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作者：  (英)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著;周定瑛译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简介：《历史的地理枢纽》由哈尔福德·麦金德所著，本书包括英国近代地理学鼻祖哈麦金德的两篇论文：《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与《历史的地理枢纽》。这两篇文章都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在1887年1月份宣读，立即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把英国的地理教学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奠定了今日英国地理学的思想基础。这篇论文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历史的地理枢纽》于1904年1月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

傅雷文集,文艺卷

作者：  傅雷著;傅敏编

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简介：傅雷自述 略传 我于一九0八年三月生于浦东南汇县渔潭乡，家庭是地主成分。四岁丧 父；父在辛亥革命时为土豪劣绅所害，入狱三月，出狱后以含冤未得昭雪， 抑郁而死，年仪二十四。我的二弟一妹，均以母亲出外奔走，家中无人照顾 而死。母氏早年守寡(亦二十四岁)，常以报仇为训。因她常年悲愤，以泪洗 面；对我又督教极严，十六岁尚夏楚不离身，故我童年只见愁容，不闻笑声 。七岁延老贡生在家课读《四书》《五经》，兼请英文及算术教师课读。十 一岁考入周浦镇高小二年级，十二岁至上海考入南洋附小四年级(时称交通 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附小)，一年后以顽劣被开除；转徐汇公学读至中学(旧 制)一年级，以反宗教被开除。时为十六岁，反对迷信及一切宗教，言论激 烈；在家曾因反对做道场祭祖先，与母亲大起冲突。江浙战争后考入大同大 学附中，参加五卅运动，在街头演讲游行。北伐那年，参与驱逐学阀胡敦复 运动，写大字报与护校派对抗。后闻吴稚晖(大同校董之一)说我是共产党， 要抓我，母亲又从乡间赶来抓回。秋后考入持志大学一年级，觉学风不好， 即于是年(一九二七)冬季自费赴法。 在法四年：一方面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一方面在巴黎卢佛美术史学校 听课。但读书并不用功。一九二九年夏去瑞士三月，一九三。年春去比利时 作短期旅行，一九三一年春去意大利二月，在罗马应“意大利皇家地理学会 ”之约，演讲国民军北伐与北洋军阀斗争的意义。留法期间与外人来往较多 ，其中有大学教授，有批评家，有汉学家，有音乐家，有巴黎美专的校长及 其他老年画家；与本国留学生接触较少。一九二八年在巴黎认识刘海粟及其 他美术学生，常为刘海粟任口译，为其向法国教育部美术司活动，由法政府 购刘之作品一件。一九二九年滕固流亡海外，去德读书，道经巴黎，因与相 识。我于一九三一年秋回国，抵沪之日适逢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冬即人上海美专教美术史及法文。一九三二年一月在沪结婚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发生，美专停课，哈瓦斯通讯社(法新社前 身)成立，由留法同学王子贯介绍充当笔译，半年即离去。当时与黎烈文同 事；我离去后，胡愈之、费彝明相继人内工作，我仍回美专任教。一九三三 年九月，母亲去世，即辞去美专教务。因(一)年少不学，自认为无资格教书 ，母亲在日，以我在国外未得学位，再不工作她更伤心；且彼时经济独立， 母亲只月贴数十元，不能不自己谋生；(二)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 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故母亲一死即辞职。 一九三四年秋，友人叶常青约我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以各日报 消息分类重编；我任总编辑，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 之始。三个月后，该刊即以经济亏折而停办。我为股东之一，赔了一千元， 卖田十亩以偿。 一九三五年二月，滕固招往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 ，与许宝驹同事。在职四个月，译了一部《各国古物保管法规汇编》。该会 旋缩小机构，并入内政部，我即离去。 一九三六年冬，滕固又约我以“中央古物保管会专门委员”名义，去洛 阳考察龙门石刻，随带摄影师一人，研究如何保管问题。两个月后，内政部 要我做会计手续报账，我一怒而辞职回家，适在双十二事变之后。 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卢沟桥事变后一日，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 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以时局紧张，加速讲完， 于八月四日回沪，得悉南京政府决定抗日，即于八月六日携家乘船去香港， 转广西避难。因友人叶常青外家马氏为广西蒙山人，拟往投奔。但因故在梧 州搁浅，三个月后进退不得，仍于十一月间经由香港回沪，时适逢国民党军 队自大场撤退。 一九三九年二月，滕固任国立艺专校长，时北京与杭州二校合并，迁在 昆明，来电招往担任教务主任。我从香港转越南入滇。未就职，仅草一课程 纲要(曾因此请教闻一多)，以学生分子复杂，主张甄别试验，淘汰一部分， 与滕固意见不合，五月中离滇经原路回上海。

布达拉宫上空的谍影

作者：  张伟编著

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简介：有过一些故事　有过一些人　因何而来　来做什么　怎样的经历和命运　高原漠风中　隐约有背影 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西方列强为染指中国领土西藏费尽了心思。英国、俄国、美国等国更是派遣了大量间谍潜入这片雪域高原，为实现自己的野心收集情报。《布达拉宫上空的谍影》，全景式地展现1774-1949年间外国间谍在西藏的秘密活动。 沙皇俄国很早就开始觊觎中国的领土西藏。西藏是俯瞰中国内陆、连接中亚和通往印度乃至印度洋的战略要地。18世纪初，沙皇彼得一世被中国西藏盛产黄金的传闻所吸引，下令与“达赖喇嘛辖地”通商往来，“但此商务往来目的不在牟利，而在派遣机敏人员随同商人一起活动，以便探明何地出产黄金，产量如何，何路可通，即便路途艰险，也要查明能否到达其地，并加以占领”。 在沙俄政府驱使和支持下，军人、商人、教士和间谍不断渗入中国西部，探察通往及占领西藏的途径。 随着俄、英在中亚的扩张竞争日益激烈，西藏成为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之一。自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政府开始对西藏采取有计划、有组织的侵略行动，陆军部、总参谋部、外交部在沙俄皇家地理学会的配合下，派遣将校级军官率领一批又一批的“考察队”，打着“地理考察”、“学术研究”的旗号，到西藏进行全面的实地勘察，为其进一步侵略西藏搜集情报。作为直接为沙俄侵略政策服务的军事间谍，他们由官方供给巨额资金，并配备卫队武装护送，从四面出动，企图进入西藏中心进行窥探，其活动规模之大，介入人员之多，盗窃情报范围之广，手段之卑劣，较之同时期英、美、日等国潜入中国的间谍有过之而无不及。

