映时代、再现现实生活铺设了一条可供选择的新路，而且深度地复现了源远流长而又独特迥异的巴渝民间文化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巴渝风骨，从而激起和唤醒人们对“文化自觉”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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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取材于20世纪一百年间生活于三峡两岸高山密林中的虎族及其后裔的悲壮的生活史。从民国开元到土匪割据，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从共产党得天下到无产阶级专政，从五八年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到土地联产责任制，……传之千百年的民间文化，被细致入微地、恰到好处地融入到作品的结构与铺叙中，融入到人物的思想与行为中，既是作品的独到之笔，又是作品的成功之点。
如果承认任何成功的文学巨制都是地域文学的话，那么，《最后的巫歌》不仅为巴渝文学创作竖起了一面旗帜，而且为困惑中的中国文学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我们曾经为30年代京派文学作家代表人物沈从文的《边城》等作品的成功感到振奋，因为作者在浓重的、地道的湘西传统文化中表现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以及他笔下的种种人物的不可复制的行为、纠葛、个性；我们也曾欣赏拉美作家加尔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杰作《百年孤独》的成功。《最后的巫歌》之所以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在中国文坛上现身，并立即受到了批评界的首肯，不是偶然的，显然是因为作者的创作理念，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保护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流文化思潮相契合。近年来，作者在保护重庆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作了大量深入的调研和保护工作，而巴渝民间的传统文化给了她丰富的滋养。由于她深度地研究了巴渝传统文化，“懂得文化”（王蒙语），所以她能够挣脱流行的但是狭隘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而大胆地吸收了新时期文学中昙花一现的“寻根文学”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理念和经验，果敢地回归到了文学的本意上来，为巴渝文学贡献出了一部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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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大变。无论东方西方，现代化的步伐显著地加快了。当全球现代化、经济一体化、信息化逼近到世人眼前的时候，各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分子意识到，传之千年万载的民族传统文化，特别是一些发展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是灭顶的威胁，而民族文化是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所以立身于地球上并得以延续不泯的根脉和基因。于是，这些民族和国家的进步人士在国际范围和国际组织中发出了要保护民族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保护由民众群体口传心授而绵延不绝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二十一世纪全球最为响亮的口号。同时也成为衡量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即公民、特别是一个国家的执政者是否具有“文化自觉”的一个标志。费孝通先生到了晚年提出的“文化自觉”问题，经过几年的时间，终于为中国的领导层和学术理论界所接受，进入了党的文件，但文学创作界却似乎仍然在闭目塞听和排他心理中自得其乐，对世界文化潮流的变迁浑然无所知。须知，一个不懂得或缺乏“文化自觉”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可以把《最后的巫歌》的出现，看做是我国文学界、文化界“懂得文化”的一个先声。
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第九次主席团会期间，作家铁凝在重庆媒体见面会上说：“巴渝文化遗产足够支撑重庆人的精气神。”我要说，巴渝文化遗产培育了、也体现了巴渝人的风骨。唤醒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基础和前提。
灵魅之笔 独有之书 张健
方棋的《最后的巫歌》(作家出版社出版)是一部独特的小说。说它“独特”，第一，表现在它真正深入了神秘的楚巫文化领域；第二，表现在它讲述的是常人备感陌生的三峡里的传奇故事；第三，表现在它纵横神界、人界，穿梭亘古、今朝的宏大布局。
读这本书，你会感觉走进了一个神秘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屈原的《离骚》保持着精神的相通。这个世界里的一草一木，一禽一兽，都是灵性的存在，它们并非按照我们所熟知的逻辑进行排列，而是遵循着独有的规则，被赋予了神秘的力量。作者的笔仿佛闪耀着灵魅之光：老虎是生命的图腾，被敬称为“先人”；虬龙被困于山崖之下，修善以脱咒；千年古树有着自己的精神，它甚至会与凡人抢亲……这一切在生活中无法理喻，却在文学中如此诱人，它们瑰丽奇诡，仿佛一幅神话图卷，让你一眼望去便沉浸其中。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文笔，自由超越时空的限制，去探索那些无限的、无边的、神秘的、浪漫的东西。
