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权：社会正义和为公共空间而战斗
作者： 唐·米切尔
出版社：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8年05月
简介：
城市权是反思全球城市化问题的重要哲学范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城市权是一种抵抗资本主义以控制城市化进程的集体权利。在发展中国家语境中，城市权是当前城镇化问题的集中概括，要切实保障各个层面的权利，将实现空间正义与共享发展作为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方向。
美国20世纪百年城市发展的历史，一定角度来看就是争夺公共空间的历史。就当代权利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权利理论而言，围绕公共空间进行的活动是为获得城市权的战斗。无论使用公共空间的限制来自法律规定、舆论煽动还是中产化的追求，人们需要在一定的城市公共空间中相遇、在场，社会正义的实现就有希望。
【目录】
导论 为公共空间而斗争：什么发生了变化
1．再去海德公园：公共空间、权利与社会正义
公共空间和城市权
2．让异议对民主变得安全：暴力、秩序和公共空间的法律地理学
画地为牢法、堕胎权和公共空间的法律内容
规制公共空间
暴力、秩序和公共空间的矛盾
无序、暴力和*次世界大战以前公共空间的法律建构
让异议对民主变得安全
规制公共论坛
结论
3．从言论自由到人民公园：场所冲突和城市权
非国教信徒、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贝克莱的言论自由
从言论自由到反文化：城市复兴和为人民公园而战斗
4．公共空间的终结：人民公园、公众和城市权
为公共空间而斗争：排球场的骚乱
公共空间的辩证法
民主社会中公共空间的重要性
公共空间中无家可归者的地位以及他们作为公众的一部分
当代城市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终结了吗
物质性公共空间的必要性
结论：人民公园作为公共空间的终结
尾声
5．通过法律消灭空间：反无家可归法和权利景观的萎缩消灭空间的经济学
通过法律将人民消灭
规制问题
城市空间中的市民资格：不讲理的公共领域
景观还是公共空间
结论
6．城市无权：反无家可归运动、公共空间条块化以及生活的*要求
“破窗”
圣安娜反露宿法和生活*要求问题
反无家可归运动与当代城市正义的内容
公共空间条块化
结论
结论幻想和秩序的必要性：走向公正城市
正义的空间
参考文献
所引案例
重要词汇及关联词英汉对照表
【免费在线读】
《城市权：社会正义和为公共空间而战斗》：
新公共空间吗
通过公共空间而不是开放空间的争论，形成了一个更加激进的理念。很多分析者指出，空间的特征已经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发生了变化，甚至到了这个程度，物质性的城市圈必然是要变得虚弱的，一些人必然进入比特城市。[W.米切尔（W. Michael） 1995]他们坚持，媒介和电子计算机网络，打开了新的公共空间领域，其中，城市的物质公共空间，被其他各种形式的（也许是互动的）电视、谈话收音机以及网络所替代。对很多学者而言（没有提到那些企业家操控网络，有很多不可告人的财富——这个秘密的泡沫将在海岸上摔碎），现代通讯技术无论在一般意义或者特殊政治意义上，都提供了话语公共行为的场所。这个感觉是普遍的，也许*好通过报纸来校正，到更加密切的追寻人们通过印刷纸质载体的方式追问“他们在网络上说什么”，通过网络进行信息收集，呼唤的不仅仅是20世纪90年代中晚期政治和社会的事件——戴安娜之死、莫妮卡丑闻，甚至科索沃和贝尔格莱德危机——能够传递而无需任何土地上的有实际空间的聊天屋。这样他们寻求而不用实际地使用我们所考虑的城市空间[1]。确实有一些理解，认为话语大众主义的爆炸，由网络、网页和谈话节目以及电视构成，但这些聊天屋、传真广播、脱口秀、电视节目作为公共空间并非没有问题，甚至说媒体（报纸以及其他）永远限制在民主公共性的构成当中（安德森19 91；哈贝马斯1989）。如果我们确乎形成了“*赛博民族”（罗伯特1994，Cl），那么我们的市民资格概念就转型了，而没有更多地通过这种公共争论形成——或者说通过更多的包容性斗争而形成，这种斗争意味着转型。一个人想问，谁在这个活动中被排除？一个人也许想知道，作为公共性的一部分而不再需要在公共性中存在，而是在私人家里打开收音机，挑电视频道，或者拨号上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比如考虑一下，对于电子空间作为公共空间有一些相当悲观的理论，比如大众传媒小组（ MMG），这是加利福尼亚纽约分校研究生院的一个文化研究委员会，它有自己的理论。在网络爆炸时代以及集中的电视时代以前，这个组织挑战他们所探讨的没有问题的选择：“今天媒体是公共领域，公共生活已经降级，如果不是消失了的话。”（卡屏纳诺编1990，33）该研究小组强调说，不是电视革命脱口秀把听众吸引至电视大众娱乐，把它转移为一个对话和互动的实体也许是元网络。电视脱口秀“构成了‘相互竞争’的空间，在对传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模式表征的对抗中，一个新的话语实践发展起来”（卡屏纳诺1990，35）。
对大众传媒小组来说，脱口秀形成了公众之地，那里形成了共识，其形成方式与过去时代理想的都市会议可以类比。“共识能够在这些脱口秀中被定义，它是电子定义的公共场所的产物。这些按照电子赋值的方式进行，以*基本形式到公共空间，到今天的上线。”（卡屏纳诺1990，50）音乐电视是更加坦率的。在1992年总统竞选以后，把它这一点表现得更加充分。（重读1992年和1996年的选举）在1992年12月9日整个网络上充满了整页的新闻报纸中的广告，“为1700万18-29岁的人站立、走出房间门去投票而欢呼”。广告带有这种音乐电视标签，“音乐电视是未来的共同体”。音乐电视驱动的投票活动引起了一场运动，而广告是由“AT&T公司、福特公司以及本地的有线电视公司来组织呈现出来的”。音乐电视参加选举，让大众传媒小组的悲观判断稍微好转，他们原来认为在谈话时代的电子媒介的权力获得非常困难：音乐电视很清楚地表明，公司的监督使得公共空间成为可能。而那些大众传媒小组欢迎的脱口秀这种治疗性的话语实践，与私有化和公司对公共空间的控制之间的共性已经很明显了。在两个案例中，午后脱口秀形成的公共空间中，公众聚集起来了（大众传媒小组认为是没有准备的），听众经过选择，过程预先被设计好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