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 149 项 “孙诒让” 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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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简介:儒家“十三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典籍,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十三经注疏》416卷,收录儒家十三部经典以及汉至宋代经学家对十三经的注疏。“十三经”经文有过多种整理本,但其历代注疏却从未进行过系统全面的整理。此次出版的全新整理本《十三经注疏》以清阮元校刻本为基础进行整理,整理工作包括三方面:校勘全面吸收了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的成果,近现代学术界有关“十三经”及其注疏的校勘、辩证、考异、正误等方面的成果也择要吸取。对全书进行统一规范的标点。对全书文字,进行仔细的甄别和严格的处理。 “十三经”的价值和影响巨大,涉及内容极为广泛,整理工作难度非常大。新整理本的出版填补了学术界的一项空白。
作者: (汉)毛亨传
简介: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一、标点。根据现行新的标点符号用法,并结合古籍整理标点的通例,对全书进行统一规范的标点。 二、文字处理。全书采用简体横排。以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颁布的《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根据,以《辞海》和《汉语大字典》等权威辞书为标准,对《十三经注疏》中的全部繁体字和异体字进行简化和规范化。同时又根据中国古籍和文字的特点,尤其是《十三经注疏》的具体情况,参照有关的规定和通例,对其中可能导致歧异和引起混淆的文字,进行仔细的甄别和严格的处理。 三、校勘和吸收研究成果。全面吸收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的校勘成果。对阮元《校勘记》中已有明确是非判断者,据之对底本正文进行改正;对其无明确是非判断者,出校记两存。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系专门针对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系专门针对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而作的一种补充和再校勘。 《十三经注疏》是中国古代经典中影响最大而又难度极大的古籍,其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参与本书整理和审订工作的专家学者及编校人员达数十人。他们兢兢业业,辛勤劳动,数年如一日,为此书的问世,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作出了贡献。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8
简介:释名,是一部解释词义、探寻事物得名由来的专书。作者为东汉人刘熙。熙字成国,北海人。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是校勘、注释释名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先是乾隆时的学者兼大吏毕沅广校群书,作成释名疏证及补遗和续释名;著名校书家顾广圻也为长洲吴氏作一校本。王先谦等人在此基础上,又参酌甄録成蓉镜、吴翊寅、孙诒让等人的校勘成果,续注补校,萃成本书。书成之后,又得到胡玉缙、许克勤二人的校语,王氏为作补附一卷,缀于书后。这次点校本书,以清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王氏原刻本为底本,由祝敏彻先生为之断句并加注新式标点,孙玉文先生编制索引;编辑部又做了核校加工,补制了四角号码索引。 本书为竖体繁体版。
作者: 贾贵荣,杜泽逊辑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简介:《地方经籍志汇编(套装全46册)》主要内容:地方专志是地方志的变种,较之于地方志的相关内容更为翔实和专业。本刊所收录的50余种地方经籍志(线装200余册),多出自谙熟乡邦文献的大家名家之手,如卢文弨、吴骞、孙诒让、管廷芬、丁祖荫、缪荃孙、刘声木、金毓黻、徐世昌等。 本刊所涉古籍5万余种,多撰有提要,详细记载每种书之著者籍贯、生卒、官爵及该书之内容、版本、收藏和传承等,可补《中国古籍善书目》、《中国古籍总目》之缺。 但该类文献在刊刻、保存和流传方面较之地方志,有相当一部分处于抄本稿本状态,即使刊印,亦书品较次,流传甚少。赖国家图书馆多年的极力收藏与保护。 今辑而刊之,为研究中国古籍乃至文化史提供第一手的文献资料。 而在当今各地注重发掘、整理地方文献的环境下,此书亦必将对此项工作的开展起到必要的目录指导作用。
作者: 马如森著
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甲骨文书法大字典》内容简介:时光过的真快,我学习甲骨文字,不觉已是60多个年头了。回想1928年我中学毕业,考进了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升入本科史学系。那时蒋梦麟任校长,胡适任文学院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刚从广州迁来北平,所长傅斯年兼任北大史学系主任。当时史学系名教授很多,傅先生自己和史语所的几位研究员,还都在史学系兼课,傅先生开“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李济、梁思永两先生开“考古学人类学导论”,徐中舒先生开“殷周史料考订”,董作宾先生开“甲骨文字研究”。另外唐兰先生还教过“古文字学”,商承祚先生也教过“甲骨及钟鼎文字研究”。燕京大学有容庚,辅仁大学有于省吾,清华大学有吴其昌,也都研究古文字、教古文字学。北京图书馆金石部主任刘节,研究古文字,还经常收到郭沫若从日本寄来的他出版的甲骨金文新书,并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加以评介。当时除了王国维已经逝世,罗振玉正在东北投奔伪满之外,其余所有的一流甲骨学者,几乎都集中在北平。而且还组织有考古学社,经常在中山公园水榭聚会商讨,甲骨文研究,可谓盛极一时,非常活跃。 可惜那时条件终归还是有所局限。首先是甲骨文发现虽然已经多年,出土材料也有不少,但发表的材料并不很多。孙诒让《契文举例》,所根据只不过《铁云藏龟》一书,罗振玉《殷商贞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所根据也不过《铁云藏龟》、《殷墟书契》和《戬寿堂所藏殷墟文字》等几种著录甲骨的专书。到1934年孙海波出版《甲骨文编》,所根据的资料书,也只有八种,才6417片。 那时机关所藏,往往列为珍品,私人藏家,又常秘不示人,发掘出土的材料,迟迟不能发表,学者也难以使用。对青年来说,书卖的很贵,不要说罗振玉的《殷墟书契》买不起,就连郭沫若的《卜辞通纂》,要买也不容易。《殷墟文字类编》,同学买可以六折,《殷契卜辞》,同学买可以优惠对折,但还是贵。两本薄薄的《邺中片羽》,售价就要银洋20元,对青年学生来说,真是望书兴叹。依赖图书馆,藏书又不定齐全。只好靠抄抄写写,少慢差费地去进行一些研究工作罢了。
作者: 胡适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2017年10月
简介:
国学大师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近百年来在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好评,再版数十次,销量极为可观。胡适先生是白话文的倡导者,其著作大多通俗易懂,本书可谓是一套中国*通俗的中国哲学史。本套《中国哲学史》对应着先秦、中古、近代哲学三个分期分为上中下三册。本套《中国哲学史》与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并称为中国哲学史上并蹄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近代化、通俗化有开创之功。因此,《中国哲学史》可谓先生的定鼎之作。也是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目录】
(上)
*篇导 言 /1
第二篇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 /21
*章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 /22
第二章那时代的思潮(诗人时代) /28
第三篇老 子 /31
第四篇孔 子 /47
*章孔子略传 /48
第二章孔子的时代 /51
第三章《易》 /56
第四章正名主义 /66
第五章一以贯之 /75
第五篇孔门弟子 /87
第六篇墨 子 /103
*章墨子略传 /104
第二章墨子的哲学方法 /110
第三章三表法 /115
第四章墨子的宗教 /119
第七篇杨 朱 /127
第八篇别 墨 /135
*章墨辩与别墨 /136
第二章墨辩论知识 /141
第三章论辩 /148
第四章惠施 /166
第五章公孙龙及其他辩者 /172
第六章墨学结论 /183
第九篇庄 子 /187
*章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188
第二章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197
第十篇荀子以前的儒家 /207
*章《大学》与《中庸》 /208
第二章孟子 /215
第十一篇荀子 /225
*章荀子 /226
第二章天与性 /230
第三章心理学与名学 /240
第十二篇古代哲学的终局 /253
*章西历前三世纪之思潮 /254
第二章所谓法家 /268
第三章古代哲学之中绝 /284
……
目录(下)
*篇 近 世 哲 学 /1
第二篇 理 学 时 期 /5
*章周敦颐 /6
第二章邵雍 /9
第三章 程颢 /19
第四章 程颐 /28
第五章 朱子 /31
第三篇 反理学时期 /55
*章顾炎武 /56
第二章 颜元 /60
第三章 费经虞与费密 /68
第四章 李塨 /99
第五章 戴震 /104
第六章吴稚晖 /204
第四篇 清代思想史 /225
第五篇 论科学 /237
*章科学的人生观 /238
第二章 格致与科学 /243
第三章实验主义 /245
第四章 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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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老子
一、老子略传
老子的事迹,已不可考。据《史记》所说,老子是楚国人(《礼记 •曾
子问 •正义》引《史记》作陈国人),名耳,字聃,姓李氏(今本《史记》
作“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乃是后人据《列仙传》妄改的。
《索隐》云:“许慎云:聃,耳曼也。故名耳,字聃。有本字伯阳,非正也。老子号伯阳父,此传不称也。”王念孙《读书杂志》三之四引《索隐》此节,又《经典释文 •序录》、《文选注》、《后汉书 •桓帝纪》注,并引《史记》云老子字聃。可证今本《史记》所说是后人伪造的。后人所以要说老子字伯阳父者,因为周幽王时有个太史伯阳,后人要合两人为一人,说老子曾做幽王的官,当孔子生时,他已活了二百五十岁了)。他曾做周室“守藏室之史”。《史记 •孔子世家》和《老子列传》,孔子曾见过老子。这事不知在于何年,但据《史记》,孔子与南宫敬叔同适周。又据《左传》,孟僖子将死,命孟懿子与南宫敬叔从孔子学礼(昭七年)。孟僖子死于昭公二十四年二月。清人阎若璩因《礼记 •曾子问》孔子曰:“昔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遂推算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巳时,日食,恰入食限。阎氏因断定孔子适周见老子在昭公二十四年,当孔子三十四岁(《四书释地续》)。这话很像可信,但还有可疑之处:一则《曾子问》是否可信;二则南宫敬叔死了父亲,不到三个月,是否可同孔子适周;三则《曾子问》所说日食,即便可信,难保不是昭公三十一年的日食。但无论如何,孔子适周,总在他三十四岁以后,当西历纪元前 518年以后。大概孔子见老子在三十四岁(西历前 518年,日食)与四十一岁(定五年,西历前 511年,日食)之间。老子比孔子至多不过大二十岁,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 570年左右。老子死时,不知在于何时。《庄子 •养生主》篇明记老聃之死。《庄子》
这一段文字决非后人所能假造的,可见古人并无老子“入关仙去”、“莫知所终”的神话,《史记》中老子活了“百有六十余岁”、“二百余岁”的话,大概也是后人加入的。老子即享高寿,至多不过活了九十多岁罢了。上文说老子“名耳,字聃,姓李氏”,何以又称老子呢?依我看来,那些“生而皓首,故称老子”的话,固不足信(此出《神仙传》,谢无量《中国哲学史》用之);“以其年老,故号其书为《老子》 ”(《高士传》)也不足信。我以为“老子”之称,大概不出两种解说:
