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 Und Macht:Eine WeItgeschichte Der UmweIt
作者： (德)约阿希姆·拉德卡(Joachim Radkau)著;王国豫，付天海译
出版社：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3．进入时间深处：自然理想的神秘的再生能力
林·怀特(LynnWhite)在1966年圣诞节所作的报告中将"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直追溯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起源以及《旧约全书》中上帝赋予人类的使命："让土地成为你们的奴仆"。②这篇报告成了某种环境史诞生的"圣书"，并且在一段时间里，追溯远古历史和研究《旧约全书》变得十分热门。以后的研究证明，这一世界环境史的观点很难被应用到经验研究中去。当环境史研究越过小品文式的前言回归正传时，它主要聚焦于工业时代，而排放量是这一时期最紧迫的环境问题。如果人们把水和空气的污染作为环境史的中心问题的话，那么，客观上只有煤和油的纪元是真正重要的。
但是，依据当前存在的问题而缩小我们认识的视角，历史地来看，是短视的。今天人们不再怀疑，几千年来不断产生的人类文化危机和自己酿成的资源匮乏相关。在当今的研究水平上，我们首先要明确大范围环境的改变都是几千年来人类自己造成的。火耕经济和牧场对环境的大面积的改变远远超过了早期的工业化。今天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典型情况下沼泽地产生于水土流失的过程，而水土流失又起因于新石器时代森林的毁坏和过度放牧。史前的居住迁徙表明，人类在早期就已经耗尽了他们居住地区的资源。当然，由此还没有产生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但是，当人类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时，世界就面临着资源耗尽的威胁。"地理考古学的研究结果证明，环境平衡很少能持续保持"，这一点就连研究埃及人的卡尔·布策(KarlBuzer)也深信不疑。埃及人堪称是持续保持人与自然平衡的典范。作为研究地中海山区的历史学家，约翰·梅克纳尔通常强调砍伐森林的现代根源，而他也同样认为，包括远古时期在内的所有对环境的适应都不可能维持很久，所有的平衡都是短暂的。
难道这一切都是对当代毫无意义的过去完成时吗?可是人们不应该忘记，我们今天的有些环境行为仍然追随着古老的模式，我们的有些感觉也和远古时代的环境状况相符。为什么人的感官不能感觉到毒性很高的一氧化碳?对进化生物学家乌克提茨(Wuktits)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在没有煤灶的漫长岁月里，还不存在一氧化碳。"而我们对田园牧场风光的如此热爱更是有千万条理由。为了认识我们今天的环境行为是怎样铸就的，环境历史学家必须回到过去，走进时间的深处。这里有两艘相距遥远的船，借助于它们，人们可以驶向绵延几千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源头：一种是研究客观的残遗物，如花粉、骨骼、土壤结构，所采用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另一种是依靠语义学领域的自然以及相关的概念，从人类环境史中的一部分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繁衍这一点出发。为此需要具备一定的直觉理解力，对花粉的分析和利用放射性碳测定法--时间确定法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的斗争已有数十世纪的历史。它表明，中欧森林的稀疏并不是开始于中世纪的开垦，而是在这几千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早在瓦茹斯战役的时代，德国就不像人们早期想像的那样被茂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了。吕内堡(Luenebuerger)的荒原最早并不是由于吕内堡制盐场对木材的消耗产生的，而是如花粉分析结果所显示的那样，荒原化早在公元前1500年就已经开始了：估计是火耕经济和牲畜牧场的结果。甚至有证据表明，人类在早期不仅降低了森林的面积，而且强烈地影响了它的种类的合并。如促进了作为牲畜饲料的橡树和白蜡树的蔓延。但是花粉分析表明，没有人的干预植物本身也会发生变异。
