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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北齐)魏收撰
简介： 二十四史【缩印本】（全二十册）： 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息、发展的清晰脉络，留下了一部部浸透着古人心血和智慧的历史史籍。这里面最优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记载了我国自上古洪荒时代至明代数千年的历史流程，展示了数十个王朝的兴衰变迁，是研究中国历史最具权威性的史料，也是考索我国周边国家历史的珍贵资料，堪称中华文明的百科全书。由于其内容的博大精深，《二十四史》不仅为研史之人所必读备各，而且被政治军、军事家、思想家、科学家、企业家奉为治国安邦、运筹帷幄、推陈出新、建功立业的宝典，也被有识之士视为修身治家。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明镜。 史记：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侯，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 后汉书：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侯，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 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书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烦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梁书：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徒，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氏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 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北齐书》，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李百药撰。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 《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但即便如此，它还是为我们了解东魏、北齐历史提供了一部断代史著作。 周书：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今天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 《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杀父淫母，"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 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南史》是合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历史为一编的纪传体史著，记事起自南朝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止于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公元589年），记述南朝四代一百七十年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 李大师（公元570--628年），相州（今河南安阳）人，南朝末期由隋入唐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南北朝时期各朝的断代史，彼此孤立，记事重复，又缺乏联系，打算采用编年体，撰写《南史》与《北史》，使南朝与北国各代的历史，分别统编于这两部史著之中。隋末，李大师曾参加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建立的夏政权，任尚书礼部侍郎。因此，在唐初流放到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遇赦放回，死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所撰《南史》与《北史》未能成书。此后，由李延寿继续撰成，合称为《南北史》。 李延寿，字遐龄，生卒年代已不可确知，大约卒于唐高宗仪凤年间（公元676--679年），唐初历史学家，曾任崇贤馆学士，官至符玺郎。唐太宗时，李延寿曾参加《隋书》纪、传、志和《晋书》的编写，又参预唐朝国史的编纂工作。但他主要成就在于承接其父未竟的事业，完成《南史》与《北史》的写作。 《南史》以《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为本，删繁就简，重新编纂，成为史林新著，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南史》有本纪和列传，无表、志。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共八十卷。其编撰方法按朝代顺序、帝王在位先后，排列各朝帝王、宗室、诸王、大臣等纪传。 本纪中有《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列传中除专传外，列"类传"九种。 《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南史》《北史》中，某些传文亦有重复现象。 北史： 《北史》一百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记述北朝从公元386年到618年，魏、齐（包括东魏）、周（包括西魏）、隋四个封建政权共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作者李延寿，唐初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曾任史官，参与修撰《隋书》、《晋书》，并另外著有《南史》。 《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 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炼，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 旧唐书：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书》，宋代欧阳修、宋祁等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共二百卷，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后晋高祖天福六年（公元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赵莹立即组成修纂班子，到出帝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 《旧唐书》的作者去唐不远，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能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修成这样一部二百卷的大书。 但是，由于肃宗以后的国史尚未编出，宣宗以后的实录也未修成，所以《旧唐书》的作者在修《旧唐书》时，唐代晚期的史料相当缺乏。虽然作者曾做过不少搜集史料的工作，但由于成书仓促，所以对于唐代晚期史事的记述，仍显得粗糙，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简洁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点。 《新唐书》行世后，《旧唐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被人们废弃。 等到明朝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闻人诠等重新刊印后，才又广泛流传开来。《旧唐书》传布过程中的兴衰，既反映了它的缺点，也说明它有自己的长处，非《新唐书》所能取而代之。 新唐书：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 宋仁宗认为的《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前后参预其事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王畴、宋敏求、刘羲叟等人。其中列传主要由宋祁负责，本纪、志、表主要由欧阳修负责，所以《新唐书》署"欧阳修、宋祁撰"。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等职。他历时十余年完成列传，于嘉三年（公元1058年）交齐全部列传的稿子。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擅长古文，他因参加推行"庆历新政"的活动，被贬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调到朝廷任翰林学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写定本纪、志、表，已是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列传与本纪、志、表合在一起时，并没有经过严格的整齐划一。 《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首先，《新唐书》的作者对志下了一番功夫，增加了以前各史所没有的《仪卫志》、《兵志》。其他几个志也各增补了新资料，质量多在《旧唐书》之上。 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便习称《旧五代史》。 这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经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成书如此迅速，主要在于宋太祖十分重视，组织的撰修班子规格高、阵容强；同时也因为去古未远，可资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范质又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实录简编--《建隆五代通录》，从而为修史提供了极大便利。 在我国历史上，唐朝和宋朝之间曾有过封建社会中最后一次的大规模分裂割据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的五十三年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 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撰者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大约于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至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的十八年间编成此书。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史学家，奉命和宋祁领衔编撰《新唐书》。崇儒复古是他的政治主张，也是他修史的指导思想。他意禀承孔子的《春秋》笔法、"褒贬"义例，对《旧五代史》改编重修。在编排体例上，推翻《旧五代史》一朝一史的基本格局，取法《南史》、《北史》，打破朝代界线，把五朝的人事综合统编在一起，按时间顺序排列。 《新五代史》全书七十四卷，包括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世家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四卷。其中的列传，最有特色。它采用类传的形式，设立《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六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杂传》等名目。每类传目，内寓特定涵义，用以贯彻作者的"褒贬"义例。臂如将相大臣，凡专事一朝的在《臣传》，历事几朝的则列《杂传》。又如根据死者忠的不同程度，分为两等，头等的进《死节传》，次等的入《死事传》。 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 本书的世家及世家年谱，大致相当于《旧五代史》的《世袭列传》和《僭伪列传》，明确将中原以外的割据政权分为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南平、东汉等十国。各小国的划分编排，条理清晰，首尾完具，显然胜于旧史。《四夷附录》相当于旧史的《外国列传》。 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尤其对十国部分的补充。由于《旧五代史》已非原帙，残缺不全，《新五代史》特有的价值就更不应低估。再从其它角度来着眼，欧阳修撰史，浑然一体，结构严谨，选材讲究，文字凝炼；思想上不像旧史那样大肆渲染"天命"而注重人事；创《职方考》，独树一帜，提纲挈领，眉清目秀，颇受称道，都是它的长处。平心而论，两部《五代史》各有短长，可以互为补充，不应偏废。 《新五代史》问世后，即有徐无党注。但徐注旨在解释《春秋》笔法、阐述微言大意，对读者并无多少裨益。 宋史： 《宋史》撰修于元朝末年，全书有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计四百九十六卷，约五百万字，是二十五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早在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就曾诏修宋史，因体例未定而未能成书。元朝末年，丞相脱脱主张分别撰修宋、辽、金三史，各自独立，这一意见得到元顺帝的同意，于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三月开局，三史同时修撰。 