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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炯，邓绍基，郎樱总主编;张大明卷主编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简介：  　《中国文学通史》十二卷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重要学术成果。它是我国将各民族文学包括台港澳各地区文学都纳入研究视野的文学史著作。参加编写的人员除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的研究人员外，还邀请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和福建、广东社会科学院等院校的部分学者。全书从先秦写到当代，规模宏大，篇幅浩繁，资料致力丰富翔实，观点追求科学明晰，评价努力实事求是，为积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夙愿而成。为便于读者阅读，现将编写过程的若干认识和思考分述于下，以为序。 　　一 　　我国是世界上拥有璀璨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的先人曾经创造过一代又一代灿烂的文学景观。从上古的神话、传说和原始诗歌，到《诗经》、楚辞和诸子百家的散文，以迄汉唐以后涌现的大量作家作品，无论是乐府、汉赋，还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和元明以来的戏剧，无不名家辈出，佳作连篇，有如峰峦迭现，云蒸霞蔚。近代百多年来，尽管国家民族遭受侵凌，随着仁人志士不断振臂而起，救亡图存的呼声伴随革命的风雷震撼神州大地，文学从古文诸体裁的衰落中也如火中再生的凤凰，以焕然一新的身姿翩翩飞舞，重又呈现蓬勃的生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经历空前未有的深刻变革，文学经过新的时代的洗礼和痛苦的蝉蜕，更迎来了新的繁荣。我国是世界上具有几千年连绵不绝的丰富多彩文学传统的少数国家之一，也是多民族的国家之一。历代我国文学的出色成就，都是中华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文化的有力手段。一定时代的文学总生长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土壤。它是一定社会文化土壤上凝结的人类精神的花朵。迄今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我国文明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除了早就认定的黄河文明外，其时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不但有石器、陶器，还有相当规模的祭祀和丧葬文化以及初步的龙形玉器；长江以南还发现了以良渚文化和巴蜀的三星堆文化。良渚文化已发掘出六千年前的城市遗址。巴蜀三星堆的青铜器更以其有别于中原的独特造型显示了古代长江上游文化的灿烂。 　　在迄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内，自古便居住着许多族群部落。他们都以自己的文化创造、滋育和发展了中华文明，而作为今天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历史上许多族群部落逐步融合而成的。最初它是古代生活于中原一带的华夏族。当时华夏族的史籍把活动在他们四方的族群部落分别叫做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实际上，东夷又细分为鸟夷、莱夷、淮夷，生活在从河北、山东到江苏长江以北的地带；被称为南蛮的民族包含长江以南的越族、苗族、濮族等多种部族；被称为西戎的则涵盖生活在西北和西南的羌、氐和后来被称为回纥、吐蕃等民族；而被称为北狄的则既有东北地区的貉族、肃慎，也有后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契丹等民族。据考，作为古代华夏族祖先的炎帝和黄帝的部族，前者原是西戎分支的羌族，进入中部地区后，与来自南方的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族不断发生冲突，被迫退到今天河北的涿鹿之野，后得到来自西北的黄帝族的帮助，打败了蚩尤，才建立了炎黄的部族联盟，但后来炎帝族又被黄帝族打败。这些部族的子孙在中原、华北地区就逐渐融合为后来的华夏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生存于今天中华大地的古代各族群和民族既互相征战，也互相交融，政治、经济、文化都不断有密切的来往，随着子孙的繁衍，有些民族迁移了，有些民族出现了分支，于是便逐步形成了构成今天中华民族的汉、满、蒙古、回、壮、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也都为辉煌的中华文学不断增添耀目的光彩。 　　我国最早的文学典籍之一《诗经》是春秋时代经孔子删选而编成的。作为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国风》的部分便收有周代十五国的民歌，它的产地就超出原华夏族的地区。而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是楚国人，当时楚国被中原华夏视为“南蛮舌之邦”，其族群多属古三苗所处的荆蛮地域，其风俗文化和语言都与中原地区有别。而长江以南曾与楚争雄的吴越，其先民史载有“断发文身”之俗，与中原民族也有差异。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统一。及至自汉至唐，中经魏晋南北朝，既存在国家疆域不断扩大，汉族统治势力进入其他民族地区的状况，也出现北方和西北各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原在中原的汉族不断向四方迁移的状况，从而使中华各民族在大疆域内进一步融合。汉唐以来丝绸之路的开辟，不独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意义，也带动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这样，参与文化交往和文学创造的，就不仅仅限于华夏族或汉族。唐代李氏王朝建立后，不仅册封内附民族的君长，还任用多民族官员，文化上更有海纳百川的气概。自唐至清，北方游牧民族在关内相继建立王朝的便有辽(契丹族)、金(女真族)、元(蒙古族)、清(满族)。这些民族与汉族杂居，且有滞留福建、两广、云贵各地的。正是在各族人民分处各地又相互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千百年来中华大地的各个族群和民族都创造有丰富的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固然拥有大量的作家作品，各兄弟少数民族也涌现出许多作家作品。例如，三大英雄史诗——藏族、蒙古族英雄史诗《格萨(斯)尔》此史诗，藏族称为《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称为《格斯尔王传》，虽同一源流，但在两族口头相承的发展中有某些差异的衍变。、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此外，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英雄史诗也很有影响，尤其是新近发现的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引起国内外广泛的关注；还涌现了像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蒙古族的《蒙古秘史》等许多著名的古典名著以及著称于世的许多卓有贡献的作家。进入近现代，各民族文坛尤人才辈出，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随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友爱的真正实现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迄今五十六个民族差不多都已拥有自己相当数量的作家群。他们以各具民族风采的文学创作，为丰富和发展我国文学做出新的贡献。 　　当然，由于各民族所处的地域自然环境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差别和不平衡，其中也包含历史上各民族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学贡献与影响也有所不同。占有我国人口十分之九以上的汉族，由于它的经济、文化各方面比较发达，它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有更多的贡献与影响应是自然的，但其他民族也以各自的文化和文学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傣族、苗族、彝族等诸多兄弟民族的史诗创作，便堪称世界文化百花园中的奇葩。如马克思所说：“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8页。因而各民族在其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里，它们都有难以重复生产的文学艺术佳作，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学难能可贵的珍品。像藏族史诗《格萨尔》长达百万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毫无疑问，许多兄弟民族史诗都是中华民族文学的骄傲。无论神话、故事、传说还是歌谣，少数民族都有丰富多彩的作品，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还得到精益求精的不断加工，从而也构成中华民族文学的瑰宝。 　　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文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还使有些文学作品成为多民族的共同创造。例如，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和洪水的神话在许多民族中都存在。南方有些民族还共有关于盘瓠的传说。北方民族还有以苍狼、大树为祖先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同中有异，既说明它们有不同的文化谱系和源头，又说明同一文化谱系和源头在后来历史的发展中又各有分蘖，而且相互影响。如楚辞对于后来汉赋和其他文学创作的影响就相当明显。鲁迅曾指出，屈原的《离骚》比之《诗经》，“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汉唐两代气象恢宏，疆域广大，各族文学与艺术的交流更为频繁。新疆考古发掘的汉简表明，汉文化在当时已远播西域。《梁书》载：高昌“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代史、诸子集”《梁书》卷五十四《诸夷·高昌传》。。而西域的杂技、音乐和舞蹈，在汉唐更大量输入中原并被汉族所吸收。南北朝时代北方诸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匈奴、鲜卑、氐、羌、羯等各族统治者都自觉学习先进的汉文化。匈奴刘渊、刘聪国号北汉，刘聪乃至“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晋书》卷一百零二《刘聪载记》。。鲜卑人建立北魏政权后，孝文帝更全面推行汉化的政策。鲜卑人的民歌也因用汉字译文记载而入文学典籍，如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由于北方民族给中原带来游牧文化的影响，北朝文风就变得雄健贞刚；而晋室南迁，大批中原的汉人到了南方各地，受感于新的环境并与当地文化融合，则使南朝文风产生与北朝相异的绮丽柔靡的特色。至于唐代诗人刘禹锡作的“竹枝词”，实借鉴四川巴人的民间歌谣；宋、元以来的杂剧的发展，与进入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喜好带表演的说唱文学有密切关系；藏族和蒙古族之略有差别的《格萨(斯)尔》史诗也证明了有关作品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近代以来，清代说唱文学的繁荣得益于满、汉等族的共同创造；蒙古族作家尹湛纳希的名作《一层楼》、《泣红亭》受到曹雪芹的《红楼梦》的影响；当代汉族诗人闻捷的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借鉴和吸收哈萨克族民歌，也是著名的例子；而满族作家老舍、蒙古族作家李准、玛拉沁夫等对汉语文学的贡献，更为人们所熟知，老舍乃至被誉为汉语文学的“语言大师”。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又需要文字作为符号才得以书写、保存和传播。上古时代中华各族的语言大体南北分属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此外，还有南岛语系、南亚语系等。其后，文字的发展既有象形字，如见于甲骨文的华夏族古文字以及云南地区纳西族东巴文字；还有拼音字，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的文字。自秦以来，华夏族的象形为主的文字从篆书发展到汉代的隶书，又发展到后来的楷书，汉字逐渐成为多个民族认同的书写文字与传播媒介，而汉语也在多民族的融合中不断获得丰富与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后，黎锦熙曾提倡注音符号为音标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推广以北方官话为基础、以北京话为规范的普通话，更促进了汉语的广泛应用。如今汉语已成为我国许多民族普遍应用的语言，也成为我国文学中运用最广的语言。但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各兄弟民族同样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字的权利，有些民族因为没有创造文字，仍以汉字来书写。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多数兄弟民族不但拥有以自己民族语言为媒介的文学，而且拥有以自己民族文字出版的文学作品。但不管用什么文字出版，不同兄弟民族的文学作品作为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仍然表现出各民族特有的生活内涵、文化风采与精神品格，表现出他们对于文学形式与风格的富于民族特色的创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代各民族文学都对我国文学的整体发展做出了各自不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涵盖中华各兄弟民族的文学贡献的文学史，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史，而不仅仅是大陆地区的汉族文学史。本书的撰写拟向完整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做出自己的尝试与努力。台、港、澳地区历来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近现代以来，这些地区处于与大陆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它们的社会文化虽逐渐产生某些特色，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民族心理等许多方面的文化基础，仍然属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母系。它们以汉语、汉字为传媒的文学作品，当然也属于中华民族文学的宏大系统。 　　二 　　一般来说文学的形态都经历了从不自觉的“前文学”到自觉的文学，从简单形态的文学到繁富形态的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在这过程中，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也必然或先或后会发生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走向更科学的演化与递嬗。 　　我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经历了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有所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五种社会形态的阶段。但我国各民族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他们经历各社会形态的时间并非同步，也并非全部都经历上述的五种形态。事实上，二十世纪有的民族就从原始共产社会或奴隶社会直接迈进了社会主义社会，而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至今仍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今天也还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曾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篇》。他很早就看到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在这历史过程中，不仅文学的社会内容不断有变化与拓展，而且文学的观念和形态都不断嬗变。 　　在远古时代，人类的意识形态还是混沌的。政治意识、经济意识、宗教意识、哲学意识、历史意识和审美意识往往混杂在一起。古代氏族的酋长既是行政首脑，又是司法长官，还往往兼任祭司与巫祝。这种状况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有的少数民族部落中还可以见到。他们的政治、经济活动与文化活动也常常交织在一起。古人发动征战、渔猎或分配俘获物时往往举行祭典和庆祝，巫祝不但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还载歌载舞。这种状况下，文学活动还未独立分离出来。当时讲述神话和历史传说，或颂唱歌谣，虽然也有审美怡悦功能，但这种功能又并未被强烈地自觉地意识到，而是与政治功能、宗教功能、历史教育功能等融为一体。所以，马克思曾把希腊神话看作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3页。。只有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以后，自觉的专门性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意识才可能产生并分离出来，因而现代文学理论家和文学史家便把前此的文学称作“前文学”。 　　我国古代的文学自然也经历了这种“前文学”阶段。散见我国古籍的许多神话，例如《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等，都是年代久远的口传作品，是属于祖先崇拜的一部分。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既有许多历史记载性的文字，也有祭祀性的文字。《诗经》的《雅》、《颂》部分，像《公刘》、《生民》等诗，就含有神话和历史传说的成分。这类作品也是作为庙堂祭典载歌载舞之用的。楚辞中像屈原加工的《九歌》便多属民间祭祀的乐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主要都属政治、伦理、哲学或历史著作，但已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它们在很长历史阶段内一直都被视为文学。可见古代的文学观念很宽泛，与今天我们以审美为主要本质特征的文学观念有很大差异。按照今天的观念，神话传说虽可属审美性的文学，而政治、道德伦理或哲学、历史著作，除非具有丰富的形象描写，一般都难以再承认是文学了。汉代曾把学术著作视为“文学”，而别称文学性的著作为“文章”。魏晋时代可以说是向自觉的审美意识的文学转变的重要时代。曹丕的《典论·论文》所论的文章虽仍然包括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但他毕竟指出了“诗赋欲丽”的特征。而后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相继而出，都越来越深入地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和创作思维的形象特点进行了探讨。《昭明文选》序也指出：“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他们的论述对后人文学观念重在审美的嬗变起了先驱的作用。陆机《文赋》所论虽广泛，但谈及创作思维和灵感时指出：“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旁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乃至能够“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他的确抓住了文学审美性的基本特点，即借助于形象思维来传情达意。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也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他还指出在这种思维中“神与物游”，乃至“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钟嵘《诗品》对于诗歌作为审美文学的特征尤有精到的论述。