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作者：  (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994重印)

简介：　　《华阳国志》是一部有影响的历史、地理着作，《四库全书》入史部载记类，近人则往往将其划入地方志中，并被誉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方志之一。 　　作者常璩（约公元二九一－三六一），东晋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自后汉迄晋世，常氏世代为官，为江原巨族。常璩少年时，得遍读先世遗书，颇负才名。氐人李氏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以后，注意网罗旧家大族。李期、李寿之世，常璩任成汉史官，获读宫中图籍版档，曾撰《梁益二州地志》、《巴汉志》、《蜀志》、《南中志》等书多种。东晋永和三年（三四七），桓温伐蜀，璩与中书监王嘏等劝李势降晋。入晋后，因受歧视，不复汲汲仕进，乃怀愤裒削旧作，为《华阳国志》。 　　《华阳国志》十二卷，分为两大部分，前四卷《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为地理之部，所涉及的疆域，北起今陕甘南部，南到今滇南和滇西南边境，西起今川西地区，东至长江三峡地区。后九卷是对我国西南地区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记载，从远古蚕丛、鱼凫的传说时期起，至东晋咸康五年（三三九）止，其叙述的侧重点，则在公孙述、刘焉据蜀时期，三国蜀汉时期和氐李成汉统治时期。 　　此书体制完备，资料丰富，考证翔实，文笔富赡。草创始就，即倍受重视。范晔着《后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曾大量采取其文，后来崔鸿着《十六国春秋》、郦道元注《水经》、刘昭注《后汉志》，凡涉及西南史地者，亦无不尽量吸收《华阳国志》的成果。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历代书志均加着录。任乃强先生认为“其开我国地方史志创造之局，有如《史记》之于我国史籍”，是有道理的。 　　《华阳国志》版本很多，北宋有元丰吕大防成都刻本，南宋有嘉泰李□邛州刻本，原本均已佚。明清而下，翻刻传抄者更多，今存之各种本子，有三十种。任乃强先生整理此书，以清廖寅题襟馆本为底本，校以现存所有版本（其中包括被任先生本人认为反映了元丰本面貌的何焯校本），参考大量有关典籍，进行校勘、标点、辑补、注释、附加论述及绘图。其校、点和补均反覆斟酌，极见功力。其注释、附论和插图，对书中所涉及的我国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历史事件、人物事迹、民族形成、经济发展、土风民俗、物产资源、着作学术等方面及古西南地区同内地的关系、古西南地区同印度的文化交流等等，作了详细的阐述，有不少独到的见解。由于任先生对西南地区的地理、历史十分谙熟，而又能运用文字、音韵、训诂的传统方法，其所考订，每能贯通历史文献、出土材料和实地情形，娓娓而谈，令人信服。在整理《华阳国志》的同时，任先生又综合各方面的材料，纠正了《汉书》及其颜注、《后汉书》及其李注、刘昭注、《三国志》及其裴注、《水经注》、《晋书》、《资治通鉴》及其胡注的若干谬误。这些工作，对于研究西南史地，探讨西南地区民族发展史和地区经济发展史等等，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校勘记，以单行小字夹于正文中间，辑补文字于字下加▲符号，删去之文字排小一号字，并加圆括弧以表明之，注释置于整理者所分各章之后。 　　应当说明的是，作先生之校勘，偶有未说明所据版本而仅依文理改动者，又其所辑补的文字，除诸书明引为《华阳国志》之原文以外，亦有以他书之有关段落词句以意补之者。这种做法，同一般遵循的辑校原则有不尽合处。好在校勘记中对校改、增补文字的来历及其校补理由均有说明，并有统一的标记与原文区别，读者仍可清楚地看到底本的面目。在注释中，亦有一些未提供足够证据而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推断成份，我们仍依原稿排印，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作出判断。在出土文物不断增多，资料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对这些问题，将会进一步得出更具说服力的结论。

History of Chinese Taoism

作者：  傅勤家著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2005

简介：1934年中国有二本道教史出版，一是许地山之《道教史》，二是傅勤家之《道教史概论》。至1937年傅氏《中国道教史》出版，方被视为“我国第一部道教史”。 东晋史学家常璩之《华阳国志》，记载道教五斗米道创立过程最详，曾被视为“中国最早的一部道教史”。但现代学术框架下的第一部，还是非傅氏莫属。 著名学者葛兆光论近百年道教史研究，把傅勤家与许地山、陈垣、陈国符等名家并举。认为他们共同构建了中国道教史研究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变化”。 道教之核心观念，是相信人经过一定修炼，可以长生不死，成为神仙。这是对道家思想中“得道成仙”思想的承袭与利用。 鲁迅以为“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认为懂得道教，也就“懂得中国的大半”。 许地山在《道教史》中说唐之佛教思想、宋之佛儒思想均处“伟大时期”，但其间“道教之势力却压倒二教”。

华阳国志译注

作者：  (晋)常璩原著;汪启明，赵静译注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华阳国志》是宋以前流传至今最古的地方志。从前的目录书，或者把它列为霸史，或者把它列为伪史，也有归入别名或杂史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它列入地方志。根据它叙述古代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历史地理情况来看，作为地方志比较合理。 　　 这部书的作者常璩，字道将，蜀郡江源县（今四川崇州市一带）人。生平事迹不详，巴氐人李雄、李特有四川一带建立了成汉政权，他曾在这个政权任散骑常侍、掌著作。晋穆帝和三年（公元347年），晋朝派大将桓温南下进攻成汉，他曾劝李势投降，桓温以常璩为参军，随至建康。他的著作除《华阳国志》见存外，其余都佚亡了。 　　 《华阳国志》共十二卷，包括巴、汉中、蜀、南中、公孙述刘二牧、刘先主、刘后主、大同、李特雄期寿势各志、先贤仕女总赞、后贤志，卷末为序志并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名录。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记录了这些地方的出产和历史人物。 　　 《尚书·禹贡》称华阳黑水为梁州，所以这部书名为《华阳国志》。这部书叙述蜀汉史实较陈寿《三国志》为详。如诸葛亮平定南中，《三国志·蜀志》仅寥寥数语，而《华阳国志》却有长篇论述。晋代蜀中史事也较他书为详。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对西南地区史多取材于它。可以这样认为，他是研究古代西南各族人民历史、地理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献。 　　 根据文献记载，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吕大防在成都做官时，曾经刊刻过这部书。吕氏刻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他为这书写的序现在还保存下来。南宋李（旡土）在宁宗嘉泰四年（1204年）又刻此书于丹棱，通常称为嘉泰本。明清以来刊印《华阳国志》都用这个本子为祖本。但是李（旡土）这个本子的原刊本流传不广，明朝钱叔宝曾经抄写过它，《四部丛刊》曾影印流传。清朝顺治年间，冯舒又抄录过这个本子，后来为校勘学家顾广圻所得，并加以雠校，孙星衍曾经倡议刊印。当时四川人廖寅表示愿意刻印这本书。因为他是蜀人，便让他刻了，这就是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题襟馆本。《四部备要》就是用这个本子排印。上世纪初成都志古堂还翻刻过这个本子。 　　 《华阳国志》属于史志类著作，其文字典雅古朴，很少僻字和生僻用语。但时代绵远，传抄刻写，出现了一些错讹，今天人们读它，文字障碍也是一个难点。

