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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炯，邓绍基，郎樱总主编;张大明卷主编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重要学术成果。它是我国将各民族文学包括台港澳各地区文学都纳入研究视野的文学史著作。参加编写的人员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的研究人员外，还邀请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福建、广东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部分学者。全书从先秦写到当代，规模宏大，篇幅浩繁，资料致力丰富翔实，观点追求科学明晰，评价努力实事求是，为积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夙愿而成。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编写过程的若干认识和思考分述于下，以为序。 　　一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璀璨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过一代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原始诗歌，到《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的散文，以迄汉唐以后涌现的大量作家作品，无论是乐府、汉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元明以来的戏剧，无不名家辈出，佳作连篇，有如峰峦迭现，云蒸霞蔚。近代百多年来，尽管国家民族遭受侵凌，随着仁人志士不断振臂而起，救亡图存的呼声伴随革命的风雷震撼神州大地，文学从古文诸体裁的衰落中也如火中再生的凤凰，以焕然一新的身姿翩翩飞舞，重又呈现蓬勃的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经历空前未有的深刻变革，文学经过新的时代的洗礼和痛苦的蝉蜕，更迎来了新的繁荣。我国是世界上具有几千年连绵不绝的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多民族的国家之一。历代我国文学的出色成就，都是中华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手段。一定时代的文学总生长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它是一定社会文化土壤上凝结的人类精神的花朵。迄今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我国文明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除了早就认定的黄河文明外，其时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不但有石器、陶器，还有相当规模的祭祀和丧葬文化以及初步的龙形玉器；长江以南还发现了以良渚文化和巴蜀的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已发掘出六千年前的城市遗址。巴蜀三星堆的青铜器更以其有别于中原的独特造型显示了古代长江上游文化的灿烂。 　　在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自古便居住着许多族群部落。他们都以自己的文化创造、滋育和发展了中华文明，而作为今天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历史上许多族群部落逐步融合而成的。最初它是古代生活于中原一带的华夏族。当时华夏族的史籍把活动在他们四方的族群部落分别叫做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实际上，东夷又细分为鸟夷、莱夷、淮夷，生活在从河北、山东到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带；被称为南蛮的民族包含长江以南的越族、苗族、濮族等多种部族；被称为西戎的则涵盖生活在西北和西南的羌、氐和后来被称为回纥、吐蕃等民族；而被称为北狄的则既有东北地区的貉族、肃慎，也有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据考，作为古代华夏族祖先的炎帝和黄帝的部族，前者原是西戎分支的羌族，进入中部地区后，与来自南方的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不断发生冲突，被迫退到今天河北的涿鹿之野，后得到来自西北的黄帝族的帮助，打败了蚩尤，才建立了炎黄的部族联盟，但后来炎帝族又被黄帝族打败。这些部族的子孙在中原、华北地区就逐渐融合为后来的华夏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存于今天中华大地的古代各族群和民族既互相征战，也互相交融，政治、经济、文化都不断有密切的来往，随着子孙的繁衍，有些民族迁移了，有些民族出现了分支，于是便逐步形成了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汉、满、蒙古、回、壮、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都为辉煌的中华文学不断增添耀目的光彩。 　　我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诗经》是春秋时代经孔子删选而编成的。作为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国风》的部分便收有周代十五国的民歌，它的产地就超出原华夏族的地区。而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楚国人，当时楚国被中原华夏视为“南蛮舌之邦”，其族群多属古三苗所处的荆蛮地域，其风俗文化和语言都与中原地区有别。而长江以南曾与楚争雄的吴越，其先民史载有“断发文身”之俗，与中原民族也有差异。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及至自汉至唐，中经魏晋南北朝，既存在国家疆域不断扩大，汉族统治势力进入其他民族地区的状况，也出现北方和西北各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原在中原的汉族不断向四方迁移的状况，从而使中华各民族在大疆域内进一步融合。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不独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意义，也带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样，参与文化交往和文学创造的，就不仅仅限于华夏族或汉族。唐代李氏王朝建立后，不仅册封内附民族的君长，还任用多民族官员，文化上更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自唐至清，北方游牧民族在关内相继建立王朝的便有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清(满族)。这些民族与汉族杂居，且有滞留福建、两广、云贵各地的。正是在各族人民分处各地又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的各个族群和民族都创造有丰富的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固然拥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各兄弟少数民族也涌现出许多作家作品。例如，三大英雄史诗——藏族、蒙古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此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王传》，虽同一源流，但在两族口头相承的发展中有某些差异的衍变。、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此外，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也很有影响，尤其是新近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还涌现了像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许多著名的古典名著以及著称于世的许多卓有贡献的作家。进入近现代，各民族文坛尤人才辈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友爱的真正实现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迄今五十六个民族差不多都已拥有自己相当数量的作家群。他们以各具民族风采的文学创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学做出新的贡献。 　　当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差别和不平衡，其中也包含历史上各民族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贡献与影响也有所不同。占有我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的汉族，由于它的经济、文化各方面比较发达，它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有更多的贡献与影响应是自然的，但其他民族也以各自的文化和文学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傣族、苗族、彝族等诸多兄弟民族的史诗创作，便堪称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如马克思所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因而各民族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里，它们都有难以重复生产的文学艺术佳作，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难能可贵的珍品。像藏族史诗《格萨尔》长达百万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毫无疑问，许多兄弟民族史诗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骄傲。无论神话、故事、传说还是歌谣，少数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作品，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还得到精益求精的不断加工，从而也构成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 　　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还使有些文学作品成为多民族的共同创造。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和洪水的神话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南方有些民族还共有关于盘瓠的传说。北方民族还有以苍狼、大树为祖先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同中有异，既说明它们有不同的文化谱系和源头，又说明同一文化谱系和源头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又各有分蘖，而且相互影响。如楚辞对于后来汉赋和其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就相当明显。鲁迅曾指出，屈原的《离骚》比之《诗经》，“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汉唐两代气象恢宏，疆域广大，各族文学与艺术的交流更为频繁。新疆考古发掘的汉简表明，汉文化在当时已远播西域。《梁书》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梁书》卷五十四《诸夷·高昌传》。。而西域的杂技、音乐和舞蹈，在汉唐更大量输入中原并被汉族所吸收。南北朝时代北方诸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族统治者都自觉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匈奴刘渊、刘聪国号北汉，刘聪乃至“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后，孝文帝更全面推行汉化的政策。鲜卑人的民歌也因用汉字译文记载而入文学典籍，如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由于北方民族给中原带来游牧文化的影响，北朝文风就变得雄健贞刚；而晋室南迁，大批中原的汉人到了南方各地，受感于新的环境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则使南朝文风产生与北朝相异的绮丽柔靡的特色。至于唐代诗人刘禹锡作的“竹枝词”，实借鉴四川巴人的民间歌谣；宋、元以来的杂剧的发展，与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喜好带表演的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藏族和蒙古族之略有差别的《格萨(斯)尔》史诗也证明了有关作品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近代以来，清代说唱文学的繁荣得益于满、汉等族的共同创造；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名作《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影响；当代汉族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借鉴和吸收哈萨克族民歌，也是著名的例子；而满族作家老舍、蒙古族作家李准、玛拉沁夫等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更为人们所熟知，老舍乃至被誉为汉语文学的“语言大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需要文字作为符号才得以书写、保存和传播。上古时代中华各族的语言大体南北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此外，还有南岛语系、南亚语系等。其后，文字的发展既有象形字，如见于甲骨文的华夏族古文字以及云南地区纳西族东巴文字；还有拼音字，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文字。自秦以来，华夏族的象形为主的文字从篆书发展到汉代的隶书，又发展到后来的楷书，汉字逐渐成为多个民族认同的书写文字与传播媒介，而汉语也在多民族的融合中不断获得丰富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黎锦熙曾提倡注音符号为音标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推广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以北京话为规范的普通话，更促进了汉语的广泛应用。如今汉语已成为我国许多民族普遍应用的语言，也成为我国文学中运用最广的语言。但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各兄弟民族同样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权利，有些民族因为没有创造文字，仍以汉字来书写。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多数兄弟民族不但拥有以自己民族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且拥有以自己民族文字出版的文学作品。但不管用什么文字出版，不同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作为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仍然表现出各民族特有的生活内涵、文化风采与精神品格，表现出他们对于文学形式与风格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代各民族文学都对我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各自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涵盖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贡献的文学史，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本书的撰写拟向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做出自己的尝试与努力。台、港、澳地区历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以来，这些地区处于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它们的社会文化虽逐渐产生某些特色，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许多方面的文化基础，仍然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母系。它们以汉语、汉字为传媒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宏大系统。 　　二 　　一般来说文学的形态都经历了从不自觉的“前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简单形态的文学到繁富形态的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在这过程中，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也必然或先或后会发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走向更科学的演化与递嬗。 　　我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段。但我国各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他们经历各社会形态的时间并非同步，也并非全部都经历上述的五种形态。事实上，二十世纪有的民族就从原始共产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至今仍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今天也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曾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篇》。他很早就看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这历史过程中，不仅文学的社会内容不断有变化与拓展，而且文学的观念和形态都不断嬗变。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意识形态还是混沌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宗教意识、哲学意识、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往往混杂在一起。古代氏族的酋长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司法长官，还往往兼任祭司与巫祝。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有的少数民族部落中还可以见到。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也常常交织在一起。