他把诗的创作过程概括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把诗的表现对象看作是“照烛三才，晖丽万有”，把诗的作用夸张为“灵只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并认为“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文论家的著作都重视词采，并将情、意、象三者统一，统视为文学具有审美魅力的特征，这实在是认识上的一大飞跃。上述主张不但促使后人把学术与文学分开，也把文与笔分开，并且广泛影响到此后作家对于审美文学的自觉创作。远在一千多年前，我国文论家对文学的审美特征即有如此鞭辟入里的理论认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不过，也许由于历史传统的惰性，后来仍有许多文论家继续把不具形象性审美特征的文章也划入文学，即如陆机、刘勰论及文体时也兼及传统的众多文章品类，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严格现代意义上的审美文学观念的完全确立，则是近百年受到西方文学理论观念影响后经过新旧文学观念的激烈斗争才逐渐完成的。在二十世纪先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人们不难看到从宽泛的文学观念到具有审美自觉的文学观念终于确立的过程。这方面，“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崛起和西方近现代文论的译介与传播，起着重要的作用。新文学作家更以自己越来越丰富的创作，为新观念的文学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鉴于我国文学发展的上述具体情况，贯穿古今的文学通史的描述，便不能不顾及古代的文学观念，而不能按照今天严格的科学分类意义上的现代文学观念去划定文学的范围。进入对二十世纪文学的论述，则范围便越来越严格。本书各编所论的文学，大体反映了我国文学观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 　　三 　　文学的文体也有漫长的发展过程。就文学本身而言，先民的口头文学创作自然早于书面文学。关于文学的起源有劳动说、游戏说、娱神说等等，各有各的道理。全面地考虑，文学的起源应是多种原因契合的结果。远古口头文学中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就孕育了韵文与散文、歌唱与叙事的分野，而口传文学的歌唱和叙事都带有一定表演性，所以，其中也实际孕育了后来戏剧的萌芽。迄今文学所发展的四大门类中，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我国都有悠长的历史。 　　上古歌谣的原始语言形态已不可考。相传黄帝时代所作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虽是后人记载的文字，但可以看出它不但富于节奏，而且押韵。《诗经》中所收的歌谣，多属四言，间也有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的，节奏与韵律都很强，是能够唱的。楚辞则多四言、五言、七言，宋玉的《九辩》更有多达九言、十言、十一言的，也都押韵。后来的汉乐府多为五言诗，间也杂有三、四、六、七言，虽押韵，却见出相当自由度。汉赋虽也富于节律，但它长于铺陈，所谓“铺采摛文”、“侈丽闳衍”，故一般被目为文类。只有抒情小赋，则较近乎诗。 　　诗之始，源出于原始民歌。历代文人诗的发展，也多得益于从民歌吸取营养。南北朝时代，南北民歌都颇多佳作。南朝沈约长于音律，首倡“四声八病”之说，从而促进了唐代五七言律诗绝句的完成。当然，唐代除了近体诗，仍有人作古体诗。中唐又从民歌兴起竹枝词、长短句，成为后来宋词大发展的滥觞。宋词元曲可谓一种新的诗体。由于与音乐和唱紧密结合，更为讲究音韵和声律，且分为不同的词牌和曲牌。而自宋至于元、明、清，乃至二十世纪以来，古体诗、近体诗和词、曲都不断有人创作。中国古代的诗歌由于汉字的特点，一般都句式整齐，能够吟唱，与音乐结合得十分紧密。但因此，久而久之便容易形成僵化的模式，到了明清以来不免缺少新鲜的活力，也难以适应人类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复杂和现代语言词汇大量增加、语法更趋细密的走向。所以晚清之际，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倡导“诗界革命”，提出“吾手写吾口”的主张。应该说这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白话诗的先声。自“五四”迄今的新诗在用白话写诗方面做了各种各样的试验与探索，虽不是都很成功，但应该说成绩是主要的。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许多诗人发扬古典诗歌讲究意境、音韵和排比、对仗的传统，并向民歌和外国诗歌的长处多方借鉴与学习，使新诗可诵可唱，在走向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踏踏实实的努力，产生了大批脍炙人口的佳作。就诗体而言，出现了民歌体、自由体和新格律体，后者便有四行体、八行体、九行体、十四行体以及楼梯体等等。就表现的内容及吟唱方式而言，又分抒情诗、叙事诗。前者还细分为生活抒情诗与政治抒情诗，后者又分短篇叙事诗与长篇叙事诗。依题材还分颂歌、爱情诗、哲理诗、山水诗、讽刺诗等等。诗与散文交叉嫁接的还有散文诗。今天，虽然新诗构成诗坛的主流，但不同诗体的旧体诗仍然有相当数量的作者与读者，与新诗构成一正一副、双水分流的格局。 　　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中的纪事文，如《盘庚》。由于古今的散文已涵盖抒情、叙事的散文和游记、传记、政论、杂文、小品等多种文类，所以它在我国文学中向来也是大宗。清人所选的《古文观止》，反映的大体就是前此人们的散文观念。从审美特征的严格眼光看，其中有不少是缺乏审美所必备的形象性的。不过，从传统的文学眼光，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左传》、《国语》以及后来的《史记》也都被看作散文。二十世纪的许多文学史著作多沿袭这种眼光。这从追溯散文发展的历程来看，应是必须的。或谓散文的特征就在于散，信笔由之，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要言之，散文区别于韵文者，除了内容的包罗万象外，形式上它应更无所拘束，更接近意识与口语的自由流动性。六朝以来的骈文虽有整齐对称的句式与节律，也称韵文，但长于描绘与叙事，于今文学史家往往也以文视之。而唐代韩愈、柳宗元等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的正是形式过于限制且一般华而不实的骈文。历代散文都有大量作家创作，明清之际小品文特别发达。“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新体白话散文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港、澳等地都有很大的成就，品种也更加丰富。例如出现了鲁迅等许多作家笔下的杂文，出现了如今相当流行的随笔、速写与报告文学，还出现了讽刺小品与知识性的科学小品，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以来，散文更有两次较大的发展，散文的题材、形式和风格都更加丰富多彩了。 　　戏剧的产生在我国大约与古代的俳优有较直接的关系。它们以兼说、唱的表演来逗乐观众。到唐代发展为参军戏，其说唱表演已有情节。至宋杂剧、金院本、宋元南戏和元杂剧兴起，戏剧的发展更臻成熟，经历明代的传奇，戏曲角色更多，有所谓生、旦、净、末、丑等。表演和唱腔都有一定程式而又丰富多彩。明中叶以来，传奇戏曲中的昆腔(昆曲)盛极一时。实际上各地的地方戏曲，如秦腔、弋阳腔、皮簧、梆子腔、闽剧、粤剧、川剧、楚剧等，也于近几百年间发展起来。有些地区还有戴面具的傩戏，而藏族的藏戏也戴有面具。至清代乾隆末年安徽的徽班进京，吸收了其他剧种的某些长处，形成了京剧。我国的传统戏曲往往都是说、唱、歌、舞相结合，并在乐器伴奏下演出的。二十世纪初，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渐繁，西方的戏剧形式如话剧、歌剧也先后引入。至此，我国舞台上各种剧种更争奇斗艳。传统戏曲与现代话剧、歌剧在近几十年来都有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更大力推进传统戏曲的革新，除改编传统剧目外，还新编不少现代剧目。六十年代继京剧现代剧目大会演，更推出所谓“革命样板戏”。地方戏曲一段时间里曾实际停演，但“文化大革命”后又都迅速复苏，显示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戏剧在其历史发展中，文学剧本的大批产生大致始于元杂剧。那时关汉卿、王实甫等作家创作了大批剧本，戏剧文学才算真正被奠定了基础。后来的戏曲也多有剧本。现代话剧作为新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更是作家辈出，涌现许多佳作，成为纯文学中被读者重视和欢迎的文本。新歌剧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起也陆续推出不少作品，在读者和观众中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三四十年代还盛行过活报剧和秧歌剧。随着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发展，这方面的剧作也迅速增多。由于借鉴西方的戏剧理论，我国戏剧家也把历来戏剧中性质不同的作品分类为悲剧、喜剧与正剧，按内容的长短又分为独幕剧与多幕剧以及戏剧小品等。 　　我国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重要体裁，其叙事技巧可以追溯到古代的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古人认为小说始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在我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小说向被轻视。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载《诸子略》分为十家，小说家忝为末流，记有十五种书，凡一千三百八十篇，可惜其作品全部散佚。鲁迅所著《中国小说史略》认为：“唯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迄今能见到的作品，可视为小说雏形的，除汉以前的《穆天子传》，当推魏晋南北朝时代由文人记录加工的民间故事传说与历史轶闻，如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小说的要素虽不离人物故事，而要义则在于叙述。唐人传奇在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描述来展现人物的完整性格与命运方面，大大发展了小说的技巧。因此有些小说史家认为只有到唐传奇才是小说的真正开始。而唐代变文的说书人在讲述佛教故事上既丰富了叙事的技巧，又有接近口语的讲唱，实为后来宋代的话本小说开了先河。小说的兴起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产生有相当关系。宋代勾栏瓦舍出现的说书人，其听众也都属市井细民。说书人往往就是话本的作者并用口语讲述。这与唐代传奇出自文人的典雅手笔并主要供文人阅读有很大差异。话本大多是短篇，后来为吸引听众，逐渐发展了章回体的长篇，题材也进一步扩大，有讲史、公案、脂粉、朴刀捍棒等。小说走向成熟的高峰是明代和清代。我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长篇巨著，都出现于这期间。彼时短篇小说也很发达，收在“三言二拍”等书中的作品即可为证。《聊斋志异》这样的文言佳篇也出现于清代。明清之际创作的各种长篇小说不下数百部。十九世纪末梁启超首倡“小说界革命”，极力宣扬小说的社会功用，乃至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从此兴起小说创作为社会改革服务的热潮，如晚清的谴责小说、社会乌托邦小说。辛亥革命后，由于革命实际失败的社会状况，又有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行。“五四”新文学运动则不仅使我国小说的内容大大改观和扩大，而且运用白话，向着世界现代小说的丰富形态迅行。不到百年间，微型小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极大发展。就题材而言，出现了社会问题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军事小说、道德伦理小说以及心理小说、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玄幻武侠小说，等等。小说的叙述视角和方式也不断有新的开拓，小说文体不但有传统的章回体与新体之别，而且有书信体、日记体、对话体等诸多体式，叙事人称也有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交叉人称的区分。小说的叙述语言更有富于个性化的种种探索。 　　文学各种文体的演变，固有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所致，深究更有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因由。文体由单纯到繁复的发展，跟人类社会实践与思维情感、语言符号的不断丰富分不开。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不仅人们的思维情感越为复杂和细腻，语法更加细密，词汇与文字也不断增多，而且随着社会实践的不断拓展，人们的审美视野也不断扩大，文学作为审美意识集中体现的一种艺术，它把握世界的创作题材也越来越广阔。这也自然地要求文学文体有多品类的发展。我国文学不同文体形态的嬗变，大体上也是体现了上述规律的。 　　四 　　古人概括我国的历史有所谓“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说法。实际上中国历史是合的时间长，分的时间短。夏代传世四百多年，商代传世五百多年，周有天下八百年，汉有天下四百年，唐、宋、明、清的统一也都有二三百年不等。正是这种长期统一的局面使得中华民族得以休养蕃息于广阔的疆域，形成具有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的共同体，不但能从衰败中不断崛起，而且变得越来越强大。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文明大多衰落了，唯独中华文明经历数千年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除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社会的原因外，跟中华民族具有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分不开。而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形式在促进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形成上正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凝聚力也支撑着中国文学不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 　　中国的封建社会所以能够长期维系统一，造成分裂的局面一般都较短，其根本原因应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实际发展的特点有关。封建社会虽然在农村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我国自殷商奴隶制时代起，工商业便比较发达。迄今在黄河、长江流域和长城内外都普遍发掘出大量青铜器就足以证明。春秋战国时代铁器的发明，更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商业城市的繁荣。《战国策·齐策》记载当时齐国的临淄商贾云集，“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秦始皇建都咸阳，宫室连绵数百里，其繁华富丽更远胜于临淄。秦始皇墓兵马俑的发掘，就能令人想见当时帝王拥有财富与工匠之多。封建时代中央集权的君主不仅从政治上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且控制工商业，对盐铁之类长期实行专卖，依靠经济、文化、交通都十分发达的大城市，对全国进行统治。正是工商业的发达以及财富的积累和文化的昌盛，也吸引周边兄弟民族频繁交往和认同。应该说，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而文学对于促进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则起着无可估量的作用。 　　作为社会审美意识形态的文学，它不独反映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制约的现实生活，而且它也是丰富文化信息的载体，表现特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文学并非纯粹的审美形式，文学作品总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特定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美学的观念和情感意趣。我国文学在其发展历程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都有助于促进和巩固民族的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 　　第一，我国文学历来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对于社会的多种教化与陶冶功能。 　　崇尚自然与祖先，把它们神异化，这大概是原始人类共有的状态。我国从春秋战国以来，诸子并出，百家竞起，其后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孟子等所创的儒家学说就一直成为超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而老庄的道家学说也一直拥有相当的影响。在唐代，道家甚至被统治者崇奉为至尊。东汉以来从西域传来的佛教教义，也不断获得广泛的信徒。以提倡入世的儒学为主和以寄托于出世与来世的道、释为辅，三教互相渗透，构成了两千多年中国人奇特的心灵世界，使人们得意时沿着封建社会的等级与秩序努力奋斗，失意时又能藏身于超脱功名利禄的精神家园，逆来顺受，怡然自得，憧憬于虚无缥缈的世外或来世。正是这种意识形态有效地维系着封建社会长期的统治。我国文学的发展中，人们不难看到上述儒、道、释三家的强大精神影响，而且近代以前，文学传播一般也越不出三家思想的体系。自孔子以降，中国文学就十分重视思想性。古人提倡的“诗言志”、“文以载道”，所言的“志”与“道”主要就是儒、道、释三家，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在统治阶级强大控制与影响下的文人文学领域尤其如此。 　　当然，这三家学说都含有封建性的糟粕，道、释更有落后的迷信、愚民成分，但三家又都有准人道主义的一定博爱精神与民主性。如儒家的“仁义”思想、“民为贵”思想；道家的师法自然、疏狂个性的旷达思想与对社会不平的愤世嫉俗思想；佛家的慈悲为怀、超度众生的思想等。这些思想在一定历史阶段对人类的发展也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个人做起，而目标却指向了家国与天下，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种集群利益高于一切的东方集体主义，更是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牢固基石。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理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乐而乐”的宏愿，都是上述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发扬。佛家思想对藏族、蒙古族影响尤深，而伊斯兰教义对于回族和维吾尔族等，更被奉为至上。明末以来，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博爱精神，对我国文学思想性的扩大，也具有不可轻忽的影响。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族存在两种文化的学说，对于解释历史上的阶级社会的文化同样是适用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民仍然是文化的积极创造者，他们虽然也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他们异于统治阶级的思想、欲望、意志与情感，通过民间文学和某些作家文学也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因而，关心人民的命运，同情人民的疾苦，揭露贫富的对立，抗议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追求公平与正义，便成为文学人民性的重要标志。这从《诗经》中的《豳风·七月》、《秦风·黄鸟》、《魏风·伐檀》等诗中都能看得很清楚。屈原《离骚》的高度思想价值也在于它深刻的人民性。可以说，历代都不乏这样的作品。