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 Criticism in the 20th Century

作者：  沈语冰著

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

简介：　　理论界流行着这样的见解：20世纪乃“批评的世纪”。单从一波接一波风起云涌的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ies]而言，这种说法似乎并不夸张。从上世纪初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学派，到上世纪中叶的结构主义、新结构主义、女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再到世纪末的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文化批评，批评理论在20世纪的人文学科中确乎风光无限。即就视觉艺术批评来说，与上个世纪潮流迭起的艺术运动一样，艺术批评同样充满了精彩纷呈的景观：阿波利奈尔[Apollinaire]、罗杰·弗莱[Roger Fry]、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赫伯特·里德[Herbe rt Read]、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lGreenberg]、阿尔法雷德·巴尔[Alfred Barr]、哈罗德·罗森伯格[Harold Rosenberg]、约翰·伯格[John Berger]、波普艺术批评家群体、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奥利瓦EOliwa]、阿瑟·邓托[Arthur Danto]、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彼得·贝格尔[Peter Burger]、加布利克[Suzi Gablik]、胡伊森[Huyssen]、T．J．克拉克[T．J．Clark]、麦克尔·弗莱德[Michael Fried]、西尔盖·吉博[Serge Guibaut]、唐纳德·库斯比特[Danald Kusbit]、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斯蒂芬·莫拉夫斯基[Stefan Morawski]以及，或许是上世纪最伟大的批评家泰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 　　　　然而，这些批评家及其理论在中国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当国内支学批评界对上世纪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如数家珍的时候，上述艺术批评家当中的许多人在国内艺术批评界甚至闻所未闻。艺术史向来被认为是本国史学中最弱的学科之一，而艺术批评理论的匮乏无疑加剧了它的不堪。上世纪最著名的艺术批评史家文丘利[Venturi]曾经断言：一切艺术史都是批评史，因为艺术史中对作品的描述、解释与评价无不涉及艺术批评，或者不妨说就是批评的任务。20世纪下半叶对西方艺术史的不满程度，可以从欧美各国质疑艺术史的方法论基础的出版物的持续升温这一事实中见出。可以这样说，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艺才史的方向。相应地，它的缺失也就成了国内艺术史学科的重灾区。 　　 批评家作为现代艺术潮流的孵化者、报导者、仲裁者甚至制造者，早已被公认为当代艺术动力机制中的关键。试想一下这些批评家在催化与帮助人们理解那些艺术运动中的角色：弗莱之于后印象派、阿波利奈尔之于立体派、格林伯格之于抽象表现主义。也许，我们可以援引美国艺术批评家库斯比特的观点作为我们对艺术批评的一般性质的初步认知。他认为，艺术批评家的角色经常是悖谬的。因为当艺术品还很新鲜和怪异时，他就率先，常常是最鲜活地做出反应，并且初步向我们解释它的意义。然而，他的反应又常常不很全面，因为这样的艺术品还没有被广泛地体验过：作品尚未有一个历史，一个据此可以解释“文本”的语境。当批评家将艺术品当作一个当下产品来遭遇时，它还缺乏历史“负载”。事实上，批评家的部分工作就是要在历史的法庭上赢得胜诉。这就是为什么，正如波德莱尔所说，批评家经常是一个对艺术品“充满激情和党派性的观察家”，而不是对其价值做出无翻害的判断的裁判员的原因。正因为它的当代性，他扮演着鼓动家的角色，只能从作品本身的角度来处理整个案子。对敏感的批评家来说，作品始终让他感到惊异，而他则始终对它保持热度。他会让未来的历史家们去处理诸如解剖艺术品——到那时，它通常已被假定有一个公认的意义一一之类的事情。 　　　　然而，批评家当下的观点常常成为有关该作品的本质特征的基本评价。批评家的反应，如果说不是所有未来解释的范型，至少是所有未来解释的条件。他的关注是作品进入历史的门票。现代批评家权力的标志，就是他对新艺术的命名。比如，路易斯·沃塞尔[LouisVauxcelles]的标签“野兽派”和“立体派”就曾大大地影响了人们对这些风格的理解。通过命名，这些艺术品对未来的人们来说就被赋予了某种本质特征。而且，只不过以“符号圈地运动”[Semioticenclave]——借用乌贝托·埃科[Unberto Eco]的术语一一作为开端的理解，成了话语构型的一整套语言，并且开创了各种观点的全部氛围。说白了，其责任是重大的。格林伯格有一回曾写道，批判性地趋近艺术品的最佳时机是当它的新颖性已经逝去而它自身却尚未成为历史之时。然而，正是在这一时刻，艺术品的阐释最是未曾得到解决，最是易受攻击的时候；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批评家以即席命名的形式所作的当机立断，能够一劳永逸地封存它的命运。因此，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Critics as Artists]当中所说的那样，批评对艺术至关重要；批评把握、保存、培育、提升艺术。 　　　　由于对批评的效验估计不足，也由于对欧美上百年的现代艺术批评缺乏起码的参照，国内艺术批评多少尚处于黑暗中摸索阶段。最近10年来，虽有不少西方当代艺术材料被介绍进来，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甚至介绍者本人对这些材料也不甚了了(国内乱轰轰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即是明证)，或者以一种绕口令般的伶牙利齿在美术界捣浆糊，使本来严肃的学术工作往往成为一场混仗。于是，甚至出现了——据说流行于美术学院——“西方艺术没有什么，他们要等到塞尚以后才有文人画”之类的荒谬绝伦的观点。如果说本书有什么主题的话，那么其中之一肯定是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正当我们奋力抵抗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曾几何时，中国中心主义早已偷偷地从后门溜回来了。事实上，它又何曾从我们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血液中离开过?将艺术界(包括艺术教育界)观念的混淆单纯地归结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因为批评的原义之一就是“辨析”，亦即使观念尽可能清晰地得到表达)，可能失之简单。但是，对西方艺术批评的漠视与无知，已经让我们的学生吃足了苦头。 　　　　后果之一便是今日中国艺术走向了两个——至少在我看来——毫无希望的极端。在一极，艺术成了一种单纯的笔墨游戏与自娱自乐，一群与当下感性毫不相关的文人雅玩或匠人的玩意见。这类所谓的画家像龟缩在洞穴中的爬行类动物，固执而有耐心地蛰伏在他们的弹丸之地，他们坚固的硬壳足以抵挡任何来自外界的风雨的骚扰，社会的转型、生活的演化、感受性的变迁、审美观念的变化，在他们看来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或者干脆是不存在的。其理论依据据说来自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文化矛盾学说，一种认为在经济一技术、政治一社会与审美一文化之间有着不同步的结构的观点。问题在于，在贝尔那里只是一种“事实”[fact]的描述(还是相互“矛盾”的事实)，到了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却成了一种可以遵照无误的“规范”[norm]。另一种理论据说是波普尔[Karl Popper]的“问题情境”，学说与贡布里希[E．Gombrich]的“图式理论”，一利认为艺术史的风格是艺术家在一定的情境中解决艺术问题的结果的思想。在这儿，波普尔的多样性的“问题情境”被许多人还原为单纯的“形式问题”，而在贡布里希那里是如此丰富而多层次的“趣味逻辑”则被简化为纯粹的“程式与匹配”的“形式课题”(好像贡布里希从来没有关心过趣味的变化似的)。