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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木心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 《诗经演》与《诗经》，各三百篇，相隔三千年——《诗经》成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七世纪间，迄西周至春秋，以周公制礼作乐始，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止，此五百年，中国文化奠其基，完成了第一番轮回。 钱穆先生说及春秋时代，“往往知礼的、有学问的比较在下位，而不知礼的、无学问的却高踞上层”。范文澜先生谈《诗经》，以为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达于最高点，“常为后世所想慕而敬重”。君子德风，小人德草，这“贵族文化”一词，无如说是文化的“贵族品格”更为允当。 《诗经》孕于其时，虽有国风出于民间的考论，相当部分乃为文人创作无疑，此可据文本所述仪式、器物及语感中得以体认，近人朱东润、李辰冬等先生有所论及。昔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读《诗经》文本，王者之迹历历可鉴，即便出于匹夫匹妇，经三千年的阅读和淘洗，早巳尽作亦风亦雅的“君子”与“淑女”了。 木心先生曾说：“三百篇中的男和女，我个个都爱，该我回去，他和她向我走来就不可爱了。”这是现代诗人的语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写成了《诗经演》。 中国诗最初的格式成熟于《诗经》：五、六、七句者有，八句一首者多；九、十、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句，散见各篇；十四句者《周颂·执竞》一篇；《大雅·抑》《大雅·桑柔》乃长篇，最长者《周颂。闭宫》，百二十句。 《诗经》总句数七干馀，句型以四言为主，占九成，其他为杂言。挚虞《文章流别论》：“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而时有一句二句杂在四言之间。”自秦汉至宋，尝有四言之作的诗人，相继为傅毅、张衡、曹操、曹植、王粲、嵇康、阮籍、陆机、陆云、潘岳、孙绰、傅玄、陶潜、韩愈、柳宗元、苏轼等。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重要学术成果。它是我国将各民族文学包括台港澳各地区文学都纳入研究视野的文学史著作。参加编写的人员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的研究人员外，还邀请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福建、广东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部分学者。全书从先秦写到当代，规模宏大，篇幅浩繁，资料致力丰富翔实，观点追求科学明晰，评价努力实事求是，为积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夙愿而成。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编写过程的若干认识和思考分述于下，以为序。 一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璀璨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过一代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原始诗歌，到《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的散文，以迄汉唐以后涌现的大量作家作品，无论是乐府、汉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元明以来的戏剧，无不名家辈出，佳作连篇，有如峰峦迭现，云蒸霞蔚。近代百多年来，尽管国家民族遭受侵凌，随着仁人志士不断振臂而起，救亡图存的呼声伴随革命的风雷震撼神州大地，文学从古文诸体裁的衰落中也如火中再生的凤凰，以焕然一新的身姿翩翩飞舞，重又呈现蓬勃的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经历空前未有的深刻变革，文学经过新的时代的洗礼和痛苦的蝉蜕，更迎来了新的繁荣。我国是世界上具有几千年连绵不绝的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多民族的国家之一。历代我国文学的出色成就，都是中华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手段。一定时代的文学总生长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它是一定社会文化土壤上凝结的人类精神的花朵。迄今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我国文明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除了早就认定的黄河文明外，其时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不但有石器、陶器，还有相当规模的祭祀和丧葬文化以及初步的龙形玉器；长江以南还发现了以良渚文化和巴蜀的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已发掘出六千年前的城市遗址。巴蜀三星堆的青铜器更以其有别于中原的独特造型显示了古代长江上游文化的灿烂。 在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自古便居住着许多族群部落。他们都以自己的文化创造、滋育和发展了中华文明，而作为今天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历史上许多族群部落逐步融合而成的。最初它是古代生活于中原一带的华夏族。当时华夏族的史籍把活动在他们四方的族群部落分别叫做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实际上，东夷又细分为鸟夷、莱夷、淮夷，生活在从河北、山东到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带；被称为南蛮的民族包含长江以南的越族、苗族、濮族等多种部族；被称为西戎的则涵盖生活在西北和西南的羌、氐和后来被称为回纥、吐蕃等民族；而被称为北狄的则既有东北地区的貉族、肃慎，也有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据考，作为古代华夏族祖先的炎帝和黄帝的部族，前者原是西戎分支的羌族，进入中部地区后，与来自南方的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不断发生冲突，被迫退到今天河北的涿鹿之野，后得到来自西北的黄帝族的帮助，打败了蚩尤，才建立了炎黄的部族联盟，但后来炎帝族又被黄帝族打败。这些部族的子孙在中原、华北地区就逐渐融合为后来的华夏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存于今天中华大地的古代各族群和民族既互相征战，也互相交融，政治、经济、文化都不断有密切的来往，随着子孙的繁衍，有些民族迁移了，有些民族出现了分支，于是便逐步形成了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汉、满、蒙古、回、壮、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都为辉煌的中华文学不断增添耀目的光彩。 我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诗经》是春秋时代经孔子删选而编成的。作为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国风》的部分便收有周代十五国的民歌，它的产地就超出原华夏族的地区。而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楚国人，当时楚国被中原华夏视为“南蛮舌之邦”，其族群多属古三苗所处的荆蛮地域，其风俗文化和语言都与中原地区有别。而长江以南曾与楚争雄的吴越，其先民史载有“断发文身”之俗，与中原民族也有差异。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及至自汉至唐，中经魏晋南北朝，既存在国家疆域不断扩大，汉族统治势力进入其他民族地区的状况，也出现北方和西北各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原在中原的汉族不断向四方迁移的状况，从而使中华各民族在大疆域内进一步融合。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不独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意义，也带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样，参与文化交往和文学创造的，就不仅仅限于华夏族或汉族。唐代李氏王朝建立后，不仅册封内附民族的君长，还任用多民族官员，文化上更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自唐至清，北方游牧民族在关内相继建立王朝的便有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清(满族)。这些民族与汉族杂居，且有滞留福建、两广、云贵各地的。正是在各族人民分处各地又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的各个族群和民族都创造有丰富的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固然拥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各兄弟少数民族也涌现出许多作家作品。例如，三大英雄史诗——藏族、蒙古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此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王传》，虽同一源流，但在两族口头相承的发展中有某些差异的衍变。、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此外，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也很有影响，尤其是新近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还涌现了像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许多著名的古典名著以及著称于世的许多卓有贡献的作家。进入近现代，各民族文坛尤人才辈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友爱的真正实现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迄今五十六个民族差不多都已拥有自己相当数量的作家群。他们以各具民族风采的文学创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学做出新的贡献。 当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差别和不平衡，其中也包含历史上各民族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贡献与影响也有所不同。占有我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的汉族，由于它的经济、文化各方面比较发达，它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有更多的贡献与影响应是自然的，但其他民族也以各自的文化和文学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傣族、苗族、彝族等诸多兄弟民族的史诗创作，便堪称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如马克思所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因而各民族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里，它们都有难以重复生产的文学艺术佳作，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难能可贵的珍品。像藏族史诗《格萨尔》长达百万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毫无疑问，许多兄弟民族史诗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骄傲。无论神话、故事、传说还是歌谣，少数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作品，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还得到精益求精的不断加工，从而也构成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 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还使有些文学作品成为多民族的共同创造。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和洪水的神话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南方有些民族还共有关于盘瓠的传说。北方民族还有以苍狼、大树为祖先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同中有异，既说明它们有不同的文化谱系和源头，又说明同一文化谱系和源头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又各有分蘖，而且相互影响。如楚辞对于后来汉赋和其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就相当明显。鲁迅曾指出，屈原的《离骚》比之《诗经》，“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汉唐两代气象恢宏，疆域广大，各族文学与艺术的交流更为频繁。新疆考古发掘的汉简表明，汉文化在当时已远播西域。《梁书》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梁书》卷五十四《诸夷·高昌传》。。而西域的杂技、音乐和舞蹈，在汉唐更大量输入中原并被汉族所吸收。南北朝时代北方诸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族统治者都自觉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匈奴刘渊、刘聪国号北汉，刘聪乃至“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后，孝文帝更全面推行汉化的政策。鲜卑人的民歌也因用汉字译文记载而入文学典籍，如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由于北方民族给中原带来游牧文化的影响，北朝文风就变得雄健贞刚；而晋室南迁，大批中原的汉人到了南方各地，受感于新的环境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则使南朝文风产生与北朝相异的绮丽柔靡的特色。至于唐代诗人刘禹锡作的“竹枝词”，实借鉴四川巴人的民间歌谣；宋、元以来的杂剧的发展，与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喜好带表演的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藏族和蒙古族之略有差别的《格萨(斯)尔》史诗也证明了有关作品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近代以来，清代说唱文学的繁荣得益于满、汉等族的共同创造；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名作《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影响；当代汉族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借鉴和吸收哈萨克族民歌，也是著名的例子；而满族作家老舍、蒙古族作家李准、玛拉沁夫等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更为人们所熟知，老舍乃至被誉为汉语文学的“语言大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需要文字作为符号才得以书写、保存和传播。上古时代中华各族的语言大体南北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此外，还有南岛语系、南亚语系等。其后，文字的发展既有象形字，如见于甲骨文的华夏族古文字以及云南地区纳西族东巴文字；还有拼音字，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文字。自秦以来，华夏族的象形为主的文字从篆书发展到汉代的隶书，又发展到后来的楷书，汉字逐渐成为多个民族认同的书写文字与传播媒介，而汉语也在多民族的融合中不断获得丰富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黎锦熙曾提倡注音符号为音标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推广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以北京话为规范的普通话，更促进了汉语的广泛应用。如今汉语已成为我国许多民族普遍应用的语言，也成为我国文学中运用最广的语言。但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各兄弟民族同样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权利，有些民族因为没有创造文字，仍以汉字来书写。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多数兄弟民族不但拥有以自己民族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且拥有以自己民族文字出版的文学作品。但不管用什么文字出版，不同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作为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仍然表现出各民族特有的生活内涵、文化风采与精神品格，表现出他们对于文学形式与风格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代各民族文学都对我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各自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涵盖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贡献的文学史，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本书的撰写拟向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做出自己的尝试与努力。台、港、澳地区历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以来，这些地区处于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它们的社会文化虽逐渐产生某些特色，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许多方面的文化基础，仍然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母系。它们以汉语、汉字为传媒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宏大系统。 二 一般来说文学的形态都经历了从不自觉的“前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简单形态的文学到繁富形态的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在这过程中，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也必然或先或后会发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走向更科学的演化与递嬗。 我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段。但我国各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他们经历各社会形态的时间并非同步，也并非全部都经历上述的五种形态。