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伽美什:巴比伦史诗;赵乐甡译

作者：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　　自一八七二年乔治·司密斯从尼尼微的宫殿遗址发掘中发现了洪水泥板以后，大约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史诗《吉尔伽美什》的面貌已经大体弄清。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和楔形文字译读的成功，史诗的各种文字的译本也相继出现。截至目前止，除英、法、德、俄、日、意外，尚有捷克、匈牙利、希伯来和阿拉伯等文字的译本。欧美的亚述学者和专家们发表了不少的研究文章或专著，史诗开始引起了历史和文学界的注意。 　　 但是，史诗的研究工作多半集中在历史的分析、版本的考证和译读方面，很少从文学和文学史的角度对这部英雄史诗加以研究。这不仅和印度史诗、荷马史诗的研究情况相距甚远，就是和《尼泊龙根之歌》、《英雄国》、《熙德》等研究状况也不能相比。这恐怕和史诗本身的条件，如残缺较多，译读困难，辅助资料缺乏，或发现较晚等不无关系。《吉尔伽美什》既然是目前世界文学中可以看到的最古老的英雄史诗，影响又极为广泛，就有必要从文学的角度，对它的内容、形式和意义等加以探讨，以明确其在世界文学史中的位置。本文拟从这些方面，就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不够成熟的看法，权当引玉之砖，并向同志们请教。

Dependent accumulation and underdevelopment

作者：  (德)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著;高铦，高戈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编辑推荐：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了巨大的发展。这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段也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的一切阶段都排挤到后面去。本

La peste

作者：  (法)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著;顾方济等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长篇小说《鼠疫》的作者阿尔贝·加缪是法国现代著名存在主义文学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获得者。他在1913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蒙多维。他的父亲生于阿尔萨斯，从小失去父母，曾多次逃离寄养的孤儿院，长大后在阿尔及利亚当农业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不久，在对德作战中受伤身亡，当时加缪还不满一岁。加缪继《鼠疫》之后，曾计划在另一部长篇小说《第一人》中描写他的父亲的一生。他的母亲是祖代移居阿尔及利亚的西班牙人后裔;在她的扶养下，加缪在贫困的阿拉伯居民中间长大，对他们的处境始终怀有深切的同情。加缪在阿尔及尔大学哲学系攻读时，因患肺病而中途辍学。后来他和一些青年组织了一个“劳动剧团”，后因准备上演一出以西班牙矿工罢工遭到镇压为主题的戏剧，被殖民当局禁演，剧团也因而解散。那时加缪开始为当地报纸写文章，后来在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正式从事新闻工作。1934年他参加了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共产党支部，翌年脱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虽然有一段时间肺病复发，但仍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继续为反对法西斯撰写文章。1944年巴黎解放以后，加缪担任戴高乐派的《战斗报》主编，1947年《鼠疫》出版前一星期，加缪正式宣告脱离这份报纸。后来他除了从事生平向往的戏剧活动和写作外，长期为巴黎大出版商米歇尔·伽里玛挑选文艺作品。战后初期，他与当时在西方思想界和文学界影响极大的存在主义作家让·保罗·萨特曾一度过从甚密，但加缪始终否认自己属于这一派，认为他对一切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属于任何派别体系。1946年他发表了论著《反抗者》以后，受到萨特的批评，两人之间展开了一场论战，曾轰动一时。1960年春，加缪乘坐伽里玛驾驶的汽车出游时，翻车身亡，时年四十七岁。 《鼠疫》这部以象征手法写出的哲理小说，与作者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局外人》(1942年发表)同是加缪最重要的代表作，均被列为现代世界文学名著。《鼠疫》创作思想开始酝酿的时期，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加缪当时已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划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像十九世纪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那样，通过一条大鲸鱼的凶恶，写出时代的灾难。1942年加缪因肺病复发，从炎热的奥兰转移到法国南部山区帕纳里埃(后来作者在《鼠疫》中以帕纳卢作为一位天主教神甫的姓名)疗养，不久英美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德军进占法国南方，加缪一时与家人音讯断绝，焦虑不安，孤单寂寞，这种切身的体会使他在《鼠疫》中描写新闻记者朗贝尔的处境时，特别逼真动人。在加缪看来，当时处于法西斯专制强权统治下的法国人民——除了一部分从事抵抗运动者外——就像欧洲中世纪鼠疫流行期间一样，长期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囚禁生活;他们在“鼠疫”城中，不但随时面临死神的威胁，而且日夜忍受着生离死别痛苦不堪的折磨。加缪在1942年11月11日的日记中，曾把当时横行无忌的德军比为“像老鼠一样”;在另一篇日记中，他这样记下当时的情况:“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值得注意的是，加缪在小说中用细致的笔触写出了他的同代人在面临一场大屠杀时的恐惧、焦虑、痛苦、挣扎和斗争之际，特别是刻划了法国资产阶级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的过程中，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发生的巨大而深切的震撼。尽管加缪按照习惯，避免直接描写法国社会，假借北非地中海滨海城市奥兰作为发生鼠疫的地点，但我们从这座商业昌盛，物质文明发达，但市民精神空虚，以寻欢作乐来消磨人生的城市，不难看出这是法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表现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活着没有意义。因此，加缪虽然再三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西方文学史家仍然把他列为这一流派的作家。加缪自己曾这样说:“《局外人》写的是人在荒谬的世界中孤立无援，身不由己;《鼠疫》写的是面临同样的荒唐的生存时，尽管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但从深处看来，却有等同的地方。”在《鼠疫》这部后期代表作中，表现了作者的思想有一定的改变。《局外人》的主人公莫尔索和《鼠疫》中的主人公里厄医生面对着同样荒谬的世界时，态度就完全不同:莫尔索冷淡漠然，麻木不仁，连对母亲的逝世以至自身的死亡都抱着局外人的态度;里厄医生在力搏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瘟疫时，虽然有时感到孤单绝望，但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就是跟那吞噬千万无辜者的毒菌作斗争，而且在艰苦的搏斗中，他看到爱情、友谊和母爱给人生带来幸福。里厄医生不是孤军作战，他最后认识到只有通过一些道德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共同努力，才能反抗肆无忌惮的瘟神，人类社会才有一线希望。 加缪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认为个人应置于一切的首位;但在发现强调“个人绝对自由”的存在主义并不能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矛盾时，加缪终于回到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中去寻求解答他一直在苦思冥想的“人类的出路在何处”的问题。 《鼠疫》的作者虽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能形象地反映他那个时代的人一些深刻的矛盾。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也有独到之处，而且全篇结构严谨，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性格鲜明，对不同处境中人物心理和感情的变化刻划得深入细致;小说中贯穿着人与瘟神搏斗的史诗般的篇章、生离死别的动人哀歌、友谊与爱情的美丽诗篇、地中海海滨色彩奇幻的画面，使这部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作者：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著;韩莉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　　面对第一个抉择，我决定只收入那些与文化概念有直接而明显关系的论文。事实上，这些论文的大多数不是理论探求而是经验研究，因为当我离社会生活的直接体验太远时，我就会感到不舒服。但是所有的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实例，来提出一个独特的——别人也许会认为是奇怪的观点来阐明什么是文化，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应该如何恰当地研究它。虽然重新定义文化是我作为人类学家最持久的兴趣，但是我也在经济发展、社会组织、比较史学和文化生态学领域里做了一些拓展——为了避免离题太远，本书就没有反映这些关注。因而，我希望，这一组论文看起来就像是一篇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而得来的论文，不要仅仅是一种“尔后我写道……”这样的对有些漂泊的职业生涯的回顾。这本书要进行论证。 　　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克利福德·格尔茨是本世纪一位“最具原创力和刺激力的文化人类学家，也是致力于复兴文化象征体系研究的知识运动的前沿人物”，他的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名作《文化的解释》是其文化人类学研究论文精选集。收入该书的论文按论述的对象，分为五编十五章，格尔茨在本书里全面梳理了文化人类学研究领域里的误区，对文化的概念，文化与宗教、文化与意识形态等的关系进行了详实的研究，所有的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从一个又一个的个案中提出的一个个独特的观点，来阐明什么是文化，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文化研究应采

散文佳作108篇

作者：  乔萍等编著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本书遴选现当代英汉散文佳作共108篇，文章题材多样。所有篇目均采用双语对照，译笔地道传神，是翻译爱好者的首选读本，恰到好处的翻译疑难点拨更让英语学习者受获非浅。 　　书自出版以来畅销多年，是众多名校翻译课程的必读书目，被列为英语专业研究生考试翻译试题题库。

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

作者：  孙致礼著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选编了笔者十多年来所写的有关翻译的十余篇文章，下篇则收集了笔者近一年多来为《中国翻译》“翻译自学之友”专栏所作的英译汉练习。把这两项内容编辑在一起，且分别冠以“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乃是因为我相信“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这个道理。 翻译作为一项思维活动，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矛盾丛生”。比如，你想力求“忠实”，又怕引起“不美”，你想求“美”，又怕引起“不忠”；你想传达“洋味”，又怕造成“洋腔”，你想避免“洋腔”，又怕丧失“洋味”；你想接近作者，又怕失去读者，你想取悦读者，又怕背叛作者……总而言之，矛盾重重，左右为难。解决这重重矛盾，大致有两种途径：一是重此轻彼，二是两者兼顾。前一种做法可能省劲一些，也可能更“潇洒”一些，但终究有违于翻译的使命；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唯物辩证法，才能产生真正优秀的译作。因此，笔者认为，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唯物辩证法。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在这十余篇文章中，从１９８５年的《洋味与洋腔》，到１９９２年的《也谈神似与形似》，到１９９６年的《翻译的辩证论》、《关于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几点思考》，到１９９７年的《引导学生树立辩证的翻译观》，到１９９９年的《翻译的异化与归化》，都在试图阐述翻译的对立统一原则；特别是在《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一文中，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翻译中应该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有人读后说：“你的道理说得都对，但是不是有些搞折中？”笔者的回答是，辩证法就是辩证法，决不可与“搞折中”混为一谈。我们主张，对于矛盾的双方，不可顾此失彼，或重此轻彼，而应统筹兼顾，统一权衡。这统筹兼顾也好，统一权衡也好，决不是“半对半”的对分，译者所要选择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居中点”，而是矛盾双方都可接受的最佳“融汇点”。笔者在《翻译的异化与归化》一文中，对此说得比较具体。 同样的道理，“一分为二”的原则也可以用来指导翻译的理论和实践。以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为例。本来，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正如Ｌｏｔｍａｎ所说：“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根植于某种具体的文化中，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自然结构为中心的。”然而在翻译中，译者不仅要重视语言和文化相一致的一面，而且还要注意两者之间有所差异的一面。语言是传达文化信息的，因而往往含有本民族的文化色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的文化内涵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浓厚淡薄之别的。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些言语的“共性”大一些，民族“特性”少一些，有些言语的民族“特性”大一些，“共性”少一些。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握翻译的另一条原则：在“纯语言层面”，可以进行必要的归化，而在“文化层面”，则应尽量争取异化。笔者在《翻译的异化与归化》和《文化与翻译》等文中，都涉及了这一点。 笔者认准了翻译的辩证论，实践中也尽量以此为准绳。近一年多来，我应《中国翻译》编辑部之邀，为该刊的“翻译自学之友”提供英译汉专稿，更是在有意识地贯彻翻译的辩证法。现在，我把在《中国翻译》上发表的十篇拙译，加上另外两篇习作，放在“理论探索”之后，供读者检验、批评。

古都

作者：  (日)川端康成著;叶渭渠，唐月梅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 自《雪国》和《古都》中译本出版以来，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川端的文学及其文学精神，已为广大读者所理解与收容。它不仅为我国文艺界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而且为我国广大读者提供了作为鉴赏的艺术精品。 记得十余年前，首次出版拙译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唐译《古都》的时候，经过了一段曲折才与读者见面。事过多年，计划收入拙译《川端康成小说选》中的《雪国》，又几乎夭死腹中。当时有人甚至责难《雪国》是写什么“男女间的猥亵行径”，“下流情调”，对其他的作品，如《千只鹤》的指责之激烈，就自不待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二个问题，一是川端文学的确是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一是企图让川端文学作为某种载体，采用单一批评模式，从他的作品的表面情节而不是从其深层的文化内涵来分析。 自《雪国》和《古都》中译本出版以来，经历了时间的检验，川端的文学及其文学精神，已为广大读者所理解与收容。它不仅为我国文艺界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而且为我国广大读者提供了作为鉴赏的艺术精品。 更多>>

莎乐美 道林.格雷的画像

作者：  （英）王尔德 著，孙法理 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1999年10月

简介：《莎乐美》和《道林·格雷画像》都是19世纪末唯美主义代表作，堪称“为艺术而艺术”思潮在戏剧小说及绘画方面的三绝。这两部作品中美丽的词藻和绚然烂的意象附丽于变态人物和荒诞的情节，因此长期遭到误解，其实书中另有真意。　　《莎乐美》系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根据圣经故事而创作的一部著名作品，讲述了犹太公主莎乐美如何诱使继父希律王杀死施洗者约翰的故事。剧中的莎乐美向约翰求爱而遭拒绝，发誓要吻到他的嘴唇，最后吻到的是约翰被砍下的头。　　《道林·格雷的画像》的故事并不复杂。天生漂亮异常的道林·格雷因见了画家霍华德给他画的和真人一样大的肖像，发现了自己惊人的美，又听信了亨利·华顿勋爵的吹嘘，开始为自己韶华易逝，美貌难久感到痛苦，表示希望那幅肖像能代替自己承担岁月和心灵的负担，而让他自己永远保持青春貌美。他的这个想入非非的愿望后来却莫名其妙地实现了。一天晚上他粗暴地对待了他所爱的女演员西比尔·苇恩，回到家里，发现那肖像上出现了残忍的表情。原来那肖像已开始随着道林·格雷心灵的变化而变化了。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作者：  (美)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著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But man is not made for defeat,”he said.“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From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is one of Hemingway's most enduring works.Told in language of great simplicity and power,it is the story of an old Cuban fisherman,down on his luck,and his supreme ordeal——a relentless,agonizing battle with a giant marlin far out in the Gulf Stream.Here Hemingway recasts,in strikingly contemporary style,the classic thene of courage in the face of defeat,of personal triumph won from los.Written in 1952,this hugely successfully novella confirmed his power and presence in the literary world and played a huge part in his winning the 1954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The great Gatsby

作者：  (美)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著;巫宁坤，唐建清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　　 本书收入菲茨杰拉德的最享有盛名的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后期作品《夜色温柔》，展示了“爵士乐时代”纸醉金迷的表象下“美国梦”的虚无缥缈和不堪一击。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主人公杰伊·盖茨比迷恋上了富家女黛西，并把追求她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当他拥有了金钱，自以为已经跻身于上流社会、有机会圆这个爱情美梦之时，却被虚伪冷酷的上流社会所吞噬，落得个梦醉人亡的悲惨结局。《夜色温柔》的主人公迪克是一名医生，娶了富裕的女精神病人尼科尔为妻。这场婚姻交易使迪克表面上进入上流社会，却从未真正使他成为一份子。他日渐沉沦，未老先衰。他与女明星萝丝玛丽的无结果的感情纠葛使妻子对他的依赖越来越少，心智日益健全，终于投入他人怀抱。 　　

第一个人

作者：  (法)阿尔贝·加缪(A.Camus)著;郭宏安等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　　本文集作者阿尔贝·加缪是法国现当代存在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家，在世界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文集收集的四部小说和一篇哲学随笔是加缪一生最重要的作品，并已全部由译林出版社买下专有出版权。《加缪文集》就是把《鼠疫》、《局外人》、《西绪福斯神话》、《堕落》和《第一个人》这几个单行本结集而成。 　　