《华阳国志》研究

作者：  刘重来，徐适端主编;陈晓华[等]撰稿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8

简介：　　《〈华阳国志〉研究》介绍了《华阳国志》的作者，名称由来，成书及流传过程，内容，体例，史学价值，版本等几个方面。晋常常璩的《华阳国志》（又称《常志》）是我过现存的一部最早的、比较完整的地方志。它记载了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山西、湖北部分地区的历史、地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一部重要的史籍。

点校还有：李勇先、张保见、庄剑

作者：  王晓波[等]点校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中国历史地理学源远流长，地方志的编纂历史悠久，早在晋代就已经出现了像常璩《华阳国志》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志著作。宋、元时期，编修地方志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当时各地所编方志已达数百种之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所存宋、元时期所修方志仅四十余种，有些甚至已残缺不全。目前宋、元珍稀方志还未有人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该丛书所包含的宋、元珍稀方志涉及到宋、元时期及其以前相关地区的建置沿革、社会经济、工商贸易、矿藏物产、风俗名胜、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也是从事文、史、哲学者和一般研究人员必备的工具书，同时，它对于全国新一轮地方志编纂工作及其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促进作用，它与《宋元地理志丛刊》配套出版，互为补充。因此完全有必要对宋元珍稀地方志进行全面、系统整理。此次出版为甲编。 　　

华阳国志校注

作者：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

出版社：成都时代出版社,2007

简介：本书的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记载有各州的历史，郡县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名的山川，重要的道路，一方的物产，各地的风俗，主要的民族，乃至官宦的政绩等。

作者：  

出版社：

简介：由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和三星堆研究院策划编撰的《三星堆研究》丛书，现已开始出版。这套丛书首先把已有的田野考古简报、报告和研究论作搜集汇辑起来，堪称过去工作的综合总结，同时还要面向国内外，继续收录，以推进三星堆遗址及古蜀文化探索的发展。这是一定会受到学术界欢迎的大好事，主编单位嘱我为丛书写几句话，自然是不容推辞的。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是中国考古学史的重要篇章。传统的看法是，四川古属西南夷，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文化，而且蜀道艰难，与中原华夏隔绝不通。尽管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还有佚文存留，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更设专篇记述，但由于其间多杂以神话传说，被不少学者斥为不可凭信，四川古史成为一片空白。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好像是一缕曙光，逐渐将这迷茫荒昧的黑暗照亮了。

治蜀史鉴

作者：  隗瀛涛主编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2

简介：诸葛亮之为相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治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评》 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靓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后备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为军师将军。备称尊号，拜亮为丞相，录尚书事。及备殂没，嗣子动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当此之时，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字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而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青龙二年春，亮率众出武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其秋病卒、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泳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世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 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原文) 《通鉴》：懿宗咸通十一年正月，西川之民闻蛮寇将至，争走人成都。时成都但有子城，亦无壕。人所占地各不过一席许。雨则戴箕盎以自庇。又乏水，取摩诃池泥汁澄而饮之。 乾符三年十月西川节度使高骈(pián音胼)筑成都罗城。使僧景仙规度，周二十五里，自八月癸丑筑之，至十一月戊子毕功。 《古今集记》高骈以成都土恶，城岁坏，易以砖甓(pì音辞)。凡负城丘陵悉平之，以便农桑。 《华阳县志》卷三十五《事纪》 [译文) 《资治通鉴》记载：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年)正月，西川的民众听说少数民族的部队将要打来，争着跑进成都城内。当时成都只有子城，也没有护城壕。每个人所占地不过一张席子 宽。下雨就顶着箕盆盎遮蔽自己。城内又缺乏饮水，只好取城中区摩诃池的泥汁澄清了作饮水用。 乾符三年(876年)十月，西川节度使高骈开始修筑成都的罗城。他派僧人景仙规划量度，城的周长二十五里，从八月癸丑日开工建筑，到十一月戊子日竣工。 《古今集记》记载：高骈认为成都的土质太差，城墙每年都坍塌毁坏，就换用烧制的砖头。所有靠近城墙的郊外丘陵完全铲平，便利农田生产。 ［点评］ 高骈为了应对民族之间的战争，保卫成都人民，在了解实际情况后，兴工建造罗城。他的作法有几点值得肯定和效法：兴工之前派专员实地测量，决定工程的规模；找到以往城墙容易坍塌毁坏的根本原因，改烧大砖筑城，以保证工程质量；限定工期，早日竣工，有利于巩固城防。 铲平负城的一切丘陵，不仅有利于农田生产，而且可以保证城周平坦，进犯者无法掩蔽，有利于城防。军亨与农事兼顾，后之军政长官能否如此全面规划安排? 城市用水，特别是饮水问题，是值得主管市政的官员认真思考和处理的大事。高骈的建筑罗城，未始不以咸通十一年的故事为鉴?(张绍诚) [原文］ 第五伦，字伯鱼，京兆长陵人也。……数岁，拜为宕渠令，显拔乡佐玄贺，贺后为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洁称，所在化行，终于大司农。伦在职四年，迁蜀郡太守，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椽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伦悉简其丰赡者遣还之，更选孤贫志行之人以处曹任，于是争赇抑绝，文职修理，所举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时以为知人。视事七岁，肃宗初立，擢自远郡代牟融为司空。 范哗《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伦传》 ［译文］ 第五伦，字伯鱼，京兆长陵(在陕西咸阳县东)人。……几年之后，任命为宕渠(治四川渠县东北土溪镇)县令，大力提拔乡级官佐玄贺，贺后来当上九江(郡名，治寿春，治今安徽寿 县)、沛(郡名，治相，治今江苏濉溪县北)二郡太守，以清正廉洁称著，所到之处，教化风行，最后当上大司农(略相财政部长)。第五伦在职四年，调任蜀郡太守，蜀地肥沃富饶，官员和 百姓都富裕，郡县属吏的家产很多都达到千万钱；都用漂亮的车，肥壮的马，以钱财相互交往；第五伦简选那些富有的属吏遣散还家，而另选家境清贫而有志气德行者担任各曹(犹今之局处)的工作，于是争夺贿赂之风渐绝，官府作风整饬。他所推举的官员很多后来都担任九卿二千石之职(犹今之部省级干部)，当时认为他很能识别人才。任职七年，章帝初立，把他从边远的郡里提到中央当司空(三公之一，副丞相)。 [点评］ 在封建社会中，个人家产的贫富，不仅是家产多寡的问题，而且还是不同阶级阶层的重要标帜。第五伦当蜀郡太守，选任属吏的标准是“简其丰赡者遣还之，更选孤贫志行之人以处曹任”。就是说，所任用者是较低阶级阶层的人物，这不仅使官府作风得改善，而且争夺贿赂的歪风邪气也渐断绝。(蒙默) [原文］ 朱龄石字伯儿，沛郡沛人也。……义熙八年，高祖(刘裕)西伐刘毅，龄石从至江陵。九年，遣诸军伐蜀，令龄石为元帅，以为建威将军、益州刺史，率宁朔将军臧熹、河间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刘钟、龙骧将军朱林等凡二万人，发自江陵。寻加节益州诸军事。初，高祖与龄石密谋进取曰：“刘敬宣往年出黄虎，无功而还。贼谓我今应从外水往，而料我当出其不意犹从内水来也；如此，则必以重兵守涪，以备内道，若向黄虎，正眵其计，今以大众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内水，此制敌之奇也。”而虑此声先驰，贼审虚实，别有函书封付龄石，署函边曰：“至白帝乃开。”诸军虽进，未知处分所由。至白帝发书曰：“众军悉从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于中水取广汉，使羸弱乘高舰十余由内水向黄虎。”众乃倍道兼行。谯纵果备内水，使其大将谯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将军秦州刺史侯辉、尚书仆射蜀郡太守谯诜等率众万余屯彭模，夹水为城。十年六月，龄石至彭模，诸将以贼水城险阻众多，咸欲先攻其南。龄石曰：“不然，虽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尽锐以拔其北垒，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龄石率刘钟、蒯恩等攻城，诘朝战至日昃，焚其楼橹，四面并登，斩侯辉、谯诜，仍回军以麾南城，即时溃散，见斩大将十五级，诸营守以次土崩，众军乃舍船步进。龙骧将军臧熹至广汉，病卒，朱林至广汉，复破谯道福别军，乘船陷牛鞞城，斩其大将谯抚。谯纵闻诸处尽败，奔于涪城，巴西人王志斩送之。……道福闻彭模不守，率精锐五千兼行来赴，闻纵已走，道福众亦散，乃逃于獠中，巴西人杜瑶缚送之，斩于军门。……高祖之伐蜀也，将谋元帅而难其人，乃举龄石，众咸谓自古平蜀皆雄杰重将，龄石资名尚轻，虑不办克，谏者甚众，高祖不从，乃分大军之半猛将劲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亦命受其节度，及战克捷，众咸服高祖之知人，又美龄石善于其事。 顺、桓之世，板榍数反，太守蜀郡赵温恩信降服，于是宕渠出九穗之禾，朐忍有连理之木。光和二年，板楯复反，攻害三蜀、汉中，州郡连年苦之。天子欲大出军，时征役疲弊，问益州计曹，考以方略。益州计曹掾程苞对曰：“板椐七姓以射白虎为业，立功先汉，本为义民，复除徭役，但出责钱口岁四十。其人勇敢能战，昔羌数人汉中，郡县破坏，不绝若线。后得板椐，来虏殄(原误作弥，据顾光观校改)尽，号为神兵，羌人畏忌，传语种辈，勿复南行。后建和(原误作建宁，据《后汉书》改)二年，羌复入汉，牧守惶惶，复赖板楯破之。若微板楯，则蜀汉之民为左衽矣。前车骑将军冯绲南征，虽授丹阳精兵，亦倚板楯。近益州之乱，朱龟以并、凉劲卒讨之，无功，太守李颐以板楣平之。忠功如此，本无恶心。长吏乡亭，更赋至重，仆役过于奴婢，箠楚降于囚虏，至乃嫁妻卖子，或自颈割。陈寃州郡，牧守不理，去阙廷遥远，不能自闻。含怨呼天，叩心穷谷，愁于赋役，困乎刑酷，邑城相聚，以致判戾，非有深谋至计，僭号不轨。但选明牧守，益其资谷，安便赏募，从其利隙，自然安集，不烦征伐也。昔中郎将尹就伐羌，扰动益部，百姓谚云：‘虏来尚可，尹将杀我。’就征还后，羌自破退，如臣愚见，权之遣军，不如任之州郡。”天子听从，遣太守曹谦宣诏降赦，一朝清戢。 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