Pilgrimage to Al-Madinah and Meccah

作者：  (英)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著;石云龙译

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

简介：伯顿爵士根据自己在东方圣地上的亲身经历，对东方进行了真实而生动的描述。他不仅详实地描写了自己亲眼所见的异国风景，各种或宏伟壮观、或令人惊叹、或朴素无华、或令人感慨的清真寺建筑，清楚地介绍了伊斯兰教的四大主要派别，向读者展示了他眼中的伊斯兰教各种仪式，而且还根据自己的考察，对东方人、对东方风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本书并不是一部旅游指南，而是一部认识圣城、了解圣地的百科全书。从这部洋洋洒洒近千页的英文原著中，你确实能够发现旅行指南中可以找到的内容，包括朝觐的行进路线、沿途风光、风土人情、伊斯兰教的各种派别、阿拉伯各个民族不同的习性，可是，从作者阐述的亲历事件中，从他那充满幽默机智的话语里，你更能发现殖民帝国主义时代一个西方人看待古老东方文明的视角、一个“厌倦了文明”的英国人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　　前言　　西方现代文明对财富与知识的浮士德式的追求，一直是令人惊讶与困惑的历史事实。在短短的四百年间，西方从一个偏僻的角落变成世界的中心，拥有整个大海洋的霸权，地球五分之四的土地成了它的殖民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研究现代文明，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这个奇迹。创造这一奇迹，财富、制度、权力、心理的因素固然重要，知识的因素也不可忽略。托多罗夫谈到西班牙转瞬之间征服中南美洲的奇迹时曾说：“这惊人的成功的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说来奇怪，那就是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　　“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是令人惊叹的。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资料与理论。研究晚清社会，离不开诸如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之类的传教士的著作，研究十九世纪阿拉伯的宗教习俗与历史，离不开伯顿的《走向圣城》。在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中，欧洲人有关别人的知识，分别出现在游记、传教书简、殖民报告、早期地理学与世界史、东方学以及后来的人类学著作中，越来越具体丰富、越来越系统深入，任何一个分支，都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令人惊叹也令人生畏。　　令人惊叹也令人生畏的西方现代知识体系，是西方现代文明体系的一部分。西方现代扩张在财富、权力、信仰与知识方面，是同时展开的。商人开辟市场、政客军人发动战争、传教士设立传教点、文人学者开始调查研究，所有这些活动几乎都是同步并协调进行的。从公元1500年到1900年这一阶段，西方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基本构筑完毕。从知识体系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科体系基本形成；自然科学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社会科学认识社会并改善社会，人文科学反观人与人的精神。当然，所有知识的主体都是西方，包括研究非西方的人、社会与历史。这样，就出现一种知识状况，套用马克思的话，就是非西方世界已经无法表述自己，必须被西方表述。　　被西方表述不单纯是个知识问题，还涉及权力。福柯提出权力与知识的共谋结构，任何权力关系的建立，都会生产相应的知识。权力总是以知识的面目出现。而知识的拥有者，又反过来运用知识行使权力。萨义德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语境中，将福柯的理论延入东方学学科反思，提出东方主义的问题，认为东方学是一个知识体系、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提供人们认识与想象东方的素材与形式，而且是西方对东方进行掠夺、殖民、控制、统治的方式。于是，西方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就受到怀疑，出现利奥塔所说的“叙述危机”。　　这样，关于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庞大的知识体系，我们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或认识：敬慕或排斥、学习或批判。一方面，面对西方庞大的域外知识体系，我们佩服其博大精深，佩服那些探险者或发现者的勇敢、坚毅、想象力与洞察力，佩服那些专业与业余的研究者的渊博、执著、深刻与细致。同时也反省，为什么中国人或阿拉伯人没有发现美洲？为什么中国人或印度人没有开创现代科学？为什么曾经为印度人记载典章文物、教中世纪欧洲人学习亚里士多得、欧几里得与托勒密的中国人、阿拉伯人，反倒让西方人书写自己的历史？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中一直默默无闻的西北欧，率先建立起现代文明？　　另一方面，当我们发现这种强大的文明与庞大的知识体系中所隐藏的缜密的、令人生畏的权力结构时，我们又会产生一种怨怒与排斥心理，带着某种情绪或“情结”，去分析批判这些令人炫目的精致博大的知识体系中的“权谋”，思考西方的东方学，究竟是如何构筑一个低劣的、混乱的、僵固的、危险的东方，如何将貌似深奥、客观的东方学从知识与学术、科学与美学向政治与道德或意识形态分配的，如何生产一种表述东方的标准化、殖民化话语，参与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构造并维护西方的文化霸权的？　　信任或怀疑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西方的世界知识体系的认识与接受方式。究竟是学习还是批判，究竟是把它们当作知识或真理，还是当作所谓“欧洲对东方的集体白日梦”？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曾经诚恳、虔敬，甚至痛心疾首地译介、接受西方的这套“世界知识”，其中也包括西方有关中国的知识；我们也曾将这套知识，当作西方现代扩张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骗局，彻底否定。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理论可能是新的，但后殖民主义的立场与态度，却不是新的。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如何理性中肯地面对这一庞大的知识体系呢？真正理性的态度，应该是将学习与研究、批判与扬弃结合起来。全面了解西方的东方学知识体系，了解这个体系产生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我们从近百种相关图书中选出精华或经典，翻译出版这套“东方之旅译丛”，就是希望做一些资料方面的工作，让理性的研究得以开始。　　“东方之旅译丛”包括四本书：法国浪漫主义作家杰拉尔·德·奈瓦尔的《东方之旅》，英国著名探险家、翻译家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的《走向圣城》(又译为《麦地那和麦加朝觐记》)，英国作家詹姆斯·莫利阿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智慧七柱》。这四部书写于1850至1930年间，正值帝国主义顶峰时代。　　杰拉尔·德·奈瓦尔(g6rard de nenral，1808—1855)启程去东方的时候，法国文坛的浪漫主义浪潮中，正流行着一种东方情调的狂热。夏多布里昂的《殉教者》、《从巴黎到耶路撒冷纪行》、爱德华·雷恩的《现代埃及风情录》、雨果的《东方吟》、拉马丁的《东方之旅》与戈帝耶歌颂东方之美的诗作，成为人们追逐的读物。1843年初，杰拉尔·德·奈瓦尔开始他的东方之旅，从马赛登船前往埃及，游历叙利亚、土耳其，第二年春返回巴黎。《东方之旅》出版于七年以后(1851)。在这部著名的游记中，他不仅把自己的近东之旅写了进去，把自己1839年至1840年间的奥地利之行也写了进去，还加入了他到亚得里亚海和凯里戈岛游历的见闻。对他来说，神秘的东方是浪漫之地、幻美之地、救赎之地，与其说是现实中的一方地域，不如说是梦幻中的一片带有灵性的风景，漂浮在印象和梦想、事实和诗意、尘世和彼岸之间。