Mahabharata,Bhismaparvan

作者：  (印度)毗耶娑(Vyasa)著;黄宝生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　　《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并称为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约有十万颂，《罗摩衍那》约有二万四千颂。在古代印度，它们以口头吟诵的方式创作和流传。因而，它们的文本是流动性的，经由历代宫廷歌手和民间吟游诗人不断加工和扩充，才形成目前的规模和形式。 　　 这两大史诗的现存抄本很多，大致可分为南北两种传本，各种抄本的字体和颂数不一。为了给两大史诗的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印度梵文学界在本世纪完成了两大史诗精校本的编订任务。《摩诃婆罗多》的精校本（八万多颂）于一九三三年出版第一卷，一九六六年出齐。《罗摩衍那》的精校本（近两万颂）于一九六〇年出版第一卷，一九七五年出齐。编订精校本的宗旨是试图通过对勘各种抄本，力求恢复作品的原始形式。但对印度两大史诗来说，这是一种不可企及的理想。首先，这两大史诗本身是漫长的历史积累的产物；其次，印度古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贝叶，原始的或早期的抄本不可能得以保存。目前的精校本所能做到的只是在现存这些并不十分古老的抄本基础上，提供一种尽可能古老的版本。同时，它们排除了种种明显的讹字和衍文，因而也是一种比较纯洁的版本。另外，它们以脚注或附录的方式，将一些重要抄本的重要异文一一列出，这使它们实际上比过去的任何抄本都完全，有利于两大史诗的研究。 　　 据现代学者考证，《摩诃婆罗多》的成书年代约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四世纪之间。在这漫长的八百年的成书过程中，《摩诃婆罗多》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是八千八百颂的《胜利之歌》，后来演变成两万四千颂的《婆罗多》，最后扩充为十万颂的《摩诃婆罗多》（即《大婆罗多》），成为古代文明世界中最长的一部史诗。 　　 关于这部史诗的作者毗耶娑，我们目前所知道的都是传说，很难断定他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既被称作这部史诗的作者，又是这部史诗中的人物。按照史诗本身提供的故事，毗耶娑是渔家女贞信在嫁给象城福身王之前的私生子。贞信和福身王生下的两个儿子花钏和奇武先后继承王位，都没有留下子嗣就死去。于是，贞信找来在森林中修炼苦行的毗耶娑，让他与奇武的两位遗孀行房，生下两个儿子持国和般度。此后，毗耶娑仍然隐居森林。但他目睹和参与了持国百子（俱卢族）和般度五子（般度族）两族斗争的全过程。在般度族五兄弟升天后，他用三年时间创作了这部史诗。 　　 如果史诗中的这些内容不是后人杜撰添加的，那么可以认为毗耶娑是这部史诗的原始作者。而按照印度传统，毗耶娑不仅被说成是《摩诃婆罗多》的作者，还被说成是四吠陀的编订者、各种往世书的编写者、吠檀多哲学经典《梵经》的作者，等等。将相距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著作归诸同一作者，显然是荒谬的。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毗耶娑这个名字本身具有“划分”、“扩大”、“编排”等含义。因此，将毗耶娑看作一个公用名字或专称，泛指包括《摩诃婆罗多》在内的、古代印度在漫长历史时期中累积而成的一些庞大作品的编订者，也未尝不可。 　　 《摩诃婆罗多》的书名意思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全书共分十八篇，以列国纷争时代的印度社会为背景，叙述了婆罗多族两支后裔俱卢族和般度族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斗争。 　　 象城的持国和般度是两兄弟。持国天生眼瞎，因而由般度继承王位。持国生有百子，长子难敌。般度生有五子，长子坚战。这便是婆罗多族的两支后裔，前者称作俱卢族，后者称作般度族。不久，般度死去，由持国执政。坚战成年后，持国指定他为王位继承人。但难敌不答应，企图霸占王位。纠纷从此开始。 　　 难敌设计了一座易燃的紫胶宫，让般度族五兄弟去住，准备纵火烧死他们。般度族五兄弟幸免于难，流亡森林。其间，般遮罗国王的女儿黑公主德罗波蒂举行选婿大典，般度族五兄弟乔装婆罗门前往应选。五兄弟之一阿周那按照选婿要求，挽开大铁弓，射箭命中目标，赢得了黑公主。从此，黑公主成为般度族五兄弟的共同妻子。而般度族五兄弟也在这次事件中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于是持国召回他们，分给他们一半国土。 　　 般度族在分给他们的国土上建都天帝城，政绩辉煌。难敌心生妒忌，又设计掷骰子赌博的骗局。坚战出于礼节，接受了难敌的邀请。在掷骰子中，坚战输掉一切财产和王国，又输掉四个弟弟和他自己，最后输掉他们五兄弟共同的妻子黑公主德罗波蒂。于是难敌命令自己的弟弟难降将黑公主强行拽来，在赌博大厅当众横加羞辱。般度族五兄弟之一怖军怒不可遏，发誓要报仇雪恨。持国预感恶兆，不得不出面干预，答应黑公主的要求，释放般度族五兄弟，并归还其国土。 　　 但难敌不死心，找回般度族五兄弟，要求再赌一次，讲定输者一方流放森林十二年，还要在第十三年过隐匿的生活，如被发现，就要再次流放十二年。这次赌博的结果自然又是坚战输掉。这样，般度族五兄弟被迫交出国土，流亡森林十二年，并在第十三年里隐姓埋名，在摩差国毗罗吒王宫廷里充当仆役。 　　 十三年期满后，般度族五兄弟要求归回失去的国土，难敌坚决不允。于是双方各自争取盟友，准备战争。般度族获得多门城黑天（毗湿奴大神的化身）的支持。般度族和俱卢族双方来回谈判。难敌一意孤行，拒绝讲和。坚战为了避免流血战争，做出最大让步，提出只要归还五个村庄就行，而难敌宣称连针尖大的地方也不给。最后，双方在俱卢之野开战。 　　 大战进行了十八天，经过反复的激烈较量，俱卢族全军覆灭。眼看般度族大功告成，没有料到俱卢族残剩的三员大将竟在夜间偷袭酣睡的般度族军营，杀死般度族全部将士。黑天和般度族五兄弟因不在军营而幸免。面对如此悲惨的结局，坚战精神沮丧，但在众人的劝说下，终于登基为王。坚战统治三十六年后，得知黑天逝世升天。于是，他指定般度族的唯一后嗣，阿周那的孙子为王位继承人，然后与自己的四个弟弟和共同妻子黑公主一起远行登山升天。 　　 以上是《摩诃婆罗多》的中心故事。这部史诗的基调是颂扬以坚战为代表的正义力量，谴责以难敌为代表的邪恶势力。在史诗中，坚战公正、谦恭、仁慈。而难敌则相反，贪婪、傲慢、残忍。他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连俱卢族内的一些长辈也同情和袒护般度族。在列国纷争时代，广大臣民如果对交战双方有所选择的话，自然希望由比较贤明的君主而不希望由暴虐的君主统一天下。《摩诃婆罗多》正是这种希望的形象化表达。 　　 然而，史诗作者立场高远，对现实的认识是清醒的，并没有将代表正义一方的般度族理想化。在史诗描写的十八天大战中，每逢关键时刻，般度族都是采用诡计取胜的，正义的光彩渐渐减却。而难敌遵守武士战斗规则，在战死时，天神们为他撒下鲜花。史诗作者显然面对着人类生存方式的困境。坚战为了谋求般度族的和平生存，做出最大限度让步，也未能阻止战争。而难敌遵循刹帝利武士征服世界、追求财富的使命，也始终坚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人世间的利害冲突无法避免。冲突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人类自身遭受毁灭性打击。坚战登上了王位，而对战争的悲惨后果，内心充满痛苦，精神创伤难以愈合。史诗作者最后安排般度族兄弟和俱卢族兄弟在天国相遇。现在，大家都已成为天神，摆脱了人类的卑微生活和自私心理，泯灭了忿怒和仇恨之情，个个仪态安详，享受着真正的和平和安宁。 　　 《摩诃婆罗多》的这个中心故事至多只占全诗篇幅的一半。围绕这个中心故事，穿插进大量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除了这类文学性插话外，还有大量宗教、哲学、政治和伦理等等理论性插话。史诗本身采用的话中套话、故事中套故事的框架式叙事结构也为这些插话的涌入提供了方便。因此，对于《摩诃婆罗多》的内容，我们必须兼顾两个方面：它既是一部英雄史诗，以婆罗多族大战为核心内容，即如书名所表示的那样，是“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又是一部“百科全书”，即如史诗结尾部分所宣称的那样，囊括了人生“四大目的”（法、利、欲和解脱）的全部内容：“正法和利益，爱欲和解脱，这里有，别处有；这里无，别处无。”（十八·五·三十八）这部史诗在印度古代享有宗教经典的崇高地位。它是印度古人完整保存传统文化的一种特殊方式。 　　 这里译出的是《摩诃婆罗多》中的第六篇《毗湿摩篇》，讲述婆罗多族大战十八天中前十天的战斗情况。在这前十天战斗中，毗湿摩担任俱卢族军队的统帅。 　　 毗湿摩原名天誓，是恒河女神下凡与福身王所生，因而又名恒河之子。恒河女神返回天国后，福身王立天誓为王位继承人。后来，福身王爱上渔夫的女儿贞信。渔夫嫁女的条件是王位由贞信生下的儿子继承。福身王无法答应这个条件。天誓得知情况，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愿意作出最大的牺牲，向渔夫发誓放弃自己的王位继承权，并且永不结婚，独身一世。由此，天誓得名毗湿摩，意思是“立下可怕誓言的人”。福身王也赐给毗湿摩一个恩惠，他可以自由选择死亡的时间。 　　 这样，毗湿摩成为贞信生下的两个儿子花钏和奇武的异母长兄。毗湿摩曾以抢亲的方式为奇武娶亲，抢来迦尸国的三位公主。而其中的大公主安巴已有意中人沙鲁瓦王。毗湿摩得知后，放走安巴。可是沙鲁瓦王认为安巴已被人抢走，不愿再娶她。由此，安巴怨恨毗湿摩，发誓要复仇。她自焚后，转生为般遮罗国公主，名叫束发。后来，束发与一个药叉交换性别，变成男子。在婆罗多族大战中，他成为般度族军队中的一员战将，一心要杀死毗湿摩。 　　 毗湿摩同情般度族，但他长期受俱卢族供养，出于恪守职责，只能担任俱卢族军队统帅，为俱卢族作战。在前九天的大战中，俱卢族和般度族双方战将都有伤亡，形势变化不定，胜负难分。第九天夜里，般度族五兄弟和黑天决定直接去向毗湿摩请教杀死他本人的办法。毗湿摩指示他们躲在束发身后杀死他，因为毗湿摩认定束发是女子，发誓不与他交战。 　　 第十天，俱卢族和般度族又经过一天腥风血雨的厮杀。在黄昏时分，阿周那躲在束发身后，用箭射倒毗湿摩。这样，双方战士停止战斗，聚集在毗湿摩周围。毗湿摩倒在地上，但身体并未着地，因为他满身中箭，等于躺在箭床上。人们想用柔软的枕头垫起他倒悬的头，他不要，而让阿周那用三支箭支撑他的头，并自豪地对阿周那说道：“刹帝利就应该这样恪守正法，睡在战场的箭床上。”他宣布他要躺在箭床上，直到太阳北行之时。 .　　 毗湿摩躺在箭床上，不忘劝说俱卢族的难敌和迦尔纳与般度族五兄弟和解。但他俩不听从他的劝说。因此，这场婆罗多族大战还将继续下去。 　　 在《毗湿摩篇》中，还有一个著名的宗教哲学插话《薄伽梵歌》。这是在大战第一天，俱卢族和般度族双方军队在俱卢之野摆开阵容。阿周那对这场同族自相残杀的战争产生疑虑，黑天便以《薄伽梵歌》开导他。 　　 《薄伽梵歌》共有十八章（第二十三章至第四十章），七百颂。这部宗教哲学诗的中心内容是黑天向阿周那阐明达到人生最高理想——解脱的三条道路：业（行动）瑜伽、智（知识）瑜伽和信（虔信）瑜伽。这三种瑜伽是相辅相成的。阿周那处在是否投身大战的心理危机时刻，因而黑天着重向他解释业瑜伽。 　　 业瑜伽是指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履行个人的社会义务和职责，不抱有个人的欲望和利益，不计较行动的成败得失。黑天认为行动是人类的本质。拒绝行动，恐怕连生命也难维持。停止行动，世界就会走向毁灭。纵然一切行动难免带有缺陷，犹如火焰总是带有烟雾，一个人也不应该摒弃生来注定的工作。行动本身不构成束缚，执著行动成果才构成束缚。因此，只要以超然的态度从事行动，便能获得解脱。 　　 但是，这种超然态度也容易导致行动中的消极态度，因而它必须与智瑜伽和信瑜伽相结合。智瑜伽是指透过一切现象，认识宇宙的最高存在——梵（绝对精神），达到个人灵魂与梵同一。这样，既能无私无畏地从事行动，又能保持个人灵魂的纯洁。信瑜伽是指虔信黑天，崇拜黑天。黑天是大神毗湿奴的化身，也是宇宙至高存在的化身，是世界的创造者和毁灭者。只要将一切行动作为对黑天的献祭，就能摆脱善恶之果，获得解脱。因此，黑天对阿周那说：“全心全意崇拜我，把一切行动献给我，努力修习瑜伽智慧，永远思念我吧！”（六·四十·五十七） 　　 正是《薄伽梵歌》中宣扬的这种对黑天的崇拜，开创了中古时期印度教的虔信运动。《薄伽梵歌》是对吠陀有神论和奥义书绝对精神论的综合发展，迅速在印度社会中获得普及，而成为印度教的最重要经典之一。世世代代，印度教中各派哲学家孜孜不倦研读、翻译和注释《薄伽梵歌》。在《摩诃婆罗多》精校本的校注中，列出的《薄伽梵歌》古代注本就有近二十种。 　　 由于《薄伽梵歌》中蕴含有许多超越宗教信仰的宇宙和人生哲理，它在近代和现代依然对印度社会思想产生深刻影响。罗姆摩罕·罗易、维韦卡南达、提拉克、甘地、奥罗宾多和拉达克利希南等等，这些印度思想家都曾利用《薄伽梵歌》阐述自己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在现代印度，《薄伽梵歌》几乎每年都有新的译本和注本问世，成了一部最流行的宗教哲学经典。 　　 《摩诃婆罗多》最早翻译成英文的也是这部宗教哲学诗，即英国查尔斯·威尔金斯于一七八五年翻译出版的《薄伽梵歌》。当时，德国语言学家威廉·洪堡无比推崇《薄伽梵歌》，说“《摩诃婆罗多》的这个插话是最美的，或许也是我们所知的一切文学中唯一真正的哲学诗”；又说“它也许是这个世界宣示的最深刻和最崇高的东西”。此后，《薄伽梵歌》相继译成多种西方语言，在西方思想和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ｔ．ｓ．艾略特曾说《薄伽梵歌》“是仅次于但丁《神曲》的最伟大的哲学诗”。ａ·赫胥黎也说“《薄伽梵歌》是永恒哲学最清晰、最全面的总结之一”，“或许也是永恒哲学最系统的精神表述。” 　　 最后，对《毗湿摩篇》的译文作点说明。与史诗口头创作和传诵的方式相适应，《摩诃婆罗多》的语言通俗易懂，诗律绝大多数采用一种简单易记的阿奴湿图朴体。这种诗体一般是每颂（“输洛迦”）即每个诗节两行四音步，每个音步八个音节，总共三十二个音节。诗律不像汉语古诗体现在调平仄和押脚韵上，而是体现在长短音节的有规则搭配上，即每个音步的第五个音节要短，第六个音节要长，第七个音节长短交替。当然，也有阿奴湿图朴变体以及其他一些诗律。我所依据的精校本，每颂一般都排成两行，也有一些一颂含有三十二个以上音节的诗体而排成四行，也有一些原本就是一颂三行。我的译文每颂的行数完全遵照精校本，诗律则无法迻译。我只是尽量准确、通顺地传达原作语义，而没有刻意将它们转换成汉语诗律，这是要请读者多多包容的。