古人发动征战、渔猎或分配俘获物时往往举行祭典和庆祝，巫祝不但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还载歌载舞。这种状况下，文学活动还未独立分离出来。当时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或颂唱歌谣，虽然也有审美怡悦功能，但这种功能又并未被强烈地自觉地意识到，而是与政治功能、宗教功能、历史教育功能等融为一体。所以，马克思曾把希腊神话看作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以后，自觉的专门性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意识才可能产生并分离出来，因而现代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便把前此的文学称作“前文学”。 　　我国古代的文学自然也经历了这种“前文学”阶段。散见我国古籍的许多神话，例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等，都是年代久远的口传作品，是属于祖先崇拜的一部分。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既有许多历史记载性的文字，也有祭祀性的文字。《诗经》的《雅》、《颂》部分，像《公刘》、《生民》等诗，就含有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成分。这类作品也是作为庙堂祭典载歌载舞之用的。楚辞中像屈原加工的《九歌》便多属民间祭祀的乐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主要都属政治、伦理、哲学或历史著作，但已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们在很长历史阶段内一直都被视为文学。可见古代的文学观念很宽泛，与今天我们以审美为主要本质特征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异。按照今天的观念，神话传说虽可属审美性的文学，而政治、道德伦理或哲学、历史著作，除非具有丰富的形象描写，一般都难以再承认是文学了。汉代曾把学术著作视为“文学”，而别称文学性的著作为“文章”。魏晋时代可以说是向自觉的审美意识的文学转变的重要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论的文章虽仍然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但他毕竟指出了“诗赋欲丽”的特征。而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相继而出，都越来越深入地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思维的形象特点进行了探讨。《昭明文选》序也指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他们的论述对后人文学观念重在审美的嬗变起了先驱的作用。陆机《文赋》所论虽广泛，但谈及创作思维和灵感时指出：“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乃至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他的确抓住了文学审美性的基本特点，即借助于形象思维来传情达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他还指出在这种思维中“神与物游”，乃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钟嵘《诗品》对于诗歌作为审美文学的特征尤有精到的论述。他把诗的创作过程概括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把诗的表现对象看作是“照烛三才，晖丽万有”，把诗的作用夸张为“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并认为“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文论家的著作都重视词采，并将情、意、象三者统一，统视为文学具有审美魅力的特征，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上述主张不但促使后人把学术与文学分开，也把文与笔分开，并且广泛影响到此后作家对于审美文学的自觉创作。远在一千多年前，我国文论家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即有如此鞭辟入里的理论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也许由于历史传统的惰性，后来仍有许多文论家继续把不具形象性审美特征的文章也划入文学，即如陆机、刘勰论及文体时也兼及传统的众多文章品类，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严格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文学观念的完全确立，则是近百年受到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影响后经过新旧文学观念的激烈斗争才逐渐完成的。在二十世纪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人们不难看到从宽泛的文学观念到具有审美自觉的文学观念终于确立的过程。这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崛起和西方近现代文论的译介与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文学作家更以自己越来越丰富的创作，为新观念的文学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鉴于我国文学发展的上述具体情况，贯穿古今的文学通史的描述，便不能不顾及古代的文学观念，而不能按照今天严格的科学分类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观念去划定文学的范围。进入对二十世纪文学的论述，则范围便越来越严格。本书各编所论的文学，大体反映了我国文学观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三 　　文学的文体也有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文学本身而言，先民的口头文学创作自然早于书面文学。关于文学的起源有劳动说、游戏说、娱神说等等，各有各的道理。全面地考虑，文学的起源应是多种原因契合的结果。远古口头文学中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就孕育了韵文与散文、歌唱与叙事的分野，而口传文学的歌唱和叙事都带有一定表演性，所以，其中也实际孕育了后来戏剧的萌芽。迄今文学所发展的四大门类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我国都有悠长的历史。 　　上古歌谣的原始语言形态已不可考。相传黄帝时代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虽是后人记载的文字，但可以看出它不但富于节奏，而且押韵。《诗经》中所收的歌谣，多属四言，间也有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的，节奏与韵律都很强，是能够唱的。楚辞则多四言、五言、七言，宋玉的《九辩》更有多达九言、十言、十一言的，也都押韵。后来的汉乐府多为五言诗，间也杂有三、四、六、七言，虽押韵，却见出相当自由度。汉赋虽也富于节律，但它长于铺陈，所谓“铺采摛文”、“侈丽闳衍”，故一般被目为文类。只有抒情小赋，则较近乎诗。 　　诗之始，源出于原始民歌。历代文人诗的发展，也多得益于从民歌吸取营养。南北朝时代，南北民歌都颇多佳作。南朝沈约长于音律，首倡“四声八病”之说，从而促进了唐代五七言律诗绝句的完成。当然，唐代除了近体诗，仍有人作古体诗。中唐又从民歌兴起竹枝词、长短句，成为后来宋词大发展的滥觞。宋词元曲可谓一种新的诗体。由于与音乐和唱紧密结合，更为讲究音韵和声律，且分为不同的词牌和曲牌。而自宋至于元、明、清，乃至二十世纪以来，古体诗、近体诗和词、曲都不断有人创作。中国古代的诗歌由于汉字的特点，一般都句式整齐，能够吟唱，与音乐结合得十分紧密。但因此，久而久之便容易形成僵化的模式，到了明清以来不免缺少新鲜的活力，也难以适应人类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复杂和现代语言词汇大量增加、语法更趋细密的走向。所以晚清之际，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倡导“诗界革命”，提出“吾手写吾口”的主张。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诗的先声。自“五四”迄今的新诗在用白话写诗方面做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与探索，虽不是都很成功，但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诗人发扬古典诗歌讲究意境、音韵和排比、对仗的传统，并向民歌和外国诗歌的长处多方借鉴与学习，使新诗可诵可唱，在走向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产生了大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就诗体而言，出现了民歌体、自由体和新格律体，后者便有四行体、八行体、九行体、十四行体以及楼梯体等等。就表现的内容及吟唱方式而言，又分抒情诗、叙事诗。前者还细分为生活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后者又分短篇叙事诗与长篇叙事诗。依题材还分颂歌、爱情诗、哲理诗、山水诗、讽刺诗等等。诗与散文交叉嫁接的还有散文诗。今天，虽然新诗构成诗坛的主流，但不同诗体的旧体诗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作者与读者，与新诗构成一正一副、双水分流的格局。 　　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中的纪事文，如《盘庚》。由于古今的散文已涵盖抒情、叙事的散文和游记、传记、政论、杂文、小品等多种文类，所以它在我国文学中向来也是大宗。清人所选的《古文观止》，反映的大体就是前此人们的散文观念。从审美特征的严格眼光看，其中有不少是缺乏审美所必备的形象性的。不过，从传统的文学眼光，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以及后来的《史记》也都被看作散文。二十世纪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多沿袭这种眼光。这从追溯散文发展的历程来看，应是必须的。或谓散文的特征就在于散，信笔由之，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要言之，散文区别于韵文者，除了内容的包罗万象外，形式上它应更无所拘束，更接近意识与口语的自由流动性。六朝以来的骈文虽有整齐对称的句式与节律，也称韵文，但长于描绘与叙事，于今文学史家往往也以文视之。而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的正是形式过于限制且一般华而不实的骈文。历代散文都有大量作家创作，明清之际小品文特别发达。“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体白话散文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港、澳等地都有很大的成就，品种也更加丰富。例如出现了鲁迅等许多作家笔下的杂文，出现了如今相当流行的随笔、速写与报告文学，还出现了讽刺小品与知识性的科学小品，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散文更有两次较大的发展，散文的题材、形式和风格都更加丰富多彩了。 　　戏剧的产生在我国大约与古代的俳优有较直接的关系。它们以兼说、唱的表演来逗乐观众。到唐代发展为参军戏，其说唱表演已有情节。至宋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和元杂剧兴起，戏剧的发展更臻成熟，经历明代的传奇，戏曲角色更多，有所谓生、旦、净、末、丑等。表演和唱腔都有一定程式而又丰富多彩。明中叶以来，传奇戏曲中的昆腔(昆曲)盛极一时。实际上各地的地方戏曲，如秦腔、弋阳腔、皮簧、梆子腔、闽剧、粤剧、川剧、楚剧等，也于近几百年间发展起来。有些地区还有戴面具的傩戏，而藏族的藏戏也戴有面具。至清代乾隆末年安徽的徽班进京，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某些长处，形成了京剧。我国的传统戏曲往往都是说、唱、歌、舞相结合，并在乐器伴奏下演出的。二十世纪初，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渐繁，西方的戏剧形式如话剧、歌剧也先后引入。至此，我国舞台上各种剧种更争奇斗艳。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歌剧在近几十年来都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更大力推进传统戏曲的革新，除改编传统剧目外，还新编不少现代剧目。六十年代继京剧现代剧目大会演，更推出所谓“革命样板戏”。地方戏曲一段时间里曾实际停演，但“文化大革命”后又都迅速复苏，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戏剧在其历史发展中，文学剧本的大批产生大致始于元杂剧。那时关汉卿、王实甫等作家创作了大批剧本，戏剧文学才算真正被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戏曲也多有剧本。现代话剧作为新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更是作家辈出，涌现许多佳作，成为纯文学中被读者重视和欢迎的文本。新歌剧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也陆续推出不少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三四十年代还盛行过活报剧和秧歌剧。随着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发展，这方面的剧作也迅速增多。由于借鉴西方的戏剧理论，我国戏剧家也把历来戏剧中性质不同的作品分类为悲剧、喜剧与正剧，按内容的长短又分为独幕剧与多幕剧以及戏剧小品等。 　　我国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重要体裁，其叙事技巧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古人认为小说始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向被轻视。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略》分为十家，小说家忝为末流，记有十五种书，凡一千三百八十篇，可惜其作品全部散佚。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唯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迄今能见到的作品，可视为小说雏形的，除汉以前的《穆天子传》，当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文人记录加工的民间故事传说与历史轶闻，如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小说的要素虽不离人物故事，而要义则在于叙述。唐人传奇在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描述来展现人物的完整性格与命运方面，大大发展了小说的技巧。因此有些小说史家认为只有到唐传奇才是小说的真正开始。而唐代变文的说书人在讲述佛教故事上既丰富了叙事的技巧，又有接近口语的讲唱，实为后来宋代的话本小说开了先河。小说的兴起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产生有相当关系。宋代勾栏瓦舍出现的说书人，其听众也都属市井细民。说书人往往就是话本的作者并用口语讲述。这与唐代传奇出自文人的典雅手笔并主要供文人阅读有很大差异。话本大多是短篇，后来为吸引听众，逐渐发展了章回体的长篇，题材也进一步扩大，有讲史、公案、脂粉、朴刀捍棒等。小说走向成熟的高峰是明代和清代。我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长篇巨著，都出现于这期间。彼时短篇小说也很发达，收在“三言二拍”等书中的作品即可为证。《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佳篇也出现于清代。明清之际创作的各种长篇小说不下数百部。十九世纪末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极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功用，乃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从此兴起小说创作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热潮，如晚清的谴责小说、社会乌托邦小说。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实际失败的社会状况，又有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不仅使我国小说的内容大大改观和扩大，而且运用白话，向着世界现代小说的丰富形态迅行。不到百年间，微型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极大发展。就题材而言，出现了社会问题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道德伦理小说以及心理小说、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玄幻武侠小说，等等。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方式也不断有新的开拓，小说文体不但有传统的章回体与新体之别，而且有书信体、日记体、对话体等诸多体式，叙事人称也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交叉人称的区分。小说的叙述语言更有富于个性化的种种探索。 　　文学各种文体的演变，固有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致，深究更有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由。文体由单纯到繁复的发展，跟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情感、语言符号的不断丰富分不开。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不仅人们的思维情感越为复杂和细腻，语法更加细密，词汇与文字也不断增多，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审美视野也不断扩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一种艺术，它把握世界的创作题材也越来越广阔。这也自然地要求文学文体有多品类的发展。我国文学不同文体形态的嬗变，大体上也是体现了上述规律的。 　　四 　　古人概括我国的历史有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历史是合的时间长，分的时间短。夏代传世四百多年，商代传世五百多年，周有天下八百年，汉有天下四百年，唐、宋、明、清的统一也都有二三百年不等。正是这种长期统一的局面使得中华民族得以休养蕃息于广阔的疆域，形成具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的共同体，不但能从衰败中不断崛起，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大多衰落了，唯独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除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的原因外，跟中华民族具有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分不开。