(一)“老”或是字。春秋时人往往把“字”用在“名”的前面,例
如叔梁(字)纥(名),孔父(字)嘉(名),正(字)考父(名),孟明(字)视(名),孟施(字)舍(名),皆是。《左传》文十一年、襄十年,《正义》都说:“古人连言名字者,皆先字后名。”或者老子本名聃,字耳,一字老(《老训寿考》,古多用为名字者,如《檀弓》晋有张老,《楚语》楚有史老)。古人名字同举,先说字而后说名,故战国时的书皆称老聃(王念孙《春秋名字解诂》及《读书杂志》俱依《索隐》说,据《说文》:“聃,耳曼也。”《释名》耳字聃之意。今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聃字下引汉《老子铭》云:“聃然,老旄之貌也。”又《礼记 •曾子问》注:
“老聃古寿考者之号也。”是聃亦有寿考之意,故名聃,字老。非必因其寿考而后称之也)。此与人称叔梁纥、正考父,都不举其姓氏,正同一例。
又古人的“字”下可加“子”字、“父”字等字,例如孔子弟子冉求字有,可称“有子”(哀十一年《左传》),故后人又称“老子”。这是一种说法。
(二)“老”或是姓。古代有氏姓的区别。寻常的小百姓,各依所从来为姓,故称“百姓”、“万姓”。贵族于姓之外,还有氏,如以国为氏、以
官为氏之类。老子虽不曾做大官,或者源出于大族,故姓老而氏李,后人不懂古代氏族制度,把氏姓两事混作一事,故说“姓某氏”,其实这三字是错的。老子姓老,故人称老聃,也称老子。这也可备一说。这两种解说,都可通,但我们现今没有凭据,不能必定那一说是的。
二、老子考
今所传老子的书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这书原本是一种杂记体的书,没有结构组织。今本所分篇章,决非原本所有。其中有许多极无道理的分断(如二十章首句“绝学无忧”当属十九章之末,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两句为同等的排句)。读者当删去某章某章等字,合成不分章的书,然后自己去寻一个段落分断出来(元人吴澄作《道德真经注》,合八十一章为六十八章。中如合十七、十八、十九为一章,三十、三十一为一章,六十三、六十四为一章,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为一章,皆极有理,远胜河上公本)。又此书中有许多重复的话和许多无理插入的话,大概不免有后人妄加妄改的所在。今日*通行的刻本,有世德堂的河上公章句本,华亭张氏的王弼注本,读者须参看王念孙、俞樾、孙诒让诸家校语(章太炎极推崇《韩非子》《解老》、《喻老》两篇。其实这两篇所说,虽偶有好的,大半多浅陋之言。如解“攘臂而仍之”、“生之徒十有三”、“带利剑”等句,皆极无道理。但这两篇所据《老子》,像是古本,可供我们校勘参考)。
三、革命家之老子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势,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见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动。看他对于当时政治的评判道: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四段都是很激烈的议论。读者试把《伐檀》、《硕鼠》两篇诗记在心里,
便知老子所说“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
是以饥”的话,乃是当时社会的实在情形。更回想《苕之华》诗“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话,便知老子所说“民不畏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的话,也是当时的实在情形。人谁不求生?到了“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时候,束手安分也是死,造反作乱也是死,自然轻死,自然不畏死了。还有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也是当时政治的反动。凡是主张无为的政治哲学,都是干涉政策的反动。因为政府用干涉政策,却又没干涉的本领,越干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种反动,主张放任无为。欧洲十八世纪的经济学者政治学者,多主张放任主义,正为当时的政府实在太腐败无能,不配干涉人民的活动。老子的无为主义,依我看来,也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不配有为,偏要有为;不配干涉,偏要干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上篇所引《瞻卬》诗说的:“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此宜无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说之。”那种虐政的效果,可使百姓人人有“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的感想(老子尤恨当时的兵祸连年,故书中屡攻击武力政策。如“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皆是)。故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
老子对于那种时势,发生激烈的反响,创为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
他说: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所以他主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
贼无有!
这是*的破坏主义。他对于国家政治,便主张*的放任。他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河上公注: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
挠,恐其糜也)。
又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说: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乃也)。犹兮其贵言(贵言,不轻易其言也。所谓“行不言之教”是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的放任无为,要使功成事遂,百姓还以为全是自然应该如此,不说是君主之功。故“太上,下知有之”,是说政府完全放任无为,百姓的心里只觉得有个政府的存在罢了;实际上是“天高皇帝远”,有政府和无政府一样。“下知有之”,《永乐大典》本及吴澄本皆作“不知有之”;日本本作“下不知有之”,说此意更进一层,更明显了。
我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我的意思要人知道哲学思想不是悬空发生的。有些人说,哲学起于人类惊疑之念,以为人类目睹宇宙间万物的变化生灭,惊叹疑怪,要想寻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故产生哲学。这话未必尽然。人类的惊疑心可以产生迷信与宗教,但未必能产生哲学。人类见日月运行,雷电风雨,自然生惊疑心。但他一转念,便说日有日神,月有月神;雷有雷公,电有电母;天有天帝,病有病魔;于是他的惊疑心,便有了满意的解释,用不着哲学思想了。即如希腊古代的宇宙论,又何尝是惊疑的结果?那时代欧亚非三洲古国,如埃及、巴比伦、犹
太等国的宗教观念和科学思想,与希腊古代的神话宗教相接触,自然起一
番冲突,故发生“宇宙万物的本源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泰尔史(Thales)[1]的惊奇心忽然劈空提出这个哲学问题的。在中国的一方面,*初的哲学思想,全是当时社会政治的现状所唤起的反动。社会的阶级秩序已破坏混乱了,政治的组织不但不能救补维持,并且呈现同样的腐败纷乱。当时的有心人,目睹这种现状,要想寻一个补救的方法,于是有老子的政治思想。但是老子若单有一种革命的政治学说,也还算不得根本上的解决,也还算不得哲学。老子观察政治社会的状态,从根本上着想,要求一个根本的解决,遂为中国哲学的始祖。他的政治上的主张,也只是他的根本观念的应用。如今说他的根本观念是什么。
四、老子论天道
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老子以前的天道观念,都把天看作一个有意志,有知识,能喜能怒,能作威作福的主宰。试看《诗经》中说“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明》);又屡说“帝谓文王”(《皇矣》),是天有意志。“天监在下”、“上帝临汝”(《大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临观四方,求民之莫”(《皇矣》),是天有知识。“有皇上帝,伊谁云憎? ”(《正月》),“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板》),是天能喜怒。“昊天不佣,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节南山》);
“天降丧乱,降此蟊贼”(《桑柔》);“天降丧乱,饥馑荐臻”(《云汉》),是天能作威作福。老子生在那种纷争大乱的时代,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以为若有一个有意志知觉的天帝,决不致有这种惨祸。万物相争相杀,人类相争相杀,便是天道无知的证据。故老子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这仁字有两种说法:*,仁是慈爱的意思。这是*明白的解说。王弼说:“地不为兽生刍而兽食刍,不为人生狗而人食狗。无为于万物,而
[1] 即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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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各适其所用。”这是把不仁作无有恩意解。第二,仁即是“人”的意思。《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说“仁也者,人也”;刘熙《释名》说:“人,仁也;仁,生物也”。不仁便是说不是人,不和人同类。古代把天看作有意志,有知识,能喜怒的主宰,是把天看作人同类,这叫做天人同类说( Anthropomorphism)。老子的“天地不仁”说,似乎也含有天地不与人同性的意思。人性之中,以慈爱为*普通,故说天地不与人同类,即是说天地无有恩意。老子这一个观念,打破古代天人同类的谬说,立下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打破古代的天人同类说,是老子的天道观念的消极一方面。再看他的积极的天道论: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老子的*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这个道的作用,是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是一个“自然”。自是自己,然是如
此,“自然”只是自己如此(谢著《中国哲学史》云,“自然者,究极之谓也”不成话)。老子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的作用,只是万物自己的作用,故说“道常无为”。但万物所以能成万
物,又只是一个道,故说“而无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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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论无
老子是*先发见“道”的人。这个“道”本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太微妙了,不容易说得明白。老子又从具体的方面着想,于是想到一个“无”字,觉得这个“无”的性质、作用,处处和这个“道”*相像。老子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无即是虚空。上文所举的三个例,一是那车轮中央的空间,二是器皿的空处,三是窗洞门洞和房屋里的空处。车轮若无中间的圆洞,便不能转动;器皿若无空处,便不能装物事;门户若没有空洞,便不能出入;房屋里若没有空处,便不能容人。这个大虚空,无形、无声;整个的不可分断,却又无所不在;一切万有若没有他,便没有用处。这几项性质,正合上文所说“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形容。所以
老子所说的“无”与“道”简直是一样的。所以他既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一方面又说:
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与无同是万物的母,可见道即是无,无即是道。大概哲学观念初起的时