经过二年半时间，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十月，《宋史》匆匆成书。 《宋史》是在原宋《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两宋时期，史官组织完备，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书籍流传和保存都较为便利，积累了大量史料。这就为元修《宋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是由于《宋史》修撰者匆匆急就，在史料的裁剪、史实的考订、文字的修饰、全书体例等方面存在不少缺点，如一人两传，无传而说有传，一事数见，有目无文，纪与传，传与传，表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抵牾等，这使它在二十五史中有繁芜杂乱之称。 尽管《宋史》存在不少缺点，但是它卷帙浩繁，仅《列传》就有二千多人，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叙事详尽，就史料的学术价值而言详胜于略。同时《宋史》的主要材料是宋代的国史、实录、日历等书，这些史籍现在几乎全部佚失了，而《宋史》是保存宋代官方和私家史料最有系统的一部书。 辽史： 《辽史》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一十六卷，包括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二卷，表八卷，列传四十五卷，国语解一卷。本书较系统地记载了我国古代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二百多年的历史，并兼载辽立国以前契丹的状况，以及辽灭亡后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的概况，是研究辽和契丹、西辽的重要史籍。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之初，依仿汉人制度，设立监修国史官，并且仿照中原的做法，撰修《起居注》、《日历》、《实录》等。辽代曾先后四次撰修实录。 金朝建立后，很注意总结前朝的兴衰得失，着力修撰《辽史》，前后撰成两部《辽史》。第一次是熙宗皇统年间（公元1141--1149年），耶律固主持修纂，最后由萧永祺完成，此《辽史》有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但未曾刊行。 第二次撰修《辽史》，由廉惠山海牙、王沂、陈绎曾分撰，从至正三年四月开始撰写，四年三月即告脱稿，仅仅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这是因为前人所撰《辽史》和实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一般人认为，元修《辽史》失之简略，但不应否定它特有的长处。《辽史》的志、表多有特色，其中一些志、表是其它正史所没有的。 金史： 《金史》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 《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以后在至元元年、十六年，以及仁宗朝、文宗朝都分别议论过修史的事，都因义例难定未付诸实行，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三史的都总裁官是右丞相脱脱，参加修《金史》的有铁木尔塔识、张起岩、欧阳玄、王沂、杨宗瑞等，其中欧阳玄的贡献最为突出，他制订《金史》撰修的发凡举例，书中的论、赞、表、奏皆他属笔。 元史： 《元史》是系统记载元朝兴亡过程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成书于明朝初年。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元朝灭亡，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 洪武二年，以宋濂、王为裁、汪克宽等十六人为纂修，开史局于南京天界寺，进行编写。从洪武二年二月到八月，用一百八十八天的时间，修成顺帝以前各朝的历史，共一百五十九卷。接着，明朝政府派欧阳佑持等十二人到全国各地征集顺帝一朝的资料。洪武三年二月重开史局，仍由宋濂、王任总裁，但纂修人员作了大幅度的调整，这一次纂修共十五人，只有赵埙曾参与第一次工作，其余都是新人。八月书成，共五十三卷，历时一百四十三天。前后两次修成的文稿经过统一加工，共二百一十卷，内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两次开局共历时三百三十一天。 朱元璋在建国之初，立即着手组织《元史》的编纂，而且在很短的期间成书，主要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他的意图是以此来说明元朝的灭亡和明朝的兴起都出于"天命"，而他自己则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 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说："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元史》问世后，很多学者对它表示了不满，钱大昕则是不满者中持激烈否定态度的一个。对于《元史》的批评，主要认为它的编纂工作过于草率，没有认真的融合贯通，基本上都是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略加删削修改而成。但是，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元史》仍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元代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文献。它是最早的全面、系统记述元代历史的著作。 明史：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明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历史。 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重开明史馆，因纂修《清世祖实录》而停止。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以徐元文为监修，开始纂修明史。于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最后定稿，进呈刊刻。从第一次开馆至最后定稿刊刻，前后经过九十多年，是官修史书历时最长的一部。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编纂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虽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读者并不感到冗长而生厌。
简介：历经20年的爬梳剔抉、搜辑校点，历尽整理、出版过程中的坎坷曲折，备受学界关注的煌煌巨编——《全宋文》行将正式出版发行，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盛举，古籍整理事业的丰硕成果。《全宋文》刊行，与已出版的《全宋诗》、《全宋词》和正在陆续出版的《全宋笔记》（已出二辑）一起，共同构建了宋代比较完备的资料库的主体部分。这也是最早合璧的按现代学术规范整理而成的断代诗词文总集。如果加上《长编》、《宋史》等已正式出版史部书的校点本，及正在整理的《宋会要辑稿》、《文献通考》等宋代资料书，必将对宋代文史哲的研究产生历久而弥远的影响。 《全宋文》由曾枣庄、刘琳先生主编，在四川大学古籍所全体同志及京、沪、蓉等地部分校外专家的共同努力下编纂而成。是书于1985年发凡起例，在项目论证时，就有许多反对意见。在邓广铭、程千帆、缪钺先生等的大力支持下，以周林先生为主任委员的全国高校古委会高瞻远瞩，果断决策，批准立项，并陆续拨巨款资助这一项目。在当时年富力强的曾、刘二位主编的主持下，仅二年时间，就完成了普查辑佚工作，并陆续开始发稿。在巴蜀书社的鼎力相助下，于1988年～1994年陆续出版了前50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此后出版工作便一度中断，《全宋文》面临中途夭折的危险。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毅然“中局接盘”，斥以巨资，刊此大编，堪称颇具学术远见之举。历经近三年的修订、编辑，又力邀安徽教育出版社加盟合作出版，终于在最近付印。全书收文17万余篇，作者近万人，字数约1亿，分装360册。不失为迄今篇幅最大、字数最多的断代文章总集，也是建国以来已完成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项目。这部化二十年时间精心打造的煌煌巨编，必将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将以便于学者阅读、使用而产生深远的社会效应。 （一） 我国的总集起源，可以追溯到《尚书》、《诗经》，只是因其按图书四部分类法而归经部，其总集“之祖”的“名分”遂被人遗忘。名实相符的总集，当始于西汉刘向编《楚辞》16卷。但其书久佚，今所传者乃东汉王逸《楚辞章句》17卷本。其后，诗文总集，代有所出。至宋代，因印刷术的发展和普及，总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见于宋、明书目著录的宋人总集就达300余种，不知名或序跋无可考见的宋编总集就更多了。历经明清，迄今现存总集已逾千部，但究其实，多为诗文选集而已。 “巨细兼收，义取全备”（《四库全书总目》卷189《宋文紀》）的总集之纂，似始于明人冯惟纳《古诗紀》，是书150卷，汇集上古至六朝的诗作。而明梅鼎祚《文紀》则为自上古至隋的“全文”总集，收书12种，凡203卷。两书实开全诗、全文总集的先河。究其性质，乃唐代以前诗文的总集，但其质量实不敢恭维。好在这一缺憾已分别由清人严可均和今贤逯钦立先生所弥补。 清人曾对总集纂修提出过两条基本要求：“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四库全书总目》卷186《总集类·序》）真正意义上的断代总集，当首推康熙时成书的《全唐诗》。对照上述两条准则，大体上符合。因其为诗集，其得失姑不具论。但从今人《新编全唐五代诗》即将刊行而论，则《全唐诗》仍不免有太多的差强人意之处。《全唐文》一千卷，涵盖李唐，包罗五代。清嘉庆十三年（1808）始开馆纂修，历时六年而成。由董诰领衔主编，先后预修者凡100余人，如法式善（1753～1813）、徐松（1781～1848）等皆极一时之选。成书后，即有扬州官刻本刊行，世称其便。收文达二万余篇，作者则三千余人，字数约980万（按：《全宋文》则分别为其8.5倍、3.3倍、10倍左右）。但是书有两大缺陷：一是辑录唐文及作者小传均不注资料出处，二是挂漏遗缺仍多。光绪年间，陆心源利用丰富的藏书，又得缪荃孙等人之助，先后成《唐文拾遗》72卷、《唐文续拾》16卷，凡88卷，补遗唐文近3000篇，新收作者480余人。其“考订之细、校录之精、搜罗之广”（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前言》，中华书局，2005）皆超迈前书。陆氏不失为《全唐文》的功臣。开《全唐文》馆之时，正当乾嘉朴学极盛之际，时风熏陶，无论搜辑之广，校刊之精，皆远胜《全唐诗》。但其存在问题亦多，清人劳格、今人岑仲勉先生颇有纠弹，今贤亦时有批评指正。对是书补遗和考订作出重要贡献者乃友人陈尚君教授，新补唐文6000余篇（包括佚存残句），作者2000余人，编为160卷，其《全唐文补编》不失为《全唐文》的又一功臣。但随着海外文献的回归，新出土文献的发掘，大型丛书、类书的编定刊行，仍有辑佚补遗、考订的空间。由此可证，即使是一部断代总集的修订及臻于完善，也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其后，《全金诗》、《全五代诗》、《全辽文》、《全元散曲》、《全金元词》、《全清散曲》、《全唐五代词》、《全明散曲》、《全元文》等断代总集相继问世。窃以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文》（下简称严书）、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简称逯书）、唐圭璋《全宋词》堪称体大思精、前无古人的传世之作，其质量远胜官修的《全唐诗》、《全唐文》。不妨简要考察一下这三部书共同的成功经验。首先，三书皆为以一人之力纂修而成；其次，均为数十年竭尽心智之编；其三，皆研究型著作；其四，都注明资料出处；其五，皆有简明作者小传；其六，均几近网罗殆尽；其七，均有较完善的体例。这后五条，已近乎当代编纂总集的学术要求。细审之，共性之外，尚各有其特点。 严可均（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乌程（治今浙江吴兴）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曾官严州建德县教谕。家富藏书至二万余卷，学问赅博，尤精小学，“精于考据，著作等身”（《晚晴簃诗汇·诗话》）。主要有《说文类考》、《说文类声》、《说文校义》、《铁桥漫稿》、《四录堂类集》1200余卷等。据说，开《全唐文》馆时，知名文士多被邀预修，严氏却被排斥，遂发愤以一人之力，化27年时间，稿凡数易，于道光间成这部唐以前文之总集。严氏《全文》收作者近3500人，文逾万篇，类次为15集，编为746卷，原稿分装156册。其稿严氏生前未刊，今幸存而藏上图。清光绪间，张之洞总督两粤，设广雅书局。严书经王毓藻等历时八年的校勘，始付梓而刊行于世。其书最大特点一为“全”，二是“精”。严氏自序称：“唐以前文，咸萃于此”，王序则亟称：“极学海之大观，为艺林之宝笈”。当得其实。俞正燮（1775～1840）《癸已存稿》以为此书实孙星衍（1753～1818）之力，而严氏不过“籤写裁贴成之”，乃耳食之言。据陈援菴、余嘉锡先生等指出，严书亦有误收佚文、重出、误加拼合联掇、误系作者等弊病。稍觉遗憾的是，严书今通行本仍为影印本，历百余年而无修订本刊行。但是书考证精审，不失为总集中不可多得的佳编，则可定论。 逯钦立（1910～1973）先生历时24年，纂辑唐以前诗总集成135卷，其特点为资料翔实，异文齐备，考订精审，编排允洽，小传详略得宜。体例之善见卷首自定凡例。逯书可谓已经受住了时间考验，1983年始刊至今，很少见有批评补遗之作。与订补《全宋诗》之论著的层出不穷，大量涌现，适成鲜明对照，精粗优劣，泾渭判然。 词，又称诗余，发展到宋代而极盛。众体皆备，名家辈出，佳作风起云涌，成为空前绝后的文学现象。唐圭璋先生在时世艰难之际，焚膏继晷，以一人之力，于1937年编成《全宋词》。旋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线装本300卷，附录2卷，有吴梅等序。