对人民命运与福祉的关注，也就是对构成民族最大集群的关注。这方面文学对强化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崇尚和社会主义理想的确立，更把我国文学的思想性提到新的高度。 　　我国文学对于思想性的重视，是与人们对文学的广泛社会功能的认识分不开的。孔子论诗，便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毛诗序》更认为诗能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差不多把文艺的政治作用、认识作用和道德伦理的思想教育作用都说到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观点所以在我国始终未能获得广泛信从，不是没有深刻的历史传统原因的。 　　正由于我国文学十分重视思想性，重视自身的广泛的社会教育功能，才使它在历史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始终起着促进和巩固民族共同文化和提升人们思想品质与精神凝聚力的作用。 　　第二，我国文学中大多数兄弟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汉字符号也有助于促进民族精神的认同。 　　人类不仅是社会的动物，还是运用和依赖于符号的动物。而语符的统一，在形成民族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方面的巨大作用也不能轻视。象形表意的汉字作为文学的传媒，这种文字本身就具有一种形态的美。它非但有双声叠韵、排比对仗、音调铿锵等优点，而且形意相通，乃至言有尽而意无穷。与拼音文字必须与口语相一致不同，它的象征性使自己有可能成为多种民族语言和多种地方方言的共有符号。汉字的这种特点，使得古代与口语相脱离的文言文，即古文有可能产生与发展。尽管它在表意上有难达细密的缺陷，然而却有精炼简洁的长处。在古代书写印刷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文言文相对比较利于传播。因此汉字的广泛运用，正是促进中华各民族减少交流隔膜，加强共同文化和精神凝聚力的积极的因素。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汉字之所以能在越来越广的范围被许多兄弟民族所共用，乃至传播到东方别的国家，与它以象形表意为主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当然，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采用的拼音文字也有它的优长之处。今天中华各兄弟民族在祖国大家庭里享有平等的权利，包括使用自己民族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汉字自身具有的一定优越性，它逐渐成为大多数兄弟民族所熟悉、所广泛使用的语言符号，则是事实。 　　五 　　从本质上说，任何文学艺术作为人类的审美创造，都是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产物。虽然意识总是存在的反映，但客观存在毕竟要通过人的主观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得到某种程度的体现。不过，在艺术创造实践中，作为创造主体的艺术家常有两种倾向：一种是从偏于对现实的模仿中获得快感；另一种是从偏于对自我思想、情感、幻想的表现中获得快感。两种状况都有艺术形式的创造问题。形式的独特而完美的创造，固与现实的启示有关，乃至直接从现实形式的提炼而得，而这种创造，也能使人获得一定的审美愉悦。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形式虽然可以独立地加以研究，但在具体作品中，形式又总是从属于内容的，它总是一定作品内容的形式；当然，内容也总是一定作品形式的内容。即使有努力追求形式创造的艺术家，其作品仍然可以有偏于再现型或偏于表现型的区别。 　　上述不同艺术思维的类型也可以视为不同的艺术创作方法。从文学史上看，主张按照现实生活本来面目来描写的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创作方法，就属于再现型；而主张按照生活应该有的或不曾有的样子来描写的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创作方法则属于表现型。当然，在漫长历史的复杂过程中，艺术创作方法的具体表现要比两种类型更为多样，也存在介乎两者之间或被称为两者不同程度结合的作品。 　　就我国文学而言，可以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主要的创作潮流。现实主义之所以区分于自然主义，是因为它不仅在表现上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写，而且它追求一种典型的概括。上古神话虽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它也是借助于想象和幻想以征服自然力的作品，就其主要倾向来说，应该属于浪漫主义或至少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一定程度的结合。而《诗经》中的大量作品多可归入现实主义，屈原的《离骚》、《九歌》、《天问》等则主要属于浪漫主义。它们对于后来的文学发展都影响至大。受到纪实史传文学影响的小说多沿着现实主义的创作轨迹；而受到神话影响的小说则往往追随浪漫主义的传奇色彩。我国社会公众长期受到儒、道、释三家的影响。儒家求实，倡入世，反对“怪力乱神”，而道、释两家却倡神鬼仙佛，崇尚虚幻的世外或来世。受儒家入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多在创作中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与方法；而受道、释两家出世思想影响大的作家则多采取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唐代诗人中，这种分野较为明显。杜甫的“三吏”、“三别”之描绘战争的离乱，堪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白居易的“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态度也接近现实主义，所以他能写出《秦中吟》、《卖炭翁》这样的作品。而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明显，他的激情洋溢，笔之所至，汪洋恣肆，想象瑰奇丰富，当属浪漫主义的特征。后来的李贺被人称为“鬼才”，其想象之诡奇阴冷，荒诞不经，也近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但历史上许多诗人的具体创作，常常既有现实主义之作，也有浪漫主义之作，或者两者有所互渗的。即如唐之李白、杜甫，宋之苏轼、辛弃疾等大家也如此。戏剧、小说中的情形大体类似。如果说王实甫的《西厢记》属现实主义，汤显祖的《牡丹亭》则呈浪漫主义。曹雪芹的《红楼梦》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主要是现实主义，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李汝珍的《镜花缘》则主要是浪漫主义。至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样既具史实根据，又有许多幻想和夸张，强烈表现作者思想倾向的作品，可否说它们体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不同程度的结合呢？晚清的谴责小说似可看作现实主义兼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变种；而梁启超、陈天华尝试的未来乌托邦小说就纯是浪漫主义、表现主义的想象。“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就创作的主要倾向而言，鲁迅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大师，郭沫若被奉作浪漫主义的代表。但细而论之，鲁迅的《野草》和《故事新编》便有鲜明的表现主义、现代主义倾向，而郭沫若的许多自传体作品虽不乏激情与理想，当然又有别于浪漫主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苏联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将革命浪漫主义作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建立后，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也立意于使文学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追求作品饱含社会未来合乎规律性发展的理想。尽管创作实践存在许多问题，但也不无一些成功的经验。八十年代后，虽引进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流风，涌现了许多表现主义倾向强烈的先锋派作品，可是，文坛上的主流仍然是现实主义。 　　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中，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潮流不容忽视。它虽然作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反叛出现于文坛，但在它强烈的自我表现的倾向中也还不同程度地包含对于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尽管在艺术形象上更多表现为现实的扭曲、夸张、荒诞，乃至运用完全超现实的、象征的、抽象的笔法。继之而起的后现代主义标榜反传统、反文化，提倡隐蔽创作主体感情的客观的“真实主义”，以及追求语言游戏与拼贴结构，力求消解纯文学与大众文学的区别，然而其具体作品往往表现为现实生活与神话传说幻想的结合。此种创作影响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国文学中已有所见。有的有更多的表现主义，而在“新写实”作品中则有更多的自然主义。在诗歌创作中，艺术思维模式多样化的表现尤为明显。然而细加归纳，仍然没有脱离或按现实生活本来的面目来描写，或按想象中应有的样子来描写的这两种基本的方法。应该看到，历史上不同艺术思维模式、不同艺术创作方法自然影响到具体作品的不同艺术特征与风格，也会影响到相应作品的不同社会功能与效应。一般地说，现实主义作品的描写从细节到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的性格与行为，都富于生活的动感和历史的认知作用，使读者往往把它当作历史生活的教科书来读，在如临其境中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真善美和假恶丑；而浪漫主义或表现主义作品则使读者更多领悟到发自心灵底蕴的某种理想的光辉，某种激情的冲击，以及某种奇异形象所唤起的快感。因而艺术创作上，如果要争取“百花齐放”，那么鼓励创作思维与方法的多样化应是明智的。但无论采用什么模式与方法，作家都有必要不断深入社会生活，从而获得创作的活跃灵感。毕竟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只有客观的社会生活才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最虚幻的想象、最神奇的幻想，也源于现实生活记忆的综合和重造。 　　六 　　我国文学的发展不仅与中华各兄弟民族的贡献分不开，也与中华民族具有开放的胸怀，善于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优长分不开。古代尽管交通不发达，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交往都不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但地处东亚的我国各族人民与周边国家的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特别是汉唐以来，与东亚和西域各国，乃至印度、波斯、罗马，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有来往。近世尽管清代统治者有段时间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明末清初，不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既把西方的学术文化带到我国，也把我国文化向西方作了介绍。而近百多年，我国历代有识之士更致力于向西方和其他先进的国家学习，我国文学在这方面得益尤多。在古代，我国文学受到外国影响比较明显的恐怕应该首推佛教自印度传入的浸淫。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经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宋，历代都从梵文翻译佛经，其中多有文学色彩，有些就是文学作品，像《遮罗国王经》、《马鸣菩萨》等。印度古代著名史诗《罗摩衍那》的故事，也通过佛经传了进来，这就对我国文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思想内容方面，佛教的观念和重视来世、普救众生、慈悲为怀以及轮回再世的思想，都逐渐进入我国文学中，不论民间创作或作家创作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渗透，唐代的变文以及像王维的一些宣扬寂灭思想的诗歌就是突出的例子。变文的产生源于推广佛教的需要，大多均属传扬佛家教义的故事，如《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等。古代佛教思想的影响更远及后世，《西游记》、《封神演义》乃至《红楼梦》无不有它的深刻印记。佛教中禅宗在我国的创立，禅的观念对我国诗歌美学影响尤为明显。二是艺术形式方面，包括语言音韵、词汇与句式。《高僧传》载，鸠摩罗什说过：“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又说：“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沈约为诗倡四声，曾受梵文佛经的启示。随着佛经的翻译，有许多梵语词汇被汉语所吸收，而应俗讲需要的变文体式，为可唱的韵文和可讲的散文相结合。这种讲究音韵的亦歌亦讲的叙事形式，当与鸠摩罗什所说的印度的影响不无关系。它对后来我国的说唱文学如弹词、宝卷、子弟书以及戏曲的发展都提供了某些借鉴。 　　迨至近代，海禁日开，欧美和日本文学的影响，随着大规模翻译这些国家的作品也日见广泛和深远。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我国即陆续向欧美和日本派出留学生。晚清之际，翻译外国小说多达四千零一种。仅林琴南一生经别人讲述而意译的外国小说便有一百八十余种。新文学大师如鲁迅、郭沫若等也都翻译了许多作品。鲁迅曾承认他的创作受到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而在郭沫若的狂飙般的诗作中，也不难找到歌德、拜伦、雪莱、惠特曼等的浪漫主义诗风。迄今不到百年间，世界各国的主要文学名著在我国差不多都有了译本。正因此，我国作家才有可能广泛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的文学，从而使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迅速扩展了题材、主题、形式与风格，并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的体裁、样式，使各种文学品类都具备了世界文学的现代形态。今天，可以这样说，当代世界所涌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潮流，在我国都有它的回响；当代世界所具有的文学样式、文学技巧，我国作家也无不加以探索和尝试。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广泛地借鉴和吸取，我国作家才有可能不断创作出具有现代文学水平而又富于民族风格特色的作品。 　　当然，在各国各民族的交往中，文学的影响也是相互的。我国由于文明悠久，文学典籍丰富，也有许多作品被翻译到外国去。汉唐以来，朝鲜、越南、日本等东亚国家都有许多我国文学的原本与译本，从而对这些国家文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而久远的影响。唐代时，日本曾多次派大批留学生来中国。此后，日本多代皇室和幕府将军都竭力搜集中国书籍，包括中国文学作品。至今这些东亚国家的图书馆还保藏有大量中国文学古籍以及这些国家的文学家历代用汉文创作的诗文。十七世纪以来，经过西方传教士的翻译，西欧北美的一些主要国家也开始出版我国文学作品的译本，使这些国家的读者有可能阅读与借鉴。例如一六二六年法国人金尼阁就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译成拉丁文。十八世纪西方报刊上便刊登了《诗经》的译文。我国的杂剧《赵氏孤儿》和明清时代的一些小说也被译到西欧。著名的法国作家伏尔泰和德国作家歌德还尝试对《赵氏孤儿》进行改编。歌德还受到清代小说《花笺记》和《玉娇李》的启迪，创作了组诗《中德四季晨昏杂咏》。随着我国外流书籍的不断增多，以致今天我国文学的有些孤本、珍本甚至要到东京、伦敦、巴黎、华盛顿和圣彼得堡的图书馆去找。至于二十世纪以来，我国文学作品被译到外国的就更多。二十年代下半期在老舍的协助下，克利里特·艾支顿曾将《金瓶梅》译成英文，于一九三九年在英国出版。三十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也将《水浒传》译成英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诗经》、《离骚》以及唐诗、宋词、元曲的选本和《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都先后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国文字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丁玲、艾青以及王蒙、张洁、铁凝、王安忆、莫言、贾平凹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也先后被译成二三十个国家的文字，从而使我国文学的影响大步走向世界。 　　七 　　文学史的编写无法回避文学史观念、方法论和历史分期问题。　当今世界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文本与历史的本体是两回事，历史文本永远无法再现历史本体，每个历史学家都只能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材料去建构和描述历史。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历史毕竟不是每人都可以随意加以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应是可以认知的。历史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要从大量的甚至彼此矛盾的叙述中去清理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事实，分析彼此间复杂的种种因果关系与规律，给予各种历史现象和历史运动以符合自身历史作用的评价。我们认为，文学史的任务也在于客观地叙述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恰当地评价作家作品和文学运动、文学现象，并尽可能研究与揭示文学发展的历史特征与规律。而文学作为人类一定历史土壤上萌发的精神花朵，它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结构与功能、内容与形式，都不能与一定社会的历史土壤无关。相反，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紧密的息息相关的联系。它不仅与其他艺术如音乐、绘画、舞蹈、建筑、雕塑等相关，而且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彼此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关系。 　　我国近似文学史性质的著作可以上溯到《汉书·艺文志》和后来史著中的《文苑传》，但我国学者撰写的描述中国文学发展历史的著作，始于二十世纪初林传甲著《中国文学史》。而迄今不到百年间，这方面各种各样的著作已出版有一千几百种。其中既有各种观点、各种视角的文学史，也有各种民族、地区的文学史和各种文体的文学史，以及各种断代史。 　　文学史描述的对象自然首先是文学作品，这包括人民口头创作的作品和作家创作的作品。诸多作品的产生才能有作家，才能构成一定的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或文学运动，虽然文学运动具有催生作家和作品的作用。而作品虽是某个个人或群体创作的，作品的流行、传播还需要有相应的读者和历史条件。并非任何文学作品产生后都能够传播开来和流行下去，也并非任何作品产生后都具有文学史必须加以描述的价值。只有因自身独创的思想艺术价值而赢得相当广泛的传播度，并且对文学发展产生承前启后作用的作家作品才具有历史的意义。文学史要对在历史上为文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作家作品作出论述和评价，并依其贡献与影响的大小，给予相应的地位界定。有许多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这包括社会结构的变革，经济的繁荣与衰敝，战争的胜利与失败，王朝的更迭与民族的迁移，外来的交往与影响，等等。而思想文化、文学理论的变动，也往往会影响到文学发展的某些走向。 　　