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教育
作者： 苗春德主编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简介：(三)南宋时期(1127年一1279年)书院发达
从1127年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重建赵宋王朝，到帝呙祥兴二年(1279年)宋朝灭亡，这153年时间史称“南宋”。这一时期的特点是，金兵不断南下搔扰，南宋统治集团蜗居一隅，惨遭浩劫的广大南宋军民奋起抵抗，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在这种南北对峙、战事连绵、民不聊生的局势下，南宋的官学随着政治混乱、战争频临、财政日绌和统治者的无暇顾及而日渐衰落。虽然不断有人上书请修建学校，但廷臣皆以“兵兴馈运”为搪塞，很少问津。所以，南宋一代官学虽未中辍，但官学教育实无任何作用和影响。《宋史·选举制》载：(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礼部侍郎倪思请复混补法，命两省台谏杂议可否。于是吏部尚书赵汝愚等合奏曰：“中兴以来，建太学于行都，行贡举于诸郡，然奔竞之风胜，而忠信之俗微。亦惟荣辱升沉不由学校，德行道义取决糊名，工雕篆之文，无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具文。”《文献通考》载兵部侍郎虞俦的批评：“窃怪夫近年州郡之学，往往多就废坏，士子游学，非图铺啜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流俗。而乡里之自好者，过其门而不入。为教授者，则自以为冷官而不事事。自一郡观之，若未甚害也，举天下皆然，则实关事体矣……夫朝廷建一官，盖欲使之治一职，苟以为迂阔于事，无补于时，曷不一举而废之，吏禄学粮犹可省也。若以为化民成俗，长育人材，自学校始，祖宗以来，莫之有改，奈何使之名存而实亡乎。”在这种学官失职、官学徒有其名的情况下，一些在官场失意的中小官吏和散居民间的有德有识的知识分子，或利用唐末五代和北宋初年创立的书院旧址，或选择山林僻静处筑庐设院，招徒授业，传播文化，切磋学问，长育人才，因而教育的重心便转移到私家讲学的书院之中。南宋书院迅速发展，遍及府、州、郡、县，成为中国教育史上书院制度最为盛行的时期。这是南宋时期教育的突出特色。关于书院教育的具体情况，留在后面详述。
笔者谨简述以下六大书院：
1应天府书院
在今河南商丘故城遗址。起源于后晋。虞城人杨悫，“力学志勤，不求闻达”，建立私学，教授生徒。楚丘人戚同文从学，毕诵五经，崇尚信义，不求仕进。将军赵直为之筑室聚徒，称睢阳学舍，求学之人不远千里而来。名为学舍，实具书院性质。宋初开科取士，学舍生徒“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戚同文去世，此学一度中断。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民曹诚出资三百万，“即同文旧居建学舍百五十间，聚书干五百余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曹诚愿以学舍入官，府奏其事，“真宗皇帝为之嘉叹，面可其奏”。二月二十四日，诏赐额“应天府书院”，署曹诚府助教，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持书院，大中祥符四年至八年，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学习了5年，学有大成。
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应天府知府李及说：“本府书院，甚有学徒，自建都以来，文物尤盛。”申请增加发解进士额3人。
天圣五年(1027年)，范仲淹母丧丁忧居住应天府。该府留守晏殊请范掌教书院。范仲淹训督学生，皆有法度，执经讲解，不知疲倦。“由是四方从学者辐辏。宋人以文学有声名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天圣“六年九月，晏殊言请以王洙充书院说书。从之。……景佑二年十一月辛已，朔，以书院为府学，给田十顷”。
仁宗庆历四年，新政推行时将南京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
哲宗时，文学家曾巩之弟曾肇任应天府知府，亦曾重视该院发展。
2．白鹿洞书院
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东南(今星子县镜)。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宋破江州，南唐庐山国学结束，成为地方人士经办的学校。“太平兴国二年三月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庐山白鹿洞学徒数干百人(似指南唐建国学后，学生历年总数。朱熹则说：‘国初时，学徒犹数十百。’乃指同一时期。)请赐九经肄习。诏从其请，仍驿送之。……咸平五年，敕有司重修缮，又塑宣圣十哲之象。……皇佑五年，其(孙冕)子琛即故址为学馆十间，牓曰：白鹿洞之书堂，俾子弟居而学焉。郭祥正为记。”次年书堂毁于兵火。
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知南康军，重建白鹿洞书院。次年，书院初成，朱熹升堂讲<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朱熹的儿子朱在以大理寺正知南康军，继承父志，完成了白鹿洞书院重建工作。黄干在《南康军新修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其规模宏壮，皆它郡学所不及，于康庐绝特之观甚称，于诸生讲肄之所甚宜。”白鹿洞书院自朱熹重建后，延续有宋一代，培养出了不少人才。