此书不仅印数较少，流传未广，且因资料条件限制等原因，颇有缺憾。建国后，唐老对是书进行了修订，于1959年6月寄中华书局，指名请王国维哲嗣、友人王仲闻（1903～1966）先生订补。王氏不负重托，利用北京得天独厚的藏书条件和他深厚的宋代文史学养，尽发善本、孤本，补遗芟误，校正文字，历时四年，竭尽心力，进行了大幅度、全方位的订补，使《全宋词》面目一新。唐老阅校样后喜出望外，在撰写《订补附记》的同时，主动打报告，通过南京师院向中华书局提出，应与王仲闻共同署名。但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王仲闻先生因“莫须有”的“历史问题”蒙冤已久，聘其为特约责编，已是时长中华书局的金灿然先生顶着政治压力的果断拍板。唐老这一笃于情义的美好愿望未能实现。1965年出版的中华书局本仍只署名唐老一人。笔者有幸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拜识并问学于唐老，曾亲聆唐老讲述这一凄美“掌故”，故留有深刻印象。更不幸的是：王先生在十年浩劫之初即横遭迫害致死，其极具功力的《读词识小》稿本亦人琴俱亡。1979年《全宋词》重印第三版时，治学谨严，虚怀若谷的唐老再作《订补续记》。《全宋词》凡收宋词作主1330余家，词作近2万首，另有残篇530余首，凡370余万字，引用书目多达542种。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全宋词》简体横排本，终于还历史以真面目，並署“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实现了唐老的遗愿，也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全宋词》四十年间的不断订补，精益求精，同样证明，《总集》的修订完善决非一蹴而就。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编纂、修订一部书，今天听起来真有点“白头宫女说天宝盛事”的恍如隔世之感。 （三） 历代所编总集，乃“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因卷帙浩繁，自然“抵牿难保”，乃至有“一真百伪”之讥（分见《四库总目提要》卷186《总集類·序》、卷187《乐府诗选》、卷189《皇霸文纪》）。《全宋文》在发凡起例之时，就悬鹄甚高，在巴蜀版“前言”中提出：“收文力求不重不漏不误，体例力求谨严，作者和作者小传力求不出差错，版本力求选择足本善本，校勘力求精审，标点力求准确。”其中每一条都不容易完全做到。从《全宋文》已出的50册看，“取舍不当、张冠李戴、漏收〔误〕收、编排失当、体例不一”（曾枣庄《论全宋文》，刊《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等情形不同程度地存在。学者在使用中也发现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毕生研治宋史的徐规先生在《仰素集》中就有近四万字的校证文字。笔者也就《全宋文》范仲淹、余靖、周惇颐等人写过约3万字的校勘文字，寄给主编，供修订参考。难能可贵的是：《全宋文》的编者乘这次推出新版的机遇，对前50册（新版分装100册）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 其一，是对宋文作者进行了增删移并。新增作者92人，如李恕、艾颖、张全操、卫渎、程文度、柴禹锡、刘式、何瓒、卢斌、释义楚、惠祥等。显然是因新辑得佚文而补遗。原误收重出或不明时代作者30人，已予删除或合并。如杨弼、阳晙、田扬、赵昌、李孜、赵稙、盛量、魏用、寇玹、章安世等，均予剔除。依凡例对原据生年编排失宜者予以调整，并重加排序“定位”。如原第1册第36卷的刘载（913～983）、扈蒙（915～986）等五人因生年早于徐铉（917～992）而调整前乙至同册第13卷前。同样前乙的有梅询、刁约、薛俅等，后移的则有孙堪、张秉、蒲〔幼〕芝、释惟白等。其二，是对已收宋文作必要的增删移乙，原则同上。宋文的排序调整比作者更麻烦，因凡例又规定按文体分类及大致成文时间的排序。这种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因微机操作而方便许多。其三，诏令、奏议原录自史籍者，多无标题（篇名），旧版中编者已拟题，这次发现有不尽确切者，已据内容重新改拟或酌加修改。其四，对旧版中已发现的文字讹脱误倒处已一一改正（以上据刘琳先生提供的“校订说明”）。这种精益求精，严谨朴实的学风值得发扬光大。尤其是两位主编，不仅制定了体大思精的编纂总则和操作性很强的工作规范，还率先垂范，躬亲实践；不仅承担了一定量的点校任务，还严格把关，一一审稿。甚至还为外请学者的点校稿“打工”，拾遗纠谬。如宋祁文，点校者据影印四库文渊阁本整理，刘琳先生在审稿时，就据清孙星华辑《宋景文集拾遗》（22卷）删重而补100余篇，此外，又辑得佚文70余篇，凡补200余篇（方按：其实文津阁四库本中宋祁文就多出文渊阁本100余篇，二阁本所用底本已不同）。这与某些总集的编者只挂名，不参编，不审稿，只知捞取个人名利；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和数以万计的舛误，却讳疾忌医，拒绝补订，甚至强词夺理，倒打一耙的态度，其境界实有天壤之别。 据笔者所知，《全宋文》在十二年前已编竣。令我担心的是：后130册（即新版的101～360册）不知是否亦如前50册一样作过修订，但愿这是杞人之忧。因为这十二年间，又有许多大型丛书（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方志（如分省的《中国地方志集成》，现存方志约八千余种，编者原普查仅二千种）、海外文献的回流（如《日本藏中国稀见方志丛刊》）、出土文献的出版（如《新中国出土墓志》及《黑水城出土文献》）、碑帖、书画题跋（如《中国法帖全集》、二次上海国宝展所出图册）等，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宋人佚文可辑。当然，这或许应是《全宋文补编》的任务。作为始终关心《全宋文》出版又较早使用其书前50册的读者，亟盼《全宋文》广泛汲取学界的订补意见，尽快着手《全宋文补正》的编辑。 另外，就是小传的体例虽善，编写难度却极大，仍留有不少未尽人意之处。25年前，拜谒唐圭璋先生，曾不知天高地厚地“请教”：“《全宋词》小传因何写得如此简短？”唐老的回答颇出意外：“写得越短，错误亦少。”真是智者之言，经验之谈。在当时的资料条件和艰难境遇中，也许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但在目前的资料条件和技术手段支持下，完全可以也应该写得更好。 川大古籍所在编《全宋文》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队，出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相关成果：如吴洪泽等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李勇先点校《范仲淹全集》、《舆地纪胜》（以上均四川大学出版社）等，皆附有人名索引，极便学者；同时也闯出一条自费出版学术著作的新路子。川大古籍所堪称出人才，出成果，出经验，已成为海内外收藏宋代资料（包括电子版）最富的宋学研究中心之一，该所之学术潜力正方兴未艾。应该说，这条漫远而灿烂的学术之路，是从《全宋文》编纂开始起步的。 《全宋文》：中国出版史上又一座丰碑 数十位学者耗二十余年心血 沪皖出版界合力打造 经过20余年的磨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排印出版工程《全宋文》出版了，它是全国数十位专家学者耗20余年心血，沪皖两地出版界合作垒起的又一座中国文化出版史上的丰碑。 《全宋文》是一部包含两宋320年间所有现存单篇散文、骈文、诗词以外的韵文的大型断代总集，更是目前已经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文学总集。《全宋文》分15个大类，共360册，总字数逾1亿字，内容遍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各个方面。在全书所收的10余万篇各种体例文章中，不少资料是首次公开发表，95%的作家在此以前未被编入过专集。因此，在许多方面具有拓荒与填补空白的史料价值，堪称中国最大且最具世界影响的文献资料宝库之一。 360份审稿记录 《全宋文》的编纂源起于1985年夏。当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勇挑重担，制定并提出编纂《全宋文》的计划。翌年5月，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评审组会议正式立项。从此，20年来，在两位主编曾枣庄、刘琳教授的率领下，四川大学一些专家学者，埋头于旧纸堆中，搜求、梳理、编目、点校、审稿…… 由于种种原因，《全宋文》在原出版单位出版了数十册后搁浅。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接手《全宋文》的出版工作，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又一批专家学者加入审校的行列。《全宋文》不仅版本问题十分复杂，文字内容古今相异，分篇句读颇费斟酌，鲁鱼亥豕之属更是难免，编校工作尤其显得繁复而艰巨。为此，出版社专门邀请在宋代文史方面卓有成就的研究专家如朱瑞熙、陈尚君、严佐之等，加上社内外的十数位资深编审，在编辑处理前，对全稿再进行一次认真的审读。然后再汇总他们的审读意见，派专人专程远赴四川，与主编和部分专家召开座谈会，交换看法。 《全宋文》涉及宋人作家9000多位，其中宋代作家小传中其籍贯的古今地名对应是编辑审稿中一个比较棘棘手的问题。由于许多地名今日已发生变化，还得先确定籍贯的二级地名，以示古今地名的差异。如萧山今已归属杭州，吴县已并入苏州，波阳又改成鄱阳等等。为此，编辑们依照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及其他权威工具书，将书中数千今地名进行了一次重新梳理，会同作者按照现今资料加以更正。 《全宋文》的责任编辑还给360册书设立了审稿档案，编辑戏称这360份审稿记录是《全宋文》的“附录”，它“记录”了编辑们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 沪皖合作结晶 《全宋文》的出版，也是沪皖文化交流精诚合作的结晶。何况，古代的线装书要改变成今天的出版物，是对现代出版的大挑战。承担了全书装帧设计的安徽教育出版社，经过反复推敲、确定方案，并精心挑选印刷用纸，使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还承接了《全宋文》的印制任务。两家出版社的出版科在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对全书的印订质量牢牢把关，仅精装本样本就反复试验、不断改进，直到第四个样本出炉才获双方满意。短短3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完成了1000套共36万册精装本，达到了优质品等级。 海内外高度关注 编纂出版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文献性巨著，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教授生前曾说：“出版《全宋文》这件工作非常重要，但又非常艰巨，而意义非常之大。《全宋文》不但同中国文学史有关，同中国历史有关，而且对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关系非常巨大。”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说：“《全宋文》很有用处，这么大的书不只为查阅，还为研究，此书对研究大有好处。”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王水照先生题词道：“新宋学文献渊薮，天水朝词翰宝库。”中国宋史学会会长朱瑞熙先生说：“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宋人文献总集，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足资嘉惠后学。” 《全宋文》序言 纂辑一代或数代之全文都为一集，以便检阅，其事盖始于明朝。梅鼎祚裒集陈隋以前之文，编为《文纪》，自皇霸、西汉、东汉以迄于隋，共一百余卷，搜采虽富，而考订未精，“牴牾罅漏，卷卷有之”（《四库提要》评语），故不足据为典要。清代学风，趋向严谨，全文纂辑之业较明代为优。官修者如嘉庆时之《全唐文》，私纂者如严可均所辑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虽仍有小疵，而大体恰当，刊行之后，徵文考献者称便焉。 自拨乱反正，文教昌明，古籍整理，蔚为鸿业。继前修之遗轨，施嘉惠于方来，于是《全宋诗》、《全明诗》、《全清词》之纂辑，相继肇兴，云蒸霞举，而《全宋文》之编辑，则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任之，曾枣庄、刘琳两君实总其役。两君治学谨严，处事精敏。自一九八五年起，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体同事，群策群力，开始编纂《全宋文》之艰巨事业。 编纂《全宋文》，其难厥有四端。宋代文章，有别集流传者七百余种，如以无别集而文章零散传世者合而计之，作者将逾万人，作品超出十万。故编纂《全宋文》，自别集、总集之外，史乘方志、类书笔记、碑刻法帖、释道二藏等，均应在网罗之列。既名为《全宋文》，即蕲能无一篇遗漏者。此普查搜采之难也。宋人别集，编辑情况复杂。有自编者，有子孙、亲友、门生所编者，有自编、他编相结合者，有原集已佚，为明清人重辑者。传刻多鲁鱼亥豕之误，编辑有误收伪造之失。澄清浑浊，有赖夫阿胶；剖析毫芒，端资于明镜。此则校勘辨订之难也。纂辑《全宋文》，如取诸家别集，补其佚篇，依时代顺序排列，无别集者增入之，其事较易。然此乃宋人文集汇编，不合于《全宋文》之体例，且诸集编排，情况庞杂，亦不便于检阅。如取每一家之作，皆散为零篇，重新排次，然后依作者年代顺序，汇为一书，则较为得体。然排次之时，编年则难于考订，分体则方式繁杂。若用分体之法，如何斟酌今古，纲举目张，统一体例，以便检索。此则分类编序之难也。至于撰写作者小传，标点作品原文，因群手分任，难免各行其是，互相参差，故又须事先熟虑深思，规定详明之条例，编稿者有所遵循，审稿者更能精确。此又制订条例之难也。 吾中华民族立国于天地之间，数千年中，曾创造丰硕灿烂之文化，沾溉世界。整理古代文献，其用意亦在于使国人更可全面理解中国之历史文化，取精去粗，以适用于今日而已。赵宋一代三百余年，为中国历史由古代转入近代之契机。当时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均在蜕变之中，而尤富于开拓创新之精神。陈寅恪先生撰《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故研治宋代历史文化，鉴古知今，尤多助益。夫治宋史固首赖于各类史书，而列为集部、属于词章性质之宋代诸家文集，数量繁多，内容丰富，举凡国计民生、世情风习、说经考史、论道参禅、仕宦升沉、山川游览、遗闻轶事，以及文学艺术之评赏，罔不涉及。其中有可与史书互证而订其失误者，亦有可以补史书之阙遗者，更有诸作者发抒内心深处之情思，反映一代心声，而只记表面事迹之史书所无能为役者。故文集之作用，固不得仅以词章目之。且即以词章而论，有宋一代散文，承唐代韩柳古文运动之后而健康发展，以清澈畅之体开启新途，影响元明清文风者甚巨，在中国散文史中亦为瑰宝，故《全宋文》之纂成，将为治宋代历史文化者提供多方采获之资料，而促进其掸研之深入，其意义之重要固无烦详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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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江乐兴 主编