文学史如果仅仅描述文学本身便很难讲清历史上文学所以如此发展的来龙去脉，更无法揭示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在文学史的研究中，采用科学的历史观就极为重要。本书作为中国文学通史，要论述各种文体、各种文学现象、文学运动、文学流派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自然要力求材料翔实，叙述文学事实客观可靠，而且要使论述不致成为作家作品与种种文学现象的堆砌，并给予它们以恰当的历史评价与定位，揭示出文学发展与社会结构各种因素发展的必然联系。今天要做到这一切，就不能不借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它的基础上的文艺理论。可以说，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最科学的，在阐释历史方面尤为如此。英国著名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他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 　　当然，要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并非易事。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一个半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有过形形色色的简单化庸俗化的情况。新中国学者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并非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缺憾，但这不能作为我们因此就可以怀疑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理由。马克思主义从它诞生起，就一直受到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它的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实事求是”。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这是本书编撰者所共同努力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都曾经对德国的斐·拉萨尔的剧作《弗朗茨·西金根》进行过实事求是的批评。恩格斯在他给作者的信中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47页。这种文学批评的观点对于我们撰写文学史著作无疑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文学艺术是人类的美的创造物。对文学艺术作品及其创造主体——作家的评价，自然要重视审美的角度，也自然离不开美学观点；而文学艺术的创造，如上所述，又根系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和广泛的文化背景，因而也自然离不开历史观点。当然，文学史作为历史著作，我们要充分尊重文学的史实和社会的史实，也要充分顾及历史上不同时代人们对文学的不同评价标准，寻求对作家作品的能为历代广泛认同的比较合理、科学也比较稳定的公允评价。 　　中国文学通史的编写既然涉及全国多民族的文学，对作家作品的爱国主义的评价就不能不是一个需要加以慎重研究的重要问题。自有民族国家产生就会有爱国主义。它既是保卫民族生存利益、保卫民族共同家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历史上又与忠于一定君主和王朝的统治利益相联系。我国历史上虽然长期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但不同时期也出现过多国分立的局面。既有依不同民族而分立的国家，也有同一民族分立的国家。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战争，既有保卫自己的正义战争，也有侵略别人的非正义战争。有些战争推动历史进步，有些战争则造成历史倒退。有些战争带来分裂，有些战争则促进统一。总之，情况相当复杂。既是战争，总会给人民带来痛苦，也会带来爱国主义精神的昂扬。有的作家侧重写人民蒙受兵燹的惨痛苦难，有的作家则侧重歌颂保家卫国的英勇战绩。以往的许多历史著作或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或站在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上去处理爱国主义问题，这在实现了中华各民族平等、团结的今天，自然不再合适。今天我们应当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认识历史上发生的各个民族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以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准绳，以评价前人的功过得失。对各民族文学作品中的爱国主义无疑应当联系具体的历史情况去作不同的评价。一般地说，我们当然不能再保持只尊崇某一民族、某一王朝正统的立场，要承认各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都是正当的，应当歌颂各民族国家保卫自己家园和生存权利的爱国主义精神，并在道义上斥责侵犯他人家园和生存权利的非正义行为。但对于某些民族所发动的侵略性战争所带来的历史进步和中国大统一的客观历史作用，又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因为历史上的许多事情都带有二重性。对历史上爱国主义与忠君思想的关系，既要看到彼此的联系，也要看到两者的区别，并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去加以分析评价。对封建统治阶级起着历史进步作用的上升期和起着历史反动作用的腐朽期，对忠君思想的评价就应不同。 　　文学史编写中难度最大的是对于文学发展规律的探讨。尽管前人在这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某些方面的进展，但要前进一步，更深入地揭示我国文学发展的规律，确实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本书虽也尽量为此做些工作，却自知进展有限，只好期待于将来，期待于文学史界更多学者不懈的共同努力。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如上所述，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它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就文学史的撰写而言，文学的历史分期向来是人们所关注，也是颇有歧见的一个重要问题。以往许多文学史著作按历史朝代划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朝代的更迭必然不同程度地带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动，从而使文学相应地也产生种种或大或小的新的变化。这都是人们所常见的。但文学史毕竟不是政治史或经济史、文化史，也有朝代更迭而社会各方面包括文学都甚少变化的，因而只按朝代划分，有时便不一定恰当。 　　那么按文学本身发展的状况来做分期根据又怎么样呢？ 　　文学的发展包括文学观念与文学形态的发展。应该说，文学观念的变化相当缓慢，而文学形态、特别是文体的变化则相对比较快。从我国文学史上看，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元人杂剧、明清长篇小说等，又都大体与朝代的递嬗相联系。至于文学观念，近代以前我国文人向以诗文为文学的正宗，而文类的包罗又极广，虽然其间也出现了小说和戏剧，却往往不受重视。真正从审美特征的角度去衡量文学，并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视为文学的四大门类，涵盖今天包括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俗文学与雅文学、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虚构文学与纪实文学的所有体裁、样式在内，这种文学观念的转变，则只是近百年间的事。因此，从我国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完全按文学观念的变革或文类的出现和文体的演变来作文学史分期的根据，也有一定的困难。而且还要考虑到，任何文体的产生都有个渐进的过程。比如唐代的律诗与绝句，作为五七言诗的形式，一直可以追溯到汉乐府。而宋词虽然成熟和风行于宋代，其先驱却源于唐代。小说、戏剧同样都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事实上很难以某一年代为标志来对文学作截然的历史分期。 　　考虑到以上的种种情况，本书在历史分期上采取多层次兼顾的办法，即兼顾朝代更迭与文体递嬗，将全书十二卷分为上下两编来论述： 　　上编为古代文学史，共六卷。即从先秦至清代。论述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文学。其间虽不断改朝换代，但夏商两代尚处于“前文学”状态，流传作品较少。而周代以后，社会结构基本处于封建社会的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和中期均带有更多奴隶制的残余，后期工商业更发达，则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各种文体几经递嬗，每个朝代的文学也每有兴衰，唐以后虽然开始涌现若干白话文体，但文学的发展皆以言文分离的古文作为文学主要的文体语符。第一卷从“前文学”论述到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及隋代，即从文学的审美意识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时期；第二卷论述从唐到五代的文学，即汉以后封建社会的又一辉煌期和诗歌创作的高峰期；第三卷论述宋辽金文学，即封建时代科学文化的再度辉煌期和文学四大门类基本走向完备的繁荣期；第四卷论述元代文学，着重评介元曲和元杂剧的繁盛期；第五卷论述明代文学，着重评介小说创作的崛起和诗文的变革以及西方新思潮的渗入初期；第六卷论述清代文学，着重介绍诗文的嬗变和戏剧、小说走向繁荣的时期。 　　下编为近现代文学史，也共六卷。即论述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我国人民不断进行民主革命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阶段的文学，也是我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型和过渡的历史阶段的文学，即以言文一致的新文学逐渐成为主体的时期。这阶段我国闭关自守的局面被打破，中西文化的交流和撞击日趋频繁与激烈，从文学观念、文学理论到各种文体的演变和繁衍，都越来越见迅速和深刻，是文学本身告别几千年的传统模式，迈向新时代的革命时期。第一卷论述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八十年文学，也即论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旧文学衰落和新文学萌生的历史过程；第二、三卷为论述从“五四”新文学运动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文学，也即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文学迅猛发展并确立的历史过程；第四、五、六卷则为当代文学史，即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也即我国大陆进入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文学史。尽管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崭新的阶段，是人类从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社会转向未来消灭阶级差别、城乡差别和脑体劳动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结构都与前此的社会形态有本质的不同。在此背景下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也有崭新的发展和显著的开拓。它是我国文学现代形态走向完备的时期，也是文学的生产和消费规模空前巨大的时期。其间虽有发展的曲折，但无疑是我国历代文学发展的新的繁荣时期。此三卷，分别论述这阶段文学发展的状况，包括各民族地区和社会形态有异于大陆的台港澳地区涌现的作家和各种文类的成就，以及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文学运动、文学流派等各种文学现象的递嬗演变。 　　上述历史分期的处理虽非尽善尽美，但既顾及社会形态演变下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划分，也顾及朝代的更替和文学不同形态的兴衰，我们认为仍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自然，由于社会本身的发展和人类文化资料积累过程中古籍多有亡佚，文学也经历了从简到繁的历史过程，文学生产与消费的规模，古代也不能与近现代相比，因而，在全书比例上，近现代以来占有较多篇幅便不可避免。近现代以来的文学篇什浩瀚、作家众多，以往的研究也相对不够，对此有更详尽的介绍，也许正是读者所期望的。 　　八 　　本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为主共同编写的著作，自然要考虑到吸收这两个研究所以往有稳定价值的研究成果。从一九五三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成立伊始，当时的所长郑振铎、副所长何其芳，便筹划编写中国文学史。一九五六年文学研究所归属中国科学院。一九五八年，根据国家文化发展的需要，何其芳又提出撰写中华各民族文学史的设想，但上世纪整个五十年代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具体工作难以实际展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已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终于组织有关学科的科研人员参加被列入国家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前者指定余冠英为总负责人。其中上古至隋代部分由余冠英主持；唐宋部分由钱钟书主持；元明清部分由范宁主持。后者指定唐弢任主编。唐弢后来在樊骏协助下还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一九七八年，文学所划归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又分出部分人员筹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当时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又提出编写自古至今的文学史的课题。十多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我国文学研究界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都做了不少工作，也有许多新的进展，不仅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新的作家与作品，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学的断代史和文体史，还出版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其中就包括由余冠英、林庚、唐圭璋任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断代史系列(现已出版了褚斌杰、谭家健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徐公特主编的《魏晋文学史》，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乔象钟、陈铁民、董乃斌、吴庚舜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上、下卷，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上、下卷和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还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前所长刘魁立主持下组织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现已出版了十四个民族的文学史)。而这些年文学研究界对古今作家作品的研究更不断涌现新的成果、新的见解，文学史学观念也有所更新。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的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原有的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确也显出著作年代所难免的历史认识的局限。而由于香港、澳门的先后回归，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期待全国的统一，新的中国文学通史就必须既吸收原有成果又超越原有成果，努力去做填补空缺，拓展新领域的工作，特别是需要补充台港澳地区的文学史实。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受命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后，经两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我和文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邓绍基、副主任樊骏共同主持新编《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本的工作，本着既要继承以往稳定性研究成果，又体现充分吸收新时期以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成就的原则，我们重新拟定了全书章节的新构架，分为三编来撰写。此书第一编《中华古代文学史》部分，我们保留了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三卷约八十三万字中无需修改的一部分章节，特别是余冠英、钱钟书等名家撰写的章节，又增加许多新的章节，订正了必须订正的材料，增补了大量必须增补的作家作品的论述，包括北朝文学、五代十国文学和辽、金文学以及过去论述得很不够的明清文学，还有原先基本没有写到的各少数民族文学等，从而将古代文学编写成二百五十万字。此书第二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近代部分完全新写，约四十五万字；现代部分共一百万字，其中采用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部分章节约二十一万字(包括唐弢执笔的章节)。与历来的现代文学史相比，新增加了文论、通俗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内容，并力求更公允地评价对现代文学发展做出有益贡献的、曾经受到忽略的各种倾向的作家。第三编《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一百五十万字，全部新写。这样，全书十卷共五百六十万字。除比较充分地对作家作品和各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做有分析的论述外，对以往文学史著作相对忽略或写得很不充分的不同时代文学观念、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也以较多的篇幅，努力做出必要的梳理和评价。 　　这一次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增到十二卷，计六百万字。主要是吸取了近十多年我国文学史界的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新发现，深化了对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并对原版所存在的各朝代各民族文学论述不够平衡的状况做了适当调整，对过去论述中不够充分或必须重写的部分做了重写，全书修改和新写的部分超过三分之一。自然，我们还未敢奢望这部新版《中国文学通史》尽善尽美。我们的努力仍不过是想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以满足当前迫切的需要，为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部比较全面地纵览数千年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的书籍，其中疏漏与力所未逮之处仍难免。由于分编分卷论述，某些跨越朝代和跨越时期的作家和文学现象，在叙述上也难免有前后局部交叉、重复，在处理上或未尽当。我们热诚地恳望专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以期再版时进一步修改和充实，并渐臻完善。