Aeneidos

作者：  (古罗马)维吉尔(P.M.Vergilius)著;杨周翰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　　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通称维吉尔，在欧洲文学发展中占据一个关键地位。他生活在欧洲古代文明的结尾、基督教即将对欧洲开始其统治的时期，他的历史地位颇像生活在中世纪和近代之交的但丁的历史地位。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史诗，在他手里，史诗脱离了在宫廷或民间集会上说唱的口头文学传统和集体性。他给诗歌注入了新的内容，赋予它新的风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作品具有历史感和思想的成熟性。他是一个自觉的艺术家。他可以说是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作家。这些特点已为一般所公认了。 　　 维吉尔于公元前七〇年十月十五日出生在意大利北部波河（ｐｏ）北岸曼图阿（ｍａｎｔｕａ）附近的安德斯（ａｎｄｅｓ）村。这地方属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地区，因此他的祖先可能是高卢族或厄特鲁利亚族。这地区在诗人出生前不久才纳入罗马版图，波河南岸的居民公元前八九年获得了罗马公民权，而波河北岸直到公元前四九年居民才获得罗马公民权，公元前四二年才正式归入罗马版图。 　　 维吉尔的父亲务农。但据多那图斯（有关维吉尔生平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多那图斯（ａｅｌｉｕｓ ｄｏｎａｔｕｓ）。他是公元四世纪罗马文法学家、圣哲罗姆的老师。他写的《维吉尔传》绝大部分采撷传记作家绥通纽斯（ｓｕｅｔｏｎｉｕｓ，公元二世纪前半）已佚的维吉尔传。此外有关诗人生平的材料，除诗人作品中偶见之外，有塞尔维乌斯（ｓｅｒｖｉｕｓ，公元四—五世纪）的维吉尔作品注释；玛克罗比乌斯（ｍａｃｒｏｂｉｕｓ，公元五世纪初）的对话录《萨图恩节》及其他古代传记（见ｖｉｔａｅｖｅｒｇｉｌｉａｎａｅ ａｎｔｉｑｕａ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ｅｘｔｓ，１９５４）。但多那图斯的传最长，最早，最有用，英译文见ｗ．ａ．ｃａｍｐｓ：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ｖｉｒｇｉｌsｓ ａｅｎｅｉｄ， ｏｕｐ，１９６９。）说：“有人说他是陶匠，但多数人说，他是一个名叫玛吉乌斯的小官吏的仆人。他工作得很好，娶了主人的女儿，后来又购置林地，养蜂，颇为富有。” 　　 关于维吉尔的诞生，多那图斯讲了一个传说，纯属神话（古代人是相信这一套的），很像我国古代的史传，不过它反映出当时和后代的人们对诗人的景仰，不妨迻译一段。多那图斯写道：“当他母亲怀他的时候，梦见生了一株月桂树（罗马人用它的枝叶编成环状冠，戴在优胜者的头上，代表荣誉。），落地之后立即长成一株大树，结了许多果实和花朵。次日她和丈夫去附近一处农庄时，半路上不得不离开大道，在路边一条沟里把婴儿生下来。据说，婴儿出生时不哭，相貌温和，父母当时就肯定这孩子将来会很幸福。此外还发生了一个朕兆，按当时风俗，小儿出生处要种一株小白杨树，这树一种下去就长得像有一年树龄的大树，因此这棵树就被人叫做‘维吉尔树’。人们认为它是圣树，凡是怀孕的妇女和年轻的母亲，都来向它祈祷。” 　　 维吉尔幼年在他父亲田庄上过着农家生活，热爱意大利北部美丽的山川。他的父亲为让他受到良好的教育，先送他到克莱蒙那（ｃｒｅｍｏｎａ），后来又送他到米兰和罗马学习。他学修辞学，向亚历山大派哀歌诗人帕尔通纽斯（ｐａｒｔｈｏｎｉｕｓ）学希腊文，从希罗（ｓｉｒｏ）学伊壁鸠鲁哲学。鲁克莱修斯（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新问世的《物性论》引起他很大兴趣。他又学过医学、算学和法律，并出庭做过一次辩护，但由于口拙，像个没有文化的人，而放弃法律。以后他又信奉斯多噶哲学和宗教。 　　 据多那图斯说，“维吉尔身材修长，面色黧黑，像个庄稼汉。他体质不佳，时患喉疾、胃病和头痛症，还常吐血。他饮食不多”。维吉尔每到罗马，一旦人们认出他来，他便急忙就近躲进人家，其羞涩如此。 　　 在罗马他结识了诗人和政治家迦鲁斯（ｇａｉｕｓ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ｇａｌｌｕｓ（约公元前六九—公元前二六），在屋大维与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作战时，他保卫非洲前线，取得胜利，成为埃及首任总督，但治理无方，被召回罗马。屋大维疑其不忠，判他流放，后自杀。）、波利欧（ｇａｉｕｓａｓｉｎｉｕｓ ｐｏｌｌｉｏ（公元前七六—公元五），内战时期，站在安东尼一边，公元前四〇年任执政官，并任阿尔卑斯山南高卢总督，后与安东尼发生争执，但也不归顺屋大维，以诗歌自娱。）和瓦鲁斯ｌ．ａｌｆｅｎｕｓｖａｒｕｓ，继波利欧任阿尔卑斯山南高卢总督，总司该区没收土地的工作。。这三人在他的《牧歌》中都影射到。通过波利欧他结识了屋大维（ｇａｉｕｓ ｏｃｔａｖｉｕｓ（公元前六三—公元一四），凯撒妹妹的外孙，被凯撒收为义子，更名为ｃ．ｊｕｌｉｕｓｃａｅｓａｒ ｏｃｔａｖｉａｎｕｓ，公元前二十七年获封号ａｕｇｕｓｔｕｓ。他击败政敌，大权独揽，实际上是罗马帝国的始皇帝。），并成为屋大维亲信麦克那斯（ｇａｉｕｓｍａｅｃｅｎａｓ（公元前八年卒），虽无官职，但是屋大维的亲信，他随屋大维出征菲力匹，为屋大维议婚，代表屋大维办理外交。在他幕中，他养了许多文人，使他们为屋大维的政策服务。这一文人团体除维吉尔外，还有公元前三八年他介绍进去的贺拉斯，此外还有抒情诗人普罗佩尔修斯（ｓｅｘｔｕ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ｕｓ，约公元前五〇—公元前一六），悲剧和史诗作者瓦留斯（ｌｕｃｉｕｓ ｒｕｆｕｓ ｖａｒｉｕｓ）。瓦留斯和另一作家图卡（ｐｌｏｔｉｕｓ ｔｕｃｃａ）后来是维吉尔遗嘱执行人。）幕中成员。公元前四四年凯撒遇刺。公元前四三年维吉尔回到他曼图阿田庄，创作《牧歌》。次年屋大维出征菲力匹，击败政敌布鲁图斯和卡修斯，公元前四一年犒赏退伍老兵，把阿尔卑斯山南高卢地区的农民土地充公。维吉尔被赶出家园，他想抗拒，但险些丧命。于是他避居老师希罗宅中。这在他诗里有生动的描写，对他也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据说后经迦鲁斯等人的说项，可能恢复了田庄或在意大利南部康帕尼亚地区另外分得土地田庄，作为补偿，总之他没有再回家乡去。公元前三七年《牧歌》出版。公元前三七—三十年间他创作了《农事诗》，在这段时间的后期，他定居康帕尼亚的诺拉（ｎｏｌａ）和那不勒斯，偶至西西里。公元前三十年以后，维吉尔用了十年多的时间创作他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公元前二六年与公元前二五年，屋大维在西班牙出巡时两次投书索阅已成部分，维吉尔都未首肯。但公元前二三年他曾向屋大维和屋大维的妹妹屋大维娅朗诵过一部分。经过十多年的经营，《埃涅阿斯纪》初稿基本完成，他还准备用三年时间修改。为此，他在公元前一九年起身去希腊、小亚细亚，去学习和实地观察。到雅典后，他会见了屋大维，屋大维正在这一带出巡，准备回国，劝其同归。他准备启程回国，回国前到科林斯的麦噶拉（ｍｅｇａｒａ）游览，罹热病，渡海抵意大利的布伦迪西姆（ｂｒｕｎｄｉｓｉｕｍ），九月二十一日（或作二十日，或二十二日。）卒，年五十一，葬在那不勒斯。在他的墓碑上刻着以下两行铭文： 　　 曼图阿生我，卡拉布利亚（ｃａｌａｂｒｉａ，布伦迪西姆所在地区。）夺去我的生命，如今 　　 帕尔特诺佩（ｐａｒｔｈｅｎｏｐｅ，即那不勒斯。）保有我；我歌唱过放牧、农田和领袖。 　　 维吉尔终身未娶，他有两个弟弟，都早死。他死后，据多那图斯说，他把一半产业留给了异父弟，四分之一献给了屋大维，十二分之一献给了麦克那斯，其余留给了他的朋友瓦留斯和图卡，并在遗嘱中要求他们把史诗稿焚毁。他们在处理他的遗稿时，并没按照他的遗嘱做，屋大维命令他们整理编辑这部史诗，公之于世。 　　 维吉尔生活的时代正值共和国末期、帝国初期。在漫长的共和国时期，战争从未间断。对外，罗马由防御转向侵略扩张；内部，民族之间，代表着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的派系之间，以及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武装斗争，十分频繁。战争给小土地所有者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他们的情绪在史诗中有直接的反映，如卷１２．５１７—５２０，写一个阵亡的青年士兵，他原是以捕鱼为生的，他父亲种着几亩租来的田地，家里虽穷但从不想依附权贵，“他痛恨战争”。维吉尔从青年时代起就经历了凯撒与庞培之间的内战（公元前四九—四八年），此后凯撒遇刺死（公元前四四年），以安东尼和屋大维为一方与布鲁图斯和卡修斯为一方的内战（公元前四四—四二年）展开，以屋大维一方在菲力匹的战役胜利告终。不久，屋大维和安东尼之间又发动内战，以阿克提姆海战安东尼失败告终。当时厌战的情绪十分普遍。史诗卷６．８６，西比尔说“战争，可怕的战争”就是一个概括。诗人在整部史诗中对战争基本持否定态度。史诗第一个字就是“战争”（一说史诗开篇并非以“战争和一个人”开始，前面还有四行诗，诗人自述他以前的创作历程。这种说法，早已被推翻。），全诗大部分写战争，足见这问题对诗人来说是极受关注的。战争，在诗人看来，不仅可怕，也是疯狂的，卷二，特洛亚失陷时，希腊人竟盲目地自相残杀起来。战争对贫富一视同仁（１２．５４２）。战争，对他来说，就是悲剧。 　　 共和国后期，罗马已经囊括了整个地中海，形成了庞大的帝国。统治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出现了许多问题。在前后“三雄”时期，帝国分成中、西、东三部分，结果政由方伯，引起统治者之间的内讧。因此须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加以整个奴隶主的统治机器日趋腐败，贪污纳贿，道德堕落，这一阶级的寄生性暴露无遗。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屋大维应运而生。 　　 公元前四四年凯撒遇刺后，屋大维登上历史舞台。他的父亲是个富有的骑士（商人），做过助理执政官（公元前六一年），又做过马其顿总督，公元前五九年卒，有二女一子。屋大维的母亲阿蒂雅（ａｔｉａ）是凯撒的外甥女。代表平民派的凯撒被贵族元老派的布鲁图斯和卡修斯等刺死后，他的遗嘱指定义子屋大维为继承人。这时屋大维正在驻希腊的凯撒兵团服役见习，他立即回国，力图报复。他很快获得元老和助理执政官的职位。根据元老院一条法令，他同安东尼和雷比杜斯组成三人委员会（“后三头”，“后三雄”），掌握绝对权力。对内消灭贵族元老派政敌，遣散兵团，实行屯垦。对外，把罗马版图分成西、中、东三部分，分别由三人掌管，平定了西部和东部的叛乱。公元前三六年雷比杜斯被屋大维排挤掉，而屋大维与安东尼之间也展开了决战，以公元前三一年安东尼失败告终。从此屋大维一人大权独揽。公元前二九年罗马的雅努斯（参看专名索引。）庙门自公元前二三五年以来首次关闭。屋大维再度遣散兵团，分土地给退役老兵，恢复旧宗教，动员诗人、历史家、艺术家为他服务。公元二七年他接受“奥古士都”的称号。元老院为他立金盾，盾上的铭文称颂他的“武功、慈惠、公正和虔敬”。自从凯撒死后在公元前四二年被奉为神明以后，屋大维已是理所当然的神之子（ｄｉｖｉｆｉｌｉｕｓ），现在他更是神化了。公元前二二—一九年他出巡西西里、希腊、小亚细亚，整顿政务。公元前一八—一七年他颁布禁止通奸法、禁止奢侈法、婚姻法，整顿罗马的道德风尚。他又领了大祭司的头衔，成为政教两方面的领袖。公元前二年他被晋封为“国父”。公元一四年卒。 　　 屋大维代表的是新贵族元老和骑士阶层。在他的统治下，罗马的政治秩序是稳定了，结束了以前长期的内部纷乱，形成了大一统，建立了“罗马和平”。但罗马并未因此而万事大吉，罗马平民的地位并没有改善，统治阶层内部矛盾还是存在，奴隶与奴隶主的矛盾还是存在，海外受压迫的外族不断反抗。雅努斯庙门关了，是否还会重开呢？屋大维本人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冷酷无情，他的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埃格那提乌斯（ｍ．ｅｇｎａｔｉｕｓｒｕｆｕｓ）和他争选执政官失败，他疑心埃格那提乌斯要谋害他，就把他处死。汉武帝和屋大维都算得上是英主，终武帝一朝，不知杀死多少丞相。公元前四〇年他和安东尼的弟弟鲁奇乌斯作战，把三百名俘虏杀了祭他的义父凯撒。凯撒本人在一次战役中把所有的抵抗者的手都砍掉。一个垂死的战士请求屋大维把他死后埋葬，屋大维对他说，鸟会解决他的问题的。这类乞求之后仍不免一死的场面在史诗描绘战争的过程中屡见不鲜，全有现实根据。屋大维的冷酷的一面在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一剧中也有所体现。 　　 屋大维还有“清教徒式的狂热”。他生活简朴，一直住在帕拉提乌姆山上一所旧宅子里，小而简陋。他热衷于恢复古罗马的宗教信仰、传统道德和文物制度。他笼络文人，自己也写作。他控制言论，共和国时期以西塞罗、鲁克莱修斯为代表的比较自由的风气已荡然无存。他迷信，但又意志坚强。他对忠于他的人也同样忠实。 　　 维吉尔为之服务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依附屋大维，但他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衷心感激屋大维给罗马带来和平，给他本人土地和家宅（他的产业，据多那图斯说，值一千万色斯特尔克斯（公元一世纪作家科鲁梅拉《论农业》一书提到一个会种葡萄的奴隶，身价八千色斯特尔克斯。在塞内加的书信里，玛希尔的诗歌里提到有文化的奴隶则值十万），他在罗马埃斯奎利埃山有一座住宅，与麦克那斯的花园毗邻。）。屋大维奖励文学，提倡古风，提倡斯多噶派的道德，恢复宗教信仰，维吉尔敬仰他，讴歌他，埃涅阿斯部分地正是屋大维的画像或屋大维所提倡的品德，他的史诗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遵命文学。但最终他对屋大维有所保留，他对屋大维的事业，对罗马帝国有些怀疑。马克思很熟悉维吉尔的诗，常引用他的诗句，他在办《莱茵报》的时候，和检查制度作斗争，在一篇文章的开头，就引了维吉尔一行诗，不过反其意而用之（《马克思和世界文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０，ｐ．４９。）。这行诗是ｔｉｍｅｏｄａｎａｏｓ ｅｔ ｄｏｎａ ｆｅｒｅｎｔｅｓ（即使希腊人带着礼物来，我也怕他们），见《埃涅阿斯纪》２．４８，是拉奥孔警告特洛亚人不要把木马拖进城去时说的。这句话很能代表维吉尔的疑虑心情，像一只惊弓之鸟，从这心情生发出他全部创作的一个基调。 　　 这里不得不牵涉到维吉尔的哲学思想。我们前面说过维吉尔早年从希罗学过伊壁鸠鲁哲学。这派哲学思想在罗马最杰出的代表是早于维吉尔约三十年、共和末期思想比较自由时期的鲁克莱修斯，著有《物性论》。鲁克莱修斯相信世界是物质的，由原子组成，宇宙的运动有一定的规律，但人有自由意志。人的灵魂也是物质的，死后无所谓灵魂，死亡是自然规律。神在宇宙中没有地位，他不相信命运，他认为怕神怕死都无济于事。鲁克莱修斯这种主张是针对当时一方面罗马的旧宗教已不为人所信奉，另一方面社会上普遍产生一种怀疑和悲观情绪，走上迷信的道路，因此他宣扬这种无神论思想。在个人行为方面，他继承伊壁鸠鲁的思想，主张一切行动都应以是否给个人带来快乐或痛苦为准。所谓快乐，就是一种宁静的精神状态，无欲、无忧、无痛苦的状态。