而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形式在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形成上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支撑着中国文学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以能够长期维系统一，造成分裂的局面一般都较短，其根本原因应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实际发展的特点有关。封建社会虽然在农村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我国自殷商奴隶制时代起，工商业便比较发达。迄今在黄河、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都普遍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就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发明，更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城市的繁荣。《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齐国的临淄商贾云集，“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秦始皇建都咸阳，宫室连绵数百里，其繁华富丽更远胜于临淄。秦始皇墓兵马俑的发掘，就能令人想见当时帝王拥有财富与工匠之多。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不仅从政治上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控制工商业，对盐铁之类长期实行专卖，依靠经济、文化、交通都十分发达的大城市，对全国进行统治。正是工商业的发达以及财富的积累和文化的昌盛，也吸引周边兄弟民族频繁交往和认同。应该说，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而文学对于促进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则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它不独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的现实生活，而且它也是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表现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文学并非纯粹的审美形式，文学作品总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特定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情感意趣。我国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都有助于促进和巩固民族的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 　　第一，我国文学历来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对于社会的多种教化与陶冶功能。 　　崇尚自然与祖先，把它们神异化，这大概是原始人类共有的状态。我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并出，百家竞起，其后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孟子等所创的儒家学说就一直成为超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老庄的道家学说也一直拥有相当的影响。在唐代，道家甚至被统治者崇奉为至尊。东汉以来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教义，也不断获得广泛的信徒。以提倡入世的儒学为主和以寄托于出世与来世的道、释为辅，三教互相渗透，构成了两千多年中国人奇特的心灵世界，使人们得意时沿着封建社会的等级与秩序努力奋斗，失意时又能藏身于超脱功名利禄的精神家园，逆来顺受，怡然自得，憧憬于虚无缥缈的世外或来世。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有效地维系着封建社会长期的统治。我国文学的发展中，人们不难看到上述儒、道、释三家的强大精神影响，而且近代以前，文学传播一般也越不出三家思想的体系。自孔子以降，中国文学就十分重视思想性。古人提倡的“诗言志”、“文以载道”，所言的“志”与“道”主要就是儒、道、释三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在统治阶级强大控制与影响下的文人文学领域尤其如此。 　　当然，这三家学说都含有封建性的糟粕，道、释更有落后的迷信、愚民成分，但三家又都有准人道主义的一定博爱精神与民主性。如儒家的“仁义”思想、“民为贵”思想；道家的师法自然、疏狂个性的旷达思想与对社会不平的愤世嫉俗思想；佛家的慈悲为怀、超度众生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人类的发展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个人做起，而目标却指向了家国与天下，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集群利益高于一切的东方集体主义，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牢固基石。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的宏愿，都是上述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扬。佛家思想对藏族、蒙古族影响尤深，而伊斯兰教义对于回族和维吾尔族等，更被奉为至上。明末以来，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博爱精神，对我国文学思想性的扩大，也具有不可轻忽的影响。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族存在两种文化的学说，对于解释历史上的阶级社会的文化同样是适用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民仍然是文化的积极创造者，他们虽然也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们异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欲望、意志与情感，通过民间文学和某些作家文学也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而，关心人民的命运，同情人民的疾苦，揭露贫富的对立，抗议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追求公平与正义，便成为文学人民性的重要标志。这从《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秦风·黄鸟》、《魏风·伐檀》等诗中都能看得很清楚。屈原《离骚》的高度思想价值也在于它深刻的人民性。可以说，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作品。对人民命运与福祉的关注，也就是对构成民族最大集群的关注。这方面文学对强化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崇尚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确立，更把我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 　　我国文学对于思想性的重视，是与人们对文学的广泛社会功能的认识分不开的。孔子论诗，便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毛诗序》更认为诗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差不多把文艺的政治作用、认识作用和道德伦理的思想教育作用都说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所以在我国始终未能获得广泛信从，不是没有深刻的历史传统原因的。 　　正由于我国文学十分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的广泛的社会教育功能，才使它在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促进和巩固民族共同文化和提升人们思想品质与精神凝聚力的作用。 　　第二，我国文学中大多数兄弟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汉字符号也有助于促进民族精神的认同。 　　人类不仅是社会的动物，还是运用和依赖于符号的动物。而语符的统一，在形成民族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也不能轻视。象形表意的汉字作为文学的传媒，这种文字本身就具有一种形态的美。它非但有双声叠韵、排比对仗、音调铿锵等优点，而且形意相通，乃至言有尽而意无穷。与拼音文字必须与口语相一致不同，它的象征性使自己有可能成为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地方方言的共有符号。汉字的这种特点，使得古代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文，即古文有可能产生与发展。尽管它在表意上有难达细密的缺陷，然而却有精炼简洁的长处。在古代书写印刷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文言文相对比较利于传播。因此汉字的广泛运用，正是促进中华各民族减少交流隔膜，加强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积极的因素。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汉字之所以能在越来越广的范围被许多兄弟民族所共用，乃至传播到东方别的国家，与它以象形表意为主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当然，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采用的拼音文字也有它的优长之处。今天中华各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里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使用自己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汉字自身具有的一定优越性，它逐渐成为大多数兄弟民族所熟悉、所广泛使用的语言符号，则是事实。 　　五 　　从本质上说，任何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审美创造，都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产物。虽然意识总是存在的反映，但客观存在毕竟要通过人的主观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不过，在艺术创造实践中，作为创造主体的艺术家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从偏于对现实的模仿中获得快感；另一种是从偏于对自我思想、情感、幻想的表现中获得快感。两种状况都有艺术形式的创造问题。形式的独特而完美的创造，固与现实的启示有关，乃至直接从现实形式的提炼而得，而这种创造，也能使人获得一定的审美愉悦。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形式虽然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但在具体作品中，形式又总是从属于内容的，它总是一定作品内容的形式；当然，内容也总是一定作品形式的内容。即使有努力追求形式创造的艺术家，其作品仍然可以有偏于再现型或偏于表现型的区别。 　　上述不同艺术思维的类型也可以视为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从文学史上看，主张按照现实生活本来面目来描写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就属于再现型；而主张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或不曾有的样子来描写的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创作方法则属于表现型。当然，在漫长历史的复杂过程中，艺术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要比两种类型更为多样，也存在介乎两者之间或被称为两者不同程度结合的作品。 　　就我国文学而言，可以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主要的创作潮流。现实主义之所以区分于自然主义，是因为它不仅在表现上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而且它追求一种典型的概括。上古神话虽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它也是借助于想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力的作品，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应该属于浪漫主义或至少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结合。而《诗经》中的大量作品多可归入现实主义，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则主要属于浪漫主义。它们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都影响至大。受到纪实史传文学影响的小说多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轨迹；而受到神话影响的小说则往往追随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我国社会公众长期受到儒、道、释三家的影响。儒家求实，倡入世，反对“怪力乱神”，而道、释两家却倡神鬼仙佛，崇尚虚幻的世外或来世。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多在创作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方法；而受道、释两家出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则多采取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唐代诗人中，这种分野较为明显。杜甫的“三吏”、“三别”之描绘战争的离乱，堪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态度也接近现实主义，所以他能写出《秦中吟》、《卖炭翁》这样的作品。而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明显，他的激情洋溢，笔之所至，汪洋恣肆，想象瑰奇丰富，当属浪漫主义的特征。后来的李贺被人称为“鬼才”，其想象之诡奇阴冷，荒诞不经，也近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但历史上许多诗人的具体创作，常常既有现实主义之作，也有浪漫主义之作，或者两者有所互渗的。即如唐之李白、杜甫，宋之苏轼、辛弃疾等大家也如此。戏剧、小说中的情形大体类似。如果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属现实主义，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呈浪漫主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主要是现实主义，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则主要是浪漫主义。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样既具史实根据，又有许多幻想和夸张，强烈表现作者思想倾向的作品，可否说它们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程度的结合呢？晚清的谴责小说似可看作现实主义兼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变种；而梁启超、陈天华尝试的未来乌托邦小说就纯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想象。“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就创作的主要倾向而言，鲁迅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大师，郭沫若被奉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但细而论之，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便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倾向，而郭沫若的许多自传体作品虽不乏激情与理想，当然又有别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也立意于使文学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追求作品饱含社会未来合乎规律性发展的理想。尽管创作实践存在许多问题，但也不无一些成功的经验。八十年代后，虽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流风，涌现了许多表现主义倾向强烈的先锋派作品，可是，文坛上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 　　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中，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潮流不容忽视。它虽然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叛出现于文坛，但在它强烈的自我表现的倾向中也还不同程度地包含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在艺术形象上更多表现为现实的扭曲、夸张、荒诞，乃至运用完全超现实的、象征的、抽象的笔法。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标榜反传统、反文化，提倡隐蔽创作主体感情的客观的“真实主义”，以及追求语言游戏与拼贴结构，力求消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别，然而其具体作品往往表现为现实生活与神话传说幻想的结合。此种创作影响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文学中已有所见。有的有更多的表现主义，而在“新写实”作品中则有更多的自然主义。在诗歌创作中，艺术思维模式多样化的表现尤为明显。然而细加归纳，仍然没有脱离或按现实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或按想象中应有的样子来描写的这两种基本的方法。应该看到，历史上不同艺术思维模式、不同艺术创作方法自然影响到具体作品的不同艺术特征与风格，也会影响到相应作品的不同社会功能与效应。一般地说，现实主义作品的描写从细节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的性格与行为，都富于生活的动感和历史的认知作用，使读者往往把它当作历史生活的教科书来读，在如临其境中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而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作品则使读者更多领悟到发自心灵底蕴的某种理想的光辉，某种激情的冲击，以及某种奇异形象所唤起的快感。