事实上，二十世纪有的民族就从原始共产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至今仍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今天也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曾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篇》。他很早就看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这历史过程中，不仅文学的社会内容不断有变化与拓展，而且文学的观念和形态都不断嬗变。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意识形态还是混沌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宗教意识、哲学意识、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往往混杂在一起。古代氏族的酋长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司法长官，还往往兼任祭司与巫祝。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有的少数民族部落中还可以见到。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也常常交织在一起。古人发动征战、渔猎或分配俘获物时往往举行祭典和庆祝，巫祝不但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还载歌载舞。这种状况下，文学活动还未独立分离出来。当时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或颂唱歌谣，虽然也有审美怡悦功能，但这种功能又并未被强烈地自觉地意识到，而是与政治功能、宗教功能、历史教育功能等融为一体。所以，马克思曾把希腊神话看作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以后，自觉的专门性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意识才可能产生并分离出来，因而现代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便把前此的文学称作“前文学”。 我国古代的文学自然也经历了这种“前文学”阶段。散见我国古籍的许多神话，例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等，都是年代久远的口传作品，是属于祖先崇拜的一部分。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既有许多历史记载性的文字，也有祭祀性的文字。《诗经》的《雅》、《颂》部分，像《公刘》、《生民》等诗，就含有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成分。这类作品也是作为庙堂祭典载歌载舞之用的。楚辞中像屈原加工的《九歌》便多属民间祭祀的乐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主要都属政治、伦理、哲学或历史著作，但已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们在很长历史阶段内一直都被视为文学。可见古代的文学观念很宽泛，与今天我们以审美为主要本质特征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异。按照今天的观念，神话传说虽可属审美性的文学，而政治、道德伦理或哲学、历史著作，除非具有丰富的形象描写，一般都难以再承认是文学了。汉代曾把学术著作视为“文学”，而别称文学性的著作为“文章”。魏晋时代可以说是向自觉的审美意识的文学转变的重要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论的文章虽仍然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但他毕竟指出了“诗赋欲丽”的特征。而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相继而出，都越来越深入地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思维的形象特点进行了探讨。《昭明文选》序也指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他们的论述对后人文学观念重在审美的嬗变起了先驱的作用。陆机《文赋》所论虽广泛，但谈及创作思维和灵感时指出：“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乃至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他的确抓住了文学审美性的基本特点，即借助于形象思维来传情达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他还指出在这种思维中“神与物游”，乃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钟嵘《诗品》对于诗歌作为审美文学的特征尤有精到的论述。他把诗的创作过程概括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把诗的表现对象看作是“照烛三才，晖丽万有”，把诗的作用夸张为“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并认为“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文论家的著作都重视词采，并将情、意、象三者统一，统视为文学具有审美魅力的特征，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上述主张不但促使后人把学术与文学分开，也把文与笔分开，并且广泛影响到此后作家对于审美文学的自觉创作。远在一千多年前，我国文论家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即有如此鞭辟入里的理论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也许由于历史传统的惰性，后来仍有许多文论家继续把不具形象性审美特征的文章也划入文学，即如陆机、刘勰论及文体时也兼及传统的众多文章品类，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严格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文学观念的完全确立，则是近百年受到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影响后经过新旧文学观念的激烈斗争才逐渐完成的。在二十世纪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人们不难看到从宽泛的文学观念到具有审美自觉的文学观念终于确立的过程。这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崛起和西方近现代文论的译介与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文学作家更以自己越来越丰富的创作，为新观念的文学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鉴于我国文学发展的上述具体情况，贯穿古今的文学通史的描述，便不能不顾及古代的文学观念，而不能按照今天严格的科学分类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观念去划定文学的范围。进入对二十世纪文学的论述，则范围便越来越严格。本书各编所论的文学，大体反映了我国文学观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三 文学的文体也有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文学本身而言，先民的口头文学创作自然早于书面文学。关于文学的起源有劳动说、游戏说、娱神说等等，各有各的道理。全面地考虑，文学的起源应是多种原因契合的结果。远古口头文学中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就孕育了韵文与散文、歌唱与叙事的分野，而口传文学的歌唱和叙事都带有一定表演性，所以，其中也实际孕育了后来戏剧的萌芽。迄今文学所发展的四大门类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我国都有悠长的历史。 上古歌谣的原始语言形态已不可考。相传黄帝时代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虽是后人记载的文字，但可以看出它不但富于节奏，而且押韵。《诗经》中所收的歌谣，多属四言，间也有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的，节奏与韵律都很强，是能够唱的。楚辞则多四言、五言、七言，宋玉的《九辩》更有多达九言、十言、十一言的，也都押韵。后来的汉乐府多为五言诗，间也杂有三、四、六、七言，虽押韵，却见出相当自由度。汉赋虽也富于节律，但它长于铺陈，所谓“铺采摛文”、“侈丽闳衍”，故一般被目为文类。只有抒情小赋，则较近乎诗。 诗之始，源出于原始民歌。历代文人诗的发展，也多得益于从民歌吸取营养。南北朝时代，南北民歌都颇多佳作。南朝沈约长于音律，首倡“四声八病”之说，从而促进了唐代五七言律诗绝句的完成。当然，唐代除了近体诗，仍有人作古体诗。中唐又从民歌兴起竹枝词、长短句，成为后来宋词大发展的滥觞。宋词元曲可谓一种新的诗体。由于与音乐和唱紧密结合，更为讲究音韵和声律，且分为不同的词牌和曲牌。而自宋至于元、明、清，乃至二十世纪以来，古体诗、近体诗和词、曲都不断有人创作。中国古代的诗歌由于汉字的特点，一般都句式整齐，能够吟唱，与音乐结合得十分紧密。但因此，久而久之便容易形成僵化的模式，到了明清以来不免缺少新鲜的活力，也难以适应人类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复杂和现代语言词汇大量增加、语法更趋细密的走向。所以晚清之际，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倡导“诗界革命”，提出“吾手写吾口”的主张。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诗的先声。自“五四”迄今的新诗在用白话写诗方面做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与探索，虽不是都很成功，但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诗人发扬古典诗歌讲究意境、音韵和排比、对仗的传统，并向民歌和外国诗歌的长处多方借鉴与学习，使新诗可诵可唱，在走向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产生了大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就诗体而言，出现了民歌体、自由体和新格律体，后者便有四行体、八行体、九行体、十四行体以及楼梯体等等。就表现的内容及吟唱方式而言，又分抒情诗、叙事诗。前者还细分为生活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后者又分短篇叙事诗与长篇叙事诗。依题材还分颂歌、爱情诗、哲理诗、山水诗、讽刺诗等等。诗与散文交叉嫁接的还有散文诗。今天，虽然新诗构成诗坛的主流，但不同诗体的旧体诗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作者与读者，与新诗构成一正一副、双水分流的格局。 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中的纪事文，如《盘庚》。由于古今的散文已涵盖抒情、叙事的散文和游记、传记、政论、杂文、小品等多种文类，所以它在我国文学中向来也是大宗。清人所选的《古文观止》，反映的大体就是前此人们的散文观念。从审美特征的严格眼光看，其中有不少是缺乏审美所必备的形象性的。不过，从传统的文学眼光，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以及后来的《史记》也都被看作散文。二十世纪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多沿袭这种眼光。这从追溯散文发展的历程来看，应是必须的。或谓散文的特征就在于散，信笔由之，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要言之，散文区别于韵文者，除了内容的包罗万象外，形式上它应更无所拘束，更接近意识与口语的自由流动性。六朝以来的骈文虽有整齐对称的句式与节律，也称韵文，但长于描绘与叙事，于今文学史家往往也以文视之。而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的正是形式过于限制且一般华而不实的骈文。历代散文都有大量作家创作，明清之际小品文特别发达。“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体白话散文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港、澳等地都有很大的成就，品种也更加丰富。例如出现了鲁迅等许多作家笔下的杂文，出现了如今相当流行的随笔、速写与报告文学，还出现了讽刺小品与知识性的科学小品，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散文更有两次较大的发展，散文的题材、形式和风格都更加丰富多彩了。 戏剧的产生在我国大约与古代的俳优有较直接的关系。它们以兼说、唱的表演来逗乐观众。到唐代发展为参军戏，其说唱表演已有情节。至宋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和元杂剧兴起，戏剧的发展更臻成熟，经历明代的传奇，戏曲角色更多，有所谓生、旦、净、末、丑等。表演和唱腔都有一定程式而又丰富多彩。明中叶以来，传奇戏曲中的昆腔(昆曲)盛极一时。实际上各地的地方戏曲，如秦腔、弋阳腔、皮簧、梆子腔、闽剧、粤剧、川剧、楚剧等，也于近几百年间发展起来。有些地区还有戴面具的傩戏，而藏族的藏戏也戴有面具。至清代乾隆末年安徽的徽班进京，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某些长处，形成了京剧。我国的传统戏曲往往都是说、唱、歌、舞相结合，并在乐器伴奏下演出的。二十世纪初，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渐繁，西方的戏剧形式如话剧、歌剧也先后引入。至此，我国舞台上各种剧种更争奇斗艳。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歌剧在近几十年来都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更大力推进传统戏曲的革新，除改编传统剧目外，还新编不少现代剧目。六十年代继京剧现代剧目大会演，更推出所谓“革命样板戏”。地方戏曲一段时间里曾实际停演，但“文化大革命”后又都迅速复苏，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戏剧在其历史发展中，文学剧本的大批产生大致始于元杂剧。那时关汉卿、王实甫等作家创作了大批剧本，戏剧文学才算真正被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戏曲也多有剧本。现代话剧作为新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更是作家辈出，涌现许多佳作，成为纯文学中被读者重视和欢迎的文本。新歌剧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也陆续推出不少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三四十年代还盛行过活报剧和秧歌剧。随着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发展，这方面的剧作也迅速增多。由于借鉴西方的戏剧理论，我国戏剧家也把历来戏剧中性质不同的作品分类为悲剧、喜剧与正剧，按内容的长短又分为独幕剧与多幕剧以及戏剧小品等。 我国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重要体裁，其叙事技巧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古人认为小说始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向被轻视。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略》分为十家，小说家忝为末流，记有十五种书，凡一千三百八十篇，可惜其作品全部散佚。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唯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迄今能见到的作品，可视为小说雏形的，除汉以前的《穆天子传》，当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文人记录加工的民间故事传说与历史轶闻，如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小说的要素虽不离人物故事，而要义则在于叙述。唐人传奇在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描述来展现人物的完整性格与命运方面，大大发展了小说的技巧。因此有些小说史家认为只有到唐传奇才是小说的真正开始。而唐代变文的说书人在讲述佛教故事上既丰富了叙事的技巧，又有接近口语的讲唱，实为后来宋代的话本小说开了先河。小说的兴起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产生有相当关系。宋代勾栏瓦舍出现的说书人，其听众也都属市井细民。说书人往往就是话本的作者并用口语讲述。这与唐代传奇出自文人的典雅手笔并主要供文人阅读有很大差异。话本大多是短篇，后来为吸引听众，逐渐发展了章回体的长篇，题材也进一步扩大，有讲史、公案、脂粉、朴刀捍棒等。小说走向成熟的高峰是明代和清代。我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长篇巨著，都出现于这期间。彼时短篇小说也很发达，收在“三言二拍”等书中的作品即可为证。《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佳篇也出现于清代。明清之际创作的各种长篇小说不下数百部。十九世纪末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极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功用，乃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从此兴起小说创作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热潮，如晚清的谴责小说、社会乌托邦小说。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实际失败的社会状况，又有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不仅使我国小说的内容大大改观和扩大，而且运用白话，向着世界现代小说的丰富形态迅行。不到百年间，微型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极大发展。就题材而言，出现了社会问题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道德伦理小说以及心理小说、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玄幻武侠小说，等等。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方式也不断有新的开拓，小说文体不但有传统的章回体与新体之别，而且有书信体、日记体、对话体等诸多体式，叙事人称也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交叉人称的区分。小说的叙述语言更有富于个性化的种种探索。 文学各种文体的演变，固有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致，深究更有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由。文体由单纯到繁复的发展，跟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情感、语言符号的不断丰富分不开。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不仅人们的思维情感越为复杂和细腻，语法更加细密，词汇与文字也不断增多，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审美视野也不断扩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一种艺术，它把握世界的创作题材也越来越广阔。这也自然地要求文学文体有多品类的发展。我国文学不同文体形态的嬗变，大体上也是体现了上述规律的。 四 古人概括我国的历史有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历史是合的时间长，分的时间短。夏代传世四百多年，商代传世五百多年，周有天下八百年，汉有天下四百年，唐、宋、明、清的统一也都有二三百年不等。