梁启超自述

作者：  梁启超[著]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

简介：　　吾乡曰茶坑，距崖门十余里之一岛也。岛中一山，依山麓为村落。居民约五千，吾梁氏约三千，居山之东麓，自为一保，余、袁、聂等姓，分居环山之三面，为二保，故吾乡总名亦称三保。 　　……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字卓如,一字任甫,人称任公，号饮冰子，或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清代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二十六日 (2月23日)生于新会县南西江入海口半岛上的熊子乡茶坑村。祖父名维清，字镜泉，秀才，为县学教谕。父名宝瑛，字莲涧，科名不得志，教读乡里。 　　生平和思想梁启超幼从家庭及城乡多师受学,6岁读毕《四书》、《五经》。（见彩图梁启超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自称'自十七岁颇有术于中外强弱之迹'（《适可斋记言记行·序》）。光绪十四年(1888)起，肄业于广州学海堂(道光四年两广总督阮元所建立)，仍为乾嘉以来正统派'汉学'及词章之学。光绪十六年中举人。此年秋，他和学海堂同学陈千秋，同奉南海康有为为师。康有为'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三十自述》）。康有为讲学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梁启超从康有为始习经世致用之学，包括今文经学、史学、西学乃至佛学，思想为之一变。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梁启超并参与校勘、分纂。 　　光绪二十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洋务运动破产,举国悲愤。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中日和议成，梁启超随同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1300多人上书清廷请变法；七月，发起并领导京师的强学会，主办《中外纪闻》，每日作一篇数百字短论。这是梁启超办报的开始。光绪二十二年，他和汪康年、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七月一日发刊第一册，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并开始连载著名的《变法通议》,主张'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同年撰《西学书目表》，搜罗、总结20多年前旧译西学著作约300种。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督学江标之聘，主讲长沙时务学堂。讲学'以《公羊》、《孟子》教，课以札记；学生仅40人，而李炳寰、林圭、蔡锷称高才生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讲学对湖南的学风和士气的激励以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发展,影响深广,为统治集团顽固派所嫉视。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八月，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维新运动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梁启超于九月流亡日本，作《去国行》。从此,梁启超居留日本,先后奔走夏威夷、南洋、澳洲、美洲各地，与康有为建立保皇会（1899～1900）,创办《清议报》（1898.11，旬刊）、《新民丛报》（1902.正月,半月刊）、《新小说》（1902.11,月刊）等期刊杂志，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宣传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到光绪三十一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他和革命派辩论立宪主张日益激烈。但梁启超同时以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思想品德为己任，集中外历史文化于一身,努力于'新学'即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的整理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也起了广泛影响。光绪三十二年七月,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梁启超遂趋向实际运动，与熊希龄、蒋观云、徐佛苏等进行组党活动。次年九月，成立'政闻社',出版《政论》杂志。宣统二年(1910),又办《国风报》，'专从各种政治问题，为具体之研究讨论，思灌输国民以政治常识'（《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 　　宣统三年十月，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推翻了2000余年的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次年(1912)三月，北洋军阀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氏所窃取。梁启超于九月由日本返国，备受各界欢迎。十一月创办《庸言报》。他对袁世凯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通过袁世凯的统治可以实现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理想，因而热心从事政党活动。先参加黎元洪为首的共和党，又合并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为进步党，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和张謇等为理事。1913年7月，熊希龄为国务总理。9月，梁启超为司法总长。1914年2月，为币制局总裁。次年8月，杨度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运动，暴露了袁世凯阴谋建立袁氏王朝的野心。梁启超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与蔡锷等发动护国之役，反对袁氏称帝。反袁运动结束，辑《盾鼻集》。1916年6月,袁世凯羞愤死，黎元洪继为大总统。梁启超又与袁氏旧部干将冯国璋、段祺瑞合作。次年7月,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内阁成立，梁启超为财政总长。同月，他通电反对张勋复辟，后即参与冯、段讨伐复辟之役。同年11月，由于冯、段内部矛盾，国务总理段祺瑞辞职，梁启超亦辞去财政总长。从此，他离开了上层政治活动而致力于著述。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2月下旬,梁启超同蒋方震、丁文江等启程赴欧洲，游历了英、法、比、荷、瑞、意、德等国20多个名城。到秋冬间，梁启超在巴黎写成《欧游心影录》。次年3月,自欧洲归国，专门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此后，除在天津南开大学、北京清华学校任课和在各地巡回讲演外,以全力从事学术著作。《墨经校释》、《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大乘?鹦怕劭贾ぁ贰ⅰ读喝喂学术讲演集》、《陶渊明》、《朱舜水先生年谱》等相继出版?1925年 9月，正式就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清华时期，写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儒家哲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等书。1927年6月，脱离清华研究院。1929年1月19日，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 　　文学革命论及其创作实践梁启超的文学革命论和他的政治思想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改良运动的发展，他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学革命论。他所谓革命就是改良。①诗界革命。在戊戌维新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和夏曾佑、谭嗣同曾试作'新诗'，反映了对新思想、新知识的要求。后来梁启超在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中，登载了改良派及其他作者的许多诗篇，并不断发出了'诗界革命'的呼声。他的'论诗宗旨大略'已见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一月由日本去夏威夷舟中的《日记》，而充分的论述则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新民丛报》第四号开始连载的《饮冰室诗话》。他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批判'以满纸堆积新名词'的作法，重申'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主张，但亦不绝对排斥新名词。这是诗界革命论的一个发展，也是近代进步诗歌的一个概括和理想。他认为'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又说：'吾重公度诗,谓其意境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他所谓新意境，实指包含新思想、新知识的内容。所以他又主张'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新中国未来记·总批》)。后来梁启超于《新小说》中登载《杂歌谣》，形式语言都趋向通俗化,又赞许其与音乐结合,使之能歌唱，似传统乐府诗而有新面貌新精神，发挥诗歌的社会教育作用，这是诗界革命又一重要内容。②小说界革命。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新小说》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极力强调小说与改良社会的关系，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这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缘故。他认为文学有'移人'即改变人们思想感情的作用，'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所以他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他又具体指出,小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量，这是小说所以能'支配人道'或'移人'的原因，小说所以成为改良社会的关键的原因。他认为当时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佳人才子之思想'、'江湖盗贼之思想'、'妖巫狐鬼之思想'等,都是从小说来的。所以他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这篇论文，对晚清小说理论的探讨、创作的繁荣以及古典小说的研究评价，起了积极的作用。③文界革命。'文界革命'与'诗界革命'同时在上述《日记》提出，也起点于欧西文化思想的输入,这是内容的革新。后在《新民丛报》第一号'绍介新著'栏介绍严复译英国斯密亚丹《原富》时指出，'欧美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比例'，主张对'学理邃赜之书'，应'以洗畅锐达之笔行之'，就是改古文体为通俗文体。《新小说》第七号'附录'栏开始连载《小说丛话》，梁启超所撰的第一条说：'文学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他回顾了中国文学的发展，认为：'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唐代韩、柳之文'在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进一步指出，'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一大进化'，就是由于'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又说:'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为儒家、禅宗之语录，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有文章,莫不有然。'可见他在20世纪初已有中国白话文学史、俗文学史的看法，已有提倡白话文的主张。不过当时他又认为'自语言文字相去愈远,今欲为此，诚非易易,吾曾试验，吾最知之'。这是改良派提倡'文界革命'的本色。从理论到实践，他们还不能完成文界革命的历史任务。 　　在文学创作上，梁启超有多方面的努力和尝试。诗歌、散文、戏曲和小说,他都写过,而以散文为大宗。他'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幼学为文,学晚汉魏晋'的束缚，自求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他的'新文体'，对传统古文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王韬以来散文社会化进一步的发展。他的散文可分政论、传记、杂文三大类。政论如《变法通议》、《排外平议》、《新民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辟复辟论》等,都是现实政治、社会的产物,或为原则议论，或为具体事论,务于详论博辩,说理深透,有现实和历史意义,有思想认识价值。他的传记文，长短大小不一，作风亦多变化。有些略似旧史传，如《殉难六烈士传》（《戊戌政变记》），叙事谨严，语言简练，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有形象性，代表其早期传记文风貌。后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作《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即《李鸿章传》和《南海先生传》，自觉地改革中国传统的史传文，而代之以西人的夹叙夹议的评传体，并溯源于《史记》的《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强调写传记写得象其为人，注重传记的历史性，要求符合历史的实际，写出真实的历史。他写了许多历史人物传记，实际都是写一个时期的历史。他?剐戳舜罅吭游摹Ｕ庑┰游模内容形式多种多?,篇幅较小,难以分类。光绪二十五年(1899)作的《自由书》，成于'每有所触，应时援笔，无体例，无次序，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或用文言,或用俚语，惟意所之',则是读书笔记或随感录之类，是最初一本杂文集。光绪二十七年(1901)十一月,《清议报》出版100期，他有《〈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其中说：'其内容之重要者，则有……《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过渡时代论》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这三篇是他早期散文的代表作,篇幅较长,亦属杂文一类。它们都不是通常的政论文，而只是以政论的内容，出之以特殊的形式，指出现象，提出问题，发为感慨，振奋人心。最突出的是《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富有朝气的精神作用?振奋老大帝国的暮气沉沉和日益衰颓的人心；不嫌重叠堆砌，反复强调，多用譬喻，淋漓尽致；运用语言，又非常自由，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打破一切格式，运用各种手段，力求表达一事一理明白无碍。这种文章才华横溢，气势奔放，感情充沛，语言丰富，有强烈的鼓动性，是适应改良运动宣传需要的产物。他充分发挥了散文宣传作用，使散文成为政治斗争最有效的工具。他的散文虽有重叠累赘的缺点，过于疏展铺陈，但就形式风格和社会影响来说，确是代表散文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 　　梁启超作诗较晚，绝大部分是流亡国外的作品，今存古近体诗 360多首，词60多首。他热心提倡'诗界革命'，但并不以诗人自命，而以余事为诗。《雷庵行》、《读陆放翁集》、《太平洋遇雨》、《澳亚归舟杂兴》、《自励二首》、《志未酬》、《举国皆我敌》、《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爱国歌四章》等等，抒发被迫流亡的愤慨，富有自豪感和积极乐观、献身革命的精神，歌颂新天地、新思想、新文化，突出地歌颂爱国主义，有进步意义和认识意义。作品表现了自己诗论的特点，即旧风格含新意境,亦不排斥新名词。一般热情奔放,直抒胸臆，朴实晓畅，格调妥当，足称一种'新派诗'。他自认'诗半旧'，亦符合实际。 　　梁启超的小说有《新中国未来记》，是一种未完成的政治小说，共 5回，发表于1902年《新小说》一、二、三、七号。《绪言》说：'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即利用旧小说的形式，宣传维新派的政治主张。他原来设想写出未来60年维新派当权建立新中国的历史。前10年是预备时代,由君主立宪,各省自治，过渡到召开国会，全国统一，建立'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第一代大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代大总统名曰黄克强'（《初归国演说辞·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这个理想的'新中国'是由清德宗皇帝让位又被国会选为第一代大总统建立起来的，走的是'折中调和'的一条路，而不是'那破坏一条路'。可见作者企图用形象化的方法，宣传自己的君主立宪、改良主义立场，反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已完成的五回小说，以'全国教育会会长'孔子后裔孔弘道老先生演说'中国近六十年代史'开场。前四回主要写'宪政党'创始人黄克强和李去病的论战，黄主立宪，李持革命，而以黄说服李，立宪论战胜革命论而告终。第五回写黄克强制服热心革命的郑伯才,发泄对革命派的不满。正如作者所说:'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其体'似说部非说部，似裨史非裨史，似论著非论著','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绪言》)。所以小说在艺术上是失败的，得意处只是政论。但它仍有一定历史意义。第四回写中国苦难现状,黄克强同李去病游历旅顺大连,遇一'少年中国的美少年'陈猛，借陈猛的歌唱，介绍拜伦及其诗篇《渣阿亚》和端志安赞扬拜伦的诗歌，'倒象有几分是为中国说理哩'，'句句都象是对着现在中国人说一般'。接着便写俄国人对大连旅顺的暴虐统治，视为中国被瓜分的缩影。所以作者在总批中指出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等'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便是中国'诗界革命'的方向；写'瓜分之惨酷'实'为国民当头一棒，是煞有关系之文'。 　　梁启超有翻译小说《佳人奇遇》16回，日本柴四郎著,亦政治小说。《世界末日记》,'法国著名文学家兼天文学者佛林玛利安君所著之地球末日记也。'载《新小说》第1号,译者列为哲理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法国前驻俄公使某君所著也。'载《新小说》第 2号，译者列为语怪小说，《十五小豪杰》共18回，梁启超译前9回。 　　梁启超也写过戏曲，有《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侠情记传奇》，但都没有写完。《劫灰梦》和《侠情记》都只写了头一出,《新罗马》也只写了6出。用传奇形式反映中国现实政治和外国近代历史，是戏曲的推陈出新，在当时也就是戏曲界革命。作者写戏曲比写小说艺术上成功得多，韵散文结合，旧风格含新意境，运用新旧语言词汇自然纯熟。《新罗马传奇》每出后有扪虱谈虎客即作者少年同学韩孔厂的批注，对理解作者创作用心和长处颇有帮助。 　　梁启超有广泛的学术研究，特别提倡历史研究。他早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著《新史学》，即提出'史界革命'口号，批判旧史学，创立新史学。明确目的，探讨理论，缕述方法，总结史学史。后著成《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他对史学的实际研究包括古今中外，对许多历史时代和历史部门，特别是对许多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个别的、历史的研究，形式多种多样。在中国近代史上,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是'新思想界之陈涉'，卓越的开风气人物之一。 　　著作集及其版本 梁启超著作,最初有何擎一辑《饮冰室文集》,止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为编年体，同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该局后编《分类精校饮冰室文集》，为分类体，'每类文字略依性质分别先后，并于每题下注明年份'(《凡例》)，断至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同年出版。此后增订的版本主要有：①《饮冰室全集》，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出版。②《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梁廷□编，1925年中华书局出版，此编分为五集：一集，戊戌以前作；二集，居住日本时作；三集，归国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作；四集，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晚近作；五集曰附集，录题跋、诗、词、曲、小说、诗话等。③《饮冰室合集》，林志钧编，1936～1937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包括已印未印诸作,分为两大类：甲类文集,附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乙类专著，附门人笔记若干种，约以时代先后为次。专著中又各自为类，而第其年次'（《例言》）。此集虽最后出版，但搜罗未尽，亦非全集。 　　梁启超全集卷帙浩繁。中华书局于1916年选其重要著作34篇，分为14卷，为《常识文范》。 　　关于梁启超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学术的研究，其本集及其所办《时务报》、《清议报》等杂志，可以钩稽而得其大概。其中可直接供参考者有《三十自序》和《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五、二十六,都为自我评传文字,简括客观，颇称允当。他逝世后一月，即1929年 2月，郑振铎作《梁任公先生》，附有《梁任公先生年表》，载《中国文学研究》第5卷,这是梁氏逝世后研究他的最早著作。 .　　在梁氏生前及身后，关于梁启超的研究专著则有以下几种：①《梁任先公生年谱》1卷,杨复礼编，1941年新河南日报铅印本;②《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编，梁思庄藏有稿本,近年台湾世界书局已印行,38卷，2册,搜罗梁氏许多书札，记述颇详；③《曼殊室戊辰笔记》，梁启勋撰，不分卷，稿本；④《梁启超传》，孟祥才著，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后者是近年研究梁启超篇幅较大的一本评传。 　　 总之，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梁启超是一位多才多思，多情多欲，善变多变之人。要认识像他那样思想活跃，智慧超群、性格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殊非易事。而在事实上，也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梁启超迄今仍是学者们争议颇多的一个人物。从梁氏千数百万言的著述和书信中，选编这区区10万字的“自述”文字，目的就是希望有助于我们走近一个真实的梁启超。 　　 　　

