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找到 30 项 “马修·阿诺德” 相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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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英)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著;韩敏中译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2
简介: 阿诺德去世时,已被公认为维多利亚英国的文化主将;《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成为传世之作,是因为阿诺德在介入具体论争时所表现的广阔的视野和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因为他在英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是无法绕过去的重大问题,也因为他发明的不少标语式词语早已进入核心英语,成为英语世界受教育者的常识性认识。 作者简介 马修?阿诺德,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文学和社会评论家,尤以对当时的“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的各种情趣和时尚进行权威性抨击而著称,宣扬以文化来抵抗当时英国社会缺乏准则和方向感的“无政府状态”。主要著作有:《新诗集》、《评论一集》、《评论二集》、《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等。 内容提要 本书是19世纪中后叶英国著名诗人、文学和社会评论家马修?阿诺德的一本影响深远的代表作。内中他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分称为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严厉抨击了他们的自满、庸俗和拜金主义,倡导以美与智的文化――通过阅读、观察和思考通向天道和神的意旨更多>>
作者: (英)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樊柯,王卫芬译
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简介:《政治与文学》包括传记、文化两大部分在文化研究领域,无论怎样赞美雷蒙德?威廉斯的贡献都不过分。马修?阿诺德和利维斯把文化视为人类“所思所言的精华”,宣称只有少数人才享有文化,他们强调了文化本身超越物质性的一面,以精神贵族自居,垄断了文化话语权。威廉斯则把文化定义为“一种整体生活方式”,彰显文化的物质性和日常性,从而颠覆了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念,用文化来诠释大众的日常生活。毫不夸张地说,威廉斯对文化定义的拓展预设了当代文化研究的疆域,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石。从事文化研究,威廉斯是必须加以了解的一个人物,《政治与文学》是《新左派评论》三位编辑对威廉斯的学术访谈,内容涉及威廉斯个人生活和学术发展的几乎全部主要历程,对于理解威廉斯的学术思想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作者: (美)爱默生著;蒲隆译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2010
简介: 《爱默生随笔》是19世纪美国著名的思想宗师、散文家和诗人爱默生一生写作、思考的结晶。一百多年来,这些优秀的随笔令人印象深刻。它们独具特色,注重思想内容,行文犹如格言,哲理深入浅出,说服力强,与培根的随笔一样,警句格言层见迭出。不过爱默生的随笔在其他很多方面与培根的大相径庭,它不像培根随笔那样短小严密、客观冷静,而是气势磅礴,充满了激情。他的文字既充满专制式的不容置疑,又具有开放式的民主精神;既有贵族式的傲慢,更具有平民式的直接;既清晰易懂,又常常夹杂着某种神秘主义。英国著名作家马修·阿诺德称他以散文创作了19世纪最重要的作品。爱默生的《随笔第一集》出版于1841年,三年后又出版了《随笔第二集》,《爱默生随笔》中收入的10篇文章均出自这两本集子,集中反映了爱默生思想的精髓和代表了爱默生随笔的最高成就。其中,《论自然》对人的精神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了精辟论述;(《论自助》崇尚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论诗人》是一篇宣扬美国民族主义文学的宣言书;《论经验》则揭示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默生的随笔在美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对美国民族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爱默生随笔》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编排,译者是文学界的知名翻译家和研究专家,不仅原味呈现了名著风采,醇美的译文更为我们透过凝练、诗意的文字,深刻理解爱默生随笔深邃而丰富的哲理内涵提供了帮助,是广大文学爱好者和英语学习爱好者的必备读物。 爱默生是美国伟大的思想宗师、散文家和诗人,被尊为近代“美国文艺复兴”的旗手,被林肯总统称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他在19世纪美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其同时代的梭罗、惠特曼、狄金森及后来的E.A.罗宾逊、弗罗斯特、华莱士·斯蒂文斯、哈特·克莱思等都深受他的思想的影响。 《爱默生随笔》是爱默生一生写作、思考的结晶。它们独具特色,注重思想内容,行文犹如格言,哲理深入浅出,说服力强。因此爱默生的随笔被人评价“似乎只写警句”,在这一点上它与培根随笔相似。然而爱默生的随笔在其他很多方面跟培根的大相径庭,相较于培根随笔的短小严密和客观冷静,爱默生的随笔充满了激情,犹如滚滚而来的密西西比河水,有一发不可收的磅礴气势,所以他的文章大有吐尽自己一切观点的架势。爱默生一生中思想的精髓都以散文和演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他的许多观点后来为历史证明都具有先知性,而他的自立主张、民权观念等对美国乃至世界人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著名作家马修。阿诺德称他以散文创作了19世纪最重要的作品。一百多年来,这些优秀的散文如《论自助》、《论补偿》、《论自立》等都成为了最脍炙人口的佳作,其中《论自立》是对美国总统奥巴马影响最大的书之一。
作者: (美) 杰瑞·穆勒(Jerry Z.Muller) 著, 佘晓成 , 芦画泽 译
简介: 资本主义从来不单单是个经济学议题。哲学家、政治家、诗人和社会科学家几个世纪来一直不断地在争论资本主义的文化、道德、和政治影响,百花争鸣。本书是关于资本主义思想在西方意识形态中如何形成的一本精彩的历史书籍。历史学家杰瑞·穆勒广泛地研究了意识形态中资本主义思想产生的作用及其未来影响,包括霍布斯、伏尔泰、亚当·斯密、埃德蒙·伯克、黑格尔、马克思、和马修·阿诺德,以及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法西斯和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是一本关于资本主义思想史的引人入胜且通俗易懂的好书,这些思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意义。
作者: 刘锋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马修·阿诺德是英国19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和批评家之一。本书围绕阿诺德的宗教批评,比较系统地探讨了宗教与文学的关联,不仅有助于把握阿诺德本人的思想和创作生涯,而且也有助于了解整个19世纪英国的文学、宗教和社会思潮。
美国四大传记:富兰克林自传+林肯传+卡内基自传+洛克菲勒自传
作者: 本杰明.富兰克林
简介:
《美国四大传记》精选美国杰出的四大人物传记,融《富兰克林自传》《林肯传》《卡内基自传》《洛克菲勒自传》为一体。这些作品以拉家常的方式,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娓娓道来,在通俗易懂的叙述中不仅有睿智和哲理的火花,且全书文字朴素幽默,使人备感亲切。它包含了人生奋斗与成功的真知灼见,以及诸种善与美的道德真谛,被公认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美国精神读本。
【目录】
富兰克林自传01 序 言
001 *部分
059 第二部分
085 第三部分
115 第四部分
131 第五部分
207 第六部分
213 富兰克林生平大事年表
卡内基自传
序 言/01
*章 父母和童年/001
第二章 丹佛姆林和美国/015
第三章 匹兹堡和工作/025
第四章 安德森上校和书籍/034
第五章 电报公司/040
第六章 铁路公司/048
第七章 匹兹堡铁路主管/061
第八章 内战期间/072
第九章 建造大桥/083
第十章 炼铁厂/092
第十一章 纽约总部/105
第十二章 交易磋商/117
第十三章 钢的时代/126
第十四章 合伙人、书和旅行/136
第十五章 马车旅行和结婚/145
第十六章 工厂和工人/152
第十七章 荷姆斯泰德罢工/158
第十八章 劳工问题/166
第十九章 《财富的福音》/177
第二十章 教育和养老基金/188
第二十一章 和平教堂和皮坦克里夫/198
第二十二章 马修.阿诺德和其他人/209
第二十三章 英国的政治领袖/217
第二十四章 格莱斯顿和莫利/223
第二十五章 赫伯特.斯宾塞和他的信徒/233
第二十六章 布莱恩和哈里森/238
第二十七章 华盛顿外交/245
第二十八章 海和麦金利总统/251
第二十九章 会见德国皇帝/258
林肯传
*篇 奋斗历程
*章 弗吉尼亚往事/003
第二章 灰色的童年/011
第三章 *宝贵的财富/018
第四章 积累信心和勇气/026
第五章 噩梦般的初恋/036
第六章 俘获玛丽.托德的芳心/047
第七章 新郎不在的婚礼/056
第八章 道义和幸福的冲突/066
第二篇 登上胜利的*
*章 慈祥的父亲/075
第二章 清贫的律师/084
第三章 “我不喜欢回家”/089
第四章 地狱样的悲伤/096
第五章 密苏里折中方案/102
第六章 和道格拉斯的大辩论/110
第七章 总统候选人/121
第八章 告别斯普林菲尔德/126
第九章 活着进入白宫/137
第三篇 复杂的局面
*章 初战失利/145
第二章 只知道空谈的将军/152
第三章 盆底塌了/158
第四章 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166
第五章 解放黑奴运动/179
第六章 *恰当的几句话/190
第七章 不可“临阵更换将领”/203
第八章 宽容的受降仪式/213
第九章 悍妇般的总统夫人/218
第十章 福特剧院的暗杀/226
尾 声 永远的怀念/236
洛克菲勒自传
引 言/01
*章 旧朋老友/001
第二章 获取财富是困难的技艺/017
第三章 标准石油公司/029
第四章 石油行业的经历/043
第五章 其他的商业经历和商业原则/067
第六章 赠予的艺术/081
第七章 慈善托拉斯:赠予合作原则的价值/097
附 录 洛克菲勒信札/113
【免费在线读】
*部分
亲爱的孩子:对于祖上的任何奇闻逸事,我向来都喜欢收集。或许你还记得,我们在英格兰的时候,我曾经因为这个东奔西走,去拜访亲戚中尚在世的长者。同样地,我想你也希望了解我这一生的经历,而这其中有很多事情是你所不熟悉的。我现在正在乡下休假,可能会有一个星期不被打扰的闲暇时间,因此可以坐下来安心地为你把这些经历写下来。我之所以这样做,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出身卑微,家境贫寒,这一生中经历过不少艰难困苦;但承蒙上帝的福佑,我的一生大都交上了好运,处世之道也颇为成功,*终积累了一点财富,赢得了一些名望。后辈们也许会对这些感兴趣,或许他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值得仿效和借鉴的地方。有时回忆起自己交上的那些好运,我就会情不自禁这样想: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的机会,我一定要让自己的生活再过一遍,如同作家们可以在再版时纠正初版的错误一样。这样的话,我不但可以纠正自己所犯过的错误,还可能防止许多不测事件的发生,让别人从中获益。不过,即使我的这些愿望不能够实现,我还是愿意再过一遍这样的生活。重演人生的愿望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回忆就必然成为实现这个愿望的*好办法,将其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并竭力使它能够长久留存。因此,我也希望能够像老人们经常会有的那种癖好一样放纵一下自己,在此唠唠叨叨地讲述一下自己那些往事。不过,我在讲述的过程中会注意方式,尽可能做到不令人厌烦,使后辈们并非出于对长者的尊敬而迫不得已来听,毕竟每个人都有选择听或不听的自由,这是强求不得的。*后(为了不失信于人,我还是先自己承认比较好),我之所以会写这个自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虚荣心。诚然,很少有人一开始就说“还不至于有什么虚荣心”,但往往话一出口,紧接着便自我吹嘘起来。很多人都厌恶别人的虚荣心,但常常会忘记自己也有一份。不过,我是以公平的态度来看待这种虚荣心的,因为我相信:有这种心理的人不仅常常使自己受益,也能使与之交往的人受益。因此,如果一个人因为生活幸福而感谢上帝,那么即使带有一点虚荣心也不能算作荒唐。现在既然说到上帝,我想我应该承认:如果没有上帝的眷顾,我不可能获得上面提到的所有幸福,正是上帝的指引令我的处世之道颇为成功。我不敢擅自设想将来,但我的信念令我充满希望:上帝依然会眷顾我,让我像以前一样幸福,并且让我能够像别人一样拥有承受人生中一切灾难和不幸的坚强意志。只有上帝清楚未来的命运究竟是如何的复杂多变;即使我们身处苦难之中,主也会凭借其威力给我们带来福音。