简介： 《动物百科与植物大全卷/21世纪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是“21世纪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中的一本，书中的“动物百科卷”分为六个章节，分别是：低等动物、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哺乳动物，我们精心挑选了世界上最具特色的几十种可爱又有趣的动物加以介绍，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中华魁宝熊猫、传说中的美人鱼儒艮、水中的“高压线”电鳗、海洋中的变色龙章鱼以及筑坝工程师河狸等，每个小节都详细介绍各种动物的生活习性、奇异本领、体态特征等动物身上最明显的标志和特点。希望读者在读完本卷之后可以爱上这些可爱的动物，增加保护动物的意识。 书中的“植物大全卷”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是识别植物，主要在宏观上介绍了植物的共性以及植物的分类、辨别植物的方法等，希望可以让读者对植物有基本的认识和概念。第二章为草本植物，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的雪域之花雪莲、世纪之花龙舌兰、沙漠生灵仙人掌和常见的药用植物车前草等加以介绍。第三章是藤本植物，主要介绍了高效的空气净化剂绿萝、药铺里的小神仙金银花、树木的扼杀者无根藤和藤本花卉的皇后铁线莲等具有代表性的藤本植物。第四章是木本植物，选取了植物界的“大熊猫”珙桐、有害气体的“吞噬者”红豆杉、天然油脂库松树和植物界的身高冠军杏仁桉等有趣的植物进行介绍。最后一章是植物界的奇珍异品，在此我们精心挑选了世界上最具有特色的十几种奇异又有趣的植物加以介绍，比如奇臭无比的“尸花”泰坦魔芋、美丽的陷阱瓶子草、死亡之花水晶兰等。最后，希 望读者在读过本书之后能对植物界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树立起保护植物的意识和信心。 《历史事件与艺术纵览卷/21世纪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是“21世纪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中的一卷。书中“历史事件卷”分为七章，按照时间顺序为小读者们介绍了从中国奴隶时代到近代时期的历史事件，依次为先秦时期、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两宋元明、大清朝和新时代。卧薪尝胆，终成一代霸主的越王勾践；横扫天下，奠定大秦帝国的秦王嬴政；力拔山兮，破釜沉舟的霸王项羽；开创古代中国盛世王朝的唐宗、宋祖；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烈士。随着历史车轮的转动，这些精彩绝伦，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地展现在此卷的书页之中，带领小读者们畅游历史的长河，领略中华民族悠远而伟大的历史文化。 在“艺术纵览卷”中，我们按照艺术的类型，将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艺术分为六章：文学篇为大家介绍了诗歌、小说等不同的文学体裁，让小读者们在平仄之间体味语言艺术，在文字之中窥视历史百态；书画篇中一笔笔灵气四溢的书法、一幅幅气韵生动的画作，带小读者们领略古典艺术的气息；音乐篇我们一起来欣赏那美妙的乐曲，在丝竹管弦中聆听让人心旷神怡的天籁之音；戏曲篇中大家一起来探索祖国大地上的南腔北调，国粹京剧、粗狂秦腔、雅俗共赏的二人转，让我们为丰富的民间艺术喝彩；建筑篇中我们一起游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故宫中畅想古代帝王生活的华美，在滕王阁上观赏“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雕塑篇中我们在艺术家的鬼斧神工中赞叹石的交响，为泥土注入新的灵魂。 通过阅读此卷图书，希望小读者们能体会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在艺术的熏陶中成长为一个有气质涵养的优秀青年。 《自然环境与科学常识卷/21世纪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是“21世纪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中的一本，书中的“自然环境卷”分为6章，第1章为宇宙环境，主要介绍了宇宙中的各类星体、宇宙射线、太阳辐射等方面的知识；第2章为大气环境，这一章对大气的各层结构、大气的压强、运动以及发生在大气中的自然现象都进行了介绍；第3章为水环境，这一章将带领孩子们认识一下组成水环境的各类水体，以及水循环与水体自净方面的知识；第4章为地质环境，主要介绍了人类生存和发展所依托的地球表层岩石圈的特点及地质相关知识；第5章为生物环境，这一章对地球生命的生存空间、各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所组成的生态系统进行了详细的解读；第6章为土壤环境，这一章对土壤的功效、特点以及现状进行了阐述。并且在每一章中，还都对各个环境中所面临的灾难进行了讲解，为的是让孩子们增强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环境保护的自觉性。 书中的“科学常识卷”内容奇妙有趣，包括数学天地、物理万象、化学世界、电子科技、军事天地、航天科技等方面的科学知识，全卷既强调对基本概念的解释，又适当地拓展延伸，为高年级小学生对初中知识有一个初步了解提供参考。科学寓于生活，生活中的种种现象都印证了已知的科学知识，也包含着未知的科学道理。学习科学知识，让你的头脑更灵活，思想更深邃，未来更辉煌。 《生命人体与生活习惯卷/21世纪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是“21世纪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系列中的一本，书中的“生命人体卷”将带领读者认识骨头、肌肉、血液、神经以及人体其他的组成部分，透视大自然中最神奇的造物——人体！生命人体卷共分为七章，以“奇妙的人体结构”开篇，首先使少年儿童认识人体各部分，了解人体的组成；然后带领大家了解人体的表皮系统，领略大脑和神经的神奇，感受灵敏而丰富的感觉世界，体会骨骼和肌肉的灵活、血液循环的奇妙、消化和呼吸的忙碌、免疫和泌尿的复杂以及生育和遗传的神秘。 书中的“生活习惯卷”则更贴近日常生活，让少年儿童在阅读时倍感亲切自然，通俗易懂。生活习惯卷共分为六个章节，涵盖了好习惯的多个方面。第一章介绍了细嚼慢咽、三餐有律、低盐饮食等饮食习惯，第二章介绍了勤换衣服、勤剪指甲等卫生习惯，第三章介绍了早睡早起、合理作息、午间小睡等起居习惯，第四章主要介绍了拒绝毒品、远离危险物品、警惕陌生人等安全习惯，第五章介绍了礼貌用语、孝老爱亲、诚实守信等品德习惯，第六章介绍了选绿色包装、用环保购物袋、支持绿色出行、用无氟制品等环保习惯。希望小读者在读完本卷之后都能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让自己受益一生。 《海洋世界与宇宙星球卷/21世纪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是“21世纪中国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系列中的一本，书中的“海洋世界卷”从海洋地理、海洋气候、海洋生物、海洋灾害、海洋资源等方面分别讲述了人类目前对海洋的认识。集知识性、趣味性和科学性于一体，生动好读，深入浅出，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在激起少年儿童学习海洋知识的热情和兴趣的同时，促使他们开阔视野、加深思考，在丰富自我知识的过程中掌握开启海洋世界的金钥匙。 书中的“宇宙星球卷”分为七章来对宇宙星球进行系统而详细的介绍。第一章为神秘的宇宙空间，主要介绍宇宙的大轮廓；第二章为奇趣的恒星世界，选取了宇宙中最具独特性的恒星进行介绍；第三章为可爱的行星天地，对行星进行了系统的讲解和定义，并着重介绍了太阳系八大行星；第四章为繁盛的卫星世家，介绍了7个天然卫星和8种人造卫星；第五章为新归类的矮行星家族，涵盖了8种矮行星的内容；第六章为冰冷的太阳系小天体，主要有9种小天体；第七章为令人惊叹的天文现象，介绍了多种罕见奇观。希望小读者们能够借助本书的力量，不断地吸收知识，开阔视野，加深思考，在未来探索宇宙星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作者： （三国魏）嵇康 著，戴明扬 校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4-4-1
简介： 戴明扬撰著的《嵇康集校注》，详校《嵇康集》众本，厘定文字，择录旧注，征引典故，广辑嵇康事迹及其人其作之评论，对研究嵇康生平及其作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几十年来一直被奉为《嵇康集》注释中的经典之作。 由于戴明扬1953年病逝，本书首次发行时乃据其遗稿刊印。中华书局此次按现在通行的古籍整理规范，对本书详加修订，覆校底本，核对征引文献，正讹补缺，订正句读，划分段落，并对全书施以全式标点。同时将戴氏在校记中勘正之字，全部体现在正文中，用方圆括号以示区别，使《嵇康集》本文明白条畅，以便读者讽诵、研读。 嵇康追求自然，高蹈独立，是魏晋玄学、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 《嵇康集》诗歌峻切，论说文新颖缜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戴明扬是黄侃弟子，本书为注释《嵇康集》的经典之作。中华书局修订再版。 叶嘉莹：戴明扬的《嵇康集校注》整理得这么好，收集的资料很全，而且对其中所收集的资料还附有自己的考证，还对《广陵散》这支曲子做了详细考证。有些人著书立说，在某一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下是具有特殊的寓意的。
作者： (三国魏)嵇康 撰，戴明扬 校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5-1-1
简介： 戴明扬校注的《嵇康集校注（精）／中华国学文库》，详校《嵇康集》众本，厘定文字，择录旧注，征引典故，广辑嵇康事迹及其人其作之评论，对研究嵇康生平及其作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几十年来一直被奉为《嵇康集》注释中的经典之作。
作者： (魏)王弼注;楼宇烈校译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8
简介：《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繁体竖排版)》是以比较古老的《老子》文本为底本，注文同时保存了某些老子古意，并代表三国魏晋玄学思想，因此是《老子》一书最重要的注释之一，也是研究王弼思想的重要著作。楼宇烈先生以浙江书局刻明华亭张之象本为底本，参校数十种重要版本及相关徵引著述，是目前唯一，也是最精审的有关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校释(繁体竖排版)》校勘注释本。
作者： （三国魏）阮籍 撰，陈伯君 校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4-10-1
简介： 《阮籍集校注》是陈伯君先生的遗著。陈伯君名绍功，以字行，湖南湘潭人。一九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校时曾师事黄侃、黄节、马叙伦、吴梅诸先生，毕业后从事教育、新闻等工作，性耽文史，长于诗词。在本书之前，阮籍作品向无诗文合集的校注本，唯《咏怀诗》部分有黄节等人的注本行世，本书是第一次对阮籍诗文进行逐篇校勘和注释的整理本，其中引用大量第一手史料，既能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作者： 江乐兴 主编
简介： 《历史事件与艺术纵览卷》是“21世纪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中的一卷。书中“历史事件卷”分为七章，按照时间顺序为小读者们介绍了从中国奴隶时代到近代时期的历史事件，依次为先秦时期、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两宋元明、大清朝和新时代。卧薪尝胆，终成一代霸主的越王勾践；横扫天下，奠定大秦帝国的秦王嬴政；力拔山兮，破釜沉舟的霸王项羽；开创古代中国盛世王朝的唐宗、宋祖；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的革命烈士。随着历史车轮的转动，这些精彩绝伦，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图文并茂、生动形象地展现在此卷的书页之中，带领小读者们畅游历史的长河，领略中华民族悠远而伟大的历史文化。 在“艺术纵览卷”中，我们按照艺术的类型，将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艺术分为六章：文学篇为大家介绍了诗歌、小说等不同的文学体裁，让小读者们在平仄之间体味语言艺术，在文字之中窥视历史百态；书画篇中一笔笔灵气四溢的书法、一幅幅气韵生动的画作，带小读者们领略古典艺术的气息；音乐篇我们一起来欣赏那美妙的乐曲，在丝竹管弦中聆听让人心旷神怡的天籁之音；戏曲篇中大家一起来探索祖国大地上的南腔北调，国粹京剧、粗狂秦腔、雅俗共赏的二人转，让我们为丰富的民间艺术喝彩；建筑篇中我们一起游历祖国的大江南北，在故宫中畅想古代帝王生活的华美，在滕王阁上观赏“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景；雕塑篇中我们在艺术家的鬼斧神工中赞叹石的交响，为泥土注入新的灵魂。 通过阅读此卷图书，希望小读者们能体会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在艺术的熏陶中成长为一个有气质涵养的优秀青年。