奈瓦尔是位做东方情调白日梦的作家，1840年初，他经历了第一次精神危机，在疯狂的边缘上，他看到东方的启示之光。于是，到东方去，就成为他自我拯救或灵魂自新的必由之路。　　“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萨义德的《东方学》中提到奈瓦尔的《东方之旅》有四十多处。西方文化中的东方情调传统，在浪漫主义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关于东方情调的幻想，成为文人失望与逃避现实的方式，同时也是确立主观性与自由的解放的方式。夕阳与废墟中的东方，是幻美离奇的乌托邦，落在梦幻与现实织成的巨幅丝帛上，神秘、感伤，像冥界的风，像大海深处的歌声，沉醉中充满欲望，宁静中充满恐惧。东方情调可能表现为优雅精致的艺术趣味与神圣神秘的信仰，可能表现为繁复幽微、细致灵敏，甚至神秘危险的感性生活的诱惑，可能表现为某种难以忍受的恐怖和难以抑制冲动，某种隐秘的暴力与野蛮，甚至某种难以预测的罪恶体验，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感受，东方情调中包含着某种无尽的忧怨与哀伤，往昔的失落、痛苦的追忆与深切的渴望。　　奈瓦尔将个人生活信念与艺术灵感寄托在他的“东方之旅”上，从书本到现实，从希望到失望。现实中的东方永远跟他想象的不一样。正如原《东方之旅》“序言”的作者h.勒马伊蒂热说的：“奈瓦尔期望从东方得到启示。他渴望在东方找到真实的生活、别样的色彩——在视觉的愉悦之外，更能温暖人们的灵魂，还有别样的人们。他的期望如此之多，以至于在到了东方之后，他不禁要失望了。可在他的书中，他并没有流露出失望的情绪。他笔下的东方，与其说是他看到的景象，还不如说是他从书上和版画中看到的意象。”从东方回来，奈瓦尔陷入更深的精神危机。他对戈蒂耶说：“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又一个王国，一个又一个地域，在宇宙更美丽的那另一半，不久我将再也找不到我的梦想能够栖息的港湾了；但我感到最遗憾的是埃及，它已经面目全非，再也激发不起我的想象，我只能悲伤地将其留在记忆之中。”对于一位只有想象、从未亲身经历东方的人而言，莲花仍旧是莲花；但对他，从东方归来的奈瓦尔，莲花只不过是洋葱的一种。《东方之旅》出版四年以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奈瓦尔用母亲留下的丝裙带，吊死在巴黎老路灯街街头。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的尸体的时候，满地积雪，寒风凌厉。　　英国绅士没有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那么多愁善感。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爵士(sir richatel francis burton，1821—1890)是位探险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殖民官与著名的《天方夜谭》的英文版译者。《东方之旅》在法国出版两年以后，这位天生的冒险家得到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资助，完成了他的圣城麦加与麦地那朝觐之旅！他的冒险动机有知识的，也有情感的。就知识而言，他不能容忍大英帝国的世界观念中，还有一片空白，他必须“消除现代冒险事业中那个不光彩的记录，消除我们地图上还在记录的阿拉伯半岛东部和中部地区那个巨大的空白点”。就情感而言，他说他前往伊斯兰教圣地的原因是“彻底厌倦了‘进步’和‘文明’，渴望亲眼见到别人满足于‘用耳朵听’的东西，即真正伊斯兰教国家内部的穆斯林生活。”　　在伯顿爵士的两种动机中，我们发现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全部意义。一方面，伯顿爵士明确意识到或表示，他艰苦而危险的圣城之旅，纯粹是为了追求知识。但同时，他的作为又无法与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扩张事业分离清楚。某种殖民心态是自然流露出的。他说“埃及是一个有待赢取的宝藏”，“是东方摊放在欧洲野心面前最诱人的奖品”。东方学家的个人追求无形中已经陷入西方现代文明的扩张野心中。东方主义是西方扩张的知识与权力合谋的产物，必须获得关于东方的全部的细节化的知识，尽可能准确、尽可能广泛，因为知识就是权力。萨义德曾经用“帝国的书记员”说明这些东方学家的角色意义。另一方面，伯顿作为一位有冒险精神、有特立独行的个性与严肃深刻的思考能力的人，他有感到必须超越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某种流行趋势，尤其是他必须面对自己的良心，判断帝国主义扩张的真正意义并选择自己的立场。实际上他那个时代的东方学家都面临着这一选择：是忠于知识还是忠于权力，是将忠诚和同情给予被征服的东方，还是给予作为征服者的西方。伯顿禀赋的现代启蒙精神使他必然选择以知识对抗权力、同情弱者的立场。即使在他这样一个有着英国绅士的严肃与傲慢的人笔下，也不时流露出某种东方情调的幻想。他在东方发现了淳朴与善良的天性、宁静梦幻般的美，发现了没有文明束缚的真诚与勇气，体验到精神自新过程。　　伯顿爵士前往麦加、麦地那的圣城之旅，九死一生，留下的巨著《走向圣城》(1855—1856)，不仅是个人的冒险记事，也是对十九世纪穆斯林生活、礼仪的经典论述。他仔细清楚地描绘了阿拉伯世界的风土人情、伊斯兰教的教义、仪式与四大主要派别，他的观察与分析虽然难免欧洲文明的傲慢与偏见，但基本上是客观而富于同情心的。正如该书的译者指出：“《走向圣城》并不是一部旅游指南，而是一部认识圣城、了解圣地的百科全书。从这部洋洋洒洒近千页的英文原著中，你确实能够发现旅行指南中可以找到的内容，包括朝觐的行进路线、沿途风光、风土人情、伊斯兰教的各种派别、阿拉伯各个民族不同的习性，可是，从作者阐述的亲历事件中，从他那充满幽默机智的话语里，你更能发现殖民帝国主义时代一个西方人看待古老东方文明的视角、一个厌倦了‘文明’的英国人对待东方文化的态度。”　　每一个民族，在其最辉煌的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文化巨人，他们的能力与成就几乎就是奇迹。十九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他们在本土完成了工业革命，拥有绝对的海上霸权。他们在北美驱逐了法国殖民势力，占领了密西西比河以东从哈得逊湾到魁北克省的广阔地区，美洲出现了讲英语的“第二个英国”。他们在亚洲建立了广阔的殖民地，普拉西战役之后，基本上完成了英国在印度的全面征服，建立起有效的殖民统治并为进一步征服清皇朝准备了战略基地，两次鸦片战争胜利，英国从一个偏僻的岛国成长为殖民地遍及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就像伯顿经常骄傲地提到的，“强大的大不列颠——海上霸主、六分之一人类的统治者”。生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扩张的时代，伯顿爵士有非同寻常的冒险经历，有渊博的知识与坚韧的性格，他在印度北方服役八年，写成《信德和印度流域的人种》一书，以阿富汗的穆斯林的身份，进入麦加和麦地那城，冒着被绞死的危险绘制了大量的珍贵速写。此后他又率探险队潜入东非禁城哈勒尔，写成《东非的第一批足迹》，并与著名探险家斯皮克一道，深入非洲内陆，探寻尼罗河源头。他的语言天赋在许多人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他掌握了包括阿拉伯语、兴都斯坦语、古吉拉特语、马哈提语、波斯语、木尔坦语、达罗毗荼诸语、泰卢固语、托达语、梵语、土耳其语、普什图语和亚关尼亚语在内的二十五种语言和十五种方言！　　十九世纪东方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自身学术传统与影响力的学说。有人说，了解中古印度中亚史，要看中国文献，了解近代印度或阿拉伯世界，要看西方文献。近现代西方扩展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不同方面的扩张，尤其是十九世纪，西方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文学家、传教士、使节等，纷纷旅游东方，在东方居住、考察，写出无数关于东方文明的著作，此时东方文明正处于衰败状态，是他们为东方文明保存了历史。如果我们要了解东方文明在现代化变革之前的“原生态”，有真正的文化猎奇与历史考古兴趣，这批资料是值得阅读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要了解真正传统的阿拉伯生活、埃及生活、波斯生活、印度生活，你只有去读这批书。这批书大多写于十九世纪，作者有良好的修养，有的是历史学家，有的是文学家，有的在东方生活多年，是细心敏锐的观察者，有的则直接参与东方社会的生活，包括政治与战争，有诸多经验与感受，有的对东方文明抱有同情心甚至神秘幻想，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不管怎样，他们的记述还算是全面的、生动的，我们可以批判地阅读。　　