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另一个理由据说来自“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逻辑的观照”。在他们的观照中，20世纪的所谓“三大艺术思潮”，即主张水墨画西化的徐悲鸿与主张中西融合的林风眠都或多或少地失败了，唯独主张“拉开中西绘画距离、各自迈向各自高峰”的潘天寿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并与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一道，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岸的大师。本书作者无意否定上述诸人的成就，对诸大师之间(包括徐、林在内)的排队问题也丝毫不感兴趣。我想指出的只是这样一个从未或很少处在人们反思范围中的事实：即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在上海)是如何在上世纪中叶的政治运动与保守主义分子的群起而攻之之下渐渐消亡的。所谓“三大思潮”，不管是西化派、融合派还是距离派，在我看来，只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而20世纪中国艺术史真正的三大思潮中，只有文化保守主义获得了空前成功，来自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在国内就没有得到过心悦诚服的承认，如今则早已成为新左派批评家反刍的草料，而现代主义的罂粟却像昙花一样烟消云散。但是，它顽固的毒素在被压抑了整整30年以后，终于在80年代中期悄悄绽放。 　　 第二个极端——在我看来是一个更阴险也是更恶毒的极端——就是在90年代以后以发烧似的热度迅速传播的流行性病毒：后现代主义。正如在欧美，后现代主义是无法挑战现存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左派激进冲动的一种替代性选择(特别参见法国少壮派理论家费里与雷诺[LucFerry and Alain Renaut]对后现代老大师们的反击之作《60年代的法国哲学》[French Philosophy of the Sixties]，以及伊格尔顿[Eagleton]的《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也是80年代末中国激进知识分子新启蒙运动受挫的结果，从此，后现代主义立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的最佳救命稻草，并加速了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在反对现代主义这一点上的同盟，再次完成了对8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的扼杀(情形与40年代末有着惊人的相似)。 　　　　后现代主义是兴起于西方60年代，在70年代达到猖獗的哲学、社会文化与艺术思潮。80年代初，主要由于哈贝马斯[Habermas]的分水岭之作《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方案》[Modernity：An UnfinishedProject]的宣读，西方思想界开始了对后现代主义的强大的批判运动。80与90年代西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一个主题，可以被归结为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争。这在思想界表现在伽达默尔／德里达[Gadamer／Derrida]之争、哈贝马斯／福柯[Habermas／Foucault]之争这样的大师级理论交锋中，表现在法国新生代思想家费里与雷诺等对前此20年中拉康[Lacon]、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Bourdieu]、博德利亚尔[Baudrillard]、德勒兹[Deleuxe]与利奥塔[Lyotard]的压倒性后现代思潮的直接对抗上，体现在德国中生代思想家魏尔默[A．Wellmer]、霍内特[A．Honneth]与法兰克[M．Frank]对法国思想的全面挑战中。在批评界体现在希尔顿·克莱默对后现代主义“庸人的报复”(参同名批评文集The Revenge of the Philistines)所作的反击上，体现在哈贝马斯与魏尔默对詹克斯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所作的驳正上，也体现在艺术批评界持久的“沃霍尔[wlarh01]还是博伊斯[Beuys]”的争论中。在艺术运动中，它不仅体现在德国“新表现主义”对美国波普艺术的宣战中，体现在98－99年美国现代艺术博物馆所举办的波洛克EPollock]大型回顾展中(并比较80年代批评波洛克及其高度现代主义的著名论文集《波洛克之后》[Pollocck andAfte门，以及99年出版的“批判之批判”论文集《波洛克：新的取向》[Pollock：New Approaches])，还体现在人们对晚期德朗[Derain]、巴尔蒂斯[Balthus]与莫兰迪[Morandi]的具象绘画的那种持久高涨的热情中。 　　　　90年代以来，几个特殊的案例事实上已经宣判了作为一种持续的哲学、思想文化与艺术思潮的后现代主义的死亡，尽管它的某些假设还将产生持久的影响。这也是拙著《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的结论之一。在这些案例中，“海德格尔[Heidegger]事件”、“保罗·德·曼[Paul de Man]事件”与“索卡尔[Sokal]事件”具备足够的典型性。据说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只有维特根斯坦EWittgenstein]一人堪与媲美。但是，海氏将希腊的存在本体论、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与现代的逻辑本体论，一视同仁地概念化为“存在一神一逻辑学”[Onto-Theo-Logik]是一种典型的削平论。相应地，他将苏格拉底以后的整个西方历史一律视为“远离神的黑暗”，并于20世纪来到“黑夜之夜将达夜半”的最黑暗时期，也是对西方历史的过分简化的图解(显然是尼采的反启蒙思想“人类历史不是一部进步史，而是一部退化史”的翻版)。由于海德格尔戴上了这样一副哲学墨镜，他就不可能对20世纪现实中的色彩与层次做出区分，从而将国家社会主义、极权主义与自由民主制一律视为“现代性的产物”。在他看来，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与美国自由主义，统统都是“同一回事”。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在德国纳粹运动中以及在其后的“非纳粹化”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海德格尔事件”的复杂之处固然不容许人们在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与他的在世行动中做简单的彼此类推，亦即，说海德格尔的思想直接导致了他的纳粹行为，或者说海德格尔一度的行为证明了他的思想是纳粹主义的，这都是不明智的。但是，如果说海德格尔的思想，再宽泛一点讲，德国20-30年代右翼知识分子(海德格尔、容格尔[Ernst Junger]、舍勒尔[Max Scheler]、卡尔·施米特[Karl SChmitt]，“汉语学界”右翼知识分子最为心仪的“四尔”)叫嚣着大地、鲜血、战争、种族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与纳粹意识形态之间没有一点关联，那也委实太天真了! 　　 上世纪60年代，基本上由尼采与海德格尔培育出来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漂洋过海去到美国后，在美国获得了更为露骨的后现代主义动机。正当美国陷于越战的泥潭而遭致自由民主价值的最大的合法性危机之时，由德里达打头，所谓的“耶鲁四人帮”为后盾的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地在全球漫延开来。其中最著名者，叫保罗·德·曼。此人极其聪明，文笔流畅，思路清晰。其基本观点是，一切文本都是作者袒露与隐瞒的运作，记忆与遗忘的策略。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而写作与阅读则构成作者与读者之间一种揭露与掩盖、设访与投射的游戏。80年代末，从他年轻时期的某些档案材料中，人们发现了他原来是纳粹时期一个积极的反犹主义者。于是，美国大学特别是英文系里那些天真的解构主义信奉者们，突然惊讶地意识到了某个事实：解构主义与罪恶意识的压抑(遗忘)之间的不经意流露的关联。 　　　　