作者： 朱希祖著;周文玖选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简介： 一 朱希祖，字逖先，1879年出生于浙江省海盐县长木桥上水村。朱家浙西望族，自明以迄清季，共出了13名进士，其中，翰林一人，状元一人，可谓诗礼家传，源远流长。但至希祖祖父一代，已家道式微。祖父、父亲都只是庠生，在家乡以教书为生。然他们笃学力行，亦为乡人敬重。希祖兄弟六人，他行次第二，长兄、三弟、季弟早夭，故于诸弟中实居长。他幼承庭训，聪慧颖，为家族所厚望。叔祖父曾以“努力读书正少年，愿伊早着祖生鞭”的诗句予以勉励，父亲因以赐名希祖，字逖先。不幸的是，在希祖十四岁时，父亲突然得病去世，希祖不得已就馆他乡。1896年中秀才，1901年举禀生。为抚养诸弟，他从当地风俗，早早地结了婚，到富人大户家课徒授业。1905年，希祖以优的成绩考取了浙江省官费留学生，于是年7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师范科攻读历史，1909年夏卒业。这期间，章太炎东走日本，帮助孙中山主编《民报》，宣传革命思想，开设国学讲习会。希祖与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朱宗莱、龚未生等人共同受业于章氏，常至民报社及大成学校，听章太炎讲《说文》、音和史学，时常请益。在章门的著名弟子中，他专攻史学。章太炎《自定年谱》“宣统二年”条云：“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它修士甚众，不备书也。” 1909年自日本归国后，朱希祖就职于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时在这个学校当教员的多是留日学生，如马裕藻、周树人等。1910年春因师范学堂发生风潮，而改任嘉兴第二中学教员，沈雁冰（茅盾）即是他这一时期的学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响应。朱希祖携眷归里，被推戴为海盐县民政长，后改民事长、知事。因为从政非其素愿，故半年后辞职，而至沈钧儒任司长的浙江省教育司任职。去职之时，乡人扶老携幼，遮道请留。1913年正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国语读音统一会，聘专家若干人，各省派代表二人，蒙、藏代表各一人，华侨代表一人，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代表资格要求甚严：一须精通小学，二须旁通一种或两种以上外语，三须谙晓多种方言。朱希祖与马裕藻代表浙江省出席会议。会议期间，与会代表提出的议案众多，分歧很大，争论也很激烈。最后通过了朱希祖联合马裕藻、陈睿、许寿裳、周树人、钱稻孙等人提出的议案，即择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为字母，既采其形，又符合其本音。凡声母二十四，母十二，介母三，称注音字母。国语有注音符号，始于此时，朱希祖与有功焉。由是朱希祖名播京师学界，北京大学预科学长胡仁源定聘他为预科教授。1914年，清史馆又聘他为协修。时袁世凯密谋帝制，清史馆总纂赵尔巽赞成辅翼之，朱希祖羞与为伍，愤而辞去史馆职务。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为袁氏软禁。章氏以绝食相抗。朱希祖与其它章门弟子奔走营护，劝慰至备。一日，章氏呼朱希祖至榻前，说：余为国绝粒，虽以身殉，亦无遗憾。余殁后，经史小学，传者有人，光昌之期，庶几可待；文章各有造诣，无待传薪，示之格律，免入歧途可矣。惟诸子哲理，恐将成广陵散耳。这一时期，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文学史，据说他常向章太炎请教中国文学史，以分散章氏愤懑之情绪。他编辑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流传较广，颇得好评。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广延学者，兼容包，倡导新文化。朱希祖当时作为国文研究所主任，积极响应，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新聘教授胡适之等，相与上下议论，提倡白话文学，以及民治与科学等思想，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倡导和支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如《白话文的价值》等。在北京大学这个新旧思想汇聚之地，他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当时以保守著名的《国故月刊》同仁希望他加入他们的编辑部，被他婉言谢绝。1919年，他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刘复、胡适等向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议案三件，即《请从速加添闰音字母以利通俗教育的议案》、《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极大地促进了国语统一和白话文的推广。1920年底，他与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等十二人，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 1920年夏，北大史学系系主任康宝忠去世。经蔡元培校长推荐，朱希祖继任史学系系主任。除1927年8月至1929年2月朱氏因不满奉系军阀改组北京大学而暂就清华大学等校教授外，他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干到1931年初。在教学体系上，他以欧美新史学思想为指导，规划史学系课程；在课程设置上，他重视史学理论课的建设；在教学方式上，他主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研究能力；在师资方面，他广揽人才，耆儒新进，皆所延聘。经过这个阶段，北京大学史学系成为具有现代学术体系的历史学系，对国内其它高校史学系的建设也产生重大影响，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的独立以及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在北京期间，他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兼有教授之职，主讲中国文学史、中国史学概论等课程。1928年10月，他兼任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的主编。这年年底，他发起筹备中国史学会。1929年1月13日，中国史学会开成立会，到会者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六校教师和学生共94人。这是中国最早由多个高校历史学系的师生自发组织的历史学会。朱希祖以得票最多被推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在此之前，他还被举为故宫博物院审查《清史稿》主任，负责对《清史稿》的审查。 1932年10月，朱希祖应中山大学校长邹鲁之聘，南下广州，任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文史学研究所主任，兼任广东通志馆纂修。广州是南明诸王兴兵抗清之地，朱希祖搜集南明史料已逾十年，所以很想借在中山大学工作之便，进一步访求史料，实地考察南明史迹。他与中山大学史学系的教师一起发现了南明绍武君臣冢，作《恭谒南明绍武君臣冢记》。他访问了广州当地的藏书家，见到不少珍贵版本书。在广东通志馆，他撰写了《广东通志略例》、《广东通志总目》、《广东通志说明书》等。对新编《广东通志》，他实际起了发凡起例的作用。他还为这部新型的通志撰写了《明广东东林党列传》。在这一时期，他对屈大均的研究卓有成就，撰写了《翁山年谱》、《屈大均传考证》、《翁山诗外版本考》等。他为史学系的学生，开设了四门课程：中国史学概论、元明史、史通研究以及地方志研究。有一位当年的中山大学学生说，他开设“史通研究”，“对于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和所举的史实，每每有所驳正，引证赡博，听之入神”。当时史学系主任为朱谦之，以介绍西洋史学理论为同学欢迎，史学系同学称他们为“二朱”。在文史学研究所，他招收了研究生，此举盖为中山大学研究生培养之始。 1934年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致函朱希祖，欲聘他为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早就打算北归，又因南京距故乡海盐不远，亲戚故旧颇多，且其长子朱也在中央大学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于是定北上。3月到任。朱氏离开中山大学令校方颇感突然，校长邹鲁、文学院院长吴康、史学系主任朱谦之均先后致书于他，希望他仍回中山大学。但朱希祖最终没有回去，而是在中央大学开始了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个阶段。 中央大学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赶超北京大学之势。一是南京系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国民政府加强了对中央大学的投资建设；二是南京也是东南文化荟萃之地，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历史悠久的高等学校；三是从北京大学等校因派系之争受到排挤的不少一流学者，纷纷到中央大学就职。此时的中央大学文学院，章门弟子的地位举足轻重。黄侃、汪东、朱希祖这些章太炎的著名弟子，都任教于此。汪东还是文学院的院长。朱希祖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所定课程体系，自然还是以他在北京大学史学系当主任时制定的课程标准为基础，略为变通。除了中央大学的教职，朱希祖还有不少社会兼职。如1934年6月以后，被行政院聘为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1935年10月，被考选委员会聘为高等考试典试委员。1936年2月，受章太炎之约，到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每月去苏州讲学一次，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还利用课馀时间，与长子朱及滕固等人在南京及周边城市考察六朝陵墓，辨认文字，从事摄影、测量、考证工作，最终完成《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一书。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9月，中央大学开全体教授会议，定将校址迁到重庆。朱希祖一方面忙于史学系师生搬迁的安排，另一方面设法安置自己多年经营的藏书。经过极其艰难的不断转运，终于把书籍迁藏于安徽隆阜戴东原后人戴伯瑚家。10月下旬，将藏书安置停当后，纔起程入蜀，于11月初到达重庆。初到新校，骨肉离散，亲朋寥落，希祖感怀国难，时常忧心忡忡，尽管如此，他仍然奔波于住处和校园之间，教学、行政未稍懈怠。中央大学史学系学生组织史学会，推他为会长。当时教育部拟颁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作为资深教授，朱希祖郑重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对历史学科的规划和建设产生深远影响。1939年，他代张继起草了“建立总档案库筹设国史馆议案”，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议交国民政府实施。1940年，国民政府成立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聘朱希祖为秘书长，后改总干事，实际负责筹备工作。他赁会址，延专才，商榷史例，探讨史馆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条例，部署会务。百端草创，出力甚多。有一首诗云“废绝黎洲征季野，忽开史馆杂旌旄。十年建国无文字，今日行都见凤毛”。就是推重他这一时期在史馆的作用的。1940年3月，朱希祖又被国民政府简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他既筹谋修史，又忙于考选事务，往返跋涉，精力交瘁。于是他辞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及教授职务。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虽规划多经草拟，而未能即为实施，因以辞去总干事职，改做顾问，而专任考选委员，悉力着述。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朱希祖被选为史学会理事及常务委员。 朱希祖在重庆时期的著述偏重先秦史、民族史及西南史地研究。他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南明史，本应在这一时期进入撰写阶段，因为资料迁藏于地，而不能着手进行。春秋战国至秦史事，大都在经诸子中，自随书籍基本能够满足研究之需要，所以他把精力转向了先秦，特别是战国史。他说他之所以研治战国史，一因今日世界为一新战国，颇可鉴古以知今；二因中国学术思想亦以此为最发达，整理战国史，其价值等于欧洲史之希腊史，秦史则等于罗马史，此二史若成，则在中国史界可推为最大之伟业。这期间他着有《汲冢书考》五卷、《战国史年表》八卷，两书在发现史实方面，均有重要的学术贡献。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了野蛮的轰炸，年迈的朱希祖也经常为避空袭而喘息不安，加上重庆多雾，冬多阴雨，夏多蚊蚋，饮水不洁，时常生病。进入1944年，朱希祖的身体状时好时坏，几度住院。7月5日，朱希祖病逝于上海医学院附属医院，享年六十有六。国民政府发布了褒扬令，为他举行了公祭。各界赠送挽联三百馀幅，学界名流及官员出席者三百馀人，这在战时的重庆，可谓是极一时之哀荣。 二 朱希祖是一个学者，国民政府给予他高规格的礼遇，主要是他在学界的地位定的。他有一首诗《自嘲》：“不与人物接，不与山海游。终生伏几案，天地一书囚。”这首诗实际上是他对自己的人生画像。可见，学术研究纔是他最孜孜以求的事业。 