凉山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报告

作者：  陈金全，巴且日伙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8

简介：　　《凉山彝族习惯法田野调查报告》共分5个章节，主要对凉山彝族习惯法进行了田野调查。彝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他们居住于祖国的西南边陲，人口近800万。“凉山彝族”是操彝语北部方言、自称为“诺苏”的彝族支系，他们主要居住在四川省境内黄茅埂以东至金沙江畔，北至大渡河的地理区域。这里群峰罗列，峡谷纵深，山河奔腾，自然环境奇瑰而险峻。由于山水的阻隔，古老的彝族“原生态”文化受中央王朝及周边文化的影响相对较少，从而较多地保留了其自身的特性。凉山彝族习惯法是彝族法制的典型体现，它体系完备，内容详细周全，富有民族特色。不仅如此，这些生长于彝族民间的法律如一泓清流，从远古流淌至今，在今天的凉山彝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秩序功能。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说，“夷中有狡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直到今天，这些见多识广、长于辞令、德高望重的“耆老”——彝族民间的“法律人”“德古”依然活跃在人们的法律生活中，他们运用习惯法和判例解决了凉山彝族地区大量的纠纷，起到了化解社会矛盾、维系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

海南文化史话

作者：  方鹏著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简介：从这两条记载可知，“儋耳降附”与“儋耳同哀牢僬侥等慕义贡献”是发生在同一年的事，应指的是同一件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曾说“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帅自谓干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则至肩而已”，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哀牢夷中有儋耳人。这里的“哀牢”指的是云南的哀牢山。所以，《后汉书》中这两处的儋耳人指的是哀牢山儋耳人，唐代李贤在注释《后汉书》时未加详辨，误以为是海南儋耳郡。后世一些学者也多不加辨析，以至以讹传讹。 至此，关于“儋耳”人的渊源，大致可以作如下推测：这一一族群最早出现在渤海湾，后由东向西迁徙，到达青藏高原东邮，义南下在哀牢山定居，另有一部分在海南岛定居下来。 儋耳人这一族群的基本特征在后世消失，唐宋以后的人记述海南岛的故事很多，却再也看不到有关“大耳朵”的记载。宋代赵汝适就曾在《诸番志．海南》里讲，过去有人说儋州这个地方的土著入耳长至肩，所以才有“儋耳”的称呼，但现在这里却没有大耳朵的人。这是整个族群被同化，还是又迁徙他处?今天已不得而知。 探访神秘的乌浒人 最初披露乌浒人的史籍是《墨子·鲁问》，说的是交趾之西有啖人国，这个地方的人所生的第一个孩子都被分解吃掉，据说这样做才会对弟弟有利。如果吃了感觉味道不错，还要送给首领尝尝，首领尝后也觉得味道不错，还会奖赏孩子的父亲。《后汉书．南蛮传》更说，乌浒人如果觉得娶回来的妻子很美丽，就会把妻子让给其兄。万震《南州异物志》也说，乌浒是地名，在广州以南，交州以北。乌浒人经常出没于路上，一旦看见有过路的人，就出来袭击，主要是想吃人肉，而不是为厂得到财货，并以人肉为佳肴，又砸破人的骷髅作为饮酒的器具，尤其视人的手掌和脚趾为珍品，一般用来献给老人吃。 到东汉末年，乌浒人成为交州、广州交界(交趾、合浦、郁林交界处)人数众多的一个族群。关于乌浒人活动的核心区域，近代学者戴裔煊先生考证为广西横县以东至陆川一带。蒙文通先生进一步推断乌浒人迁移的踪迹，以为他们是从交趾的西边向东迁徙而米，经炸吁到达郁林，再北上荆州、湘江，南下交州、陆川。乐史《太平寰宇记》以为乌浒人即后来的俚人，这一说法反映出宋代以后的人对于南方少数民族彼此之间极为复杂渊源关系的一种模糊判断。 海南岛有乌浒人活动的踪迹，这一点从古人将乌浒人视为黎人就可以看出来。宋代的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黎，海南四郡鸠土蛮也。”陆次云《峒溪纤志》也说：“黎人生儋、 崖、琼、万之间，即鹇入也。”戴裔煊先生认为鸭上蛮即陷人，亦即乌蛮、乌浒蛮。蒙文通先生指出，《汉书．贾捐之传》所录贾捐之的话，认为在海南岛上生活的是骆越人，鼻饮这一现 象是骆越的习俗，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有可能在贾捐之生活的年代，乌浒人刚由交趾的西面向东迁徙来到海南岛，而贾捐之早就听说过骆越这个族群，但不知道乌浒人这个族群的存在，于是就笼而统之地称他们为骆越人。《太平寰宇记》说黎人“杀行人取齿牙贯之于项，以街骁勇”，成为一般研究者认为乌浒人与黎人有渊源关系的最好注释。 古朴原始的文郎人 《水经．温水注》引《林邑记》一段话说，日南郡朱吾县以南有文郎种人，露天生活，没有住宅，以树为家，吃生鱼生肉，靠采沉香为业，与人交易就像上古的人一样。《续汉书· 黎族人过河用的葫芦(《黎族传统文化》)郡国志·注补》日南郡朱吾县引《交州记》也说：这里的人伴海而居，不吃大米，仅以鱼 文郎人“野居无室，依树止宿，食生鱼肉，采香为业，与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他们的习俗不仅与骆越人耕田为食不同，与夜郎人聚族而居、耕田谋食的生活也不同。因此，也不能将文郎人与夜郎人混为一谈。 关于文郎人的记载仅见于日南(今越南)旧史，中国古代文献记录的很少。但是，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支自西向东迁移而来的新族群，生活方式原始，人民纯朴，这些方面是前面所述百越族群无法比拟的。这一族群在向东迁徙过程中，到达日南后，又渡海到达海南岛，成为今天海南岛黎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准确地说，黎族中的哈黎族群，就有可能是由文郎人渡海而来所衍化的。哈黎族群不仅生活方式原始，而且主要生活在海南岛的南部，其由南向北的发展迹象已被前人进行田野考察时所指出，也是这一推测的重要根据。这一推测的另一根据是，哈黎喜欢用“抱某、报某、保某、宝某”等地名，因为“抱、报、保、宝”都是哈黎语“村子”(bOu)的对译，而在广东徐闻、海康、湛江、高州、电白、信宜，也有用“抱、报、保、宝”命名的村子，这说明哈黎族群的人在到达海南岛的同时，也到了广东西南沿海一带。 建立夜郎国的僚人 “僚人”之称，最早出现在晋朝张华的《博物志》里，后来，常璩《华阳国志》、《晋书．李势传》、李石《续博物志》、《魏书．僚传》等也都有所记载。僚人出现在四川，人数众多，分布广泛，遍布今四川中部、东部及重庆市，一时引入注目。然而僚人是从哪里来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漾水》指出，僚人是从肝河向北发展到四川的。王燕玉考证说，烊河国结束于春秋末期，起而代之的是夜郎国。夜郎国在西南夷中很有影响，北通巴蜀，南连南越，西达滇国，东接荆楚，曾与南越长期为邻，武帝时曾受汉“夜郎王”之封。另据《汉书．西南夷 传》，夜郎国亡于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一公元前25年)，就在那一年，烊河太守陈立斩夜郎国王兴，夜郎国从此不复存在。古夜郎国的主体族群当有僚和濮，僚人先入，濮人后来。 夜郎国居统治地位的族群为僚人，而非濮人。 作为居统治地位的族群，僚人在夜郎国灭亡后，去向何方?这是最令人关注的事情。目前从对夜郎国及其族群研究的结果看，僚人的去向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就地衍变为现在主要居住在贵州境内的仡佬族等族群；(2)向北发展成为巴蜀境内的僚人；(3)向南迁移成为两广乃至海南岛内的僚人；(4)向西迁移成为九真徼外的夜郎人。仡佬族的先人为僚人几乎成为共识，南越、交趾自古就与巴蜀交通，夜郎(羊河)为其必经之路，由夜郎(烊河)向南向北迁移也在情理之中，惟有向西迁移至九真徼外的夜郎人值得重视。 最先注意到这一事实的是蒙文通先生，说：西汉河平二○年(公元前27)，烊河太守陈立斩夜郎王兴，此后夜郎之地不再有关于夜郎国的事。东汉建武初年(29)，任延为九真太守，九真徼外有夜郎人“慕义保塞”，东汉永初元年(107)，九真徼外夜郎入主剃刁服汉朝。夜郎族人在夜郎国灭亡后西迁至九真徼外，后又慕义举土内属，人多地广，影响颇大。 关于僚人的习俗，古书多有记载，较详者如《魏书．僚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散居山谷，居“干栏”；(2)无氏族的分别，无名字，所生男女均以长幼次第来称呼，丈夫称 阿谟、阿段，妇人称阿夷、阿等；(3)一群人中以年长者为王，父死子继，但各群彼此之间互相独立；(4)每个僚王都有鼓角一双，由自己的亲人负责吹或打，群聚时常常执盾持矛，敲竹 为音，击掌为声，构成欢乐的节奏；(5)喜好彼此之间的残杀，父子之间也是如此，大多不敢独自远行，口嚼鼻饮，能卧水底，持刀剌鱼；(6)善于织细布，颜色非常鲜明。《旧唐书·南 平僚传》说南平僚人居住在被称为“干栏”的楼房里，男人衣襟左面敞开，长发披肩，赤足行走，妇女的衣服是用两幅横布裹身，头从中央露出，称为“通裙”。这里的人头发很好看，一般扎成髻鬟垂于脑后，用三四寸长笔杆粗细的竹筒斜插在发髻上，家庭比较富裕的人也有配戴珠当的。 在僚人习俗中，最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保存于陵水黎族自治县博物馆内的海南民间榨糖用的石碾“妇人横布两幅，穿中而贯其首”，穿的是通裙；二是“其人美发，为髻鬟垂于后”，都有一头很好看的头发。这与唐代以前 海南岛居民的习俗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到了宋明时期，海南岛上的居民已被分为黎和岐两种。顾炎武认为，岐人即隋书所说的伍，也就是晋代的僚人。从僚与岐的生活习俗来看，认为岐为僚的后裔或许并无不妥。可能的情况是，夜郎人在“举土内属”时，有一部分渡海来到海南岛成为岐人，也就是后来的黎入。 走近海南俚人 史书关于“里”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后汉书‘南蛮传》。据此书的记载，东汉建武十二年(36)，九真徼外有一个名叫张游的蛮里人，羡慕内地文明，主动带着族人归属内地，被朝廷 封为归汉里君。东汉建武十六年(40)，交趾女子徵侧及其妹妹徵贰起兵反叛汉朝，九真、日南、合浦一带的蛮里一呼百应，一下子攻占厂65个城池，徵侧自立为王。唐朝李贤对“蛮里”的注解是：“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 东汉九真徼外，在今天老挝境内。由此可以看出，早在九真到合浦一带就生活着一群被称为“里”的族群。从史书记载陵水县出土的铜器的分布范围看，这一族群主要生活在今天的越南、老挝及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 据《三国志。吴书．薛综传》，三国时期，在两广一带已形成势力强大的所谓“高凉宿贼”，成为反叛逃亡人群的最后落脚点。 ……