《走向圣城》与《东方之旅》，代表着东方主义的知识与想象两个极端。东方主义是一个由不同类型文本构成的庞大的话语体系。各种素材、判断、意象、母题、结构，相互参照相互影响，个别作家的文本，往往受制于并参与构建这一话语体系。本译丛收入的另两本书，莫利阿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与劳伦斯的《智慧七柱》，同样表现出东方主义叙事的两种境界。一种使虚构像真实，另一种使真实像虚构。《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的作者詹姆斯·莫利阿(james motier，1780—1849)出生在土耳其，曾任英国驻波斯的大使。在波斯的多年生活经历，为他的小说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小说出版后，许多伊朗读者都把它当成了本土作家的作品，书中对波斯风土人情、观念制度的描绘之细腻，人物用语之地道、恰当，似乎只有本土作家才做得到。　　《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是一部小说，但人们经常把它当作纪实作品读。作者采取第一人称，以一位波斯老者回忆的形式展开叙事，描绘十九世纪初波斯卡扎尔王朝第二位国王法特赫·阿里·沙统治时期的波斯社会状况，逼真而生动。最精彩的是对波斯统治者昏聩无能又妄尊自大的嘲弄。朝廷御医论证“欧洲人劣于穆斯林”，将欧洲人和禽兽相提并论：“……动物雌雄混居，欧洲人正是如此，雌性动物从不遮盖其脸部，欧洲人也不。动物从不梳洗，一天也不做五次祈祷，欧洲人同样也不。牲畜与猪类亲密相处，欧洲人也同样如此……”朝廷大臣嘲笑英国大使的装束“和周围服饰豪华的人比起来，简直像只脱了毛的鸡，或者生病的猴子。反正不像人”：西方国家为瓜分波斯而争斗，波斯帝国战则丧师，和则辱国，当英法代表来到波斯要求派驻大使并互相排挤时，波斯国王却这样说：“……原来这一切都是大吉大利之事。我方居于王位之上，那些肮脏的异教徒狗从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涌来，携着重礼，以换得在我的脚底下撕咬争斗的自由，那就让他们来好了。”　　波斯是西方人所知的最古老的东方。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对波斯就充满着羡慕与嫉妒、恐惧与轻蔑的矛盾心理。面对西方强盛而波斯帝国衰落，西方人也经常能够体会到某种难以言传的轻松自得，甚至可能还有些惋惜。《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字里行间渗透着一种幽默与嘲讽的风格，正表露出这种心态。莫利阿确实哀其不幸，但没有到怒其不争的地步。他的幽默与嘲弄的真正意味，是大英帝国子民的骄傲。当然，这种骄傲并没有令他丧失最基本的同情心与宽容心。莫利阿的书影响了一个世纪间西方人眼中的波斯形象，这期间我们也还可以找到相关的其他读物，除了波斯的形象越来越阴暗之外，似乎基本特征与叙事的基调都没有多大变化，不论是《每日新闻》的记者奥多万(e.0’donovan)还是剑桥大学的波斯文学爱好者布朗(e.g.browne)先生，似乎都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古老的东方帝国是如何衰败并衰败到什么地步的问题上。　　十九世纪西方的东方主义者，要么是学者，如汉学家、伊斯兰文化专家、印欧语言学家；要么是天才的狂热分子，如奈瓦尔、拉马丁等法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在以“阿拉伯的劳伦斯”著名的劳伦斯(t.e.lawrence，1888—1935)身上，我们同时看到一位博学的东方学家和天才的狂热分子的身影。1909年，就读牛津大学的劳伦斯，前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研究十字军东征时期的城堡建筑，从此开始了他的东方之旅。他在阿拉伯地区漫游，学习阿拉伯语与阿拉伯文化，并深入西奈沙漠进行探险与地理考察，同时为英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刺探土耳其的军事情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劳伦斯直接加入英军作战部，到埃及从事情报工作。而真正成就劳伦斯声名的还不是这些，而是他后来率领阿拉伯酋长们的联合部队，抗击土耳其军，解放大马士革……这些内容我们从大卫‘里恩导演的电影巨片《阿拉伯的劳伦斯》中都已经知道。　　劳伦斯的经历令人想起一百年前那位穿着东方服装画像、死在阿尔巴尼亚战场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只不过拜伦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劳伦斯成功了。他团结了阿拉伯地区不同的部落反抗土耳其争取独立，在那些淳朴勇敢而又自由散漫的贝都因人面前，他感觉自己就是个救世主。然而胜利留给他的并不是喜悦与幸福，他离开沙漠和他的阿拉伯战友，回到西方世界，就像从浪漫的史诗回到无聊的现实。阿拉伯世界内部纷争再起，协约国战后背信弃义，让他更生失落与幻灭感。他将自己的沙漠战争经历、回忆与梦想、痛苦与思考，都写入《智慧七柱》这部书中。这是一部巨著，被公认为“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现代史诗”。　　《智慧七柱》完成于1926年，从莫利阿写作《伊斯法罕的哈只巴巴》到劳伦斯写作《智慧七柱》，一个世纪过去了。百年间大英帝国盛极而衰，我们在劳伦斯的身上看到某种末世的悲愤。他可能喜欢某一位阿拉伯战友，例如人们传说他与那位名叫达洪的阿拉伯青年有同性恋的感情，甚至是他阿拉伯战争冒险的潜意识动机。但他对整个阿拉伯民族，似乎很失望。否则他不会在解放大马士革后突然离去。他真正感兴趣的是个人冒险，而不是民族解放。他同样不喜欢他的祖国。他拒绝了英国政府战后给他的奖励，当乔治国王给他授奖的时候，他竞当面拂袖而去。他辞去了丘吉尔手下中东部顾问的高薪职位，隐姓埋名地加入了英国空军与坦克部队，在难以忍受的孤独中默默地翻译出版了荷马史诗《奥德赛》。他说：“政治已经令我厌倦，东方已经令我厌倦，智慧也已经令我厌倦。上帝啊，我感到真疲惫！让我躺下来永久地睡去吧……我想忘却自己，忘却这世间的疲累。”　　1935年5月的一天，劳伦斯疯狂地驾驶摩托车，失事身亡。一个精彩杰出的生命结束了，一种同样杰出精彩的文明类型也要结束了。杰出的个人往往是他所生存的那种文明的象征。劳伦斯像浮士德那样，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渴望与奋斗精神，他要征服与改造世界、人和自我，永远不能休止，而停下来就意味着死亡。而那种征服欲并不是因为需要什么，因为某种切实的贪婪，而是因为在身后时刻感到的、追逐着自己灵魂的无尽的空虚感。劳伦斯曾说：“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唯一主要的任务，是征服最后的一个元素——大气。”与他同时代的一位牧师塞西尔·罗德斯也感到这种空虚与渴望。西方四个世纪的世界性扩张已经达到其辉煌的高峰，在过去的光荣照耀下，未来甚至显得有些令人迷惘，他望着星空感慨：“这个世界几乎已分配完毕，它所剩下的地区也正在被瓜分，被征服，被拓居。想一想你夜晚在空中所看到的那些星球吧！那些我们永远也无法到达的巨大的世界吧！我常常这样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吞并这些星球。看到它们这样清楚而又那么遥远，真使我感到悲伤。”　　在这样一种浮士德精神面前，东方能够呈现出的形象，不管是在知识中，还是在想象中，只能是这个样子，又能是什么样子？　　我们翻译出版“东方之旅译丛”，希望让大家看到那个时代的东方，那个时代映现在西方人眼中的东方，那个时代西方注视东方、创造东方的“尤利西斯式目光”。那目光可能不时流露出傲慢与偏见，但其中表现在知识与想象的大格局上的宏阔渊深、细微处的敏锐灵动，无不令人钦佩，甚至震撼。　　周 宁　　2007年12月　　代译序　　第一部 埃及　　第一章 走向亚历山大城　　第二章 离开亚历山大城　　第三章 尼罗河汽轮——“小哮喘号”　　第四章 客栈生活　　第五章 斋月　　第六章 清真寺　　第七章 准备离开开罗　　第八章 从开罗到苏伊士　　第九章 苏伊士　　第十章 朝觐船　　第十一章 去延布　　第十二章 逗留延布　　第十三章 从延布到阿巴斯泉　　第十四章 从阿巴斯泉到麦地那　　第二部 麦地那　　第十五章 从麦地那郊区到哈米德的家　　第十六章 拜谒先知清真寺　　第十七章 先知清真寺历史篇　　第十八章 麦地那　　第十九章 库巴清真寺　　第二十章 拜谒哈姆扎之墓　　第二十一章 麦地那人　　第二十二章 拜谒圣徒之墓　　第二十三章 大马士革旅行队　　第二十四章 从麦地那到苏韦尔吉亚　　第二十五章 希贾兹的贝都因人　　第二十六章 从苏韦尔吉亚到麦加　　第三部 麦加　　第二十七章 首次拜谒禁寺　　第二十八章 首日礼仪　　第二十九章 次日礼仪　　第三十章 第三日礼仪　　第三十一章 令人憔悴的三天　　第三十二章 麦加生活和小朝　　第三十三章 麦加的朝拜圣地　　第三十四章 吉达之行　　译后记 伊斯兰圣地与西方人伯顿