因而艺术创作上，如果要争取“百花齐放”，那么鼓励创作思维与方法的多样化应是明智的。但无论采用什么模式与方法，作家都有必要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从而获得创作的活跃灵感。毕竟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只有客观的社会生活才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最虚幻的想象、最神奇的幻想，也源于现实生活记忆的综合和重造。 　　六 　　我国文学的发展不仅与中华各兄弟民族的贡献分不开，也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的胸怀，善于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优长分不开。古代尽管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地处东亚的我国各族人民与周边国家的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汉唐以来，与东亚和西域各国，乃至印度、波斯、罗马，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有来往。近世尽管清代统治者有段时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明末清初，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既把西方的学术文化带到我国，也把我国文化向西方作了介绍。而近百多年，我国历代有识之士更致力于向西方和其他先进的国家学习，我国文学在这方面得益尤多。在古代，我国文学受到外国影响比较明显的恐怕应该首推佛教自印度传入的浸淫。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宋，历代都从梵文翻译佛经，其中多有文学色彩，有些就是文学作品，像《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等。印度古代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也通过佛经传了进来，这就对我国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思想内容方面，佛教的观念和重视来世、普救众生、慈悲为怀以及轮回再世的思想，都逐渐进入我国文学中，不论民间创作或作家创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渗透，唐代的变文以及像王维的一些宣扬寂灭思想的诗歌就是突出的例子。变文的产生源于推广佛教的需要，大多均属传扬佛家教义的故事，如《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等。古代佛教思想的影响更远及后世，《西游记》、《封神演义》乃至《红楼梦》无不有它的深刻印记。佛教中禅宗在我国的创立，禅的观念对我国诗歌美学影响尤为明显。二是艺术形式方面，包括语言音韵、词汇与句式。《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说过：“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又说：“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沈约为诗倡四声，曾受梵文佛经的启示。随着佛经的翻译，有许多梵语词汇被汉语所吸收，而应俗讲需要的变文体式，为可唱的韵文和可讲的散文相结合。这种讲究音韵的亦歌亦讲的叙事形式，当与鸠摩罗什所说的印度的影响不无关系。它对后来我国的说唱文学如弹词、宝卷、子弟书以及戏曲的发展都提供了某些借鉴。 　　迨至近代，海禁日开，欧美和日本文学的影响，随着大规模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也日见广泛和深远。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我国即陆续向欧美和日本派出留学生。晚清之际，翻译外国小说多达四千零一种。仅林琴南一生经别人讲述而意译的外国小说便有一百八十余种。新文学大师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翻译了许多作品。鲁迅曾承认他的创作受到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而在郭沫若的狂飙般的诗作中，也不难找到歌德、拜伦、雪莱、惠特曼等的浪漫主义诗风。迄今不到百年间，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学名著在我国差不多都有了译本。正因此，我国作家才有可能广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学，从而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迅速扩展了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体裁、样式，使各种文学品类都具备了世界文学的现代形态。今天，可以这样说，当代世界所涌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潮流，在我国都有它的回响；当代世界所具有的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我国作家也无不加以探索和尝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广泛地借鉴和吸取，我国作家才有可能不断创作出具有现代文学水平而又富于民族风格特色的作品。 　　当然，在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中，文学的影响也是相互的。我国由于文明悠久，文学典籍丰富，也有许多作品被翻译到外国去。汉唐以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都有许多我国文学的原本与译本，从而对这些国家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而久远的影响。唐代时，日本曾多次派大批留学生来中国。此后，日本多代皇室和幕府将军都竭力搜集中国书籍，包括中国文学作品。至今这些东亚国家的图书馆还保藏有大量中国文学古籍以及这些国家的文学家历代用汉文创作的诗文。十七世纪以来，经过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西欧北美的一些主要国家也开始出版我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使这些国家的读者有可能阅读与借鉴。例如一六二六年法国人金尼阁就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译成拉丁文。十八世纪西方报刊上便刊登了《诗经》的译文。我国的杂剧《赵氏孤儿》和明清时代的一些小说也被译到西欧。著名的法国作家伏尔泰和德国作家歌德还尝试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歌德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和《玉娇李》的启迪，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随着我国外流书籍的不断增多，以致今天我国文学的有些孤本、珍本甚至要到东京、伦敦、巴黎、华盛顿和圣彼得堡的图书馆去找。至于二十世纪以来，我国文学作品被译到外国的就更多。二十年代下半期在老舍的协助下，克利里特·艾支顿曾将《金瓶梅》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九年在英国出版。三十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也将《水浒传》译成英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离骚》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的选本和《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都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文字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丁玲、艾青以及王蒙、张洁、铁凝、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译成二三十个国家的文字，从而使我国文学的影响大步走向世界。 　　七 　　文学史的编写无法回避文学史观念、方法论和历史分期问题。　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文本与历史的本体是两回事，历史文本永远无法再现历史本体，每个历史学家都只能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材料去建构和描述历史。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历史毕竟不是每人都可以随意加以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应是可以认知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要从大量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叙述中去清理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分析彼此间复杂的种种因果关系与规律，给予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以符合自身历史作用的评价。我们认为，文学史的任务也在于客观地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文学现象，并尽可能研究与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特征与规律。而文学作为人类一定历史土壤上萌发的精神花朵，它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都不能与一定社会的历史土壤无关。相反，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息息相关的联系。它不仅与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相关，而且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彼此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我国近似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可以上溯到《汉书·艺文志》和后来史著中的《文苑传》，但我国学者撰写的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始于二十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而迄今不到百年间，这方面各种各样的著作已出版有一千几百种。其中既有各种观点、各种视角的文学史，也有各种民族、地区的文学史和各种文体的文学史，以及各种断代史。 　　文学史描述的对象自然首先是文学作品，这包括人民口头创作的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诸多作品的产生才能有作家，才能构成一定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虽然文学运动具有催生作家和作品的作用。而作品虽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创作的，作品的流行、传播还需要有相应的读者和历史条件。并非任何文学作品产生后都能够传播开来和流行下去，也并非任何作品产生后都具有文学史必须加以描述的价值。只有因自身独创的思想艺术价值而赢得相当广泛的传播度，并且对文学发展产生承前启后作用的作家作品才具有历史的意义。文学史要对在历史上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作品作出论述和评价，并依其贡献与影响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地位界定。有许多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这包括社会结构的变革，经济的繁荣与衰敝，战争的胜利与失败，王朝的更迭与民族的迁移，外来的交往与影响，等等。而思想文化、文学理论的变动，也往往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某些走向。 　　文学史如果仅仅描述文学本身便很难讲清历史上文学所以如此发展的来龙去脉，更无法揭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采用科学的历史观就极为重要。本书作为中国文学通史，要论述各种文体、各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流派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自然要力求材料翔实，叙述文学事实客观可靠，而且要使论述不致成为作家作品与种种文学现象的堆砌，并给予它们以恰当的历史评价与定位，揭示出文学发展与社会结构各种因素发展的必然联系。今天要做到这一切，就不能不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可以说，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最科学的，在阐释历史方面尤为如此。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 　　当然，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非易事。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过形形色色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情况。新中国学者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缺憾，但这不能作为我们因此就可以怀疑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受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本书编撰者所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都曾经对德国的斐·拉萨尔的剧作《弗朗茨·西金根》进行过实事求是的批评。恩格斯在他给作者的信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7页。这种文学批评的观点对于我们撰写文学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美的创造物。对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创造主体——作家的评价，自然要重视审美的角度，也自然离不开美学观点；而文学艺术的创造，如上所述，又根系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广泛的文化背景，因而也自然离不开历史观点。当然，文学史作为历史著作，我们要充分尊重文学的史实和社会的史实，也要充分顾及历史上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评价标准，寻求对作家作品的能为历代广泛认同的比较合理、科学也比较稳定的公允评价。 　　中国文学通史的编写既然涉及全国多民族的文学，对作家作品的爱国主义的评价就不能不是一个需要加以慎重研究的重要问题。自有民族国家产生就会有爱国主义。它既是保卫民族生存利益、保卫民族共同家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上又与忠于一定君主和王朝的统治利益相联系。我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不同时期也出现过多国分立的局面。既有依不同民族而分立的国家，也有同一民族分立的国家。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既有保卫自己的正义战争，也有侵略别人的非正义战争。有些战争推动历史进步，有些战争则造成历史倒退。有些战争带来分裂，有些战争则促进统一。总之，情况相当复杂。既是战争，总会给人民带来痛苦，也会带来爱国主义精神的昂扬。有的作家侧重写人民蒙受兵燹的惨痛苦难，有的作家则侧重歌颂保家卫国的英勇战绩。以往的许多历史著作或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或站在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上去处理爱国主义问题，这在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今天，自然不再合适。今天我们应当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认识历史上发生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准绳，以评价前人的功过得失。对各民族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无疑应当联系具体的历史情况去作不同的评价。一般地说，我们当然不能再保持只尊崇某一民族、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要承认各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都是正当的，应当歌颂各民族国家保卫自己家园和生存权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在道义上斥责侵犯他人家园和生存权利的非正义行为。但对于某些民族所发动的侵略性战争所带来的历史进步和中国大统一的客观历史作用，又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带有二重性。对历史上爱国主义与忠君思想的关系，既要看到彼此的联系，也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并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加以分析评价。对封建统治阶级起着历史进步作用的上升期和起着历史反动作用的腐朽期，对忠君思想的评价就应不同。 　　文学史编写中难度最大的是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尽管前人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某些方面的进展，但要前进一步，更深入地揭示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确实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本书虽也尽量为此做些工作，却自知进展有限，只好期待于将来，期待于文学史界更多学者不懈的共同努力。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如上所述，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它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就文学史的撰写而言，文学的历史分期向来是人们所关注，也是颇有歧见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许多文学史著作按历史朝代划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朝代的更迭必然不同程度地带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从而使文学相应地也产生种种或大或小的新的变化。这都是人们所常见的。但文学史毕竟不是政治史或经济史、文化史，也有朝代更迭而社会各方面包括文学都甚少变化的，因而只按朝代划分，有时便不一定恰当。 　　那么按文学本身发展的状况来做分期根据又怎么样呢？ 　　