我的一位伯父也很喜欢搜集家族逸事,曾经将其札记传给了我,并告诉我一些有关族祖的事迹,我因此才对我们这个家族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原来我们这个家族在北安普敦郡的埃克顿村已经居住了300年之久。而对于这之前的情况,他也不清楚(有可能是从“富兰克林”这个词用做家族姓氏开始的。当时的姓氏标志着该姓氏群体的社会阶层,整个英国都流行立姓氏)。他们大约拥有不动产土地30英亩,兼做打铁的生意——这个行业一直流传了下来,直至伯父。我父亲和伯父都遵循长子传业的传统,立长子继承家业。在查阅埃克顿村的户籍册时,我找到了他们的出生、婚娶和丧葬记载,但只有1555年以后的记载,而此前这个教区根本没有户籍册可查。我从找到的户籍册中得知,我是前五代人中*小的儿子的*小一个儿子。我的祖父托马斯生于1598年,一直以来都住在埃克顿村,直到年迈体衰难以维持生意才搬去儿子约翰那里。约翰是个染匠,当时我父亲还在跟他学手艺,他住在牛津郡的班伯里,祖父就是在那里去世并被安葬的。我们在1758年看到了他的墓碑。祖父的长子托马斯住在埃克顿村,后来把老宅连同土地都传给了自己的独生女儿。她的丈夫姓菲雪,威灵堡人。他们夫妻俩又将这份产业卖给了现在的庄园领主伊斯德先生。我的祖父有4个儿子:托马斯、约翰、本杰明和约赛亚。有关他们的资料我没有带在身边,在这里,我把了解的情况写下来给你。如果那些资料在我离家期间没有丢失的话,你可以从中了解到许多更详细的情况。长子托马斯(即大伯父)跟着父亲学打铁。他天资聪颖,在学业上曾经受到那个教区的大绅士帕尔梅先生的鼓励(他的弟弟们都曾受到同样的鼓励),后来成为地方上很有威望的书记官;与此同时,他还是本村以及北安普敦郡各项公益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关于这方面的传说很多。此外,他还深受哈利费克斯爵士赏识,并得到其资助。他于1702年旧历1月6日去世,而我正是在4年后的这一天出生的。我还记得:当埃克顿村的一些长辈们向我们讲述他的生平和性格时,你非常惊异,因为你觉得他的情况和我有些类似。当时,你还说:“如果他在你出生的那天去世,人们会以为你是他的灵魂转世呢!”二伯父约翰是一名染匠,在我看来是毛织品的染匠。三伯父本杰明在伦敦学习染丝绸,悟性很好。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他曾来波士顿拜访我的父亲,并与我们同住了好几年。他活到高寿,孙子塞缪尔.富兰克林现在还住在波士顿。伯父本杰明留下两卷四开本的诗稿,其中有一些是赠送给亲友的,下面有一首是他送给我的 ,作为范例。他还创造了一套速记法,并且教给我,但我从未实践过,因此早已经忘记了。由于父亲和他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我的名字就是随着这位伯父取的。他对宗教深信不疑,只要有出色的教士布道,他就总是虔诚的听众,还用自己创造的速记方法将布道内容记录下来,后来留下了多卷速记本子。他还有政治狂热情绪,但就他的身份而言,这似乎有点过分。我*近在伦敦得到一卷他搜集的重要论文册子,讲的是1641年到1717年的一些公共事务。不过,从卷数的编号看,应该缺少了许多本,但仍然保留有8卷对开本,24卷四开本和八开本。这些书卷是一个旧书商(由于我有时候在这个旧书商那里买书,与他结识)搜集了拿来给我的。这些书似乎是三伯父在去美洲之前留下的,已经是50多年前的往事了。书的边页上还有他作的许多注释。我们这个家族在很早的时候就参加了宗教改革运动,在玛丽女王统治的整个时期,一直信奉新教。他们因强烈反对罗马天主教而时常处于危险的境地。他们曾经有一本英文版《圣经》,为了不让别人发现,就把它打开,然后用绳子绑在一把折凳的底部。每当曾祖父向家人诵读《圣经》时,他就把折凳翻过来放在膝盖上,从绳子下面翻读;同时还会让一个孩子在门口放哨,如果有宗教法庭传令官露面,就立刻来报告。要是遇到这种情况,就把折凳翻过来放好,《圣经》就像之前那样被藏起来。这件逸事是我从三伯父本杰明那里听到的。我们全家对英国国教的信奉大约一直持续到查理二世统治的末年。当时,有些牧师因不信奉国教而遭到驱逐。这些人在北安普敦郡举行非国教徒集会,本杰明和约赛亚后来一直追随他们;而家里其他的人依然信奉国教。我的父亲约赛亚结婚很早,大约在1682年,他带着妻子和3个孩子移居到新英格兰。非国教教徒的集会在那时是法律所不容许的,并且常常会被干扰。我父亲熟悉的一些有名望的人就想到要移居新大陆,并且劝说父亲同他们一起去。他们期望能够在新大陆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到新英格兰后,他的前妻又为他生了4个孩子;继室生了10个,总共有17个孩子。我还记得,曾经有一次坐在餐桌旁吃饭的就有13个,他们后来都长大成人,有了各自的家庭。我在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出生,是家里*小的男孩,还有两个妹妹。我母亲阿拜亚.福格尔是继室,她的父亲彼得斯.福格尔是新英格兰的*批定居者。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科顿.马瑟在《美洲基督教史》中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称赞他“信仰虔诚,学识渊博”。据说他写过各种题材的即兴小诗,不过发表的只有一首,许多年前我曾有幸读到过。那首诗写于1675年,采用的诗体在当时民间十分流行,是写给当地政府的有关人士的。该诗代表了浸礼会、教友会以及其他受迫害的教派,十分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诗中还写道:宗教迫害是印第安人战争以及国家遭受的其他灾难和不幸的罪魁祸首,故而上帝才严惩了这些罪行。因此,诗的字里行间都体现出规劝当局废除那些残酷法律的思想。整首诗读起来既真诚坦荡又自由大胆。尽管诗歌的前两节我已经忘记,但结尾的6行我仍然记得。大意是:善意的责备让他愿意坦言作者是谁。后面6行是这样写的:
我在内心深处憎恶造谣中伤;我住在雪本城,姓名就在此处;我是你的诤友,没有丝毫恶意,我就是彼得斯.福格尔。
我的哥哥们都在不同的行业拜师学艺。8岁时,父亲送我去语法学校读书。他计划把我作为“什一税”(10个儿子中的一个)奉献给教会。我的悟性很高(我应该很早就读书了,因为我记不清楚自己曾有不识字的时期),他的朋友们都认为我将来必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学者,于是父亲就下定决心要送我上学。伯父本杰明也赞同父亲的做法,并且表示:我愿意学他的速记法的话,他就把自己所有的布道速记本都给我,就如同开一家店铺需要先储备资本一样。我在语法学校读书还不到一年,开始只是班里的中等生,渐渐地就名列前茅,后来还跳了级,年底就可以升到三年级。但这时父亲考虑到今后难以承受一个大家庭的负担以及上大学的教育费用;我还当面听他对朋友们说过,许多人读书到头来还是生活拮据,这一切让他改变了初衷。退出语法学校后,他让我去另外一所学校学习计算和写作。这所学校是由乔治.布朗内尔先生创办的,他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人物,主张采用和风细雨、循循善诱的方法办学,总体上讲很成功。我在他的教导下写作水平得到很大提升,不过算术不及格,而且毫无长进。
10岁的时候,父亲让我回家帮他经营生意,他从事的是油烛和肥皂制造买卖。他原本不是学这一行的,可是到新英格兰之后,他发现染色行业不景气,要维持生计十分困难,于是就改行了。我要负责剪烛芯、灌烛模、看店铺,另外还干一些跑腿送货的杂活。对于这个差事我并不喜欢,一心想着去航海,可是父亲坚决反对我这么做。不过,由于住在水边,常跟水打交道,我很早就学会了游泳,还会驾船。只要我跟别的孩子在船上,不管是小船还是小舢板,他们都会让我来驾船,特别是在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会听我指挥,有时候我还让他们陷入窘境。在此,我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明我早年就已经显现出来的公益精神,尽管在当时那么做不够妥当。水磨附近有个蓄水池,旁边是盐碱滩,涨潮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去滩头钓鱼,但是滩头被踩踏过度,已经变成一片泥浆,于是我建议建造一个小钓鱼台以方便立足。我告诉小伙伴们:那边有一大堆本来用于在湿地附近建造房子的石块,正好符合我们的需求。于是,等到晚上工人们下班之后,我便召集一帮小伙伴来,大伙儿就像群蚂蚁一样带劲地搬石块,有的石块太大,得要两三个人才搬得动。就这样,所有的石块都被我们搬走了,我们用它们建造了钓鱼台。第二天一大早,工人们发现石块不见了,感到十分惊讶,后来在我们的钓鱼台找到了。接着他们追究责任,我们被查出来,并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其中有的小伙伴还被父辈斥责。当时我还申辩搭建钓鱼台的好处,但父亲教导我并令我相信:干不诚实的事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我想你也许会对你爷爷的一些情况感兴趣。他中等身材,有着很好的体质,非常结实强壮。他天资聪明,画得一手好画,还对音乐有一点研究,并且拥有清脆悦耳的嗓音。忙了一整天的他,有时会在晚上拉着小提琴,唱起悦耳的赞美诗。他在机械方面也有天赋,使用别的行当的工具,有时候也显得得心应手。不过,在我看来,*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于公于私他都能深明大义,并且行事果断。由于要养活一大家人,家庭的窘迫令他只能埋头工作,因此他从未担任过公职。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有些地位颇高的人常常来拜访他,征求他对镇上的或者他所属教区事务的意见,而且对他的建议和判断非常尊重;还有些人会来找他解决麻烦;有双方发生争执时,也常请他帮忙调解。他常邀请深明事理的朋友或邻里来家里围桌叙谈,谈论的都是些现实而又能够引发大家独立思考的话题,希望能够给孩子们以教育和启迪。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这些孩子也认识到何为善良和公正,何为人生的处世之道;在饭桌上就很少会想到吃的东西是否时兴,花样的多少,口味的优劣,是不是合胃口,等等。我从此也养成对菜肴十分随意的习惯,很少会去在意每顿饭吃的是什么。直到现在,若是被问到几个小时前吃了些什么,我很难回答上来。这一生活习惯倒是给我后来的旅途生活带来不少便利。与我同行的人因为一直以来都对饮食十分讲究,所以常常会因为无法满足食欲而感到很不愉快。
作者: 代显梅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亨利·詹姆斯笔下的美国人》以美国现代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早、中期的四部长篇小说为主要文本,以英国文化批评家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融合思想为理论框架,探讨了詹姆斯对19世纪美国文化的反思与重构。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导论》主要介绍了19世纪美国文化贫瘠的状况,交代了詹姆斯的欧美文化融合思想产生的背景。第二章《美国艺术家》以詹姆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罗德里克·哈德逊》(1875)为文本探讨了詹姆斯在文学创作初期对美国艺术家命运的思考。第三章《美国商人》以詹姆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美国人》(1876)为文本讨论了詹姆斯与美国商业文化之间的关系。第四章《美国人的认知过程》以詹姆斯的早期巅峰之作《一位女士的画像》(1881)为文本探讨了詹姆斯关于美国人从“天真”走向“成熟”这个复杂的认知过程的思考。第五章《美国精神的陨落》以詹姆斯的纯美国主题小说《波士顿人》(1886)为文本考察了詹姆斯十多年来在他的欧美主题小说中充分肯定的美国精神在内战后美国社会的走向,女权运动与新闻媒体已经联手将这些宝贵的民族精神破坏得面目全非,美国精神的异化中有詹姆斯对美国个人主义与民主思想的忧虑。论文的结语《“象牙之塔”的魅力》对整篇论文的观点进行总结,对詹姆斯的欧美文化融合思想给予定位。
作者: (英)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著;徐德林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 本书收录的是最能体现著名文化理论家约翰·斯道雷学术思想的十三篇论文,代表了斯道雷自1980年代以来在文化研究理论方面所取得的一系列不容忽视的成就,尤其是他对葛西兰霸权理论的独到见解。全书分三个主题:霸权、大众文化、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地探讨了文化研究的研究对象、理论资源、未来命运等面向,全面而新颖地回答了文化研究是一门学科吗,精英主义者马修·阿诺德是有机知识分子吗,为什么雷蒙德·威廉姆斯会从文化主义者变为新霸权主义者,美国西部摇滚是在抵制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还是已经融合于其中,歌剧的高雅文化地位是既定的还是被建构出来的,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全球化与美国化之间有何关联,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化等一系列问题,或者说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解答思路。
作者: (英)马修·阿诺德著;韩敏中译
简介:本书是19世纪中后叶英国著名诗人、文学和社会评论家马修·阿诺德的一本影响深远的代表作。作者严厉抨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自满、庸俗和拜金主义,倡导以美与智的文化——通过阅读、观察和思考通向天道和神的意旨——来对抗随心所欲、我行我素的个人主义与工业主义所导致的缺宪法秩序、准则和方向感的无政府状态,以期实现“文化、人性整体和谐、全面发展的完美”,从而确立国家的观念、集体的最优秀的自我,和民族的健全理智。请参考 ISBN978-7-108-02980-5图书分类。
作者: (美)戴维·纳沙(David Nasaw)著;赖希倩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09
简介: 安德鲁·卡内基是美国第一位现代工业巨头,他的一生经历了从工业 革命早期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个阶段。在这本出色的卡内基传记里, 作者通过讲述这位最具代表性的商业巨擘白手起家的故事,栩栩如生地展 示了一个空前变革的大时代。 与其他卡内基传记不同的是,这本传记披露了大量新发掘的一手资料 :《卡内基自传》手稿中未出版的章节;卡内基与妻予婚前的通信和婚前 协议,与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的口记;尤其是之前从未公开的卡内基与从 本杰明·哈里森到伍德罗·威尔逊的历任美国总统、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 和格莱斯顿等数任英国首相这些显贵的往来密信,彰显了他在商政两界游 走自如的出色交际技巧,对美国和世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至于他与哲学 家赫伯特·斯宾塞、诗人马修·阿诺德以及作家马克·吐温等人的私人通 信,也从侧面完美表现出了这位商业巨头极高的文化素养。他的人生漫长 而丰富,从不令人感到枯燥。 这不仅是一位亿万富翁的传奇故事,更是一段恢弘历史的精彩缩影。
作者: (英)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 等著,高黎平,彭勇 等译
简介: ★《乔纳森·斯威夫特》 萨克雷的评论性演讲都收录在《英国的幽默作家》(1853年)一书中,“乔纳森·斯威夫特”则是此部文集中的首篇。 ★《诗歌研究》 马修·阿诺德的名篇之一,本文可以佐证作者特有的文风:细致入微的欣赏力和雄辩。 ★《芝麻与百合》 罗斯金的代表作之一,他认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原则违反人性,资本家不应榨取工人的血汗。 ★《约翰·弥尔顿》 本文详尽描述了弥尔顿的一生,同时还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英国的状况,“不仅是弥尔顿的一生,而且还是那个时代的历史”。 ★《科学与文化》 赫胥黎的自由教育观以其科学观为基础,强调科学与文学的相互统一,他认为自由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指导人们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种族与语言》 弗里曼综合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和丰富的历史信息来为人们答疑解惑,努力厘清种族与语言、习俗和血统的复杂关系。 ★《交流的实质》和《塞缪尔·佩皮斯》 史蒂文森本质上是一位用文字进行创作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极其注重风格,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在《交流的实质》中,史蒂文森显得和蔼可亲;而在《塞缪尔·佩皮斯》中,他却深刻剖析自我。 ★《劳动阶级地位的提升》 作者真诚地相信人性的神圣,本文即是该种观点的明白表露,从中我们大体可以揭开他精神特质的神秘面纱。 ★《诗歌原理》 本文是作者对诗歌信仰的自白,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诗歌观念并引用诸多例子加以印证。 ★《漫步》 梭罗的漫步是心灵的漫步,他让脚步屈从于一种本能,用感觉而菲理智来决定行走的方向。 ★《亚伯拉罕·林肯》和《论民主》 作者的散文充满魅力、生动活泼、畅快淋漓,向世人传达出伟大的美利坚民族的伟大思想及其独有特性。他的观点主要反映在《亚伯拉罕·林肯》和《论民主》两部作品中。