花粉的说服力自然是有限的。人们只是研究了储藏花粉的湖泊和沼泽的周围地区，因此主要是潮湿、而不是干燥地区。史前草原化的过程有可能被花粉分析忽略。依据花粉研究人们对早期的森林覆盖有可能高估也有可能低估。根据花粉的数量，从对大面积的生态系统的量的组合中得出的结论未必可靠。人们能知道远古时人的自然观吗?对此马上就会有人反驳指出，我们今天对自然的理解，是建构在现代概念的基础上，而过去的自然概念与环境毫不相干。1962年，约阿希姆·里特尔(JoachimRitter)在一篇受到高度重视的关于自然美的文章中提出，"作为环境的自然"只有"在现代社会的土壤里，在自由的条件下才存在"。但是，这一观点是一个典型的错觉，它是由于我们狭隘地把视线仅仅盯住现代社会而产生的。我们只要看看庞培的壁画就可以想起，对茂密的含苞欲放的自然和对鸟的欢歌的醉心已有了多么悠久的历史。希尔德加德·冯·宾根(HildegradvonBingen)认为，有一种绿色的力量(viriditas)，它既能使花草和树木，也能使人和动物兴奋。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人有一种天生的生物自爱(Biophilie)倾向。环境史是建立在人类学的基础之上的。
在希腊语中，"自然"和"物理"来源于"生长"这个词。可以肯定，它的原始涵义并不是野生，而是指事物的本质、理性秩序和抽象性质；这一语义学之链一直延伸到现代，但同时，自然这一概念又总是经常回到它最原始的意义，回到生长的世界，回到它的茂盛繁荣。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对自然这一概念的反思和讨论中，也有恒定的因素。亚里士多德的学生泰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就曾经怀疑过他的老师的目的论的自然观，认为没有理由赞成自然是为人而存在的这种观点。由此可见，"非人本主义对人本主义"的争论由来已久。塞内卡把自然称之为保护人类的母亲，并质问那些毁坏自然的庄园主："没有被你们别墅的屋顶遮掩的湖泊还能存在多久?"这话让人们以为它出自20世纪施塔恩贝格湖畔(Starnbergsee)的生态保护者之口。从中人们再次发现，不能过高地估计当今存在的环境问题和人们环境意识的现代性。中国炼金术的创始人，道士葛洪(音译，KoHung)曾经引用4世纪时无政府主义哲学家鲍敬言(音译，PaoChingyen)对那种以为自然是为人而存在的行为方式的批判："剥桂树皮，吸桂树脂，非桂树所求；拔野鸡毛，撕翠鸟肉，非鸟之所望……欺骗和狡诈的萌芽藏匿在对抗自然的行为中，且以暴力为基础。"这段话其实表达了一条当代生态运动的公理，即对抗外界自然的暴力行为将会产生新的暴力，反过来对抗人的自然。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人们就意识到，自然虽然很容易受到伤害，但最终却是不可战胜的，人们对抗自然只能给自己带来损害。"你可以用粪叉驱逐自然，但它还会回来。"像郝拉茨(Horaz)那样钟情于田园生活的古典诗人，还绝无仅有。由于繁殖也是自然的一个属性，所以自然的性爱的意义也十分悠久。12世纪时，经院哲学家阿兰·德·利立(AlaindeLille)把生殖女神娜图拉(Natum)移放在一个由森林环抱着的四季如春的花园里，并借她之口抱怨阻碍生殖的鸡奸。甚至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出现了后古典时期的生殖女神，尽管它裹着基督教道德的外衣。埃恩斯特·罗伯特·库尔提斯(Ernst：RobertCurtius)说："古老的生殖崇拜""就像通过打开了的水闸""流向基督教西方的想像世界"。人们不仅用"自然"比喻女性形象，而且用来表示一种能让人感觉到肌肤之润的舒适的生活方式。16世纪路德教的传教士约翰·马蒂尤斯在山城尤阿西姆斯塔尔(Joachimsthal)传教时就说道，"像自然那样行为和思想的生活是最好的生活"。而解除强制、满足身体和灵魂的需要便能给人带来舒适和快乐的经验，已经由来已久。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内部自然引导人们走向外部自然。植物学起源于医疗植物学。