代,名词不完备,故说理不能周密。试看老子说“吾无以名之”,“强名之”,可见他用名词的困难。他提出了一个“道”的观念,当此名词不完备的时代,形容不出这个“道”究竟是怎样一个物事,故用那空空洞洞的虚空,来说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却不知道“无”是对于有的名词,所指的是那无形体的空洞,如何可以代表那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只因为老子把道与无看作一物,故他的哲学都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庄子便不如此。老庄的根本区别在此)。
老子说:“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且看他怎样说这无中生有的道理。老子说: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曒,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
又说: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这也可见老子寻相当名词的困难。老子既说道是“无”,这里又说道不是“无”。乃是“有”与“无”之间的一种情境,虽然看不见、听不着、摸不到,但不是完全没有形状的。不过我们不能形容他,又叫不出他的名称,只得说他是“无物”;只好称他做“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只好称他做“恍惚”。这个“恍惚”,先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故说“惚兮恍兮,其中有象”。后来忽然从无物之象变为有物,故说“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便是“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历史(论象字参看下文第四篇第三章)。
六、名与无名
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名实之争。老子是*初提出这个
问题的人。他说: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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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本原作说。今刊本作阅,乃后人所改)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然(王本今作状。原本似作然)哉?以此。
这一段论名的原起与名的功用。既有了法象,然后有物。有物之后,于是发生知识的问题。人所以能知物,只为每物有一些精纯的物德,*足代表那物的本性(《说文》:“精,择也。”择其特异之物德,故谓之精。真字古训诚、训天、训身,能代表此物的特性,故谓之真),即所谓“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这些物德,如雪的寒与白,如人的形体官能,都是极可靠的知识上的信物。故说“其中有信”(《说文》:“信,诚也。”又古谓符节为信)。这些信物都包括在那物的“名”里面。如说
“人”便可代表人的一切表德;说“雪”,便可代表雪的一切德性。个体的事物尽管生死存灭,那事物的类名,却永远存在。人生人死,而“人”名
常在;雪落雪消,而“雪”名永存。故说“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众甫即是万物。又说:“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此字指“名”。我们所以能知万物,多靠名的作用。
老子虽深知名的用处,但他又极力崇拜“无名”。名是知识的利器,老子是主张绝圣弃智的,故主张废名。他说:
道可道,非常道(俞樾说常通尚;尚,上也)。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
以观其徼(常无常有,作一顿。旧读两欲字为顿,乃是错的)。
老子以为万有生于无,故把无看得比有重。上文所说万物未生时,是一种“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故说“无名天地之始”。后来有象有信,然后可立名字,故说“有名万物之母”。因为无名先于有名,故说可道的道,不是上道;可名的名,不是上名。老子又常说“无名之朴”的好处。无名之朴,即是那个绳绳不可名的混沌状态。老子说:
道常(常,尚也)无名朴(五字为句,朴字旧连下读,似乎错了)。虽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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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相合以降甘露(此八字既失韵,又不合老子哲学,疑系后人加入的话)。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之(王弼今本之作止。下句同。今依河上公本改正。之止古文相似,易误)。知之所以不治。(王弼本所作可,治字各本皆作殆。适按王弼注云:“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细看此注,可见王弼原本作“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若作知止,则注中所引叔向谏子产的话,全无意思。注中又说“任名则失治之母”,可证殆本作治。注末殆字同。后世妄人因下文四十四章有“知止不殆”的话,遂把此章也改成“知止可以不殆”。又乱改王注知之为知止,所以不治为所以不殆,却忘了“失治之母”的治字,可以作证。不但注语,全文可作铁证也。)
这是说*的道是那无名朴。后来制有名字(王弼训始制为“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似乎太深了一层),知识遂渐渐发达,民智日多,作伪行恶的本领也更大了。大乱的根源,即在于此。老子说:
古之为治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即是上文“夫亦将知之,知之所以不治”的注脚。
老子何以如此反对智识呢?大概他推想当时社会国家种种罪恶的根源,都由于多欲。文明程度越高,知识越复杂,情欲也越发展。他说: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
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
这是攻击我们现在所谓文明文化。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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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读现)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这一段是老子政治哲学的根据。老子以为一切善恶、美丑、贤不肖,都是对待的名词。正如长短、高下、前后,等等。无长便无短,无前便无后,无美便无丑,无善便无恶,无贤便无不肖。故人知美是美的,便有丑的了;知善是善的,便有恶的了;知贤是贤的,便有不肖的了。平常那些赏
善罚恶,尊贤去不肖,都不是根本的解决。根本的救济方法须把善恶美丑贤不肖一切对待的名词都销灭了,复归于无名之朴的混沌时代,须要常使民无知无欲。无知,自然无欲了。无欲,自然没有一切罪恶了。前面所引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和“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也都是这个道理。他又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欲是名词,谓情欲也),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
老子所处的时势,正是“化而欲作”之时。故他要用无名之朴来镇压。所
以他理想中的至治之国,是一种: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什是十倍,伯是百倍。文明进步,用机械之力代人工。一车可载千斤,一船可装几千人。这多是什伯人之器。下文所说“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正释这一句)。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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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死不相往来。
这是“无名”一个观念的实际应用,这种学说,要想把一切交通的利器,
守卫的甲兵、代人工的机械、行远传久的文字……等等制度文物,全行毁除。要使人类依旧回到那无知无欲老死不相往来的乌托邦。
七、无为
本篇第三节说老子对于社会政治有两种学说:一是毁坏一切文物制度;一是主张*放任无为的政策。*说的根据,上节已说过。如今且说他的无为主义。他把天道看作“无为而无不为”,以为天地万物,都有一个独立而不变、周行而不殆的道理,用不着有什么神道作主宰,更用不着人力去造作安排。老子的“天道”,就是西洋哲学的自然法( Law of Nature或译“性法”非。)日月星的运行,动植物的生老死,都有自然法的支配适合。凡深信自然法*有效的人,往往容易走到*的放任主义。如
18世纪的英法经济学者,又如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的政治学说,都以为既有了“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何必要政府来干涉人民的举动?老子也是如此。他说: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
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这是说“自然法”的森严。又说: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
者,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这个“司杀者”,便是天,便是天道。违背了天道,扰乱了自然的秩序,
自有“天然法”来处置他,不用社会和政府的干涉。若用人力去赏善罚
恶,便是替天行道,便是“代司杀者杀”。这种代刽子手杀人的事,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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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大匠斫木头,不但无益于事,并且往往闹出乱子来。所以说:“民之难
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所以又说:“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以他主张一切放任,一切无为。“损之又损,以
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
八、人生哲学
老子的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殊未当)和他的政治哲学相同,也
只是要人无知无欲。详细的节目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
他说: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
之未孩。儽儽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
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
于人而贵食母。
别人都想要昭昭察察的知识,他却要那昏昏闷闷的愚人之心。此段所说的
“贵食母”,即是前所引的“虚其心,实其腹”。老子别处又说“圣人为腹
不为目”,也是此意。老子只要人肚子吃得饱饱的,做一个无思无虑的愚
人;不愿人做有学问知识的文明人。这种观念也是时势的反动。《隰有苌
楚》的诗人说:
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
老子的意思,正与此相同。知识愈高,欲望愈难满足,又眼见许多不合意
的事,心生无限烦恼,倒不如无知的草木,无思虑的初民,反可以混混沌
沌,自寻乐趣。老子常劝人知足。他说: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罪莫大于可欲(孙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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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按,《韩诗外传》引可欲作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