三、宋代学派产生的原因
宋代学术勃兴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复杂的原因，概括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为学派的产生提供了契机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由繁荣昌盛转向衰败危机的转折时期，社会的种种弊端已经暴露：第一，封建社会所固有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激化。封建土地兼并日益激烈，官僚集团不断膨胀，军队规模迅速扩大，各种费用随之增加，从而造成广大农民“破产亡业”，“愁怒之气上冲于天”。农民起义连绵不断，士兵哗变屡有发生，政治形势动荡不安，封建统治岌岌可危；第二，宋代自始至终存在着民族矛盾，有时甚至相当尖锐。面对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宋代统治者不惜每年用大量白银和绸绢去换取边防的暂时安宁。这种屈膝求和的作法更加助长了辽、金、西夏统治者觊觎中原的野心，致使宋室南渡，形成偏安一隅的屈辱局面，并最终亡于民族战争之中；第三，由于以上两种矛盾的存在和暴露，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痛惜山河破碎，唾斥卖国投降，指责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同情人民所遭受的铁蹄之苦。他们要求正视现实，改变现实，讲究功利，主张变法改革。而当权的统治阶层为了既得的一己私利，总是对历代的文治武功津津乐道，对现实问题或漠不关心，或认为是违背传统所造成的，因而他们颂古非今，抱残守缺，耻言功利，反对改革。于是，统治阶级内部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于对当时社会现实持不同的政见和主张，因而在对待与政治有密切联系的学术问题上就发生了分歧，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可以说时势造英雄，时势造人才群体。
(二)经济的发展为学派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多方面都呈现着继续发展的局面，因而极大地促进了宋代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反过来又极大地推动了宋代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繁荣昌盛。所以宋代整个社会经济比唐代有了进一步发展。例如农业，由于剥削方式和剥削形态的变化，农民由过去的奴婢、部曲变为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相对地缓和了，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他们开辟土地。改进耕作技术和农作物品种等，因而农业生产比唐代有长足地进步。据研究，唐代粮食年总产量为595亿斤，人均占有粮食1000斤左右。而宋代粮食年总产量竞达1284亿斤，人均占有粮食1300斤左右。“民以食为天”，粮食产量的提高和增加，为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才群体提供了进行学术活动的必要条件。道理很简单，人们只有在衣食无虞的时候，才能读书学习，造就出学问渊博的人才群体。反之，如果人们衣食无着，朝不虑夕，要想造就出学术人才，那就难乎其难了。另外，标志着宋代科学技术最高水平和成就的三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广泛地应用于刻印书籍，这就为学术思想的传递提供了重要媒介和渠道，从而使各学派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得以储存、积累和传播。总之，宋代发达的物质文明为宋代精神文明的发展和弘扬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三)思想上为学派的产生提供了渊源
宋代实行儒、佛、道并存的政策，使远在东汉时代就有所接触的三派文化思想的广泛交往成为公开合法。这种由不同的历史和地理因素所造成的不同思想体系的学说，在宋代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的错综联系和冲撞竞争，必然会引起单方面的或相互间的文化变动。特别是有着一千多年传统的儒学，在这个“文化杂交”过程中，既保持住自己的“遗传基因”，又消化、吸收了佛、道的哲学养分，从而建构起理学的思想体系及濂、关、洛、闽、湖湘和心学等派别，使宋代学术异彩纷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乎。此外，金朝占领北方和中原以后，迫使宋室南渡，一大批北方人和知识分子由中原迁至江南，补充了南方所缺的劳动力，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这种被迫的迁徙，客观上也增强了文化活力，他们把具有中原传统的文化种籽撒播在江南经济和政治的土壤之中，这不仅意味着人才、信息的集聚和积累，同时也意味着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人们透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的联系和摩擦，孕育出既有中原文化特质、又有江南水乡风韵的文化新苗。中原文献学即吕学就是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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