作者: 吴元迈主编;吴岳添,郅溥浩卷主编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2004
简介: 20世纪已经逝去。为了新世纪的前行,全面回顾、思考和总结它的时机已经到来。 对于外国文学领域来说,同样如此。如何描绘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如何阐述20世纪文学的历史行程及其所表现的人类共性和民族个性,其演变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如何探讨代表性作家的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及文艺思潮流派的嬗变;如何概括20世纪文学的成就和不足、意义和经验,已成为我们和同行的一项迫切课题。 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这部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就是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努力。一 文学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与时代风云、历史进程、社会生活和人的命运休戚相关。20世纪文学也不例外。 20世纪是人类历史发生巨变的伟大世纪:一个展示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物质文明日新月异的世纪;一个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及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挑战的世纪;一个充满复杂多变与巨大冲突、各式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的世纪;一个经历前所未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两大阵营间长期“冷战”的动荡世纪;一个在人们心灵上、精神上弥漫着希望与失望、乐观与悲观情绪的世纪。所有这一切,都这样或那样地、间接或直接地成为20世纪文学的描写对象;所有这一切也使20世纪文学本身经历了巨大变化。可以说,20世纪文学和20世纪历史同呼吸、共命运。 20世纪世界文学地图与前几个世纪相比,已经发生根本变化。首先,出现了三大文学板块:随着文学领域里欧洲中心主义的终结,除了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文学继续存在外,还有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和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文学即“第三世界”文学。其中,新兴社会主义文学由于给人类文学带来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因而独树一帜,具有独特的意义和风采。至于“第三世界文学”,它更是今非昔比。例如,中国文学从1919年“五四”新文学运动起,在欧美文学的影响下,完成了现代的伟大变革。其代表人物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既是作家又毫无例外地都是文学翻译家。他们在创作中十分重视汲取外国文学营养,同时又以自身的特色和民族的个性,在20世纪文学中占有重要一席。而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崛起,则令世人刮目相看,并已成为20世纪文学的一朵奇葩,其代表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阿斯图里亚斯等一批作家的作品不仅享誉世界文坛,而且被称为一次“拉美文学爆炸”。在古老的非洲大地,特别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60年代以前,不要说文学,就连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社也没有。60年代以后,其文学状况有了很大变化,不仅民族文学获得了长足进展,而且有好几位作家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如尼日利亚的渥雷·索因卡、南非的戈迪默等。 其次,20世纪文学思潮流派的变迁,不再像过去几个世纪那样,一个代替另一个——感伤主义代替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代替感伤主义,现实主义代替浪漫主义——而是呈现出多元的发展态势,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和实验主义的共存,以及二三十年代仍流行于法、德、美、日等国的自然主义。同时,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又都处在变化发展之中,尤其是在现代主义那里,思潮流派纷呈,更替频繁,潮涨潮落,花开花谢,“各领风骚”十几年甚至几年,如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等。 与20世纪文学实践的“多声部”相对应的,是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流派的蜂拥而起。它们由于受到哲学、语言学、美学、心理学等的不断撞击,像走马灯一样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从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从阐释学到新历史主义,从阅读批评到接受美学,从现象学到解构主义,从叙述学到文化研究……难怪西方有人声言:20世纪是“文学批评时代”。尽管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如此丰富多彩,如此喧哗骚动,但它们存在着一个致命伤:从理论到理论,基本上不与文学实践相结合。 第三,20世纪文学格局也与以往世纪的那种单一形态不同。由于作家关于世界和人的观念之相异,对审美方式把握之相异,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认识之相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基本上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一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或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仍在继续发展;二是以新型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为方法的无产阶级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在大步走向世界文坛;三是一种非传统的、多流派的现代主义文学和实验主义文学的迅速崛起和扩展。 二 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曾经是19世纪文学的主潮,也是它的主要成就,并为人类文学奉献出了像巴尔扎克、司汤达、普希金、列夫·托尔斯泰、萨克雷和狄更斯等一批作家,灿若群星。然而,从19世纪末起,文学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现实主义已不再“一统天下”,于是一些非传统或反传统的先锋派文学人士便声称:“现实主义老了”,“现实主义死了”,“该是审判现实主义的时候了”。但是,这些断言并未经受住时间和实践的考验。现实主义作为20世纪文学的重要一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在继续和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以罗曼·罗兰、法朗士、马丁·杜·加尔、亨利希·曼、托马斯·曼、伯尔、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德莱塞、蒲宁、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为代表的一批闻名遐迩的20世纪现实主义作家。 随着现实的变化和发展,现实主义也在变化发展。20世纪现实主义,特别是欧美现实主义在继承以往现实主义的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传统以及某些基本创作原则的同时,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倾向。从内容方面看,如探索人的全球境遇及其生存意义,寻找人和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途径,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孤独以及为克服它们而所作的各种努力。在一些优秀现实主义作家的笔下,“人可以被杀死,但不可能被战胜”;“我是人,所以我在寻找”。从形式方面看,它发展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叙述形式,对人物性格、活动地点、环境氛围进行多方面描写,并广泛采用过去一般不采用或很少采用的表现手段,如意识流、荒诞、直接或间接的内心独白、时空颠倒、传说、神话等,而且还吸纳了音乐、绘画和电影等方面的艺术经验诸如蒙太奇等。尤其是在托马斯·曼的《约瑟和他的兄弟们》和安娜·西格斯的《途中邂逅》、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和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等作品里,不仅运用虚拟和荒诞,而且运用现实主义狭隘论者最无法容忍的神话和传说,这是20世纪现实主义诗学上一大突破。正因为它们将历史时间和神话时间、直接真实和间接真实、传说和现实熔铸一炉,把过去和现在、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相互交织,从而给作品增添了新层次、新容量和新信息,并赋予作品以强烈的哲理性。这些作家在创作中力图综合人类经验来探索和回答人与历史存在的关系这一时代的迫切课题。在他们那里,哲理性不仅成了作品的内容,也决定了作品的形式。于是,20世纪文学中一批哲理小说、哲理戏剧和哲理诗歌等,便应运而生。 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在形式和手法方面日益多样丰富,包括它对非现实主义诸多流派艺术经验的借鉴,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主义在非现实主义化,在异化,在离经叛道;恰恰相反,这是现实主义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现实主义的与时俱进。文学史表明,不论过去和现在,不同的文学流派总是在相互挑战和相互影响中前行。这是人类艺术得以发展的广阔道路,也是它的一条普遍规律。现实主义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曾经吸收古典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的艺术经验,如古典主义创作中的那些关于日常生活的喜剧、讽刺、寓言,就深刻地影响过19世纪现实主义创作,而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小说,就运用过浪漫主义的创作题材和手法。至于梅里美和普希金的创作,更无法同浪漫主义一刀两断,因为他们就是由早期浪漫主义者转变为现实主义者。 20世纪现实主义形式和手法的创新,归根结底,乃是生活使然,时代的呼唤。列宁曾深刻指出:“随着每个时代的发现,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更不用说人类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布莱希特也有一句至理名言:“关于文学形式,必须去问现实,而不是去问美学,也不是去问现实主义美学。”可见,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或诗学体系,从来就是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而不是静止的、不变的、封闭的。然而,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这种理解并不为某些现实主义文论家、批评家所认同,他们在对待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时,仍照搬传统的现实主义标准。例如,在苏联和我国的一些教科书和著述里曾认为现实主义只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反映生活”,或“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式精确细腻地加以描写”;或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或像卢卡契在30年代所认定的那样,把巴尔扎克和列夫·托尔斯泰的创作奉为现实主义的惟一范式。这些观点显然是以偏概全,并不能反映20世纪现实主义创作的全部丰富性,只会削足适履,限制现实主义艺术的审美发展,使之贫乏化。 针对这些片面观点,文学界一些有识之士,朝着正确方向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30年代,布莱希特在那场同卢卡契关于现实主义的著名论战中,便鲜明地提出“现实主义的广阔性和多样性”的命题,认为它既可以在细节上忠于现实,也可以采用比喻象征、讲故事的方式;既可以是滑稽诙谐,也可以夸张变形。60年代初,在布拉格举行的那次具有深远影响的卡夫卡国际讨论会上及会后不久,阿拉贡和加罗第便分别提出“开放现实主义”和“无边现实主义”的新观点。70年代初,苏联学者苏奇科夫和马尔科夫也分别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范畴”和“开放体系”的新命题,主张生活的认识、题材的选择、形式的表现、作家个性的展示,是没有限制的,是开放的。 这就是20世纪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中的几个重要里程碑。 其实,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并非人们想像的那样整齐划一,它同样是一种多类型、多流派的文学。从拉美的现实主义文学来看,至少存在以加西亚·马尔克斯、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以巴尔加斯·略萨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以埃内斯托·萨瓦多为代表的心理现实主义等。从全球的现实主义文学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一、客观历史派(以生活本身形式反映生活),如二次大战后表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对战争浩劫和人民命运进行沉思的中、南欧斯拉夫国家的现实主义(米纳奇、伊瓦什凯维奇、安德里奇等人的作品),以及英国的反战讽刺作品等。二、比喻虚拟派,如布莱希特的戏剧,艾吕雅的诗歌等。三、心理描写派,如赫尔曼·黑塞的长篇小说《荒原狼》、斯特凡·茨威格的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安德列耶夫的中篇小说《红笑》和别尔戈利茨的中篇小说《白天的星星》等。