90年代初，美国的“索卡尔事件”使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点美丽幻象也破灭了。索卡尔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他花费了差不多整整两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炮制了一篇题为《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的诈文，其中充满了常识性科学错误同时却充斥了后现代主义者最喜爱的奇思妙想与时髦术语，并把它投给了美国最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刊物之一《社会文本》[SocialContext](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座上宾詹明信[F．Jameson]是该刊的主编之一)，结果是，此文被登了出来。尽管这一事件的深远意义远未为人们充分意识到，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此举表明了后现代主义者的学术水准已经下降到了何种荒唐的地步。 　　 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上述三个事件事实上已经宣告了哲学、文学艺术与社会文化三个层次上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破产。“事件”之所以为“事件”，乃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倾注了大量热情，因而卷入了无数文献。围绕着这些事件，人们能够组织起纷纭的思绪，从而给予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以实体表现的形式。而这个时代精神状况则是：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应当被理解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的一种病理症状对一点已经获得了清楚的自我意识。后现代主义以其智性上的反理性主义、道德上的犬儒主义与感性上的快乐主义，即便在最为流行的时候，也没有逃脱西方有识之士的尖锐批判。本书多次提及的哈贝马斯就是这样一位思想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将后现代主义看成西方高度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的一个反题。现在，走向终点的反题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锋芒，一种新的综合开始到来。那就是“后现代之后”：魏尔默与霍内特之坚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辩证观，当作如是解。然而，本书作者宁愿坚持一种拓展了内涵的现代主义立场，并认为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现代性”，或贝格尔的“后前卫艺术”的提法更为可取。因为，如果说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正题，那么，贝格尔所说的旨在摧毁现代主义自主原则的“历史前卫艺术”[historicalavant－garde，指达达主义、早期超现实主义与苏俄前卫艺术]才是现代主义的反题。而后现代主义，某种意义上只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以杜桑[Duchamp]为代表)的延续，某种意义上则是欧洲历史前卫艺术的一个搞笑的美国版(以沃霍尔为代表，参本书所述胡伊森精彩的分析)。因此，导源于对现代性的敏感意识的现代主义，其潜力远未穷尽，而它在遭遇历史前卫艺术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后，反而显出了更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本书结论中所说的“无边的现代主义”的基本意思。 　　　　然而，正当后现代主义在它的原发地已经走向终结的时候，它在中国却获得了始料未及的繁衍契机。与某些论者不同，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归结为学术界与艺术界鹦鹉学舌的结果(所谓“话语的平移”)。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着更为具体可感的现实动机。后现代主义的反基础主义、反总体性、反主体性、强调动态过程胜于静态结构，与中国前现代性思维是如此合拍，以至于人们稍加思索就不难从后现代主义当中辨别出中国保守主义者的弦外之音。而它所宣扬的后现代主义视觉美学：非线性几何、不对称、反崇高、散点透视乃至中国园林式“后现代空间”……也与中国前现代性美学如出一辙。不是偶然的是，西方鼓吹后现代主义建筑最起劲的查尔斯·詹克斯先生的太太就是一位研究中国园林的专家。而欧美某些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到中国来兜了一圈后欣快地大叫“后现代建筑在中国”，也就不难理解。于是，贫困时代的灾难性混乱、粗野的地方性崇拜与不加克制的复活主义立刻被宣布为后现代性的前卫性。而近年所谓“经济起飞年代”的那些拙劣的伪现代建筑与陈词滥调的现代主义当然不加区分地被宣布为“现代主义的垃圾”。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落脚的时候，正是80年代尚未分化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新启蒙”遭到重创的时候。这赋予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干载难逢的大好机会。由9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出版的《走向后现代主义》开路，北大与中国社科院一路高歌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出版事业大游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后殖民文化批评》，直到蔚为大观的“知识分子图书馆”(似乎只有后现代主义分子才配称得上“知识分子”的称号)。显然，除了迎合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后现代主义太切合新左派的胃口了。在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新左派眼里，难道还有比批判形而上学的恐怖主义、理性社会的大监狱、西方中心主义的险恶用心、自由民主的乌托邦、全球化的谎言，宣扬身份与差异、文化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更好的东西吗? 　　　　与保守主义者忽然从后现代主义中找到了中国前现代性的新的合法性一样，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从西方后现代主义“没有底盘的游戏”(德里达)、“一切皆可”(邓托)、“快乐的虚无主义”(奥利瓦)以及“正经不起来”(苏姗·桑塔格[Susan Sontag])那里，发明了“政治波普”、“泼皮现实主义”、“新文人画”、“玩得就是心跳”、“一点正经没有”，以及各式各样假冒的观念艺术。但是，与保守主义的危险不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的危险并不在于它成了与当下感性全然无关的形式玩物与装饰，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不顾一切形式法则与视觉质量的纯粹的观念。西方“历史前卫艺术”的合理因素在于：他们的反形式[anti－form]与反艺术[anti－art]是建立在西方现代艺术史特别是经典现代主义的高度形式主义的正题之上的。这样，前卫艺术的反题才拥有了一定的合法性。而中国式后现代主义在没有任何语境的前提下，一下子走到了反形式的前卫艺术，因此它除了孤零零的个别事件之外，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效应。不仅如此，它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以貌似激进的观念掩盖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中国现代性的先天不健全；并以这种思想的短路形式扼杀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现代性诉求。 　　　 