正是这种长期统一的局面使得中华民族得以休养蕃息于广阔的疆域，形成具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的共同体，不但能从衰败中不断崛起，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大多衰落了，唯独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除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的原因外，跟中华民族具有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分不开。而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形式在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形成上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支撑着中国文学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以能够长期维系统一，造成分裂的局面一般都较短，其根本原因应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实际发展的特点有关。封建社会虽然在农村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我国自殷商奴隶制时代起，工商业便比较发达。迄今在黄河、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都普遍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就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发明，更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城市的繁荣。《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齐国的临淄商贾云集，“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秦始皇建都咸阳，宫室连绵数百里，其繁华富丽更远胜于临淄。秦始皇墓兵马俑的发掘，就能令人想见当时帝王拥有财富与工匠之多。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不仅从政治上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控制工商业，对盐铁之类长期实行专卖，依靠经济、文化、交通都十分发达的大城市，对全国进行统治。正是工商业的发达以及财富的积累和文化的昌盛，也吸引周边兄弟民族频繁交往和认同。应该说，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而文学对于促进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则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它不独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的现实生活，而且它也是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表现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文学并非纯粹的审美形式，文学作品总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特定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情感意趣。我国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都有助于促进和巩固民族的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 第一，我国文学历来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对于社会的多种教化与陶冶功能。 崇尚自然与祖先，把它们神异化，这大概是原始人类共有的状态。我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并出，百家竞起，其后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孟子等所创的儒家学说就一直成为超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老庄的道家学说也一直拥有相当的影响。在唐代，道家甚至被统治者崇奉为至尊。东汉以来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教义，也不断获得广泛的信徒。以提倡入世的儒学为主和以寄托于出世与来世的道、释为辅，三教互相渗透，构成了两千多年中国人奇特的心灵世界，使人们得意时沿着封建社会的等级与秩序努力奋斗，失意时又能藏身于超脱功名利禄的精神家园，逆来顺受，怡然自得，憧憬于虚无缥缈的世外或来世。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有效地维系着封建社会长期的统治。我国文学的发展中，人们不难看到上述儒、道、释三家的强大精神影响，而且近代以前，文学传播一般也越不出三家思想的体系。自孔子以降，中国文学就十分重视思想性。古人提倡的“诗言志”、“文以载道”，所言的“志”与“道”主要就是儒、道、释三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在统治阶级强大控制与影响下的文人文学领域尤其如此。 当然，这三家学说都含有封建性的糟粕，道、释更有落后的迷信、愚民成分，但三家又都有准人道主义的一定博爱精神与民主性。如儒家的“仁义”思想、“民为贵”思想；道家的师法自然、疏狂个性的旷达思想与对社会不平的愤世嫉俗思想；佛家的慈悲为怀、超度众生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人类的发展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个人做起，而目标却指向了家国与天下，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集群利益高于一切的东方集体主义，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牢固基石。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的宏愿，都是上述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扬。佛家思想对藏族、蒙古族影响尤深，而伊斯兰教义对于回族和维吾尔族等，更被奉为至上。明末以来，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博爱精神，对我国文学思想性的扩大，也具有不可轻忽的影响。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族存在两种文化的学说，对于解释历史上的阶级社会的文化同样是适用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民仍然是文化的积极创造者，他们虽然也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们异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欲望、意志与情感，通过民间文学和某些作家文学也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而，关心人民的命运，同情人民的疾苦，揭露贫富的对立，抗议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追求公平与正义，便成为文学人民性的重要标志。这从《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秦风·黄鸟》、《魏风·伐檀》等诗中都能看得很清楚。屈原《离骚》的高度思想价值也在于它深刻的人民性。可以说，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作品。对人民命运与福祉的关注，也就是对构成民族最大集群的关注。这方面文学对强化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崇尚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确立，更把我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 我国文学对于思想性的重视，是与人们对文学的广泛社会功能的认识分不开的。孔子论诗，便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毛诗序》更认为诗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差不多把文艺的政治作用、认识作用和道德伦理的思想教育作用都说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所以在我国始终未能获得广泛信从，不是没有深刻的历史传统原因的。 正由于我国文学十分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的广泛的社会教育功能，才使它在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促进和巩固民族共同文化和提升人们思想品质与精神凝聚力的作用。 第二，我国文学中大多数兄弟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汉字符号也有助于促进民族精神的认同。 人类不仅是社会的动物，还是运用和依赖于符号的动物。而语符的统一，在形成民族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也不能轻视。象形表意的汉字作为文学的传媒，这种文字本身就具有一种形态的美。它非但有双声叠韵、排比对仗、音调铿锵等优点，而且形意相通，乃至言有尽而意无穷。与拼音文字必须与口语相一致不同，它的象征性使自己有可能成为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地方方言的共有符号。汉字的这种特点，使得古代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文，即古文有可能产生与发展。尽管它在表意上有难达细密的缺陷，然而却有精炼简洁的长处。在古代书写印刷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文言文相对比较利于传播。因此汉字的广泛运用，正是促进中华各民族减少交流隔膜，加强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积极的因素。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汉字之所以能在越来越广的范围被许多兄弟民族所共用，乃至传播到东方别的国家，与它以象形表意为主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当然，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采用的拼音文字也有它的优长之处。今天中华各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里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使用自己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汉字自身具有的一定优越性，它逐渐成为大多数兄弟民族所熟悉、所广泛使用的语言符号，则是事实。 五 从本质上说，任何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审美创造，都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产物。虽然意识总是存在的反映，但客观存在毕竟要通过人的主观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不过，在艺术创造实践中，作为创造主体的艺术家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从偏于对现实的模仿中获得快感；另一种是从偏于对自我思想、情感、幻想的表现中获得快感。两种状况都有艺术形式的创造问题。形式的独特而完美的创造，固与现实的启示有关，乃至直接从现实形式的提炼而得，而这种创造，也能使人获得一定的审美愉悦。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形式虽然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但在具体作品中，形式又总是从属于内容的，它总是一定作品内容的形式；当然，内容也总是一定作品形式的内容。即使有努力追求形式创造的艺术家，其作品仍然可以有偏于再现型或偏于表现型的区别。 上述不同艺术思维的类型也可以视为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从文学史上看，主张按照现实生活本来面目来描写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就属于再现型；而主张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或不曾有的样子来描写的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创作方法则属于表现型。当然，在漫长历史的复杂过程中，艺术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要比两种类型更为多样，也存在介乎两者之间或被称为两者不同程度结合的作品。 就我国文学而言，可以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主要的创作潮流。现实主义之所以区分于自然主义，是因为它不仅在表现上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而且它追求一种典型的概括。上古神话虽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它也是借助于想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力的作品，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应该属于浪漫主义或至少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结合。而《诗经》中的大量作品多可归入现实主义，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则主要属于浪漫主义。它们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都影响至大。受到纪实史传文学影响的小说多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轨迹；而受到神话影响的小说则往往追随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我国社会公众长期受到儒、道、释三家的影响。儒家求实，倡入世，反对“怪力乱神”，而道、释两家却倡神鬼仙佛，崇尚虚幻的世外或来世。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多在创作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方法；而受道、释两家出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则多采取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唐代诗人中，这种分野较为明显。杜甫的“三吏”、“三别”之描绘战争的离乱，堪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态度也接近现实主义，所以他能写出《秦中吟》、《卖炭翁》这样的作品。而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明显，他的激情洋溢，笔之所至，汪洋恣肆，想象瑰奇丰富，当属浪漫主义的特征。后来的李贺被人称为“鬼才”，其想象之诡奇阴冷，荒诞不经，也近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但历史上许多诗人的具体创作，常常既有现实主义之作，也有浪漫主义之作，或者两者有所互渗的。即如唐之李白、杜甫，宋之苏轼、辛弃疾等大家也如此。戏剧、小说中的情形大体类似。如果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属现实主义，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呈浪漫主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主要是现实主义，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则主要是浪漫主义。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样既具史实根据，又有许多幻想和夸张，强烈表现作者思想倾向的作品，可否说它们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程度的结合呢？晚清的谴责小说似可看作现实主义兼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变种；而梁启超、陈天华尝试的未来乌托邦小说就纯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想象。“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就创作的主要倾向而言，鲁迅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大师，郭沫若被奉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但细而论之，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便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倾向，而郭沫若的许多自传体作品虽不乏激情与理想，当然又有别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也立意于使文学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追求作品饱含社会未来合乎规律性发展的理想。尽管创作实践存在许多问题，但也不无一些成功的经验。八十年代后，虽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流风，涌现了许多表现主义倾向强烈的先锋派作品，可是，文坛上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 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中，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潮流不容忽视。它虽然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叛出现于文坛，但在它强烈的自我表现的倾向中也还不同程度地包含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在艺术形象上更多表现为现实的扭曲、夸张、荒诞，乃至运用完全超现实的、象征的、抽象的笔法。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标榜反传统、反文化，提倡隐蔽创作主体感情的客观的“真实主义”，以及追求语言游戏与拼贴结构，力求消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别，然而其具体作品往往表现为现实生活与神话传说幻想的结合。此种创作影响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文学中已有所见。有的有更多的表现主义，而在“新写实”作品中则有更多的自然主义。在诗歌创作中，艺术思维模式多样化的表现尤为明显。然而细加归纳，仍然没有脱离或按现实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或按想象中应有的样子来描写的这两种基本的方法。应该看到，历史上不同艺术思维模式、不同艺术创作方法自然影响到具体作品的不同艺术特征与风格，也会影响到相应作品的不同社会功能与效应。一般地说，现实主义作品的描写从细节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的性格与行为，都富于生活的动感和历史的认知作用，使读者往往把它当作历史生活的教科书来读，在如临其境中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而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作品则使读者更多领悟到发自心灵底蕴的某种理想的光辉，某种激情的冲击，以及某种奇异形象所唤起的快感。因而艺术创作上，如果要争取“百花齐放”，那么鼓励创作思维与方法的多样化应是明智的。