华阳国志译注:修订本

作者：  (晋)常璩原著;汪启明，赵静译注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简介：

酉阳州志

作者：  (清)邵陆编纂;黎洪主编;酉阳自治县档案局整理

出版社：巴蜀书社,2010

简介：《酉阳州志》内容简介：志犹史也，顾史成于隔世，每不能以本朝之人而成本朝之史。然迁续谈《书》，固成彪《志》，犹必取其渊源之有自。若省志、郡志、邑志，则必以其地之人详其地之事，而其书始精。昔王阮亭作《新城县志序》，谓前明郡邑之志不啻充栋，而文简事核，训词尔雅，无如康对山之志武功，其他若王漾陂志鄂，吕泾野志高陵，韩五泉志朝邑，乔三石志耀，胡可泉志秦，赵浚谷志平凉，孙立亭志富平，汪来志北地，刘九经志郿，张光孝志华。其地率秦地，其人率秦人也。又《四川通志》旧序亦称蜀志何防，盖自陈寿《耆旧传》、李膺《益州记》、常璩《华阳国志》、张唐英《蜀祷杌》、案：唐英或作商英，非。

中国道教史

作者：  傅勤家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98

简介：1934年中国有二本道教史出版，一是许地山之《道教史》，二是傅勤家之《道教史概论》。至1937年傅氏《中国道教史》出版，方被视为“我国第一部道教史”。 东晋史学家常璩之《华阳国志》，记载道教五斗米道创立过程最详，曾被视为“中国最早的一部道教史”。但现代学术框架下的第一部，还是非傅氏莫属。 著名学者葛兆光论近百年道教史研究，把傅勤家与许地山、陈垣、陈国符等名家并举。认为他们共同构

华阳国志

作者：  (东晋)常璩著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

简介：　　《中国古代文化全阅读（第1辑）50：华阳国志（全文注音版）》共十二卷，东晋常璩（291年～361年）撰。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县）人，曾任成汉李势时的散骑常侍。东晋永和三年（347年），桓温伐蜀，劝李势降晋，故桓温以为参军，随至建康。无奈建康重用中原故族，遂怀愤改削旧作为《华阳国志》。前四卷以地理为主，涉及区域北起秦岭，南极滇南，西起川西高原，东尽长江三峡；卷五至卷九以编年体形式叙叙公孙述、刘璋父子、蜀汉、成汉割据的历史：卷十至卷十二专记西汉至东晋初的先贤士女。该书将地志、编年、人物三者融为一体，体例完备，资料翔实、丰富， 　　是我国现存比较早的一部地方史志著作。 　　今以四川人民出版社1957年就成都志古堂原版印行南标点整理。志古堂本系1814年廖寅题襟馆市的影刻本，既吸收了顾千里（广圻）的校勘成景（原双行小注，今改排括中注），又咐刻廖寅《三州郡县目录》及佚文，虽最为晚出，却是内容最全、校勘最佳的版本。