在本书即将完成之际，我读到了英国著名批评理论家伊格尔顿的如下一段话：“今天在北京大学设有一个后现代研究的机构，中国在进口减肥可乐的同时一起进口德里达。一种需要深入探讨的时间扭曲。殖民主义的进程有助于在好坏两方面剥夺第三世界社会的发达的现代性，现在这个进程让位于新殖民主义的进程，由于这个新的进程，那些部分地是前现代性的结构被吸入了西方后现代性的旋涡。这样，没有继承一种成熟的现代性的岳现代性日益戒为它们的命运，好像落伍造成了一种形式的早熟。一个进一步的矛盾是，在古老与先锋的痛苦张力中，在文化的领域里，再造了一种现代主义艺术的某些经典条件。”(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第139页)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经典条件，本书暂且不论。这里能说的是，从意识到我们的参照系的情形——西方现代主义事业的未竟使命及其后现代主义的幻觉——的那一刻起，这种条件就已经在形成之中了。因为，意识的照亮之处，正是救赎的开始之时。本书作者并不自命为这一救赎的努力当中的一部分。我只能满足于在四处弥漫着的文化保守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大雾中保持清醒的尝试，并且坚信，正如文化保守主义一后现代主义同盟曾经欢呼雀跃地宣布中国可以并且应当绕过现代性直接跃入岳现代性是一场白日梦一样，那种认为后现代主义乃是中国艺术的命运的说法也只不过是一纸谎言。曾几何时，人们是那么醉心于中国可以避开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化的现代性命题直奔信息化、乡土化与社群化的“后工业社会”的美梦，然而，一个越来越被认可的事实却是：中国一向试图绕过去的工业化进程、市场法则、理性化管理、程序合理性、法治原则，乃至于统治的正当性基础，却原来是绕不过去的现代性的硬核!而我们在走向社会的现代化与文化的现代性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无不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没有从思想意识到行为习惯上真正确立主体性——黑格尔认为的现代性的本质——的基础地位。回顾中国式后现代主义狂热对“主体性”的嘲笑与“解构”，难道还不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吗!事实上，文化的中断与意义的失落(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问题上的曲折与反复)、社会的未分化和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个体主体性基础之上的社会的虚假团结，以及个性的匮乏，解释了以下社会现实：由于我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的笨拙，以至于“创新”需要被当作一种政治口号由政府来加以提倡；由于我们并没有真正确立起一种自我选择、自我负责的现代性的自律道德的基础，以至于“诚信”居然成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礼仪之邦”在遭遇现代市场法则与新型人际关系时的最大问题；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与20世纪极左派集体主义意识形态对个体主义的压抑，以至于“个性”的不健全始终成为中国各种社会现象最有解释力的终极原因：由于缺乏个性，整个社会才循环地陷于各种“群众运动”之中；由于没有个性，整个社会才经常承受着未分化(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没有多元的价值体系及其相应的多元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以至于，人们可以说，一个庞大的无边无际的来分化社会的海洋(特鄹是农村)，为顽固的文亿保守主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社会资源；雨一个尚来形成自我意识中心、自我价值定位与自我道德承担的“无中心的”[non－centered]个人。恰恰成了“去中心的”[de－centered]、啕醉迷狂的、“一切皆可的”和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的最佳温床。 　　 本书出版之际，我感到更加有必要感谢徐岱、高力克、毛丹、孙周兴、刘翔诸位先生，他们把我从结束学生生涯不久后的那种心智懈怠与无所事事中挽救了出来。回顾近十年的学术道路，我所取得的每一次转机都与他们在浙大玉泉校区所营造的智性氛围有关。对老浙大的怀念已成为一种珍贵的人生体验。没有一种氛围，一个人什么也干不来。因为你不可能在毫无氛围的情况下凝聚起纷乱的思绪。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有幸前往剑桥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学研究。在此要特别感谢剑桥大学艺术史系主任Dr．Binsky，他的热情好客使我得以自由地使用他们丰富完备的系图书馆和幻灯资料室。而Dr．Alice Mahon的现代艺术史专家与三一学院Fellow的双重身份，不仅给予了我直接的专业指导，而且还让我领略了最古老学院的日常生活气氛。我在剑桥的东道主哲学系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剑桥名士”们的风采。Dr．Raymond Geuss令人惊叹的慷慨博达与逸情雅致，常常令人如沐春风、豁然开朗。他的个人背景(出身于美国、长期就学与就勃于德国)及其德国思想史的学术背景，让我在一个视哲学基本为数理逻辑的剑桥环境中找到了“知音”。本书的最后体例就是在与他的无数次讨论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其后去欧陆的游历虽然短暂，但至少部分地实现了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编织的梦想。艺术在这里　　见证了天地人神四方际会、供奉与馈增的游戏(巴台农神庙)，见证了古典时代的英雄精神(万神殿)，见证了中古时期神明与圣明的在场(“欧洲大教堂”)，也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性与神性的卓越平衡。置身于欧洲就是徜徉于艺术。置身于欧洲意味着要回答如下问题：艺术之为美的形式如何与艺术之为真理的在场以及艺术之为道德的进盼相互关联?[How an art as the beau tiful form is related to an art as the present of truth and the stageto morality?]置身于欧洲还意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一种伟大的文明如何屹立于地表，以及在这种伟大的文明中，艺术能够扮演何种伟大的角色?欧洲是真理的声音战胜虚无主义的历史本身，是道德的力量战胜犬儒主义的历史本身，是艺术的激情战胜猥琐无聊的历史本身。而这一历史本身又是如此直观地凝固在欧洲的城市建筑、广场、雕塑以及各大博物馆中!我在欧洲的经历使我懂得，一种伟大的艺术如何可能，以及一种伟大的文明最终怎样结晶于伟大的艺术之中!这一信念已经深深地沉淀于本书的血脉中了。 　　 在我感到有必要感谢的人当中，范景中先生的位置绝对位于前列。我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人当中至少有两人(波普尔与贡布里希)与他的出色工作有关。因此，当范先生询问我可否将此书交给中国美院出版社出版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对写书的人来说，没有比遇到一位好编辑更幸运的事了。周书田女士热情而又高度负责的态度使本书得以最快的速度与读者见面。她不厌其烦地编选与调整大量插图，也使本书严肃的理论面孔变得可忍受了。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要感谢一直陪伴我左右的两位女士。她们对我的爱怜与纵容是我生活中的永恒慰藉。刚到欧洲时的单身生活使我更加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她们在我生命中的位置。她俩的到来使我的生活得以恢复，并着手此书的写作，因此，把它献给她们，理所当然。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作者：  (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著;严蓓雯译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