但无论采用什么模式与方法，作家都有必要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从而获得创作的活跃灵感。毕竟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只有客观的社会生活才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最虚幻的想象、最神奇的幻想，也源于现实生活记忆的综合和重造。 六 我国文学的发展不仅与中华各兄弟民族的贡献分不开，也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的胸怀，善于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优长分不开。古代尽管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地处东亚的我国各族人民与周边国家的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汉唐以来，与东亚和西域各国，乃至印度、波斯、罗马，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有来往。近世尽管清代统治者有段时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明末清初，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既把西方的学术文化带到我国，也把我国文化向西方作了介绍。而近百多年，我国历代有识之士更致力于向西方和其他先进的国家学习，我国文学在这方面得益尤多。在古代，我国文学受到外国影响比较明显的恐怕应该首推佛教自印度传入的浸淫。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宋，历代都从梵文翻译佛经，其中多有文学色彩，有些就是文学作品，像《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等。印度古代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也通过佛经传了进来，这就对我国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思想内容方面，佛教的观念和重视来世、普救众生、慈悲为怀以及轮回再世的思想，都逐渐进入我国文学中，不论民间创作或作家创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渗透，唐代的变文以及像王维的一些宣扬寂灭思想的诗歌就是突出的例子。变文的产生源于推广佛教的需要，大多均属传扬佛家教义的故事，如《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等。古代佛教思想的影响更远及后世，《西游记》、《封神演义》乃至《红楼梦》无不有它的深刻印记。佛教中禅宗在我国的创立，禅的观念对我国诗歌美学影响尤为明显。二是艺术形式方面，包括语言音韵、词汇与句式。《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说过：“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又说：“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沈约为诗倡四声，曾受梵文佛经的启示。随着佛经的翻译，有许多梵语词汇被汉语所吸收，而应俗讲需要的变文体式，为可唱的韵文和可讲的散文相结合。这种讲究音韵的亦歌亦讲的叙事形式，当与鸠摩罗什所说的印度的影响不无关系。它对后来我国的说唱文学如弹词、宝卷、子弟书以及戏曲的发展都提供了某些借鉴。 迨至近代，海禁日开，欧美和日本文学的影响，随着大规模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也日见广泛和深远。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我国即陆续向欧美和日本派出留学生。晚清之际，翻译外国小说多达四千零一种。仅林琴南一生经别人讲述而意译的外国小说便有一百八十余种。新文学大师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翻译了许多作品。鲁迅曾承认他的创作受到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而在郭沫若的狂飙般的诗作中，也不难找到歌德、拜伦、雪莱、惠特曼等的浪漫主义诗风。迄今不到百年间，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学名著在我国差不多都有了译本。正因此，我国作家才有可能广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学，从而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迅速扩展了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体裁、样式，使各种文学品类都具备了世界文学的现代形态。今天，可以这样说，当代世界所涌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潮流，在我国都有它的回响；当代世界所具有的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我国作家也无不加以探索和尝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广泛地借鉴和吸取，我国作家才有可能不断创作出具有现代文学水平而又富于民族风格特色的作品。 当然，在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中，文学的影响也是相互的。我国由于文明悠久，文学典籍丰富，也有许多作品被翻译到外国去。汉唐以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都有许多我国文学的原本与译本，从而对这些国家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而久远的影响。唐代时，日本曾多次派大批留学生来中国。此后，日本多代皇室和幕府将军都竭力搜集中国书籍，包括中国文学作品。至今这些东亚国家的图书馆还保藏有大量中国文学古籍以及这些国家的文学家历代用汉文创作的诗文。十七世纪以来，经过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西欧北美的一些主要国家也开始出版我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使这些国家的读者有可能阅读与借鉴。例如一六二六年法国人金尼阁就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译成拉丁文。十八世纪西方报刊上便刊登了《诗经》的译文。我国的杂剧《赵氏孤儿》和明清时代的一些小说也被译到西欧。著名的法国作家伏尔泰和德国作家歌德还尝试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歌德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和《玉娇李》的启迪，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随着我国外流书籍的不断增多，以致今天我国文学的有些孤本、珍本甚至要到东京、伦敦、巴黎、华盛顿和圣彼得堡的图书馆去找。至于二十世纪以来，我国文学作品被译到外国的就更多。二十年代下半期在老舍的协助下，克利里特·艾支顿曾将《金瓶梅》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九年在英国出版。三十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也将《水浒传》译成英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离骚》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的选本和《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都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文字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丁玲、艾青以及王蒙、张洁、铁凝、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译成二三十个国家的文字，从而使我国文学的影响大步走向世界。 七 文学史的编写无法回避文学史观念、方法论和历史分期问题。 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文本与历史的本体是两回事，历史文本永远无法再现历史本体，每个历史学家都只能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材料去建构和描述历史。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历史毕竟不是每人都可以随意加以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应是可以认知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要从大量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叙述中去清理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分析彼此间复杂的种种因果关系与规律，给予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以符合自身历史作用的评价。我们认为，文学史的任务也在于客观地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文学现象，并尽可能研究与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特征与规律。而文学作为人类一定历史土壤上萌发的精神花朵，它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都不能与一定社会的历史土壤无关。相反，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息息相关的联系。它不仅与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相关，而且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彼此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我国近似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可以上溯到《汉书·艺文志》和后来史著中的《文苑传》，但我国学者撰写的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始于二十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而迄今不到百年间，这方面各种各样的著作已出版有一千几百种。其中既有各种观点、各种视角的文学史，也有各种民族、地区的文学史和各种文体的文学史，以及各种断代史。 文学史描述的对象自然首先是文学作品，这包括人民口头创作的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诸多作品的产生才能有作家，才能构成一定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虽然文学运动具有催生作家和作品的作用。而作品虽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创作的，作品的流行、传播还需要有相应的读者和历史条件。并非任何文学作品产生后都能够传播开来和流行下去，也并非任何作品产生后都具有文学史必须加以描述的价值。只有因自身独创的思想艺术价值而赢得相当广泛的传播度，并且对文学发展产生承前启后作用的作家作品才具有历史的意义。文学史要对在历史上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作品作出论述和评价，并依其贡献与影响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地位界定。有许多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这包括社会结构的变革，经济的繁荣与衰敝，战争的胜利与失败，王朝的更迭与民族的迁移，外来的交往与影响，等等。而思想文化、文学理论的变动，也往往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某些走向。 文学史如果仅仅描述文学本身便很难讲清历史上文学所以如此发展的来龙去脉，更无法揭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采用科学的历史观就极为重要。本书作为中国文学通史，要论述各种文体、各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流派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自然要力求材料翔实，叙述文学事实客观可靠，而且要使论述不致成为作家作品与种种文学现象的堆砌，并给予它们以恰当的历史评价与定位，揭示出文学发展与社会结构各种因素发展的必然联系。今天要做到这一切，就不能不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可以说，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最科学的，在阐释历史方面尤为如此。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 当然，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非易事。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过形形色色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情况。新中国学者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缺憾，但这不能作为我们因此就可以怀疑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受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本书编撰者所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都曾经对德国的斐·拉萨尔的剧作《弗朗茨·西金根》进行过实事求是的批评。恩格斯在他给作者的信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7页。这种文学批评的观点对于我们撰写文学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美的创造物。对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创造主体——作家的评价，自然要重视审美的角度，也自然离不开美学观点；而文学艺术的创造，如上所述，又根系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广泛的文化背景，因而也自然离不开历史观点。当然，文学史作为历史著作，我们要充分尊重文学的史实和社会的史实，也要充分顾及历史上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评价标准，寻求对作家作品的能为历代广泛认同的比较合理、科学也比较稳定的公允评价。 中国文学通史的编写既然涉及全国多民族的文学，对作家作品的爱国主义的评价就不能不是一个需要加以慎重研究的重要问题。自有民族国家产生就会有爱国主义。它既是保卫民族生存利益、保卫民族共同家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上又与忠于一定君主和王朝的统治利益相联系。我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不同时期也出现过多国分立的局面。既有依不同民族而分立的国家，也有同一民族分立的国家。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既有保卫自己的正义战争，也有侵略别人的非正义战争。有些战争推动历史进步，有些战争则造成历史倒退。有些战争带来分裂，有些战争则促进统一。总之，情况相当复杂。既是战争，总会给人民带来痛苦，也会带来爱国主义精神的昂扬。有的作家侧重写人民蒙受兵燹的惨痛苦难，有的作家则侧重歌颂保家卫国的英勇战绩。以往的许多历史著作或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或站在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上去处理爱国主义问题，这在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今天，自然不再合适。今天我们应当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认识历史上发生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准绳，以评价前人的功过得失。对各民族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无疑应当联系具体的历史情况去作不同的评价。一般地说，我们当然不能再保持只尊崇某一民族、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要承认各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都是正当的，应当歌颂各民族国家保卫自己家园和生存权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在道义上斥责侵犯他人家园和生存权利的非正义行为。但对于某些民族所发动的侵略性战争所带来的历史进步和中国大统一的客观历史作用，又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带有二重性。对历史上爱国主义与忠君思想的关系，既要看到彼此的联系，也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并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加以分析评价。对封建统治阶级起着历史进步作用的上升期和起着历史反动作用的腐朽期，对忠君思想的评价就应不同。 文学史编写中难度最大的是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尽管前人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某些方面的进展，但要前进一步，更深入地揭示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确实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本书虽也尽量为此做些工作，却自知进展有限，只好期待于将来，期待于文学史界更多学者不懈的共同努力。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如上所述，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它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就文学史的撰写而言，文学的历史分期向来是人们所关注，也是颇有歧见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许多文学史著作按历史朝代划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朝代的更迭必然不同程度地带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从而使文学相应地也产生种种或大或小的新的变化。这都是人们所常见的。但文学史毕竟不是政治史或经济史、文化史，也有朝代更迭而社会各方面包括文学都甚少变化的，因而只按朝代划分，有时便不一定恰当。 那么按文学本身发展的状况来做分期根据又怎么样呢？ 文学的发展包括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的发展。应该说，文学观念的变化相当缓慢，而文学形态、特别是文体的变化则相对比较快。从我国文学史上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元人杂剧、明清长篇小说等，又都大体与朝代的递嬗相联系。至于文学观念，近代以前我国文人向以诗文为文学的正宗，而文类的包罗又极广，虽然其间也出现了小说和戏剧，却往往不受重视。真正从审美特征的角度去衡量文学，并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视为文学的四大门类，涵盖今天包括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俗文学与雅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的所有体裁、样式在内，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则只是近百年间的事。