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

作者：  王晓秋著

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2003

简介：　　《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围绕近代巾国与世界的互动与比较这个主题，把28篇论文分成以下4编。第一编是关于近代中国人如何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一个不认识世界的国家是无法真正走向世界和实现现代化的。在当代巾国改革开放加入世贸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更有必要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第一篇论文通过魏源、郭嵩焘到康有为等典型人物，论述近代巾国的先驱者们认识世界和推动中国近代化艰辛的历史轨迹。第二篇论述近代中国人对日本认识的历史变迁过程及各阶段的特点。第三篇《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是对过去鲜为人知的1887年清政府派遣12位海外游历使出访欧亚、南北关20多围之事进行原创性的实证研究。第四篇则是通过剖析近代一批中国人的日本游记，从中寻找近代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热心向日本和西方学习的历史痕迹。后三篇论文分别是对康有为的仿洋改制、傅云龙的海外游历和吴汝纶的考察日本教育所作的典型事例的具体研究。 　　第二编是关于近代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有比较才有鉴别，进行中外比较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和历史规律的探索。前两篇论文分别对19世纪东亚中、日、朝二三国的对外意识和中、日、泰三国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运用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深入的研究。前者分析了对外意识变化对各国对外政策与发展道路的影响；后者论述了改革的契机、深度、领导、阻力与各国现代化的启动、进展、成效、延误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许会给今人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其次是关于中日两国吸收西方文化的比较，这是中外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论文通过蒲安臣使团与日本岩仓使节团、李鸿章与森有礼的辩论等几个典型事例，进行生动深刻的比较研究。后两篇是关于中韩和中日两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横向比较，如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与韩国的东学农民革命是近代尔亚两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但似乎前人尚未作过深入的比较研究。而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败原因则被称为“历史之谜”，受到史学界关注，《近代中国与世界:互动与比较》通过层层剥笋式剖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最后一篇是对相隔半个世纪的甲午战争与抗日战争进行纵向比较。从两次中日战争的性质、方式、于段及胜败因素等角度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一些发人深思的历史启示。 　　第三编是关于近代中国改革、革命、战争与世界的互动和影响。即用世界眼光去考察探讨中国近代历史与世界的互动关系。第一篇论文系统阐述了我以世界眼光对晚清改革史研究的意义、方法、角度的一些新观点和建议。第二篇则具体论述了近代中国革命与日本民间舆论的双向互动关系，这里既有中国革命对日本的影响，又有日本舆论对中国革命的反应。中外原始资料的发掘利用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基础。第三篇论文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一部日记稿本，叙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时的史实。《甲午战争百年祭》一文是在1995年甲午战争百周年时，用世界的眼光和历史辩证观点为《光明日报》写的一篇论文。而《世界各国进步人士同情义和团的正义呼声》则是2000年义和团运动百周年时为《人民日报》写的一篇论文，用历史事实驳斥帝国主义者对义和团的种种污蔑攻击。最后两篇论文是关于辛亥革命的。一篇论述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着重分析他们如何从爱国走向革命。另一篇则深入阐述辛亥革命对日本的影响，具体体现了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 　　第四编是关于近代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文化交流对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应该成为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前两篇论文足较宏观的论述。前者试图运用文化学原理，从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角度，探索五四时期巾外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规律；后者则是较全面地论述近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意义和特点。第三、四篇论文是具体细致的微观论述。前者是作者在日本各地寻找、查阅了《海国图志》的20多种版本的基础上，具体考察分析了魏源的名著《海国图志》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后者生动地介绍了鲜为人知的近代第一个赴日的中国文人罗森及其所，与的近代第一部日本游记。为此作者曾亲自到罗森去过的日本北海道函馆市进行调查研究。第五篇则评述了对近代中外义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代表人物黄遵宪的研究，尤其是黄遵究对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种种贡献。第六篇是1998年为纪念北京大学成立百周年而写的《京帅大学堂与日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日之间的义化教育交流。第七篇是以李大钊与吉野作造、北京大学师生与东京大学师生的交流为中心，论述了五四时期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牛之间的思想与人员交流。最后一篇《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澳门》是1999年为纪念澳门回归祖国而写，其中概述了澳门住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黄遵宪全集