四,寓言神话派,如艾特马托夫的中篇小说《白轮船》和《狗花崖》,托马斯·曼的小说《雅各布的故事》和《年轻的约瑟》等。 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内部流派的这种划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仅如此,就整个20世纪文学的大流派划分而言,它同样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20世纪不少作家不可能无条件地纳入某种“主义”。这里面存在许多复杂情况,决不可简单对待:一是有些作家的创作道路曾经历过多种“主义”,例如易卜生先是浪漫主义者或象征主义者,后是现实主义者;高尔基先是浪漫主义者和批判现实主义者,后是新型现实主义者(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二是某些作家诸如帕索斯、海明威和福克纳等的某些作品,目前还很难划入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范畴,也许可以称之为混合型或中间型作品,这值得进一步探讨。三是“主义”或流派的划分同划分者和接受者的观点密切相关,这里有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例如,安德列耶夫曾调侃地说:他对出身高贵的颓废派来说,是个可鄙的现实主义者;他对传统的现实主义派来说,是个甚可怀疑的象征主义者。又如,萨特在人们的眼里是个公认的存在主义作家,但他却称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 三 现代主义同20世纪现实主义一样,几乎是20世纪文学的半壁江山。 但,什么是现代主义,它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复杂难题,甚至在涉及它的每个层次上都存在歧异,更不用说它之后的那个“后现代主义”了。 20世纪文学中任何一个现代主义者,都未曾对“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做过一般性的界定。它既不像文学史上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那样,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宣言,也不像从属于它名义下的象征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诸流派那样,曾经作为一个文学团体,发表过这样或那样的纲领来宣布自己的存在。这是其一。其二,“现代”这个术语本身十分笼统,除了表示新的和现代的以外,并无什么实质性内容。所以,有的英国评论写道:“某种以年代推移的速度、与年代一同前进的东西,就像船头浪一样,去年的现代就不会是今年的现代”,以至于“就有了诸如‘原始现代主义’、‘旧现代主义’、‘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类相反词语的流通。”其三,被包括在现代主义名义下各流派的艺术和思想倾向,不仅十分驳杂,十分不同,而且有的甚至相互对立。例如,俄国诗歌中作为现代主义组成之一的阿克梅主义,它的兴起和确立的目的,是为了取代俄国象征主义,克服俄国象征主义理论的抽象性和空想性,甚至对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实践也采取一种置疑态度。至于说到未来主义,特别是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那一派未来主义,还有法国和捷克的超现实主义,并不像其他现代主义那样悲观,那样失落,那样孤独,那样朝后看,而是充满革命激情,寄希望于未来,向前看。 现代主义在一个很长时期里,尤其是在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中,往往将它同颓废主义相提并论,视为同义词而加以拒斥。这可能同德国、法国、俄国的一些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的革命立场有关,也可能同某些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观点有关。例如,列夫·托尔斯泰在《什么是艺术》一文中,曾批评过象征主义者和颓废主义者的创作,认为它们将真善美的统一性引向了解体。直至1965年,苏联的一本《简明美学辞典》仍写道:“‘颓废主义’这一概念也可以把这种艺术的形形色色的流派——由抽象主义和立方主义直到现代的超现实主义和抽象主义统一起来。”事情的变化差不多与此同时开始,1964年苏联《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九卷本)第二卷的“颓废主义”条目中,才将它和“现代主义”作了区分,认为后者的许多特征不同于前者,而且把前者的产生时间限定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将后者限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此后,苏联文艺学基本上沿袭了这一观点。 “颓废主义”一词源于法文“decadence”,意为没落、堕落。它首先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最早将它引入文艺领域的是作家和批评家戈蒂叶。在他看来,古希腊、罗马的后期文化(古希腊颓废文艺)具有一种特殊魅力:精细的唯美主义、抑郁的情绪、美妙凄凉的厌世态度。之后,法国人巴茹在巴黎主编出版一个名为《颓废主义》(1886—1889)的诗刊。那时的象征主义者及观点与之相同的诗人,都自命为“颓废主义者”。诗人魏尔兰有一句诗说:“我是颓废末期的帝国。”可见,颓废主义在当时并无贬意,甚至还是一种自豪与时髦。其著名代表诗人有魏尔兰、马拉美、兰波等。他们宣扬个人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其诗歌则弥漫着哀叹、无望、厌世等情绪,即所谓的“世纪末情绪”。后来,颓废主义扩展到欧洲某些国家,而英国的王尔德、比利时的维尔哈伦、俄国的库兹明等,都是该派代表性诗人。 把现代主义等同于颓废主义,这显然不妥,因为两者的内容存在着明显差别,而且颓废主义的存在时间十分短暂。但也不应否认早期象征主义者和颓废主义者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俄国象征派女诗人吉皮乌斯说过,她不是颓废派,颓废派真正吸引她的是它的个人主义。但是,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在不同象征派诗人那里并不相同。俄国象征派著名代表者和理论家别雷曾写道:波德莱尔对于他是颓废派;勃留索夫对于他既是象征派也是颓废派;勃洛克对于他是象征派而不是颓废派。也许,把颓废主义看作象征主义之前身,更为符合实际。 在一些国家里,当否定颓废主义之声不绝于耳的时候,高尔基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早在《保罗·魏尔兰和颓废派》一文中便写道,颓废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和一种思潮,是“有害的”,但又认为在魏尔兰等的诗歌中,“能听到抗议资本主义现实的声音,听到饱经磨难的心灵绝望的呼喊。这种艺术源于想摆脱惟利是图、道德沦丧的世界的强烈愿望,同时,也是危机的征兆。”这一个多世纪之前写的话,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其意义。1934年,高尔基又称魏尔兰、兰波等为文学中从事“首饰技艺”的能工巧匠。 现代主义作为20世纪文学中一个庞杂而重要的思潮流派,是从象征主义出发的,亦即萌发于19世纪末的法国。有人更具体地认定巴黎是它的发祥地:“这惟一的地点,在这里……才有可能摇匀诸如维也纳心理学、非洲雕塑、美国侦探小说、俄国音乐、新天主教教义、德国技巧、意大利绝望情绪等这类‘现代的’药剂。” 现代主义是20世纪欧美各种非传统文学的总称,它们为数众多而又相互独立,而且大都具有民族的差别,如英国的意识流和意象派,法国和捷克的超现实主义,意大利和俄国的未来主义,德国的表现主义等。其中有些流派诸如象征主义等已成为国际性文学现象;有些流派诸如达达主义等属地区性文学现象;而阿克梅派则仅仅是俄国的一个现代派。有些流派诸如立方主义、抽象主义等,在文学领域并不突出,但在绘画等艺术领域中却盛极一时。 正因为现代主义是如此千差万别,以至于人们对它究竟应该包括哪些流派,它的时间上限和下限在哪里等一系列问题,都无法达成共识。1974年,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和詹姆斯·麦克法兰在《现代主义》一书中曾就此写道:“这取决于人们是在哪个中心,或在哪个首府(或省份)来观察它的。正如在今天的英国,‘现代’这个词语与一个世纪以前马修·阿诺德所理解的含义迥然不同那样,我们可以看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它的含义也是极为不同的。”这两位英国学者说得很对。例如在中国,人们常说“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而在法语里,1670年后都称作现代。因此,中国人对现代的理解,和法国人很不同。仅拿英国来说,它的作家、学者对现代主义的起始时间,也是各执一词。例如埃蒙德·威尔逊将现代主义与象征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现代主义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而弗吉尼亚·吴尔夫则认为它产生于1910年12月,正是这个时候“人性改变了……一切人类关系都变化了”;劳伦斯却把它的开始定格在1915年,而理查德·埃尔曼则提出:“1900年比弗吉尼亚·吴尔夫的1910年更方便、更准确”,因为现代主义的主题已响彻于爱德华七世时代。 至于现代主义的下限,在世界各国更是众说纷纭,其中最为对立的是:一种观点认为,“现代主义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在30年代就已经终结”。另一种观点则针锋相对地提出,它“作为我们时代的基本艺术一直延续至今”。究竟哪些流派属于现代主义,人们的看法同样不一致。这同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密切相关。例如,有人把存在主义文学划入现代主义;而有人则把它划入后现代主义。英国的“愤怒青年”和美国的“垮掉的一代”的“主义”归属,也是如此。——所有这些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不仅使我们认识到现代主义术语的复杂性,也使我们认识到探讨现代主义问题的复杂性。 尽管现代主义没有提出一份纲领或宣言式的文件,尽管现代主义文学如此五光十色,尽管现代主义每个流派的特点和探索、价值和意义及其存在时间都各不相同,但是它们都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转折时期,一个过去时代的信仰和精神价值解体的时期,因此主张重新审视19世纪文学的哲学基础和创作原则。于是,叔本华和尼采的非理性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说和胡萨尔的现象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容格的无意识论,弗雷泽的意识进化说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便成了现代主义的共同哲学和思想基础。正是这些理论模式催生了现代主义者关于世界和人的独特观念。而现代主义创作所竭力表现的则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物的对立关系与异化关系,以及作家的自我探索和自我思考。因而在现代主义的众多作品中,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和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等,就成了这方面最富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最有成就的作品。可以说,这些作品几乎成了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状态的一种符号,一种象征,一种寓言。 也正是现代主义文学的这些理念,使其形式和手法具有强烈的反传统性和反规范性:时空颠倒、意识流、荒诞、象征、潜意识、抽象、复杂多变的情绪与印象等等。不过,话又得说回来,现代主义的反传统,并不意味着不同任何传统对话,会同传统一刀两断。这从来都不是艺术的发展规律。实际情况同样表明,现代主义同传统现实主义并不是没有任何联系,例如,普鲁斯特就曾经从福楼拜那里吸取过艺术经验和创作思想;别雷非常熟悉果戈理的作品,其小说曾受到果戈理的强烈影响。再拿意识流来说,它并非现代主义的首创。187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小说《温顺的女性》的“作者告白”里便写道:“当然,叙述的过程持续了几个钟头,断断续续,东拉西扯,形式上不很连贯:他时而自言自语,时而好像在说给一个看不见的人、一个裁判员听。现实生活中也常有这样的情形。”当然,与现实主义相比,现代主义更注重的是浪漫主义传统,因为浪漫主义的表现说与现代主义有着相同之处,而且它们都不满自己所处的时代。 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它的那些经典的优秀的作品,对19世纪末以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经历的巨大动荡和精神危机,对资产阶级的群体意识和个体意识之间的矛盾,对社会的那些中下层人民的不满情绪与艰难境遇,都从一个方面作了有力的揭示和独特的反映,这不容置疑。同时,现代主义文学在艺术表现上所作的那些有价值的革新和有意义的探索,也促进并推动了20世纪文学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现代主义文学的那种独特的审美反映和表现并不全面和完整,往往把充满复杂而矛盾的社会进程抽象化,看不到大众的呐喊与抗争,而作品中所深深蕴含的悲观主义、虚无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情绪,显然具有消极影响。这同样不容置疑。 现代主义同20世纪现实主义一样,都不是文学的天涯海角。在20世纪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它们的发展既不平衡,也非直线行进,时强时弱,时起时落,这是它们的基本路线图。一般地说,一次大战前后是现代主义的鼎盛时期,不少大家诸如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艾略特、托勒尔、马雅可夫斯基等,都出现在这一期间。30年代即史家所称的“红色十年”,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大危机、苏联和苏联文学的影响逐渐增强、各国进步人民奔赴马德里参加西班牙人民斗争,以及战争威胁日益逼近的大背景下,现代主义开始走向衰退,现实主义则在世界文坛占据主导地位。四五十年代即二次大战期间及战后的和平建设年代,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强劲发展势头不减,如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重建时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南欧斯拉夫国家关于战争与民族命运的现实主义文学,一度风靡全球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和电影,英美的现实主义文学——“愤怒青年”与“垮掉的一代”等;另一方面是具有实验特征和创新精神的欧美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派等迅速脱颖而出;同时还掀起了世界性的“卡夫卡热”。