他反对奢侈，主张简朴的生活，从大自然中获得享受。维吉尔很服膺他的哲学，他在《农事诗》（２．４９０—４９２）中说：“幸福啊，能够知道物因的人，能把一切恐惧、无情的命运和贪婪的阴河的嚎叫踩在脚下的人！” 　　 维吉尔后来又倾向于斯多噶派哲学。斯多噶派哲学很复杂，又有发展变化，其基本论点是：宇宙是由神主宰的，神左右物质；在人的行为方面，这派也主张人有自由意志，人运用自由意志来服从上帝，这就是使人生幸福的最高道德标准。这派希腊哲学家来到罗马之后，罗马一些哲学家，包括西塞罗，接受了他们的学说。他们认为世上一切既然严格受必然性（上帝、神、命运）的支配，人就应当培养一种坚韧耐苦的精神，作为道德修养。这种精神状态正是罗马贵族所需要的。（弥尔顿《失乐园》１．１５７—１５８写道：“不论积极行动或消极忍受，示弱是可怜的。”弗勒（ａｌａｓｔａｉｒｆｏｗｌｅｒ）注这两行诗时，引了罗马历史家李维一句话，说明弥尔顿诗句的出处。这句话是ｅｔ ｆａｃｅｒｅ ｅｔ ｐａｔｉ ｆｏｒｔｉａ ｒｏｍａｎｕｍ ｅｓｔ（罗马人的精神就是行动和坚强忍受），指的是传说中的穆奇乌斯（ｍｕｃｉｕｓｓｃａｅｖｏｌａ）进入围困罗马的克卢西姆王波尔森那的军营，企图行刺，被捕，他表示不怕死，把右手伸进火里，手残，故绰号“左手人”（ｓｃａｅｖｏｌａ）。）在早期他们靠这种精神打仗，应付政敌，到后期又以此来抵制皇帝的专制。早于维吉尔三十多年的西塞罗（西塞罗的哲学是折衷主义，但基本倾向是斯多噶派，他承认神的存在。）在为他儿子写的《论职责》（ｄｅｏｆｆｉｃｉｉｓ）一书中提出四大主要道德范畴：智慧、正义、坚韧和温和。斯多噶派还主张人人是兄弟，普遍的爱。早期斯多噶虽也主张神灭论，但晚期又接受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主张神不灭论，人死后，灵魂存在于空间，直到下一次世界大火；善人的灵魂升往星空，恶人气浊，只能留在地表（参看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ｓｉｍｏｎ ＆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ｐ．２５９；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这样一来，斯多噶哲学又带上一层神秘色彩。 　　 这些当时流行的思想都在维吉尔作品里有所反映。他歌颂坚韧不拔的精神、责任感、虔敬、信神；他歌颂和平与和平带来的幸福，歌颂给他带来幸福的屋大维；他歌颂田园生活，陶醉在大自然中；他歌颂普遍的仁爱。但在这些背后——而且也是历来给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成为维吉尔风格特色的，使他成为所谓ｌａｃｒｉｍａｅｒｅｒｕｍ（万事都堪落泪）的诗人的东西——却隐藏着一种无限忧郁的情绪，悲天悯人、怀疑以至宿命论的情绪。为了罗马创业，流浪、失去亲人、战争、死亡种种牺牲，即所谓的“英雄行为”值得吗？《埃涅阿斯纪》中这种贯彻始终的情绪正是诗人对他生活的历史时代的感受的反映。共和国末期连年不断的战争，对外扩张，一个青年自由农民一当兵就十年二十年，长期驻扎海外，田园荒芜，说不定还要葬身异域；统治集团内部的勾心斗角，流血的残酷斗争；社会上的种种残暴、腐败和罪恶，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屋大维固然带来了和平，雅努斯的庙门也关闭了，作为一个思考的诗人，维吉尔不禁要问这种和平能持久吗？屋大维这样的统治者，冷酷残忍，他也是看在眼里的，能信得过吗？ 　　 这种忧虑与怀疑情绪在当时哲学上也是有所反映的，但是被压制下去了（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ｐ．２３６—２３７）讲到希腊新学园派哲学家卡尔涅阿德斯（ｃａｒｎｅａｄｅｓ）公元前一五六年同另外两位哲学家出使罗马。他利用这机会做了几次演说，第一次向罗马青年宣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关于正义的观点，柏拉图曾转述苏格拉底的话，说把非正义加给别人的人，比受到非正义的人更痛苦。第二次就把上次的观点全部推翻，他说强国之所以强，就是因为它把非正义的侵略强加给邻邦弱国，就像罗马那样，用以证明一切哲学结论都是可以怀疑，可以推翻的。罗马青年趋之若鹜。但老卡托（ｃａｔｏ）这位复古派就起来反对，在元老院公开提出驱逐三个希腊哲学家使者。老卡托要罗马青年学习守法，服从元老，做“清教徒”，无情，无知。他在元老院弹劾一个执政官不应白昼吻自己的妻子；他要自己的妻子亲自奶婴儿；奴隶老了，他就把他们卖了；他认为奴隶只能工作和睡觉；奴隶之间不能有友谊，他鼓励奴隶与奴隶争吵；奴隶犯过，他叫其他奴隶审问，直到处死。老卡托这种思想在罗马占统治地位，是很典型的。）。维吉尔敢于在他的史诗里反映出来，这是他难能可贵和特异的地方。我们不必一定要为他这种情绪找哲学根据，他的经济地位和深刻成熟的思考就是问题的答案。 .　　 但是怀疑和担心是一种消极态度，怎样解决安身立命的问题呢？他鼓吹仁爱，但是仁爱是不存在的，史诗里已多处证明了。维吉尔就只有相信命运。命运的观念贯穿整部史诗，一切积极的东西和消极的东西，都只能用命运来解释。人生的痛苦往往来自一些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有时明知这力量是什么，但自己也无法改变现状。维吉尔把它归之为命运，这也是古代人共有的信仰（西塞罗曾说：“我们的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像今天这样伟大，完全是因为我们竭尽全力取悦于不朽的神祇的原故。”（《神性论》３．５），见ｃａｍｐｓ前引书ｐ．４５。这也是为什么维吉尔称埃涅阿斯为“虔敬的”、“虔诚的”（ｐｉｕｓ）。）。在史诗卷二（２．３９９—４０１）叙述特洛亚陷落时，希腊人有时表现得很怯懦：“有的往船上奔跑，想逃到安全的海滩；有的出于可耻的胆怯，爬回到马腹里去，躲藏到他们熟悉的窠里。”尽管如此，“伊利乌姆和特洛亚人的光荣伟大已成过去；无情的尤比特已把咱们的一切移交给希腊人了”（２．３２５—３２７）。命运是无情的。普利阿姆斯被皮鲁斯杀死后，诗人写道：“就这样，普利阿姆斯的命运结束了；他看着特洛亚在熊熊烈火中燃烧，看着物阜民丰、在亚洲称雄一时的特洛亚遭到灭亡，在命运的安排下，结束了一生。他的巨大的身躯躺在了海滩上，身首异处，成了一具无名的尸体。”（２．５５４）一个好端端的特洛亚，一个子孙满堂的老人，就这样覆灭了，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值得怜悯同情，甚至产生绝望：“被征服的人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不要希望有活路。”（２．３５４）即使在写田园生活的诗里，命运也时隐时显。《农事诗》卷四写养蜂，开头就说养蜂的事虽微不足道，但很光荣，“如果神灵不作对，阿婆罗倾听祈求的话”。特洛亚族和拉丁族的混合也是命运注定的。屋大维的外甥和继承人玛尔凯鲁斯早死，也是由于“命运的不公正”（６．８６９）。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得不到解释时就被说成是命运，把这种认识变为信仰，变为观察世界的工具。不仅人要听从命运，连神也受它支配。命运独立于神，超出神之上。卷十开始时，在天上辩论特洛亚人和意大利人之间的争执时，尤比特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一切让命运决定。（但尤比特既是主神，他的所作所为，他的意志和命运的决定常是一致的。） 　　 相信神，相信命运，对维吉尔来说，就是希望未来的命运好一些；作为一个个人，他只能努力向上、向善，其余都听诸命运，上天会结束灾难的，正如埃涅阿斯安慰和他一起流亡的人时所说的，“我们不是没有经历过痛苦的，我们忍受过比这更大的痛苦，神会结束这些痛苦的”（１．１９９）。 　　 维吉尔的作品，除了《牧歌》、《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外，还有八首诗，据传是他所作，但学者们都一致否认。有些是别的诗人受他启发而写的，有的可能是奥维德写的，都被后世编纂者附会而错编进维吉尔诗集。不管怎样，有些诗却也反映了当时流行的情绪，或当时人认为是维吉尔的情绪和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些诗都作为附录收在维吉尔全集里，一般不为人所知或重视，但情趣与维吉尔相近，可资参阅。 　　 《牧歌》（ｂｕｃｏｌｉｃａ）写于公元前四二—三七年间，标题《诗选》或《短诗集》（ｅｃｌｏｇａｅ）为后人所加，共收十首。其中有两首（１、９）谈到他田产充公的事，因此大约成于公元前四一年或稍后；第２、３、５、７首可能写于公元前四二年，当他回到曼图阿田庄时；第６、９首写于老师希罗宅中，也是公元前四一年，其余则写于罗马。这些诗，有的是献给他的朋友波利欧、瓦鲁斯和迦鲁斯的，有的（第１首）献给屋大维。其中一半是采用牧人对话或对歌的形式。 　　 牧歌这种诗歌类型起源于西西里，其主要代表是希腊化时期出生在西西里的忒奥克里托斯（ｔｈｅｏｋｒｉｔｏｓ， 约公元前三一〇—二五〇年）。他的诗共留存约三十首，其中有些以对歌形式描写牧人生活，悼念失去的爱人，属于牧歌类；有些则写都市赛会、神话传说；有些则是诗简，有的带有戏谑性质。他一向被认为是欧洲牧歌的鼻祖。 　　 维吉尔的《牧歌》正是在忒奥克里托斯启发下创作的。他的《牧歌》一问世就风靡一时，贺拉斯赞美它“温存而有谐趣”（ｍｏｌｌｅａｔｑｕｅ ｆａｃｅｔｕｍ），大半不仅是因为这类诗歌在罗马还是第一次出现，有清新之感，更是因为它忠实地反映了某些社会阶层的情趣和理想。它此后也历来受到赞扬，被人模仿。英国十八世纪评论家约翰逊对上述两个诗人做了比较，他说：“忒奥克里托斯作为作家甚不足道，至于他的牧歌，维吉尔明显比他高明。……忒奥克里托斯虽然生活在美丽的国土，但描写不多，他写的风习很粗鄙。维吉尔的描写多得多，更富于情调，更多大自然，艺术性更高。”（包斯威尔：《约翰逊传》（ｂｏｓｗｅｌｌ：ｌｉｆｅ ｏｆ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ｏ．ｓ．ａ．ｉｉ．３３４—３３５）。）近代文学史家也认为它是罗马文学中的首创，对后世影响最大，它的写景像十八世纪画家特纳（ｔｕｒｎｅｒ）的画境，幽邃迷离，评论家麦凯尔（ｍａｃｋａｉｌ）誉之为“魔幻式的光泽，奇异的黄金，非人间的天光”（格朗特：《罗马文学》（ｍｉｃｈａｅｌｇｒａｎｔ：ｒｏｍ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ｕｐ，１９５４）。）。 　　 《农事诗》是遵命文学，是麦克那斯示意写的，以配合屋大维振兴农业的政策。他用了七年工夫（公元前三七—三〇年）才全部完成，平均每天写一行。多那图斯谈到维吉尔创作《农事诗》的工作方法时说：“他每天一早口述（向有文化教养的家奴。）大量已有腹稿的诗行，然后整天都用在加工上，把它们删减成很少几行。”他又引维吉尔自己的话说：“他写诗就像雌熊舔仔，把它们慢慢地舔出一个模样来。” 　　 全诗共四卷，每卷五百余行，分别写种粮；植树，主要写种植橄榄和葡萄；畜牧；养蜂。形式仿希腊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属“教谕诗”类型。它有实用手册的作用，也记载一些神话传说，也写个人的思想感情，如赫西俄德要求同弟弟和解，反抗暴政，要求正义。维吉尔在这基础上加以发展，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的和个人的印记。 　　 维吉尔的主要作品是《埃涅阿斯纪》（以下简称《埃纪》）。早在他写《牧歌》（６．３）时，他就曾动念要写史诗，到写《农事诗》（３．８—３９）时，他已决定要写，并以屋大维为中心人物。还在他写作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期待，抒情诗人、麦克纳斯文学小组成员普洛佩尔修斯（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ｕｓ）在《哀歌》（２．３４）里写道： 　　罗马的诗人们，还有希腊的，你们让路； 　　 一部比《伊利亚纪》更伟大的作品正在创造。 　　 公元前二六—二五年，屋大维正出巡西班牙，写信给维吉尔要他把“初步计划或有代表性的段落”寄给他。他大约从公元前三〇年他四十岁的时候开始写作，直到公元前十九年去世，才完成初稿。他准备再用三年时间退隐到希腊和小亚细亚进行修改，然后研究哲学，但没有如愿。在他离开意大利去希腊之前，他曾嘱咐友人瓦留斯，如果他发生什么意外，就把这部史诗焚毁。他死后，瓦留斯和图卡作为遗嘱执行人，遵屋大维之命，把它整理出版了。 　　 《埃纪》共十二卷，按故事说，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各六卷。也有人把它分成三部分，各四卷。分成两部分的理由是前半仿《奥德修纪》，写埃涅阿斯的流浪；后半仿《伊利亚纪》，写埃涅阿斯与图尔努斯的战争。分成三部分的理由是第一部分以特洛亚的陷落和狄多的悲剧为中心；第二部分是过渡，写埃涅阿斯到达意大利，结盟，准备战争；第三部分写战争。从故事结构看，固然可以分成几块或几片，但是中心人物还是一个，贯串始终，故事本身还是有连续性的。 　　 故事按史诗的规格要求，从中间开始（ｉｎ ｍｅｄｉａｓ ｒｅｓ），而不从开天辟地（ａｂ ｏｖｏ）（贺拉斯：《诗艺》。）说起。史诗一开始，特洛亚人已经过七年海上漂泊，正离开西西里往北向意大利进发。但尤诺同他们作对，命令风神刮起大风，把他们吹到了南面的迦太基。迦太基女王狄多热情款待他们。埃涅阿斯的母亲，女神维纳斯也不想让儿子再流浪而希望他在迦太基定居下来，因此叫自己另一个儿子小爱神丘比特促使狄多对埃涅阿斯产生爱情。在筵席上，狄多请他讲述他七年来的流浪经历。 　　 卷二卷三倒叙埃涅阿斯从特洛亚失陷到抵达迦太基的经过。卷二写特洛亚的沦陷，希腊人用木马计进了特洛亚，一场血战，老王见杀，埃涅阿斯背着老父，携着幼子，妻子跟在后面，逃出城去。中途妻子失散牺牲。这卷写的是发生在一夜之间的事。卷三写他七年漂泊，写他处处想安家立业，写他的迷误和祈求神的指点，写他所历的艰险以及父亲在西西里的去世。他在几处都遇到特洛亚战争的幸存者，勾起他痛苦的回忆，而以他遇到赫克托尔的遗孀安德洛玛刻和她的丈夫赫勒努斯一段最为动人。 　　 卷四写狄多和埃涅阿斯的恋爱和结合。但是尤比特遣神使去警告埃涅阿斯不要忘记建立家国的伟大使命，要他立刻离开迦太基。他决定牺牲个人的安乐，向狄多陈述必须离去的理由，并断然登舟而去。狄多再三设法想把他留住，但未能成功，她在悲恨之中饮刃自焚而死。狄多之死引起过历代读者的同情之泪（包括青年时代的圣·奥古士丁）。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没有一处明白地说过埃涅阿斯也同样爱狄多。 　　 卷五，特洛亚人又回到西西里，在这里举行了赛会，祭奠埃涅阿斯的亡父安奇塞斯。一起流亡的特洛亚妇女因为长久找不到安身之处，怕再继续过流亡生活，绝望之中，开始焚烧船队。火被尤比特扑灭。埃涅阿斯决定让不愿再流亡的人留下，其余的继续跟他去寻找意大利。中途，舵手帕里努鲁斯堕海身亡。 　　 卷六，特洛亚人终于到达了意大利。他们在枯迈（在今那不勒斯以北不远，至今有一个山洞，传说是埃涅阿斯下地府的入口。）登陆。埃涅阿斯遵照赫勒努斯（３．４４１ｆｆ．）和父亲（５．７２２ｆｆ．）的嘱咐，去找女先知西比尔。西比尔带他下到地府（这情节仿《奥德修纪》，又为但丁所用，并以维吉尔为向导。）会见亡父，他的父亲指点给他看他的后裔——罗马国家的一系列缔造者。埃涅阿斯回到地上，决心更加坚定。在地府，他遇到帕里努鲁斯、狄多、代佛布斯，再一次经历了过去的痛苦，暗示过去的痛苦已成过去，要向前看，要前进。 　　 卷七，埃涅阿斯一行继续沿海岸北行，抵达第表河口。拉提努斯王热烈欢迎他们，他认出埃涅阿斯就是神所说的、注定要和他女儿结婚的那个异邦人，于是答应了婚事。但他女儿已同图尔努斯有婚约，尤诺又从中挑拨，挑起了战争。全卷以列举图尔努斯一方的意大利诸将领的阵容结束。 　　卷八写埃涅阿斯到未来的罗马城址上居住的阿尔卡狄亚王厄凡德尔处去求援。