文学的发展包括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的发展。应该说，文学观念的变化相当缓慢，而文学形态、特别是文体的变化则相对比较快。从我国文学史上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元人杂剧、明清长篇小说等，又都大体与朝代的递嬗相联系。至于文学观念，近代以前我国文人向以诗文为文学的正宗，而文类的包罗又极广，虽然其间也出现了小说和戏剧，却往往不受重视。真正从审美特征的角度去衡量文学，并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视为文学的四大门类，涵盖今天包括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俗文学与雅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的所有体裁、样式在内，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则只是近百年间的事。因此，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全按文学观念的变革或文类的出现和文体的演变来作文学史分期的根据，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还要考虑到，任何文体的产生都有个渐进的过程。比如唐代的律诗与绝句，作为五七言诗的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乐府。而宋词虽然成熟和风行于宋代，其先驱却源于唐代。小说、戏剧同样都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很难以某一年代为标志来对文学作截然的历史分期。 　　考虑到以上的种种情况，本书在历史分期上采取多层次兼顾的办法，即兼顾朝代更迭与文体递嬗，将全书十二卷分为上下两编来论述： 　　上编为古代文学史，共六卷。即从先秦至清代。论述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文学。其间虽不断改朝换代，但夏商两代尚处于“前文学”状态，流传作品较少。而周代以后，社会结构基本处于封建社会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和中期均带有更多奴隶制的残余，后期工商业更发达，则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各种文体几经递嬗，每个朝代的文学也每有兴衰，唐以后虽然开始涌现若干白话文体，但文学的发展皆以言文分离的古文作为文学主要的文体语符。第一卷从“前文学”论述到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即从文学的审美意识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时期；第二卷论述从唐到五代的文学，即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又一辉煌期和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第三卷论述宋辽金文学，即封建时代科学文化的再度辉煌期和文学四大门类基本走向完备的繁荣期；第四卷论述元代文学，着重评介元曲和元杂剧的繁盛期；第五卷论述明代文学，着重评介小说创作的崛起和诗文的变革以及西方新思潮的渗入初期；第六卷论述清代文学，着重介绍诗文的嬗变和戏剧、小说走向繁荣的时期。 　　下编为近现代文学史，也共六卷。即论述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国人民不断进行民主革命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阶段的文学，也是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和过渡的历史阶段的文学，即以言文一致的新文学逐渐成为主体的时期。这阶段我国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撞击日趋频繁与激烈，从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到各种文体的演变和繁衍，都越来越见迅速和深刻，是文学本身告别几千年的传统模式，迈向新时代的革命时期。第一卷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八十年文学，也即论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文学衰落和新文学萌生的历史过程；第二、三卷为论述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文学，也即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学迅猛发展并确立的历史过程；第四、五、六卷则为当代文学史，即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也即我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尽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的阶段，是人类从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转向未来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结构都与前此的社会形态有本质的不同。在此背景下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有崭新的发展和显著的开拓。它是我国文学现代形态走向完备的时期，也是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规模空前巨大的时期。其间虽有发展的曲折，但无疑是我国历代文学发展的新的繁荣时期。此三卷，分别论述这阶段文学发展的状况，包括各民族地区和社会形态有异于大陆的台港澳地区涌现的作家和各种文类的成就，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等各种文学现象的递嬗演变。 　　上述历史分期的处理虽非尽善尽美，但既顾及社会形态演变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划分，也顾及朝代的更替和文学不同形态的兴衰，我们认为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自然，由于社会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文化资料积累过程中古籍多有亡佚，文学也经历了从简到繁的历史过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规模，古代也不能与近现代相比，因而，在全书比例上，近现代以来占有较多篇幅便不可避免。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篇什浩瀚、作家众多，以往的研究也相对不够，对此有更详尽的介绍，也许正是读者所期望的。 　　八 　　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共同编写的著作，自然要考虑到吸收这两个研究所以往有稳定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当时的所长郑振铎、副所长何其芳，便筹划编写中国文学史。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归属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八年，根据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何其芳又提出撰写中华各民族文学史的设想，但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具体工作难以实际展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终于组织有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参加被列入国家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前者指定余冠英为总负责人。其中上古至隋代部分由余冠英主持；唐宋部分由钱钟书主持；元明清部分由范宁主持。后者指定唐弢任主编。唐弢后来在樊骏协助下还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一九七八年，文学所划归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又分出部分人员筹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当时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又提出编写自古至今的文学史的课题。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文学研究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做了不少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进展，不仅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新的作家与作品，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学的断代史和文体史，还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其中就包括由余冠英、林庚、唐圭璋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断代史系列(现已出版了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徐公特主编的《魏晋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董乃斌、吴庚舜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上、下卷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前所长刘魁立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现已出版了十四个民族的文学史)。而这些年文学研究界对古今作家作品的研究更不断涌现新的成果、新的见解，文学史学观念也有所更新。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原有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确也显出著作年代所难免的历史认识的局限。而由于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期待全国的统一，新的中国文学通史就必须既吸收原有成果又超越原有成果，努力去做填补空缺，拓展新领域的工作，特别是需要补充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经两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我和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绍基、副主任樊骏共同主持新编《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的工作，本着既要继承以往稳定性研究成果，又体现充分吸收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成就的原则，我们重新拟定了全书章节的新构架，分为三编来撰写。此书第一编《中华古代文学史》部分，我们保留了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约八十三万字中无需修改的一部分章节，特别是余冠英、钱钟书等名家撰写的章节，又增加许多新的章节，订正了必须订正的材料，增补了大量必须增补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包括北朝文学、五代十国文学和辽、金文学以及过去论述得很不够的明清文学，还有原先基本没有写到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等，从而将古代文学编写成二百五十万字。此书第二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近代部分完全新写，约四十五万字；现代部分共一百万字，其中采用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部分章节约二十一万字(包括唐弢执笔的章节)。与历来的现代文学史相比，新增加了文论、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内容，并力求更公允地评价对现代文学发展做出有益贡献的、曾经受到忽略的各种倾向的作家。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一百五十万字，全部新写。这样，全书十卷共五百六十万字。除比较充分地对作家作品和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做有分析的论述外，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相对忽略或写得很不充分的不同时代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以较多的篇幅，努力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评价。 　　这一次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增到十二卷，计六百万字。主要是吸取了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史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新发现，深化了对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并对原版所存在的各朝代各民族文学论述不够平衡的状况做了适当调整，对过去论述中不够充分或必须重写的部分做了重写，全书修改和新写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一。自然，我们还未敢奢望这部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尽善尽美。我们的努力仍不过是想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以满足当前迫切的需要，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比较全面地纵览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的书籍，其中疏漏与力所未逮之处仍难免。由于分编分卷论述，某些跨越朝代和跨越时期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在叙述上也难免有前后局部交叉、重复，在处理上或未尽当。我们热诚地恳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进一步修改和充实，并渐臻完善。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作者：  袁行霈主编;袁行霈，罗宗强卷主编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简介： 片断： 愤诗》 曹丕《典论·论文》称孔融、陈琳、王粲、徐平、阮璃、应杨、刘极为“七子”。 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长，且在建安十三年（208）被杀，因此实际上只有六人参加 了邺下时期的文学活动。其中王粲、刘桢的成就最突出，钟嵘《诗品》列之 于上品。 王粲，字仲宣，今存诗23首。他于建安十三年归顺曹操，此前的作品 或纪汉末战乱，或写其流落荆州时的羁旅之情和壮志难酬的感慨，代表诗作是 《七哀诗》三首，尤以第一首最为著名：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遭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 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机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 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 言。南登源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清然伤心肝。 此诗写诗人在初平三年（192）董卓部将李侬、郭汜作乱长安时避难荆州途中的 所见所闻。“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概括了战乱后生灵涂炭的惨象；“路有 饥妇人”六句，具体地描写一位饥妇人抛弃亲生骨肉的场面，揭露了战乱给人 民带来的灾难。清代吴淇评此诗说：“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 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沈德潜 说此诗为“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古诗源》卷五），足见其影响 之大。《七哀诗》其二写山川景物之荒凉、飞禽走兽之有家可归，反衬自己滞留 他乡的痛苦，也十分真切感人。归曹后，王粲比较重要的作品是《从军诗》五 首，主要描写诗人几次随曹操出征的感受。诗歌再现了汉末战乱后农村田园 荒芜、满目疮痍的景象；歌颂了曹操的英明神武；同时也表达了自己追随曹操 为国效力的意愿。 王粲还有一些在邺下时期与曹丕、曹植兄弟及其他文人唱和的作品，如 《公宴诗》等。这些作品虽然是“怜风月、狎池苑”之作，但在诗歌题材的开拓。 诗歌技巧的探索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意义。 王粲的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谢灵运说他：“家本秦川，贵公子孙，遭乱 流寓，自伤情多。”（《拟魏太子邺中集·王粲诗序》）“自伤”是王粲的感情特征， 贵公子孙的出身，遭乱流寓的遭遇，使他格外地感物兴怀、忧世悲己。这是他 写诗的出发点，他的作品虽有对百姓的同情和伸展抱负的愿望，但这些都是从 个人身世的感伤中展开的。因此“发揪怆之词”（钟嵘《诗品》上）便成为他的主 要特点，却难免“悲而不壮”（刘熙载《艺概·诗概》）。王粲的诗歌取得了很高的 成就，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文心雕龙·才略》）；方东树评之为“苍凉悲慨， 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昭昧詹言》卷二）。他的诗对后世也颇有影 响，钟嵘《诗品》说潘岳、张协、张华、刘琨、卢谌等著名诗人皆源出于他，连魏文 帝曹丕也“颇有仲宣之体”。 刘桢，字公干，存诗二十馀首。在当时甚有诗名，曹丕即称其“五言诗 之善者，妙绝时人”（《又与吴质书》）。他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其诗一如其人， 刘勰说：“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钟嵘说他：“仗气爱 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诗品》上） 刘桢的诗一类是赠答诗，一类是游乐诗。 他的赠答诗中，最著名的是《赠从弟》三首。这三首诗分别用频藻、松树、 凤凰比喻坚贞高洁的性格，既是对其从弟的赞美，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刘履 说：“初言频藻可充荐羞之用，次言松柏能持节操之坚，而本章复以仪凤期之， 则其望愈深而言愈重也。”（《选诗补注》卷二）其中第二首最佳：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 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写得豪迈凌厉，颇有“挺立自持”（陆时雍《诗镜总论》）、“高风跨俗”的气概。与 王粲不同，刘桢的风格是“壮而不密”（曹丕《典论·论文》）。同样面对动乱的社