在朱希祖逝世一年后，《文史杂志》推出了纪念他的专号。朱氏的女婿、历史学家罗香林发表了《朱逖先先生著作目录》（包括未刊稿）。现在看来，这个目录尽管尚有不少遗漏，但基本上反映了朱氏的学术规模。这个目录将朱氏着述分为十六类：一、属于史学理论者二种；二、属于史迹发现者二种；三、属于史料辑录者三种；四、属于史学考证者五种；五、属于版本目录者五种；六、属于战国史者二种；七、属于萧梁史者三种；八、属于唐史者二种；九、属于宋史者三种；十、属于明史者四种；十一、属于近百年史者二种；十二、属于家史者二种；十三、属于文学史者二种；十四、属于小学与经解者二种；十五、属于日记随笔者一种；十六、属于诗文集者二种。这十六类中的每一种，有的是专书，有的是文集。从这个目录可以看出，朱希祖的著述极其丰富。从研究的断限看，朱希祖研究的时间跨度很大，上自先秦，下至近世史，各个断代都有研究成果。如先秦时期有《东西周君年表》、《西周君世系考》、《秦自襄公至二世年数考》等系列考证文章，近世史中有《太平天国史事论丛》、《黄花岗烈士传》等。其它像汉、三国、魏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清等均有许多考辨文章。特别是对战国史、南朝萧梁史以及晚明史的研究，朱希祖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所取得的成果比较多，他在这些领域造诣很深，在当时被誉为权威。唐史虽不是他的专长，但从他与陈寅恪的商榷文章《驳李唐为胡姓说》来看，他对唐史的研究也是很出色的。 从内容说，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宽广，有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研究，如《中国史学通论》、《史馆论议》、《太史公解》等；有经济史的研究，如《梁代货币考》、《两宋盛行铁钱之因果》、《明代金花银考》、《桑弘羊之经济政策》等，《桑》文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实开近代研究经济思想之先河；有宗教史的研究，如《梁代佛教考》；有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如《中国文学史略》；有氏族学、民族史的研究，如《左传姓氏录》、《两汉姓氏学》、《云南濮族考》等；有目录学的研究，如《宋代官私书目考》、《宋代金石书目考》、《版本目录学论丛》等；有金石学的研究，如《六朝陵墓调查报告书》、《安洲古器图考》等；有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如《战国地理杂考》、《雪山党项地理考》、《黑党项所居赤水为洮水考》等；有文字学的研究，如《中国文字学》等。此外，他在史籍考订、史籍辑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辑佚方面，有《杨么事迹考证》、《伪齐录校证》、《伪楚录辑补》等专书。 在方志学方面，他用力甚多。1924年，他就开始搜集方志。他重视利用方志治史，许多史学著作采用了方志资料。1929年，他曾为弟子傅振伦主编的《民国新河县志》作序，盛赞该志为新型方志之准绳，且极力倡导编修新志。他主持修纂的《广东通志》，集中反映了他的方志学思想和修志实践。首先，该通志以阮元撰《道光广东通志》为基础，总结其利弊得失，提出了符合时代变化的通志体例，使这次撰修的通志体例、篇目具有了现代志书的性质。其次，主张《广东通志总目》分为纪、表、略、传四体，对旧体例有沿有革。他认为修志宜统合古今，其理由：一是“通志之名，媲于通史，肇自远古，迄于当今，是名曰通”。因此，只有将古今重大事迹网罗为一书，才能观其会通。二是近代新事物层出不穷，虽盛极于当代，然“亦胚胎于清季，斯皆断代之所不便述”，指出修志体例既应“储积广博，鉴别精确”，又需“观察通贯，始终条理”，而且必须考虑时代变化，志书内容篇目“势须增”。此外，他还对如何记人物、如何记事等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说“同在省区，有本省人焉，有外省、外国人焉，故可分内传、外传。本省人入内传，外省、外国人入外传。内传又分为专传、汇传，专传注重个人特性，以人名分代编次；汇传注重社会体，以事类分派编次”。他还改阮元《广东通志》“事前略”为“大事记”，因为“事无鉅细，皆为前事，大事则随时随地，皆可自立标准，以定取舍”。这样的论述，确为卓见。他认为纂修志乘，非易事，“作县志之法，能兼得今世历史、地理二学之所长，乃得为善志，盖难矣。惟其为历史学科也，故必博访遗事，广储史才……惟其为地理学科也，故必实测幅员之修广、山川之崇深……他若政治、经济、风俗、文化之实况，皆应考察精密，统计真确”。说如无历史地理“二者之备”，志事将无成，正确地阐述了方志学与历史学、地理学之间的关系。 朱希祖在史馆修史方面多有建树。他曾参与《清史稿》的修撰和审查。抗战时期，他更是主张国家要重视国史编修。他说：“盖吾族自有其历史，不甘屈服于他族之下。是故亡史之罪，甚于亡国。国亡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何则？其魂魄永存，不能消灭也。自古以来，灭人之国，必以其历史为先务，端由于此。”“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在主持国史馆期间，他撰着了《史馆论议》，论述了国家修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历代修史之利弊得失、中国历代修史机构的组织和运作，总结古今中外国家组织修史的经验教训，制定国史馆的组织条例和选取史学人才的条例。在民族危亡之际，他主张通过纂修国史，激荡爱国保家之民族士气，表现出一个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感。 朱氏一生花费精力最多的是南明史，他是公认的南明史权威，曾在《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二卷七期上发表《编纂南明史计划》。他致力于南明史料搜集达三十多年，抄本秘籍，无不悉力致之，故其收藏，无人能比，曾发表南明史籍题跋七十多篇，代表作有《弘光实录抄跋》、《校抄本思文大纪跋》、《稿本鲁之春秋跋》、《抄校本存信编跋》等；他结合自己对晚明史的研究，谈到了治史之三期，很能反映他对史学研究的看法。他说，作史之业，盖有三期，第一是搜罗期，第二是考订期，第三是去取期。这三期的要求则是：“搜罗务期广博”，“考订务期精审”，“去取务权轻重”。在第一期中，“一方竭吾之力，从事搜采，一方随所得书，从事整理，不必以前人所见之目尽入吾藏，方从事于著述也”。在第二期中，由于“前人着书，往往贪多务广，不加考订，即据为事实，遂至真伪不分，是非难别”，所以必须考订事实。而考订一事，往往由甲及乙，由乙及丙，辗转牵连，都有说。所以，“欲定甲事，必先考乙，欲定乙事，又必考丙，非至静不能理其纠纷，非至明不能断其是非，非借助金石档案、诗文笔札，亦无以知其致误之由。故有丰富之史籍，非经缜密之考证，譬犹金铁未炼，泥沙未汰，不足以成器皿也”。在第三期中，之所以去取务权轻重，是因为“一切史材，非皆有用，何者宜取，何者宜去，非立定标准，不能权衡轻重。前人着史，往往侧重朝廷而轻视社会，注意政治而忽视文化，崇奉英豪而恝置众，发扬道德而罕言经济，至若夷夏之辨，治乱之理，亦多忽诸”。所以，“史料之考订，虽极精确，而编纂之时，亦须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方足称为上乘”。关于这三期的关系，朱氏举了一个例子，说：“譬如览宫室之美，第一期欲其入门也，第二期欲其升堂也，第三期欲其入室也。既不可躐等以求，亦不可一蹴而几”。从他的三期之论，特别是对第三期任务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对史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指出旧史学轻视社会、忽视文化、恝置众、罕言经济等弊端，认为第三期要在前两期的基础上，“纬以社会最要之条款，经以科学严格之律令”，写出系统的著作来，这样的著作，纔能称为“上乘”之作。也就是说，作为一位以考史著名的史家，他不认为考证清楚历史事实就是史学的目的，史学还有更高的一个层次。虽然如此，他仍反对没有第一期就进入第二期，没有第一、第二期的准备和基础就进入第三期，批评“方今治史学者，滞初步则徒夸张目录，截中步则徒穷探枝叶，躐终步则或轻言编纂，稗贩钞胥，或空谈方法，道听途说，鬻诳耀，尊己凌人，此真所谓唐华朝菌，不经风霜者也。欲其革除叫嚣之风，振导朴实之学，岂不难哉”。朱氏治史学之严谨扎实，由此可见。 朱希祖认为，“治史以搜集材料、考订事实为基础，以探索历史哲学、指挥人事为归宿，此史学之全体大用也”。他强调史学的科学性，他曾说：“政治有党派，学术无党派。讲史学的，尤应超出于政党以上，乃能为客观的公平观察，不为主观的偏私论着，方合于科学的史学精神。”他称赞元丞相脱脱奉诏修宋辽金三史，各为正统，是至公无私。他重视直接史料和原始资料。在北京大学期间，组织学生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他还自费购买了差点被人当废纸卖掉的清朝平署档案，撰写了《整理平署档案记》，说明收购经过及档案内容，对这批档案的史料价值进行评价。以后他廉价把这批档案转让给北平图书馆，其保存档案之用心，令人敬佩。他主张“治史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在这一点上，他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和同窗好友钱玄同都有不同意见。在日记中，他曾写道：“余以史学治经学，以论理学方法解疑难，最鄙视今古文家门户之见。旧时以汲冢古文书为人伪造，今治史知其不然。盖孔壁、汲冢、殷墟甲骨刻辞，实为吾国三大发现，信甲不得不信乙丙。近人或不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而信孔壁古文经，或不信孔壁古文经而信甲骨刻辞钟鼎款识，同是埋藏古物，何以信甲而不信乙，信乙而不信甲？是皆不合于论理方法者也。盖真伪之事，须为客观判断，不得偏任主观，凭空臆说。上列三事，皆客观条件具足，确皆可信，非大言虚说所可推倒者也。”但另一方面，他也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当历史研究涉及到民族气节、国家前途时，他的态度是极其严正的。这从他的《伪齐录校证》和《伪楚录辑补》的序言及与他人的商榷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求真与致用相统一，是他史学思想的鲜明特征。 朱希祖在大学中，曾长时间担任史学系主任，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建设起了很大作用。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他十分自觉地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他说：“研究历史，应当本于社会的要素，所以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学科。”他与史学系教授一起制定了具有现代史学系性质的课程体系。傅振伦回忆说：“民国初年，朱任清史馆编（协）修，兼北大中国文学系及史学系两主任，与李大钊制定课程标准为六类：一为史学史及史学原理，二为中、外通史，三为断代史，四为辅助学科，五为专门史，六为两种外国语。”罗香林也说：“北京大学史学系，首以科学方法为治史阶梯，谓历史为社会科学之一，欲治史学，必先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诸学；而与史实考证，则首重原始资料与实物证据。”抗战入蜀期间，教育部就大学课程标准征求意见，朱希祖主要就史学系的课程标准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说，大学各系课程，自须由部规定原则，使为遵守，而课目可依实情酌定，报部审核，至于历史学系，则不外应用与学理二途。大学教育，以学理为重，以期发明。其应用则师范院校任之。而就学理言之，则目的有二：一则发明历史真相，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为必修科外，须以考古、地史、人类、人种、语言诸学，及人文地理、吾国文字学、古文书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国别史如英、美、德、法、日、俄等国史为选修科，或更以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等辅之。二则发明历史真理，则除通史及社会、政治、经济诸学外，须以心理学、论理学、历史哲学等为必修科，而以各种专门史如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美术史、宗教史等为选修科，或更以人文地理学、人类学辅之。至如史学方法论、史学概论、史学原理等，内容多有相通者，用其一种足矣。这一提议也是他主持史学系所一贯坚持的，在当时颇为人赞同，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借鉴意义。 朱希祖还是著名的藏书家。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对有价值的善本、稿本、抄本书，从不吝金购买。朱氏在北京时曾留有长须，绰号“朱胡子”。伦明（字哲如）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这样描述他：“书坊谁不颂朱胡，轶简孤编出毁馀。勿吝千金名马至，从如求士例求书。”作一说明：“海盐朱逖先希祖，购书力最豪……君所得以乙部居多，尤详于南明，兼及万以后诸家奏议文集，遇古本及名人稿本，亦未尝不收也。”他的藏书最盛时，达25万册，百馀万卷。其中像《山书》、《鸭江行部志》、宋版《周礼》、明抄宋本《水经注》，均为海内孤本。朱希祖一教授，不富裕，这些书籍都是他长期生活节俭之积累。从他的一部分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书的酷嗜程度。每有空闲，他总要去书店，发现善本书，喜不自禁，购之作题跋。他是“一个读书的藏书家，与其它欣赏的、校雠的藏书家不同”。朱希祖曾为自己的藏书室取名“郦亭”，请章太炎书匾。抗战时期，他还曾设想，等抗战胜利后，设立“郦亭图书馆”，仿天一阁制，以垂久远。但他对自己的藏书有极其开明的态度，未视作个人的私产，曾说：“藏书之人能自籀读以终其身可矣。子孙能继起则遗子孙，否则，可送存图书馆，犹得贻令名于不朽也。”在战乱播迁过程中，朱希祖为了他的藏书，可谓呕心沥血，艰辛备尝。抗战胜利，这些藏书得以完好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个人图书馆的条件已不具备了，他的长子，著名经济学家、文史学家朱先生将这些价值连城的藏书捐献给了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朱希祖对公藏也非常重视，他不论人在何处，都致力于当地文物、史迹及文献的保护与整理。明清内阁档案、清代戏曲档案、西夏文佛经等得以保存，都有赖于他的呼吁乃至亲自搜购。