厄凡德尔引他参观了他的都城，展示了未来的罗马城，并派他的儿子帕拉斯率军援助埃涅阿斯。维纳斯恳求她丈夫伏尔坎为埃涅阿斯造一面盾牌，其上镂刻着罗马历代大事直至屋大维时代，目的在鼓励埃涅阿斯作战。其中伏尔坎锻造盾牌一段十分精彩。 　　 卷九，当埃涅阿斯去求援之际，特洛亚营寨被图尔努斯包围，特洛亚两名武士突围去找埃涅阿斯，半路牺牲了。图尔努斯杀败特洛亚人，只身闯入营寨，寡不敌众，跳入第表河逃脱。 　　 卷十，埃涅阿斯由帕拉斯陪同回到营寨，在交战中，图尔努斯杀死了帕拉斯，剥下他的剑带作为战利品。埃涅阿斯在盛怒之下杀死了许多敌人，暂时获胜。 　　 卷十一，埃涅阿斯准备帕拉斯的葬礼，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各自埋葬阵亡将士。这时拉丁阵营有反战情绪，图尔努斯表示要和埃涅阿斯单独决战。这时，埃涅阿斯发动进攻，战事又起。女英雄卡密拉来支援图尔努斯，战死，拉丁军大败。 　　 最后一卷写图尔努斯再次要求与埃涅阿斯单独决斗。双方明誓立约。但鲁图利亚人破坏约定，发动进攻，埃涅阿斯受伤，一场大战又爆发。维纳斯把埃涅阿斯的伤治好，他又投入战斗。双方杀人如麻。这时在天上的尤比特要求尤诺不要再阻挠特洛亚人，他们达成协议，让罗马人和拉丁人联合。埃涅阿斯在追赶图尔努斯时把他刺伤，本想不杀他，但见到他佩带着帕拉斯的腰带，怒从心起，终于把他杀死，结束了战争。 　　 《埃纪》从形式上说是史诗，有动作，有英雄，但从性质上说，它同荷马史诗很不一样。有人称它为“废墟文学”（ｔｒüｍｍｅｒ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和“建设文学”（ｂａｕ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指出它与荷马史诗不同的一个方面，它不是歌颂英雄行为和流浪冒险的。有人称之为“遵命文学”（ｃｏｍｍａｎｄｐｅｒ玻妫铮颍恚幔睿悖澹，它确实是配合屋大维提倡斯多噶道德和复兴宗教的政策的，因为恢复宗教信仰，信奉罗马神祇，可以箝制思想，而歌颂罗马创业的艰难和今天的强大，也可以鼓励“爱国主义”。燕卜荪说：“蒲伯（ｐｏｐｅ）说，甚至《埃纪》也是‘政治吹嘘’（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ｕｆｆ）；甚至诗中朦胧如梦的、无所针对的、普遍存在的忧郁也是故意制造的，来支持奥古士都。”（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ｍｐｓｏｎ： ｓｏｍ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ｃｈａｔｔｏ ＆ ｗｉｎｄｕｓ， １９３５， ｐ．３．）为什么要写得忧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艾仑·波（ｐｏｅ）曾证明，忧郁是最富于诗意的情调。”（同上书ｐ．１３。）也就是说维吉尔的史诗完完全全是为政策服务的，连其中的情调，即使不是假的，也是一种手法。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史诗是为政策服务的，但情调完全是诗人独有的，这只要比较一下当时一些同样歌颂屋大维的诗歌就会明白，甚至可以说对屋大维是有所批判的，这点下面还要谈到。 　　 艾略特认为这首史诗是“古典作品”的标本，因为它有两个特点：历史感和思想的成熟。（ｔ．ｓ．ｅｌｉｏｔ： ｗｈａｔ ｉｓａ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ｆａｂｅｒ ＆ ｆａｂｅｒ， １９４５．）更多的文学史家和评论家都同意《埃纪》是一首民族史诗，罗马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与希腊城邦的分散局面不同，罗马人有一个大一统的感觉。主人公也和希腊史诗中的英雄不同，“英雄”的概念改变了，希腊史诗的英雄一切行动都出自个人打算，阿奇琉斯因个人恩怨而决定参战或不参战，奥德修斯历尽艰险，表现的是个人才智，回家的目的是达成个人的家庭团聚；而埃涅阿斯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建立一个新民族、新国家，个人幸福（愿意死在故国、屡屡不愿前进、狄多的插曲）必须经过斗争而牺牲掉，他不是个人英雄而是民族英雄、领袖、组织者和民族象征。他象征屋大维所提倡的道德，有些行动甚至是以屋大维的行动为蓝本的，例如他身上体现的虔敬（ｐｉｅｔａｓ），一是敬神，服从神意，一是对人群（家族、民族）的责任感，由此衍生出他经历的千难万险和种种流血牺牲的动作。因而他不像希腊史诗英雄那样有个性，相反他必须泯灭个性，他可以说是一个不是英雄的英雄，即与以往英雄有所不同的英雄。他是神的工具，神的意志的执行者，个人意志必须服从神也就是命运的意志。《埃纪》中的这种使命感是希腊史诗或希腊化时期的史诗所没有的，而成为维吉尔以后欧洲史诗的基本内容，所以说维吉尔在欧洲文学发展中占一个中心的、关键的地位。 　　 但《埃纪》和荷马史诗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情调，它充满疑虑不安、悲天悯人以至忧郁，使他成为一个如前面提到的“万事都堪落泪”的诗人，（凡有可以一掬同情之泪的地方，维吉尔从不放过。如９．４８０ｆｆ．，欧吕阿鲁斯的母亲千辛万苦随儿子逃离特洛亚，不想儿子竟战死，维吉尔费了些笔墨描写她如何哭悼。１０．７５８，尤比特在天宫里看到双方这种无谓的疯狂的杀戮，看到这些总有一天要死的凡人受这么悲惨的折磨，很是怜悯他们。维吉尔也同样不放过一切强调命运的机会，例如１０．７０６写密玛斯与帕里斯同日生，但一个死在故土，一个却死在异乡，都是命中注定的。）而荷马史诗则是乐观、勇武、率直以至凶狠。这原因也许就是艾略特所说的“思想的成熟”吧。正因为他多思，所以他才多愁，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在思想感情的深度方面超出所有他同时代的诗人。贺拉斯的社会讽刺诗，普洛佩尔修斯、提布鲁斯、奥维德的爱情诗，相形之下就显得十分浅露。丁尼生（ｔｅｎｎｙｓｏｎ）的《致维吉尔》一诗有两行说得很好：“人类不可知的命运使你悲哀，在你悲哀之中有着庄严，”点出了他的特色。 　　 他的这个特色也可用人情味来说明。十九世纪英国批评家阿诺德盛赞维吉尔和莎士比亚是两个最能给人带来“甜蜜与光明”的诗人。（ｍａｔｔｈｅｗａｒｎｏｌ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ｃｈａｐ． １．）他说他们“灵魂里最突出的是甜蜜与光明和人性中最具人情的一切”。不管我们对人性论持什么不同的看法，维吉尔的“人情味”是实际存在的。史诗的情调和早期作品一样有时使人联想到陶渊明。萧统《陶渊明传》说他“以为彭泽令……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在《埃纪》卷三里，安德洛玛刻临别送阿斯卡纽斯几件衣物，对他说：“你是这样像我的孩子阿斯提阿那克斯，现在只有你能使我想起他的容貌来。”在卷十二里，诗人在描写战争的百忙之中特意写一个被图尔努斯杀死的青年，“他原来以捕鱼为生，家里很穷，但从来不想依附什么权贵，他的父亲种几亩租来的田地”。维吉尔怕战争，陶渊明也有“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的诗句，异患也就是兵灾凶厄。两人也都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这种人道的、人情的、向往小康的精神状态，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有雷同之处，很值得研究，也正是这种思想贯串此后的欧洲文学，直到今天。 　　 维吉尔虽然师法荷马，但结果可以说改变了史诗的性质，因此不能以荷马的特色要求维吉尔。早在三百年前，德莱顿曾做了如下的公允的比较：“维吉尔气质安详、稳重，荷马狂暴、激动、充满了火。维吉尔的天才在思想得体，文字多采，荷马则思想迅速，语言自由。”“我们这两位诗人在气质方面既如此不同，一个火暴、血性高，一个滞涩忧郁，这就使他们各有不同的卓越之处。”他们塑造的英雄，“阿奇琉斯暴烈、急躁、报复心重……埃涅阿斯则忍耐、考虑周详、关心他的人民、对敌人仁慈、永远服从天命”。（ｐｒｅｆａｃｅ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ｂｌｅｓ．）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奥德修纪》卷十一和《埃纪》卷六，都是写游地府，维吉尔的格局完全模仿荷马，甚至连词句也照搬。如埃涅阿斯三次想拥抱他父亲的亡魂（６．７００），他父亲三次像轻风和梦影一样闪开，（２．７９２，埃涅阿斯见到妻子的亡魂时，诗人也用同样词句，都是照搬《奥德修纪》１１．２０６ｆ。）但区别大于相似。奥德修斯直入地府，没有什么序曲，但埃涅阿斯则是先看庙门，然后大神附在西比尔体上，取金枝，超度了一个亡魂，才进入地府。入地府后他首先向冥神祝祷，才见到亡魂。序曲中的这些细节赋予故事以浓厚的庄严神秘的宗教色彩，培养气氛。奥德修斯首先看到的是他的母亲，埃涅阿斯则是在看到了一系列亡魂之后，才见到父亲，表示在面向未来之前对过去的回忆。奥德修斯见到母亲之后询问的是家中情况，老父、妻子和儿子的情况，埃涅阿斯见到父亲后，父亲却先讲哲学（毕达哥拉斯灵魂轮回说），然后讲的是罗马未来的英雄和历史，以及埃涅阿斯的使命。可见维吉尔脱胎于荷马，但内容大变，正如乔伊斯的《攸利西斯》（今通译《尤利西斯》。——编注）脱胎于荷马而内容大变一样。 　　 《埃纪》一般称为“文人史诗”，“第二位或第二代史诗”，或竟称“人工制造的史诗”，以相对于荷马的“纯真的”、“第一位的”“天籁”。一个自然，一个人工。（ｌｅｖｅｒｓ ｄｏｎｎé， ｌｅ ｖｅｒｓ ｃａｌｃｕｌé． 参看ｃ．ｍ． ｂｏｗｒａ： ｆｒｏｍ ｖｉｒｇｉｌ ｔｏ ｍｉｌｔ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４５。）维吉尔所开创的史诗其特点大致可以这样说：作者有鲜明的创作目的，作者有历史感、使命感，有深刻的思考，吸收了许多前人的传统、神话和书本知识以为营养。它是一种新型史诗，在这层意义上讲，维吉尔可以算是欧洲第一个“现代”诗人。惟其它是“人工的”，所以就具有人工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史诗的构架是经过精心构思才搭起来的；文字是考虑到具体情景经过推敲后才落笔的，力求形象性和音乐性同内容协调；比喻的选择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例如，维吉尔经常用“虔敬”、“虔诚”来形容埃涅阿斯，点出他的性格特征，表明他对神的虔敬，遵从神的旨意，作为儿子、父亲和领袖则克尽厥职，还有同情怜悯之心，但当他和狄多恋爱，沉湎于逸乐，诗人便不再用这个形容词冠在他名字前面。在选择比喻方面，他也别具匠心，使内容越加丰富充实。例如２．３０４，他把特洛亚夜间混战比做麦田起火，比做山洪暴发冲走牛羊树木，而牧人在山崖上听到这声音，一筹莫展。这个比喻基本上是从荷马《伊利亚纪》（４．４５２）引来的。荷马把两军相遇比做山洪暴发，远处牧羊人听了直发抖，目的是烘托战斗的猛烈。荷马的牧羊人是一笔带过写的，维吉尔把他突出出来，来烘托出埃涅阿斯的心理状态，既惊怕又无可奈何。 　　 《埃纪》里面有两个时间层次：埃涅阿斯时代和维吉尔时代，相距一千年。按传说，从后面向前推算，埃涅阿斯定都拉维尼乌姆应在公元前一〇八三年，三十年后的公元前一〇五三年，阿斯卡纽斯迁都阿尔巴·隆加，又隔了三百年，公元前七五三年罗木路斯才建都罗马。经过二百多年的王政时期，五百年的共和时期，才到维吉尔的时代。但《埃纪》中处处有预言未来历史的地方（如卷八伏尔坎为埃涅阿斯锻造的盾牌），影射当代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地方（如狄多就影射克利奥帕特拉），以此来显示当代罗马有着悠久的不间断的传统。 　　 另一个时间层次就是埃涅阿斯故事本身所有的。埃涅阿斯虽然追溯了七年的经历，但故事本身，故事中的动作，即从西西里到迦太基到拉丁姆这一段，只经历了几个月，亦即七年流浪的最后几个月。把这些时间层次弄清楚，对阅读是有帮助的。 　　 《埃纪》的结构，不论是全诗或每一卷，都体现了诗人的匠心。据多那图斯的传记，维吉尔在写这部史诗之前，先用散文拟了一个提纲，分成十二卷，然后随兴之所至把各部分不拘次第写成诗。为了不打断灵感，有时一段未成就把它放下，去写别段；有时在有些段落里暂时插入一些“铺垫”，以便日后更替。可以肯定在他下笔之前是先搭架子的，而架子本身恐怕也是不断调整的，（ｐ．ｇ．ｗａｌｓｈ：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ｐ． ｖｅｒｇｉｌｉ ｍａｒｏｎｉｓ ａｅｎｅｉｄｏｓ， ｌｉｂｒｉ ⅶ—ⅷ（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ｙ ｃ． ｊ．ｆｏｒｄｙｃｅ），ｏｕｐ， １９７７， 认为维吉尔在拟了散文写作计划之后，还要系统地研究大量有关罗马创建史的史料、传说，从中挑选他所需的材料，加以安排。）以符合约翰逊所说的“诗歌建筑的规律”（ｔｈｅｌａｗ ｏｆ ｐｏｅｔｉｃ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每卷就像一个建筑构件，与其他卷搭配照应。有的评家指出，例如卷三、卷五情调比较恬静，以缓和卷二、四、六的紧张。前半与后半每相互应，如卷七尤诺挑拨战争，与卷一尤诺命风神掀起风暴呼应；卷八写罗马未来的历史与卷二写特洛亚沦陷对照；卷十写帕拉斯之死与卷四写狄多之死呼应；卷十二图尔努斯之死与卷六预言屋大维继承人玛尔凯鲁斯之死对应。（ｒ．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ｔｈｅ ａｅｎｅｉｄ ｏｆ ｖｉｒｇｉｌ，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９７２．）又如卷一以迦太基历史开始，第七卷也有拉丁族历史的交代；迦太基神庙内的雕刻配合拉丁姆宫中的木刻；伊利翁纽斯既是知会狄多的使节，又是知会拉提努斯王的使节。（ｗａｌｓｈ，前引文。）这类精心安排的情节俯拾皆是。即使在每一卷里，情节的安排也是煞费苦心的，例如卷三埃涅阿斯叙述他七年漂泊就分成三组，每组三件事：第一组的事件发生在爱琴海，第二组在希腊，第三组在意大利和西西里。每个事件代表一种情绪：特拉刻的荒凉可怕，提洛斯的温存，克里特岛上的灾疫；斯特洛法德斯岛上的妖氛，阿克提姆的罗马气氛，在布特罗屯，赫勒努斯预言前途，富有启示录的味道；敏涅尔伐堡则又预言未来的战争，最后在围绕西西里航行的安静气氛中结束全卷。（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前引书。） 　　 所以从结构上来讲，《埃纪》是矛盾平衡的结构。古代传说和当代历史既是两回事，又有连续性；荷马史诗的英雄和埃涅阿斯气质不同，旧的英雄模式要赋以新的内容；罗马事业的伟大、值得歌颂的罗马英雄、和平的可贵、黄金时代之在望等等，和为获得这些而付出的牺牲；神的意志和个人的意志——这首诗里交织着这些矛盾。诗人既衷心赞美，又深刻怀疑。这种矛盾心情产生了这首诗的朦胧气氛和哀婉的底调。 　　 这些矛盾和这种情调都集中在埃涅阿斯身上。他既体现了罗马的和诗人的理想，也体现了诗人的矛盾思想。狄多和图尔努斯这两个陪衬人物是他完成他使命过程中的障碍，他们必须被排除掉。狄多必须牺牲，但诗人想到她的身世，她和埃涅阿斯同是天涯沦落人，对她又无限同情惋惜。图尔努斯英俊有为，像阿奇琉斯一样勇猛直率，也必须牺牲，因为他代表了共和时期挑起内讧、争权夺利那种英雄主义，不符合时代的需要；但在他苦苦求饶的时候，埃涅阿斯看到帕拉斯的剑带，忽然变得复仇心切、凶狠、缺乏宽恕，这时作者的同情又倒向图尔努斯，埃涅阿斯变成一个旧式的、阿奇琉斯式的英雄，诗人对他似乎就不无贬意了。当一个暴君——墨赞提乌斯看见儿子劳苏斯为救他而战死（１０．