大约从60年代起,欧美的实验主义文学风行一时,但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并没有停滞,特别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异军突起,不仅给现实主义文学也给世界文坛吹进了一股新风。 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20世纪文学的版图上,既相互对峙、相互挑战又相互并存、相互影响,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方面,例如人的困惑、孤独、失落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英国文学批评家、小说家戴维·洛奇,在1981年回顾20世纪英国文学百年历程时曾写道:它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分别成为英国不同文学阶段的主潮。洛奇的这一著名“钟摆论”不仅适用于英国20世纪文学,也基本适用于20世纪世界文学。 四 20世纪80年代初,一批西方文学批评家开始用“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来界定60年代以后西方文学创作的新变化。同时,也有一些批评家并不用它,而用“实验主义”一词。 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什么是文学创作中的“后现代主义”,这都是一个复杂纷纭、悬而未决的问题。也许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术语比它更时髦、更富有争议性、更无确定性的了。80年代末,有些著述又开始声称:或“后现代主义”已经过去;或现在是“后现代主义”之后,一种“后后现代主义”业已诞生。 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一词,最早来源于西班牙诗人费德利科·奥尼斯的《西班牙暨美洲诗选》(1934)一书。达德莱·麦茨在《当代拉美诗选》(1942)中也使用过它。在他们看来,现代主义文学中已隐含着一种对20世纪初文学潮流的反拨。此外,1939年英国学者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曾以“后现代”一词来标志1875年前后西方文明的转折,即西方文明从此转向非理性的混沌一团之过程。但这个术语的广泛使用,则在20世纪60年代,首先是在建筑学中,然后迅速波及到绘画、音乐、文学、文艺学、美学、哲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等领域。用德国学者沃尔夫冈·威尔什的话说:“今天,几乎没有一个领域未被这一‘病毒’所感染。” 从文学创作领域看,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主要分歧有以下一些: 第一,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起始时间,说法很多。有人认为乔伊斯于1939年发表的小说《为芬尼根守灵》,标志着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开端;有人提出它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人声称它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1952)肇始;有人从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失败后称起;而有的甚至断言古希腊已经有后现代主义。其时间跨度之大,令人莫衷一是。 第二,关于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继续还是后者的反拨?美国学者伊哈布·哈桑在其所著的《奥尔弗斯的解体》(1971)中,明确认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继续。他的这一观点曾受到某些人的响应。可是十年之后,他在《后现代主义问题》(1982)中却修正了这个观点,提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文学上两个不同的对立流派,并列出它们之间多达三十多项的不同点:现代主义——形式、目的、转喻、所指……后现代主义——反形式、游戏、隐喻、能指…… 1995年,荷兰人贝顿斯提出,后现代主义只是现代主义中的一个流派。约翰·巴思也认为它只是一种“后期现代主义”。 第三,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实质,人们的看法也极不相同。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姆逊的观点,与资本主义上升期相对应的是现实主义,与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相对应的是现代主义,与跨国资本主义阶段或后工业社会相对应的是后现代主义,亦即后现代主义是后工业社会的“文化逻辑”。与此相反,不少欧美批评家诸如乌克兰的扎东斯基等认为,后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时间顺序或编年史的问题,即它仅仅发生在现代主义之后,而是在“每个历史时代都有自己的后现代主义”,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拉伯雷都是后现代主义者。意大利作家、批评家贝尔托·埃柯也指出:每个时代都会走向类似尼采在《不合时宜思索》中所指出的那种危机的边缘;后现代主义可以追溯到荷马时代。 第四,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一般地说,文学史上的每一种流派都有公认的代表作,这是不容争议的。可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是哪些,竟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国内外提供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作名单中,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几乎都是首选。其始作俑者很可能是美国的约翰·巴思的那篇文章《后现代主义小说》(1980)。而作为它的代表人物加西亚·马尔克斯,曾一再声明他的《百年孤独》属于现实主义范畴,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社会现实主义。很有意思的是,《百年孤独》在中国的接受命运。它曾三易其“帜”:最早被归为现实主义,稍后被归为现代主义,最后被定为后现代主义的经典之作。不仅如此,在国内外的一些著述中,以萨特和加缪为代表的法国存在主义作品,英国的“愤怒青年”文学和美国的“垮掉的一代”文学,也分别进入这种或那种的后现代主义作品名单。其实,前者应属现代主义,而后两者应属现实主义。一句话,在世界文学史上,人们对一种文学思潮流派的实质、代表作等基本问题的观点,竟如此之大相径庭,这是前所未有的。 然而,在文学的后现代主义问题上,世界也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即便在它的主要发源地的美国,不少著述并不使用这个术语,例如,勃拉特索雷等主编的《美国文学传统》(1990)、《诺顿美国文学作品选》(1994)等,尤其是后者在介绍到品钦的作品时,并不言说它们是后现代主义。1988年,一部由美国文学主流派撰写、埃默里·埃利奥特主编的大型《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不仅不用后现代主义一词 ,而且说,80年代中期“人们可以喘一口气,我们终于把它打发掉了”。并在论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文学的新变化时,以“新先锋派和实验派”一章来概括。有一些美国文学批评著述也称品钦、冯尼古特、巴思、梅勒等的作品为“战后实验小说”。至于美国以外的其他西方国家里,较多使用的也是“实验主义”一词。在“后现代主义”帽子满天飞的今天,这不失为一种选择。 大约五六十年代起,各国文学中的确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它打破了文学的内部界限,打破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打破了能指和所指的界限,也打破了美与丑的界限。按《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的说法:“所有的艺术门类本身发生了碰撞。文学、绘画、音乐和舞蹈彼此融合,互相渗透。艺术本身还对‘艺术性’差的媒介——评论、新闻、电视、时装和摇滚音乐实行吸收与反哺作用。所有这些媒介由新先锋派将其与当代文化的非艺术或超艺术现象,特别是历史、经济和政治问题,牢不可破地联结为一个整体。”于是,“作品”一词也被“文本”一词所替换。 这种文学由于“高雅”与“低俗”的文体风格界限被取消,其本身可能已成为通俗文学的一部分,成为“十字街头的一面镜子”。而当20世纪进入其末期的时候,一方面是各国文学日趋通俗化,这几乎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如科幻作品、侦探作品、言情作品等大行其道,它们不仅为人们提供消遣娱乐,也对社会、人生诸多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因此,文学并非如某些著述所预言的那样,在所谓的“解构”时代里,它“已经死亡”;另一方面是,各国文学都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如女性文学、后殖民主义文学、地方文学、族裔文学等,蔚然成风。 五 20世纪文学格局中,一种新型的现实主义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或社会主义文学,以其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而占据着重要一极。 “无产阶级文学”一词产生于19世纪末,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德国、日本等国家。在法国、日本等国,它也被称为“第四阶级文学”。这种文学同社会主义思潮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密切相连,主要以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方法来反映无产阶级的生活及其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它滥觞于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宪章派文学、德国的1848年革命时期文学和法国的巴黎公社文学,曾是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最富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无产阶级文学,也是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无论在俄国和苏联还是在世界其他各国,“无产阶级文学”一词都广为流行。这个术语的历史性改变,则同苏联的“拉普”直接相连。“拉普”是“俄国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简称,是苏联最大的一个无产阶级文学团体,自1925年正式成立以来的十年里,坚持排斥打击苏联“同路人”作家的宗派立场,并先后在理论和创作上提出诸如“辩证唯物论创作方法”等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口号,从而给苏联文学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1932年,苏联作出取消“拉普”和筹建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的“决议”,并于1934年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从此,“无产阶级文学”一词在苏联,在各国,逐渐为“社会主义文学”所取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心由西欧转移到俄国,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异军突起,出现了以高尔基为代表的一批无产阶级作家,而他的新型现实主义小说《母亲》(1906)和剧本《敌人》(1906),则成为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之作;同时,还出现了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一批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而他的著作《没有地址的信》(1899—1900)和《艺术与社会生活》(1912—1913)等,则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奠定了基石。 无产阶级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并成为一种广泛的文学思潮和运动,乃是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随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无产阶级文学逐渐从欧洲走向亚洲和美洲各国,并成为一种有组织联系的全球的文学运动。而苏联作家和苏联文学团体则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起了核心作用。1920年,“俄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成立了该协会的国际局;1930年11月又在哈尔科夫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有来自苏联、中国、日本、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等22国的作家代表出席。会议通过《致世界各国革命作家书》,并决定以俄、德、英、法四种文字出版该会机关刊物《世界革命文学》(1931—1932)。这标志着世界无产阶级文学进入了其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在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的版图上,除了苏联文学这支主力军外,各国都相应创建了无产阶级文学团体和刊物,如“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1928)及《左翼》杂志,美国的“约翰·里德俱乐部”、“工人戏剧联盟”及《解放者》、《工人月刊》和《新群众》等杂志,法国的“革命作家艺术家联合会”(1932)及月刊《公社》,日本的“日本普罗文艺联盟”(1925)及《播种人》、《前卫》和《文艺战线》等刊物。中国的“创造社”和“太阳社”于1928年开始提倡无产阶级文学,而创造社的主将郭沫若于1925年便提出:中国革命文学就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1927年,鲁迅肯定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存在,认为“世界上的民众很有些觉醒了”,“那自然也会有民众文学——说得彻底一点,则第四阶级文学”。 