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但是知足不是容易做到的。知识越开,越不能知足。故若要知足,除非毁
除一切知识。
老子的人生哲学,还有一个重要观念,叫做“不争主义”。他说: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以
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夫唯不争,故天下莫与
之争。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胜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弱
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这种学说,也是时势的反动。那个时代是一个兵祸连年的时代,小国不
能自保,大国又争霸权不肯相下。老子生于这个时代,深知武力的竞
争,以暴御暴,只有更烈,决没有止境。只有消极的软工夫,可以抵抗
强暴。狂风吹不断柳丝,齿落而舌长存,又如*柔弱的水可以冲开山
石,凿成江河。人类交际,也是如此。汤之于葛,太王之于狄人,都是
用柔道取胜。楚庄王不能奈何那肉袒出迎的郑伯,也是这个道理。老子
时的小国,如宋,如郑,处列强之间,全靠柔道取胜。故老子提出这个
不争主义,要人知道柔弱能胜刚强;要人知道“夫唯不争,故天下莫
与之争”。他教人莫要“为天下先”,又教人“报怨以德”。他要小国下
大国,大国下小国。他说暂时吃亏忍辱,并不害事。要知“物或损之而
益,或益之而损。……强梁者不得其死”。这句话含有他的天道观念。他
深信“自然法”的“天网恢恢,疏而不失”,故一切听其自然,物或损之
而益,或益之而损,都是天道之自然。宇宙之间,自有“司杀者杀”,故
强梁的总不得好死。我们尽可逆来顺受,且看天道的自然因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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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庄 子
*章 庄子时代的生物进化论
一、庄子略传
庄子一生的事迹,我们不甚知道。据《史记》,庄子名周,是蒙人。曾作蒙漆园吏。《史记》又说他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我们知道他曾和惠施往来,又知他死在惠施之后。大概他死时当在西历纪元前275年左右,正当惠施、公孙龙两人之间。
《庄子》书,《汉书•艺文志》说有五十二篇。如今所存,只有三十三篇。共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其中内篇七篇,大致都可信。但也有后人加入的话。外篇和杂篇便更靠不住了。即如《胠箧篇》说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自田成子到齐亡时,仅得十二世(此依《竹书纪年》。若依《史记》,则但有十世耳)。可见此篇决不是庄子自己做的。至于《让王》、《说剑》、《盗跖》、《渔父》诸篇,文笔极劣,全是假托。这二十六篇之中,至少有十分之九是假造的。大抵《秋水》、《庚桑楚》、《寓言》三篇*多可靠的材料。《天下》篇是一篇绝妙的后序,却决不是庄子自作的。其余的许多篇,大概都是后人杂凑和假造的了。
《庄子•天下》篇说:
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欤?天地并欤?神明往欤?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释文》云:稠音调,本亦作调)。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这一段评论庄子的哲学,*为简切精当。庄子的学说,只是一个“出世主义”。他虽与世俗处,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中国古代的出世派哲学至庄子始完全成立。我们研究他的哲学,且先看他的根据在什么地方。
二、万物变迁的问题
试看上文引的《天下》篇论庄子哲学的*段便说:“寂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欤?天地并欤?神明往欤?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可见庄子哲学的起点,只在一个万物变迁的问题。这个问题,从前的人也曾研究过。老子的“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便是老子对于这问题的解决。孔子的“易”便是孔子研究这问题的结果。孔子以为万物起于简易而演为天下之至赜,又说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便是孔子的进化论。但是老子、孔子都不曾有什么完备周密的进化论,又都不注意生物进化的一方面。到了墨子以后,便有许多人研究“生物进化”一个问题。《天下》篇所记惠施、公孙龙的哲学里面,有“卵有毛”、“犬可以为羊”、“丁子有尾”诸条,都可为证。《墨子•经上》篇说“为”有六种:(一)存,(二)亡,(三)易,(四)荡,(五)治,(六)化。《经说上》解“化”字说:“龟买,化也。”买有变易之义。《经上》又说:“化,征易也。”《经说》解这条说:“化,若龟化为鹑。”征字训验,训证,是表面上的征验。“征易”是外面的形状变了。两条所举,都是“龟化为鹑”一例。此又可见当时有人研究生物变化的问题了。但是关于这问题的学说,*详细*重要的却在《列子》、《庄子》两部书里面。如今且先说《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三、《列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列子》这部书本是后人东西杂凑的,所以这里面有许多互相冲突的议论。即如进化论,这书中也有两种。*种说:
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口,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
这一大段全是《周易•乾凿度》的话(张湛注亦明言此。孔颖达《周易正义》引“夫有形者”至“故曰易也”一段,亦言引《乾凿度》,不言出自《列子》也)。《乾凿度》一书决非秦以前的书,这一段定是后人硬拉到《列子》书中去的。我们且看那第二种进化论如何说法:
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不生者疑独,不化者往复。往复,其际不可终。疑独,其道不可穷。……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谓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声者,有声声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尝终。形之所形者,实矣,而形形者未尝有。声之所生者,闻矣,而声声者未尝发。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尝显。味之所味者,尝矣,而味味者未尝呈。皆“无”为之职也。能阴能阳,能柔能刚;能短能长,能圆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宫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膻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列子•天瑞》)
“疑独”的疑字,前人往往误解了。《说文》有两个疑字:一个作,训“定也”(从段氏说)。一个作,训“惑也”。后人把两字并成一字。这段的疑字,如《诗经》“靡所止疑”及《仪礼》“疑立”的疑字,皆当作“定”解。疑独便是永远单独存在。
这一段说的是有一种“无”:无形、无色、无声、无味,却又是形声色味的原因;不生、不化,却又能生生化化。因为他自己不生,所以永久是单独的(疑独)。因为他自己不化,所以化来化去终归不变(往复)。这个“无”可不是老子的“无”了。老子的“无”是虚空的空处。《列子》书的“无”,是一种不生、不化,无形色声味的原质。一切天地万物都是这个“无”、“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的结果。
既然说万物“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自然不承认一个主宰的“天”了。《列子》书中有一个故事,*足破除这种主宰的天的迷信。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噆肤,虎狼食肉,岂天本为蚁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说符》)
此即是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和邓析“天之于人无厚也”的意思。这几条都不认“天”是有意志的,更不认“天”是有“好生之德”的。《列子》书中这一段更合近世生物学家所说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话。
四、《庄子》书中的生物进化论
《庄子•秋水》篇说:
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
“自化”二字,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旨。《寓言》篇说: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
“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十一个字竟是一篇“物种由来”。他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才渐渐的变成各种“不同形”的物类。却又并不是一起首就同时变成了各种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的进化出来的,所以说“以不同形相禅”。
这条学说可与《至乐》篇的末章参看。《至乐》篇说:
种有几(几读如字。《释文》读居岂反,非也。郭注亦作几何之几解,亦非也),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蛙玭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此一节亦见《列子•天瑞》篇。惟《列子》文有误收后人注语之处,故更不可读。今但引《庄子》书文)
这一节,自古至今,无人能解。我也不敢说我懂得这段文字。但是其中有几个要点,不可轻易放过。(一)“种有几”的几字,决不作几何的几字解。当作几微的几字解。《易•系辞传》说:“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正是这个几字。几字从,字从,本像生物胚胎之形。我以为此处的几字是指物种*初时代的种子,也可叫做原子。(二)这些种子,得着水,便变成了一种微生物,细如断丝,故名为。到了水土交界之际,便又成了一种下等生物,叫做蛙玭之衣(司马彪云:“物根在水土际,布在水中。就水上视之不见,按之可得。如张绵在水中。楚人谓之蛙玭之衣”)。到了陆地上,便变成了一种陆生的生物,叫做陵舃。自此以后,一层一层的进化,一直进到*等的人类。这节文字所举的植物动物的名字,如今虽不可细考了,但是这个中坚理论,是显而易见,毫无可疑的。(三)这一节的末三句所用三个“机”字,皆当作“几”,即是上文“种有几”的几字。若这字不是承着上文来的,何必说“人又反入于机”呢。用“又”字和“反”字,可见这一句是回照“种有几”一句的。《易•系辞传》“极深而研几”一句,据《释文》一本几作机。可见几字误作机,是常有的事。从这个极微细的“几”一步一步的“以不同形相禅”,直到人类;人死了,还腐化成微细的“几”,所以说:“万物皆出于几,皆入于几。”这就是《宣言》篇所说“始卒若环,莫得其伦”了。这都是天然的变化,所以叫做“天均”。
这种生物进化论,说万物进化,都是自生自化,并无主宰。所以《齐物论》借影子作比喻。影说:
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
郭象说这一段*痛快。他说:
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乎众形之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虽复玄合,而非待也。明斯理也,将使万物各返所宗于体中,而不待乎外。外无所谢而内无所矜,是以诱焉皆生而不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
《知北游》篇也说: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犹其有物也。“犹其有物也”无已(适按,非物下疑脱一耶字)。
西方宗教家往往用因果律来证明上帝之说。以为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从甲果推到乙因,从乙果又推到丙因,……如此类推,必有一个“*后之因”。那*后之因便是万物主宰的上帝。不信上帝的人,也用这因果律来驳他道:因果律的根本观念是“因必有果,果必有因”一条。如今说上帝是因,请问上帝的因,又是什么呢?若说上帝是“*后之因”,这便等于说上帝是“无因之果”,这便不合因果律了,如何还可用这律来证明有上帝呢!若说上帝也有因,请问“上帝之因”又以什么为因呢?这便是《知北游》篇说的“犹其有物也无已”。正如算学上的无穷级数,终无穷极之时,所以说是“无已”。可见万物有个主宰的天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了。