８４９），感到失去了亲人的痛苦，诗人也对他表示同情，而且离开情节的需要加以赞颂。也许正因为诗人意识到他的诗里的这些矛盾才嘱咐他的朋友在他死后把诗稿焚毁，而不完全是因为它还需要艺术加工。 　　 埃涅阿斯的形象一般公认是模糊的，缺乏个性，不像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因为维吉尔一方面把他写成一种理想的化身、民族希望的化身，另一方面他也体现了诗人思想感情的矛盾，所以我们既不能用荷马的标准，更不能用近代小说中典型人物的标准去衡量他，正如我们不能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文艺复兴时期的史诗或弥尔顿《失乐园》中的人物一样。 　　 维吉尔在创作他的史诗时所利用的文学遗产除荷马史诗外还有希腊化时期亚历山大城的文学和罗马本身早期的史诗。他有了主题，就要找材料来体现这主题，摆在他面前的基本上就是这三份遗产，他必须也只能利用这遗产，在这基础上创新。 　　 希腊化时期的史诗比之荷马已增加了新的内容：个人情感；书本知识；雕琢的辞句。（参看格朗特：《罗马文学》。）篇幅也短，称“小型史诗”（ｅｐｙｌｌｉｏｎ），例如阿波罗纽斯（ａｐｏｌｌｏｎｉｕｓ）的《阿尔格斯船手》写取金羊毛的英雄雅松和美狄亚的恋爱故事。埃涅阿斯和狄多的故事，《农事诗》最后的俄尔佛斯和欧利狄刻的故事，都脱胎于此。奥维德的《变形记》也是这类小型史诗的汇集。但维吉尔史诗却扬弃了希腊化史诗中的不严肃和纵情的因素（虽有一处暗示过男风），狄多的故事也着重它的悲剧性。 　　 罗马早期史诗如奈维乌斯（ｎａｅｖｉｕｓ）的《布匿战争》（只存残篇》，又如恩纽斯（ｅｎｎｉｕｓ）的《编年史》（也只存残卷）是用古体和六步诗行写的历史，据说罗马学童拿它们做历史教科书。这些著作显然给维吉尔提供了知识素材、爱国情绪和某些史诗技巧。 　　 总结前面所讲，为了进一步说明维吉尔史诗的特点，我们不妨就拿第一卷做个剖析，看看这些特点如何融化在具体作品里，其他各卷，读者留意阅读，稍加寻绎，也不难发现。这里面有罗马过去的历史和作者生活时代的历史，有神话、族谱、传说、地理、风土习俗、家庭、宗教、哲学、法律、政治、战争，像一部百科全书。这里有种种描写手法，景物的描写、人物心理的描写、情绪的有节奏的变化，以至史诗特有的比喻。至于诗歌的音乐性在散文翻译里就不可能传达了。 　　 卷一开宗明义就把传说中的罗马历史简要地交代了一句，又在２９４行点到雅努斯庙门关闭（公元前二九年）这一当代史实，提到罗马立国是出于神意（２７９）。当他提到埃涅阿斯的儿子阿斯卡纽斯封号是尤路斯时，他上挂伊利乌姆的祖先伊路斯，下联凯撒家族尤利乌斯，反映诗人对族谱学的喜爱，这既是歌颂的手段，也表现诗人的爱国情绪。诗人的嗜古癖、考证癖还表现在他对地名的兴趣，如５３２行，他提到意大利名称的由来；海中的礁石，俗称“祭坛”，只有真正热爱自己乡土的人才会对自己乡土一草一木的来历发生兴趣。他的考古癖还不限于本乡本土，例如在３６７行，他提到迦太基立国是买了一块“一张牛皮所能包括的土地”而建立起来（参看译注），这里面也可能有贬意——迦太基靠欺骗立国——因为它是罗马的敌国。又如２４４行提玛乌斯河有九个入海口，这些都是当时人所熟悉的，诗人只须一点（就像我国旧诗用典一样）就可以唤起读者的应有的联想和反应。这一卷也反映了罗马人的家庭或家族观念，如对家神的尊奉（３７８），磨面制饼的场面（１７９）。社会风气可以从用美女进行贿赂（７１）看出。至于宗教观念、命运观念，那是很明显的，不必赘言。史诗讲哲学道理，卷一中也可见到，如筵席上歌手唱了一曲天地星辰之歌，显然是出自鲁克莱修斯。全诗中埃涅阿斯第一次开口说的话应当具有特殊意义，表现他的性格特征，他的话表明，经过七年漂泊，他已经疲倦了，怕艰难险阻，不愿前进了。但以后的事实表明，他克服了困难，到达了意大利，建立了新特洛亚，所以他第一句话的弦外之音就是必须用斯多噶哲学思想去克服动摇性。罗马人的法律观念也处处有所反映，如卷一里提到尤比特定下“严格的条例”（ｆｏｅｄｕｓｃｅｒｔｕｍ）约制风暴，提到风神的“权限”有限，海神比他权大（１４０），提到罗木路斯将来要给罗马立法（２９３），在全诗后半，交战双方两次订立停战协定等。对战争的描写大都在后半部，但卷一中也有，如尤诺庙里战争被形象地描绘成张着血口，反背着手，用一百条铜链绑住，反映出诗人对战争的万分惧怕和憎恶。罗马的政治生活也可以通过“群众叛乱”（１４８）瞥见一斑。诗人的矛盾思想在字里行间也可以隐约看到，例如维纳斯说：“未来的前景足以抵消过去的命运”（２３９），这句话就有正反两方面的含意：罗马是伟大的，但是是否值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呢？ 　　 随着情节的推进，诗人巧妙地把情绪安排得极有节奏感。一场风暴之后，接着就是静谧的、富于浪漫色彩的、幽邃的海滨景象；悲愁、疲惫、厌倦之后接着是欢乐、庆幸、乐观的情绪。维纳斯刚指点给埃涅阿斯以希望，接着他又看到壁画，勾引出他那“万事俱堪落泪”的千古之叹（４６２），接着又是狄多治下的欢乐人群蜂拥而至。烘托情绪的另一手法就是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例如（２０８）埃涅阿斯表面上充满希望，内心却有压不下去的忧虑。诗人也没有忽略群众的心理活动，他们想象着失散的伙伴们可能的遭遇（２１６）。维吉尔还常喜欢用反 话来激起弦外之音，如（５２２）伊利翁纽斯请求狄多收容特洛亚的落难者，他说他们“不是拿着刀剑来掠夺的……我们是被征服了的人，没有这种胆量”。读者不难联想到将来消灭迦太基的正是罗马人。又如（７３３）狄多祈祷上苍让迦太基和特洛亚双方子子孙孙永远怀念今天她和埃涅阿斯的结合。当时读者对此是一目了然的，因为后来双方打了三次大战（布匿战争），持续了一百多年，以迦太基的覆灭，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而告终，更加显出狄多痴情的悲剧性。 　　 在卷一里，史诗不可缺少的明喻（ｓｉｍｉｌｅ）也体现了维吉尔的独创性。例如全诗第一个明喻（１４８）以人事比自然现象，就和荷马常以自然现象比喻人事正好相反。如《伊利亚纪》卷二写阿加门农召开军事会议，故意试探将领们在没有阿奇琉斯参战的情况下有无作战决心，提出班师回国，大家都赞成，部队都开始做回国准备，荷马用了两个明喻来形容其忙乱景象：像大风中的波涛，军盔上的羽毛和摇动的枪杆，又像风中的麦穗。而维吉尔则从罗马政治生活中摘取形象来比风暴的骚动和止息，由此也可见维吉尔对政治的属意。又如，在两次提到狄多，使读者有心理准备之后，狄多本人出场（４９９），诗人立刻用了一个明喻，把她比做狄阿娜。这个明喻是仿荷马的，荷马在《奥德修纪》（６．１０２ｆ．）写少女瑙西卡阿出嫁前在河边洗衣、洗澡之后的轻快心情和美貌像阿特密斯（狄阿娜）。维吉尔用来形容狄多，曾引起评者的争议，有人批评他用喻不当，因为它原是描写一个少女和女伴们跳舞欢乐的情景，而狄多则是一国的女王，在发号施令。但辩护者说，狄多不仅是一个持重的女王，她也是一个美丽的、生气勃勃的、欢乐的女王，在众花扶持中的一朵鲜花，维吉尔这样比她是为了对照她后来的悲剧，这样这比喻就不仅是表面的比，而且产生暗示的效果。大凡荷马由于他脱胎于口头文学，所以无论是叙事还是描写都比较松散、弛放，而维吉尔则高度精炼浓缩，依靠联想和暗示以取得感情效果。这种朦胧恍惚的特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写景，不仅写冥界如此，即如卷一（１５９ｆｆ．）中写海滨也是如此。和惊涛骇浪对照，海滨显得尤其幽静、隐蔽、荫翳深邃，带些恐怖神秘色彩。这一段也受荷马的启示（《奥德修纪》卷十三），但完全体现了维吉尔自己的特色，反映出他最心向往之的境界和对大自然的独特的感受。 　　 从全诗来看，还可以看到大量的现实生活的写照，如独眼巨人波吕菲姆斯吃人的图景（３．６２３ｆ．），简直是一幅富人吃穷人肉的漫画像；阿凯墨厄得斯则又是一幅穷人吃野果草根充饥的饿莩图（３．５８８—６５４）；尤诺和维纳斯的勾心斗角不愧是一幅罗马贵妇人的生活画（４）；德朗克斯是一个两面派的罗马政客（１１—１２）；埃涅阿斯向狄多申辩（４），尤诺和维纳斯在天宫的辩论（１０）则无疑是元老院和法庭上辩论的翻版。埃涅阿斯和狄多的恋爱可能影射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 　　 在手法上，维吉尔爱用象征和暗示的手法，为他的主旨服务，烘托出捉摸不定的朦胧的意识和气氛，这种手法在卷六里用得最集中。埃涅阿斯来到阿婆罗神庙前，大门上雕着代达路斯、米诺陶和迷宫的故事，象征埃涅阿斯经过一段迷惘（包括狄多插曲），即将获得解脱，认准前途，不再动摇。西比尔本人就是命运的象征、神的代表，她既是向埃涅阿斯指明前途的向导，又是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人物。埃涅阿斯采折的金枝，据说象征黑暗中的光明，死中的生，十分神秘。埃涅阿斯进入冥界之前还必须洗涤一名死去的同伴留下的污点，因此诗人费了一些笔墨写葬礼，据说是用以象征凡人死后（进入冥界以后）不能再生，但埃涅阿斯则不同，仍将再生。冥界出口有两个，一个是角门（牛角制的），一个是象牙门，也具有神秘象征意义。据《奥德修纪》（１９．５６２ｆ．），通过象牙门出现的梦都是假象，通过牛角门的梦都是确实的，而埃涅阿斯和西比尔恰恰是从象牙门出冥界，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是不是说埃涅阿斯经过迷途指点，他以后走的还是迷途呢？从而否定了他在战争中表现的“英雄主义”呢？这只能作为疑问。 　　 在诗中维吉尔还多次运用梦或幻影。如卷二，希腊人已偷袭进城，埃涅阿斯还在酣睡，赫克托尔来到他梦中，警告他大祸临头，赶快逃离特洛亚；（非常像《红楼梦》里秦可卿死后给凤姐托梦的情节，内容也相似。）同卷，克列乌莎向埃涅阿斯显灵；当他在西西里左右为难，不知应否留在西西里，他的父亲显灵敦促他服从神命，继续前往意大利（５．７２０ｆｆ．）；即便是同赫勒努斯和安德洛玛刻的实际生活中的会晤（３）也写得如在梦中。在后半部，图尔努斯不想应战，凶神阿列克托先是入梦，后来又向他投蛇（７．４４ｆ．），警告他，挑唆他，他才改变主意；最后写图尔努斯孤注一掷，举起石头想投向埃涅阿斯，但只觉全身无力，像在梦中举石一样。诗中写梦与幻的地方还多，也许因为维吉尔相信梦，梦即现实。作为一种艺术手段，它不仅烘托气氛，而且推动情节。 　　 维吉尔对人物心理活动，有时虽只轻轻一点，却很少放过。有时他用“外化”的手段描写人物的内心意识，如写舵手帕里努鲁斯强挣着抵抗睡意，终于因极度疲倦而堕海溺死（５．８２７ｆｆ．），就把睡意“外化”为睡眠神，把他下意识里面的挣扎写成他和睡眠神的斗争。诗人在描写狄多的各种心理活动时花了很大力气，他用独白、比喻、对话、行动举止的描绘，写她的欢乐和悲哀。当埃涅阿斯告诉她，他决定离去，“狄多转过身去，对他侧目而视，两眼转来转去，用沉默的眼光上上下下打量着他”，暗示此时她“方寸已乱”，内心沸腾和爆发前的静默。 　　 维吉尔常直接向读者致辞，邀请读者亲身参加到人物的处境中去，使读者感到亲切。这可能是口头文学传统的痕迹。如埃涅阿斯听到神命令他离开迦太基，他心里很矛盾，诗人就问ｑｕｉｄａｇａｔ？“他该怎么办呢？”要读者和诗人一起为人物分忧。 　　 维吉尔的文字精炼到了一个读起来几乎像格言警句的程度，也就是说他善于把丰富的人生经验用极少的文字概括起来。这是罗马教育强调修辞学的结果，古代许多诗人都有这本领。希腊罗马都出了一些专门写警句的诗人。前面引过马克思引的“我警惕希腊人，尽管他们是带着礼物来的”（２．４８），他还引过：ｑｕａｎｔｕｍｍｕｔａｔｕｓ ａｂ ｉｌｌｏ ｈｅｃｔｏｒｅ，“已经变得完全不是原来的赫克托尔了”（２．２７４，这是埃涅阿斯梦中所见的赫克托尔，遍体鳞伤，和他生前的英武，对照太强烈了，而且感情浓厚，所以这句话给读者的印象深刻难忘）。他的名句也经常为历代文人援引。其中如ｈｏｃｏｐｕｓ， ｈｉｃ ｌａｂｏｒ ｅｓｔ，“这是困难的、费力的”（６．１２９，指下到冥界就再难回头，死后不能再生，可以作无限的引申）；又如前引“被征服的人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不要希望有活路”（２．３５４），概括了一种极端绝望的情绪，颇像《李尔王》里葛罗斯特所说“我们之于天神，就像顽童手里的蜻蜓，他们杀我们取乐”。他善于用警句式的语句刻画人物性格，如埃涅阿斯伤愈后重新投入战斗，对儿子说：“孩子，从我身上你要学到什么是勇敢，什么叫真正的吃苦，至于什么是运气，你只好去请教别人。”（１２．４３５ｆ． 　　 维吉尔是一位深沉的诗人，他毕生追求着一个比罗马帝国更伟大的理想，他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的精神，他从内心深处流露出来的那种溥世同仁的思想，有着极大的感染力。他的诗扩大了我们的知识和感情经验以及欣赏趣味。尽管它离我们很远，我们若付出一些劳动，克服历史文化所设置的某些障碍，它所能给我们的满足恐怕不亚于当代西方文学。约翰逊有一段话批评十八世纪读者对二三流次等作品趋之若鹜的风气，其中一半的精神是可取的，即要读人类遗留下来的优秀文学。他说：“我们非得读现在人们都在读的作品不可。有人认为这类过多的孵化物（ｓｕｐｅｒｆｏｅｔａｔｉｏｎ），当代出版物之大量繁殖，对优秀的文学是有害的，因为它迫使我们非去读这些大量的劣质的东西不可，为的是赶时髦，结果，好作品就因为没有了时间而受到忽略，因为一个读了几本现代作品的人，在与人交谈时，比读过古代最优秀作品的人，他的虚荣心更能得到满足。”（包斯威尔，前引书ⅱ．２５１。）对当代文学我们应当知道，对古代优秀遗产，我们也同样应当知道，可能还需要先知道。 　　 这部史诗，我早年曾把其中第六卷用新诗翻译过一次，原稿早已遗失。北京师范大学陈惇同志却抄录了一份，慷慨地把他的抄录本送给了我。我看了，对译文很不满意。在我没有看到这早年译稿以前，我也考虑过是用诗体还是用散文翻译。考虑的结果是，如用诗体，旧体非我能力所及，旧体诗格律最切近的只有七古，一句七个字，七个音节，压不住拉丁文的六步诗行（ｈｅｘａｍｅｔｅｒ），每行十几个音节，全诗一万行七言诗将十分单调；其次，我国古诗都是押韵的，六步诗行是无韵的。用新诗译，也有问题，新诗的格律没有定型，自己创造，又非我力所能及，不仅从拉丁文译成汉文有这问题，译成英文也有问题。德莱顿生活在古典主义时期，诗歌有定式，到了二十世纪就成了问题，五十年代诗人刘易斯（ｃ．ｄａｙｌｅｗｉｓ）译《埃纪》（１９５２）发现现代英诗也没有一个现成的、适合于这种“文人的”、“人工的”史诗的诗式。刘易斯翻译是为了广播，于是他创造一个适用于朗诵的诗式，每行六个重音，每行至少十二个音节，多到十七个音节。他注意速度，以期能吸引住听众的注意力和兴趣，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当然问题还是有的。罗马本土的诗歌，所谓“萨图尔纽斯”体（ｎｕｍｅｒｕｓｓａｔｕｒｎｉｕｓ）是以轻音重音为标志的，后来在希腊诗歌的影响下，又增加了长音短音（所谓“音量”）的因素。希腊诗最常用的“音步”是一长两短（ｄａｃｔｙｌ，—∨∨）和两长（ｓｐｏｎｄｅｅ，— —），无所谓轻音重音。维吉尔的诗式就是在拉丁诗轻重音的结构上又加上长短音的结构，这就使他的诗行错综复杂，有时两套结构吻合，有时又矛盾，因而产生千变万化的美的效果。加以拉丁语中多音节的词特别多，英语中单音节的词比较多，因此原诗的复杂的节奏总之是无法传达的。因此刘易斯建议如果不能找到一个与原诗对等的诗式，何妨用散文翻译，至少可以译出故事来。（ｗ．ｆ．ｊａｃｋｓｏｎｋｎｉｇｈｔ：ｖｉｒｇｉｌ：ｔｈｅ ａｅｎｅｉｄ，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１９５６，正是根据这个理由译成散文。）但是这样一来，原诗的凝重、庄严、蕴藉、朦胧的诗意，简炼而丰富的语言，当然就都看不见了。 　　 由于上述考虑，加上目前我们还没有这部史诗的完整译本，大学文学系科和社会上又有此需要，不谫陋，先用散文把它译出来。即便用散文译，也不一定做得好，也还有一般翻译的困难。我的标准是译文力求忠实，尽力做到在默读或朗读时文字不要过于佶屈聱牙。但我对拉丁诗歌的感性认识有限，在判断时总要参照多种古今英译本，才能下笔，中文修养又不够，所以常常心手不能相应，很不理想。希望当代翻译家或后之来者能完成一部诗体译本，或更好的散文译本。