巴蜀文化研究.第一期

作者：  李诚主编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4

简介：早于常璩的古蜀史著，据《华阳国志·序志》记载，在汉晋之间原有八家，但仅有题名扬雄的《蜀王本纪》因有清代辑本而流传下来，但已属断简残篇，其余七家则均已散佚(仅《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裴松之注引谯周《蜀本纪》一条传世)，难考其详。但八家《本纪》均为常璩所亲见，并“略举其隅”。从《华阳国志·序志》所举来看，八家{本纪》均充满了方术和神仙家言一类描写，如“三皇乘祗车出谷口”，“蜀王蚕丛之间周回三千岁”，“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周苌弘之血变成碧珠，杜宇之魄化为子鹃”等，常璩斥之为“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但这些事类均为古蜀历史和文化上的重要环节和关键之点，而八家《本纪》的作者又都是汉晋之间巴蜀的成名之士。这就意味着，在两汉和魏晋之际，蜀中学人对于古代蜀史及文化的理解，本质上仍然是宗教性的，即是若干由方术和神仙家言汇聚而成的事类的叠加，亦即宗教史的延伸。 除常璩提到的八家《蜀本纪》外，汉末三国时言及古蜀史的尚有其人，有名的如汉末的来敏和魏晋之间的秦宓、陈寿等。来敏为刘焉宾客，著有(本蜀论》，记述蜀王本始，其书早佚，《水经·江水注)和《沔水注》分别引用一条，其中一条叙录望帝、鳖灵事，另一条叙录石牛便金事，与扬雄《蜀王本纪)大同小异，出自一辙。秦宓所叙，已见上文。陈寿所述，见于《水经·江水注》引其《益部耆旧传》，讲的是蜀中普通百姓夫妻死而复生的故事。这些都是为常璩所驳斥的不雅驯之言。然而在有汉一代、魏晋之世，以神仙家言为脉络的古蜀历史一再在巴蜀文人学土中翻版传习，却恰恰表明古蜀文化史体系不沦在先秦还是汉魏都是由宗教这个粘合剂所聚合起来的。 尽管常璩激烈批评这些“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但他既是蜀郡江原人，就不可能不受到蜀中世代相承的神仙家言的深刻影响，所以在他编撰《华阳国志》时，虽经他以《汉书》作为取舍标准，多方删正，但书中受神仙家的影响之迹仍然斑斑可见。这种情况说明，直至两晋之际，蜀文化中依然弥散着相当浓厚的方仙气息，而这种气息深深浸透了蜀人的心灵，以致连标榜正统、人称“蜀史”的常璩也难以摆脱其窠臼，足见蜀文化内蕴的宗教化程度之深。 汉世广泛流传着关于方术的种种传说，其中颇有名气的是苌弘及其形迹。苌弘，春秋末周大夫，以星象、术数著称于世，《史记·天官书》称他为“昔之传天数者”，(淮南子·泛论篇》还说：“昔者苌弘，周之执术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据(史记·封禅书}，苌弘身怀“设射狸首”之术，“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 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苌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苌弘”。所谓“设射狸首”，渊源于古代的“射侯”，属于上古的一种方术。《封禅书》所说“方”、“方怪”，均指方术，可见苌弘是古代的大方术家。 大方术家苌弘与蜀大有关系。《庄子·外物》说：“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化为碧。”《吕氏春秋·必己》说：“苌弘死，藏其血，三年而为碧”，虽未言蜀，但义近《庄子》。《华阳国志·序志》说：“世俗间横有为蜀传者，言……周苌弘之血，变成碧珠”，可见汉代人所著(蜀王本纪》原有苌弘化碧于蜀之说。晋人干宝《搜神记》亦说：“周灵王时苌弘见， 杀，蜀人因藏其血，三年乃化而为碧。”这些记载说明，苌弘死于蜀是战国秦汉魏晋约及七百年间流传广远的一种传说，这种传说的起源和流布必定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那就是蜀中历来为方术神仙家的渊薮。虽有人指认苌弘葬于洛阳”，但这并不重要。不论苌弘是否死于蜀，道家以《庄子》为首的诸书，以及专门记载古代神怪事迹的《搜神记》，和深受神仙家观念浸染的诸种《蜀王本纪》，均一致指认苌弘死于蜀，这绝非偶然。这种现象至少提供了一条非常清晰的线索，一头伸向上古，一头伸向近古，把千年之间蜀中连续发展的方术视仙家文化串联起来，对于我们理解蜀中为方术神仙家的一大策源地是在胡帮助的，并且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马蜀之成为道教发源地的历史文化渊源及其背景。 “积劫修来似炼金，为王为帝万灵钦”两句，是说主建前世经历几亿劫，就像道士炼金，乃是自己千辛万苦修来的现世果报，现在身为蜀帝，深受百姓爱戴和钦慕，这两句很明显是包含释、道二家思想语汇。“能当浊世为清世，始见君心是佛心”两句，是佛家用语。“九野黎民耕浩浩，百蛮朝骑日骎骎”之“百蛮”，《诗经》大雅《韩奕》云：“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此两句是对句，缘于儒家思想。“今朝献寿将何比，愿似庄椿一万寻”两句，出自道家经典。 贯休尚有一组寿春献诗，共七首，诗名按顺序分别是：《千载降祥》、《文有武备》、《从谏如流》、《搜扬草泽》、《守在四夷》、《大兴三教》以及《山呼万岁》，今略举两首来分析。 《寿春节进祝圣七首》(录二首)云： 文有武备 武宿与文星，常如掌上擎。孙吴机不动，周邵事多行。吁食炉烟细，宵衣‘隙月明。还闻夔进曲，吹出泰阶平。 大兴三教 瞳瞳悬佛日，天俣动云韶。缝掖诸生集，麟州羽客朝。非烟生玉砌，御柳吐金条。击壤翁 知否，吾皇即帝尧。 先看《文有武备》一首，“孙吴机不动，周邵事多行”两句，是言治为用兵之道。“旰食炉烟细，宵衣隙月明”两句，是写王建为了使蜀中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如何废寝忘餐地工作。