五、进化之故
生物进化,都由自化,并无主宰。请问万物何以要变化呢?这话《庄子》书中却不曾明白回答。《齐物论》说:“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这竟是承认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但是《庄子》书中却也有许多说话和这问题有关。例如《齐物论》说: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
民食刍豢,麋鹿食荐,螂且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
又如《秋水》篇说:
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鸱鸺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不见邱山:言殊性也。
这两节似乎都以为万物虽不同形,不同才性,不同技能,却各各适合于自己所处的境遇。但《庄子》书中并不曾明说这种“适合”(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果否就是万物变迁进化的缘故。
这一层便是《庄子》生物进化论的大缺点。近世生物学者说生物所以变迁进化,都由于所处境遇(Environment)有种种需要,故不得不变化其形体机能,以求适合于境遇。能适合的,始能生存。不能适合,便须受天然的淘汰,终归于灭亡了。但是这个适合,有两种的分别:一种是自动的,一种是被动的。被动的适合,如鱼能游泳,鸟能飞,猿猴能升木,海狗能游泳,皆是。这种适合,大抵全靠天然的偶合,后来那些不能适合的种类都澌灭了,独有这些偶合的种类能繁殖,这便是“天择”了。自动的适合,是本来不适于所处的境遇,全由自己努力变化,战胜天然的境遇。如人类羽毛不如飞鸟,爪牙不如猛兽,鳞甲不如鱼鳖,却能造出种种器物制度,以求生存,便是自动的适合*明显的一例。《庄子》的进化论只认得被动的适合,却不去理会那更重要的自动的适合。所以说:
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天运》)
又说:
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秋水》)
又说:
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这是完全被动的、天然的生物进化论。
第二章 庄子的名学与人生哲学
上章所述的进化论,散见于《庄子》各篇中。我们虽不能确定这是庄周的学说,却可推知庄周当时大概颇受了这种学说的影响。依我个人看来,庄周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与这种完全天然的进化论很有关系。如今且把这两项分别陈说如下。
一、庄子的名学
庄子曾与惠施往来。惠施曾说:“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但是惠施虽知道万物毕同毕异,他却爱和人辩论,“终身无穷”。庄周既和惠施来往,定然知道这种辩论。况且那时儒墨之争正烈,自然有许多激烈的辩论。庄周是一个旁观的人,见了这种争论,觉得两边都有是有非,都有长处,也都有短处。所以他说: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齐物论》)
“小成”是一部分不完全的;“荣华”是表面上的浮词。因为所见不远,不能见真理的全体;又因为语言往往有许多不能免的障碍陷阱,以致儒墨两家各是其是而非他人所是,各非其非而是他人所非。其实都错了。所以庄子又说:
辩也者有不见也。(《齐物论》)
又说:
大知闲闲(《简文》云:广博之貌),小知闲闲(《释文》云:有所闲别也)。大言淡淡(李颐云:同是非也。今本皆作炎炎。《释文》云:李作淡。今从之),小言詹詹(李云:小辩之貌)。(《齐物论》)
因为所见有偏,故有争论。争论既起,越争越激烈,偏见便更深了。偏见越争越深了,如何能分得出是非真伪来呢?所以说:
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齐物论》)
这种完全的怀疑主义,和墨家的名学恰成反对。《墨辩•经上》说:
辩,争佊也。辩胜,当也。《经说》曰: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佊也。是不俱当。不俱当,必或不当。
《经下》说:
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说》曰:谓,非谓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马)或谓之牛,牛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
辩胜便是当,当的终必胜:这是墨家名学的精神。庄子却大不以为然。他说你就胜了我,难道你便真是了,我便真不是了吗?墨家因为深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故造出许多论证的方法,遂为中国古代名学史放一大光彩。庄子因为不信辩论可以定是非,所以他的名学的*步只是破坏的怀疑主义。
但是庄子的名学,却也有建设的方面。他说因为人有偏蔽不见之处,所以争论不休。若能把事理见得完全透彻了,便不用争论了。但是如何才能见到事理之全呢?庄子说: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
“以明”,是以彼明此,以此明彼。郭象注说:“欲明无是无非,则莫若还以儒墨反复相明。反复相明,则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非非则无非,非是则无是。”庄子接着说:
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
这一段文字极为重要。庄子名学的精义全在于此。“彼”即是“非是”。“是”与“非是”表面上是*相反对的。其实这两项是互相成的。若没有“是”,更何处有“非是”?因为有“是”,才有“非是”。因为有“非是”,所以才有“是”。故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秋水》篇说:
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
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
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
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尧桀之自是而相非,即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的明例。“东”里面便含有“西”,“是”里面便含有“非是”。东西相反而不可相无,彼是相反而实相生相成。所以《齐物论》接着说: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郭注:偶,对也。彼是相对而圣人两顺之。故无心者,与物冥而未尝有对于天下)。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这种议论,含有一个真理。天下的是非,本来不是永远不变的。世上无不变之事物,也无不变之是非。古代用人为牺牲,以祭神求福,今人便以为野蛮了。古人用生人殉葬,今人也以为野蛮了。古人以蓄奴婢为常事,如今文明国都废除了。百余年前,中国士夫喜欢男色,如袁枚的《李郎曲》,说来津津有味,毫不以为怪事,如今也废去了。西方古代也尚男色,哲学大家柏拉图于所著“一席话”(Symposium)也畅谈此事,不以为怪。如今西洋久已公认此事为野蛮陋俗了。这都是显而易见之事。又如古人言“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又说“不可一日无君”。如今便有大多数人不认这话了。又如古人有的说人性是善的,有的说是恶的,有的说是无善无恶可善可恶的。究竟谁是谁非呢?……举这几条,以表天下的是非也随时势变迁,也有进化退化。这便是庄子“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的真义。《秋水》篇说:
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故曰:“盖师是而无非,师治而无乱乎?”是未明天地之理万物之情者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
这一段说是非善恶随时势变化,说得*明白。如今的人,只是不明此理,所以生在二十世纪,却要去摹仿那四千年前的尧舜;更有些人,教育二十世纪的儿童,却要他们去学做二三千年前的圣贤!
这个变化进化的道德观念和是非观念,有些和德国的海智尔相似。海智尔说人世的真伪是非,有一种一定的进化次序。先有人说“这是甲”,后有人说“这是非甲”,两人于是争论起来了。到了后来,有人说:“这个也不是甲,也不是非甲。这个是乙。”这乙便是甲与非甲的精华,便是集甲与非甲之大成。过了一个时代,又有人出来说“这是非乙”,于是乙与非乙又争起来了。后来又有人采集乙与非乙的精华,说“这是丙”。海智尔以为思想的进化,都是如此。今用图表示如下:
(1)
(2)
(3)
这是“甲”。
这是“非甲”。
这是“乙”
(4)
(5)
(6)
这是“非乙”
这是“丙”。
这是“非丙”。
(7)
这是“丁”。
这就是庄子说的“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
以上所说,意在指点出庄子名学的一段真理。但是庄子自己把这学说推到*,便生出不良的效果。他以为是非既由于偏见,我们又如何能知自己所见不偏呢?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齐物论》)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
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秋水》)
“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我们有限的知识,如何能断定是非?倒不如安分守己听其自然罢。所以说: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司马彪云:莛,屋梁也。楹,屋柱也。故郭注云:夫莛横而楹纵)。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齐物沦》)
这种理想,都由把种种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所以说:“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既然都是天道,自然无论善恶好丑,都有一个天道的作用。不过我们知识不够,不能处处都懂得是什么作用罢了。“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四句是说无论什么都有存在的道理。既然如此,世上种种的区别,纵横、善恶、美丑、分合、成毁……都是无用的区别了。既然一切区别都归无用,又何必要改良呢?又何必要维新革命呢?庄子因为能“达观”一切,所以不反对固有社会;所以要“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他说:“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庸即是庸言庸行之庸,是世俗所通行通用的。所以说:“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既为世俗所通用,自然与世俗相投相得。所以又说:“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因即是“仍旧贯”;即是依违混同,不肯出奇立异,正如上篇所引的话:“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万物如此,是非善恶也是如此。何须人力去改革呢?所以说:
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
这种*“不谴是非”的达观主义,即是*的守旧主义。
二、庄子的人生哲学
上文我说庄子的名学的结果,便已侵入人生哲学的范围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只是一个达观主义。达观本有多种区别,上文所说,乃是对于是非的达观。庄子对于人生一切寿夭、生死、祸福,也一概达观,一概归到命定。这种达观主义的根据,都在他的天道观念。试看上章所引的话:
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
因为他把一切变化都看作天道的运行;又把天道看得太神妙不可思议了,所以他觉得这区区的我哪有作主的地位。他说:
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那《大宗师》中说子舆有病,子祀问他:“女恶之乎?”子舆答道:
亡。予何恶?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予因以求时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予因以求鸮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以神为马,予因而乘之,岂更驾哉?……且夫物之不胜天,久矣,吾又何恶焉?