苏东坡词全编:汇评本

作者：  曾枣庄主编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

简介：　　本书目的，在于为苏词研究者和苏词爱好者提供尽可能全的有关苏词的资料，以省大家的翻检之劳。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诗话》云：“诗话之源，本于钟嵘《诗品》。然考之经传，如云：‘为此诗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远之有？’此论诗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其诗孔硕，其风肆好’，此论诗而及辞也。事有是非，辞有工拙，触类旁通，启发实多。”“论诗而及事”偏重于背景资料；“论诗而及辞”偏重于评论资料。二者对研读诗、词、文都是很重要的。故本书名之曰《苏东坡词全编汇评本》，所收不限于评论资料，有关背景资料也一并收录。有一则资料评及数首苏词者，短者在各首之下皆收。过长者，则涉及各篇之评语重收，所举词则仅收该篇，不作参见，以免读者前后翻检。有的资料，层层相因，后出而全无新意者不收。因苏词字数不多，故即使没有资料的原作也一井收录，以使读者有一部完整的苏词。所收苏词原文文字，以《全宋词》中的《苏轼词》为准，编排则按词牌略作调整。不涉及单篇而泛论苏词者，皆附于单篇作品之后，作为附录一，谓之《苏词总评》。苏轼对词的看法，想必对理解苏词亦很有用，故把苏轼论词的诗文及诗话、笔记中苏轼论及他人词的记载也予以收录，作为附录二，谓之《东坡论词》。 　　

诗经研究丛刊.第十八辑

作者：  中国诗经学会，河北师范大学编

出版社：学苑出版社,2010

简介：《诗经研究丛刊(第18辑)》是第十八辑《诗经研究丛刊》，书中包括了：《刘勰与钟嵘诗经观之比较》、《论“孔子删诗”公案的发生》、《“德音”考论》、《辨章析句，振本知一——杨合鸣教授的语言学成就》等内容。 《诗经研究丛刊(第18辑)》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三曹诗选

作者：  曹操等著;余冠英选注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1997印)

简介：前 言 建安时代〔一〕在中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文人诗的传统 里，是一个很突出，很辉煌的时代。钟嵘《诗品》说： 自王、扬、枚、马〔二〕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诗人之 风顿已缺丧。东京二百载中惟有班固《咏史》〔三〕，质木无文。降 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 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 于时矣。 这时文学的主要体裁已经从辞赋转变为五言诗，而作家之 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又说： 至于建安，曹

陆机研究

作者：  杨秀英 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02月

简介：　　陆机是西晋太康、元康间*著声誉的文学家，被后人誉为“太康之英”。就其创作实践来说，他的诗歌“才高词赡，举体华美”（钟嵘《诗品》），注重艺术形式技巧，代表了太康文学的主要倾向。就其文学理论而言，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何联系整个时代背景—西晋一代士风来考察陆机的文学创作成就，并从文学史的角度评价其地位和影响，为本书着重探讨的问题。研究陆机的诗赋创作和文学理论，有助于了解当时文学发展的总体风貌，更好地把握西晋文学的精神特色。