简介：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内容简介：过去30年来，关于资本主义的大部分普遍观点都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影响。韦伯强调.加尔文主义和新教伦理——指严谨的工作态度和追逐财富的合法化——作为一种教义，促使了理性生产和交易这个极具特色的西方制度的产生。但是，资本主义的起源有两方面。如果其一是韦伯强调的禁欲的话，那么另一个就是贪欲，这是桑巴特著作的中心论题，但他的著作在那个时期几乎完全被忽视。

Postmodern western sociological theory

作者：  刘少杰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简介：刘少杰所著的《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2版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学主张经验性和整体性研究的理论承诺与坚持客观性追求的理论原则之间的矛盾，论述了从现代西方社会学到后现代西方社会学在现实基础、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等方面的深刻变革及其局限，借鉴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和其他当代正在流行的社会学理论，提出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解决社会学理论承诺和理论原则的矛盾，实现社会学在新的历电条件下的理论发展。 《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2版21世纪社会学系列教材)》以丹尼尔·贝尔、福柯、布迪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吉登斯、鲍德里亚和卡斯特等人的社会学理论为代表，考察了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在思维方式、理论视野、问题论域、基本观点、展开形式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学术拓展，对于了解当代西方社会学的重要变革和演化趋向，在信息化或全球化时代推进中国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书既是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一部社会学专业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参考教材。

Foreign sociology theory

作者：  刘少杰主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简介：本书系统介绍了19世纪以来国外社会学各种理论流派，不仅对经典社会 学理论中的社会实证论、社会有机论、社会行动论、社会实践论、社会形式 论和结构功能论等理论派别作出了清楚概括，而且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 的由加芬克尔、丹尼尔·贝尔、福柯、布迪厄、吉登斯、哈贝马斯、布西亚 等人为代表的当代国外社会学理论也作出了丰富的介绍。本书是高等院校社 会学专业主干课教材，也适合作为相关专业研究生和从事社会发展与社会建 设的研究人员与管理人员阅读。

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

作者：  (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著;李琨译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2

简介：　　丹尼尔·贝尔较为别出心裁地采取了“对话体”的形式。在理论专著越来越难读越来越专业化的当今，贝尔的这种方式，算得上是一种反拨，至少是跟古代的圣贤柏拉图的《理想国》接了轨。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气势汹汹的术语，只是通过一条一条的设问，归类，推演和反驳，就把问题引向了自己所需要表达和阐述的中心里来。事实上，贝尔在这本书的开始篇章“为对话体一辩”里，首先就是提到《理想国》这个先例，并且认为“英美政治理论中正在进行的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辩论似乎特别适合使用对话形式”。 　　

Blackwell companion to major social theorists

作者：  (美)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主编;凌琪，刘仲翔，王修晓等译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简介：　　 本书是布莱克韦尔出版社出版的“布莱克韦尔社会理论指南”丛书之 　　一。本书分两部分介绍了25位最著名的社会学家的生平和著作，讨论了他 　　们的理论、社会和知识背景，并对他们的学术地位和影响进行了公允的评 　　价。第一部分引介了孔德、斯宾塞、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吉 　　尔曼、杜波依斯等古典社会学家，第二部分介绍了默顿、科尔曼、丹尼尔 　　·贝尔 、埃里亚斯、福柯、哈贝马斯、吉登斯、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等当 　　代社会学家。本书是对古今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家的综合考察，它从这些社 　　会学家的最重要的著作入手，用他们的作品来阐释他们，并参考大量的研 　　究资料，对他们作了细致的观察和独到的评析，并历史地考察了各种社会 　　理论的演化和走向，为读者了解社会学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景的视角。 　　