因此，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全按文学观念的变革或文类的出现和文体的演变来作文学史分期的根据，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还要考虑到，任何文体的产生都有个渐进的过程。比如唐代的律诗与绝句，作为五七言诗的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乐府。而宋词虽然成熟和风行于宋代，其先驱却源于唐代。小说、戏剧同样都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很难以某一年代为标志来对文学作截然的历史分期。 考虑到以上的种种情况，本书在历史分期上采取多层次兼顾的办法，即兼顾朝代更迭与文体递嬗，将全书十二卷分为上下两编来论述： 上编为古代文学史，共六卷。即从先秦至清代。论述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文学。其间虽不断改朝换代，但夏商两代尚处于“前文学”状态，流传作品较少。而周代以后，社会结构基本处于封建社会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和中期均带有更多奴隶制的残余，后期工商业更发达，则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各种文体几经递嬗，每个朝代的文学也每有兴衰，唐以后虽然开始涌现若干白话文体，但文学的发展皆以言文分离的古文作为文学主要的文体语符。第一卷从“前文学”论述到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即从文学的审美意识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时期；第二卷论述从唐到五代的文学，即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又一辉煌期和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第三卷论述宋辽金文学，即封建时代科学文化的再度辉煌期和文学四大门类基本走向完备的繁荣期；第四卷论述元代文学，着重评介元曲和元杂剧的繁盛期；第五卷论述明代文学，着重评介小说创作的崛起和诗文的变革以及西方新思潮的渗入初期；第六卷论述清代文学，着重介绍诗文的嬗变和戏剧、小说走向繁荣的时期。 下编为近现代文学史，也共六卷。即论述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国人民不断进行民主革命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阶段的文学，也是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和过渡的历史阶段的文学，即以言文一致的新文学逐渐成为主体的时期。这阶段我国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撞击日趋频繁与激烈，从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到各种文体的演变和繁衍，都越来越见迅速和深刻，是文学本身告别几千年的传统模式，迈向新时代的革命时期。第一卷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八十年文学，也即论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文学衰落和新文学萌生的历史过程；第二、三卷为论述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文学，也即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学迅猛发展并确立的历史过程；第四、五、六卷则为当代文学史，即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也即我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尽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的阶段，是人类从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转向未来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结构都与前此的社会形态有本质的不同。在此背景下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有崭新的发展和显著的开拓。它是我国文学现代形态走向完备的时期，也是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规模空前巨大的时期。其间虽有发展的曲折，但无疑是我国历代文学发展的新的繁荣时期。此三卷，分别论述这阶段文学发展的状况，包括各民族地区和社会形态有异于大陆的台港澳地区涌现的作家和各种文类的成就，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等各种文学现象的递嬗演变。 上述历史分期的处理虽非尽善尽美，但既顾及社会形态演变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划分，也顾及朝代的更替和文学不同形态的兴衰，我们认为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自然，由于社会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文化资料积累过程中古籍多有亡佚，文学也经历了从简到繁的历史过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规模，古代也不能与近现代相比，因而，在全书比例上，近现代以来占有较多篇幅便不可避免。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篇什浩瀚、作家众多，以往的研究也相对不够，对此有更详尽的介绍，也许正是读者所期望的。 八 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共同编写的著作，自然要考虑到吸收这两个研究所以往有稳定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当时的所长郑振铎、副所长何其芳，便筹划编写中国文学史。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归属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八年，根据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何其芳又提出撰写中华各民族文学史的设想，但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具体工作难以实际展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终于组织有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参加被列入国家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前者指定余冠英为总负责人。其中上古至隋代部分由余冠英主持；唐宋部分由钱钟书主持；元明清部分由范宁主持。后者指定唐弢任主编。唐弢后来在樊骏协助下还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一九七八年，文学所划归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又分出部分人员筹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当时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又提出编写自古至今的文学史的课题。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文学研究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做了不少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进展，不仅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新的作家与作品，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学的断代史和文体史，还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其中就包括由余冠英、林庚、唐圭璋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断代史系列(现已出版了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徐公特主编的《魏晋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董乃斌、吴庚舜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上、下卷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前所长刘魁立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现已出版了十四个民族的文学史)。而这些年文学研究界对古今作家作品的研究更不断涌现新的成果、新的见解，文学史学观念也有所更新。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原有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确也显出著作年代所难免的历史认识的局限。而由于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期待全国的统一，新的中国文学通史就必须既吸收原有成果又超越原有成果，努力去做填补空缺，拓展新领域的工作，特别是需要补充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经两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我和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绍基、副主任樊骏共同主持新编《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的工作，本着既要继承以往稳定性研究成果，又体现充分吸收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成就的原则，我们重新拟定了全书章节的新构架，分为三编来撰写。此书第一编《中华古代文学史》部分，我们保留了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约八十三万字中无需修改的一部分章节，特别是余冠英、钱钟书等名家撰写的章节，又增加许多新的章节，订正了必须订正的材料，增补了大量必须增补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包括北朝文学、五代十国文学和辽、金文学以及过去论述得很不够的明清文学，还有原先基本没有写到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等，从而将古代文学编写成二百五十万字。此书第二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近代部分完全新写，约四十五万字；现代部分共一百万字，其中采用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部分章节约二十一万字(包括唐弢执笔的章节)。与历来的现代文学史相比，新增加了文论、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内容，并力求更公允地评价对现代文学发展做出有益贡献的、曾经受到忽略的各种倾向的作家。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一百五十万字，全部新写。这样，全书十卷共五百六十万字。除比较充分地对作家作品和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做有分析的论述外，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相对忽略或写得很不充分的不同时代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以较多的篇幅，努力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评价。 这一次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增到十二卷，计六百万字。主要是吸取了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史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新发现，深化了对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并对原版所存在的各朝代各民族文学论述不够平衡的状况做了适当调整，对过去论述中不够充分或必须重写的部分做了重写，全书修改和新写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一。自然，我们还未敢奢望这部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尽善尽美。我们的努力仍不过是想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以满足当前迫切的需要，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比较全面地纵览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的书籍，其中疏漏与力所未逮之处仍难免。由于分编分卷论述，某些跨越朝代和跨越时期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在叙述上也难免有前后局部交叉、重复，在处理上或未尽当。我们热诚地恳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进一步修改和充实，并渐臻完善。
作者： 潇湘冬儿著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
简介： 鲜血染红了双手，白骨盖住了脚踝，这是一个血流成河、骨砌如山的乱世。 一次干净利落的屠杀，一桩离奇无奈的穿越，一个风雨飘零的帝国，一片血泥糅杂的大陆。 机警果断的军情处王牌女特工，栖身于南楚皇宫冷宫妃子身上，开始了她传奇的一生。 当祸从天降，被人抛弃，往昔执著尽化为泡影；当身居冷宫，敌友难测，一腔热血皆化为寒冰，她该何去何从？ 凤凰泣血，王朝博弈，手掌反复之间，便是一连串的血雨腥风。 阴谋、爱情、信任、怀疑、绝望、仇恨、逃离、生死…… 当权利和战争的网渐渐笼罩下来，谁将求生，谁欲寻死？谁将你拖出绝境，谁与你玉石俱焚？
作者： 周思成主编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简介：《思思大王讲单词:6级单词一笑而过》编辑推荐：中国最红的英语老师，单词最潮的学习方法，六级考试就这样一笑而过！俞敏洪老师亲笔力荐的词汇宝典！《思思大王讲单词:6级单词一笑而过》音频文件请登陆机械工业出版社官方网站→图书展示→资源下载→音频下载中下载。
作者： 周思成主编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简介：《思思大王讲单词:4级单词一笑而过》编辑推荐：中国最红的英语老师，单词最潮的学习方法，四级考试就这样一笑而过！俞敏洪老师亲笔力荐的词汇宝典！《思思大王讲单词:4级单词一笑而过》音频文件请登陆机械工业出版社官方网站→图书展示→资源下载→音频下载中下载。
Chinese Literary Theory: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Criticism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简介： 目录： 导言 第一章早期文本 第二章《诗大序》 第三章曹丕《典论论文》 第四章陆机《文赋》 第五章刘勰《文心雕龙》 第六章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第七章诗话 第八章严羽《沧浪诗话》 第九章通俗诗学：南宋和元 第十章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与《诗经》 第十一章叶燮《原诗》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2
简介：吾心① 吾心童稚时，不见一物好。意言行妙理，独恨知不早。初闻守善死，颇复吝肝脑。中稍历艰危，悟身非所保。犹然谓俗学，有指当穷讨。晚知童稚心，自足可忘老④。 [注1①《传灯录》：“作青见，作黄见，作不青不黄也。②知慧禅师《宗镜录》：“且如现见青、白物时，物本自虚，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识分与同时意识计度，分别为青为白。以意辨为色，以言辨为青，皆是意、言白妄安置，以六尘钝，故体下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既然万法咸尔，皆无自性，悉是意言。”[庚寅增注)意言：《刘郡人物志》：”部析人情物理，曲尽其妙，以禅观明之，则是意识。”意识，犹意言也。①《语》：“守死善道。”诗意若悟万法本空，形骸肝脑，非所吝也[评门)展转发明，甚有警，发他人不到。《逍遥游》篇：“而宋荣子犹然笑之。”白涛：“是故临老心，冥然合玄造。”[庚寅增注)童稚心：《孟子》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公诗意近之。 无营 无营固无尤，多与亦多悔①。物随扰扰，集，道与修然会②。墨翟真自苦③，庄周吾所爱④。万物莫足归，此言犹有在。 [注1①《嵇康传》：“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O唐人诗：“不欲多相识，逢人懒道名。”此亦畏于多与者也。[补笺)尤，愆也，过错也。《诗·小雅·四月》：“废为残贼，莫知其尤。”郑玄笺：“尤过也。”②虚者，道之所集。《老子》曰：“道集虚。”绦然，见《书八功德水庵，宇。③墨子之说贵俭、上贤、明鬼，其弊溺兼爱之说，而不知别亲疏，故云自苦也。[庚寅增注)自苦：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遁四夷九州也”云云。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跤趼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不足谓墨。”④[庚寅增注)庄周所爱：《庄子，杂篇》：“寂寞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茫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缪悠之说、荒唐之育、无端崖之词，时恣纵而不傥，不以鲭见之也。” 病起 稚金敷新凉，老火炮残浊。桃枝烦洪涊，散发曦晓促③。烦疴脱然醒，净若遗身觉。移榻欹独眠，欣佳恐难数③。 [注]①韩诗《纳凉联句》：“金柔气尚低，火老候愈浊。”[补笺)稚金，谓初秋之气，古以西方为金。②扬雄《反骚》：“纷累以其洪涊兮。”应劭注云：“洪涊，秽浊也。”晋灼云：“俗谓水浆不寒为澳涊。”陆机赋：“故洪涊而不鲜。”注：“洪涊，垢浊也。”别本作“软”字，未详，疑是“烦”字，暖桃枝以为汤也。《礼记·玉藻》：“发曦用象栉。”注：“曦，干也。”《楚词》：“曦汝发兮阳之阿。”[庚寅增注)散发：《左氏》：“叔武新沐，闻君至，喜，捉走出。”宋玉：“认然汗出，霍然病已。”③[评曰)此等语不厌举似。孙休诏：“诸家礼书，可共咨度，务取便佳。”公所为“欣佳”，亦类此。王建诗：“自向山间房，惟铺独卧床。”[庚寅增注)欣佳：《黄庭》第十五篇：“心意常和致欣昌。”《世说》：“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欣见否?’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哀贤亭 黄鸟哀子车，强埋非天为①。天夺不待老(2j，还能使人悲。马侯东南秀④，鞭策要路驰。归骨万里州，乃当强壮时。墓门闭空原⑤，白日无履綦Qo。苍苍柏与松，浩浩山风吹。我初羞夷吾⑦，鲍叔亦我知㈤。终欲往一恸，咏言慰孤婺。 [注1①《诗·黄鸟》，秦穆公以三良从死。子车，三良之一也，殉葬，故云“强埋”。《诗》：“天实为之。”[庚寅增注)强埋：《翟义传》：“埋根行首。”②《宣公十五年》：“刘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守之魄矣。'”《晋书·载记·王猛传》：“猛死，苻坚哭之曰：‘天不欲吾平一六；合耶?何夺吾景略之速也!”[庚寅增注)天夺：唐杨绾死，穆宗日：。“天不：欲使朕致太平，何夺吾绾之速也厂③[庚寅增注)使人悲：晋羊叔子云；“皆隐没无闻，使人伤悲。”④马遵也，死时四十八。遵，饶州乐乎人，景佑元年及第。尝漕福建，知开封，以御史为江淮六路发运判官。后还台，弹奏宰相梁适，出知宣州。复召为司谏，旋卒。⑤《成公三年》：“知莹谓楚王日：‘累臣得归骨于晋。”《陈风》有《墓门》之诗。⑥张景阳诗：“庭无贡公綦。”O汉滕公《石椁铭》日：“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⑦我初羞夷吾，如羞道桓、文之羞也。