作为一个藏书家，朱希祖对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贡献，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三 朱希祖的著述大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发表和出版的。1960年、1961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他的《汲冢书考》和《明季史料题跋》。此后，他的著作在祖国内地基本没有出版。台湾九思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影印了《朱希祖先生文集》六册，但在祖国内地基本见不到。另外，朱希祖尚有很多文稿从未发表过，这些文稿现存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他在几个时期的日记也比较完备，它们或存于国家图书馆，或存于后人家中，也没有出版。朱希祖著作的整理出版状况与这位史学家的学术地位是很不相称的，这也使得今人对他进行研究面临诸多困难。这次编选的《朱希祖文存》，包括政论、文学、史学、学科建设、序跋书信等方面的论着，尽量选取最能反映他的学术思想、学术特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散见于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有几篇录自手稿，过去没有发表过。第一组文章属于政论，朱希祖发表这类文章虽然较少，但这样的几篇也足以说明中年朱希祖的政治见解和政治热情。第二组属于文学类的论文。朱希祖最早以讲授中国文学史著名，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又积极倡导新文学，尽管他以后很少用白话文写作。这组文章反映了他在“五四”前后的文学观点。第三组属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文章。朱希祖主持北京大学史学系，较早地开设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类的课程。他重视史馆修史，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予以实践。第四组属于历史考证类文章。考史是朱希祖治史的主要手段，这里所选取的文章有考察中国人种的，有考察中国古代铁制兵器之来源的，有考察先秦学派的，有考察唐朝、明朝皇族的，有考察民族的。其中有的文章引起了争鸣，有的则是论辩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反响。第五组是有关章太炎史学、北京大学史学系的早期历史、历史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个人著述计划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教学思想。第六组是序跋及书信。其中既有自序，也有为他人作的序。这些序跋和书信，都是关乎学术研究的，亦有较高的价值。 《朱希祖文存》的选班，得到了朱希祖孙女朱元春女士、孙子朱元曙先生的信任和支持。朱元春女士向我提供了某些难以找到的文章，朱元曙先生向我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日记，令人感动。本书的责任编辑李志茗博士，慧眼独具，促成本书的出版，又不畏辛劳，细致编校。我相信，《朱希祖文存》对朱希祖研究以及民国时期的学术史研究，一定能够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周文玖 2006年1月 撰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作者： 张仁忠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本书作者从事中国通史教学四十余年，现将讲稿整理出版。该教材分上、下两册，时间范围从盘古开天地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古代社会的终结。内容涉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举凡人类社会的起源，夏、商、周国家的建立，春秋、战国的动荡，秦汉、三国、魏晋、隋唐、宋元明清朝代的更替，各朝各代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状况都有深入浅出的讲解。本书条理清晰，文字简洁，特别适合大专院校作为中国通史教材。
作者： 三国魏
出版社：中华书局 2016年10月
简介：
《曹植集校注》是对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植所有诗文的校勘、注释，按创作时期的先后，对曹植的诗歌和文章作了重新编排，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时期，知人论世，便于读者更深地理解曹植的思想轨迹与文学艺术。
校注征引史实，诠释典故、字义，对旧注作了订正，对作品、尤其是诗歌作品的内涵与外缘作了探寻，有助于更好地体味曹植作品。末附曹植逸文、旧序、旧评以及曹植年表，对作品的阅读具有指导意义，有着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作者： （三国魏）阮籍 著，陈伯君 校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 1987-10-1
简介：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阮籍集校注》是陳伯君先生的遺著。陳伯君名紹功，以字行，湖南湘潭人。一九二○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在校時曾師事黃侃、黃節、馬敘倫、吳梅諸先生，畢業后從事教育、新聞等工作，性耽文史，長于詩詞。在本書之前，阮籍作品向無詩文合集的校注本，唯《詠懷詩》部分有黃節等人的注本行世，本書是第一次對阮籍詩文進行逐篇校勘和注釋的整理本，其中引用大量第一手史料，既能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時也有很多獨到的見解。
作者： 于秀情著
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 傣族是我国云南省与中南半岛各国关系密切的民族。她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称呼有别。据史料记载，傣族在西汉时期被称为“滇越”，在东汉时期被称为“掸”，在三国魏晋时期被称为“鸠僚”。唐朝时，傣族因居住地的环境等特点分别被称为“茫蛮”、“茫天连”、“茫吐薅”、“大赕”、“茫昌”、“茫盛恐”、“茫鲊”、“茫施”等；因其独特的民族服饰特征，他们分别被称为“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僧耆”等。宋时，因为文献的缺乏，仅知傣族被称为“白衣”。元代，傣族被汉族称作“金齿百夷”，简称为“百夷”。在《元史》中，滇西傣族多被称为“金齿”，西双版纳傣族多以“徽里”、“车厘”称谓出现。明代，滇西傣族被称为“百夷”，西双版纳傣族以“车里”名被汉文文献所记载。到了清代，傣族被称为“摆夷”。 本书按照傣族在明代的称呼，用“百夷”记述。明洪武十五年，百夷归附。明太祖初步设置了诸多百夷土司区，制定了百夷土司制度；明成祖制定了百夷土司的印信、底簿、勘合等制度，加强了对百夷的统治。此后，明朝统治百夷地区的土司制度得到不断完善。
作者： 张能甫编注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3
简介： [书摘:]《说文解字注》是清代知名学者段玉裁的代表性作品。段玉裁，生於雍正十三年即公元1735年，卒於嘉庆二十年即公元1815年。宇若膺，号懋堂，江苏金坛人，曾任贵州玉屏、四川巫山、南溪、富顺等县知县。《说文解宇注》从乾隆庚子即公元1780年开始写作，成书於嘉庆戊辰年即公元1808年，时间长达近三十年，刊行於嘉庆二十年即公元1815年。 《说文解宇注》的特点：校勘大徐本《说文》的不足之处，对《说文》本身进行了一些发凡起例，对许慎的不足于以批评，注释过程中注意到了词义的历史性及发展演变规律，注意到了同源词的探讨和同义词的辨析。《说文解字注》是徐锴《说文系传》以後的首部《说文》注释书，在清代数以百计的《说丈解字》研究大军之中，段氏之作能够一枝独秀，的确有其过人之处。这部划时代的巨著耗费了段氏毕生的心血，创见颇多，在学界影响深远，反响巨大，王念孙评价为“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 《说文解字注》也有不足之处：过分自信，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对《说文》作任意改动。过分相信许慎的说解，拘泥於小篆形体而强作解释。对《说文解宇注》的微瑕，清代不少 学者都注意到了，并且以专著的形式予以订正。这类代表性的著作有冯桂芬的《说文解字段注考正》、徐承庆的《说文段注匡谬》、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钮树玉的《段氏说文注订》、王绍兰的《说文解字段注订补》等。 《说文》之为书，以文字而兼声音、训诂者也。凡许氏形声、读若，皆与古音相准，或谓古之正音，或谓古之合音。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循而考之，各有条理。不得其远近分合之故，则或执今音以疑古音，或执古之正音以疑古之合音，而声音之学晦矣。 《说文》之训，首列制字之本意，而亦不废假借。凡言“一日”及所引经类多有之，盖以广异闻，备多识，而不限於一隅也。不明乎假借之指，则或据《说文》本字以改书传假借之字，或据《说文》引经假借之字以改经之本字，而训诂之学晦矣门。 吾友段氏若膺，於古音之条理，察之精，削之密。尝为《六书音均表》，立十七部以综核之。因是为《说文注》，形声、读若，一以十七部之远近分合求之，而声音之道大明。於许氏之说正义、借义，知其典要，观其会通，而引经舆今本异者，不以本字废借字，不以借字易本字，揆诸经义，例以本书，若合符节，而训诂之道大明。 《广雅》又称为《博雅》，因为隋代曹宪为之作《音释》，避隋炀帝杨广的讳而改。作者是三国魏张揖。 今本《广雅》共十卷，体例编排上全部仿照《尔雅》的十九篇目。“广”是推广、补充的意尽，“广雅”就是对《尔雅》的推广、补充。凡是《尔雅》漏收和不收的词汇、词义，《广雅》都收录。因此，这本书被看成是《尔雅》的续篇。根据张揖的表，知全书有一万八千一百五十个宇，所解释的词语共计,二千三百四十三条。《广雅》所增收的宇词，有些是先秦典籍有而《尔雅》漏收的，有的是从战国末年到曹魏时代四百来年中新兴的词语。这一部分曹魏时期新兴的词语，在汉语词汇史上值得研究和重视。《广雅》的收词范围，除经书训诂外，还大量吸收史书、子书、集部书裹面的词语。 《广雅》汇集了先秦两汉的训诂资料，其中有不少新兴词语，是研究汉魏时代词汇的必读书，是汉魏时代的语义学著作。在词汇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汇集了群书的训诂资料以续 《尔雅》,《尔雅》加上《广雅》等於先秦词汇和汉魏以来词汇的总和。 博士臣揖言：臣闻昔在周公，钻述唐虞，宗翼文武，尅定四海。勤相成王，践阼理政，日昃不食，坐而待旦。德化宣流，越裳侏贡，嘉禾贯桑。六年制礼，以导天下。著《尔雅》一篇，以释其意义，传於後嗣。历载五百，坟典散落，唯《尔雅》恒存。《礼·三朝记》：“哀公曰：‘寡人欲学小辩，以观於政，其可乎?’孔子日：'尔雅以观於古，足以辩言矣。”，椿秋元命包》言：“子夏问：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为‘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降，超绝六国，越逾秦楚，爱暨帝刘。鲁人叔孙通撰置《礼记》，文不违古。今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祁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说，先师口传，既无正论，圣人所言，是故疑不能明也。 夫《尔雅》之为书也，文约而义固；其陈道也，精研而无误。真七经之检度，学问之阶路，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罗天地，纲纪人事，权揆制度，发百家之训诂，未能悉备也。臣揖体质蒙蔽，学浅词顽，言无足取。窃以所识，择掸群艺。文同义异，音转失读，八方殊语，庶物易名，不在《尔雅》者，详录晶核，以著於篇。凡万八千一百五十文，分为上中下。以须方徕俊哲、洪秀伟彦之伦，扣其两端，摘其过谬，令得用谓，亦所企想也。臣揖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注释： 博士：古代学官名，六国时已有，秦、漠、晋、唐、明等朝代因袭而稍有变化。张揖在魏太和中曾为博士。钻述：继承，传述。缆：继承。述：继承，传述。宗：推崇效法。翼：辅佐，帮助。尅定：攻克平定。尅：战胜，制服。 [2]勤：辛勤，勤勉。相：辅助，佑助。践阼：即位，登基。阼：本指大堂前束面的台阶，是主人之位，引申借指帝王位。日昃不食：太阳偏西都还没有吃饭，形容工作辛苦。日昃： 太阳偏西，约在下午两点左右。昃：日西斜。待旦：等待天亮。旦：早晨，天亮。 [3]德化：即德教，道德教化。宣流：宣布，流传。越裳：又写作“越常”、“越尝”，古代南海国名。休：“来”的古字。贡：下向上的进献，把自己的上特产进献给帝王。嘉禾：生长得奇异或者茁壮的禾苗，典出《尚书·微子之命》。贯：串连，连接。制礼：制定礼制。导：引导，劝导。 [4)後嗣：後代，子孙。嗣：子孙，後代。历载：经过的年代。载：年，岁。坟典：即“三坟五典”，对古代典籍的通称。坟：“三坟”的简称，指三皇之书，我国传说中最古的书籍。典：可以作为典范的重要书籍，逭裹指五典,五帝之书，传说中的上古五部典籍。散落：散失。 [5]小锌：《大戴礼记》的篇名。尔雅：雅正，文雅。辩言：分辨言辞。是以：以是，凭借这个。 [61率斯：自此。率：介词，自、由、从。斯：代词，此。超绝：超越，越过。越逾：越过，超过。爰暨：到了。爰：及，到。暨：到。帝刘：漠高祖刘邦。撰置：编纂完毕。撰：编纂，写作。《礼记》：这裹指的是叔孙通所撰《漠仪》。《後汉书·曹褒传》记载有班固所献上的叔孙通《汉仪》十二篇。 我国第一部虚词专书《语助》，又名《助语辞》。这部目前所见的最早的讨论虚词的专著的作者是元代人卢以纬。卢以纬宇允武，元朝温州路(今浙江温州)人，史书无传，生卒年不详，有人推测生於南宋末年。 《语助》的完成时间当在元朝泰定元年即公元1324年以前，全书正文今存三千五百二十九字。全书分为六十六个条目，共收虚词一百三十多个。其中，单音虚词六十六个，复音虚词和 复音词组六十二个。对所收的虚词都详加解释，，分析用法，引经据典。全书把虚词归纳为“语气词”、“代词”、“介词”、“连词”、“副词”、“关联词组”、“否定词组”、“强调词组”、“概说词组”、“时间词组”、“假设词组”等多种类型。 “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昔人是言，为用字“不当律令”发，惜概而弗详。予友卢子允武，以文诲人，患来学者抱疢犹彼若，爰摭诸语助字，释而详说之。见者目豁心悟，悉喻所谓。成人之意厚矣!文岂易言!庄、左、马、班，手段固殊；韩、柳、欧、苏，家数亦别，然资助於余声、接字，同一律令。作文者不於此乎参，其能句耶?浑浑噩噩，杰然蔚然，“法语”直遂，“巽与”婉曲，阖辟变化，宾主抑扬，个中妙用无穷，只在一二虚字为之机括，昧者未达也。卢子吃紧为人，於以私淑其徒。胡子阑而喜曰：“吾为子序而公之，俾呻占毕者，或畅厥旨，请勿狭其惠。”於二三子辄昌言日：“吁，学子来前!汝知之乎?是编也，匪语助之与明，乃文法之舆授。子获此，归而求之，有余师矣，勉之毋负。” 泰定改元龙集板逢困敦端月既望永康胡长孺笔诸卷首。 注释： [1]疑辞：又作“疑词”，表示疑问语气的词。唐柳宗元临杜温书》：“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惟以此奉答。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词也；‘矣；耳、焉、也’者， 决辞也。今生则一之。”决辞：又写作“决词”，表示确定语气的助词。 [2]是言：这种看法，这种认识。为：介词，表示原因，因为，由於。当：符合。律令：一般的法则、规律。发：阐发。惜：可惜。概：梗概，大略。详：周详。 [3]卢子允武：即卢以纬，字允武，元代人。他著有《语助》一书，这是中国最早的专门研究虚词用法的专书。子，对人的尊称。诲：教导，训诲。患：忧虑，担心。来学者：今後 求学的人，後来求学的人。抱疢：本指有病在身，这裹引申指没有真正读懂文章。疢：音chen，疾病，疵病。彼若：本指造那，遣裹指任意解释。爰：於是，就。摭：搜集。助字：即虚字，意义较虚、具有语法意义的字。 [4]目豁：眼界开阔。豁：开阔，宽敞。悟：理解，领会。