作者：  

出版社：

简介：　　内容提要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当代文 　　艺思潮之一，本世纪60年代在美国和法国兴 　　起，不久波及德国、日本，在前苏联及其它国 　　家也有所反应。一般认为它与自19世纪后半 　　期以来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不同。有 　　人认为是对现代主义的反驳，有人认为是现代 　　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进入信息社会、新技术 　　革命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各种危机的产物。后现 　　代主义问题涉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和 　　西方及前苏联文化、文学倾向的认识和评价， 　　是一个有关全球文化处境的问题，因此引起人 　　们的关注，我们对它也应该有所了解。 　　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是当代法国后结构 　　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曾任巴黎第八大学和美 　　国加州大学哲学教授。主要理论著作有《利比 　　多经济学》（1974），《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 　　的报告》（1979），《公正》（1984）和《多元 　　共生的词语》（1986） 等，《后现代状况》一 　　书，曾经在80年代初引起西方哲学界有关后 　　现代主义问题的深入论争，至今仍被认为是研 　　究这一课题的经典著作之一。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着重探讨当代 　　西方后工业社会中的知识状态嬗变，试图以语 　　言应用学（Pragmatics）观念与方法解释当代 　　资本主义社会变异和文化症状。与其他几种后 　　现代主义理论阐释不同，利奥塔既不像丹尼 　　尔?贝尔那样从社会系统论角度去说明后工业 　　社会的“文化矛盾”和信仰危机，也不像尤根? 　　哈贝马斯那样提出“晚期资本主义合法化危机” 　　并企图重建理性的交流沟通理论，又疏离弗莱 　　德里克?詹姆逊将后现代文化生产叠合于资本 　　主义经济逻辑的整体论思维，他从语言资讯 　　（competance）及其运用规则的差异着眼，深 　　入论证作为西方文明维系网络与认知基础的元 　　话语（metadiscOurs）的衰竭枯萎，以及因此 　　产生的“叙事危机”与知识非合法化局域。这种 　　强调知识“不可通约”和开发不同语言岐见的后 　　结构主义观念，虽然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保 　　守主义思潮对于后现代主义的解释多有冲突纠 　　纷，毕竟作为重要的歧见给这场论争供述了新 　　的话语内容。同时，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哲学 　　话语对于西方文学及其批评理论的影响颇大。 　　至今，由他所激发的关于“艺术表征危机”的论 　　争，仍在“众声喧哗”的氛围中持续进行。 　　　　

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研究

作者：  张跣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赛义德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实际开创者，也是与杰姆逊、丹尼尔·贝尔齐名的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文化批评家之一。 本书是国内学者首部全面系统论述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的学术专著。作者把赛义德的理论思想与他的社会实践、政治立场联系起来，寻找其中的交汇点和相互错位处，关注其中相互触动、相互修正的关系，及其更为深层的理论内涵。 本书认为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家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既不在西方统治历史之内，又不在西方统治历史之外，而是与它保持着一种切线关系。这样，他们同西方统治历史的关系，就既可能是一种紧张关系，也可能是一种共谋关系。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作者：  (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著;严蓓雯译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简介：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自1976年问世以来，备受赞誉，堪称知识界的扛鼎之作。它令我们理解经济学、文化和社会变革三者关系的方式为之一变。新教伦理的道德基础由资本主义内部产生，如今已被现代资本主义无限扩张的欲望埋葬。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始自冷战结束，到后现代主义的兴衰——具有怎样的图景?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基本文化矛盾是什么?本书为你揭开谜底。