O扬雄《解嘲》：“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⑧《史记》：“管仲少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叔终善遇之。仲日：‘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梁王吹台 繁台繁姓人，埋灭为蒿蓬。况乃汉骄子，魂游谁肯逢?缅思当盛时，警跸在虚空②。娥眉倚高寒，环佩吹玲珑。大梁千万家，回首云蒙蒙。仰不见王处③，云间指青红。宾客有司马，邹枚避其锋⑤。洒笔飞鸟上⑥，为王赋雌雄(z)。惜今此不传，楚辞擅无穷⑧。空馀千丘土，千载播悲风⑨。 [注]①“梁孝王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里。”注：“平台在大梁东北，离宫所在也。”师古：“今城东北角基，其处宽博，故俗云平台。”大抵吹台、平台、繁台，名虽异而其实[补注)吴处厚《青箱杂记》：“天清寺繁台，本梁王鼓吹台。梁高祖：此，改为讲台。其后繁氏居其侧，里人乃呼为繁台。则繁台之名始”据吴所托繁氏亦不详，台既以繁名，意必有显者，而地理书皆不载)《舆地记》：“繁台，本汉梁王鼓吹台。梁太祖尝阅武于此，因改为其后有繁氏居其侧，又号繁台。”O《寰宇记》云：“吹台在县南五来留风俗传》：“县有苍颉、师旷城，其城上有列仙吹台，梁孝王亦增筑焉，开乎元年，改繁台为讲武台，此即吹台也。其后有繁氏居其侧，里人乃乎之。”O《梁王传》：“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出称警，入言之仪》注：“皇帝辇动，左右侍帷幄者称警，出殿则传跸，止人清道①[补注]王孙贾母谓贾曰：“汝今事王，不知王处，汝尚何归?”“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④杜诗：“不知二圣处，私泣百岁书应物《金谷园歌》：“春风吹花雪满川，紫气凝阁朝景妍。洛阳陌上丝竹飘飘人青天。”⑤相如为郎，会景帝不好词赋。孝王来朝，从1、淮阴枚乘之徒。相如见而悦之，因病免，客游梁。居数岁，乃著之赋。⑥[庚寅增注]飞鸟：柳文：“飞鸟皆视其背。”⑦宋玉“大王之雄风。”⑧《楚词》有淮南王《招隐》等篇。孝王好文，；客词人之盛，皆不减安而独无传焉，固公云尔。⑨高适诗：“梁王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惟高台。寂寞向秋草，悲风千里送沈兴宗察院出湖南① 谏书平日皂囊中，朝路争看一马骢②。汉节饱曾冲海雾，楚帆聊复借湖风③o皇华命使今为重，直道酬君远亦同凹。投老承明无补助，得为湘守即随公⑤。 [注]①[补注)兴宗名起，鄞县人。嘉佑五年，以论铁冶事，自监察御史里行谪通判越州。熙宁初，以工部郎中、开封府判官出为湖南转运使。此言骏马，盖追述其旧时之美也。[庚寅增注)按：兴宗名起，以包拯荐为御真史，弹劾无所假()吏部格：吏以脏私絓法，无轻重，终身不迁。起论其法，设河渠司，领诸道水政；乞采汉故事，择卿大夫子弟人宿卫；选贤良文学高第给事宫省下，不宜专任宦官。论奏甚多，故诗称“皂囊”及“争看”之语，可见公论所属也。公以“直道”许起，亦见其前后敢于论事也。《起传》称”众渭兴国军铁官补吏法弊，不可不更。起独以为从旧便，故谪。”温公《朔记》载此一事甚详，今附于此：“先是，诏两制与台谏官议天下铁冶。两制以为官自鼓铸，不复令衙吏、富民立课买扑，于事为便，已立检署宇。次至吴及与起，以为慈湖程氏为县官鼓铸，岁入铁课甚多，已数世矣。朝廷每世除班官一人以酬之，其薪炭、工力，皆程氏主办，官无所费，与它人为冶户者不同，不可一切罢去。乃于检上增人，惟慈湖程氏且如旧式。署字已，即先去。吏以白两制，两制以为不可，遣吏邀二人还，更议之。二人不肯还，曰：事已决，不可复易。诸君议异者，自别为奏。’于是两制怒，以为二人挟台势，以气加己，共为奏，以为程氏家富，而及、起于变法之际，独佑程氏，不与众人共议，私注案检，疑与程氏为奸。翰林学士承旨孙拃、天章阁待制我像先不肯署奏，自馀皆连名奏之。事未报，翰林学士欧阳修、知制诰刘敞等又再上奏，力争之。故二人皆左迁。”[沈注)《宋史》：“沈起字兴宗，明州鄞县人，进士高第。御史中丞包拯举为监察御史。以论兴国铁官事不合，出通判越州，改知蕲、楚二州。京东岁饥，盗起，除提点刑狱，改开封府判官，为湖南转运使。”此诗盖在熙宁初，荆公为翰林学士时作。②皂囊，见别《后汉》：“桓典为侍御史，执正无所回避。常乘骢马，京师畏惮，为之语曰：‘行行且止，避骢马御史。”，O杜诗：“使君五马一马骢。”③苏武公仗汉节牧羊。李文饶诗：“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柳子厚诗：“第雾多蓊郁。《栾巴传》庐山庙有神，能令宫亭能湖分风而上。“刘岫诗：”回舻承派水，举棹逐分风。“”湖风“，别本一作”分风“。言使指所寄不轻，敬以直君，初无远近内外之间，沈传师诗：”承明年老辄自论，乞得汀守东南奔。“[补笺]得为汀守即随公：宋制转运使总一路漕运、监察诸事，凡漕司所辖事务，皆命诸州知州行之。 ……
作者： (明)张溥著;殷孟伦注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7
简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作者张溥，文集之名，始于阮孝绪七录，后代因之，遂列史志。马贵与经籍考详载集名，人物爵里，著作源流，备具左方，览者开卷，大意已显；然李唐以上，放轶多矣：周惟屈原、宋玉，漠惟枚乘、董仲舒、刘向、扬雄、蔡邕，魏惟曹植、陈琳、王粲、阮籍、嵇康惟张华、陆机、陆云、刘琨、陶潜，宋惟鲍照、谢惠连，齐惟谢跳、孔珪，梁惟沈约、吴均、江淹、何逊，周惟庾信，陈惟阴铿。千余年间，文士辈出，彬彬极盛，而卷帙所存，不满三十余家；藏书五厄，古今同慨。晋挚仲洽总钞羣集，分为流别，梁昭明特标选目，举世称工，澄汰之余，遣亡弥众至逸书编于豫章，古文钞自会稽，巨源宝经宠之帙，容斋发故簏之藏，赵宋诸贤，戮力稽古，不能追续坠简，铺扬词苑，亦惟委之时运，抱痛河海而已。
作者： 蔡东藩著
出版社：安徽人民出版社,2010
简介： 《晋书》百三十卷，相传为唐臣房乔等所撰，盖采集晋朝十有八家之制作，及北魏崔鸿所著之《十六国春秋》等书，会而通之，以成此书。独宣武二帝纪，与陆机、王羲之传论，出自唐太宗手笔，故概以御撰称之，义在尊王，无足怪也。后书评论《晋书》之得失，不一而足，而《涑水通鉴》、《紫阳纲目》叙述晋事，书法与《晋书》相出入者，亦不胜举焉。愚谓当今之时，以古为鉴，不必问其史笔之得失，但当察其史事之变迁。两晋之史事繁矣，即此内讧外侮之复杂，已更仆难详。宫闱之祸，启自武元；藩王之祸，肇自汝南；胡虏之祸，发自元海；卒致铜驼荆棘，蒿目苍凉，鳌坠三山，鲸吞九服，君主受青衣之辱，后妃遭赭寇之污，此西晋内讧外侮之大较也。王敦也，苏峻也，陈敏杜弢祖约也，孙恩卢循徐道复也，而桓玄则为篡逆之尤，此东晋内讧之最大者。二赵也，三秦也，四燕五凉也，成夏也，而拓跋魏则为强胡之首，此为东晋外侮之最甚者。盖观于东西两晋之一百五十六年中，除晋武开国二十余年外，无在非祸乱侵寻之日，不有内讧，即有外侮，甚矣哉!有史以来未有若两晋祸乱之烈也。夫内政失修，则内讧必起，内讧起则外侮即乘之而入，木朽虫生，墙罅蚁人，自古皆然，晋特其较著耳。鄙人愧非论史才，但据历代之事实，编为演义，自南北朝以迄民国，不下十数册，大旨在即古证今，惩恶劝善，而于《两晋演义》之着手，则于内讧外侮之所由始，尤三致意焉。盖今日之大患，不在外而在内，内讧迭起而未艾，吾恐五胡十六国之祸，不特两晋为然，而两晋即今日之前车也。天下宁有蚌鹬相争，而不授渔人之利乎·若夫辨忠奸，别贞淫，抉明昧，核是非，则为书中应有之余义，非敢谓上附作者之林，亦聊以寓劝戒乏意云尔。惟书成仓猝，不免诖误，匡我未逮，是所望于阅者诸君。中华民国十三年夏正季秋之月，古越蔡东藩自叙于临江寄庐。
作者： 张立宪主编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2015年8月
简介： 本辑《读库》一共包含八篇文章，《行云纪》，《宝像》，《法国是他的父亲，阿尔及利亚是他的母亲》，《1949年的家书》，《梦回唐朝》，《滑铁卢二百年》，《龙虾风暴》和《诗人之死》。 从寥寥千字的唐传奇小说到剧本有多远？从梦想拍武侠片到电影上映要多久？从脑子里的构思到银幕上的电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刺客聂隐娘》一片的联合编剧谢海盟记录下这五年间的全部过程。本期《读库》**篇《行云纪》节选自《行云纪：〈刺客聂隐娘〉拍摄侧录》一书，收录的内容包括剧本如何诞生、电影选角以及拍摄中的种种波折和“神来之笔”等等，且看编剧如何为了冰山一角搭建完整冰山，侯孝贤如何之为侯孝贤，满腹怪偏点子的阿城编剧时如何施展与无法施展，导演如何调教演员等幕后故事。 《宝像》指的是毛主席像。当下毛主席头像像章、毛主席画像、毛主席语录还零星在市场中可见，伟人的塑像至今也有不少仍屹立在城市广场中、校园里。但这些像章产生的背景，那个特殊的年代，围绕着像章发生的故事，经历过的人多已不愿再提，只因像章虽小却足以影响个人命运。作者肖逢愿围绕像章叙写二三往事尤为难得。 加缪出生在当时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但之后阿尔及利亚发生因民族解放斗争，挣扎走向了独立。其间加缪在法、阿之间徘徊拉扯，在双方仇视时持反战立场、为和平奔走呼号，却导致了他在流亡中度过了大半生。《法国是他的父亲，阿尔及利亚是他的母亲》一文的作者克莱尔?梅苏德，其父亲与加缪一样，有着这同样的“父亲”和“母亲”。 《1949年的家书》勾画了几个普通人在极其不平静的 1949年的生命历程。他们在沧桑巨变中的人生选择、命运沉浮、家国情怀、坎坷心路，构成了历史的必要部分。 王南的“建筑史诗”系列，已在《读库》刊发过五期，我们已领略过古罗马建筑、汉代的陵阙、佛教的建筑造型艺术、六朝的石兽石柱等遗石以及拜占庭建筑。这次《梦回唐朝》揭开大唐建筑的大幕，带我们漫步长安城的坊间建筑，看壁画中的唐代佛寺，领略唐朝宫殿建筑杰作，*后驻足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原点佛光寺和南禅寺，感受唐代建筑文化精髓。 滑铁卢会战至今仍是世界历***著名的会战。《滑铁卢二百年》再现了1815年6月18日十个小时里滑铁卢会战的五个回合，从战略及战术角度分析了拿破仑为何战败。 近些年小龙虾风靡各地的高中低档餐厅，其红火诱人的样子尤为路边大排挡所青睐。《龙虾风暴》的作者余斌是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他从小龙虾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站南京说起，讲述市井餐桌对龙虾的种种传言，大众百姓又如何享受这一美味，听听“身为下贱”的小龙虾如何“升俗为雅”的前世今生。 魏晋产名士，陆机就是其中一位。刘勃的《诗人之死》讲述的却是陆机身为亡国旧臣，卷入王族内斗，几经沉浮，*后兵败身死。其诗人气质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每个人看到的恐怕会不同。
作者： 潇湘冬儿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5年10月
简介：鲜血染红了双手，白骨盖住了脚踝，这是一个血流成河、骨砌如山的乱世。一次干净利落的屠杀，一桩离奇无奈的穿越，一个风雨飘零的帝国，一片血泥糅杂的大陆。机警果断的军情处王牌女特工，栖身于南楚皇宫冷宫妃子身上，开始了她传奇的一生。当祸从天降，被人抛弃，往昔执著尽化为泡影；当身居冷宫，敌友难测，一腔热血皆化为寒冰，她该何去何从？凤凰泣血，王朝博弈，手掌反复之间，便是一连串的血雨腥风。阴谋、爱情、信任、怀疑、绝望、仇恨、逃离、生死……当权利和战争的网渐渐笼罩下来，谁将求生，谁欲寻死？谁将你拖出绝境，谁与你玉石俱焚？第 一卷：【南楚卷】蒙昧之间，天光撕裂黑夜。在鲜血与白骨填充的王座上，你摊开布满刀痕的手，说：“我想相信一次！”第二卷：【皇陵卷】我于泥泞中爬起，抖落战甲上的尘埃。冷洌的刀锋在冷风里嘶鸣，笔直的指向你的心口。鲜血沿着刀锋的血槽一路倒流，流过我雪青的腕……从此以后，九万里青天之下，我与你，再无关联！第三卷：【大秦卷】眼前的一切皆被黑暗吞没，连同这具残躯，一同沦入殡葬的夜。由今日起，在烈火焚身的无间鬼界，在恶鬼擎钟的阿鼻地府，我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记着你！第四卷：【六合卷】天下真大。我走累了。
作者： 张文科编著
出版社：中国林业出版社,2004
简介：在长沙左家公山一座战国古墓中出土的，是支用实心竹杆为笔管的毛笔，其形制与今天的毛笔没有本质的区别。 诗歌的创作也已涉及到竹子。如《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就有大量竹诗，直接提及的有五首，出现七次；间接提及的有几十首之多。如《诗经·卫风淇奥》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竹子，还被广泛用于工程设施建设和兵器。据《史记·河渠书》载，战国著名水利专家李冰主持修建的四川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伐竹编巨笼，筑成石笼大堤实现分流的，使300多万亩农田变为肥田沃壤，奠定了天府之国的基础。用竹子作建筑材料在少数民族中相当普遍，以云南南部最为典型，流传至今。《周礼》中记载：“六弓、王弓、弧弓，以射革弓；夹弓、庚弓以射千侯、鸟兽；唐弓、大弓以授学射者。”证明周代已用竹制作兵器或狩猎工具。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兵器有450件，其中弓箭最多，弓箭上漆孔、细画，极为精巧，反映了当时人们竹制品制作技艺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 由于竹子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赞竹、咏竹的诗歌等文学作品也就应运而生。最早吟咏竹子的，要数《诗经》和《楚辞》。如《卫风·淇奥》中就有“绿竹猗猗”“绿竹青青”“绿竹如箦”的诗句，用来烘托环境，比喻“有匪君子”的神采。《小雅·斯干》则有“如竹苞矣”的句子，形容人们像竹子一样紧密团结在一起。诗人屈原也留下了“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的诗句，将竹子聚群丛生、刚直挺拔的特点和人们的精神气质联系起来。 2．3秦至隋朝时期，竹文化日趋成熟 秦统一中国后，结束了春秋战国诸侯割据，长达550年的混乱局面，也促进了竹文化在传承春秋战国时期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并日趋成熟。 竹子的加工深度和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广度大为增强。如毛笔的制作与使用更加普遍。考古发掘这一时期的毛笔也就多起来。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3支，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了2支，甘肃武威磨咀子东汉墓出土了2支。这些毛笔与战国时期的毛笔有明显的不同。战国时期以毛缠缚于笔杆一端作笔头，而秦汉时则改为将先制作好的笔头安装于镂空的笔杆一端。竹已被深加工用来制作“竹布”。晋．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记载：“箬竹，叶疏而大，……彼人取嫩者、浸纺绩为布，谓之竹练布。”，“竹箨也被用来编制成帽子，称为竹叶冠、“刘氏冠”，因刘邦没有发迹时曾戴过这种用竹箨制作的帽子。 精细竹简的制作及广泛的使用，推动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竹(木)简和缣帛是当时主要的书写材料，并从宫廷和官方走向民间。到了东汉，虽然蔡伦发明了纸，但当时并没有取，代简帛。如从湖北云梦秦墓中出土的《为吏之首》《大事记》和《郡腾文书》是书写在竹简上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详细记载墓主随葬物品清单的“遗册”，是书写在竹简上；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如《墨子》《晏子春秋》《孙子兵法》《六韬》等大批先秦著作和《汉元光元年历谱》等珍贵史料也都是书写在竹简上的。因此，由于竹简、缣帛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 地位和巨大贡献，古人就用竹帛、竹素代指书籍和历史。晋陆机的《长歌行》就有“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的句子。同代的张景阳在《杂诗》中有“游思竹素园，寄辞翰墨林”的诗句。 竹子在建造房屋、交通运输、舟楫航行、农业生产、军事领域及朝廷施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不论是官方或民间，用竹建筑材料都比较流行。《汉书·礼乐志》记载了用竹子建造的竹宫：“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拜望。”西汉时，以竹木为筏，作为运载牲畜和货物的交通工具；以竹为钉，作为造船的零件；竹缆，更是舟楫航行、竹木排运所必备，逆流航行时以竹缆在岸上牵引。在生产上，四川自流井盐区采用“吊筒吸卤法”采盐，现称为“提捞法”，就是先用“破竹缠绳，夹悬铁锥”来舂掘盐井，后用竹竿通节(留底节不通)吸卤入筒，从而把卤水打上来煮盐。在古代军事上，汉时就有用于攻战运兵的“箪”，箪即大竹筏。而攻城用 的“竹龙”当兵器用的弓、箭等，更是军事上不可缺少的。古代朝廷在授予权力、调兵遣将、传达命令等施政时，常以竹符作为凭证，上书文字，一分为二，各存其一，用时相合为信。汉时使用较多的有三种，一日“行使符”，是地方官行使权力的凭证；二日“符传”，是指挥作战，统帅军队的凭证；三日“符节”，是对外派遣使臣的凭证。大臣们上朝时手中拿的用来指画记事用的狭长板子，名日“朝笏”，有的就是用竹片制成的。 这一时期，人们不仅充分挖掘了竹的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竹的认识得到了升华，上升到了精神境界，从而推动竹文化有了一个重大发展。当时，人们爱竹入迷，乃至出现了竹崇拜，赋予竹降子延寿的神奇力量。北魏时，在今山东、浙江部分山区盛行“夏种树，冬种竹”的诞辰习俗，以祈求人的生殖力和生命力像竹一样强盛，子孙后代繁衍不息。这时的名士文人已将竹人格化，把它当作刚直不阿，高洁坚贞的象征，以竹喻人、赏竹咏竹之风日盛。据《太平御览》记载，晋代大书法家王徽之(子猷)，官至黄门待郎，性格刚直，生性爱竹，曾“暂寄人空宅住，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啸咏良久，直指竹日：何可一日无此君!”他平生爱竹，可算竹子的好知音。再如王羲之的《筇竹杖贴》、戴逵的《松竹赞》、南齐诗人谢眺的《秋竹曲》《咏竹》等作品，是留给后人的佳作名篇，开创了咏竹诗这一诗歌新门类的先河，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见附录A)。 2．4唐宋时期，竹文化空前繁荣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和鼎盛时期。随着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传统竹文化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并延续至宋代。 这一时期，竹在经济领域发挥了更大更全面的作用。唐宋两朝朝廷都对竹的栽培和加工高度重视，唐朝在将作监内专设了专门管理竹材的官员。司苑内设置了上林署，专门负责竹木栽培。宋时，竹作已独立为将作监的一作，规模比唐时更为庞大，每年采购用于加工的原竹就达五十万竿。 宋时，竹开始用于建造竹索桥。如在四川都江堰附近就有一座以竹子为主要材料建的竹索桥。著名诗人范成大对此桥作了详细的记述：“长百二十丈，分为五架，桥之广十二绳，相并排连，上布竹笆……挂桥于半空。”我国现在仍保存有古老的竹索桥，如灌县珠蒲桥就是约公元960年建造的。竹作为建材，在建造房屋时常被采用，特别是南方农村尤为多见。苏东坡在文章中说“(岭南人)庇者竹瓦。”就是在建房时以竹作瓦。王禹的《黄风竹楼记》记载得更加明白：“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廉价而工省也。”竹被打通竹节后，常用来当作引水的水管、槽道，用于农业灌溉和日常饮水，称为“竹笕”。白居易在《钱塘石记》中写道：“(钱塘湖)北有石函，南有笕，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陆游的《剑南诗稿》中也提到“地炉枯叶夜煨竽，竹笕寒泉晨灌蔬”。 这一时期，竹在文化领域的作用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一般认为，竹纸的起源在晋代的中晚期。北宋时，竹纸开始使用，到南宋时已普遍使用。北宋书法家描摹的晋王羲之的《雨后贴》和王献之的《中秋贴》就是写在竹纸上的。这两件作品现在就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米芾、苏东坡等宋代著名书法家对竹纸十分欣赏，称赞竹纸“滑，发墨，宣笔锋，舒舒虽久，墨终不渝”。姚黄、学士、邵公三种竹纸是当时最有名的，受到书家喜爱。到南宋时，因为制造规模不断扩大，制作工艺不断改进，竹纸成了与楮皮纸相媲美的书写纸张，甚至逐渐取代了享誉日久的剡溪腾纸。 ……
作者： (晋)陆机著;刘运好校注整理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7
简介： 陆机，字士衡，西晋著名文学家，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地位的作家，被誉为“西晋第一大家”，其《文赋》最为著名，诗歌开一代风气，其文集历代以来没有完整的注本。 刘运好教授积十余年之功，全面整理该书，在《陆士衡文集》基础上，辑佚补遗，是迄今最完备的本子，加以题解、校勘、注释、评笺、备考，附录年谱、传记和评论资料等堪称陆机集文本研究的集大成者，代表了陆机研究的最新成果。
作者： 陈日亮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如是我读:语文教学文本解读个案》内容简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听课和研究课例。听别人上课，收获实在不少。一节课听完后，常常会发现自己以往备课和上课的疏漏，在比较中有新的发现和思考，是很快乐的。听完课，读完课例，看看别人的分析评价，经过自己的观察思辨，即所谓“览之而必察”，“研之而后精”（陆机语），再写下一点心得，对自己的经验重新加以审视，觉得比过去上课还充实。我上午听课，课后就同年轻教师交换意见。我总是滔滔，他们总是默默。我说明白了吗？说的都正确吗？他们都听进去而且都听懂了吗？这样一想，我就有些不安。于是下午便坐下来，敲起键盘，将上午所说的整理一遍，发给自认为未必听进去或未必听懂的他或她。如此渐渐成了习惯，即使不就写就发，我也一样经常整理所读所感，独自品尝自己的快乐。