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完整版

作者：  (俄罗斯)彼·库·柯兹洛夫著;王希隆，丁淑琴译

出版社：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本书是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考察家柯兹洛夫1907～1909年对中国西部地区考察完成后所著的考察游记。全书细述了柯兹洛夫考察队经库伦向西南，穿越蒙古、安多等地到达额济纳，在哈喇浩特遗址进行挖掘考察的全过程，内容涉及那一时期我国西部地区的地质地貌、动植物、气候变化以及各民族风情等多个方面，是宝贵的历史地理和历史文化资料。

Voyage d’une Parisienne a Lhassa

作者：  (法)亚历山德莉娅·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d-Neel)著;耿昇译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2002

简介： 片断： 这些人询问我为什么不吃饭。 庸登回答说：“我母亲由神附身了。”他把一碗茶放在我的面前，让我回到世俗中来。有一位女子误解了庸登这一回答的意思，又向他询问我的情况。 她问道：“难道你的母亲是一名通灵人？” 有相当一会儿，我担心我的同伴会因这种古怪的念头而控制不住放声大笑。但是，他正中地反驳说：“我已故的父亲是一名咒师，她也受父亲传授而成为秘密母。” 所有人都以尊敬的目光注视着我，这一支虔诚队伍的首领送给了我一块干肉。在这之前他们仅向我献上糍粑，但是我刚刚具有要人身份，使那些轻信的西藏人觉得我应得到一顿更为丰盛的饭。由于世人怀疑咒师们所有的秘传能力而非常害怕他们，因为他们会招致这些人或其近亲们的不快，甚至是严重的危险。如果我的丈夫早逝，也丝毫不会改变事态。他曾降伏过的那些不可见的畏怖生灵仍受巫术魔法的控制，继续簇拥和保护其妻子儿女。 这些朝圣者的欢乐情绪消失了，他们变得严肃起来，向我们奉献了一些酥油和糍粑，以作为旅途上的生活必需品，接着便尽快地摆脱了我们这两个受人尊敬而又危险的旅伴，这恰恰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后记： 　　大卫·妮尔于1868年10月24日生于法国巴黎的郊区圣－曼德。其父为犹太人血统，曾参加过巴黎公社的起义。她在童年时代就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性格，喜欢冒险，向往赴远方旅行考察。1886年她离开少女修道院，前去拜谒比利时国王和王后，并在比利时王宫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在此期间，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塞涅卡、斯多葛与伊壁鸠鲁派哲学，酷爱音乐和舞蹈，尤为勒克鲁斯舆地学著作所吸引。同时她还具有一种追求社会进步的倾向。1888年她写成了自己的处女作《为了生活》。此书怒斥了当时的剥削制度，号召人民起来反抗。1969年，在法国那场波澜壮阔的学潮中，她又重版了此书，为人民的反抗运动欢呼。 　　大卫·妮尔为了能赴远东探险，1888年前往伦敦。在那里，她遇到了美国著名民族学家、原始社会历史学家和进化论的代表人物摩尔根的夫人，并被介绍参加了伦敦的“最高神智学会”。在此期间，她学习了英文和梵文。此后，她从师于当时法国著名的印度学、中国学家烈维和福科，接触到了西藏的经典，在梵文学、神秘学、秘传学诸领域中取得了很大成绩。1889年她受洗成为基督教加尔默罗修会的会士。同时，她还对吉美博物馆中收藏的佛教壁画产生了极大兴趣，并深入地学习了佛教。这一切，都为她终生的科学研究与探险奠定了方向。 　　大卫·妮尔从1891年起，开始了她终生漂泊的旅行生活。她先在锡兰和印度学习佛教经典，特别是吠檀多派教理，并于1893年首次到达印度与中国西藏的边境，并初览西藏的山川风貌。 　　从印度返回后，她到达了法国的殖民地突尼斯。1902年出版了她的《伟大的艺术》一书，1895年又作为明星演员而赴河内表演。在些期间她曾有过几次婚变。1901年她加入了蔷薇十字会，后又加入共济会，1903年起成为记者，并在许多报刊杂志上发表有关东方、特别是东方宗教的文章。 　　1904年，她在罗马意大利妇女大会上，宣布自己将信仰比耶稣哲学更为优秀的佛教哲学：“佛陀成了我脑海中的导师，我只通过佛陀来观察世界”。她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宣传佛教，并写成了《佛陀的宗教和佛教的现代化》一书。1910年她在布鲁塞尔新大学主讲佛教的现代化问题，立志成为欧洲研究佛教的先驱。 　　1910年8月，大卫·妮尔开始赴远东旅行，直到1925年才返回欧洲。她遍游锡兰、印度、锡金，并于己于1912年产能力月到达大吉岭，准备进入西藏。在此期间，她搜集了大量有关岭·格萨尔的资料，后来出版了《岭·格萨尔超人的一生》（陈宗祥译作《超人岭·格萨尔王》），从而成为西方学者最早研究格萨尔的著作之一。1912年4月15日，她受到了正在噶伦堡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见，这是历代达赖喇嘛首次会见一名西方女子。这次会见的具体情节记载于她1929年出版的《西藏的奥义和巫术》一书中。1912至1913年间，她在印度与尼泊尔学习并从事科学研究。1916年7月，她进入西藏，并在日喀则受到了班禅喇嘛的召见，从此就与班禅堪布厅特别是与班禅母亲保持着密切联系。班禅母亲每年都送给她一顶鹿皮帽子和亲手绣花的毡靴。但当她到达聂当后，当时英国驻锡金的官吏贝尔以未经英国人的允许而入藏为由，限她14天内离开大吉岭。 　　此后，妮尔又遍游印度、日本、缅甸、新加坡。1918年10月间，她到达北京，居住在柏林寺，准备随时赴蒙古和西藏旅行以研究藏传佛教。后来，经法国驻华公使的推荐，北洋政府外交部把她交给古戎仓呼比勒汗，由呼毕勒汗送她前往塔尔寺。 　　1918年7月－－1921年2月间，她居住在塔尔寺，历游青海和甘南藏区的佛寺，潜心研究佛学。 　　1921－－1923年间，大卫·妮尔辗转在中原与西藏之间的茫茫戈壁、草原和沙漠之中。她企图从打箭炉（康定）经通商大道进入西藏，后受阻返回羌塘（藏北牧场）。　　1921年6月，妮尔夫人在其义子庸登喇嘛的陪同下化装进入西藏腹地。 　　1924年5月，妮尔夫人离开江孜前往帕里宗，最后经亚东到达印度。她在印度又拜访了圣雄甘地和英国驻印度总督。1925年2月，她受到了孟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印度、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各大报刊均有对她旅行的评论。1924年5月10日妮尔夫人回到了法国。在法国，她被当作“女英雄”，并掀起了一股强大的大卫·妮尔热潮。比利时皇家地理学会、法国地理学会、世界妇女体育协会都向她颁奖和授勋。她于1928年获法国荣誉勋章。欧洲各国都争相邀请她去做报告、讲演、著书撰文。她在法国地理学会、法兰西学院、吉美博物馆以及比利时、社会名流和大使参加。