“还闻夔进曲，吹出泰阶平”两句，夔是舜的大臣，《尚书，舜典》云：“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 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日：‘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在《益稷》里面有云：“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祝敌，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一即是说夔典掌乐事，教华胄子弟诗乐，击打石磬，率百兽而舞。此诗总体就是写因为有蜀帝王建废寝忘餐地勤政爱民，使得蜀中出现 一片太平盛世景象。 再看《大兴三教)一诗，“瞳瞳悬佛日，天俣动云韶”两句，“瞳瞳”即日初出渐明貌，是说在瞳瞳佛日照耀之下，响起了虞舜时代的韶乐。“缝掖诸生集，麟州羽客朝”两句，是说缝掖的儒生和麟州的道土此刻都聚集在朝廷上，共来祝蜀帝寿辰。《海内十州记》云：“凤麟州，在西海之中央。”庾信有诗云：“麟州一海阔，玄圃半天高。”“击壤翁知否，吾皇即 帝尧”之“击壤”一词，王充《论衡·感虚篇》云：“尧时，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五十之民，击壤于途，观者曰：‘大哉，尧之德也。’击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人而休，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大兴三教”反映了贯休社会理想，希望王建能够振兴三教，使三教能够相互妥协，共同发展，最终实现三教共同为理想社会服务的政治理想。 公元911年正月，蜀帝王建改元水平，是年为永平元年。永平二年二月朔日，王建率领百官随从前来贯休住持的龙华东禅院，如《蜀祷杌》卷上云：“(永平二年)二月朔，游龙华禅院。召僧贯休坐，赐茶药彩缎，仍令口诵近诗。时诸王贵戚皆赐坐，贯休欲讽。因作《公子行》曰：‘锦衣鲜华手擎鹘，闲行气貌多轻忽。艰难稼穑皆(以上五字《禅月集》作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为(《禅月集》作是)何物。’建称善，贵癣皆怨之。贯休本兰溪人，善诗，与齐己齐名，有《西岳集》十卷。” 路振《九国志》卷一二《李景威传》称：“及王师入城，继冲悔不用其言。”应该说，景威忠勇可嘉，其惨烈而死，令人痛惜不已。但如果景威的计划得以实施，后果将不堪设想。此以宋军灭周氏政权为例。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太祖乾德元年载，张文表被人所杀后，宋军仍长驱入潭州。观察判官李观象主张归朝，周保权在指挥使张从富等人的挑动下，阴谋抗拒。三江口之战，宋军“获船七百余艘，斩首四千余级”。后宋军攻打敖山寨，“贼弃寨走，俘获甚众。处耘择所俘体肥者数十人，令左右分食之，少健者悉黥其面”。军队伤亡惨重，人民饱受其祸。后张从富被杀，周氏政权最终没能保住。 事实证明，孙光宪的识见远在李景威、张从富等人之上。当统一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荆南高氏父子事大以保其国”[55]的国策失去效力之时，纳土归顺朝廷实乃唯一可供之选择。《十国春秋》卷一O一《侍中继冲世家论》说得好：“真人出，四海一，理势之必然也。天水肇兴，群雄渐削，即无伐虢灭虞之谋，高氏其能常守此土乎?光宪知几，所由与卖国以徼富贵者异矣。”这一说法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孙光宪劝主纳土之举，既是基于儒家的君臣之义，也是他天下归一思想的实践，与卖主求荣者有着本质的不同。就连一贯以褒贬自任的欧阳修对此也没有提出非议。可见，孙光宪的所作所为是为封建正统史家所认可的。而荆南的率先归附，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加快了赵宋王朝统一中国的步伐。对于孙光宪这一顺应时势的明智行为，我们应给予高度的评价。 三黄州时期 先后历经了唐、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六个朝代的孙光宪，在有生之年，终于步入了国势蒸蒸日上的大宋王朝。据《宋史》卷四八三《孙光宪传》，孙光宪劝继冲归附宋朝，“太祖闻之甚悦，授光宪黄州刺史，赐赍加等”。 黄州在今湖北省黄冈市，孙光宪在这里度过了生平的最后一个阶段。《宋史》卷四八三《孙光宪传》载：光宪“在郡亦有治声”。《十国春秋》卷一O二《孙光宪传》亦云：“在郡亦称治。”《大清一统志》卷二六四(黄州府》把孙光宪列为名宦。可见，已风烛残年的孙光宪仍老当益壮，造福一方人民。 然而，才华横溢、治郡有声的孙光宪却未被新朝看重、提拔。似乎可以说，新朝很快就把他这位“功臣”遗忘了。 乾德六年(968年)，一代才子孙光宪卒于黄州任上，享年约73岁。 孙光宪的黯然辞世，带给后人无尽的遗憾。《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小说家类》云：“有荐于太祖者，将用为学土，未及而卒：”(宋史》卷四八三《孙光宪传)亦云：“时宰相有荐光宪为学士者，未及召，会卒。” 据(宋史)卷二一O《宰辅表》，从乾德二年(964年)正月至开宝六年(973年)九月，一直由赵普担任宰相。乾德五年丁卯，“十二月，赵普丁母忧，丙子起复”。开宝三年庚午，“三月戊辰，右仆射赵普落起复，加特进”。开宝三年(970年)，孙光宪已辞世。赵普荐孙光宪为翰林学土，显然不可能在其“起复”之后。乾德六年十一月癸卯，太祖改年号为开宝，孙光宪则在改年号前去世。因此，赵普荐孙光宪为学土当在其“丁忧”之前，即乾德五年十二月之前，而孙光宪恰在此后不久辞世。 但笔者认为，太祖将任用孙光宪为学士的说法不一定可靠。孙光宪归附宋朝长达数年之久，且治郡有声，太祖完全可以尽早重用他。但事实上，孙光宪一直被弃置在黄州。因此，太祖要任用孙光宪为学土，而孙光宪却不幸去世之说颇值得怀疑。 第二，“胸有成竹”的创作论。“胸有成竹”是“得成竹于胸中”的简称，它已成为一个成语，可见其影响之深远。此理论首见于苏轼《文与可画篑雪谷偃竹记》，中说：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