作者：  陈铮编

出版社：中华书局,2005

简介：黄遵宪，字公度，晚清爱国诗人，杰出的外交家、政治家、教育家，1848年生于嘉应州（今梅城东区下市角），卒于1905年。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读书应试阶段（1863～1876）；出使阶段（1877～1894）；参加变法阶段（1895～1898）；乡居阶段（1899～1905）。1877年十月（光绪三年）黄遵宪应邀任参赞，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光绪八年，黄遵宪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光绪十三年，黄遵宪成书《日本国志》，书中以大量篇幅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并批判秦汉以后的专制主义，肯定西方的立法制度，提出一系列学习西方的主张。光绪二十一年，黄遵宪参加强学会成为维新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光绪二十二年黄遵宪邀请梁启超到沪创办《时务报》鼓吹变法。光绪二十二年十月黄遵宪入京受到光绪皇帝和帝党官僚接见，次年被任命为湖南长宝盐法道等职，积极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光绪帝任命黄遵宪为出使日本大臣。戊戌政变失败后，黄遵宪被清政府列为“从严惩办”的维新乱党，但由于外国驻华公使等干预，清政府允许黄遵宪辞职还乡。黄遵宪回乡后仍热心推进立宪、革命等工作，并潜心新体诗创作，被誉为“诗界革命巨子”。同时，他热心家乡教育事业，创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任会长，积极兴办新学堂。黄遵宪的著作生平自定的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等3种。 本书搜集黄遵宪著作力求完备。全书共收录集主著作150万字，分为诗词、文录、函电、公牍、笔谈和专著六编。分别收录：诗1135首、词11首、曲赋2首、联语19对；文录55篇；函电226通；公牍64件；笔谈5种；专著为《日本国志》。书前有图16张；书后附录黄遵宪传记资料选辑5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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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套装共131册)》包括了：《龚自珍·张南庄卷》、《姚燮·蒋敦复卷》、《冯桂芬·郑观应·黄遵宪卷》、《刘熙载卷》、《王韬卷》、《曾朴卷》、《韩邦庆卷》、《刘鹗卷》、《郑孝胥·沈曾植·朱祖谋·况周颐卷》、《吴趼人卷上》、《吴趼人卷下》、《李伯元卷上》、《李伯元卷下》、《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卷》、《章太炎·刘师培卷》、《梁启超卷》、《包天笑卷》、《王国维卷》、《陆士谔·徐卓呆卷》、《刘大白·夏丐尊卷》、《鲁迅卷上》、《鲁迅卷下》、《苏曼殊·李叔同·姚鹪雏卷》、《叶小凤·恽铁樵卷》、《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卷》、《平江不肖生·顾明道卷》、《严独鹤·郑逸梅·姚苏凤卷》、《徐枕亚·吴双热卷》、《朱瘦菊卷上》、《朱瘦菊卷下》、《郭沫若卷上》、《郭沫若卷下》、《白薇·陆晶清·赵清阁卷》、《张资平·陶晶孙·郑伯奇卷》、《叶圣陶卷》、《范烟桥·程小青卷》、《周瘦鹃·秦瘦鸥卷》、《洪深卷》、《张恨水卷》、《林语堂·徐讦卷》、《朱东润卷》、《茅盾卷上》、《茅盾卷下》、《郁达夫卷》、《胡愈之·邹韬奋卷》、《王统照·胡山源·沈起予卷》、《徐志摩卷》、《丰子恺卷》、《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卷》、《田汉卷》、《庐隐·罗淑卷》、《郑振铎卷》、《彭家煌·叶紫卷》、《瞿秋白·张闻天卷》、《刘呐鸥·穆时英卷》、《李金发·姚蓬子·邵洵美卷》、《阿英·阳翰笙卷》、《夏衍卷》、《曹聚仁·章衣萍·梁实秋卷》、《熊佛西·余上沅·顾仲彝·李健吾卷》、《魏金枝·李俊民·何家槐卷》、《王任叔·王鲁彦卷》、《许杰卷》、《陈毅·夏征农·陈沂卷》、《蒋光慈卷》、《沈从文卷》、《胡风卷》、《冯雪峰·潘汉年卷》、《柔石·洪灵菲卷》、《丁玲卷》、《巴金卷上》、《巴金卷下》、《孔另境·朱雯卷》、《艾芜·沙汀·周文卷》、《叶灵凤·倪贻德·滕固卷》、《刘大杰·陈子展·赵景深卷》、《安娥·关露·白朗卷》、《周煦良·满涛·辛未艾·王道乾卷》、《施蛰存卷》、《戴望舒·徐迟卷》、《陈伯吹卷》、《周天籁卷上》、《周天籁卷下》、《张天翼·蒋牧良·端木蕻良卷》、《于伶卷》、《阿垅·曹白卷》、《杜衡·徐霞村·黑婴卷》、《萧军·罗烽·骆宾基卷》、《陆蠡·丽尼卷》、《陈白尘·孙瑜·姚克·李天济卷》、《周扬·成仿吾·李初梨·彭康·朱镜我卷》、《韩侍桁·章克标·杨村人卷》、《柯灵卷》、《殷夫·胡也频·冯铿卷》、《靳以卷》、《艾青·袁水拍卷》、《丘东平·彭柏山卷》、《师陀卷》、《吴强卷》、《林放·徐铸成·罗竹风·郑拾风卷》、《周木斋·周黎庵·金性尧卷》、《姚雪垠·丰村卷》、《傅雷卷》、《徐懋庸·唐弢卷》、《以群·罗荪卷》、《白危·哈华卷》、《萧红卷》、《蒲风·杨骚·任钧卷》、《辛笛卷》、《王西彦卷》、《杜宣卷》、《周而复卷》、《贾植芳卷》、《无名氏卷》、《苏青卷》、《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浞卷》、《包蕾·贺宜卷》、《潘柳黛·予且·施济美卷》、《王元化卷》、《芦芒·闻捷·肖岗卷》、《菡子·柯蓝·李子云卷》、《蒋孔阳卷》、《茹志鹃卷》、《罗洛卷》、《任大霖·钟望阳·任德耀·洪汛涛卷》、《胡万春卷》、《张中晓·何满子·耿庸卷》、《当代戏剧文学卷上》、《当代戏剧文学卷下》、《当代电影文学卷》、《总目录索引》和《存目：钱锺书卷·张爱玲卷》。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墨子精粹

作者：  (春秋)墨子原著;王建玲, 南美玉注译

出版社：海潮出版社,2010

简介：　　《国学经典：墨子精粹》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奇书，黄遵宪曾这样论述道：西方的人权源于墨子的尚同；西方的独尊上帝源于墨子的尊天明鬼；西方的平等博爱源于墨子的兼爱；西方物理发达，源于《墨经》；西学长于器械制造，源于墨学备攻乃至于墨子造纸鸢之术学。甚至得出“至于今日，而地球万物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的结论。 　　《国学经典：墨子精粹》一书内容广博，它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又是我们当代人学习借鉴的第一手材料。 　　《墨子》一书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一般被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 　　《墨子精粹》一书。选录了《墨子》中广泛流传的大部分著名篇章。《国学经典：墨子精粹》内容分为原文、注释、译文、解读以及典例阐幽五个部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全面深入地解读了墨子的思想。墨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博爱、最具现代意识的思想流派，其宣扬兼爱的伦理思想.倡导尚贤、尚同、非攻的政治思想。主张节用、节葬的经济思想，对我们今天主张世界和平、反对战争、促进社会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书中还有许多精辟的名言警句，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也是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学习和借鉴的。

客家文化概论

作者：  曾令存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

简介：

历史上，从中原辗转迁徙而来的客家先民，在与南方畲、瑶等原住民融合的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灿烂辉煌的文化：从流行民间的风俗信仰，世代相传的方言熟语，到被称为中国民居建筑五大特色之一的围龙屋，回旋在阡陌闾巷的中州曲韵。古之客地，人文素扬，地处偏僻却家弦户诵，俨然海滨邹鲁。他们是远古华夏的裔孙，既慎终追远又感时忧世，身居围龙却胸怀天下。本书以世界上客家人*集中的聚居地粤东北地区为基点，引领读者深入客家腹地，体悟这一被誉为汉民族的“吉普赛”之历史人文的精深博大。

*章客家与客家文化/

*节“客家”称谓的由来/

第二节客家民系的源流与分布/

第三节会馆、侨商与海外客家人/

第四节客家文化的形成、内涵与特征/

第五节客家文化与中原及南方周边民系文化/


第二章山水与村落民居/

*节山水环境与客家村落/

第二节客家村落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节客家民居的类型与演变/

第四节客家民居的文化内涵/


第三章民间信仰与风俗/

*节民间信仰/

第二节生育婚丧/

第三节岁时节庆/

第四节客家妇女/

第五节饮食文化/


第四章方言及其熟语/

*节客家方言的分布/

第二节客家方言的特征/

第三节客家方言的形成及其与周边方言的关系/

第四节客家方言中的熟语/


第五章书院与科考教育/

*节客家教育的兴起/

第二节书院与客家教育的发展/

第三节儒学与发达的民间教育机构/

第四节明清科考与科甲望族的形成/

第五节新式学堂的创办与现代教育的崛起/


第六章诗文与诗人群体/

*节客家诗文的发展与流变/

第二节前明遗民诗人与康乾盛世诗人/

第三节“梅诗三家”与“程乡三友”/

第四节黄遵宪与晚清粤东客籍诗人群体/

第五节张资平等客籍作家与中国新文学/


第七章山歌、汉乐与曲艺/

*节客家山歌与山歌剧/

第二节广东汉乐与广东汉剧/

第三节客家民间舞蹈/

第四节木偶剧与竹板歌/


第八章历史人物与事象/

*节程旼与客家先民南迁/

第二节罗芳伯与早期海外客家人/

第三节张弼士与近代客商/

第四节李惠堂与亚洲足球/

第五节罗香林与客家研究/

第六节林风眠与中国现代美术/

后记/

暧昧的日本人

作者：  李兆忠著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2010

简介：继黄遵宪、戴季陶之后，又一部中国学人撰写的日本文化论力作 　　新意迭出，发人所未发，笔触直抵日本人文化心理的深层 　　“暧昧”在日本人身上表现得如此极端，足以成为其民族性的“品牌”。他们尚武又爱美，封闭又开放，自然又人工，顺从又反抗，视“瞬间”为“永恒”，模仿中又有创造……但是，一旦涉及“大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和根本利益，日本人从来不含糊，而是清晰到极致。 　　这本《暧昧的日本人》，便是一本深度剖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书。作者以亲身经历解读日本，融敏锐的感性与深邃的理性为一体，发人所未发，所持论点独树一帜、立意新颖。在总体上对日本持批判态度，目光冷峻而客观，入木三分地揭示了日本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其开阔的文化视野，使本书左右逢源，揭示了中日两国文化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对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日本人的性格、日本的文化，以及中日之间的差别等，都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作者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日本人及其生活背景的切身感受和体会，从大至阴云笼罩的“二战”五十周年祭、靖国神社、金元外交，小到塌塌米、和服、晨浴、相扑、茶道、名片、敬语、狗文化乃至大小便规则等，对此都逐一作了描述和剖析。他成功地将艰奥的学术问题通俗化、大众化，寓形而上的文化忧患于丰富生动的材料和自由不拘、明白流畅地表达之中。在他的笔下，“暧昧”这样—个难解甚至难说的话题不仅变得具体实在、亲切可感，转化为学理上的清晰与旨趣上的贴近，而且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穿透其表、正确观察日本的新的视角。

近代化过程中东亚三国的相互认识

作者：  李卓主编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简介：《近代化过程中东亚三国的相互认识》内容简介：本次会议主要从三个层面对上述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首先是对近代以来东亚三国相互认识的总体把握，如大东文化大学校长和田守教授的“日本的近代化与中国”、韩国江原大学教授李光来的“东亚时代的结束与朝鲜的应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教授的“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及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教授的“19世纪东亚三国对外意识的演变和比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杨栋梁教授的“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对华观的变迁”等报告和论文都对近代以来东亚三国的相互认识及其演变过程做了宏观的、动态的考察，其视野宽阔，分析深刻，对加深这一问题的认识与了解极具启发性。 其次是通过对思想、文化、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具体问题的分析，阐述近代以来东亚三国的相互认识。与会学者根据长期以来的研究，从不同的视点与侧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如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的论文“两种‘实学’的相遇与幕末明治期的‘脱亚’行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赵德宇教授的论文“江户时代日本知识界的中国观”、韩国高丽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辛炫承研究教授的论文“日本的近代化与儒教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崔世广教授的论文“近代化过程中日本文化的周期性演变”从思想、文化的角度阐述东亚文化的共性、个性、相互影响及变化过程；韩国高丽大学政治外交学部副教授朴鸿圭的论文“日本殖民思想的形成过程与社会进化论”、大东文化大学外国语学部田中宽教授的论文“‘历史和解’与民族主义——寻求日、中、韩的对话视点”、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李文教授的论文“近代史上中日两国对‘亚洲主义’的不同认识”、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沈海涛教授的论文“近代日本民族自他认识探源及其现代意义”、韩国高丽大学宋浣范教授的论文“日本的国定历史教科书与民族主义”、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石之瑜教授的论文“亚洲的超克?——日本战后近代思想中的时间与空间”等重点分析、考察了近代东亚国家的亚洲主义、民族主义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等问题。也有一些论文侧重对东亚国家在具体时期、具体制度、具体现象等方面的相互认识进行了实证而又有说服力的研究与探讨。 第三，通过对历史上有代表性人物的实证考察，阐明近代以来东亚各国的相互认识。各国之间的相互认识，是通过具体人物的思想、看法表达出来的，因此，对人物的考察是了解东亚三国相互认识的关键。本次会议上，与会学者主要通过对中日两国近代以来重要历史人物的考察阐述中日两国的相互认识。论述中国人对日认识的有南开大学外语学院刘雨珍教授的“黄遵宪《朝鲜策略》中的日本因素”、南开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石云艳的“梁启超的日本认识”、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授李国忠的“超越‘日本化’——论孙中山对日本近代化的认识及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构想”。论述日本人对华认识的有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副教授戴宇的“志贺重昂国粹主义思想与初期《日本人》”、吉林农业大学外籍专家神谷昌史的“浮田和民的中国认识——以批判‘二十一条’要求为中心”、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可喜与日中友好协会福岛本部常任理事大概直司合作的“汉民族是和平论者——服部宇之吉中国观简介”、日本名古屋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平川均的“一个外交研究者和亚细亚主义——试论鹿岛守之助的泛亚洲论”、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法学部讲师武田知己的“战前及战后的松村谦三访华”，这些具体人物的实证考察，加深了与会者对东亚三国的对华认识的直接了解。

日本杂事诗新注

作者：  李长声著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简介： 清政府首任驻日参赞——黄遵宪在出使日本期间撰写了《日本杂事诗》，共收200首短诗，从日本历史及风俗，以至当时的维新，每首诵一事，对刚刚走上近代化的日本的社会变化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由资深旅日作家、学者李长声所作的本书，副题“日本杂事诗新注”，可看作黄诗续编，呈现的是黄遵宪之后一百余年日本的种种变化和若干的不变，但并不拘泥于黄遵宪的杂事，而且也不似黄那般严肃，乃是兴之所至，随笔涂鸦，亦庄亦谐。从日本的衣食住行到文学风俗，内容相当丰富，不局限于一人一事，所谈之事极深极远却真正达到了深入浅出，文笔精妙，反映了作者深厚的艺术功底和丰富的人生阅历。