哲学史著作中，涉及"自然"这一概念的论述主要在性爱、医疗、生活艺术和自然权利方面，在论述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著作中涉及自然概念的，假如说有，大部分也只是处于边缘位置。因此，作为哲学范畴的自然与大部分极其重要的、规范的和有实际作用的内涵失之交臂。在许多理论家看来，自然概念在历史上极其矛盾和混乱，而这种混乱在近代更有所加强。自然是本质，自然是荒野；自然是老师，自然是不可制服的；自然是善良的，自然又是可怕的。从这种意义的混乱中人们能够得出什么定义?人们可以把作为规律的自然和作为哲学范畴的自然轻松地分开。令人疑惑的只是，关于自然的理想怎么从来不能被摧毁?自然概念是怎样从每一个混乱的旋涡中冒出，继而又恢复它的原始意义?这些现象似乎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如何这一延续了几千年的概念肯定包含某种生活意义，不管它是象征性的还是实践意义上的。根本的错误显然在于，人们受哲学家的影响把"自然"误解为只是一种概念。事实上它指的是另一回事。诺伯特·埃利阿斯(NorbertElias)称这个词是"一个符号，它代表了一个非常高的层次的综合"，即长期集体的经验和反思的综合。毫无疑问它是一种抽象，但本身又不断被具体化并且被证明是对生活有益的指导。谜底也许就在这里。怎么才能简短地概括隐喻自然的经验基础呢?这一经验就是，我们自身的幸福在许多方式上与动物和植物世界的生长、与潺潺而流的源泉的清澈和不倦相联系；这也是一种直觉，即一切都必须服从由它确定的规则，人们不能随意反抗。理想自然的作用早已不总是和自然的概念相关。大部分人日常对自然条件的适应一般来说以一种默然的方式发生。
事实证明，与自然相联系的想像世界总是有用的，甚至是生活必须的。理由很简单：人是一个生物的有机体，它和它赖以生存的其他有机体一样必须服从同样的规律。没有水人会渴死，没有植物和动物人会饿死，没有阳光人会萎缩，没有性交人种会灭绝。"自然"并不只是商谈的资料，它归根结底是人的动物本质的源泉。企图忽略人的生物性作为人类历史基础的讨论，亦如否认精神与身体的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样荒唐。自然的活力一再证明它是人造的、由人发明的规则和约束的对立物。所以，"自然"并不特别指向原始和谐，因为它不需要这样的表达，而是指向古老的人的存在的危险区域。
从远古时代起，强烈的对自然的感受就常常产生于孤独，包括两个人在一起的孤独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独处或沉默，最容易听到鸟的啼鸣。在中世纪的欧洲、古代中国和印度，常常是那些隐士或流浪者和自然建立了特别亲密的关系。那么，是作为个体的人和自然有一种特别直接的关系呢，还是和自然的关系总是要通过社会这一媒介?社会科学家们无一例外地认为"当然是通过社会"。但是每个人与自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通过自己的身体。身体只属于自己，它是生命和生活的载体，是一个比任何社会体系都要完整的整体。社会可能会错误地认识自然的必然性。一个社会越是复杂和包罗万象，对社会事务的投入就越多，就越是可能变得没有能力应付自然必然性的反应。环境史和社会历史无疑紧密相连，但它们却不会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同样，生物自爱--假如说有的话--也不是可靠的保护环境的直觉。可是保护环境的直觉应该从哪儿来呢?一个人的行为本身并不会对环境有害，但是一群人的行为就会有害环境。甚至那些平素热爱自然的理性也有其极限：许多现代人甚至没有能力充分认识雨水的作用。而没有雨水就没有生机勃勃的自然。认识的片面和偏执的危险不仅存在于环境政治中，而且存在于对自然的感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