百年重大考古发现秘闻录

作者：  于秋伟，张勃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4

简介： [书摘:]继王懿荣首开收藏甲骨之风后，有些金石学家也陆续加入到搜购、收藏的行列中。其中有一位有心人，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王懿荣殉国后，所藏甲骨大部归于刘鹗，除此之外，加上托人代购的一部分，其收藏数量几达5000片之多。1903年，刘鹗从其中选出1千余片，做成拓片，编为《铁云藏龟》一书，这是甲骨文著录的第一部专著，开甲骨文研究的先河。然而，刘鹗的命运较之王懿荣犹有不及，他虽亦为忠义之士，却因擅开皇仓、赈济百姓而被清政府流放边疆，死在异乡的土地上。 刘鹗开始搜求甲骨时，已经注意这些甲骨的出土地点了，因为只有搞清出土地，才能最终揭开这种甲骨文字的奥秘。但出土地对世人来说一直是个谜，古董商心里明白秘密泄漏的后果，对此守口如瓶。惟利是图的古董商们告诉刘鹗的甲骨出土地点，或是汤阴，或是汲县，却从来没有和安阳联系起来。当时交通不方便，也没有现代化的通讯设备，还真的让古董商蒙混过关了，刘鹗一直对甲骨出土于河南汤阴深信不疑，这位著录甲骨文的第一人，至死也被蒙在鼓里。其发表的专著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很大反响，流风所及，“汤阴说”同样蒙蔽了日本人，成为一段时期内有关甲骨出土地的主流。但狡猾的商人编织的谎言最终还是被戳穿，戳穿谎言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在当时的金石学家罗振玉的劝诱下，惟利是图的古董商人终于道出甲骨真正出土地之所在。 罗振玉，字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他一生保守、反动，是地道的保皇派，但这并不影响他勤于治学，善于稽古，具备丰富的金石学知识。他和刘鹗过从甚密，接触到甲骨文后，立即全力以赴地从事甲骨文的搜集和研究。他首先知道甲骨出土地的真相后，接着便进行了一番考证，从史书上查找材料，证明安阳为殷朝的都城，出土甲骨的地点，应即为殷墟之所在!弄清了这一点，让罗振玉大喜过望，原来这些神秘的文字乃是三千年前商朝人遗留下来的，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古文字!罗振玉惊喜之余，当机立断，不仅先行派其弟罗振常和妻弟范兆昌前往安阳，搜购甲骨，而且他还亲自前往安阳小屯殷墟，进行实地调查，收获颇丰。这一年是1916年，这也是金石学者第一次把足迹印在古老的殷墟之上。罗振玉搜集甲骨数以万计，先后出版多种专著，当仁不让地成为甲骨学最早的权威。 甲骨学的发展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自从殷墟被发现之后，不知不觉中，它已成为殷墟的一部分，而且日渐成为其小而又小的部分了。殷墟，走过历史的荒野，全部呈现在我们面前，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不断发现的遗迹震撼着世人! 殷，在今天的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它地处黄河北岸的冲积平原上，洹河自西向东蜿蜒流淌，沿河两岸水土肥美，利于灌溉；前有黄河天堑，后有太行山脉为依托，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在殷商版图中比较居中，便于控制四周的小国，的确是一块建造国都的风水宝地。 殷作为商朝后期的统治中心，一直是商代经济、文化的兴盛之地。虽然其地面建筑在商亡时遭到严重破坏，但仍给我们留下了数不清的地下遗迹和遗物，举世闻名的甲骨文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还有更多、更好的遗存等待我们去发现。殷墟的千年酣睡，就要被人们一声声唤醒了……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1200多年前，唐代大诗人李白即展开丰富的想像，用他那雄浑豪放的笔触，着力描绘了秦蜀道路的奇丽惊险，同时发出古蜀“开国何茫然”的感叹。而当近现代的历史学家，面对着古蜀之何时开国、何地建都诸如此类的问题时，他们感到的仍是一片茫然。据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它历经夏、商、周三代，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还参与 讨伐队伍之中，对商作战。若按《蜀志》的提法，蜀立国始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三皇之一的人皇时期，那么当有45000多年的历史，这真是显得太夸张了，李白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固然可以将“四万八千岁”写入诗中，严谨重实证的历史学家们却很难相信如此巨大的数字。即以肇始于黄帝时期，其立国也在夏商周之前，这同样令研究者们感到不可思议。《文选·蜀都赋》刘逵注引西汉文学家杨雄的《蜀王本纪》又说“蜀王之先名蚕丛、柏蔓、鱼凫、蒲泽、开明”，他们“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 对于这几代蜀王，《华阳国志·蜀志》又作了些简单介绍。说蜀侯蚕丛最先称王，他的特点是“目纵”。他死之后，葬以石棺石椁，国人也纷纷效法，所以习惯上认为石棺墓就是蚕丛后代“纵目人”的坟冢。蚕丛之后为柏蔓，柏蔓之后为鱼凫。相传鱼凫王一次到湔山(在灌县境内)种田时，忽然得道成仙而去，蜀人十分思念他，就在湔山立祠祭祀。再后就是杜宇，亦即蒲泽，又称望帝。 杜宇(蒲泽)之后就是开明。战国初期，九世开明帝改帝称王，有一次他做梦国都迁移了，醒后便做出决定，将都城由郫邑迁至成都。那时中原诸国称霸争雄，战乱不已。蜀地远处西南隅，开明氏恃秦岭、剑阁之险，闭关自雄，修水利，劝农耕，务蚕桑，发展经济，国力十分强盛，势力一度扩展到东起涪江，西到大渡河，北自陕西凤翔，南至今四川宜宾的广大区域。周慎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更元九年)秋，秦国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军人蜀。不久，杀蜀王，灭掉蜀国，古蜀的历史就此结束。 