论审美文化

作者：  张晶主编

出版社：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

简介：需要指出的是，大众趣味的通俗化也会带来许多新的矛盾和问题。从文化生产方面来看，由于迎合大众趣味，平庸化的东西会被奉为新潮，而深刻、崇高的东西反倒显得落伍，这就是米兰·昆德拉（M．Kundera）所指出的“媚俗”倾向。从文化消费角度来看，过分追寻趣味的通俗，也可能滋生和复制出人的浅俗的娱乐需要，甚至产生出某种畸形的欣赏趣味和心理，由此构成大众审美中的新焦点——雅与俗的冲突。应该说，俗文化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合理性，它在促进艺术民主化和满足人的丰富欲求，促进人的审美解放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当俗文化成为完全的商品和纯粹的消费对象，甚至走向低俗时，它也会导致大众审美趣味的普遍降低。只有合理地克服雅与俗各自的片面发展，合理调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满足当今社会中人性变革与发展的多种需求。 此外，当代审美文化的消费性还表现出对快乐的崇尚。它催生了当代人“参与”的欲望、“游戏”的欲望和“休闲”的渴求、“体验”的渴求，以及“娱乐”和“享受”的要求，而其人性的向心力则不仅仅倾向和专注于审美与艺术，人的消费包括最平凡的生活状态，也因崇尚快乐而诗意化、浪漫化了。“潇洒”不再是人性的放纵，“消费”也不再是人性的奢侈，“享受”更不熊简单地视为人性的沉沦。事实上，把物质的、功利的生存现实转化为一种游戏的、审美的人生态度，这大约就是当代人崇尚快乐的深层奥妙。 与此相关的是，崇尚快乐也驱使当代人极端重视生存过程中的群体文化氛围和审美仪式效果，并把它看作是产生快乐体验的重要外部机制和文化动力。人们一改过去那种离群索居、自我封闭的状态，开始渴望相互沟通与认同，渴望感受群体的凝聚力与文化向心力所产生的生存氛围和共鸣效应：参与文化热线、亲临露天舞会、欢度节日庆典、观摩体育比赛……个体性的、随机式的、娱乐型的各种集会、消闲方式与日俱增。凡是以快乐为主导内容并带有仪式倾向或游戏色彩的公众活动，都普遍为当代人所喜爱和崇尚。这些现代公众活动尽管或多或少地带有商业倾向，然而它所包含的特殊的文化向心力和文化同化力，不只是提供了一种调剂精神和解除疲劳的手段，也不只是让人感受现代神话仪式复活的魅力。对于自由的个体来说，其真实的文化效应就是给人性以真实而自由的发展过程，以消解那种厌烦的感觉和无边的困惑。而从审美角度来看，快乐与游戏也许正是一种诗意而和谐的人生状态。 从哲学层面分析，可以发现，审美快乐的涵义在于真正地为个体松绑，把人从沉重的精神压抑和现实负担中解脱出来，给个人以无限的生存时空。因而，快乐孕育着自由的人性。“审美快乐”一词的原初意义和功能，其实也证明了它在人的游戏与人的感性的恢复、生命的冲动和自由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而审美活动中的快乐之所以是一种自由的活动，之所以孕育着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关键就在于它能有效地克服主客体的对立以及人性结构中感性与理性、本能与精神、欲望与信仰之间的冲突和对峙。如果说，物质活动中的不自由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对峙、冲突，那么，审美活动中的快乐则在精神上解决了这种对立，使主体与客体处于统一、和谐的状态，使主体达到一种解放；如果说，物质活动中的不自由是由于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一种“对物的直接的、片面的享受”关系，表现为缺乏人的感觉的丰富性，那么，审美的快乐由于不是单纯的物质享受，而是“对象化了的人和属人的创造物的感性的占有”，所以是最自由的活动。由此可见。审美消费中的快乐有着极为重要的心理效应和价值。 小结 审美文化代表着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高级形态。随着人类生存及其行为对审美和精神自由需要的不断增长，以及人类审美意识向生活的各个层面日趋扩大和延伸，建立一种以人的精神体验和审美的形式观照为主导的社会感性文化形态，就成为审美发展的历史性必然。而审美文化正产生和成熟于这种历史的变革过程。审美文化有别于传统审美与艺术活动，表现出感性化、形式化和消费性的特征，其边缘化和审美意识的泛化色彩非常突出。审美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也改变了传统审美和艺术活动的属性，表现新的现象和特质。就生产来讲，技术性的因素日渐突出和提升，大众传播手段被审美文化生产所依赖和利用；就消费来看，文化的共享性、追求趣味和崇尚快乐，都是审美文化消费中引入注目的问题。正因此，在今天，审美文化研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当代审美文化的基本矛盾 姚文放 当代审美文化是在现代商品社会应运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它与以往的文化形态有着重大的区别。总的说来，当代审美文化不同于以往其他文化形态的有两点，一是经济动机上升为文化行为的主导动机．二是现代科技改变了文化的内在构成和运作方式。这两点决定了当代审美文化的两大基本矛盾：经济冲动与文化冲动的对立，科技含量与人文含量的抗衡。当代审美文化的所有秘密大致可以从这两大基本矛盾而得到揭示。 一商品经济与现代科技的夹击 当代审美文化是一种经济型的文化，牵动它有效运作的是市场、买卖、消费等经济体制，决定它盛衰兴替的是收益、利润、销售额等经济指标，从而在这里直接的或间接的盈利目的被推上首要地位，一条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就是，一旦盈利的目的不能有效地达到，那么它的运作过程就势必减缓、停滞甚至中止，它的经营行业就势必面临亏损、停业和破产。因此当代审美文化的供、求、产、销每一个环节的活动都必须依照盈利的目的来组织，都必须遵从经营规则、把握市场动态、顺应消费趋势，以求获取最大的收益，并将可能遭到的损害降低到最小限度。 在现代商品社会中当代审美文化这一运作机制的形成有其必然性，但这样一来恰恰造成了一个误区，即文化的商品化或商业化倾向。当代审美文化毕竟是一种文化，它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文化的特质在这里仍然是应当得到保证和尊重的。文化对于经济活动、物质生活之类直接现实具有异在性、超越性和批判性，马尔库塞曾提出“高级文化”的概念。以示文化与经济活动、物质生活之类直接现实的区别，他指出。“高级文化”正是以对于道德、美学和精神价值的追求而建构起不同于直接现实的另一维度，表现出与直接现实对立的、异在的、超越的特点。o对于直接现实的对立性、异在性和超越性乃是文化的灵魂所在。丹尼尔·贝尔也认为，经济和文化各有各的核心原则，二者是相互对立的，经济所依据的是“效益原则”。 ……

Theorie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作者：  (英)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 Webster)著;曹晋[等]译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本书检视了多种”信息”理论，并协助读者了解信息在现代世界的位置。作者以特定理论及最能代表该理论的学者为对象：如后工业社会--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民族国家与监视--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席勒(Herbert I. Schiller)；公共领域--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福特(Fordist)时代到后福特(post-Fordist)时代；符号--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及其他后现代主义学者；信息城市--柯司特(Manuel Castells)等。作者先对这些理论进行介绍，然后尝试借用与其对立的理论及经验证据与之对比，循此而评估其优劣强弱。本书为第三版，前两版均畅销不衰。本书是社会学、政治学、传播学、文化研究专业师生的必读著作。

Postmodern social theory /

作者：  George Ritzer.