二三十年代是各国无产阶级文学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无产阶级作家和代表作,如美国约翰·里德的报告文学《震撼世界的十日》和迈克尔·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日本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和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法国巴比塞的《火线》和保尔·瓦扬-古久里的《红色列车》,德国贝歇尔的《王位上的尸体》和布莱希特的《母亲》,英国罗伯特·特莱塞尔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和詹姆斯·巴克的《大手术》,丹麦尼克索的《蒂特——人的孩子》和汉斯·基亚克的《渔夫》,以及苏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法捷耶夫的《毁灭》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批评家,如德国的梅林、蔡特金和罗莎·卢森堡,法国的拉法格,日本的青野季吉和藏原惟人,英国的福克斯和考德威尔,匈牙利的卢卡契,意大利的葛兰西,保加利亚的巴甫洛夫,美国的芬克斯坦等。 特别是30年代,它是20世纪无产阶级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十年。这十年,苏联在经历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后,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足进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同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于1929年至1933年发生的经济大危机形成巨大反差,因而在欧美有“红色十年”、“向左转的十年”或“马克思主义化的十年”之称。这十年,苏联书籍、苏联文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主要著述在日本、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纷纷被译介,各国作家艺术家诸如罗曼·罗兰、吉德、威尔斯、泰戈尔、梅兰芳等,频繁造访苏联。这十年,世界进步、民主和革命的力量面对法西斯威胁,团结斗争,有来自54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代表和仁人志士,组成国际纵队开赴马德里,支持西班牙人民阵线进行斗争,其中不少作家发表了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散文和政论。同时,各国作家和文化工作者先后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华沙、布拉格等地举行捍卫文化与和平的国际会议。总之,这十年的文学明显地走向政治化和革命化。 尽管世界各国人民为捍卫和平进行不懈斗争,但人们终究未能制止战争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伊始,各国革命的、进步的作家迅速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斗争,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从此波澜壮阔地展开,如苏联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文学,中国的抗战文学,南斯拉夫的游击文学,以及欧洲各国的人民阵线文学和抵抗文学等。拿法国抵抗文学来说,其参加者不仅有共产党人作家艾吕雅和阿拉贡,也有超现实主义者苏波和达达主义者查拉,存在主义作家萨特和加缪等。正是他们为20世纪文学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而且其中不少共产党人作家和进步作家在战争中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如苏联的盖达尔、法国的圣埃克絮佩里、西班牙的加西亚·卡尔洛、南斯拉夫的科瓦契奇、波兰的巴钦斯基、保加利亚的瓦普察洛夫和捷克的伏契克等。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巨变,苏联已不再是被资本主义汪洋大海包围的社会主义“孤岛”,在欧洲、亚洲的广阔地平线上相继出现了中国、波兰等十几个新兴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又有拉美的古巴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这些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以苏联文学为师,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学一起,汇成了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洪流。这是20世纪文学中前所未有的新景观。 50年代中期起,苏联文学随着生活的变化,在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等诸多弊病和失误后,在紧张的反思和不断的探索中,引来了一些显著变化:普通人形象取代正面人物、理想人物而逐渐占据文学中心地位,人性的魅力及其复杂性得到了全面展现;形式和手法、体裁和题材日趋多样化。肖洛霍夫的短篇《一个人的遭遇》、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索洛乌欣的抒情散文《弗拉基米尔公路》等,就是反映这一历史性变化的代表作。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即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和中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大论战,同时也引起了双方文学界的相互对立。尤其在中国进入“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时期后,这种相互对立达到顶点。文学领域同样如此。中苏的分歧和论战,这无疑给世界社会主义文学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80年代中期,国际风云再次变幻,中苏两国先后步入改革开放时期,这使两国关系逐渐走向正常化,两国文学交流也得以恢复。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加速面向西方的“改革”步伐,最终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多米诺骨牌式的倾覆和苏联的解体,使一个有着七十多年历史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复存在。这是震撼世界的1991年。苏联文学从此也同步地成为一种历史现象。这标志着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文学进入低潮。但是这绝不是它的“历史终结”。苏联文学的不复存在,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艰难曲折历程,将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和探索。 六 现在,呈现于大家面前的这部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大体上是按我们对20世纪外国文学的上述了解写成。 这是一本涵盖20世纪亚非国家和欧美国家文学即东方和西方文学的全景文学史,也是一本全面展现20世纪文学格局即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现实主义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和实验主义文学的文学史。据了解,仅就这两个方面而言,目前在国内或国外尚无如此规模、如此视野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这是本书的一个特色。 本书虽然涉及到世界五大洲六十多个国家的文学,但由于它坚持一条原则即国别文学撰写者必须掌握该国语言文学又从事该国文学研究,因此仍有一些国家的文学未能收入。它们在本书的“缺席”并非它们不重要,而是目前在国内尚找不到符合如此条件的研究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时代的遗憾。但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大努力,力图多收入一些重要的国别文学,例如其中“希腊文学”的写成,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此外,本书80年代以后的国别文学撰写,由于中、东欧和亚非等一些国家尚处于战火或动荡之中,其文学资料难以收集,因此它们在书中所占的比例,明显地比欧美国家少,以致造成了前后章节之间的长短失衡。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80年代以后的欧美文学出现了不少新人新作,但他们及其作品均未经受较长的时间检验,加之人们的评论不一,其文学地位目前尚难定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读者更多了解其情况,因此本书所涉及的此类作家作品在篇幅上比80年代以前的相对多一些。虽然这样显得似乎不够平衡,但实为了有利于读者的了解全貌,也为了有利于将来更深入的研究。 顾名思义,本书是一部关于外国的20世纪文学史,我们的祖国文学——中国文学并不包括在内,然而它作为一个对话者却始终参与其中。这就是说,更多地联系中国文学的实践,注意中国接受的特色和中国作家学者的评论,是它追求的目标之一。 事物总是在矛盾中进行,利弊往往相伴。在一个较长时期里,我国还很难由一个人或几个人来完成一部如此规模、如此要求的断代文学史著述。而集体编书,历来的经验证明,有利有弊。它可以集众人的力量与智慧,经过数年艰苦的努力去完成较大的项目,但它本身却又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本书自然也不例外,如理论审美观点和价值评判标准的某些差异,文体风格的不一致等,都显而易见,甚至关于大小作家、作品的评述,在字数上也很难按预先规定的要求做到。此外,80年代以后的文学,由于某些国家的资料难以收全,以致造成一些章节之间的长短失衡。可以肯定地说,这部外国文学史的缺点与不足远不止这些。因此,诚恳希望同行和读者多提宝贵意见,以便以后改进。 第一卷 概论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后来居上,欲与英国、法国、西班牙等老牌帝国重新瓜分世界。西方列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使世纪之交硝烟弥漫、战火连绵,最终于1914年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此相应的是,东方国家除日本之外全都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标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发展,亚非拉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方兴未艾,这一切,都表明世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社会动荡的空前激烈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学说和思潮,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文学在内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世纪之交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乃至相关的音乐、绘画和舞蹈等艺术领域,都是流派林立,异彩纷呈,迎来了一个新纪元。 概括起来,世纪之交是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争奇斗艳、各放异彩的时代。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包括了自然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乃至美国特有的黑人文学;现代主义文学则除了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等许多流派之外,还包括意识流小说。 帝国主义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是向外扩张,它们有时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勾结起来,最典型的例子是八国联军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但更多的是为了争夺殖民地的原料和市场而诉诸武力。帝国主义扩张不但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而且加剧它们国内的社会矛盾,导致工人罢工和出现诸如震动整个欧洲的“德雷福斯事件”那样的政治事件,从而极大地增强了作家们的政治意识和斗争精神。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是客观地观察、反映和揭露社会现实。因此这种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达到了高峰,产生了以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狄更斯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大师,到新旧世纪之交还依然保持着发展的势头,涌现了以英国的哈代和康拉德,法国的法朗士和罗曼·罗兰,德国的海因里希·曼和托马斯·曼,美国的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俄国的契诃夫和蒲宁,波兰的莱蒙特,日本的夏目漱石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同时又具各国文学民族特点,所以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形式、手法、体裁和风格,都越来越新颖、丰富。 与此同时,科学和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得交通发达、通讯方便、能源更新,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物竞天择理论等新学说,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观念和社会的面貌。19世纪50年代以后,科技的发展已经使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发表的《研究方法论》(1858)和《实验医学研究导论》(1865),极大地促进了法国生理学和医学的发展。在这种科技背景下,法国文艺批评家泰纳首先提出了文学的发展决定于种族、环境、时代的实证主义理论,主张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文学领域,从而为自然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自然主义文学源自法国作家龚古尔兄弟从1860年开始创作的小说,作为文学流派则产生于以左拉为首的梅塘集团,其标志是该集团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梅塘之夜》(1880),而莫泊桑的名篇《羊脂球》就是其中之一。