纵观古蜀国的历史，只有开明氏一朝记载较多，杜宇氏之前以至蚕丛氏时期，文字记载不过是只鳞片爪，且多夹杂着神话传说，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如何，与周边关系怎样，人们都难以看清其庐山真面目了。月亮湾玉石器的出土给古蜀文化的研究带来了一线希望，可惜这仅仅是个希望。从30年代以后，直至70年代，古蜀文化的研究进展不大，也没有出现惊人的考古发现，眼看走到了山重水复的地步。恰在此时，三星堆附近又获得了重大考古发现。 但一件雕塑作品仅仅做到了形似还不够，只有形神结合、形神统一才能算一件成功的作品。而秦俑个体雕塑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重视传神，努力做到形神统一，刻画了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人物不同的精神面貌。秦俑的塑造追求形似，但绝非为形似而形似，它还要与神的表达相结合。以武士俑的胡须为例，胡须的制作方法有多种，或在唇上直接刻画出胡形，或是粘接泥片加以刻削，或径以泥块作成，或用减地浮雕法刻成；胡须的种类更是多种多样，有络腮大胡，有三滴水式乳状髭须；有胡角下垂的，也有胡角上翘的，但什么样的人长什么样的胡须，却与该人的年龄个性密切相关。留络腮大胡者，双腮有两片浓密的丝须，上唇配双角上翘的大八字胡，一般年纪偏老，性格粗犷；留小八字胡者，上唇上横置两片短小的小胡，下颏配有一点小须，一般较为年轻，显得潇洒干练；留双角下垂的八字胡者，两撇胡丝沿口角自然下垂，下颏配一撮小须，一般性格文静。此外，或冷峻或深邃或圆睁或机灵或锐利的眼睛，或大或小或厚或薄的耳朵，或塌平或高耸或粗短或瘦削的鼻子，或薄薄或润厚的嘴唇，或棱角分明或双唇半启或两唇紧闭的嘴巴，再加上或细长或粗短或浓密或如山脊或似弯月的眉毛，无不强化了秦俑的精神面貌。正是由于把个体外在的形象与内在的精神相结合，秦俑艺术给人们留下了众多典型的人物形象。面目清瘦一把长须形态平静的老将表情严肃，显得稳健而多谋；面阔耳大天庭饱满眉如山脊的中年将领，显得威猛而豁达；面形圆润细眉大眼嘴唇鼓突的战土活泼可爱稚气未脱；长眉大眼阔口厚唇者气度凝重；五官粗壮双目圆睁者神态英勇；双唇紧闭侧耳凝神者机警聪敏；舒眉秀眼若有所思者文雅沉静……真可谓千人千面，少有雷同。在陶马的塑造上，作者同样抓住眼、耳、鼻、口等关键部位突出马的神态。状如悬铃的双眼，尖尖耸立的双耳，粗大翕张的鼻孔，裂长嘶呜的口唇，再加上肌肉丰实刚健有力的肢体，翘卷的尾巴奋扬的鬃毛，一副欲在疆场上左右奔突驰骋千里的潇洒姿态。难怪有人说：“它们的出现，是我国古代长期盛行的骏马雕塑艺术的真正开端。”正是秦俑的作者们在继承和发展前代造型艺术的基础上，将圆雕、浮雕和线雕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塑、堆、贴、刻、捏、画等技法，显示了立体形象的体、重、形、神、色、质等艺术效果，并通过艺术的夸张和提炼概括，寓静于动，动静结合，在统一中求变化，在共性中突出个性，于一个受纪律约束而整齐划一列队的庞大军阵体系中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又个性鲜明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所散发的勇武精神又总与军阵的临战气氛相契合。 椁室的边箱清理完毕后，开始拆卸椁板，打开棺室盖板，盖板有两层，打开后，发现棺为套棺，而且有4层之多!第一层是黑漆素棺。棺的外部遍涂棕黑色油漆，没有描绘花纹，棺内则涂朱漆。拆开后，暴露第二层彩绘棺。棺内亦涂朱漆，纹饰很少，棺外部以黑漆为地，彩绘有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以及穿插其间的形态生动的神怪。其中画面上常见的是一种面部似羊非羊，似虎非虎，顶竖长角，兽身有尾的怪物。这种怪物，往往衔蛇操蛇，也有袍服人立的，但四肢似猿，手足不分。《山海经·中山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楚地多信巫，江湘又多神怪，当时的统治者在棺上绘操蛇之神，多含辟邪、升仙之意。第三层棺也是彩绘棺。棺内外髹以朱漆，色彩鲜丽。在棺外的朱漆地上，又用青绿、粉褐、藕褐、赤褐、黄白等明亮的色调，绘画出龙、虎、朱雀、鹿和仙人等祥瑞，也起着祈福避邪的用途。两层彩绘漆棺的绘制方法与后世建筑彩画的作法近似，先用漆将木材表面刮抹平整，再用各色油彩描绘花纹。构图严谨，不留空白，讲求平衡和对称，画法多采用铁线描，或平涂勾勒，线条流畅而且富于变化。色彩的运用上，不仅注意层次感，而且讲究整体效果，注意不同色调的色彩搭配，色彩瑰丽，随意流畅，表现出强烈的汉代艺术风格。

华阳国志

作者：  (晋)常璩撰;严茜子点校

出版社：齐鲁书社,2010

简介：《华阳国志》是宋以前流传至今最古的地方志。从前的目录书，或者把它列为霸史，或者把它列为伪史，也有归入别名或杂史的。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它列入地方志。根据它叙述古代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历史地理情况来看，作为地方志比较合理。 《华阳国志》共十二卷，包括巴、汉中、蜀、南中、公孙述刘二牧、刘先主、刘后主、大同、李特雄期寿势各志、先贤仕女总赞、后贤志，卷末为序志并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名录。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记录了这些地方的出产和历史人物。

作者：  

出版社：

简介：东晋常璩撰。全书分《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将志》、《序志并益、梁、宁三州先汉以来士女目录》，共12卷。前3卷类似地理路、风俗物产、民族、名宦大姓及其部曲等，后3卷类似传记，叙述汉迄东晋西南人物近400人。中间6卷类似本纪，编年记事。资料采择颇丰，有关都江堰和井盐的记载较其它著作为详。本书结构严密、系统性强、文词典雅、评价得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古代地方性史著。

二十五别史.10,华阳国志 九家旧晋书辑本

作者：  (晋)常璩撰

出版社：

简介：

国学基本典籍丛刊：明本华阳国志

作者：  常璩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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