后来子来又有病了,子犁去看他,子来说:
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是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又说子桑临终时说道:
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我贫哉?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地岂私贫我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这几段把“命”写得真是《大宗师》篇所说:“物之所不得遁。”既然不得遁逃,不如还是乐天安命。所以又说:
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来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终。受而喜之,忘而复之。是之谓不以心揖(一本作捐,一本作揖)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
《养生主》篇说庖丁解牛的秘诀只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八个字。庄子的人生哲学,也只是这八个字。所以《养生主》篇说老聃死时,秦失道:
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安时而处顺”,即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都是乐天安命的意思。《人间世》篇又说蘧伯玉教人处世之道,说:
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
这种话初看去好像是高超得很。其实这种人生哲学的流弊,重的可以养成一种阿谀依违、苟且媚世的无耻小人;轻的也会造成一种不关社会痛痒,不问民生痛苦,乐天安命,听其自然的废物。
三、结论
庄子的哲学,总而言之,只是一个出世主义。因为他虽然与世人往来,却不问世上的是非、善恶、得失、祸福、生死、喜怒、贫富……一切只是达观,一切只要“正而待之”,只要“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他虽在人世,却和不在人世一样,眼光见地处处都要超出世俗之上,都要超出“形骸之外”。这便是出世主义。因为他要人超出“形骸之外”,故《人间世》和《德充符》两篇所说的那些支离疏、兀者王骀、兀者申徒嘉、兀者叔山无趾、哀骀它、趾支离无脤、瓮大瘿,或是天生,或由人刑,都是极其丑恶残废的人,却都能自己不觉得残丑,别人也都不觉得他们的残丑,都和他们往来,爱敬他们。这便是能超出“形骸之外”。《德充符》篇说:
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
这是庄子哲学的纲领。他只要人能于是非、得失、善恶、好丑、贫富、贵贱……种种不同之中,寻出一个同的道理。惠施说过:“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庄子只是要人懂得这个道理,故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都只是要人知道“万物皆一”四个大字。他的“不谴是非”、“外死生”、“无终始”、“无成与毁”,……都只是说“万物皆一”。《齐物论》说: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我曾用一个比喻来说庄子的哲学道:譬如我说我比你高半寸,你说你比我高半寸。你我争论不休,庄子走过来排解道:“你们二位不用争了罢,我刚才在那埃菲尔塔上(Eiffel Tower在巴黎,高九百八十四英尺有奇,为世界*高塔)看下来,觉得你们二位的高低实在没有什么分别。何必多争,不如算作一样高低罢。”他说的“辩也者,有不见也”,只是这个道理。庄子这种学说,初听了似乎极有道理。却不知世界上学识的进步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世界上社会的维新,政治的革命,也只是争这半寸的同异。若依庄子的话,把一切是非同异的区别都看破了,说太山不算大,秋毫之末不算小;尧未必是,桀未必非。这种思想见地固是“高超”,其实可使社会国家世界的制度习惯思想永远没有进步,永远没有革新改良的希望。庄子是知道进化的道理,但他不幸把进化看作天道的自然,以为人力全无助进的效能,因此他虽说天道进化,却实在是守旧党的祖师。他的学说实在是社会进步和学术进步的大阻力。
作者: 任继愈主编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简介:《墨子大全》由著名哲学史专家、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主编,共收战国至二○○二年间有关墨学著作三百余种,精装一百册,分三编出版。计第一编古代部分(战国至清末)二十册,第二编近代部分(1911—1949)三十册,第三编现代部分(1949—2002)五十册。 《墨子大全》(第一编)共收战国至清末墨学研究专著与名校本、名刻本等三十余种,基本以版本先后为序,作者相同之书相对集中,编为二十册。本编主要特点有三:其一,囊括明代茅坤、朗兆玉,清代王念孙、毕沅、孙诒让、曹耀湘等墨学大师之研究专著,承载古代墨学研究发展之最高成果;其二,荟萃各种名家批校本,黄丕烈、卢文弨、傅山、许宗彦诸文献大家之手泽展卷可观;其三,版本珍稀,明刻本、明清抄本及和刻本近二十余种,占全编三分之二。如明《道藏》本,明芝城铜活字蓝印本,明嘉靖唐尧臣刻本等名刻本均属稀世珍品。总之,《墨子大全》(第一编)汇辑古代墨学研究之全部学术成果,乃今人研究墨学,继承墨学文化遗产,光大墨子精神之文献基石。
简介:《周礼正义》是孙诒让一生用力最久最深的著作。据学者考证,他自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着手此书,编作长编,数易其稿,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最后写定,历时共二十七年。[1]孙氏致力此书,与他的政教思想有关,这只要看书的自序,以及他另外撰写的《周礼政要》,就可明白,评论者认为《正义》仅为考据学,并不合于孙氏本意。不过从今天看来,《正义》的成就确在于《周礼》的整理考订。实际作为清代经学主流的所谓汉学,从来便是主张通过考据经义而求得圣贤治平之道,结果其成绩归宿在文献整理,违反了当时学者的初衷,孙诒让正是这一点的典型。 《周礼正义》一书,夙为经学史家推为有清一代经学殿军之作,受到学术界普遍推崇。但由于这部书广博浩繁,长达八十六卷,二百余万字,尽管脍炙人口,真能细心通读的人是很少的,以致其重要价值迄未得到全面认识。 《周礼》记述当时职官制度,最为详备。孙诒让在《正义》书首 “略例十二凡”中说:“此经在汉为古文之学,与今文家师说不同。先秦古子及西汉遗文,所述古制,纯驳杂陈,尤宜精择。今广征群籍,甄其合者,用资符验;其不合者,则为疏通别白,使不相殽混。”书中这样做的客观效果,是将各种古代文献所见的职官,与《周礼》进行普遍比较。这项重要工作,为研究其间异同变迁提供了必要的材料依据。 《周禮》是一部爭議性甚高的經典,傳統說的「周公致太平」之書,當然已不再可信;民初疑古學派所謂的劉歆遍偽群經的說法,也經不起嚴格的學術檢驗。現在比較可以接受的學界通說,《周禮》大致成書於戰國時代,固然是一部「烏托邦」式的理想建構,卻也反映了先秦歷史的繁複面貌。從某個角度來看,《周禮》仍是認識先秦社會諸面相的一大寶庫。 傳統中國學術有經由通一經而通貫諸經的特殊門徑。只要能徹底地精讀一部經書的重要注疏,在經解的同時,也能夠對其他諸經有一定的認識。「六經皆史」,只要對經書有一定的認識,也就能大致掌握先秦歷史了。孫詒讓的《周禮正義》,正是研讀《周禮》的最重要版本。 《周禮正義》卷帙浩繁,三個學分的課程只能帶領學生窺探門徑,不可能通讀全書。初步擬以若干主題如:法制、宗教、信仰、醫學、政令、教化……等為單元,選讀《周禮》中相關職官。選課同學須輪流擔任引言,以專題討論方式進行。
简介: 影印《诸子集成》前言 世界思想文化史无论分为印度、中国、西洋三大支,或东方、西方两大支,中国都是其中一大支的重要代表。而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许多祖师,几乎都属于先秦诸子。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重要开端,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极其辉煌灿烂的时期。先秦诸子或著书立说,或培育学子,百家争鸣,各抒己见,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先秦时期的思想文化,无论其内容、形式和学风,都对秦汉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认为:不研究先秦诸子,就无法了解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同样,不研究先秦诸子,也无法真正地了解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不仅如此,要研究世界思想文化史,也必须对先秦诸子下一番功夫。这就是先秦诸子在中国和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编选一部较好的先秦诸子集著,对于学术界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三十年代世界书局编印的《诸子集成》一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周秦之部,共收十六人、二十部书;下编为汉魏六朝之部,共收十人、十部书。“诸子”为什么不以先秦为限而要下及汉魏南北朝呢?它的理由是:“在汉魏六朝之际,诸子之遗风余韵,虽不及先秦之昌盛,要亦未尝澌灭也。降及唐代,印度精深微妙之内典输入我国,一部分思深之士,相率群趋,至是而诸子之风,始告衰歇。”于此可知,它是以先秦诸子的遗风,即本国古代思想文化为下限的。我以为,此书的选编基本正确,比前此出版的所谓《二十二子》、《二十五子》、《百子全书》等为好。所以,它受到人们欢迎,流行颇广。现在,上海书店决定按原版影印发行,以应学术界的急需。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以中国历史尤其思想文化史研究者的眼光来看,是很高兴而予以支持的。 世界书局在此书之前原有一篇《〈诸子集成〉刊行旨趣》,其中声称“伪托周秦诸子”者有十四部书。其实,有的不必列为伪书,如《公孙龙子》等。在汉魏六朝之部也提出九部书“或伪或不必要,故不列入集成之内”。