1887年,左拉描写法国农村的小说《土地》受到猛烈抨击,几个自称是自然主义作家的年轻人发表《五人声明》,对左拉进行人身攻击,导致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解体。但是左拉在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中挺身而出,维护正义,因而成为进步势力的领袖,同时创作了一系列揭露教权主义、宣扬空想社会主义的作品,这一事实证明,自然主义文学在其作为一个流派解体之后并未消失。左拉于1902年逝世之后,它还逐渐遍及欧美乃至东方,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思潮,尤其在20世纪的德国和日本得到了充分发展。实际上,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左拉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贯彻其自然主义的创作主张,他的作品虽然明显地受到生理学和遗传学的影响,但基本上仍然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揭露,因此可以说,法国的自然主义是现实主义在科技取得巨大进步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左拉和莫泊桑都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波兰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文学,意大利的真实主义文学,美国学术界对德莱塞等是否属自然主义作家的争论,以及在法国自然主义理论的冲击下,日本评论家和作家常将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混为一谈,从而使日本的现实主义反而形成于浪漫主义之前等等,都在这方面提供了充分的例证。另外,由于欧洲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几乎是在19世纪末同时传入拉丁美洲,多数拉美作家就对它们兼收并蓄、不加区别。 随着欧洲古典哲学的衰落,除了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形成的实证主义哲学之外,还产生了种种新的哲学思潮。其中在人类思想史上堪称伟大变革的,是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社会主义思潮的日益普及,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起,这不仅使得许多资产阶级作家接近了工人群众和劳动人民,写出了不少批判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而且在俄国和美国、英国、丹麦、波兰、保加利亚等一些无产阶级运动兴起较早的国家里,还形成了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产生的新型文学。它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两个部分,它们几乎是同时发展起来的。文学创作以高尔基的作品为代表,包括波兰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博·捷尔文斯基和瓦·希文切斯基等人的诗作。文学批评以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为代表,其中还有德国的罗莎·卢森堡、克拉拉·蔡特金、卡尔·李卜克内西和法国的拉法格等等。 在世纪之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德国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法国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认为人类漫长的文明时代已经终结,人类历史已经到了决定命运的时刻,并且猛烈抨击基督教教义,他主张的“超人”就是与基督教传统相反、与“基督徒”对立的人。他还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4)里宣称“上帝死了”,以此来摧毁迄今为止的一切价值观念。尼采的信念在西方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加上他的文笔优美,因而对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柏格森与尼采一样文采出众,甚至在1927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与科学时间不同的“持续时间”观念,即人类是一种持续的存在,只有在人类自身的意识中展现的时间才是真正的时间,一种流动的、不受理性限制的时间,人只有在这种时间里才有进行选择的自由意志,才能领悟自我的本质。他的这一理论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特别是意识流文学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就是力图用持续时间来表现生命的永恒。在这方面同样著名的,是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它使人类认识到了一向被忽视的潜意识领域,以及人要靠理性来压抑欲望和感情的心理现实。他对心理结构的划分(本我、自我、超我)和对人的性本能的强调,为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世纪之交的现代主义是一种思想和艺术上十分驳杂的文学现象,包括唯美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颓废主义等流派。唯美主义可以追溯到法国诗人戈蒂耶在1834年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它后来在法国帕尔纳斯派诗歌里和英国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象征主义起源于19世纪中叶法国诗人波德莱尔、魏尔兰和兰波的作品,它作为一个流派的标志是莫雷亚斯在1886年发表的《象征主义宣言》。五年之后,又发表《罗曼派宣言》,宣告了象征主义的解体。不过与自然主义一样,它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还蔓延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并扩展到了戏剧和小说的领域,其中著名的有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法国诗人和剧作家克洛代尔,德国和奥地利诗人格奥尔格、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俄国诗人勃洛克及诗人和小说家别雷,波兰剧作家韦斯皮扬斯基等。象征主义在法国还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的后期象征主义,并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表现主义这个词最初出现在1901年巴黎的玛蒂斯画展上,是茹利安·奥古斯特·埃尔维的一组油画的总名,后来被德国的《暴风》杂志用来称呼柏林的先锋派作家。表现主义在音乐上否定旋律,在绘画上以夸张和歪曲现实形象的方法来表现心理的真实,在小说创作上则是对现实的变形或扭曲,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就是其突出的代表。未来主义于1909年兴起于意大利,它崇尚以机器和科技为主要特征的现代都市文明,讴歌机械的力量、速度和节奏,否定一切传统和文化遗产。颓废主义于1880年被用来称呼一群“放荡的”法国青年诗人,它一度与象征主义混同;巴茹在1886年就创办了《颓废者》杂志,它后来在英国唯美主义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对20世纪初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为它迎合了那动荡不宁的社会中人们焦虑和避世的情绪。 世界各国文学的进程从来都不平衡。世纪之交的各个文学流派都起源于欧洲,尤其是法国,绘画方面的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也都产生于法国,这一现象的形成并非偶然。首先,从古典主义、启蒙主义、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法国都是开风气之先;其次,世纪之交的法国又恰恰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1889年落成的埃菲尔铁塔,1890年和1900年举行的巴黎博览会,以及地下铁道的建设等等,都标志着法国在世界各国中占有重要地位。 世纪之交在西方文学中有两类国家在文学上却不占优势:一类是已经衰落的老牌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另一类是刚刚立国或未形成本国文学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 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历史上曾依靠航海大发现而成为世界强国,于15和16世纪征服了拉丁美洲,使这一地区长期沦为它们的殖民地。它们的文学直接影响了拉丁美洲的文学,但本身也由于受到美洲土著文化的影响而大为丰富,因而在文学史上有过光彩夺目的“黄金世纪”,产生过塞万提斯和卡蒙斯那样伟大的作家。但是到19世纪末叶,面对一大批发达的工业大国,它们却因为闭关自守而变得一蹶不振、今非昔比。西班牙诗人反而要向美洲诗人学习。与它们相反,
作者: (英)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著;王艾芬注释
简介: 故事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为一弃儿,幸被呼啸山庄主人老恩萧收养。老恩萧死后,他备受虐待,沦为家奴,庄园主之女凯瑟琳与他情投意合,这在困苦中给他一丝温暖和希望。然而结识画眉田庄贵族青年林顿之后,她却感到虽然她深爱希斯克利夫,但若与他结婚就会降低自己的身份。希斯克利夫无意间听到她这种矛盾的表白,愤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凯瑟琳痛失情侣,大病一场,遂与林顿结婚。多年后,希斯克利无突然归来,行为举止俨然一位绅士。凯瑟琳身处情人与丈夫的感情纠葛之中,忧愤成疾,在与情人诀别之后,含恨死去。希斯克利夫虽对仇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然而终不能忍受与凯瑟琳天人之隔,绝食而亡。从此,在清冷的月夜,总有一对不安的灵魂游荡在约克郡那茫茫的荒原上。 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 1818-1848)。这位女作家在世界上仅仅度过了三十年便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间。应该说,她首先是个诗人,写过一些极为深沉的抒情诗,包括叙事诗和短诗,有的已被选入英国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中二十二位第一流的诗人的诗选内。然而她唯一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她与《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 和她们的小妹妹——《爱格尼斯·格雷》的作者安·勃朗特号称勃朗特三姊妹,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上焕发异彩。特别是《简爱》和《呼啸山庄》,犹如一对颗粒不大却光彩夺目的猫儿眼宝石,世人在浏览十九世纪英国文学遗产时,不能不惊异地发现这是稀世珍物,而其中之一颗更是如此令人留恋赞叹,人们不禁惋惜这一位才华洋溢的姑娘,如果不是过早地逝世,将会留下多少璀璨的篇章来养育读者的心灵! 艾米莉·勃朗特所生活的三十年间正是英国社会动荡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在发展并越来越暴露它内在的缺陷;劳资之间矛盾尖锐化;失业工人的贫困;大量的童工被残酷地折磨至死(这从同时期的英国著名女诗人伊莉莎白·巴雷特·勃朗宁的长诗《孩子们的哭声》,可以看到一些概貌)。再加上英国政府对民主改革斗争和工人运动采取高压手段:如一八一九年的彼得路大屠杀就是一个例子。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有所反映。我们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就是诞生在这样斗争的年代!她生在一个牧师家庭里,父亲名叫佩特里克·勃朗特(1777—1861),原是个爱尔兰教士,一八一二年娶英国西南部康瓦耳郡人玛丽亚·勃兰威尔为妻,膝下六个儿女。大女儿玛丽亚(1814),二女儿伊莉莎白(1815),三女儿夏洛蒂(1816),独子勃兰威尔(1817),下边就是艾米莉(1818)和安(1820)。后面四个都生在位于约克郡旷野的桑顿村,勃朗特先生便在这一教区任牧师职。一八二〇年全家搬到豪渥斯地区,在旷野的一处偏僻的角落安了家。她们三姊妹就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一生。 一八二七年她们的母亲逝世,姨母从康瓦耳郡来照顾家庭。三年后,以玛丽亚为首的四姊妹进寄宿学校读书。由于生活条件太差,玛丽亚与伊莉莎白患肺结核夭折,夏洛蒂与艾米莉幸存,自此在家与兄弟勃兰威尔一起自学。这个家庭一向离群索居,四个兄弟姊妹便常以读书、写作诗歌,以及杜撰传奇故事来打发寂寞的时光。夏洛蒂和勃兰威尔以想象的安格里阿王朝为中心来写小说,而艾米莉和小妹安则创造了一个她们称为冈多尔的太平洋岛屿来杜撰故事。 她们的家虽然临近豪渥斯工业区,然而这所住宅恰好位于城镇与荒野之间。艾米莉经常和她的姊妹们到西边的旷野地里散步。因此一方面勃朗特姊妹看到了城镇中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旷野气氛的感染。特别是艾米莉,她表面沉默寡言,内心却热情奔放,虽不懂政治,却十分关心政治。三姊妹常常看自由党或保守党的期刊,喜欢议论政治,这当然是受了她们父亲的影响。佩特里克·勃朗特是个比较激进的保守党人,早年反对过路德运动,后来也帮助豪渥斯工人,支持他们的罢工。艾米莉和她的姊妹继承了他的正义感,同情手工业工人的反抗和斗争。这就为《呼啸山庄》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这个家庭收入很少,经济相当拮据。三姊妹不得不经常出外谋生,以教书或做家庭教师来贴补家用,几年来历受艰辛挫折。夏洛蒂曾打算她们自己开设一所学校,她和艾米莉因此到布鲁塞尔学习了一年,随后因夏洛蒂失恋而离开。一八四六年她们自己筹款以假名出版了一本诗集,却只卖掉两本。一八四七年,她们三姊妹的三本小说终于出版,然而只有《简爱》获得成功,得到了重视。《呼啸山庄》的出版并不为当时读者所理解,甚至她自己的姐姐夏洛蒂也无法理解艾米莉的思想。 一八四八年,她们唯一的兄弟勃兰威尔由于长期酗酒、吸毒,也传染了肺病,于九月死去,虽然这位家庭中的暴君之死对于这三姊妹也许是一种解脱,然而,正如在夏洛蒂姊妹的书简集中所说的:“过失与罪恶都已遗忘,剩下来的是怜悯和悲伤盘踞了心头与记忆……”对勃兰威尔的悼念缩短了艾米莉走向坟墓的路途,同年十二月艾米莉终于弃世。她们的小妹妹安也于第二年五月相继死去,这时这个家庭最后的成员只有夏洛蒂和她的老父了。 这一位后来才驰名世界文坛的极有才华的年轻女作家,当时就这样抱憾地离开了只能使她尝到冷漠无情的人世间,默默地和她家中仅余的三位亲人告别了!她曾在少女时期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我是唯一的人,命中注定 无人过问,也无人流泪哀悼; 自从我生下来,从未引起过 一线忧虑,一个快乐的微笑。 在秘密的欢乐,秘密的眼泪中, 这个变化多端的生活就这样滑过, 十八年后仍然无依无靠, 一如在我诞生那天同样的寂寞。