中国古代史

作者：  夏曾佑著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2006

简介：　　中西文化的激烈冲撞、孕育了20世纪“中国通史”的编纂，对于19世纪苦难的反思，成为编著新式“中国通史”的动因，有识之士几都不谋而合，把修撰“中国通史”作为对既有社会体制，思想文化的病理解剖之道。“进化论”与“唯物史观”成为全部“新史学”的两根杠杆。晚清学制改革，课程革新的需要，更把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推向高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成为“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第一部成名作”，本书系张元济初建编译所时特聘夏氏所撰，初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册出版于1904年6月，至1906年三册出齐，出版者为商务印书馆，1933年商务辑印大学教科书，本书被升格为《大学从书》之一，易名《中国古代史》，20世纪50年代三联书店重印，90年代再度重印…… 　　黄遵宪赞夏氏云：“兼综九流能说佛，旁通四邻善谈天。红灯夜雨围炉话，累我明朝似失眠。”梁启超评夏氏云“穗卿是我少年做学问最有力的一位导师。”又评“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们总得到意见一致。” 　　夏氏晚年贫病交加，郁郁寡欢。“平生不喜谀附，做官无所干求，升沉听之” 　　中国历史之研究家或爱好者，比较史学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文化之秉承者或唾弃者，中国现代命运之研究家或同情者，大中学生……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谓：“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 　　这是一部未完成的“名著”。述至隋代，作者就去世了。所以再版只得将“中国历史”更名为“中国古代史”。 　　本书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成名的新式中国通史”。全书以西方“进化论”之观点，全面梳理中国历史之发展脉络、阶段特征。“中国历史”不再只是单纯的王朝史与帝王史，一变而为社会逐步演进的“整体历史”…… 　　全书文字流畅，叙述简明，情理并重，学者评为“在当时是最好的，超过了刘师培、柳诒微、京师大学堂诸教师等人的本子”…… 　　本书被赞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

李敖精编：王维集·李白集·杜甫集·稼轩词

作者：  李敖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7年01月

简介：
“李敖主编国学精要27”选录了《王维集》、《李白集》、《杜甫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李贺的《李长吉歌诗》、杜牧的《樊川诗集》、李商隐的《李义山诗集》、韦庄的《浣花集》、李清照的《漱玉集》、陆游的《陆放翁全集》、辛弃疾的《稼轩词》、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朱彝尊的《明诗综》、王国维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徐渭的《徐文长逸稿》、薛福成的《庸盦全集》。

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

作者：  茅海建著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简介：1.作为晚清史研究大家，茅海建先生从张之洞档案中发现了戊戌变法的另一面，告诉你一个前所未知的康、梁。 2.《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资料翔实，考据精深。 3.《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中的很多细节引人入神、故事性强：比如六君子被捕，张之洞为何独独营救杨锐一人？张之洞为何给青年梁启超开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薪？ 封疆大吏如何搜集京城及重要口岸的政治情报？ 同情变法的地方实力派为何不支持康、梁？ 地方官员怎样维护京城人脉关系？ 六君子被捕，张之洞为何独独营救杨锐一人？ 从朋友到敌人，张之洞心目中的黄遵宪 张之洞为何给青年梁启超开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薪？ 书生议政参政为何总是结局凄惨？ 老官僚如何不露痕迹地算计官场新秀？

日本国志

作者：  (清)黄遵宪著;吴振清，徐勇，王家祥点校整理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简介：本书共计十二志，凡四十卷五十余万言，按照详今略古原则，对日本历史上主要是明治维新以来的各项典章制度详加撰录。述中夹注、篇末点评。

中国民本思想史

作者：  金耀基著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2008

简介：　　这本小书原是我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的硕士论文，题目《中国民本思想之史底发展》。论文完成于一九五九年，距今已四十九年矣。一九六四年，论文由嘉新文化基金会以“书”的形式出版，离今日亦已四十四年了。 　　一九九零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的主编王寿南教授表示有意将我这本“少作”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新版本面世。坦白说，我是不无犹豫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台湾地区，知识界盛谈民主，民本思想不免有旧时话语之感了。寿南兄是我敬重的历史学者，他认为今日谈民主更应知前民主时期古典中国的民本思想。因寿南兄的怂恿，我就顺从了他的提议，把原书名改为《中国民本思想史》在台湾地区再次出版了。不知不觉，台湾商务版印行至今，亦已有十八年的历史了。 　　日前，我接到北京法律出版社编辑高山先生的信，告诉我法律出版社从台湾商务印书馆引进了我的《中国民本思想史》，希望我为大陆的简体字版写一新序，他说： 　　此书虽然是您多年之前的著作，但是如今仍然可以看出您对中国最为重要的一脉思想的精辟见解，而且当前中国正面临社会转型之时，因此民本思想当可为如今中国提供些许思想智慧，这也是我们出版您著作简体版的初衷。 　　高山先生从未见过面，他的信读来亲切，如见故人。除了编辑人邀稿的客气话，他看到民本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一脉思想”是很不寻常的眼光，他认为此书正临转型社会有参考意义，也颇契合我心。我对过去三十年中国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是无比鼓舞的，我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很大的憧憬，我更觉得中国需要比另一个三十年更长的时间，在二十一世纪，完成中国全面现代化的千秋大业，那就是构建一个中国现代的新文明秩序。无疑的，由民本转上民主必然是构建中国新文明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十九世纪中国现代思想的先觉者黄遵宪在一封致梁启超的信中说：“太平世必在民主”，真是一字千斤的不易之论。在中国走向“太平世”的长路上，传统的民本思想不必是一盏明灯，但却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文化资粮。

阿Q的长凳

作者：  李长声　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8-1

简介：　　《阿Q的长凳》为《长声闲话》第一册，收77篇。以《日本与日出》开篇，以《落日》作结，在篇目设计上追求起承转合之美，以使读者得渐入佳境之趣。这一册主要谈中日之间的文化渊源、文化比较。从谈中日比较绕不开的“宏大主题”：万世一系、改朝换代、遣唐使、革命考，到更具文化专论性质的题目：汉字、假名、相扑、艺妓；到以人物统领的诸篇：诸葛亮、朱舜水、蜀山人、黄遵宪，再到以问设答的“为何无宦官”“谁救了京都”“临行喝妈什么酒”，到戏语惊人的“算算友谊账”“作践武二郎”“不做贼也心虚”等等……

故纸犹香

作者：  徐雁著

出版社：书海出版社,2004

简介：　　凡是看过根据沈从文先生小说《春桃》改编的同名电影的人，目光一定都会被那个沿途叫喊着“烂字纸换洋取灯儿”的青年女子的背影吸引过，因为她搁下背着的大纸篓以后，后背心衣服上便赫然露出“敬惜字纸”四个字儿。 　　这捡烂字纸换取灯儿的职业，大概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一些年头。 　　据作家在小说中的描写，春桃到了北平以后，不愿总在总布胡同做侍候洋人的差使，便自个儿找了这个以捡拾废纸为生的事儿来做。三年下来，在北京各处的胡同里寻寻觅觅，也颇做出了些门道来。除了废纸换灯的小买卖，她还不时在“捡来和换来的字纸里”，“抽出些许比较能卖钱的东西，如画片或某将军、某总长写的对联、信札之类”，把这些东西剔出来转卖给晓市的旧货老板转手，甚或直销到北京饭店那几个收古物的铺子里，多赚取一些零用钱。 　　据说有一次她就捡出了一张康有为的字，一下子卖得了八毛钱。后来居然还得过一点更发财的东西，她在一批由故宫扔出来的废旧纸张中，意外地发现了一包当年高丽王上给明代皇帝的奏章，还有两张钤有大宋“端明殿御宝”大印的宋纸呢，那可是好几百块钱的身价哪！ 　　 在中国，“敬惜字纸”的观念起源甚早，恐怕要同蔡伦造纸的年代一样古老呢。不过这一观念的产生和流行，在说明了中国文化的结构性残缺——在历史社会里，具有断文识字的先民犹如凤毛鳞角。普遍缺乏通过字纸来传承文化、记录知识和表达思想的能力的人，要真正认识字纸的时空价值是困难的，因此“敬惜字纸”只能成为一种思想上的倡导，进而者则趋于观念上的迷信，而难以化为普遍行动上的真正自觉。 　　要知道，“敬惜字纸”观念的长期存在，在整体上看，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之福呵。 　　余生也晚，不及见先辈仪型；爬梳文献，有志寻昔贤心路。年来鉴于华夏书海前潮后浪，追新逐异，恐有既忘来路、渐迷前途之虞，于是珍惜风晨雨夕，成此《故纸犹香》一编，略分为“读旧书的心得”、“访书的小风景”和“高高的故纸堆”三辑，以示中国书卷文化不仅渊源有自，而且源远流长也。 　　旧年岁尾，承京中先辈陶铠先生盛邀，于新年起在《中国图书评论》杂志开设“雁斋书事随笔”专栏，掇拾书林故纸，表彰先辈言行，与本集旨意大差也不差，故将先成诸稿一并阑入——“文章毕竟是自家的好”。 　　可当今日春分，这一摞子清样即将付梓的时候，检视一周却不禁哑然自笑。“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黄遵宪《杂感》），在下虽自诩故纸情钟，键盘指勤，实亦卑之无甚发明，更不必说字里行间有什么高明的见识了，因而同道诸君或亦视之为书海一朵泡沫可也。不过从实自招，敬惜字纸之意，倒也是情透了纸背的。拙著之可读，或者不过在此四字耳。 　　“敬惜字纸”，呵呵。 　　 [

中华美学学会等主办

作者：  王杰主编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简介：　　《东方丛刊》本期编发了一批由教授、博士生导师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东方丛刊(2004年第2辑)》是其中的一册。它们多有新意、启人睿思。其中陈炎先生关于《中国审美文化史》（光盘版）的“前言”和刘俐俐先生聚焦于叙事学前沿发展的“文本的愉悦”，皆密切结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高等教育的教材、教程和学理，结合理论观念与批评实践阐发独特见解，值得一读。陈炎文章认为中国文化的“富矿”是一种亟待深入探索的资源，在比较文化意义上，西方艺术常常被科学化或体育化，以“模仿说”为理论依据而强调真实，结果唯独忘却了艺术本身的审美目的；以“宣泄说”而发泄被压抑的内心欲望与潜意识，关注生理满足却失去了审美情感的独特魅力。中国审美文化感性与理性交融，另具底蕴与特质。文中关于“中国审美文化”、“文化也是一种资源”、“美学与艺术也是一种生产力”等问题的论析，颇为精彩。刘俐俐先生则从理论“回归”文本，在文学个案的分析中探幽索微，新见迭出。 　　欧阳友权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论网络文学的自由表征》是一篇文化传媒研究专论，学术的前沿性与内容的丰富性并重，哲学美学的思辨与当代技术的分析相得益彰。本期中杨中举先生的《灵韵自由的丧失和文学的蜕变——再论技术对文学的影响》同样聚焦于当代技术社会和网络时代对文学载体、创作主体和文化传播等因素的深刻影响，思路开阔、内容充实。此两文可参照而读。 　　谭学纯教授、博士生导师的《百年回眸：一个诗学口号的修辞学批评》，从修辞诗学的维度剖析黄遵宪所倡导的“我手写吾口”的诗歌革命口号，尝试将修辞学批评范式引入理论话语和文学阐释，探讨近百年中国文学史进程中白话诗从表达到接受的双向运动，从话语形态的文白之争到意识形态“新旧”之争等问题，从四个方面细致辨析和论证这一著名口号暗含的理论预设的疏漏与失误。文思缜密，令人沉思。 　　本期其他文章大多也各具特色。高小康教授、博士生导师的《侠与流氓》从金庸等人的当代武侠小说追溯司马迁为游侠刺客立传所开启的侠史，漫谈鲁迅“侠与流氓”关联域的一系列问题或悖论。乔志航《学术与政治冲突中的王国维》、王天根《章太炎对“本土经验"的强调与早期“西方社会学中国化”》和耿波《陈寅·恪“了解之同情”说的对话潜蕴》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转型时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东方文库”栏的五篇书评则为读者提供了一些学术信息。我们期望更多新颖活泼、快捷及时、不阿谀粉饰的书评出现，期望更多富于思想启迪、内容充实的高水平论文出现。　　

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

作者：  郭连友著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简介：　　本书对日本幕末维新（江户幕府末期）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改革志士吉田松阴的思想形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从吉田松阴的思想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思想，如孟子思想以及中国近代史（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的角度，重点考察和探讨了吉田松阴的思想本质以及后来他的思想对近代中国改革家们（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影响。 　　 本书是我对自己的博士论文进行加工整理后完成的一部关于日本幕末思想家的学术专著。当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此时此刻我想起了曾在我求学过程中给过我莫大鞭策和鼓励的两位恩师，一位是源了圆先生，一位是玉悬博之先生。

走出晚清：大师们的涅槃时代

作者：  汪兆骞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2017年05月

简介：

本书为经典史诗级民国大师集体传记“民国清流”系列之前传。沿袭“民国清流”系列图书风格，呈现出1912年至1916年新文化思潮汹涌澎湃的壮丽景观，客观再现20世纪初中国文化进程的巨大蜕变。

时值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中国面临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谭嗣同、黄遵宪、柳亚子、苏曼殊、章士钊等传统文人开始思考救国之道并努力付诸实践。他们仓促而毅然地登上历史舞台，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己任，自觉地自我启蒙，传播新学，通过文化进行救亡图存，表现出“民族之正气”以及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

在这个文以载道的传统国家，在史无前例的时代巨变中，传统文人遭遇各种困境、苦闷与彷徨，必须做出艰难的抉择与突围。他们在精神和思想领域奋力跋涉，以文字为武器，在实现相当文化和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希图借此找到一条走出晚清桎梏的文化转型之路，完成自身的涅槃。

一如既往，作者不囿于固有定论，依据翔实的史料，客观地描写大师们的崇高与卑微、飞扬与落寞，真实地还原其独特而复杂的文化品格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