1926年6月，《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的法文版问世，不久就出了英文版，后又陆续被译成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和捷克文。 　　1928年，大卫·妮尔将她从亚洲搜集到的佛像、魔刀、金刚、印度纱丽等物品在她的故乡底涅展出，该地被视为“法国的布达拉宫”。当时的法国总统杜梅格也成了《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一书的崇拜者和热心读者。在总统的建议下，60岁的妮尔夫人准备再次出发赴远东旅行。 　　妮尔夫人的《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1923年的旅行记）、《西藏的巫术和奥义》（1912－－1921年的科学考察成果）及在《贵族－－土匪地区》组成了她入藏旅行的三部曲，而《喇嘛教度礼》则为其前奏曲。尤其是《西藏的巫术和奥义》一书，其第一位读者就是法国总统杜梅格。妮尔夫人与其义子庸登合作，于1934年出版了《五智喇嘛》。1936年，她又出版了其名著《佛教及其教理和修持方法》。 　　1937年，妮尔再次到中国。她从布鲁塞尔先到达中国佛教圣地五台山，不久又与庸登再次驻足于北京，从事学术研究，并与中国学者广泛交流，写成了小说《激情与魔法》。针对当时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她又写出了《暴风雨的乌云下》和《在中国辽阔的西部地区》等著作。 　　1937年底，妮尔获悉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非常难过，毅然决定再次入藏，于1938年7月到达打箭炉。因时局动乱，不得不于1938－－1944年间滞留在打箭炉，以种菜养花消磨时光。二次大战结束后，她回到成都，举办有关汉藏关系的讲座等。1945年7月，77月岁高龄的她离开亚洲，1946年10月回到法国底涅。 　　妮尔返法后，与庸登再次引起轰动。1947年她在巴黎大学举办有关“藏传佛教特征”的讲座，后又到比利时举办该讲座。1949年在巴黎出版了《在喜马拉雅的腹地》一书。此后，她写出了一系列与西藏有关的著作，如1951年的《印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1951年再版时改为《我生活过的印度》）、1952年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1954年的《西藏巡礼记》和《西藏的神秘巫术》、1961年的《永生和转世》、1964年的《中国4000年的开拓史》。 　　1965年，妮尔夫人赴华入藏的护照到期了，她要求再换一本新的，希望再赴西藏。1965年2月3日，她请人用汉文写好了自己的墓志铭并抄正挂在其寝室的墙上：“向伟大的哲学家大卫·妮尔夫人致敬。这位精英获得了极其丰硕的哲学知识，把佛教和佛教仪轨引进了欧洲”。这一年，她向巴黎维加书店订购了《毛泽东选集》、《列宁选集》、《成吉思汗论集》、《马克思全集》、《摩西五经》等书。同年，底涅的一座女子中学被命名为“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中学”。 　　1966年10月24日，妮尔夫人在98岁生日时还亲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我应该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样死去该多么美好啊！境界该多高啊！”1969年，人们为她铸造了以布达拉宫为背景的铜像。1969年9月8日，大卫·妮尔去世，享年101岁。由于当时无法将其骨灰抛撒于西藏，故于1973年抛撒于恒河中，不久法国成立了大卫·妮尔基金会，妮尔在底涅的住宅成了法国的西藏文化研究中心，那里经常举行国际会议，接待各国访问学者。 　　大卫·妮尔在西藏旅行时所作的全部笔记很早就已经出版。第一卷是她于1904－－1917年间写的，第二卷是1918－－1940年间写的，其中有许多实际上是她写给其夫菲利普的信。日记和书信中记载了西藏及附近地区的山川地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经济、历史、文化及政治情况。法国普伦出版社，1975－－1986年再版了这套笔记。该社同期还再版了她的大批著作。 　　大卫·妮尔在远东长途旅行时都由其义子－－藏族喇嘛庸登陪同。庸孟（即庸登）又被称为孟喇嘛，因为他于1899年12月生于锡金（哲孟雄）登戎地区芒托林的一个藏族家庭。其祖父为巫师喇嘛，其父为一名小官吏和土地出租者，其母是喜马拉雅地区的土著女子。庸登8岁时离家，在寻找叔父的过程中，入西藏的一座寺庙学习佛法。他从14岁起，便随大卫·妮尔遍游亚、非、欧三大洲，与其义母一起生活了40年。31岁时（1929年），庸登入法国籍。国民常政府于1945年12月9日宣布承认他为活佛，并封他为“福界善教禅师”。他于1954年在巴黎出版了《空的威力》，次年10月7日去世。 　　在大卫·妮尔等身的著作中，尤以《一个巴黎女子的拉萨历险记》价值最大。本书是她的第五次西藏之行的游记。由于她从云南经康区入藏，而该地区很少有人研究，所以，可以说，正是她的这部生动、形象的著作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本译本是根据巴黎普伦出版社1982年的最新版本翻译的。 　　值得一提的是，大卫·妮尔是本世纪上半叶初入藏族行的。那时候，由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压迫与剥削，西藏地区变得极其贫困，落后与阴暗面很多。大卫·妮尔作为一个出生和成长在西方上流社会中的女子，难免会对西藏地区当时的落后及藏族人那不大符合现代文明的习俗提出一些批评，这也不足为怪。西藏自1950年和平解放以来，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大卫·妮尔所描写的那个西藏已经大不相同了。 　　但是妮尔夫人笔下的西藏，无疑也是西藏漫长历史中的一幕，它不仅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科学考察记，同时也是当时西藏社会风俗民情的真实写照。 　　1986年译者在法国时，法国国立科研中心喜马拉雅社会、文化和环境研究所的布尔努瓦（L·Boulnois）夫人曾一再向我推荐译一二本大卫·妮尔的书。正是在她的启发下，我才产生了翻译此书的念头。但由于几年来诸事缠身，直至今天才算完成了自己多年来的心愿。在此，谨向曾协助本书出版的国内外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西藏人民出版社杨志国、冯良诸先生

Scop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

作者：  (英)哈·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著;林尔蔚，陈江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85,2007重印)