作者： 周思成主编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简介：《思思大王讲单词:考研单词一笑而过》编辑推荐：中国最红的英语老师，单词最潮的学习方法，考研英语就这样一笑而过！俞敏洪老师亲笔力荐的词汇宝典！《思思大王讲单词:考研单词一笑而过》音频文件请登陆机械工业出版社官方网站→图书展示→资源下载→音频下载中下载。
作者： 王元化
简介：
王元化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研究《文心雕龙》，1979年出版《文心雕龙创作论》，此作初版即为当时大家所推重，郭绍虞、季羡林、徐复观、王力、钱仲联、王瑶等均予以充分肯定。与钱锺书《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等同获首届比较文学荣誉奖。后来多次修订出版，*后定名为，《文心雕龙讲疏》。
本书辨定刘勰出身为庶族，刘勰思想基本以儒家思想为骨干，指出了刘勰思想的前后变化，讲了刘勰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且对《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作了释义本书是研究《文心雕龙》的经典，对我们创作也很有启发，很值得一读。
【目录】
新版前言
序
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灭惑论》与刘勰的前后期思想变化
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与文学创作论
《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
释《物色篇》心物交融说——关于创作活动中的主客关系
附释：一、心物交融说“物”字解
二、王国维的境界说与龚自珍的出入说
三、审美主客关系札记
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关于艺术想象
附释：一、“志气”和“辞令”在想象中的作用
二、玄学言意之辨撮要
三、刘勰的虚静说
释《体性篇》才性说——关于风格：作家的创作个性
附释：一、刘勰风格论补述
二、风格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
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关于意象：表象与概念的综合
附释：一、“离方遁圆”补释
二、刘勰的譬喻说与歌德的意蕴说
三、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一点说明
四、再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
释《情采篇》情志说——关于情志：思想与感情的互相渗透
附释：一、《辨骚篇》应归入《文心雕龙》总论
二、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和感情
释《镕裁篇》三准说——关于创作过程的三个步骤
附释：一、思意言关系兼释《文心雕龙》体例
二、文学创作过程问题
释《附会篇》杂而不越说——关于艺术结构的整体和部分
附释：一、文学创作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二、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部分
释《养气篇》率志委和说——关于创作的直接性
附释：一、陆机的应感说
二、创作行为的自觉性与不自觉性
《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序
1983年在日本九州大学的演讲
1984年在上海中日学者《文心雕龙》讨论会上的讲话
1987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
1988年广州《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闭幕词
《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序
《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
《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
《文心雕龙讲疏》日译本序
备考
一、郭绍虞
二、曾祖荫
三、钱仲联
四、徐复观
五、季羡林
六、程千帆
七、兴膳宏
八、朱寨
九、牟世金
十、胡厚宣
十一、罗宗强
十二、钱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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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问题
刘勰的生平事迹史书很少记载，现在留下的《梁书》和《南史》的《刘勰传》几乎是仅存的文献资料。这两篇传记过于疏略，甚至未详其生卒年月。清刘毓崧《通谊堂集?书文心雕龙后》，根据《时序篇》“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高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中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遐（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一段文字，考定《文心雕龙》成书不在梁时而在齐末。所据理由有三：一、《时序篇》所述，自唐虞至刘宋，皆但举其代名，而特于齐上加一皇字。二、魏晋之主，称谥号而不称庙号；至齐之四主，唯文帝以身后追尊，止称为帝，余并称祖称宗。三、历朝君臣之文，有褒有贬，独于齐则竭力赞美，绝无规过之词。《书后》又说：“东昏上高宗庙号，系永泰元年八月事，据高宗兴运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后。梁武帝受和帝之禅位，系中兴二年四月事，据皇齐驭宝之语，则成书必在是月之前。其间首尾相距，将及四载。”这一考证经过近人的研究，已渐成定谳。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根据此说进一步考定刘勰于齐明帝建武三、四年间撰《文心雕龙》，时三十三四岁，正与《序志篇》“齿在逾立”之文相契。从而推出刘勰一生跨宋、齐、梁三代，约当宋泰始初年（465年）生，至梁普通元、二年间（520或521年）卒，得年五十六七岁。至此，刘勰的生平才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轮廓（关于刘勰的卒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就在这个基础上，参照《宋书》、《南齐书》、《梁书》、《南史》并《梁僧传》中有关资料，加以对勘，写成《梁书刘勰传笺注》。这篇笺注虽不越《梁书》本传范围，但对刘勰的家世及其在梁代齐以后入仕的经历，都有相当丰富的增补。上述研究成果提供了不少线索，但仍留了一些问题尚待解决。这里首先想要提出刘勰的身世问题。
《梁书》本传说到刘勰的家世只有寥寥几句话：“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灵真、刘尚二人，史书无传，事迹已不可考。但是我们从这里知道灵真为宋司空秀之之弟，而秀之又是辅佐刘裕的谋臣刘穆之的从兄子。根据这条线索，就可以从刘穆之、刘秀之两传来推考刘勰的家世了。杨明照《本传笺注》曾参考有关资料，制出刘勰的世系表①。《本传笺注》分析刘勰的世系表说：“南朝之际，莒人多才，而刘氏尤众，其本支与舍人同者，都二十余人，虽臧氏之盛，亦莫之与京。是舍人家世渊源有自，其于学术，必有启厉者。”这里所说的臧氏，亦为东莞莒人，是一个侨姓大族，其中如臧焘、臧质、臧荣绪、臧严、臧盾、臧厥等，史书并为之立传。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称：“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②其中所举能文擅名的士族，舍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吴郡张氏、南兰陵萧氏、陈郡袁氏、东海王氏、彭城到氏、吴郡陆氏、彭城刘氏、会稽孔氏、庐江何氏、汝南周氏、新野庾氏、东海徐氏、济阳江氏外，就有东莞臧氏在内。《本传笺注》虽然没有明言刘勰出身士族，但以之比配东莞臧氏，似乎认为刘勰也是出身于一个士族家庭。这种看法在王利器《文心雕龙新书序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序录》作者直截了当地把刘勰归入士族。近来探讨刘勰出身的文章也多持此说。
刘勰究竟属于士族还是庶族，这是研究刘勰身世的关键问题。自然，在南朝社会结构中，无论士族或庶族，都属于社会上层（当时的下层民众是小农、佃客、奴隶、兵户、门生义故、手工业劳动者等）。但是由于南朝不仅承袭了魏文帝定立的九品中正门选制，而且逐渐形成了一种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因而使士族享有更大的特权。士、庶区别是南朝社会等级编制的一个特点。这一点我们可以举《南史?王球传》来说明：“徐爰有宠于上，上尝命球及殷景仁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章也。臣不敢奉诏。’上改容谢焉。”这里清楚地说明了士、庶区别是国家的典章。当时士族多是占有大块土地和庄园的大地主，有的甚或领有部曲，拥兵自保。晋代魏改屯田制为占田制后，士族可以按照门阀高低，荫其亲属。这也就是说，通过租税和徭役对被荫庇的族人和佃客进行剥削。他们的进身已无须中正的品评，问题全在区分血统，辨别姓望。在这种情况下，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的“谱学”成了专门名家的学问，用以确定士族的世系，以防冒滥。士族拥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实际上成了当时改朝换代的幕后操纵者。至于庶族则多属中小地主阶层，但是在豪族右姓大量进行搜刮、土地急剧集中的时代，他们占有的土地时有被兼并的危险。在进身方面，他们由于门第低卑，更是受到了压抑，绝不能像士族那样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晋书》载刘毅陈九品有八损疏，**条就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意思说庶族总是沦于卑位。左思在《咏史诗》中也发出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到了宋、齐两朝，庶族进身的条件受到了更大的限制，《梁书?武帝纪》载齐时有“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的规定③。当时，虽然也有一些庶族被服儒雅，侥幸升迁高位，但都遭到歧视和打击。《晋书》记张华庶族儒雅，声誉日隆，有台辅之望，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深恩，憎疾之，每伺闲隙，欲出华外镇。《宋书》记蔡兴宗居高位，握重权，而王义恭诋其“起自庶族”。兴宗亦言：“吾素门平进，与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南齐书》称陈显达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畏惧之色。尝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随。”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士、庶区别甚至并不因位之贵贱而有所改变。所谓“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文苑英华》引《寒素论》）。所以，无论从政治上或经济上来说，庶族都时常处于升降浮沉、动荡不定的地位。
根据笔者对刘勰家世的考定，并参照他在著作中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理由有下面几点：
**，按照士族身份的规定，首先在于魏晋间的祖先名位，其中以积世文儒为贵，武吏出身的不得忝列其数。可是我们在刘勰的世系表中，不能找到一个在魏晋间位列清显的祖先。秀之、灵真的祖父爽，事迹不详，推测可能是刘氏在东晋时的*早人物。《南史》只是说他做过山阴令，而晋时各县令系由卑品充任。至于世系表称东莞刘氏出自汉齐悼惠王肥后，则颇可疑。此说原本之《宋书?刘穆之传》，似乎应有一定根据。但是，南朝时伪造谱牒的现象极为普遍，许多新贵在专重姓望门阀的社会中，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编造一个做过帝王将相的远祖是常见的事。因此，到了后出的《南史》，就把《宋书?刘穆之传》中“汉齐悼惠王肥后”一句话删掉了。这一删节并非随意省略，而是认为《宋书?刘穆之传》的说法是不可信的。这一点，我们可以据《南史》改削《齐书》本纪一事推知。《齐书》本纪曾记齐高帝萧道成世系，自萧何至高帝之父，凡二十三世，皆有官位名讳。《南史?齐本纪》直指其诬说：“据齐、梁纪录，并云出自萧何，又编御史大夫望之，以为先祖之次。案何及望之，于汉俱为勋德，而望之本传，不有此言，齐典所书，便乖实录。近秘书监颜师古，博考经籍，注解《汉书》，已正其非，今随而改削云。”可见《南史》改削前史是以其有乖实录为依据的。据此，我们知道东莞刘氏不仅没有一个在魏晋间致位通显的祖先，而且连出于汉齐悼惠王肥后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这是刘勰并非出身土族的**个证据。
第二，在刘氏世系中，史书为之立传的有穆之、穆之从兄子秀之、穆子曾孙祥和刘勰四人（其余诸人则附于各传内）。其中穆之、秀之二人要算刘氏世系中*显赫的人物。据《宋书》记载，穆之是刘宋的开国元臣，出身军吏，因军功擢升为前军将军，义熙十三年卒，重赠侍中司徒，宋代晋后，进南康郑公，食邑三千户。秀之父仲道为穆之从兄，曾和穆之一起隶于宋高祖刘裕部下，克京城后补建武参军，事定为余姚令。秀之少孤贫，何承天雅相器重，以女妻之；元嘉十六年，迁建康令，除尚书中兵郎。他在益州刺史任上，以身率下，远近安悦。卒后，追赠侍中司空，并赠封邑千户。穆之、秀之都被追赠，位列三公，食邑千户以上，自然应该归入官僚大地主阶级。可是，从他们的出身方面来看，我们并不能发现属于士族的任何痕迹。穆之是刘氏世系中*早显露头角的重要人物，然而史籍中却有着充分证据说明他是以寒人身份起家的。《宋书》记刘裕进为宋公后追赠穆之表说：“故尚书左仆射前军将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此表为傅亮代刘裕所作，亦载于《文选》，题为：《为宋公求加赠刘前军表》）这里明白指出穆之出身于布衣庶族。《南史》也曾经说到穆之的少时情况，可与此互相参照：“穆之少时家贫，诞节，嗜酒食，不修拘检，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见辱，不以为耻。其妻江嗣女，甚明识，每禁不令往。江氏后有庆会，属令勿来，穆之犹往，食毕求槟榔，江氏兄弟戏之曰：‘槟榔消食，君乃常饥，何忽须此?’妻复截发市肴馔，为其兄弟以饷穆之。”（此事亦见于宋孔平仲之《续世说》）这段记载正和上表“爰自布衣”的说法相契。在当时朝代递嬗、政局变化的情势下，往往有一些寒人以军功而被拔擢高位，参与了**统治集团。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得列入士族。这里可举一个突出的事例。《南史》称：“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婚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敩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敩，登榻坐定，敩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这个例子清楚说明身居高位的庶族乞作士大夫，连皇帝都爱莫能助。我们在《南史?刘祥传》里还可以找到有关穆之身世的一个旁证：“祥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齐建元中，为正员郎。司徒褚彦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彦回曰：‘寒士不逊。’”刘祥是穆之曾孙，时隔四世，仍被士族人物呼为“寒士”，更足以说明刘氏始终未能列入士族。“寒士”亦庶族之通称（《唐书?柳冲传》称“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即以寒士与世胄对举）。总之，细审刘穆之、刘秀之、刘祥三传的史实，刘氏出身布衣庶族，殆无疑义，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二个证据。
第三，再从刘勰本人的生平事迹来看，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首先，这就是《梁书》本传所记下面一段话：“初，勰撰《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据《范注》说，《文心雕龙》约成于齐和帝中兴初。案此时刘勰已居定林寺多年，曾襄佐僧祐校定经藏，且为定林寺僧超辩墓碑制文（据《梁僧传》载，超辩卒于齐永明十三年），不能说是一个完全默默无闻的人物。另一方面，当时沈约与定林寺关系也相当密切，这里只要举出定林寺僧法献于齐建和末卒后由他撰制碑文一事即可说明。法献为僧祐师④，齐永明中被敕为僧主，是一代名僧。刘勰与僧祐关系极为深厚，而僧祐地位又仅次于其师法献。沈约为法献碑制文在建武末，《文心雕龙》成书在中兴初，时间相距极近。在这种情况下，刘勰如果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沈约，似乎并不十分困难。为什么《文心雕龙》书成之后，刘勰不利用自己在定林寺的有利地位以及和僧祐的密切关系去会见沈约，相反却无由自达，非得装成货鬻者干之于车前呢?这个疑问只能用“士庶天隔”的等级界限才能解答。南朝士族名士多以拒庶族寒人交际为美德。庶族人物即使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往见士族，仍不免会受到侮辱。这类故事史籍记载极丰，不烦赘举。沈约本人就是极重士、庶区别的人物，《文选》载他所写的《奏弹王源》一文可为证。东海王源为王朗七世孙，沈约以为王源及其父祖都位列清选，竟嫁女给富阳满鸾；虽然满鸾任吴郡主簿，鸾父璋之任王国侍郎，可是满氏“姓族士庶莫辨”，因此“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斯为甚”。刘勰要使自己的作品取定于这样一个人物，只有出于装成货鬻小贩之一途了。其次，《梁书》本传又说，沈约得书取读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沈约重视的原因，前人多有推测，以为在于《声律篇》，因为它和沈约自诩独得胸襟的《四声谱》有相契之处。纪昀《沈氏四声考》曾谓：“勰以宗旨相同，故蒙赏识。”这是不无理由的。距此时不久，刘勰就于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进入仕途了⑤。不过，尽管《文心雕龙》见重于沈约，尽管刘勰入仕后又被昭明太子所爱接，但二人的史传和留下的文集，竟没有一件事涉及刘勰，也没有出现一句对他称道的话，可见他仍旧“未被时流所称”⑥，其原因很可能和他出身微贱有关。此外，刘勰少时入定林寺和不婚娶的原因，也只有用出身于贫寒庶族这件事才能较为圆满地说明。史称南朝赋役繁重，人民多所不堪，只有士族特邀宽典，蠲役免税。庶族自然不会得到优免。根据当时历史记载，一般平民为了避免沉重的课输徭役，往往只有进入寺庙，因为寺庙是享有特权的地方，入寺庙后可以不贯民籍，免于向政府纳税服役。《魏书?释老志》已有“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之语。《南史?齐东昏侯纪》称：“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出家疾病者亦免。”《弘明集》载桓玄《与僚属沙汰僧众教》称：“避役钟于百里，逋逃盈于寺庙，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邑聚游食之群，境积不羁之众。”又僧顺《释三破论》引《三破论》曰：“出家者未见君子，皆是避役。”明明说出当时因避租役而入寺庙是普遍现象。当然，不可否认，刘勰入定林寺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如佛教信仰以及便于读书等（当时的寺庙往往藏书极丰）。不过，我们不能把信仰佛教这一点过于夸大，因为他始终以“白衣”身份寄居定林寺，不仅没有出家，而且一旦得到进身机会，就马上离开寺庙登仕去了，足证他在定林寺时期对佛教的信仰并不十分虔诚。再就刘氏家世来看，亦非世代奉佛，与佛教关系并不密切⑦。他自称感梦撰《文心雕龙》，梦见的是孔子，而不是释迦。《文心雕龙》书中所表现的基本观点是儒家思想，而不是佛学或玄学思想。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他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居处的动机并不全由佛教信仰，其中因避租课徭役很可能占主要成分⑧。至于他不婚娶的原因，也多半由于他是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的缘故。《晋书?范宁传》、《宋书?周朗传》都有当时平民“鳏居每不愿娶，生儿每不敢举”的记载。总之，从刘勰本人的一些事迹来看，只能用出身庶族、家境贫寒的原因才可以说明，否则便很难解释。这是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第三个证据。