我却觉得:贾谊的《新书》不能算“伪造”,而且很有精义;杨泉的《物理论》,似亦不能说是“无甚精义”。这类书,都可“列入”《诸子集成》。与此相反,我倒认为,陆贾的《新语》一书,却是“无甚精义”,可以不必列入;若能选用司马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述其同汉高祖问答的二十几句话,来替代数千言的《新语》,那就更有分量了。这样,才能清楚地看出陆贾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除此之外,还有可以列入《诸子集成》的几部书,这里不一一列举。又如,《列子》一书,与其放在周秦之部,不如放在汉魏六朝之部较为妥当。末了,还要指出,《〈诸子集成〉刊行旨趣》一文强调《六经》为人们所必先“穷”的“本源”,《论语》为“一生可应用不尽”之经典,并说什么“昔人曾有以半部《论语》致太平者,非谰言也”,如此等等,未免太中旧传统思想的流毒了。 蔡尚思 一九八六年元旦写于上海复旦大学 诸子集成总目 上编周秦之部 第一册 论语正义 孔门记孔子之言行 刘宝楠 孟子正义 孟轲 焦循 第二册 荀子集解 荀卿 王先谦(杨倞注已包在内) 第三册 老子本义 李耳 魏源 老子注 李耳 王弼 庄子集解 庄周 王先谦 庄子集释 庄周 郭庆藩 列子注 无名 张湛 第四册 墨子间诂 墨翟 孙诒让 晏子春秋校注 晏婴 张纯一 第五册 管子评传 梁启超 管子校正 管仲 戴望 商君评传 麦孟华 商君书 公孙鞅 严可均 校 慎子 慎到 严可均 辑 韩非子集解 韩非 王先谦 韩非新传 陈千钧 第六册 孙子十家注 孙武 (魏武帝注已包在内) 吴子 吴起 尹文子 尹文 钱熙祚 校 吕氏春秋 吕不韦宾客 辑 高诱 注 下编 汉魏六朝之部 第七册 淮南子 汉·刘安 新语 汉·陆贾 扬子法言 汉·扬雄 论衡 汉·王充 申鉴 汉·荀悦 第八册 盐铁论 汉·桓宽 潜夫论 汉·王符 抱朴子 晋·葛洪 世说新语 刘宋·刘义庆 颜氏家训 北齐·颜之推
作者: 吕友仁,李正辉注译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简介:《周礼》的基本内容是讲设官分职的。《周礼》六篇,一曰天官大宰,二曰地官司徒,三曰春官宗伯,四曰夏官司马,五曰秋官司寇,六曰冬官司空。注译《周礼》,是以孙诒让《周礼正义》中的经文作为底本。《周礼》博大精深,涉及的名物、典章、制度尤多。以注文之简明准确求之,以译文之信达雅求之。
作者: 钱存训著
出版社: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
简介:《周礼·考工记》:“筑氏为削。”唐贾公彦疏云:“古未有纸笔,则以削刻字。至汉虽有纸笔,仍有书刀,是古之遗法也。”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四云:“古未有笔,以书刀刻字于方策,谓之削。鲁为诗书之国,故《考工记》以鲁之削为良。”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十八云:“古作书以削刻简札,故谓之书刀。” 近人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云:“大抵秦汉公牍文多是刀刻”;又云:“刻竹削牍,镂金勒石,皆以刀作字之先河。” 《辞源》刀部“刀笔”条云:“古简牍用竹木,以刀代笔,故日刀笔。” 以上所引各家之说,乃系对于古代简牍制度的未加深究。不仅以为削即书刀或刀笔,更以为书刀或刀削乃为刊刻文字于简册之用者。古代确曾用刀刻字于甲骨金石,但非以刀代笔。至于简牍,皆以笔墨书写,并无以削刻字于简牍的证据。至于汉代虽用纸笔仍有书刀,盖竹木为书写材料,在纸发明以后三百年间,仍普遍应用。所以纸笔与书刀的同时存在,时间上并无冲突。 其实自东汉以来,书刀的功用,早就很清楚的说明是在删削简册。郑玄虽仅说削“今之书刀”,而未道及它的功用,但刘熙的《释名》里已很清楚的下过定义。《释兵》云:“书刀,给书简札有所刊削之刀也。”《说文》谓“刊,剥也”,和删字的意义相同,并未说是刻字, 直到唐贾公彦才误解为“以削刻字”。虽然其后少数学者误从其说,可是和贾差不多同时的颜师古就已经说过:“削者谓有所删去,以刀削简牍也。”〔8〕可知以刀刻字之说,在唐时也并不存在。 至于今人论书刀者,〔9〕均已考定刀笔为两物,刀用以削,笔用以书;且刀笔非用以刻字,此说已成定论。 王国维“简牍检署考”云:“至简策之文,以刀书或以笔书,殊不可考。”但他又说:“汉之书刀殆用以削牍,而非用以刻字,故恒以刀笔并言。” 沙畹(EdouardChavannes)“纸未发明前之中国书”一文论书刀用在削,笔之功用在书。” 马衡“中国书籍制度研究"亦述及书刀云:“古人以刀笔并称,与所谓笔削是一个意思,并非说以刀刻字也。” 王重民“刀笔考”云:“盖刀笔为两物,笔用以书,有误则用刀削去之也。” 李书华“纸未发明以前中国文字之流传工具”亦云:“削与笔不同、刀与笔为二物,刀所以削去简册上所写之错误者,并非以刀刻字。正与今日用铅笔在纸上写错字时,以橡皮擦去相同。” 可知书刀的功用在删除写错的简面,以便改正重写,或者削去旧简已经书写的旧面,取得新的简面,以便再行书写。至于简策之文,多系在狭仄的简面上书写一行或二行,所以如有笔误之处,可用刀削的长刃削去误处的整块简面,而非如挖改许多行中某一字之困难。因为刀削短小轻巧,携带便利,所以可和用作书写的毛笔同置一处,遇有笔误,则以削改。因此刀笔二字便形成一个常用的名词。最近在长沙左家公山战国墓发现的一竹筐,其中铁削、毛笔,和竹筒同置一处。[10]这可知道刀笔二物的关系。 至于书刀仅是削治简牍的许多工具之一种,而非唯一的工具,可以断言。由劈剖大块竹木以至切断为一定长短宽仄的狭条,大概非仅仅长尺博寸的书刀可以胜任。因此可以推测刃坚背厚而较大的刀和锯、凿等,必系初步剖治简牍时应用的工具。而削和书刀只是书写前后,刮治简面和删改笔误时的一种工具。观于最近信阳战国墓出土的一件木质漆文具匣内,置有铜刀、铜锯、铜凿及铜刮刀各一件,谓皆系修削木简的工具。[11]可知刀削之外,锯、凿亦当是削治简牍时必备的工具。 (四)形制 刀削的形状,颇为相近。但是何者称刀?何者称削?从来并无一定的界说,亦有人以为削乃刀之别名者。究竟刀削有无分别?参考各家的解释,刀和削最主要的区别,似乎是在刃、背、首三个主要部分。 刀系直刃,削系曲刃,弧形向内弯曲,约六十度。 《周礼·考工记》:“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而成规。”唐贾公彦疏云:“削反张为之,若弓之反张。”清孙诒让《正义》云:“据贾说,疑贾于诸家,咸以削为偃曲却刃,谓削形偃,折刃却向内也。”又引刘岩麟云:“削长一尺,合六而成规,是规周六尺也。周六尺,应得半径九寸五分五厘,即六十度。” 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亦云:“凡刀刃皆在外,削刀独在内。”所谓刀刃在外。当系直刃。因为削系曲刃却向内,所以削背也跟着弯曲,以适应刃的弧度,此所谓削形偃也。 刀削的另外一种分别,似在末端的柄首。刀的末端有环,可以佩带悬挂。削的末端有把,执取便利。 《尚书·顾命》孔颖达《正义》云:“刀施钚,削用把,削似小于刀。” 《礼记·少仪》日:“刀却刃授颖,削授拊。”郑玄注:“颖,钚也;拊,把也。” 刘熙《释名·释兵》日:“刀,到也,其末日锋,若锋刺之利也;其本日环,形似环也。” 宋陈祥道《礼书》卷二十二云:“然则直而本环者刀也;曲而本不环者削也。” 根据各家的说法,似乎削是曲刃,偃身,面狭,下端用把,较刀为小。刀是直刃,直身,面较阔,下端有环,较削为大。虽然如此,实际上的区别亦非如此清楚简单。有的是平刃直身者下端有把,有的曲刃偃身者柄首有环。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云: 予所藏古削中环者二,而予藏古刀中鸾刀与疏首之刀亦略偃,但其度甚微。牺首柄二刀侧偃度有加,诸刀皆尺二寸,与鸾刀同,其为割用之刀无疑。则刀亦未尝不偃,但不如削较甚耳。惟战阵之刀与小刀直而不偃。 ……
作者: 胡小远,陈小萍著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2002
简介: 艰难的蝉蜕——读《末代大儒孙诒让》 □曾镇南 2002-08-13 《末代大儒孙诒让》以晚清浙江瑞安籍的一代学术大师、爱国志士孙诒让为主人公,以朴素清晰、端翔雅正的笔触,把孙诒让一生的行止吐属、气性情志、形貌风神,连同环绕着他的时代风雨、历史机运,和盘托出,纤毫毕现。展读此书,我看到中国近代变局怎样催生、铸塑出一个艰难地蜕去旧壳,勉力与时俱进的鸿儒学者;也从这个学者的人生轨迹、命运浮沉中印证了那个风雨如晦,神州振荡,风雷初起,天光尚远的时代。 孙诒让出生于儒宦世家,自幼聪颖,才禀过人,一生力学苦读,潜心经籍,取得了超迈前人的学术成就。他所著的《周官正义》、《墨子间诂》《札》等书,至今仍是研究国学必不可少的经典著作。不过,考其一生,仕途不显,行踪不广,除童年和青年时代有过短暂的京城生活经历外,大部分岁月,都蛰居于故乡瑞安,过着著书立说的生活。“到老不离文字事,所居合在水云乡”。这是清末朴学大师俞樾赠孙诒让的一副对联,形象地概括了孙诒让相对平静的一生。这种平静的乡居生活和文字生涯,玉成了一位峻茂渊雅的大学者,却为立志摹写其形神的后人出了一个艺术上的难题:怎样在孙诒让看似平静的一生中摄取波澜,谛听其心音,绘状其形神,使这一朴学大师的形象令人信服地裨官化,塑造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和艺术血肉的典型人物? 《末代大儒孙诒让》在观察、估量、透视孙诒让这个近代历史人物时,表现出了巨大而深刻的历史感。小说从孙诒让澄怀明志,入宫应对,得到慈禧太后赐予的“江南才子”的令誉开始,展开了广阔而绵长的历史背景,或勾勒、或点染、或敷彩,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一幕幕历史风云,和瑞安孙氏家族的命运,交织起来描写。小说用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对孙诒让的一生有重大影响的父亲孙衣言、叔叔孙锵鸣的形象。他们在仕途上的浮沉,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他们所带给孙诒让的家学渊源、人际关系,大大地拓宽了八试礼闱而不第的孙诒让一生的政治空间、时代背景。正是在父辈们的影响下,托命于文字生涯的孙诒让,也在中法之役、中日战争、庚子之变这三个时代滔天巨浪中,挺身而出,短暂地成了披挂上阵的武士,扬起了绚丽夺目的生命浪花。这三次临战而未战的实践,使孙诒让读到了时代展开的伤心惨目的无字之书,对耽于苦读的书生了解国计民生,筹划切实的救国之策,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甲午之战,对孙诒让和他的父亲的震动,在小说中,展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一生主战,宁折不弯的孙衣言,正是死于甲午惨败之时,而孙诒让在得知战争最终结局之后也几乎投池自杀。