……” 她在同一首诗中最后慨叹道: “起初青春的希望被融化, . 然后幻想的虹彩迅速退开; 于是经验告诉我,说真理 决不会在人类的心胸中成长起来。…… 但是她很想振作起来,有所作为,却已挣扎不起,这种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濒于绝望的情绪,在她同一时期的诗句中也可以找到:“然而如今当我希望过歌唱, 我的手指却拨动了一根无音的弦; 而歌词的叠句仍旧是 ‘不要再奋斗了,’一切全是枉然。” 在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女作家盖斯凯尔夫人的著名传记《夏洛蒂·勃朗特传》里,有一段关于艾米莉·勃朗特弥留之际的描写: “十二月的一个星期二的早晨,她起来了,和往常一样地穿戴梳洗,时不时地停顿一下,但还是自己动手做自己的事,甚至还竭力拿起针线活来。仆人们旁观着,懂得那种窒人的急促的呼吸和眼神呆钝当然是预示着什么,然而她还继续做她的事,夏洛蒂和安,虽然满怀难言的恐惧,却还抱有一线极微弱的希望。……时至中午,艾米莉的情况更糟了:她只能喘着说:‘如果你请大夫来,我现在要见他。’这时已经太迟了。两点钟左右她死去了。” 在夏洛蒂的书简中记下了不少在艾米莉去世后她的哀伤与感触的文字,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艾米莉·勃朗特的一生就介绍到这里。英国著名诗人及批评家马修·阿诺德,曾写过一首诗叫做《豪渥斯墓园》,其中凭吊艾米莉·勃朗特的诗句说,她的心灵中的非凡的热情,强烈的情感、忧伤、大胆是自从拜伦死后无人可与之比拟的。 可以说,她这部唯一留下的小说之所以震撼了人们的心灵也就为此关于《呼啸山庄》这部书,在世界文坛上多年来每谈及十九世纪西欧文学,必会涉及《呼啸山庄》的探讨。有不少著名评论家及小说家都曾有专文论述。如: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九一六年就写过《〈简爱〉与〈呼啸山庄〉》一文。她将这两本书作了一个比较。她写道:“当夏洛蒂写作时,她以雄辩、光彩和热情说‘我爱’,‘我恨’,‘我受苦’。她的经验,虽然比较强烈,却是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都在同一水平上。但是在《呼啸山庄》中没有‘我’,没有家庭女教师,没有东家。有爱,却不是男女之爱。艾米莉被某些比较普遍的观念所激励,促使她创作的冲动并不是她自己的受苦或她自身受损害。她朝着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望去,而感到她本身有力量在一本书中把它拼凑起来。那种雄心壮志可以在全部小说中感觉得到——一种部分虽受到挫折,但却具有宏伟信念的挣扎,通过她的人物的口中说出的不仅仅是‘我爱’或‘我恨’,却是‘我们,全人类’和‘你们,永存的势力……’这句话没有说完。” 英国进步评论家阿诺·凯特尔在《英国小说引论》一书中第三部分论及十九世纪的小说时,也有专文为《呼啸山庄》作了较长的评论,他总结说:“《呼啸山庄》以艺术的想象形式表达了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的精神上的压迫、紧张与矛盾冲突。这是一部毫无理想主义、毫无虚假的安慰,也没有任何暗示说操纵他们的命运的力量非人类本身的斗争和行动所能及。对自然,荒野与暴风雨,星辰与季节的有力召唤是启示生活本身真正的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呼啸山庄》中的男男女女不是大自然的囚徒,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而且努力去改变它,有时顺利,却总是痛苦的,几乎不断遇到困难,不断犯错误。” 而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及创作家毛姆,在一九四八年应美国《大西洋》杂志请求向读者介绍世界文学十部最佳小说时,他选了英国小说四部,其中之一便是《呼啸山庄》,他在长文中最后写道: “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其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著,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呼啸山庄》使我想起埃尔·格里科的那些伟大的绘画中的一幅,在那幅画上是一片乌云下的昏暗的荒瘠土地的景色,雷声隆隆拖长了的憔悴的人影东歪西倒,被一种不是属于尘世间的情绪弄得恍恍惚惚,他们屏息着。铅色的天空掠过一道闪电,给这一情景加上最后一笔,增添了神秘的恐怖之感。” 总之,《呼啸山庄》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也有誉之为“最奇特的小说”的。但是正如阿诺德·凯特尔所说:“希刺克厉夫的反抗是一种特殊的反抗,是那些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这同一社会(指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的条件与社会关系贬低了的工人的反抗。希刺克厉夫后来的确不再是个被剥削者,然而也的确正因为他采用了统治阶级的标准(以一种甚至使统治阶级本身也害怕的残酷无情的手段),在他早期的反抗中和在他对凯瑟琳的爱情中所暗含的人性价值也就消失了。在凯瑟琳与希刺克厉夫的关系中所包含的一切,在人类的需求和希望中所代表的一切,只有通过被压迫的积极反抗才能实现。”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的社会悲剧就在于凯瑟琳意识到他们的社会地位悬殊,却幻想借她所羡慕的林都业母挥欣础鞍镏希刺克厉夫高升”,使她哥哥“无权过问”。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从后来希刺克厉夫再度出现时,林督ㄒ槿盟坐在厨房而不必请到客厅里坐,就可以看得出来。这就铸成了大错,她陷入自己亲手编织的罗网。而在她已经答应嫁给林逗蠓置骰顾担 “在这个世界上,我的最大的悲痛就是希刺克厉夫的悲痛,而且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并且感受到了,在我的生活中,他是我思想的中心。如果别的一切都毁灭了,而他还留下来,我就能继续活下去,如果别的一切都留下来,而他给消灭了,这个世界对于我将成为一个极陌生的地方。我就不像是它的一部分。我对林兜陌像是树林中的叶子:我完全晓得,在冬天改变树木的时候,时光便会改变叶子。我对希刺克厉夫的爱恰似下面的恒久不变的岩石,虽然看起来它给你的愉快并不多,可是这点愉快却是必需的。耐莉,我就是希刺克厉夫!他永远永远地在我心里……”而这样她竟背叛了她最爱的人,也就是背叛了自己,那么她就只能在自己编织的罗网中挣扎着死去,在死去以前,希刺克厉夫悲愤地责备她:“你为什么欺骗你自己的心呢……你害死了你自己。……悲惨、耻辱和死亡,以及上帝或撒旦所能给的一切打击和痛苦都不能分开我们,而你,却出于你自己的心意,这样做了。”又说:“我爱害了我的人——可是害了你的人呢?我又怎么能够爱他?”这就导致了希刺克厉夫的悲剧——不惜用残酷手段来进行报复。他被私有制社会所摒弃,却仍旧用私有制社会的斗争手段来进行反抗。他没有财产,却掠夺了财产,自己成了庄园主;他自幼被辛德雷嘲弄、贬低、辱骂,被人降到一个乡巴佬的仆人的地位,若干年后他又反过来以其人之道向其子进行报复,结果他的胜利必然等于他自己精神上的失败。当他发现林兜呐儿(也就是凯瑟琳的女儿)和辛德雷的儿子(也就是凯瑟琳的侄子)两人的眼睛完全和凯瑟琳生前的眼睛一模一样时,当他发现哈里顿(辛德雷之子)仿佛就是他的青春的化身时,他再也不想抬起手来打他们了。他自己承认“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结局”,他已不想报复,因为这样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复仇方式必然只能走向寂寞与空虚! 无论如何,希刺克厉夫就那个时代来说,是值得同情的人物,他的复仇是可以理解的。十几年来,凯瑟琳的孤魂在旷野上彷徨哭泣,等待着希刺克厉夫,终于希刺克厉夫离开了人世,他们的灵魂不再孤独,黑夜里在旷野上、山岩底下散步……这当然都是无稽之谈,然而正如作者最后写道:“我在那温和的天空下面,在这三块墓碑前留连,望着飞蛾在石南丛和兰铃花中扑飞,听着柔风在草间飘动,我纳闷有谁能想象得出在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并不平静的睡眠。”《呼啸山庄》中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这两个主要人物在世界文学上给广大读者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他们那种不为世俗所压服、忠贞不渝的爱情也正是对他们所处的被恶势力所操纵的旧时代的一个顽强的反抗,尽管他们的反抗是消极无力的,但他们的爱情在作者的笔下却终于战胜了死亡,达到了升华境界。而这位才华洋溢的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便由于她这部唯一的作品,在英国十九世纪文坛的灿烂星群中永远放出独特的、闪着异彩的光辉!
作者: (英)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pld)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简介: 《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英文(中文导读插图版)》由马修·阿诺德著,编委会导读。《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目的是大力推荐文化,以帮助我们走出目前的困境。文化作为我们追求全面完美的手段,要了解与我们密切相关的所有问题,以及世界以往所有的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通过这些最优秀的知识,调动起鲜活自由的思想之流,来冲击我们刻板地尊奉的固有观念和习惯。我们现在不屈不挠地却也是机械教条地遵循着陈旧的固有观念和习惯;我们徒然地认为,不屈不挠地走下去就是德行,可以成为机械刻板地固守旧有观念和习惯而造成的后果的借口。
作者: (英)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著;韩敏中译
出版社:三联书店,2008
简介:《文化与无政府状态:政治与社会批评(修订译本)》主要内容:近代中国人之迻译西学典籍,如果自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算起,已逾一百二十余年。其间规模较大者,解放前有商务印书馆、国立编译馆及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等的工作,解放后则先有50年代中拟定的编译出版世界名著十二年规划,至“文革”后而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所有这些,对于造就中国的现代学术人材、促进中国学术文化乃至中国社会历史的进步,都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编委会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支持下,创办“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意在继承前人的工作,扩大文化的积累,使我国学术译着更具规模、更见系统。文库所选,以今已公认的现代名著及影响较广的当世重要著作为主,旨在拓展中国学术思想的资源。
作者: 吕佩爱 著
出版社: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5-2-1
简介: 本书结合国内外对阿诺德文化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社会问题,以正确理解和评价阿诺德的文化理论为切入点,对阿诺德文化理论的科学内涵、基本特征、社会使命和实现路径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发掘和梳理。
作者: (德)沃尔夫·勒佩尼斯(Wolf Lepenies)著;李焰明译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 何谓欧洲知识分子? 沃尔夫?勒佩尼斯在法兰西学院欧洲讲坛(1991―1992)作出了经典阐 释,本书即是该系列演讲结集而成。法兰西学院几百年来一直是欧洲最著名 的科学机构之一,其欧洲讲坛享誉世界。 《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专门阐释了 近代意义上的欧洲知识分子的源起、类型和责任,以文艺复兴以来重要人物 (涉及拉罗什富科、布丰、卡尔?冯?林奈、约翰?温克尔曼、圣伯夫、保 尔?瓦莱里、马尔萨斯、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卡尔?曼海姆、马修 ?阿诺德、朱利安?班达、米歇尔?福柯、哈贝马斯、皮埃尔?布迪厄、乔 治?康吉扬等)和重要思潮为线索,以知识分子的经典困境――“乌托邦与 忧郁症”为主题探讨了社会的有序与无序;从博物学到自然史的变化,论及 世界知识和自然界秩序的确立。贯穿其中的是欧洲精神政治的历史,并对当 下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作出深刻反思。 《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是一部欧洲 知识分子对于社会、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知史,是一部欧洲知识分子的心灵 演变史。
作者: 马修·阿诺德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年05月
简介:
该书为天津外国语大学系列丛书《文学与文化经典译丛》六卷本之一。马修·阿诺德是19世纪知识分子中当之无愧的“多面手”。这本论文集便集中展示了阿诺德学术批评的“多面性”与综合性。《批评集:1865》是马修·阿诺德*本直接以“批评”命名的文集,常常被称为“批评一集”(Essaysin Criticism: First Series),以与后面出版的同名论文集相区分。作为这一系列的开山之作,阿诺德围绕“何为批评”的核心问题,分别从宏观的整体考察与微观的个案分析两个方面确立了“真理”与“道德”两大标杆,作为批评的目标与准绳。作者在精英视角与大众情怀的张力中直面苦难,抉发美德,孜孜以求真,矻矻以倡美,这多元综合的学术批评令后人读来尤觉荡气回肠。
作者: (美)爱默生著;蒲隆译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2010
简介: 《爱默生随笔》是19世纪美国著名思想家、散文作家、演说家和诗人爱 默生一生写作、思考的结晶。一百多年来,这些优秀的随笔如《论自然》、 《论自助》等都成为最脍炙人口的作品。 爱默生的随笔注重思想内容,行文犹如格言,哲理深入浅出,因而有人 评价他“似乎只写警句”。他的文字所透出的气质难以形容:既充满专制式 的不容置疑,又具有开放式的民主精神;既有贵族式的傲慢,更具有平民式 的直接;既清晰易懂,又常常夹杂着某种神秘主义……英国著名作家马修· 阿诺德称他以散文创作了19世纪最重要的作品,是“那些栖居在精神世界中 的人们的良师益友”。爱默生反对权威,崇尚直觉,主张人能超越感觉和理 性而直接认识真理。他认为“人应当学会的是捕捉、观察发自内心的闪光, 而不是诗人和伟人们的圣光”。爱默生在美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都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对美国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最 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他的随笔。爱默生的《随笔第一集》出版于1841年, 三年后又出版了《随笔第二集》,本书中收录的文章均出自这两本集子,集 中反映了爱默生思想的精髓,并代表了爱默生随笔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