作者： 吴云主编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简介：“建安七子”这一名称，最早见于三国魏曹丕的《典论论文》。天津师范大学吴云教授与七名硕士研究生合作用多年时光，对“建安七子”的作品进行标点、校勘、注释、系年、评介。为此，“建安七子”的生平都受到仔细深入的审视，其作品都得到认真准确的诠解，《建安七子集校注》第一版于1991年出版，后经吴云教授及其弟子们反复修改，于本年年初修订版问世。由于本书颇具学术价值，付梓时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
作者： (三国·魏)曹丕原著;易健贤译注
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简介：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冬十月庚午（28）日这天，公卿、列侯、诸将、匈奴单于、四夷朝者数万人，聚集在许昌附近颍阴曲蠡（今河南临颍）的繁阳亭。当汉代最后一个帝王刘协把皇帝玺绶移交给一个青年时，历时400多年的汉帝国已正式宣告结束，一个新的王朝魏国已正式诞生。禅让的典礼结束后，这位青年还站在受禅坛上，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许久，他才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大臣，慢慢地说出了一句意味良深、分量极重的话：虞舜、大禹的事情，我今天终于知道了。
作者： 蒋冀聘 主编
出版社：湖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
简介： 《古代汉语（套装共2册）》包括《古代汉语·上册》、《古代汉语·下册》共2册。上册为通论，分文字、词汇、训诂、音韵、语法（词法）、语法（句法）六章，系统介绍有关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结合适当的练习以及进一步阅读文献，以提高学生掌握和运用古汉语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人文精神。下册为文选，分先秦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个部分，收录各个时期的经典语言文献106篇，以文言文作品为主，也收录了适量的中近古汉语文献。文选内容包括儒家经典、佛经文献、道家典籍以及文学作品等等。《古代汉语（套装共2册）》广泛吸纳了近年来古汉语教学研究成果，注重对同源词、古代俗字以及近古口语文献资料的研究与探讨。
作者： 张作耀著
简介：曹操（155-220），东汉末年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三国魏的实际建立者。他出身于既有权势，又其富有的家庭。祖父曹腾是汉末有名的宦官，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出钱买官，竟至太尉。曹操自幼养成了放荡不羁的性格，因而从少年时代起即为世人所注目。二十岁时举孝廉为郎，进入仕途。他在镇压农民起义军和军阀混战过程中壮大了自己，进而迎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他鞍马劳顿，倥偬军旅数十年。平袁术，擒吕布，消灭袁绍父子，收降张鲁，战马超，北讨乌桓，南击孙权，西战刘备，终于打下了北方一片天下。 《曹操评传》全面评述曹操的一生。上篇对其事功进行总结，作出评价；下篇将其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重要思想给予梳理，力求作出客观的分析和研究。《评传》认为，曹操是一代军事大家，对中国军事思想作出重大贡献；曹操谋求集权，礼刑并用，唯才是举，不信天命等主张，和行屯田以资军食、抑刑并用，唯才是举，不信天命等主张，和行屯田以资军食、抑兼并无令弱民兼赋等诸多经济主张，以及力除社会陋习、以先王之道为教和文学主张，都是对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评传》对于曹操总体评价的历史定位是，肯定其事功，非难其为人。因而，他的功业及其思想大都得到了肯定，为人谲诈的一面也如实作出反映和评论。该肯定的，充分肯定、该否定的，用语也不乏尖刻。
作者： 李若晖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4
简介：朱德熙先生曾说，在简帛考释中，“有时考释出了文字，仍旧不能理解文义”山，这确是经验之谈。 在这方面，学界注意较多者为假借，而对於古语的生僻义措意较少。例如郭店《老子》甲19：“天地相合也，以逾甘露。”“逾”，帛书甲、乙本均作“俞”，王弼本作“降”。《郭店楚墓竹简》整理者注：“帛书本作‘俞’，整理者认为：‘俞，疑读为揄或输’可从。”高明先生《帛书老子校注》“以为‘俞’字当借为‘雨’。”刘信芳先生《荆门郭店竹简老子解诂》则认为：“‘逾’读为‘贾’。”丁原植先生表示赞同。陈伟先生则另辟新说：“我们知道，《鄂君启节·舟节》中‘逾’表示舆‘上’相反的航行过程，大致是‘下’的意思。我们还曾对《国语·吴语》的一段记载作过讨论，得知其中‘亦令右军衔枚逾江五里以须’的‘逾’也是指沿江而下。然则，《老子》甲中的‘逾’字可以直接训为‘下’，适与传世本‘以降甘露’的‘降’对应。”若晖按：原注及高、刘诸说都只是着眼於本文可通而言。陈说则从文例比勘得出“逾”可训‘下”，其说可信。 但也有相反的情况，就是别出心裁，有意标新立异。裘锡圭先先生在讨论中国古典学的重建时，就曾指出在将简帛古书与传吐古书相对照的时候，应当避免不恰当的立异，即“将简帛古书和传世古书中彼此对应的、意义相同或很相近的字说成意义不同”。 下面举一个例子。《老子》第四十五章：“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对造句话的传统理解是：“最完满的东西好像有欠缺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衰竭的。最充盈实的束西好像是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最正直的东西好像是弯曲一样，最灵巧的东西好像是笨拙一样，最卓越的辩才好像是口讷一样。清静克服扰动，寒冷克服暑热。清静无为可以做人民的模范。”其中“大直若屈”一语，郭店竹书乙14-15作“大植若屈”。武汉大学哲学系吴根友先生据此另立新说，认为：“楚简本《老子》中‘大植若屈’一句中‘植’字，即是古代门框之外又粗又长的大直木，加锁於其上使被锁之门更加牢固。而‘植’字乃为其他版本同句中‘植’之本字。……‘木植若屈，句中的‘屈’字，其本意为‘短’也。联系上文‘植’字之意，则此句可直译为：‘高大的户植仿佛很短。’此正是老子以逆向思维来破常识之知。世人皆以为门之户植愈高大，其守门也愈坚固。老子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若民无盗心，则户植虽短而其门牢固，故大植若短，非真短也，乃在於侯王有道而万物白化，无有盗贼。”其後，吴根友先生又在《以楚简本“大植若屈”与王弼本“大直若屈”之差异为例看老子思想演化的轨迹》一文中进一步认为从“大植若屈”到“大直若屈”的变化，“反映了《老子》文本在解读过程中意义位移的一种进路：那就是很多有关政治策略与方法的思想，逐渐普世化为一般士人的一种个人德性，由特殊的政治智慧变成了具有更加普世性的人生智慧。因此，由政治哲学向伦理学的转化是《老子》文本意义位移的一种进路。” 检寻吴氏立论的根据，约有以下六项，今逐一考校如次。 《老子》成书的过程，是一个争论旷日持久，迄今仍无结论的悬案。关於这一悬案，历来较有影响的说法有： 一、一人所著 此说又可依各家所说作者之不同，分为老子手著说和他人所著说。 老子手著说首见於《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 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此说自宋以来迭遭攻讦，但近年来重获尊信。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老子》系他人所著，托名老子。至於究为何人所著，则众说纷纭，笔者限於见闻，只知有杨朱、太史儋、詹何诸说。 但即便是在以《老子》为老子手著的学者中，也基本认为《老子》书中有後人附益的成分。 汉魏时期以《指归》本、河上公《注》本、《想尔注》本、王弼《注》本为代表的定型期。 杨树达先生曾“考得传记明载习老子或称好其术者凡得五十许人”，另《汉书》卷三十《艺文志》著录《老子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刘向《说老子》，《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三《子部·道家》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经》二卷下注云：“梁有漠长陵三老毋丘望之注《老子》二卷，虞翻注《老子》二卷，亡。”又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二卷下注云：“梁有《老子道德经》二卷，张嗣注；《老子道德经》二卷，蜀才注。亡。”又《老子道德经》二卷下注云：“锺会注。梁有《老子道德经》二卷，晋太傅羊祜解释。”此外，马融、宋衷、刘陶、董遇、张揖、荀融、范望、郭璞等均曾注《老子》，凡此皆已亡佚。今存汉魏旧注仅《指归》本、河上公《注》本、《想尔注》本、王弼《注》本 数家而已。 西汉严遵《老子指归》本，其书已残，今存者约当王弼本的第38-81章。岩氏《汉书》有传，附於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但传中未明言其著《指归》，《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也未著录，致使後人疑其为伪，但旧志是否著绿并不足以定一书之真伪，从用语、引用等方面来，当非伪书。检陆游《渭南文集》卷二十六《跋老子道德古文》曰： 右漠严君平《道德经指归》古文，此经自唐开元以来，犹传明皇帝所解，故诸家尽废。今世惟此本及贞观中太史令傅奕所校者尚传，而学者亦罕见也。予求之瑜二十年，乃尽得之。衢本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一亦曰： 其章句颇与诸本不同，如以《曲则全》章末十七字为後章首之类。 可见自古皆以《指归》有《老子》经文，且为《老子》古本之一。不过，今存怡兰堂本第十三卷，金春峰先生疑为伪作咀，可备一说。今本以《道藏》本、《怡兰堂丛书》本为佳。 旧题漠河上公《老子章句》本，今存。但此书的真伪也颇有争议。近来学界基本认同此书为西汉人所作，托名河上公。另有个别学者认为当成书於魏晋以後、东汉时期，不足据。今本以敦煌唐写本为佳，但均系残本，全本则为《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建安虞氏刊本。 张道陵《老子想尔注》本，此书久佚，赖敦煌莫高窟出土残卷得见，此卷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东方图书部，编号S．6825。 写卷时代为六朝，照片及释文见饶宗颐先生《老子想尔注校证》。 三国魏王弼《老子道德经注》本。这已成为後世的《老子》标准版本。较好的本子有浙江书局刻明华亭张之象本、黎昌庶辑《集唐字老子道德经注》，另《道藏》所收《道德真经集注》亦於王弼注全录。 综观上述四本，已奠定後世《老子》流传的基本格局：河上公《注》广泛流传於民间，《想尔注》本即後世道教五千言无虚词本之祖，王弼《注》本则是历来文士案头所必备。因此，可以说《老子》各本至此已定型。 然而无论如何校改，结果终不能出上述诸本的框架——即使是今天的我们。因此，为了避免那种无差异性的混沌局面再次出现，在对任何一个时期、系统的本子进行校勘时，我们都不 应当随意根据其它时期、系统的本子改动文字，要使每个本子都能说：我是我所是山。这一点，清儒早巳言及。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十二《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曰： ……故校经之法，必以贾还贾，以孔还孔，以陆还陆，以杜还杜，以郑还郑，各得其底本，而後判其义理之是非，而後经之底本可定，而後经之义理可以徐定。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 尤其当面对尚未定型的郭店简本时，我们更应审慎。我们不能赞同那种动辄以“众本如此”、“今本更优”为由改动郭店简本的做法，特别是在其文字可通的情况下。在校勘中，对其他3个时期本子的参考，应仅限於以下4种情况： 简序混乱，可以参照他本编次。 筒文残缺，可以参照他本补齐。 文字不识，可以参照他本释读。 书寫显误，可以参照他本改正。 以上4点，实即承认了他本对理解郭店简本的规定性——因为它们之闲的血肉相连，乃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基於此，我们也绝不赞同那种挖空心思标新立异的做法。我们必须以“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为原则，因为我们所诠释的，是一部哲学名著。 问题在於，如何具体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