简介：本书包括英国近代地理学鼻祖哈麦金德的两篇论文：《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与《历史的地理枢纽》。两篇文章虽然都不很长，影响却广泛而深远，特别是后者，我们就以它作为书名。 这两篇文章都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在1887年1月份宣读，立即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把英国的地理教学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奠定了今日英国地理学的思想基础。这篇论文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历史的地理枢纽》于1904年1月份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则影响到世界政治。八十年代初，一个美国人把此文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十六种书并列，称为“十六本改变世界”的“巨著”。 《历史的地理枢纽》这篇论文所以能影响世界政治，被人们作出这种或那种评价，是因为麦金德在文章中提出了“心脏地带”的论点。他是第一个以全球战略观念来分析世界政治力量的人。他的观点得到德国纳粹地理学家豪斯霍费尔的赞赏，成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思想来源之一。麦金德后来为自己辩解说：在他宣读这篇论文的时候，“远远在有任何纳粹政党问题之前”。但是，我们知道，思想的传播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的。 这篇论文是地理学史上争论很多的文章之一。对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联系麦金德宣读这篇论文时的历史背景来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当时，大英帝国正处于积极向外扩张、殖民的势头上，麦金德的这篇论文无疑从英国争霸世界的考虑出发，因而，在论文宣读以后进行讨论时，有人为“会议室里”“一部分座位并没有内阁成员在座”而“感到遗憾”。 如何看待地理环境与人类的关系是地理学中的重大问题，麦金德在这两篇论文中，显然强调了地理环境的支配作用。 这两篇论文都是西方地理学的名作，它们有很多偏见，但是集中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思想，成为一种思潮的代表，值得我们去涉猎，去剖析，去研究，因而，我们特把全文译出。吉尔伯特的《引言》，对麦金德的生平和麦金德作这两次演说时的背景，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这两篇论文。

作者：  

出版社：

简介：曾昭漩教授是一位有国际声誉的学者 ，在华沙国际地图学会上，即被选为执行主席，主持大会。在访加拿大期间，他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地理学会、地理学者协会名誉会员等荣誉称号。.

迷失Z城

作者：  大卫·格雷恩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08月

简介：

Lost city of Z

作者：  (美)大卫·格恩( David Grann)著;刘元译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简介：一座失落的黄金城，一位狂热的探险家， 成就20世纪最令人着迷的传奇！ 他的故事，在斯皮尔伯格的《印地安那•琼斯》里讲述； 他的见闻，给柯南•道尔创作《失落的世界》以灵感； 他是魅影奇侠肯特•阿兰德的原型，他令布拉德•皮特倾情演绎。 他和Z城的故事，永远是未完待续…… 他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珀西•哈里森•福塞特。 在神秘的亚马逊丛林，有一座黄金城（El Dorado）。这座城市遍地黄金，城中人“挥金如土”。他们在祭祀前要迎风洒落金粉，使全身包裹上黄金。每个人都在黄金的簇拥中诞生，又在黄金的包围中逝去。那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是一个使人无限向往的人间天堂。 这个美妙的传说吸引了众多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寻宝者蜂拥前往。福塞特也是其中之一，他虽才高八斗却一事无成。他渴望在惊险、神秘的未知世界实现抱负，更希望借此机会改变自己一贫如洗的窘迫生活。 当福塞特率队进入亚马逊腹地时，怪事接连发生：河中的鱼成了吃人的野兽；蚂蚁能瞬间将人吞噬；队友因饥饿成了食人族；牲畜也歇斯底里……但福塞特没有退缩。他已找到重要的线索和证据。他确信，自己离Z城已经不远。这是他对黄金城的昵称，这其中的意味正如他守口如瓶的探险路线，永远无人知晓。 1925年5月29日，福塞特给妻子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后，再无音讯。他的最后去向成了谜。但他和Z城的故事，一直在漫画、小说、广播、电影里以不同版本讲述。 80年后，作家大卫•格恩对福塞特和Z城的故事产生了兴趣。他来往于纽约与伦敦，造访皇家地理学会档案馆，探访福塞特的后人，研读福塞特的日志。无意间，格恩发现了福塞特留下的蛛丝马迹。兴奋不已的他立即前往亚马逊，重走福塞特的探险路线。似乎，他离真相越来越近。这是否意味着，20世纪最离奇的探索之谜将被他揭开？

China through the lens of John Thomson 1868-1872

作者：  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编著

出版社：中国摄影出版社,2009

简介：北京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是中国第一家以世界艺术为收藏、展示、研究对象的公益性国家文化事业机构。该馆通过与全球其它艺术博物馆、学校和教育机构的合作，旨在向中国民众推介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推动文化交流和艺术教育的发展，成为世界艺术展示和多文化交流的平台。 　　约翰·汤姆逊（1837～1921）生于英国爱丁堡。在他出生两年之后，摄影术的始祖——银版照相法问世。同年，福克斯·塔尔博特发明了卡罗版摄影法（亦称碘化银法）。爱丁堡的两位著名苏格兰摄影家奥克塔维厄-希尔和罗伯特·亚当斯运用这种新技术拍摄了近3000幅照片，题材涉及城市景观、自然风光和日常生活。这些作品无疑对汤姆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就在汤姆逊成为职业摄影家之前的短短二十年中，摄影术的发展堪称日新月异。而诞生于1850年的火胶棉湿版法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降低了曝光时间和摄影的成本，生成的影像也更加清晰锐利，因此迅速取代了银版照相法和卡罗版法。正如汤姆逊所说：“火胶棉湿版法的底版影像细节纤毫毕现，过度自然，冲印出的照片质量更是任何现有技术所无法超越的。”但是火胶棉湿版法本身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因为曝光之前需要在玻璃板上涂布火胶棉乳液，所以摄影师不得不随身携带大量笨重的设备。 　　但是汤姆逊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所受的严格的教育使他养成了不畏难苦、坚韧不拨的个性和强健的体魄。同时，作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与许多同代人一样为刚刚开拓的非洲和亚洲而感到激动；他们对探索异域它乡充满了热情。他深信摄影“不仅能给探险家带来更多的乐趣，也使他们的工作具有不朽的价值。”而“在这个以知识和教育至上的时代，照相机应当成为教育这个时代的强有力的工具。” 　　1862年，汤姆逊启程前往新加坡，在当地开办了一家照相馆，成为一名专业人像摄影师。在此期间，他对当地的风土人情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随后汤姆逊到马来亚和苏门答腊拍摄了不少风光与人物照片。1866年汤姆逊迁居曼谷，并首次前往柬埔寨和印度支那（越地）拍摄。这些柬埔寨与暹罗题材的摄影作品使他成为了一名有颇声誉的旅游摄影师，他也因此被选为伦敦民族志学会和皇家地理学会的会员。 　　1868年，汤姆逊第二次来到亚洲，居住在繁华的英国殖民地香港。在这里，他学习了汉语和中国文化，并几次短暂前往广东。而汤姆逊最为重要的中国之旅始于1870年，为时两年。在这两年中，他从广东进入福建，然后游历了华东和华北，并到达了都城北京；然此后他又南下长江流域，其行程长达5000多英里。他此行所拍摄的作品在图像质量、内容的深刻性、广泛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特别是他在北京拍摄那些以街头和社会为背景照片时所积累的摄影经验和技术为他五年后创作《伦敦市井图》奠定了基础。而后者不仅使汤姆逊成为了纪实摄影的先驱，也是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摄影家之一。 　　参展照片均摄于北京、广东和福建。汤姆森在广东和福建拍摄的是他风光照片中的代表作。这些照片不仅再现了美丽的风光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内心体验。而那些反映穷苦人民的照片更加充分地反映了作者的充满人性的同情心。从在广东和福建的拍摄开始，汤姆逊便关注着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状态。随着旅程的展开，这种关怀也越发深切。从北京的照片来看，汤姆逊不但在人像摄影方面的才艺卓著，他的街头摄影也是同代人中的姣姣者。在20世纪，能够拍出这样生动的街头纪实的影象的大师也仅有柯特兹、布列松和杜瓦诺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些照片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通过它们，我们可以了解19世纪末在挣扎中刚刚开始步入现代社会的中国和普通中国人的当时生活。