这一变局,部分地轰毁了孙诒让的旧思路,促成了他从理想化的古文经学的殿堂中走出来,开始探索新学的效用的一大历史契机。《末代大儒孙诒让》在艺术上的新颖和深刻,更在它真实地塑绘出了孙诒让这个艰难蝉蜕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它成功地把孙诒让曲折变化的学术道路,艺术地表达为一个艰难蝉蜕的独特人物性格的发展史。这方面,小说给予我们的思想和艺术上的启示,似乎是更独绝的。 孙诒让毕生的学术生命,凝注在他写了二十多年始成书的《周官正义》上。这部书和奠定他经学大师地位的《墨子间诂》,都反映出他学术生命的根本。《周官政要》的问世,是孙诒让灵魂的第一次重大的、根本的蜕变。他不知不觉地和他一度深恶痛绝的康有为“殊途同归”,也走上了托古改制的道路了。这是近代想救国的仁人志士一度不能不走的历史必由之路。狷狂耿介如孙诒让,在历史的挤压下,也不得不实现这个蜕变,使自己跻身于鲁迅所敬佩的老新党们的行列之中。 孙诒让晚年的进步,蝉蜕的速度,是惊人的。但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传统的儒家学说始终制约和束缚着他。正因为如此,他的进步和蝉蜕,是非常艰难的,甚至是极其痛苦的。对于渗入孙诒让灵魂和骨髓中的种种封建理念,作者并不加回避,而是用足够的笔墨去极力铺陈,去恣意展示,从而在这种铺陈和展示之中,完成了这个蝉蜕中的、半新半旧的近代知识分子典型的塑造——蜕壳以求新生的蝉,在近乎悲壮地完成种种仪式后,依然是蝉。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宿命。 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在当代历史小说的文苑中,我似乎还没有看到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家)
作者: 黄建国,高跃新主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1999
简介: 目 录 浙江藏书家之精神(代序)……………………………… 毛昭晰 中国藏书文化漫论………………………………………… 来新夏 略论中国藏书文化………………………………………… 刘尚恒 清代私家藏书的种类……………………………………… 谢灼华 中国古代藏书家与古籍版本学…………………………… 曹 之 私人藏书家的刻书活动及其贡献………………………… 萧东发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藏书若干问题研究…………………… 徐建华 清宫昭仁殿“天禄琳琅”特藏聚散始末………………… 朱赛虹 浙江的刻书与藏书………………………………………… 崔富章 江南三阁 文澜独存…………………………………………林祖藻 清代杭州灵隐书藏及经藏考略…………………………… 陈东辉 杨氏丰华堂考略…………………………………………… 刘 蔷 湖州藏书的聚散及其史鉴意义…………………………… 王增清 湖州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静嘉堂文库真相考评………… 顾志兴 试论嘉业堂藏书楼的特点………………………………… 黄建国 嘉业堂藏书楼主的一生及其亲属………………………… 郎忘忧 宁波藏书文化的地域特征………………………………… 虞浩旭 抱经楼和水北阁的变迁…………………………………… 骆兆平 五桂楼考述………………………………………………… 俞芙蓉 孙诒让与玉海楼藏书……………………………………… 杨渭生 试论祁承熯的藏书理论与实践…………………………… 徐 昕 论徐家汇藏书楼的创建及其变迁………………………… 王世伟 南京图书馆与历代藏书楼………………………………… 徐忆农 常熟私家藏书概论………………………………………… 曹培根 宋代大藏书家叶梦得的藏书活动及其对图书事业的贡献 方建新 中国古代书院与藏书楼文化……………………………… 郑 麦 齐鲁私人藏书楼概论……………………………………… 沙嘉孙 望海堂藏书文化的基本特色及影响……………………… 张志强 传统藏书楼及其虚拟再现…………………………陆宗城 李超平 藏书楼长期延续之系统论剖析…………………………… 粟 慧 试论中国古代民间借书活动……………………………… 袁 逸 浅论中国藏书楼的历史变迁与文化价值………………… 陈益君 中国古代私家藏书现象的文化背景剖析………………… 张列军 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藏书研究成果综述………………… 徐 雁 清刘喜海味经书屋编藏的有关朝鲜文献………… [韩国]朴现圭
作者: 李小龙译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7
简介:《墨子》:本书以王焕镳的《墨子集诂》为底本,因其书为集解性质,故所收极为丰富,一册在手,众善毕集,可以参照诸家,择善而从。而且,王之按断亦多精义,许多前人莫衷一是的问题,他都有别具手眼的考论。当然,也有个别地方似未得当,则参酌吴毓江《墨子校注》或张纯一《墨子集解》甚至孙诒让《墨子间诂》正之,偶尔也参以己意。此外,谭家健的《墨子选译》严谨而得当,故亦有所取资。 关于正文,一般情况,以底本为主,不作改动,以尊重原貌。 全书正文对话与引用极多,层次过于繁复,为避淆乱,兹从王焕鏣书不用引号标识,译文亦从此。其实,全书在各段对话与引用前均有相应提示语,不用引号亦可明白,如用引号,反徒生滋扰而已。 《墨子》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奇书,它主要介绍了墨家的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宗教思想和军事思想。在这里,它极力主张:兼爱、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本书以王焕镳的《墨子集诂》为底本。内容有原文、译文、注释等。是一本方便理解《墨子》的良好教材。更多>>
作者: 上海博物馆图书馆编
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
简介: 冒广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学者和诗人。年轻时主张变法维新,曾参加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公车上书”。1959年8月10日,冒广生在上海去世。家属遵照老人遗愿,于1961年将家藏文物900余件悉数捐献给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后转由上博保存。《冒广生友朋书札》就是当时冒氏所捐文物之一。该套手札捐献时已装裱成册,共计22册,题“师友手贻”四字。全套函札685通、870开,作者共计152人,多为名家,如俞樾、周星诒、黄绍箕、黄绍第、孙诒让、林纾、叶衍兰、梁鼎芬、江庸、张元济、郑孝胥、曹元忠等。
作者: 朱瑞平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5
简介: 本书是由我的博土学位论文修改而成。博士学位论文从选题、资料搜集到写作的全过程,一直是在导师许嘉璐教授的精心指导和悉心关照之下进行的。修改完成后,又蒙恩师拨冗审阅并赐序,铭感无量! 在资料搜集阶段,曾三下杭州、温州、瑞安及上海、南京,多位先生给我提供了极大方便与帮助。他们是:浙江大学雪克教授、王云路教授、史光辉博士,玉海楼博物馆前馆长潘知山先生、李刃馆长、陈钦益副馆长,温州市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金柏东研究员,温州博物馆侯波良副馆长、胡珠生研究员,温州图书馆副馆长郑笑笑研究员,温州师范学院图书馆陈凡男副馆长,温州学者张宪文先生、俞天舒先生,上海图书馆副馆长王世伟教授、古籍部主任陈先行研究员。其中,雪克先生、胡珠生先生、张宪文先生、潘知山先生分别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多种宝贵的资料。此外,温州市委宣传部林可夫部长、徐小妮处长,瑞安市项力克副市长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时任瑞安市委书记、现任温州市委副书记的徐止平先生及时任瑞安市市长、现任瑞安市委书记的钱建民先生也对该文的写作给予了极大关心。 在论文构思阶段,郭锡良教授、李建国教授、陈绂教授及学兄朱小健教授、汪少华教授都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在答辩会上,答辩委员会主席郭锡良教授及答辩委员会委员李玲璞教授、李建国教授、苏宝荣教授、陈绂教授都给本文的修改提出了很多建议性的意见。
作者: 方向东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7
简介: 孙诒让,又名德涵,字仲容(一作仲颂),晚号籀顷,浙江瑞安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孙诒让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一代经师,由于他的学术研究极为朴实,故又称朴学家,并誉为“有清三百年朴学之殿”,他十三岁就著成《广韵姓氏刊误》,十八岁写成《白虎通校补》,一生著作达35种,对经学、史学、诸子学、文字学、考据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卓越的成就。主要著作《周礼正义》是解释周礼最精审详备之作,《墨子闲诂》为训诂名著,`被誉为“现代墨子复活”,《契文举例》是考释殷墟文字最早著作。孙诒让苦心经营,筹建资金五十来万,领导温处十六个县先后成立学堂三百余所,为浙南近代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为地方启蒙运动和刷新乡土社会风气起着巨大作用。近代学术界俞曲园、章太炎、张謇、朱芳圃、徐世昌、梁启超、鲁迅、郭沫若、胡适等对他都有中肯的高度评价。《清史稿》482卷为他列传,温州和瑞安各地还修建了“籀园”、“怀籀园”、“籀公楼”等建筑物,来纪念这位大学问家和大教育家。 孙诒让为晚清朴学大量,在训诂方面有重要的贡献。本书以孙氏的《札迻》、《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三书为取材重点,分析总结了孙诒让的文字观、音义观、词义观及其在训诂实践中的应用,对他的训诂方法与训诂成就变作了客观评价。另外,本书还对孙氏《札迻》、《尚书骈枝》、《周书校补》和《大戴补记斠补》的若干内容提出商榷,书后附有“孙诒让学术年谱简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