这本书的故事，发生在三峡的历史当中。一群人在绝壁千仞的大峡谷里立国，他们是中华文明的一个分支，在长期的战争中战败，溯着长江及古支流流亡，千潭万水，分枝散叶，在那片古老、闭塞的土地上演绎新的传奇。三峡接纳了他们，也把神奇山水的精神印染在了他们的身上。这个人群里发生的一切，包括为生存的挣扎、对权力的追求、家族间的宿怨争斗、爱情的复杂痛苦……都散发着浓郁的地方色彩。这些故事在哪里都会发生，但是在这里却表现得如此不同。
这本小说实实在在书写了几个家族的兴衰。从黎家辐射开去，在与其他家族的爱恨情仇当中，作者打开了一幅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画卷。从现实的时空幅度来说，此书从抗战之前一直写到上世纪80年代末，包括“文革”后期都有涉及。而从精神的幅度来说，它简直纵横了千年，在亘古与当下之间自由穿梭。象征的部分与写实的部分，社会历史部分与巫文化部分，彼此结合，自由出入。此书的最后，故事发生的地方，都被大水淹没了，随同逝去的，还有一种古老的生存方式。这里折射出了一种反思精神，作者可能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呼唤一种人与天地、人与社会间的和谐共处。因而，此书写的虽是过去，着眼的却是未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的语言旷达超迈，读之如饮烈酒。作者的语言系统与知识结构都显示了鲜明的特色。正是这些因素参与构筑了《最后的巫歌》中瑰美奇特的文学世界。
原载《人民日报》（2011年8月2日）
根本在哪里 王倩于
已经很久不看小说，近些年来小说界的沉闷和自娱自乐已经令我厌倦。长篇小说《最后的巫歌》偶然抓住了我，它传过来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息。其*的特点是找到了一个让世界读懂中国的路径。从五四以来，如何向自己说明中国和如何向国外说明中国，分别成为中国文化人所面临的两个重大问题。其解说思路的歧异和相互的不妥协，深刻地影响到近现代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其中不乏激进的文化虚无者和保守的国粹派，但除少数务实的学者以外，争吵的各方大多带有强烈的情绪而缺乏科学的态度。七八十年代以后，学者们尝试用西方的尺度和语汇来解读中国，小说界也有类似的作品。中国被解读成一个幽暗的背景，充塞着落后、封闭、保守等种种词汇，但中国是什么，仍然难以看清。
中国的解读为什么这样困难，其几千年文明的神秘感是如何产生的？在我看来，其形成原因有三：第一，由中国文明的自身特点决定；第二，由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集体拒绝认知自身文化而导致；第三，由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世界影响而导致。所谓中国文明的自身特点，是指中国文明是世界七大文明古国中至今唯一没有中断者。我们知道所有古代文明都是巫的文明，所有文明古国都是以巫文化来立国的。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从未中断的中国文明其巫文化的传统也从未中断。这是导致中国文明史始终充满神秘气息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所谓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的集体拒绝认知，主要是指儒家的限制。孔子曰：不语怪力乱神。这就让大批的知识分子不敢言及鬼神，导致了对可称为中国文化思想根源的巫文化及其多神信仰的集体不认知，更不用提科学认知。第三，神秘，常常是他者的感觉。正因为中国在历史上的强大，对周边地区及较远地区的辐射影响，中国文化的神秘才会不断被人感知，不断被人描述。这也更说明了在与他者、与世界的交往中，中国说明自己(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价值观)的必要性。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试图用他人的声音来说明自己，结果发现那样很难说清，甚至觉得说的根本不是自己。要找到自己的声音，就必须要认识自己，正视自己，弄清中国文化的根本在那里。
谈及中国文化，我们常常停留于儒道释。其实这只是枝节，而非根本。任何国家民族的文化，首先都取决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生产方式。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仰赖自然的恩惠，不可能不生出对自然的依赖和感恩之心。这是自然信仰的基础，也是巫文化的基础。人们也许奇怪，自然信仰和巫曾是全世界共有的现象，中国的特殊之处何在呢？中国之特殊就在它所处的这片国土，可以说它是地球上适合早期人们生活的*的面积完整的土地。正是这片国土造就了古代中国的富饶，同时也使崇尚自然的巫文化在中国不仅没有消失，更使它广泛地渗入各个领域，成就了一个伟大文明。中国文化的基本核心词汇“天人合一”、“和”无一不体现出巫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认识中国，其根本要从巫读起，所以我说方棋的《最后的巫歌》找到了解读中国的途径。
方棋所写的巫与别人的不同在于：第一，他拒绝用猎奇的态度去写巫；第二，他不再像前人那样仅仅把巫的氛围作为一种幽暗的背景，或仅仅作为人物描写的衬托。他直接闯入了那个长期被漠视的巫的世界，用通灵般的语言叙述这个几千年、上万年生生不息的文化系统，它的逻辑、它的道德、它的生死态度，以及它如何向现代社会贯穿。它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民族，你可以说它是虎族，可以说它是蛇族、熊族、鱼族，不！它就是中华民族古老的灵魂。它就是中国！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07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