远行译丛：中非湖区探险记II

作者：  理查德·F.伯顿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02月

简介：

本书是英国探险家理查德·F.伯顿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中非湖区旅行近三年的记录。

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主导下，伯顿偕同约翰·斯皮克从非洲东海岸桑给巴尔出发，一路向西，前往非洲腹地寻找尼罗河的源头。伯顿在书中巨细靡遗地描绘了中非的风土人情，包括当地的土著种族、宗教、政府形态、奴隶制度、农村生活、房舍建筑、民俗、医药、动植物等，笔调真切而不矫饰，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知识，也呈现了非洲真实的风貌。

远行译丛：中非湖区探险记I

作者：  理查德·F.伯顿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02月

简介：

本书是英国探险家理查德·F.伯顿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中非湖区旅行近三年的记录。

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主导下，伯顿偕同约翰·斯皮克从非洲东海岸桑给巴尔出发，一路向西，前往非洲腹地寻找尼罗河的源头。伯顿在书中巨细靡遗地描绘了中非的风土人情，包括当地的土著种族、宗教、政府形态、奴隶制度、农村生活、房舍建筑、民俗、医药、动植物等，笔调真切而不矫饰，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知识，也呈现了非洲真实的风貌。

布鲁克在阿坝

作者：  W.W.福格森

出版社：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年12月

简介：

20世纪初，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布鲁克(J.W.Brooke)于20世纪初在中国四川、青海等地旅行。他死后，同伴福格森(W.N.Fergusson)在其日记的基础上，结合本人的经历，写成Adventure,Sport and Travel on the Tibetan Steppes一书，于1911年在英国出版。本书译者节选了其有关川西北的章节，包括成都到汶川、瓦寺狩猎、捕猎盘羊、捕猎鬣羚、捕猎扭角羚、前往梭磨、前往绰斯甲的旅行、穿越草地、前往玉科草原等十章，主要内容是对沿途自然风光和地理环境以及个人经历的叙述，书中有大量篇幅描写百年前川西北的高原动物、植物，对于了解百年来川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物种的变迁和当前建设川西北生态保护区都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书中还有46幅当时拍摄的老照片，包括野生动物、山川、河流、大峡谷风光、伸臂桥、索桥、碉楼等，大部分均是首次公布，反映了百年前川西北的自然风貌。

海南纪行

作者：  (美)香便文著;辛世彪译注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2012

简介：    本书是美国传教士香便文1886年在伦敦出版的《岭南纪行》的后半部分。 1882年10-11月间,香便文和冶基善陪在海南岛进行了为期45天的徒步考察。他们从海口出发,走西线经过琼山、澄迈、临高,从儋州南丰进入黎区,沿黎母山西侧向南翻越白石岭,到达今琼中县的红毛镇。因受汉族商人蒙骗,不得不掉头向北,出岭门、下乌坡、走船埠,一夜漂流至嘉积,然后返回海口。他们一路调查当地民俗和人文风情,观察自然地理和动植物,收集植物标本,并一路治病救人,完成了这次非凡的考察旅行。此书不仅有历史学、人类学和博物学价值,也有文学价值。香便文用简洁、清晰、流畅且带美感的文笔,描绘了一幅19世纪晚期海南岛真实的社会生活画卷。此书以其纪实手法和真材实料,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影响很大,一出版,包括《自然》(Nature)、《皇家地理学会会刊》(PRGSL)在内的权威学术刊物纷纷介绍,几乎成为西方人进入海南岛的“路书”,并入选截止到1894年的最优秀文学著作之列。

西洋镜：一个英国风光摄影大师镜头下的中国

作者：  唐纳德·曼尼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年04月

简介：

全书共分五部分：《扬子风景》《北京美观》《中国风景画》《中国南与北》，以及《中国庭院中的女人》一书中的插图。
《扬子风景》初版于1926年，收录了50张长江三峡风景照，包括12张手工上色照片。堪称中国摄影艺术的精品，作者因此被提名入选英国皇家地理学会。

《北京美观》初版于1920年，收录了66张北洋时期北京的照片，记录下了风云变幻时期北京*后的辉煌。2008年9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联合主办了“1860-1930：英国藏中国老照片”图片展，《北京美观》中的30张照片作为压轴展品*后登场。

《中国风景画》与《中国南与北》均初版于20世纪20年代，各收录30张北京、上海、杭州、苏州、宁波等地的风景民俗照片。

《中国庭院中的女人》初版于1914年，收录了12张反映江南水乡风土人情的照片。

华西旅行考察记

作者：  爱德华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19年02月

简介：
《华西旅行考察记》是“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中的一本，根据台湾成文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版本翻译而成。原书成书于1881年，作者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Edward Colborne Baber）是英国外交官员暨东方学家。1843年生于英国伦敦， 1879年出任英国北京公使馆汉务参赞，在华期间曾经三次在四川和云南进行长途旅行，并于1883年凭借《川西考察记录》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荣誉。书中内容分为四部：《川西考察记录》《打箭炉之旅》《格罗夫纳调查团云南西部行程笔记》与《川藏茶叶贸易记录》，作者对他的几次中国西南部地区的旅行见闻进行了日记式的忠实记录，全书采用了通俗语言并提供了大量实例，为读者了解当时川、滇两地风貌提供了翔实的*手资料。除了地理、气候、经济、交通、民生、习俗方面的信息，作者还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大凉山地区彝族部落的社会结构和“茶马古道”上的茶叶贸易。在作者来华前不久，清帝国连接经历了太平天国和云南回变，书内亦多有引用相关事件的原始文献。除了这些文献方面的价值，书中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分析也为后人的清史研究——以及川滇两地的地方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DK人类探险史－关于毅力与探索的伟大故事

作者：  皇家地理学会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9年09月

简介：

DK人类探险史－关于毅力与探索的伟大故事

作者：  皇家地理学会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9年09月

简介：

华西旅行考察记

作者：  爱德华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2019年02月

简介：
《华西旅行考察记》是“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中的一本，根据台湾成文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版本翻译而成。原书成书于1881年，作者爱德华·科尔伯恩·巴伯（Edward Colborne Baber）是英国外交官员暨东方学家。1843年生于英国伦敦， 1879年出任英国北京公使馆汉务参赞，在华期间曾经三次在四川和云南进行长途旅行，并于1883年凭借《川西考察记录》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荣誉。书中内容分为四部：《川西考察记录》《打箭炉之旅》《格罗夫纳调查团云南西部行程笔记》与《川藏茶叶贸易记录》，作者对他的几次中国西南部地区的旅行见闻进行了日记式的忠实记录，全书采用了通俗语言并提供了大量实例，为读者了解当时川、滇两地风貌提供了翔实的*手资料。除了地理、气候、经济、交通、民生、习俗方面的信息，作者还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大凉山地区彝族部落的社会结构和“茶马古道”上的茶叶贸易。在作者来华前不久，清帝国连接经历了太平天国和云南回变，书内亦多有引用相关事件的原始文献。除了这些文献方面的价值，书中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分析也为后人的清史研究——以及川滇两地的地方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