有了上面三个证据，现在回过头来，参照一下《文心雕龙》所表现的思想观点来加以印证，我们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刘勰并没有在这部论著中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直接表示看法。自然，我们从《文心雕龙》的思想体系和基本观点也可以推出刘勰的政治倾向。不过，这里需要找到一些可以用来论证刘勰家世的更直接的材料。就这方面来说，我以为《程器篇》是一篇*值得重视的文字。刘勰在这篇文章中论述了文人的德行和器用，藉以阐明学文本以达政之旨。其中寄慨遥深，不仅颇多激昂愤懑之词，而且也比较直接正面地吐露了自己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纪昀评《程器篇》说：“观此一篇，彦和亦发愤而著书者。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纪昀这个说法虽然也看出一些问题，可是没有进一步去发掘其中意蕴，究明刘勰的愤懑针对哪些社会现象，只是笼统地斥之为“有激之谈，不为典要”就一笔带过了。直到*近，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始对《程器篇》作出较充分的分析。兹摘要录下：“细绎其文，可得二义：一者，叹息于无所凭借者之易召讥谤；二者，讥讽位高任重者，怠其职责，而以文采邀誉。于前义可见尔时之人，其文名籍甚者，多出于华宗贵胄，布衣之士，不易见重于世。盖自魏文时创为九品中正之法，日久弊生……宋齐以来，循之未改……至隋文开皇中，始议罢之。是六代甄拔人才，终不出此制。于是士流咸重门第，而寒族无进身之阶，此舍人所以兴叹也。于后义可见尔时显贵，但以辞赋为勋绩，致国事废弛。盖道文既离，浮华无实，乃舍人之所深忧，亦《文心》之所由作也。”这里显然把刘勰的愤激归结到士庶区别问题上面。现在我们就从《程器篇》援引下面几段文字来加以说明。
一、“古之将相，疵咎实多。至如管仲之盗窃，吴起之贪淫，陈平之污点，绛灌之谗嫉，沿兹以下，不可胜数。孔光负衡据鼎，而仄媚董贤，况班马之贱职，潘岳之下位哉!王戎开国上秩，而鬻官嚣俗，况马杜之磐悬，丁路之贫薄哉!”——这里列举的前人仅西晋王戎时间*近，且出身势豪。（《晋书?王戎传》说他：“好兴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其余管仲以下诸人，已经年代绵邈，似乎与士、庶区别问题无关。但是“纪评”指为非为典要的有激之谈正是针对这一段文字而发。细审其旨，我们可以看出刘勰在这里含有借古喻今的深意，表面似在指摘古代将相，实际却是箴砭当时显贵。《奏启篇》以“不畏强御，气流墨中，无纵诡随，声动简外”为楷式，《谐篇》用“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来解释民间嘲产生的原因，也都是从这种精神出发的。这一点，只要再看一看下面一段引文就更可以明白。
二、“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诮，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也。名之抑扬，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这一段话*早为鲁迅所重视，他曾经在早期著作《摩罗诗力说》中加以援引，并指出：“东方恶习尽此数言。”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刘勰对于当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产生的种种恶习所感到的愤懑和不平。正如《校释》所说，他一方面慨叹于布衣寒族无所凭借而易招讥谤，另一方面不满于贵胄士流位高任重而常邀虚誉。《史传篇》：“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刘勰推崇“良史直笔”，而指摘某些史臣文士专以门阀高低作为褒贬的标准，亦同申此旨。
三、“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这里以妇人聪明来说明学文以达政之旨，寓有箴砭时弊之意。当时士族多不问政事，流风所扇，虽所谓英君哲相亦不能免，甚至武人亦沿其流。朝士旷职，多见宽容。《南齐书?褚渊传》称：“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梁书?何敬容传》载姚察之论曰：“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陈书?后主纪论》曰：“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关庶务，朝章大典，方参议焉。文案簿领，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陈，后主因循，未遑改革。”这类情况，史不绝书，几乎随处可见。士流不问政事是由于尚于玄虚，贵为放诞。事实上，玄谈在当时已成了登仕之阶。《世说新语》曾记张凭因清谈得到刘真长赏识而被举为太常博士。任彦昇在《为萧扬州作荐士表》中更直截了当地提出“势门上品犹当格以清谈”。这些都说明了属言玄远方能入仕。刘勰在《明诗篇》中也批评了江左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的不良倾向。《议对篇》则以贵媵还珠之喻斥责了“不达政体”的浮华文风。这种批评和《程器篇》“学文达政”的主张是声气相通、原则同贯的。
四、“文武之术，左右惟宜，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刘勰为什么以文人习武作为衡量梓材之士的标准呢?此说人多以为异。但是，我们如果参照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也就不难发现刘勰倡立此说的由来。史称齐梁之际，“内难九兴，外寇三作”，刘勰撰《文心雕龙》正在此时。当时中原沦丧已久，北魏迁都洛阳，出兵南侵，萧齐皇朝不仅毫无御侮决心，反而不断演出了自相残杀的丑剧。南渡后，士族偏安江左，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耽好声色，体羸气弱。这一点，可引《颜氏家训?勉学篇》的一段文字来说明：“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蹑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夫射御书数，古人并习，未有柔靡脆弱如齐梁子弟者。士习至此，国事尚可问哉?”刘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文事武备并重之论的。
五、“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其质，豫章其干，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此说出于儒家。孔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其所本。这种人生观决定了刘勰的愤懑和不平，不会超越“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的儒家思想界线。纪昀说他由于郁郁不得志而发愤著书，这个论断，大体不差。《诸子篇》“身与时舛，志共道申”的感叹，也同样说明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道理。
根据上面的引文和说明来看，《程器篇》在许多场合都对士庶区别这一社会现象提出了批评，而这种批评是正符合于一个贫寒庶族的身份的。由此同样得出了刘勰并非属于士族的结论，正与上文考定刘勰家世所得证据完全一致。确定了刘勰属于庶族，就不难发现，他的一生经历都和他的出身有关。在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中，贫寒庶族往往处于动荡不定的地位：在经济上遭到排挤，在进身上受到歧视，甚至在日常生活方面也得时时忍辱含垢。这种受压抑、不稳定的地位使他们对当时社会中的某些黑暗现象感到不满。
刘勰的一生，经过了入寺—登仕—出家三个阶段。他在**个时期，由于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入寺庙，采取了“穷则独善以垂文”的权变之计，发愤著书⑨。他在《文心雕龙》中，吐露了内心的不平和愤懑，反对了代表门阀标榜的浮华尚玄的文风，提出了文质并重的文学主张。从思想体系上来说，他恪守儒家的思想原则和伦理观念。《文心雕龙》基本观点是“宗经”。他处处都在强调仁孝，对儒家称美的先王和孔子推崇备至。从入寺以来，他就一直怀着儒家经世致用发挥事业的理想，当他一旦有了进身机会，认为自己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时，就马上登仕去了。因而，他从**阶段到第二阶段，即由居寺而登仕，完全是合逻辑的发展。这正反映了所谓“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人生观。他在第二个时期由于有了个人的前途，社会地位骤然提高，从而在思想上也就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他自梁天监初起家奉朝请后，就在言行上充分表现出亦步亦趋地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梁书》本传称：“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据《本传笺注》分析：“步兵校尉因陈表而迁。”此说甚是。梁武帝即位不久即长斋素食，曾三次舍身入寺。刘勰陈表正好投合了这种需要⑩。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刘勰在这个时期所写的《灭惑论》找到更有力的证据。这篇论著标志着刘勰由儒家古文学派立场转变到向玄佛合流（此事将在下章中详论）。《灭惑论》中有一段话说：“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实蕃有徒。”刘勰反对奉太平道的张角和五斗米道的孙恩，似乎是佛道之争。卢悚亦奉天师道。李弘事迹不详，但为道教徒似无疑问。《老君音诵戒经》云：“称名李弘，岁岁有之。”晋时李弘有五，但在汉代史籍中，则尚未查出李弘名字。《灭惑论》所谓“余波所被，实蕃有徒”，正是指此而言。事实上，这种思想乃在于维护社会的统治力量。《诸子篇》：“昔东平求诸子、《史记》，而汉朝不与，盖以《史记》多兵谋，而诸子杂诡术也。”照刘勰看来，兵谋诡术都是造成社会动乱的祸源，因此他对于儒家经典以外的《史记》、“诸子”颇多微词。尽管刘勰在仕途中抛弃了以前的愤懑，竭力趋承萧梁皇朝的意向，幻想通过妥协道路去实现自己纬军国、任栋梁的理想；可是，看来他在仕途中并不得志。梁武帝学兼内外，奉佛教而不废儒书，曾经在这两方面发起过许多活动，史籍和《弘明集》都留下不少记载，其中却找不到刘勰参与的任何痕迹，可见他并未得到梁武帝的重视。到了晚年，他仍落入以前郁郁不得志的处境。梁武帝只命他和僧人一起撰经。他的地位又和入寺时相差无几了。终于他选择了出家遁世的途径，作为自己的归宿。据《梁书》本传称：“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启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刘勰用燔鬓发自誓的坚决态度来启求出家，可能由于在仕途上感到了幻灭，怀有说不出的苦衷。这就是他由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即由仕途而出家的原因。综上所述，刘勰的一生经历正表明了一个贫寒庶族的坎坷命运。他怀着纬军国、任栋梁的入世思想，却不得不以出家作为结局。他不满于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却不得不向**统治集团进行妥协。他恪守儒家古文学派立场反对浮华文风，却不得不与玄佛合流的统治思潮沆瀣一气。这些矛盾现象只有通过他的时代和身世才能得到*终的说明。
作者： [晋]陆机著;张少康集释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简介：《文赋》是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一篇非常重要的作品。陆机之作《文赋》，旨在“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即创作。张少康先生认为“陆机创作思想中的基本观点确 是从老庄那里来的”，[1]在《文赋集释·前言》中，他从三个方面指证《文赋》明 显地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2]又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中再次做了总结定位：“从《文赋》所体现的文艺美学思想来看，虽然它也有若干儒家思想的影响，例 如最后关于文学的社会功用的论述，以及内容与形式关系等，但主要还是受老庄为代 表的道家思想影响比较深，同时也受到当时玄学思想的影响。 陆机《文赋》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地论述文学创作问题的重要著作。为了全面地理解《文赋》的内容，有必要对陆机的生平思想作一个简要的介绍。它以贴近现实，淳朴自然为特征，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我国文学园林中最早的硕果。
作者： 张海 著
出版社：河南美术出版社 2014-5-1
简介：《中国最具代表性书法作品》为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适应新时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教育部组织专家研究制定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其《附录3 临摹范本推荐》推荐了18种临摹范本、《附录4 欣赏作品推荐》推荐了30种欣赏作品，这些范本和作品涵盖了最具代表性的书家和作品，也是本套丛书《中国最具代表性书法作品》命名的主要依据。该丛书主要特点为：一、针对性强、品种齐全。目前市场碑帖品种很丰富，但依据《纲要》精神编写、并将48种碑帖编成丛书的，《中国最具代表性书法作品》应该是第一套，这套丛书的面市为师生提供了一次就能看完全部品种的机会。二、原色印制、尽呈权威。这48种碑帖可分为拓片、墨迹长卷和作品集三种形式。其中拓片尽最大可能选用公认的善本，如《九成宫醴泉铭》为高士奇、赵怀王所藏明驸马李祺本，属现存善本之最；墨迹长卷除正文外还前后跋尽多的呈现，且一律经折装订保持其原貌；作品集选用的作品均为作者代表作，如《毛泽东作品》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独家授权，也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好教材。丛书编写历时两年，数易书稿，更换版本，精编精校，设计精美，彩色印刷。既注重学生书写技能培养，提高书写水平，还注重书法文化教育，使学生了解字体演变，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美。本丛书由中国书协主席张海担任主编，16开，单册10~45元不等，全套定价1200元，彩色印刷，读者即可全套购买，也可单册订购。本丛书全部品种为：欧阳询《化度寺碑》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褚遂良《雁塔圣教序》褚遂良《大字阴符经》颜真卿《多宝塔碑》颜真卿《颜勤礼碑》柳公权《玄秘塔碑》柳公权《神策军碑》赵孟頫《三门记》\n赵孟頫《妙严寺记》\n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黄州寒食诗帖》赵孟頫《洛神赋》\n《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泰山刻石》皇象《急就章》《石门颂》《西狭颂》《张迁碑》钟繇《宣示表》陆机《平复帖》王羲之《得示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张猛龙碑》智永《真草千字文》《等慈寺碑》孙过庭《书谱》钟绍京《灵飞经》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自叙帖》黄庭坚《松风阁》米芾《蜀素帖》赵孟頫《道德经》\n王铎作品吴昌硕作品于右任作品鲁迅作品沈尹默作品郭沫若作品毛泽东作品林散之作品沙孟海作品启功作品一、中国最具代表性书法作品——教育部推荐、最具权威性二、涵盖中国历代及现当代名家名作——从李斯《泰山刻石》、王羲之《兰亭序》、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到毛泽东、启功作品等，中国书法发展演变史尽在其中三、篆、隶、草、楷、行五体兼备，名作集萃——针对教育部“初识篆、隶、草、楷、行五种字体”的要求，于浩如烟海的书法瑰宝中，选取最精华作品四、张海主编、中央文献研究室独家授权——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亲任主编，其中《毛泽东作品》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独家授权，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好教材五、全国惟一、版本最优、整幅墨迹册页折装、原色印刷——惟一一套涵盖最全的是全国惟一一套教育部《中小学书法指导纲要》涵盖最全的书法观止。
作者： 王志清著
出版社：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绪论 一 “晋宋乐府诗”时段划分的音乐与文学依据 二 晋宋乐府诗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三 本论文的研究思路和主要内容 第一章 晋宋乐府诗的文献考察 第一节 晋宋乐府诗的文献著录 一 《乐府诗集》著录晋宋乐府诗的文献来源 二 《乐府诗集》著录吴声、西曲歌辞的特点 三 晋宋乐府诗的基本格局 第二节 晋宋乐府诗曲题补录和作品辨正 一 晋宋乐府诗曲题补录、说明 二 晋宋乐府诗辨正 小结 第二章 晋宋时期的音乐环境与乐府诗的发展方向 第一节 晋宋乐府沿革及雅乐建设历程 一 东晋“太乐”建制的变动和职能的扩充 二 东晋雅乐匮乏的政治背景 三 刘宋宫廷乐署的新变 四 刘宋雅乐格局的完备 五 刘宋雅乐歌辞的“俗化” 六 何承天《宋鼓吹铙歌十五首》的仪式雅乐性质 第二节 晋宋社会的歌舞娱乐环境与新声的兴起 一 晋宋上层社会的音乐活动 二 晋宋音乐发展的新方向 三 新声的兴起及发展 小结 第三章 吴声的音乐学与文学研究 第一节 吴声的音乐性质与产生方式 一 吴声非“吴哥” 二 吴声是世俗化的娱乐乐歌 三 吴声曲调的音乐来源及与民谣之关系 四 一种特殊的制调方式——“曲之变” 第二节 吴声的音乐渊源与音乐特点 一 吴声渊源于南方民间音乐 二 吴声的音乐风格——哀、怨 三 “送声”是吴声正曲的一部分 四 “同调异体”现象 五 吴声的演唱形态 第三节 吴声曲题名与音乐之关系 一 吴声曲题的命名方式 二 《命啸》“十解”与《八解》 三 《黄鹄曲》小考 第四节 吴声的体式特征 一 歌辞的套式用语 二 歌辞的模拟仿制 三 歌辞的借用 第五节 吴声的民俗内涵及与晋宋诗歌题材的沟通 一 吴声民俗意象小考 二 吴声民俗意象与晋宋文人诗歌的沟通 小结 第四章 西曲的音乐学与文学研究 第一节 西曲兴起的历史契机和音乐渊源 一 宗王出镇地方推动西曲之兴起 二 西曲开放的音乐形态及其成因 第二节 西曲的音乐特点与流传演变 一 西曲“舞曲”的民间音乐渊源 二 西曲“倚歌”的特殊配器与音乐风格 三 西曲接受的两个方向 第三节 西曲题名与社会风俗的关系 一 西曲题名的民俗内涵 二 西曲的“异名”现象 小结 第五章 晋宋相和歌辞研究 第一节 刘宋相和歌的保存与传唱 一 中原旧曲的集中南下 二 宫廷相和歌的保存和传唱 三 宫廷外相和歌的传唱 第二节 晋宋相和歌辞的创作 一 东晋文人乐府诗断层原因的再探讨 二 刘宋乐府文学复兴的音乐与文学背景 三 谢灵运、谢惠连对陆机乐府的“沿袭” 四 刘宋文人乐府的总体面貌——传统与新变之间 小结 第六章 鲍照乐府的传统性和新变性 第一节 鲍照乐府诗内容的三个层面 一 时事政治层面——以乐府旧题隐喻时政 二 对鲍照乐府诗政治讽谕意味的重新思考 三 社会问题层面——以乐府诗揭示战争后果与女性命运 四 个体人生层面——以乐府诗记述行踪与生存状态 五 鲍照乐府对南朝、唐代乐府诗的影响 第二节 鲍照乐府题名的来源、方式 一 鲍照乐府题名的三种来源 二 “代”字题名 三 《松柏篇》题名小考 第三节 鲍照乐府的创作方式 一 题、辞、意三者之关系 二 自述视角“我”的设置 三 寓言体 第四节 鲍照乐府与流行乐歌的关系 一 制作流行乐歌与运用流行乐歌体式 二 组歌形态 三 休、鲍异同及南朝释氏与音乐文学之关系 小结 附录：吴声、西曲词语例释表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作者： 杨秀英 著
简介： 陆机是西晋太康、元康间*著声誉的文学家，被后人誉为“太康之英”。就其创作实践来说，他的诗歌“才高词赡，举体华美”（钟嵘《诗品》），注重艺术形式技巧，代表了太康文学的主要倾向。就其文学理论而言，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篇系统的创作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发展，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何联系整个时代背景—西晋一代士风来考察陆机的文学创作成就，并从文学史的角度评价其地位和影响，为本书着重探讨的问题。研究陆机的诗赋创作和文学理论，有助于了解当时文学发展的总体风貌，更好地把握西晋文学的精神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