罗兰之歌

作者：  佚名著;陈才宇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　　史诗《贝奥武甫》早在第六、七世纪就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日耳曼民族聚居的北欧沿海。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以后，它随着征服者的足迹来到新的土地开花结实，如果说英国民族是一个“舶来的民族”，那么，《贝奥武甫》就是一部“舶来的史诗”。 　　 全诗共3182行，是英国古代最长的一首叙事诗，约占现存盎格鲁-撒克逊诗歌总量的十分之一。基本情节可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诗行1—1904）：丹麦国王赫罗斯加兴建了一座宏伟的宴乐厅，遭到魔怪格兰道尔的袭击。那魔怪为所欲为，连续为害达十二年之久。消息传到高特人（在今天的瑞典南部。）耳里。高特武士贝奥武甫率十四勇士前往救援。经过激烈的搏斗，力大无穷的贝奥武甫扯断了魔怪的一只胳膊。垂死的魔怪逃回自己的洞穴。第二天晚上又有一个魔怪前来骚扰宴乐厅，此魔乃格兰道尔之母，是为他的儿子报仇来的。贝奥武甫与她在水潭下的洞穴中展开殊死搏斗，最后用魔剑将她杀死。 　　 第二部分（1905—3182）：贝奥武甫凯旋回国。不久，国王海格拉克父子先后死于非命，贝奥武甫继承王位。他成功地统治高特国达五十年之久。就在壮士暮年，国内出了一条毒龙。该毒龙因自己守护的财宝被盗，开始向高特人进行报复。它口吐烈焰，毁灭一切。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贝奥武甫毅然进入龙窟。在一位名叫威格拉夫的年轻武士的援助下，毒龙被除，但老英雄也因受伤过重而献出了生命。 　　 　　 这部史诗八世纪初就已初具文字规模，但我们今天读到的本子是十世纪某个僧侣修订的（手稿现藏于大英博物馆，采用的语言是韦塞克斯和西撒克逊语。）。这个不知名的僧侣与荷马一样没有包揽，也不可能包揽整部史诗的创作工作，他只是搜集整理了前人的创作成果。在众多参与创作的人中，他不是最初的作者，而是最后的一位。在他以前，参与史诗的集体创作的工作的是一些吟游诗人，在我们充分肯定最后一位定稿者的特殊的贡献的同时，这些吟游诗人的作用是不可轻易忽视的。 　　 “吟游诗人”，英文名称是“minstrel”，这个词从拉丁文“minister”（意谓“仆人”）演变过来。十三世纪开始用来专指民间歌手。因为他们是一些穿街走巷，以歌唱为职业的游民，汉语译成“吟游诗人”是合适的。但在十三世纪以前，英国还有另外两个名称用来称呼这些民间艺人：“司歌仆”（scop）和“格利门”（gleeman）（scop在古英语中含义是“说笑的人”；gleeman的词根“glee”意谓“快乐”。）。据说这两个名称最初是有区别的，前者是真正意义的诗人，他们自己作歌，自己演奏；后者只是演奏他人的作品。后来这个差别逐渐消失，两个名称都用来指自己创作自己演唱的艺人。 　　 关于这些所谓的吟游诗人当时的活动情况，通过阅读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诗歌就可以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哀歌中有一篇《提奥》（deor），主人公就是一位吟游诗人。他本来为国王服务，但后来一位比他更擅长歌唱的吟游诗人代替了他，实际上夺了他的饭碗。可见，他们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另外还有一首题为《威兹瑟斯》（widsith）的纪诵诗（这一类作品为数不多，除了具有一定的历史考证价值外，文学价值不大。），记述一位吟游诗人如何周游各国，凭着自己的演唱才能赢得人们尊敬的经历。这首纪诵诗一共提到了七十个部落和六十九个国王和酋长，其中许多地方诗人亲自到过。考察一下那些确实存在过，但很快如过眼烟云在历史上消失的国家和国王，我们不禁要为诗人游历之广而惊叹。这种超越国界的演唱活动也正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吟游诗人生活的一个缩影。 　　 其实，在上古和中古的欧洲大陆，这些人几乎到处存在，只是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称呼罢了。在法国，他们被称为“荣格勒”（jongleur）或“特鲁伯德”（troubadour）；在挪威，叫做“斯盖尔特”（skald）；在斯拉夫语中，则为“格斯拉”（guslar）。尽管名称不一，实际上都是吟游诗人。 　　 史诗《贝奥武甫》也多次提到了吟游诗人：贝奥武甫率高特勇士到达丹麦以后，丹麦国王设宴欢迎他，席间便有吟游诗人为他们歌唱助兴（见诗行496—497）。后来，魔怪母子被除，在先后两次庆功会上，都有吟游诗人的表演。史诗中的许多插曲就是借他们之口叙述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贝奥武甫重创魔怪格兰道尔以后，一位善于吟诗歌唱的国王的侍从（实际上就是吟游诗人）还即兴用多姿多彩的文字歌颂了贝奥武甫的武功事迹（见诗行867—873）。假如史诗所描述的都可以当做史实来看待的话，这位当场采词歌颂铲除魔怪的英雄的吟游诗人该是《贝奥武甫》的第一位作者了！ 　　 根据有关学者考证，历史上确实有过贝奥武甫其人，而且确实是史诗中提到的高特国王海格拉克的外甥。有一次，海格拉克率舰队劫掠莱茵河下游弗罗西亚人的土地，当时该地是法兰克王国的一部分。他们获得赃物甚丰，正欲启程回去，忽遭法兰克士兵的袭击。海格拉克死于战场。贝奥武甫杀死一名法兰克旗手，泅水逃回高特。这件事发生在公元五二一年，史诗《贝奥武甫》中穿插提到过四次，正好与法国史学家格利高里的《法兰克的历史》和无名氏的《法兰克史记》所记载的史实吻合。 　　 如此推算起来，从与贝奥武甫同时代的“第一位作者”到最后定稿《贝奥武甫》的僧侣，历史已跨越了近五个世纪！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究竟有多少民间诗人（包括吟游诗人和僧侣诗人）参与过《贝奥武甫》的集体创作呢？这问题无法弄清楚，也没有必要弄清楚。民间诗歌的集体性就是集体性本身，没有必要再从集体性中去分离个体性的因素。然而，这种以集体创作为基础，最后又以某个僧侣修订定稿的文学创作过程是值得研究者的特别重视的，因为历史的演变必然对史诗的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贝奥武甫》的主人公生活在异教思想为主导的氏族社会，成稿时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异教思想为主导的氏族制度早已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公元五九七年，圣奥古斯丁奉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一世之命，率四十僧侣来到不列颠传教，这标志着英国的宗教信仰已从多神教转向了一神教。到了僧侣诗人整理修订《贝奥武甫》时，基督教在英国已经取得了国教的地位，教会的势力已发展到与封建贵族分享国家政权的地步，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教育事业则完全控制在僧侣手中。《贝奥武甫》在这个时候经僧侣诗人之手最后定稿，不可能不烙上这个时代的印记，他在整理民间流传的口头创作时必然要把他所信奉的基督教的观念添加进去，从而使作品所体现的宗教观念具有了两重性，即多神教和一神教的思想极不协调地交织在一起。比如，史诗中反复无常的命运之神常常与仁慈而万能的上帝同日而语；魔怪格兰道尔竟然成了该隐的后代，等等，反映在宗教基调上的这种矛盾现象已经成了史诗的一大特色。 　　 从内容上看，《贝奥武甫》具有民间童话的性质：主人公三战妖魔，就是民间童话的典型结构。吃人的巨人，吐火的毒龙，都是民间童话中反复出现的母题。按照民间故事类型学分析，贝奥武甫战胜格兰道尔，属于降妖型的故事，杀毒龙则是开洞取宝型的故事的演变。史诗的作者将这两种类型的故事合并，塑造了贝奥武甫这个可敬可亲的英雄形象。在这里，童话与史诗在内容上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形式。这个例子同时还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童话可以转化为史诗，反之亦然。

Brideshead revisited

作者：  (英)伊夫林·沃(Evelyn Waugh)著;赵隆勷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本书为“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丛书之一，描写了伦敦近郊布赖兹赫德庄园一个天主教家庭的生活和命运。老马奇梅因侯爵一战后抛下家人长期和情妇在威尼斯居住；他夫人表面笃信宗教，却过着荒淫奢靡的生活。父母的生活丑闻给子女打下了耻辱的印记，扭曲了他们的天性。尤其是次子塞巴斯蒂安，家庭的负累使之以酒度日，潦倒一生。而长女朱莉娅，年轻美丽有思想，却由于宗教断送了爱情和幸福。本书的叙述人赖德也是故事的参与者

小提琴

作者：  赖斯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1999年12月

简介：
特里阿娜从儿时起就梦想成为伟大的音乐家，但她命运坎坷，不断遭受挫折：母亲西风酒巴父亲弃家不顾、妹妹离家出走丈夫身患爱滋病……绝境中某一天她被一首小提琴曲迷住了魂魄，演奏者是19世纪的一个俄国贵族斯蒂芬的幽灵。他通过那把神秘的小提琴主宰着特里阿娜的心灵……特里阿娜与斯蒂芬之间产生了难以解释的爱恨情仇……
【媒体评论】

A history of English drama

作者：  何其莘著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　　戏剧文学是继抒情诗和史诗之后形成的第三种文学体裁，也是集文学、表演、美术、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成分为一体的一种综合艺术形式。英国的戏剧起源于中世纪教堂的弥撒。在近一千年的发展过程中，英国的戏剧创作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流派，也出现了诸如马洛、莎士比亚、琼森、萧伯纳等一大批重要的剧作家。其中莎士比亚的大量剧作不仅仅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最珍贵的财富，也是对近四百年来英美文学的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巨著。因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英国戏剧进行的研讨，不仅仅考察和学习了英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也有助于了解英国文学的全貌。而且，由于剧本的成功与否更多地依赖观众的反响，因此，戏剧比诗歌和小说更直接地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流派、社会风俗、观众的喜怒哀乐。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本英国戏剧史实际上也包含了许多思想史和社会史的内容。 　　

沙海无澜

作者：  （以色列）奥兹 著，姚乃强，郭鸿涛 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1999-10-1