出版社：

简介：《后现代社会理论》是一本以介绍“后现代社会理论”为主要目的的教科书。《后现代社会理论》对法国、德国、美国等欧美国家中与后现代社会理论相关的著名理论家如罗蒂、福柯、布希亚、德里达、德勒兹、拉康、利奥塔德、维里利奥、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鲍曼、哈维、詹明信、丹尼尔-贝尔等人以及当代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观点进行了简明扼要但却全面系统的介绍，并对后现代社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富有启示的探讨。从社会学理论的视角出发来考察“后现代社会理论”是使《后现代社会理论》与其他介绍“后现代社会理论”的读物区别开来的一个重要特点。

当代西方政治学名著导论

作者：  王彩波主编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简介：　　 本书选择了一批当代西方政治学经典名著作以精细、深入的介绍、分析和评述。它们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伯林的《自由四论》，罗尔斯的《正义论》，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乌托邦》，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达尔的《多头政体》，阿尔蒙德的《政治系统分析》，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曼瑟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林德布洛姆的《政治与市场》，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汉娜·阿伦特的《人的境况》，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萨托利的《民主新论》。 　　

End of ldeology: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作者：  (美)丹尼尔·贝尔著;张国清译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简介：《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中，贝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美国社会并不是没有产生过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但是这些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最终都不成气候。一些原来主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社会活动家、知识分子，最后要么半路退出，要么走向反面，要么停留在理论和思想层面的反省，探索美国何以产生不了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革命的原因。贝尔认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面临的问题，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认同或阶级立场的简单站队就能解决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美国社会，美国的问题不是工人阶级的强大和自觉，而是工人阶级被日益成长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所取代。随着中产阶级成为美国社会的主导阶级，加上大量外来移民的不断介人，使得美国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和要求被一再地延后，直到最终被完全取消。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

作者：  (美)丹尼尔.贝尔著

出版社：

简介：购买方法：点击“蓝色文字收藏品”或者“可以从“这些卖家”购买” .....................购买说明：此书为绝版图书，售价高于原价作者:（美）贝尔（Daniel bell）著；范岱年等译  页数:150  出版社:北京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8 

基于企业生态的管理学研究纲领

作者：  范建平著

出版社：

简介：     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社会逐步开始进入完全不同于传统工业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丹尼尔·贝尔所说的“后工业社会”。与传统的工业社会相比，后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产、生活等方面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基于企业生态的管理学研究纲领》(作者范建平)从管理研究纲领的角度，通过研究泰勒、法约尔管理理论产生时期的企业与企业生态背景，以及第三次工业革命后企业和企业生态的特征，试图提出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管理研究纲领，通过这个纲领来指导管理理论的研究。这个纲领是把企业看作一个生存于企业生态系统中的有生命的有机体，从企业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来对企业管理进行研究。     《基于企业生态的管理学研究纲领》可供经济管理相关领域的高校师生阅读，尤其适合管理领域的实践家和科研工作者参考使用。

Tocqueville et l’esprit de la democratie

作者：  (法)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著;陆象淦，金烨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简介：2005年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诞辰200周年。托克维尔不仅是分析民主的先知，同时也是自由主义思想家，对自由主义可能演变为新形式的专制而忧心忡忡。托克维尔的思想独特之处有两个方面：首先，他不把民主看成是治理的一种方式，而是机会平等；再有，他把民主看成是可能产生压迫的源泉，需以谨慎的自由主义相抗衡。作为优秀的政治思想家，在理智上，托克维尔同意由百姓选举统治者的原则以及平等的原则，但他承认自己“本质上是个贵族份子”；他“藐视和害怕群众，他热爱自由，而不是民主”。 他所以去美国，是因为美国建立了民主但没有产生为恐怖制度和内战。 他想了解民主如何得到控制？ 自由又如何遏制平等所引起的逆反效应？ 为什么机会平等会面临“恐怖”？ 为什么把机会平等看作未来的专政？因为托克维尔观察到，民主人民“要求在自由中得到平等。否则，他们就要求被奴役中的平等。他们可以忍受贫穷、奴役和野蛮，但他们不能忍受贵族阶级”。 托克维尔认为，这种对平等的痴迷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不能容忍行使自由权利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差异；难以肯定民主运作所必须的才能与贡献。

丹尼尔·贝尔:介入的观念

作者：  王小章著

出版社：

简介：　　在本书中，笔者力图以贝尔的三个主要“大观念”即“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为中心，简明扼要地介绍评述贝尔的主要思想。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正像任何一位大师级的人物，贝尔的思想著述也可能会引起具有不同的学科和知识背景的人们的各不相同的兴趣，因而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解读，绝对客观中立的解读不太可能的，本书自也不能例外，虽然作者力求如此。本书特别重视和推崇贝尔思想的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的研究方法论，即中轴原理的视角加上缜密精微的历史考察的独特方式；第二，他的营造旨在理解和把握长时段社会变迁的方向和性质的“大观念 ”的非凡能力；第三，他的明确宣示的价值立场以及从他的著作中处处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担当。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作者：  丹尼尔·贝尔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06月

简介：

资本主义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上曾孕育各种类型的社会形态，本书首版问世之际，石油危机爆发，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盛行的管理资本主义盛极而衰。丹尼尔·贝尔认为一种与工业化社会不尽相同的社会形态正在露出端倪，于是撰写了这本以未来学形式呈现、同时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系统分析能力的社会学经典之作。贝尔把自己对所谓“后工业社会”的预测看作是与卡尔·马克思的一场对话，是对《资本论》惊才绝艳的社会分析的承续、修正和发展。他以系统思考、趋势分析以及社会结构之中轴原理为工具，不但明确指出当时刚刚在美国露出萌芽的“服务业即将取代制造业”以及“对知识的汇编整理正消解资本所有权的社会影响”两大趋势是“后工业社会”即将到来的前兆，更进一步详尽阐释、分析了它们将对三大社会结构中轴产生的影响。

司法精神病学家克莱尔系列:字谜犯

作者：  尼尔·贝尔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16年01月

简介：
　　纽约州，一起杀人烹尸案的现场，凶手留下一个火柴盒，上面是奇怪的单词组合。随后，垃圾堆上发现一袋人骨，旁边一张收据上的语句似乎又在透漏线索。
　　案件陆续发生，字谜一则则出现，司法精神病学家克莱尔协助警方，试图运用精神分析技巧破解疑犯特征，让她意外的是，原来真凶就在自己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