诗品集注

作者：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简介：《诗品》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诗的理论著作，号称“百代诗话之祖”，以其“思深而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的特色，受到同时代以及后世文人的赞赏与肯定，对我国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一千多年来，关于《诗品》的研究络绎不绝。时至当今，曹旭教授的《诗品集注》被公认为是最好的《诗品》通行本之一。曹旭教授致力于中国诗学领域数十年，对《诗品》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本书以现存最早的《诗品》版本——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为底本，在正文下分校异、集注、参考三部分，综合各家版本进行校勘，广搜群籍，为疑难字句作注释，并列出其他相关材料，以便读者理解。可以说，本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又在学理性之余兼顾人性化阅读。书末并附有综合索引，无论是人名，还是相关术语，都可以极为方便地检索到，大大方便了读者。无论是对《诗品》的研究者还是爱好者来说，本书都是不可错过的必备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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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第三节《青青河畔草》、《今日良宴会》 在《古诗十九首》中，有些诗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表达了一种不十分正当的感情。然而我以为，看一首诗，切忌只看它的表面。杜甫写过《曲江二首》，那是在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肃宗刚刚回到长安时写的，诗中说，“朝田日日典春衣，每向江头尽醉归”。许多人对此很不以为然，杜甫怀有“致君尧舜”和“窃比稷契”的理想抱负，何以竟在朝廷百废待兴之时写出这种及时行乐的话来?然而如果你根据这两首诗就说杜甫把理想抱负都放弃了，想要及时行乐了，这是你不了解杜甫！因为人性本来就有软弱的一面，你说你从来就没有过任何软弱或失望的时候，你说你自己永远是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那是骗人！如果你总是说这种虚伪的话，形成了骗人的习惯，那么你就堕落了。如果整个社会都染上这种虚伪和说谎的风气，那么整个社会也就都堕落了。真正伟大的诗人从不避讳说出自己的软弱与失意。比如杜甫，他眼看着肃宗朝廷的腐败和唐朝国力的衰落，自己不但无可奈何而且不久也就被贬出京，他怎能不产生失望的情绪?《曲江二首》实在是表现了诗人那时心中十分复杂的感情。如果大家想更详细地了解这两首诗，可以参考我写的《迦陵论诗丛稿》一书中的《谈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古诗十九首》中有的诗也是如此。现在我们就来看《昭明文选》中排在第二首的《青青河畔草》。我曾说过，《古诗十九首》善用比兴，这首诗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写的是春天到来时的景色。“青青”，是草木的颜色；“郁郁”，是草木盛多的样子。这两句是感发的起兴，就如同《诗·关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样，也是由大自然中的生命与人类生命间相近似之处引起共鸣，因而产生了由物及心的联想。春天，是花草树木一生中最美好的季节，当你看到这些美好的生命如此欣欣向荣，就会在内心之中也产生一种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之情。我可以再举另外的一个例子。唐朝的王昌龄有一首《闺怨》说：“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诗中这个年轻女子本来不懂人世间的忧愁，可是当她春日登楼远望，看到路边杨柳那青青的颜色，忽然就思念起外出求官的丈夫，心里就产生了忧愁。这种忧愁，是由春意的感发而引起的。“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也是如此，这两句写的是楼外的景色。接下来就引出了楼里的人——“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盈盈”是形容这个女子的仪态之美，而“皎皎”则是形容这个女子的光彩照人。另外你还要注意这“窗牖”两个字；楼外景色如此美好，楼上女子也是如此美好，而当他写到“当窗牖”的时候，这两种生命的美好蓦然之间就打成了一片。这就是《古诗十九首》之善用比兴——把感发一点一点的引出来，然后再一下子使它们结合。下面他说，“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这个女子不但长得美，梳妆打扮也很美。“娥娥”，也是美丽的样子；“纤纤”，是说她的手指细长而洁白。而且你看，他所用的形容词“娥娥”、“纤纤”和前两句的“盈盈”、“皎皎”，都是叠字，因此进一步增强了那种美丽的姿态。同时你要知道：“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还不仅仅是写美丽的姿态，还有很多暗示在里边。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作“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一个人的一生，总要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的传统中，男子生命的价值就是得到别人的知赏和任用，很多人终生都在追求这个理想，包括像李太白那样不羁的天才。而女子一生一世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就在在于得到一个男子的赏爱，所以女子的化妆修饰都是为赏爱自己的人而做的。“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这个女子把自己打扮得如此美丽，而这种做法也就暗示了她的心中有一种对感情的追求。 第五节曹丕之一 讲到魏文帝曹丕，我想请大家看一些参考的资料，首先是钟嵘《诗品》中对曹丕的批评和对曹植的批评；其次是刘勰《文心雕龙》的《明诗篇》和《才略篇》中所提到的关于曹丕和曹植的话；还有就是王夫之《姜斋诗话》里对曹丕和曹植两个人的比较。 在钟嵘的《诗品》里，曹丕的诗排在中品。《诗品》卷中的第一个人是秦嘉，第二个人就是魏文帝。而他的弟弟曹植呢?却排在上品。《诗品》卷上的第一个是《古诗十九首》，第二个是李陵第三个是班婕妤，第四个就是曹植，可是你要知道，《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是不知姓名的；李陵诗有人认为是伪托之作；班婕好的诗也有人认为不见得是她本人所作。那么，曹植就成了上品中第一个真正可信的作者。而且，《诗品》对曹植的那种赞美，以说是推崇备至。在整个《诗品》里边，得到赞美的话最多个诗人就是曹植。所以很显然，《诗品》认为曹丕不如曹植。而另外那两家的评语呢?刘勰的《文心雕龙》认为这两个人各有长短；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则认为，曹丕比曹植好得多。 我在讲词的时候曾经说过，在中国的诗歌里面，有一类是属于纯情诗人的作品，有一类是属于理性诗人的作品。在词人中，李后主的作品属于前者，晏殊的作品属于后者。那么巧得很，我们现在要开始讲的曹丕和接下来要讲的曹植，也恰好是这么两种不同的类型。曹丕比较接近理性诗人的类型，曹植比较接近纯情诗人的类型。这两个人的风格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讲《诗品》、《文心雕龙》和《姜斋诗话》对曹丕的批评之前，先要对曹丕这个人作一些简单的介绍。 曹操做到魏王，他宫中的姬妾自然是很多的，他的儿子也不少。而曹丕和曹植乃是同母兄弟，他们的母亲是卞夫人，也就是卞皇后。后来曹丕做了皇帝，她就称为太后了。卞夫人有四个儿子，最大的一个是曹丕，下面依次是曹彰、曹植、曹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一门父子都是出名的人物，比如宋朝的“三苏”，父亲苏洵、哥哥苏轼、弟弟苏辙，父子三人都以文学著名，这可能与遗传有关，同时也与家庭教育有关。这些家庭的母亲，往往都是很了不起的。像苏东坡，他的父亲喜欢到外边去访友求学，经常不在家中。所以苏东坡小时候就跟他母亲念书，有一次就读到《后汉书》的《范滂传》。这范滂是东汉很有名的人物，因反对宦官而被杀。《范滂传》中说，当范滂被逮捕时，他对他的母亲说：“我是不怕死的，但我死之后，丢下母亲在堂不能奉养，心里觉得很不安。”他的母亲就说：“一个人怎么能够既得到令名又得到富贵寿考呢?你能够这样去死，死有何憾！”读到这里，苏东坡就问他的母亲：“将来我如果做范滂，你能够做范滂的母亲吗？”苏东坡的母亲说：“你要是真能做范滂，我当然能做范滂的母亲！”所以你看，母亲的教育，对一个人实在有很大的影响。那么曹丕的母亲卞夫人是怎样一个人呢?她本来是一个倡家女子。曹操这个人，年轻的时候行为是不很检点的，他喜欢音乐，喜欢歌诗，也常常和倡家女子来往。他娶了卞夫人只是做一个姬妾，并不是他的正室夫人。可是当董卓作乱的时候，曹操起兵讨伐董卓，由于势力孤单而失败了，只好隐姓埋名逃跑，因而与家中消息隔绝，于是就有人造谣言说曹操已经死了。他手下的这些人信以为 真，就要四散离去。这时卞夫人就站出来说：“曹君虽然踪迹不明，但生死未可知。假如你们现在散去，万一有一天他回来的话，大家有什么面目和他相见呢?即使真的不幸，我们不过是一起死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因此大家就没有散去，而曹操果然也就回来了，而且成就了大事。所以曹操非常看重卞夫人，认为她是一个有见识的女子，在建安初年立卞夫人为继室，并且把别的姬妾所生的儿子也都交给她去教养。曹操这个人大家也知道，他本来 是文武双全的，所以曹丕兄弟都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训练，这在曹丕自己的文章中也有记叙。曹丕的作品散失得很厉害，《新唐书·艺文志》记载说有十卷，但到《宋史·艺文志》的记载就只有一卷了。清代严可均编了一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收集了曹丕的文章四卷。曹丕曾写过很多篇《典论》，到现在留传下来的最有名的是《论文》和《自叙》两篇。他在《自叙》中说，汉末天下大乱，那时他只有五岁，父亲就教他射箭，六岁就教他骑马，八岁时他就精通骑射了，经常跟着他的父亲到各地去征战。而且历史记载，魏文帝八岁时就能够写文章，后来又博通经史诸子百家之书。——顺便说一句，曹丕这个人确实是多才多艺，三国时代流行一种游戏叫弹棋，据说曹丕可以用手巾的角来弹，弹无不中。后来，在建安十六年，曹丕就以五官中郎将兼副丞相，那一年他只有二十五岁。建安二十二年他被立为魏太子。曹操死于建安二十五年，而在曹操死后不久，曹丕就篡汉做了皇帝。 ……

魏晋南北朝的感物美学

作者：  李健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简介：　　 “感物”是一个关于文学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发生的概念。它描述的是文学艺术创造过程中人与对象的自然、自由的感应现象。正是这自然、自由的感应导致文学艺术创造和审美体验的发生。“感物美学”是探讨文学艺术审美创造和审美体验的发生之学，其着重点是文学艺术创造的发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典感物美学的成熟与定型时期，它在以下几个方面完成了感物美学的成熟与定型：第一，“感物”的创造观念的完善。这一时期的美学家们普遍认同感物的自然、自由的感应特征，看重这一理论对文学艺术创造的意义。第二，“物”的充实与独立。无论是自然风物还是现实境遇、社会人事以及人的身体，它们都是独立的，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第三，探讨了感物的最基本的方式与类型，生成了玄览（虚静）、应感、神思等古典感物的方式和“情以物兴”（感物兴情）、“物以情观”（托物寓情）等古典感物的类型，并且深入探讨了感物的方式与“象形”（创造形象、意象、意境）的关系。第四，探讨了这些感物的方式、类型所具有的审美创造价值。第五，催生了人的自然、自由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本性，将人导向自然、自由的创造之域，最终实现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体验的超越。 　　魏晋南北朝的感物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大收获。 　　魏晋南北朝的感物美学的发展也呈现出鲜明的层次性。魏晋时期，自然开始觉醒，但是，这觉醒的度在每个人的身上表现都不一样。在阮籍、嵇康的身上，自然的觉醒呈现出一种矛盾的倾向，这导致他们的感物美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强调自然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另一方面又摆脱不开先秦两汉时期的教化观念。从陆机开始，只是强调自然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强调人与自然风物的自然、自由的感应，而忽略了人与现实境遇、社会人事和人的身体的自然、自由的感应；刘勰的感物美学一方面肯定了自然风物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它能够与人产生自然、自由的感应，另一方面也认识到现实境遇、社会人事乃至人的身体与人的感应，同时，他又重提儒家的“言志”与教化。只有钟嵘抛弃了传统的儒家教化观念，在高扬自然风物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的同时，又强调现实境遇、社会人事和人的身体与人的自然、自由的感应。至此，中国古典感物美学成熟与定型。