简介：中国和以色列地处亚洲大陆的两端，两国之间的了解也像隔着崇山峻岭。 不错，我们知道上帝与犹太先祖亚伯拉罕立约，犹太人做了上帝的选民，雅各与上帝使者摔跤被易名，才有了以色列“十二支派”。 我们知道犹太民族的历史苦难深重，饱经沧桑，数千年颠沛流离，几乎罹临灭顶之灾，直至一九四七年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才获得一块栖身之地，并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宣布独立。 我们也许更清楚犹太民族的文化神秘幽远，种下了一个具有探索价值的犹太文化之谜，即两千年前就已经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宗教经典《旧约》。它不仅记载着上帝耶和华与犹太人的契约关系，实录下犹太人上下求索、艰苦创业、兴邦立国，乃至身经乱离的命运，同时也不失为文学总集。无论是《创世记》中数不尽的情结典故，还是《雅歌》、《诗篇》、《哀歌》中感人肺腑的千古绝唱，都曾启迪过无数人的奇思妙想。古老的希伯来文化一向被奉为世界两大文化源头之一。近代犹太人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分别从社会、科学、人本领域对近代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数不胜数的犹太人从不同方面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也经常通过电视屏幕及其他传播媒介了解到，现今的以色列一直战祸频仍，纷争不已，恐怖活动此伏彼起。 但是，除此之外，以色列当今社会的真面目，当代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与喜怒哀乐，谁又知多少？ 文学是借助审美手段反映现实生活与作家心灵历程的独特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了解社会与人的一个窗口，是沟通民族心灵的一座桥梁。“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每个民族的文学均负载着那个民族深厚的历史积淀、集体无意识与民族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将阿摩司·奥兹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作为作家，他不但杰出，而且相当“以色列化”。 阿摩司·奥兹出生于一九三九年。父母在排犹声浪四起的三十年代，受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从俄国移民到耶路撒冷，梦想在巴勒斯坦找到自由的“希望之乡”。父亲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博学多才，嗜书如命，懂十几门语言，一心向往做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但始终未能如愿。母亲范妮娅漂亮贤惠，多愁善感。 奥兹童年时代的耶路撒冷由英国托管，日常生活蒙上了一层英雄主义色彩：地下活动，爆炸，逮捕，宵禁，搜查，英国兵，阿拉伯帮，迫在眉睫的战争与恐惧……古老的英雄神话仿佛成了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儿童故事讲的都是耶路撒冷的过去和沦陷。据奥兹回忆：“父母将我送到一座希伯来基础小学，学校教我缅怀古代以色列王国的辉煌，并且希望它在烈火与热血中复兴。”在那个躁动喧嚣的时代，奥兹的理想就是“做一个英雄”。 十二岁那年，母亲自杀，这一事件不仅结束了奥兹童年的梦想，而且对他日后的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奥兹本来就和父亲不和，母亲故去后，他对家庭的反叛意识愈来愈强。十四岁那年，奥兹离家投身到胡尔达基布兹，并把自己的姓氏克劳斯纳改为奥兹，希伯来文意为“力量”。在那个颇具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世界中，奥兹开始了文学创作。后来，基布兹将其保送至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文学与哲学学士学位。按奥兹自己的意愿，他想继续攻读硕士，但未被批准。他只好回到基布兹教书，并从事写作。直到后来功成名就，他才到英国牛津求学，获硕士学位，后又获特拉维夫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一九八六年，奥兹因儿子患哮喘病不得不离开生活多年的基布兹，搬到南方沙漠地区的阿拉德小城居住（据说沙漠地区的干燥气候有利于治疗哮喘），不久便被本·古里安大学聘为文学系教授。 阿摩司·奥兹是当代以色列文坛上极具影响力的优秀作家。他自幼受家庭影响，阅读了大量以色列经典作家及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表现出出色的文学天赋。早在耶路撒冷小学接受启蒙教育期间，他所作的诗歌和小文章便经常见诸学校报刊。在基布兹时，他利用休息时间勤奋写作，后来每周得到一天特批的写作时间。自六十年代登上文坛后，奥兹先后发表了九部长篇小说《何去何从》（１９６６）、《我的米海尔》（１９６８）、《触摸水，触摸风》（１９７３）、《沙海无澜》（１９８２）、《黑匣子》（１９８７）、《了解女人》（１９８９）、《费玛》（１９９１）、《不要称之黑夜》（１９９４）、《地下室中的黑豹》（１９９５）；三个中短篇小说集《胡狼嗥叫的地方》（１９６５）、《一直到死》（１９７１）、《恶意之山》（１９７６）；杂文、随笔集《在炽烈的阳光下》（１９７９）、《在以色列国土上》（１９８３）、《黎巴嫩斜坡》（１９８８）、《天国的沉默》（１９９３）、《以色列、巴勒斯坦与和平》（１９７６）等；儿童文学作品《索姆哈伊》（１９７８）。他的作品不仅在以色列十分流行，而且在世界上影响很大，曾获多种文学奖，并于一九九八年以色列建国五十周年之际获以色列国家文学奖。 《何去何从》是阿摩司·奥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背景置于约旦边境附近的一个基布兹。德国移民鲁文·哈里希是基布兹的诗人、导游和教师，妻子伊娃抛弃他及一双儿女，与前来度假旅行的堂兄弟私奔德国，留下鲁文与女儿诺佳及儿子盖伊相依为命。伊娃出走后，流言四起，说女教师布朗卡·伯杰与鲁文有染。布朗卡有丈夫、子女，丈夫埃兹拉是基布兹的卡车司机，喜欢夜里出门运货，哥哥是耶路撒冷的名博士，可谓门庭显赫。时光就这样一天天逝去，鲁文的女儿诺佳已长得亭亭玉立，情窦初开的姑娘对曾被自己拒绝过的年轻小伙子拉米萌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埃兹拉在一个深夜强暴了诺佳，致使诺佳怀孕。一度希望诺佳做儿媳的拉米的母亲再不愿让儿子同“血管里流着母亲不洁的血”的女孩子有任何瓜葛。鲁文对女儿深感负疚，不再同布朗卡往来。诺佳拒绝堕胎，离开基布兹，与埃兹拉的关系告终。埃兹拉与妻子和解，重新回到她身边。后来，拉米的母亲去世，拉米与诺佳结婚。 《何去何从》不仅讲述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基布兹人的故事，同时也描绘了基布兹生活的危机以及新老两代人之间的代沟。 基布兹是当代以色列社会的一个特殊产物，本世纪初由新移民先驱者创建。在基布兹，人人平等，财产公有，颇有原始共产主义的味道。奥兹最初到基布兹时，那个世界对他来说比较陌生。他拿不动锄头，还要写诗，由于多年生活在知识气氛浓厚的耶路撒冷，所以他操着一种特殊的语言，惹人发笑。老人们喜欢同奥兹聊天争论。他们知道奥兹有志于小说创作，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一切事情都交给他，以便得到安全的保存。因为在基布兹，一切归于公有 ，无论房产、花园，还是人们终生照看的果树，什么都传不下来，留下的只有回忆和经历。奥兹成了老人们的忠实听众，无疑得到了一笔可贵的财富。当时，基布兹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即使同现在贫困线下的生活相比也显贫穷，每人吃半个鸡蛋，每张桌子共用一把餐刀。人们具有一种不安全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在基布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非常默契、亲密，能够净化人性中某种不纯洁的因素。也就是在那个世界中，奥兹意识到理想与理想者本身的不一致，意识到梦想与梦想者之间的距离，意识到试图改变世界的伟大理想与狭隘的自私心理之间的矛盾。尽管奥兹在基布兹生活多年，但一直对基布兹持批评态度，认为基布兹虽是先驱者们“出色的想法”，但同现实世界却相去甚远。 奥兹的基布兹思想直接影响到创作。《何去何从》中的伊娃曾因丈夫鲁文之故毁弃了与堂兄弟的婚约，后来又心甘情愿地随他私奔慕尼黑。一方面是因为搞艺术的堂兄弟爱她，需要她，她本人也像《创世记》中的原型夏娃（伊娃谐音）一样禁不住诱惑；另一方面则是她富于幻想、追求精神生活的天性与基布兹严格的生活格格不入，对丈夫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颇为不满，因而执意离去。诺佳也是一样，她称自己是“山的女儿”，然而在基布兹这个毫无隐私权可言、一切均公之于众的地方她感到非常压抑，于是向往另一个所在。奥兹之所以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取名为“另一个地方”（希伯来文书名），是因为他想表明一代新人对先驱者信仰的怀疑与挑战。 十二年后，奥兹又完成了另一部以基布兹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沙海无澜》。青年主人公约拿单与《何去何从》的诺佳一样，也决定离开基布兹，梦想到一个有爱情、有冒险、有秘密奇遇的遥远所在。 约拿单出生在基布兹，并在那里生活了二十余年。父亲约里克是前任内阁成员、工党领袖，现为基布兹书记，专横跋扈而热衷政治，沉醉于往昔的辉煌岁月；母亲哈瓦盛气凌人；妻子丽蒙娜温柔漂亮，却头脑简单。在丈夫眼中，她显得毫无意义，夫妻生活平淡如水，约拿单因而备感压抑。正当他打算离开之际，一个笃信斯宾诺莎哲学的俄罗斯青年阿扎赖亚来到基布兹。第一次到约拿单家做客阿扎赖亚便为丽蒙娜的美丽所倾倒。由于天气之故，他不得不留宿，约拿单意识到此人可代替自己的位置，说不定能够唤醒丽蒙娜这个“睡美人”。约拿单突然离去后家里起了轩然大波，父母互相埋怨，丽蒙娜默默地忍受着，阿扎赖亚则大肆传播自由思想。 约拿单冲向内盖夫沙漠，他想穿过边境，前往约旦的红石城佩特拉。他深知自己在越过边境之际便有被阿拉伯士兵俘虏的危险。抵达边境时，他同军营里的女兵有一夜之欢，堪称体验到了爱和危险且又有了秘密奇遇。有的评论家认为：“约拿单恐怖地发现，‘真正的人生’原来就是通向死亡，通向地狱之路。”他所向往的佩特拉红石城也成了一座地狱，于是他决心重返基布兹，与妻子及阿扎赖亚和平共处。 约拿单虽然重新回到了基布兹，但并不意味着他同父亲之间的冲突得到了缓解。父亲是本·古里安、列维·艾希科尔的同代人，这批人代表着建国者们追求的正义与和平的信仰与创造力。但与之相对的是，先驱者们的妻女、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似乎缺乏上代人的精神支柱，即使在抵御外敌侵略的战斗中也是这样。父辈们是为了实现复国主义理想，而年轻一代则是为了生存，这种冲突不可避免。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摩司·奥兹的小说表现出当代以色列人信仰的失落。由于终日生活在战争的隐患之中，许多以色列人的内心深处不免产生一种强烈的生存危机意识。 《我的米海尔》是阿摩司·奥兹的成名作，也是迄今为止奥兹全部创作中最负盛名、最受赞誉的一部作品。自一九六八年发表至今三十年来，已再版五十余次，翻译成三十种文字。表面看来，这是一部爱情小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文学系女大学生汉娜与地质系学生米海尔邂逅，不久便结成眷属。婚后，米海尔潜心学业，挣钱持家，却忽略了妻子的感情追求。往昔的一对恋人逐渐产生距离，漂亮而感伤的汉娜不禁失望、痛苦，进而歇斯底里……作者在开篇便用女主人公的口吻写道：“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这段极富抒情色彩的文字在文中几次出现，一唱三叹，动人心弦。 若单纯作为一部爱情小说，《我的米海尔》可能比较普通。但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婚姻与家庭生活的描写，正如阿摩司·奥兹所说：“若问我的风格，请想想耶路撒冷的石头。”耶路撒冷的石头具有许多层面，负载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耶路撒冷是一座极富历史感的城市。三千年来，迦南人、亚叙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穆斯林、十字军相继征服过这座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耶路撒冷成了英辖巴勒斯坦首都。巴勒斯坦分治后，耶路撒冷成为一座国际型的城市。直到一九六七年“六日战争”老城才重归犹太人所有。 作为犹太人，阿摩司·奥兹对耶路撒冷充满深情。“我爱耶路撒冷是因为我出生于此。”“这是我出生的城市，我梦幻中的城市，我的祖先和人民痴心向往的城市。”但在奥兹心目中，耶路撒冷“从未真正成为以色列国家的一部分”。在《我的米海尔》中，奥兹不止一次地写道，耶路撒冷是座让人伤心的城市，并借汉娜之口道出，“那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幻影。四面八方都是山。”“我生于耶路撒冷，但我却不能说耶路撒冷是我的城市。”小说把耶路撒冷比作被人围观的“受伤女人”，暗示它处在阿拉伯世界的重重包围之中。汉娜到北方基布兹过逾越节时，为不再受耶路撒冷的困扰而感到轻松愉快，甚至对这座古老的城市心生恨意。将耶路撒冷置于否定的层面上进行抨击这在犹太作家的作品中确属罕见，足见作家“爱深恨弥深”的情感。同时，作家又把笔端伸进耶路撒冷的神秘生活之中：冰冷的石墙，幽深的小巷，令人炫目的日光，喧嚣嘈杂的市场，黑漆漆的森林，灰沉沉的天空……婚礼上的踩玻璃仪式，希伯来大学校园内阴冷的建筑，街上神出鬼没的小贩，教会学校的孩童，悠扬的教堂钟声，独立日，西奈战争，住棚节，逾越节等等，这一切不仅为我们展现出五十年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同时也描绘出那个乱世之秋的社会场景。 《我的米海尔》确立了阿摩司·奥兹在以色列文坛上的重要位置。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汉娜的眼光观察世界，感受人生，手法上匠心独运，行文流畅自然。汉娜自幼与邻居家一对阿拉伯双胞胎青梅竹马，双胞胎任她支配，能够满足她的强权与施虐意识。但结婚之后，她从丈夫那里得不到这一切，于是她绝望、抱怨、发泄，近乎歇斯底里。汉娜的性格本身具有很多弱点，但是奥兹采用女性口吻叙述故事，展开情节，丰富地表达出女性意识，在现代希伯来文学史上堪称独创。 著名希伯来文学批评家格肖姆·谢克德认为，《我的米海尔》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多愁善感的汉娜有些像奥兹的母亲。奥兹承认，他的许多作品中均有自己生活的影子。在创作《我的米海尔》之前，小说中的许多人物便在他的脑海里徘徊了很久，却又挥之不去，令他整整花上近三年时间进行创作。 另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是《费玛》。这部作品布局精巧，情节始于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二日星期一凌晨，到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七日星期六安息日结束。主人公费玛是一位五十四岁的离婚男子，在一家妇科诊所做接待员。费玛年轻时是个诗人，其诗作深深感染着耶路撒冷的读者。他称自己是百分之百世俗的犹太人，但却笃信希伯来神秘哲学，感觉整个世界上充满着上帝的灵光。他博学健谈，关心政治，尤其是关心动荡的以色列现实，喜欢同友人在咖啡馆谈论现存体制，研讨诗歌。同奥兹一样，他也笃信阿以和平，但父亲巴鲁赫却是个右翼极端分子。费玛意识到，是因为母亲的过早离世才造成他与父亲之间情感上的隔膜。每天夜里他在梦中辨认母亲的形象，早晨起身记下自己的精神活动历程。 在某种程度上，费玛堪称奥兹的负面，所以显得比较愚钝。他在思想上是个英雄，但在行动上却是个反英雄。如果人们接受他的建议，那么他无疑能够解决以色列所面临的问题，成为举世瞩目的诗人。但这个世界却背弃了他，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已死”，缺乏雄心、信心与自我兴趣。用他前妻的话说就是“什么也不爱”。在他看来，“爱情必然导致灾难”，而“缺乏爱情”又会造成“屈辱和伤害”。他同妻子在一起时缺乏激情，但把妻子赶走后又觉得心神不宁。 奥兹用传统小说的叙述方式，把日常琐事、政治见解、耶路撒冷的现实社会融到一起，展现出个人与社会、性欲与政治、梦幻与现实、善良与邪恶的冲突。他不仅表现当代世界，而且追溯古老的以色列文化传统。 小说的希伯来文原名为“第三种状态”。作品对此进行了相关描写：连绵的阴雨过后，太阳喷薄而出。耶路撒冷的星期五早晨，一切犹如创世之初，这美妙的景观刺激了费玛，使他顿悟出在“沉睡”与“清醒”之间存在着“第三种状态”，“第三种状态”具有哲学意义。奥兹曾解释说：“‘第三种状态’不仅指梦幻与现实之间的状态，也是喀巴拉神秘教所提到的中和状态，是对不需做任何决定的世界的渴望。如果让费玛在散步和打盹间做出选择的话，他很难做出决定。睡觉固然令人惬意，但散步也不坏。最后，他决定穿睡衣散步，于是乎皆大欢喜。”“这也代表着对一切矛盾归于和谐后某种复音状态的渴望。这是小说中的一个深奥问题。”总体上说，《费玛》是阿摩司·奥兹九部长篇小说中最富哲学色彩的一部小说，进而被称作“宗教小说”。 构成《费玛》小说中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费玛同女性的关系。阿摩司·奥兹擅长描写家庭生活，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他全部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一九八九年，奥兹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题名为《了解女人》，产生很大反响。小说的主人公约珥是以色列摩萨德组织的一名特工人员。作品写的是一个风雨交加的早晨，约珥的妻子伊芙瑞娅触电而死，邻居前去救助时也不幸身亡，从此谣言四起。约珥提前退休，搬到特拉维夫，与岳母、母亲、女儿生活在一起，养花，烹饪，为女人们操持家务，同自己并不爱的女邻居交欢，经常坐在电视机前入睡，最后到一家医院当了一名志愿者。 作为摩萨德组织的一名特工人员，约珥曾经不相信一切人，不相信一切事。退休后，他盼望把自己解析人的本领转入剖析他所忽略的家庭世界。触电而死的妻子，患有癫痫病的女儿，以及年事已高、身体欠佳且总在喋喋不休的岳母和母亲，她们究意是怎么回事？于是他全身心地去了解生活中的女人。小说书名“了解女人”出自《旧约·创世记》第四章第一节“亚当了解夏娃，他的女人”（中文通行译本均译作“亚当和夏娃同房”）。了解女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约珥寻找自我真实、追寻生命意义的过程。约珥与妻子共同生活了二十年，不忠似乎已经成为习惯。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了自己的国家和义务。退休前夕，约珥曾被老板唤去，要求他到曼谷寻找一名恐怖分子的前妻，他拒绝了。顶替他前去执行任务的同事落入陷阱，惨遭伤害。约珥以前背叛了家庭，而今又觉得愧对以色列。一个人把终生贡献给了神圣的生活，其结果却是一种失落。他是否要对妻子的事故、女儿的痛苦、同事的死亡负责？所有这些问题悬而未决，对读者无疑是一种挑战。 以上介绍的五部作品向读者展示了奥兹创作的总体风貌。奥兹一向推崇希伯来文学大家阿格农、布伦纳、别季切夫斯基等人的创作，酷爱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及美国作家梅尔维尔等的作品。他的创作手法与叙事技巧主要得益于上述文学大家的影响，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向我们娓娓动人地描述当代以色列人的生活，“语汇极其丰富”。 近代希伯来文学自复兴以来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家和诗人，但纵观整个希伯来文学发展的脉络，所描写的基本上就是形形色色犹太人的艰辛历程。有些评论家认为，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作家所探讨的不是“个人的意义”，而是“犹太人的意义”。在他们那里，语言已不单纯是一个载体、一个工具，而是一种文化。作为六十年代登上文坛的“新浪潮”作家的代表，阿摩司·奥兹一方面注重描写家庭生活，剖析人生，揭示人的内心世界，同时又受到集体无意识的侵扰。用他自己的话说，“倘若这种歇斯底里的犹太纽带非常坚固，没有它我又怎么能够生活？我又怎能放弃这种对集体共振与部落纽带的沉溺与迷恋？如果我将这毒瘾戒掉，我还剩下什么？我们岂能过普通、和平的生活？我们当中谁能？我不能。”在他看来，一个希伯来文作家不可能只为爱情而描写爱情，不可能只去描写人类总的境况。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则不难理解阿摩司·奥兹作品的多层面特色，从其流畅舒缓的字里行间发掘出凝重与深邃的意蕴。 阿摩司·奥兹不仅是一个天才的作家，而且是一个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他一直呼吁阿以和平，亲自参加过一九六七年的“六日战争”和一九七三年的“赎罪日战争”。他不但撰写长、中篇小说，而且写有大量的政论及随笔，题材包罗万象。时至今日，奥兹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三十种文字，译介程度之广在以色列当代作家中仅次于耶胡达·阿米亥。其作品在欧美世界亦反响很大。国外对阿摩司·奥兹的研究已深入到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各个角度，可谓仁山智水，妙论迭出。在我国，九十年代初才出版了第一个希伯来短篇小说选集。此次将一个以色列作家的五部作品一并推出，算是希伯来文学在中国翻译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了。

Nouvelles choisies

作者：  (法)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著;汪阳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举世闻名，有“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的美称。本书收集了他的中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共38篇，其中《羊脂球》、《米隆老爹》、《我的叔叔于勒》等更是为我国许多读者熟悉的名篇佳作。本书是全新译本，又经老翻译家王振孙校订润色，因此不仅译文忠实原著，而且译笔流畅优美。《羊脂球》的故事始于被普鲁士军队占领的卢昂，一行十人订了辆四轮公共马车前往迪耶普，主人公羊脂球也在这群人之列。旅途中，马车被一队普鲁士士兵拦截，为首的军官向羊脂球提出非礼要求，并扬言不达目的绝不放行。众人先是义愤填膺，继而为了各自利益怂

Naked Camme I

作者：  (美)戴维·韦斯(David Weiss)著;杨苡等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1999

简介：　　　　《我赤裸裸地来》（Naked Came I）书名出自世界名著《堂吉诃德》中的典故。本书作者将原话“我赤裸裸地来到人间，也要赤裸裸地离去”写在本书正文开端的前一页上，以此暗示罗丹一生不平凡的经历与卓越的艺术成就。 　　　　本书再现了一代宗师罗丹跌宕起伏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他醉心艺术，虽饱受挫折却仍然勤奋执着，始终认定艺术的追求高于一切。他的一生中跃去着狂飚的意志和火热的情爱，在艺术与爱情、灵与肉的纠缠与搏斗中得到升华。他的雕塑艺术突出人物的崇高与顽强，爱的欢乐与痛苦，“塑造了人类的灵魂”。罗丹的生命色彩斑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