中国文学批评小史[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周勋初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题记 小引 第一编 先秦的文学批评 　第一章 “诗言志”说的形成 　第二章 道家对有关文学问题的一些看法 　第三章 儒家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 　　一、孔子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 　　二、孟子提出评论文学作品的一些原则 　　三、荀子建立正统的文学观 　第四章 法家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第二编 两汉的文学批评 　第一章 汉儒诗歌理论的总汇《毛诗大序》 　第二章 汉代学者对辞赋的不同看法 　第三章 扬雄发展了正统的文学观 　第四章 王充对汉代正统学风的批判 　　一、几项重要的文学主张 　　二、对后代的影响 第三编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 　第一章 曹丕首先写作专篇论文《典论论文》 　第二章 陆机总结创作经验的文章 《文赋》 　第三章 葛洪的文学进化观 　第四章 南朝文学理论的斗争和发展 　　一、声律论的创建和影响 　　二、裴子野和萧纲的论争 　　三、萧统主张文质并重 　第五章 刘勰的巨著《文心雕龙》 　　一、生平和作品的概况 　　二、立论原则 　　三、文学和时代的关系 　　四、构思和修养的关系 　　五、意境和比兴的问题 　　六、内容和形式的问题 　　七、风骨和风格的问题 　　八、文体论 　　九、创作论 　　十、批评论 　　十一、馀论 　第六章 钟嵘评论五言诗的专著《诗品》 　　一、论五言诗的长处和“滋味” 　　二、五言诗创作中出现的问题 　　三、分品的历史渊源和标准 　　四、论继承和流派的问题 第四编 隋唐五代的文学批评 　第一章 唐初的文学批评和杜甫的诗论 　　一、各家对南朝文风的批判 　　二、陈子昂的先导作用 　　三、杜甫的“集大成”理论 　第二章 元稹、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 　第三章 韩愈、柳宗元和古文运动 　第四章 司空图的风格论和诗味说 第五编 宋金元的文学批评 　第一章 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开展 　　一、宋代诗文革新运动先驱者的历史作用 　　二、欧阳修起承先启后的作用 　第二章 道学家抹杀文学的谬论 　第三章 苏轼对创作经验的阐述 　第四章 黄庭坚的诗论和江西诗派的形成 　第五章 南宋诗人对江西诗派的批判 　第六章 宋人诗话和严羽的《沧浪诗话》 　　一、诗话的形成和发展 　　二、张戒的《岁寒堂诗话》 　　三、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 　　四、严羽的《沧浪诗话》 　第七章 元好问的优秀诗篇《论诗三十首》 　第八章 婉约派和豪放派的词论 第六编 明至清中叶的文学批评 　第一章 明代诗文拟古主义者的纷争 　　一、高楝的《唐诗品汇》 　　二、台阁体和茶陵诗派 　　三、前后七子拟古理论中的同异 　　四、唐宋文派的改弦更张 　第二章 李贽和公安派的创新学说 　　一、李贽的童心说 　　二、公安派的文学发展观点 　　三、竞陵派追求“别趣奇理” 　第三章 明末清初三大学者的文学见解 　第四章 叶燮探讨诗歌原理的著作《原诗》 　第五章 清初诗坛的纷争 　　一、王士稹的神韵说 　　二、格调派和性灵派的争论 　　三、肌理说和宋诗派 　第六章 桐城派的基本理论和发展 　　一、方苞提倡“义法”之说 　　二、刘大槐讲求神气音节 　　三、姚鼐主张义理、考证、文章 相济 　　四、桐城派的支流与馀波 　第七章 明清文人对民间歌曲的评述 　第八章 明代戏曲理论的争论和发展 　　一、早期戏曲理论家的先导作用 　　二、吴江派和临川派的争论 　　三、王骥德发展了两派的理论 　第九章 李渔《闲情偶寄》论戏曲创作与舞台表演 　　一、李渔的为人 　　二、几项重要理论 　　三、馀论 　第十章 李贽和金人瑞的小说理论 　第十一章 浙派和常州词派的词论 第七编 清代中后期的文学批评 　第一章 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文学见解 　第二章 太平天国的文学主张 　第三章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文学理论 　　一、翻译理论 　　二、新民体 　　三、诗界革命 　　四、小说界革命 　第四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学思想 　第五章 王国维集资产阶级美学之大成 　　一、生平简介 　　二、《红楼梦评论》 　　三、《人间词话》 　　四、《宋元戏曲考》 小结 附录一 发见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独特会心——评周勋初《中国文学批评小史》 附录二 《中国文学批评小史》写作中的点滴心得 复旦新版后记

中国古代文论史

作者：  赖力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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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中国古代文论史》的主要内容包括：古代文论的奠基（先秦两汉）：先秦儒家的文艺观、道家思想与中国艺术精神、汉代文学评论；文学意识的自觉和文论体系的创建（魏晋南北朝）：文学意识的自觉、刘勰和《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诗文批评的演进（唐宋）；通俗文学批评的兴盛与古典诗学的总结（明清）；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变奏（近代）等内容。

钟嵘诗品研究

作者：  张伯伟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简介：本书是对钟嵘及其《诗品》的全面研究。全书分内篇、外篇及杂篇三大 部分。内篇由八章构成：第一章“家世与生平”，据唐以前的史料订正了《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钟氏家谱》的讹谬，并对钟嵘的生平作出合理的 推论。第二章“《诗品》总案”论述了《诗品》一书的书名、条例、结构及 主旨。从第三章到第七章是对《诗品》的具体剖析，分别探讨了该书的思想 基础、理论渊源、批评方法、术语意蕴及诗学体系。第八章为“历代《诗品 》学”，系统总结了《诗品》自唐代至晚清的流传、影响及研究状况，并对 包括日本、韩国及欧美的海外“《诗品》学”也作了全面的论述。外篇凡8 万余字，自150多种史书、笔记、总集、别集和诗文评中广搜博采，汇成“ 钟嵘《诗品》集评”，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杂篇则为与《诗品》 相关的专题论文，可以从多方面帮助读者深化对《诗品》的理解。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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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魏晋南北朝卷：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规模宏大，展示出自先秦迄近代文学批评的发展历程和灿烂成就。《魏晋南北朝卷：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部分分册自1989年以来就已陆续出版。现重作装帧设计，全套七册以崭新的面貌一起推出。《魏晋南北朝卷：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这个历史阶段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对重要批评家与论著，如刘勰与《文心雕龙》、钟嵘与《诗品》等，都运用系统论研究法，作了富于开拓性的剖析，展示出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丰富多彩的灿烂成就。

魏晋南北朝文论全编

作者：  穆克宏主编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

简介：　　本书为本社"远东经典"丛书之一种。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魏晋南北朝的文论有着新的独到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单篇文学论文增多，而且内容也扩大了。同时，文学理论专著如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相继产生。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理论的这些光辉成就，表明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重要发展阶段。本书内容包括魏晋时期的文论，刘勰在《文心雕龙o序志》篇中提到的有曹丕的《典论o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场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以及刘桢、陆云、应贞等人关于文学的议论。

江文通集汇注

作者：  [(南朝梁)江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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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江文通筮仕刘宋，中以文藻受齐高帝，甚见优宠，晚复入梁，考终名位。文章诗赋，珍脍于世。昭明统与同时，即多取以入《选》。而钟嵘品诗，谓其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学士家往往称之，每以鲍明还相媲，羡其横逸不可当。 　　本书是南朝梁文学家江淹诗文集的注本。今以胡注本的万历刻本为底本，以多种文集参校，并补辑《伤爱子赋》等七篇诗文。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意义

作者：  童庆炳著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简介：　　《文化与诗学丛书》（共十册），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是一套内涵较为厚重的丛书。这十本书的内容不尽相同，切人的视角各有差异，著作者的个性也较分明，但方法却都是「文化诗学」的。追溯文化背景，揭示文化意味，纵观全套丛书，涉及以下几个共同的话语：谈古论今——文化的传承和再创造；谈西论中——开放自我与走向世界；宗教与诗学——诗人（作家）的宗教情结。全书由上中下三篇构成——上篇「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性格」：通过对儒、道、释文论思想的差异和互补的研究，通过对气、神、韵、境、味等文化范畴的研究，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性格；中篇「中国古代文论十大家解读」：选择具有原创性的十大文论家（孔子、孟子、庄子、陆机、刘勰、钟嵘、司空图、严羽、李贽、王国维）的主要作品，进行现代解读，作者以「开源发流」作为入选的标准，虽然只有十家，但其辐射性强、几乎涉及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各个方面；下篇「中国古代文论与当代」：阐述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意义与作用。 　　

诗品集注

作者：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简介：《诗品》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专门论诗的理论著作，号称“百代诗话之祖”，以其“思深而意远”、“深从六艺溯流别”的特色，受到同时代以及后世文人的赞赏与肯定，对我国文学理论特别是诗论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一千多年来，关于《诗品》的研究络绎不绝。时至当今，曹旭教授的《诗品集注》被公认为是最好的《诗品》通行本之一。曹旭教授致力于中国诗学领域数十年，对《诗品》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本书以现存最早的《诗品》版本--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为底本，在正文下分校异、集注、参考三部分，综合各家版本进行校勘，广搜群籍，为疑难字句作注释，并列出其他相关材料，以便读者理解。可以说，本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又在学理性之余兼顾人性化阅读。书末并附有综合索引，无论是人名，还是相关术语，都可以极为方便地检索到，大大方便了读者。无论是对《诗品》的研究者还是爱好者来说，本书都是不可错过的必备读物。

《诗品》编纂研究

作者：  胡大雷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简介：《诗品编纂研究》开拓了《诗品》研究的新境界，弥补和充实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某些不足和成果。 本书在探讨《诗品》成书的背景、原始面貌、理论着眼点及其诗歌史背景，无论是看问题的角度或是结论，都有独到之处，揭示一些前人未注意到的问题。作者胡大雷还在书中较为详细地分析了钟嵘的批评话语及其论断，显示出以当代批评意识来诠释中古时代的批评话语及其实践的特点，将《诗品》的批评价值和理论创新作了更深入的、有个人独特见地的阐发。

诗品 译注

作者：  （南朝梁）钟嵘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年9月

简介：《诗品》是我国古代**部诗论专著，南朝梁钟嵘撰。《隋书·经籍志》：”《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唐宋时期还是两个名称并行。明清以后，《诗品》一名流行。《诗品》的写作时间，根据有关材料推断，大约是在梁武帝天监元年（502）至十二年（513）间。《诗品》版本很多，现存*早的版本是元延庚申（1320）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通行《历代诗话》本。由南朝梁钟嵘所著、杨焄译注的《诗品译注》一书是“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之一，《诗品译注》是利用过去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原文逐段添加白话译文，译文后并附有注释，专门疏解原文中难解的词、句，方便阅读，是一部较好的普及读物。

中古文论要义十讲

作者：  王运熙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　　本书十讲，分为五个专题，其内容密切相关，而中心则是讨论古时期十分昌盛的骈体文学的艺术特征及其利弊得失。第一、第二讲指出骈体当时文人认为作品最重要的艺术特征是骈体文学的语言美；第三、第四讲论述骈体魏晋至唐五代骈体诗文在文坛占主导地位并受评论者的重视；第五、第六讲分析（文采）指骈体文学的语言美，文采过分则陷于柔靡不振，故须以质朴相济；第七、第八讲分析风骨指质朴的文风，提倡风骨、文采兼备，实即文质彬彬主张的具体化；第九、第十讲论述体貌风格是中古文论的一大议题，在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两书中均占重要地位，而体貌、风貌、风格实际又以语言运用为主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