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年谱长编

作者：  束景南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简介：　　浙江大学束景南教授长期从事朱子学研究，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著有《朱子大传》、《朱熹佚文辑考》等传世之作，今又出版了《朱熹年谱长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上、下卷，105万字)一书。读罢《长编》，对比以往的朱熹《年谱》，深感束先生所著的《长编》记事全面，考证详密，博考精审，重点突出，以朱熹学术思想演进发展的脉络为线索，详记精考，对朱熹一生的重要思想、重要学术活动，以朱熹为中心的重大学术事件等作了详细记述、按评，给人们提供了全面的朱熹生平学术活动的思想史料，并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学术性，为学术界的朱子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概括说来，束先生的《朱熹年谱长编》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重原始文献，纠旧谱之误 宋元以降，朱熹年谱所作甚多,《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即收朱熹年谱五十七种(尚未全备)。较为重要的有朱熹门人南宋李方子所作《紫阳年谱》，南宋末王柏所作《朱子系年录》，明代戴铣所作《朱子实录》，李默所作《紫阳文公先生年谱》，清代洪嘉植所作《朱子年谱》，王懋竑所作《朱子年谱》等。这些年谱对记录朱熹生平学术活动各有特点和侧重，为研究朱熹思想提供了程度不同的参考，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也存在着某些欠缺，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如李方子所作《紫阳年谱》三卷(魏了翁作序)，辑朱熹生平之言行，可供参考，然明时亡佚，后多被人窜乱，从中辗转抄袭；戴铣所作《朱子实录》，主于铺张褒赠，以夸讲学之荣，但于谱发明无多；李默所作《紫阳文公先生年谱》，由于李氏之学出于阳明，主朱、陆早异晚同之说，故对于旧谱多所窜乱，弥失其真；洪嘉植所作《朱子年谱》则过于简略，考辨有所不精；王懋竑所作《朱子年谱》虽较为精核，其钩稽朱熹生平事迹，辨别异同，记行事始末，纠旧谱阙失，多有创获，度越前人，是以往学术界研究朱熹的重要参考材料，但该谱也有其缺陷，即在前人所作的旧谱中翻新，取李本、洪本等年谱相互参考，辨证旧误，订补错漏，而非自作新谱。而束景南先生所作《朱熹年谱长编》，则建立在自己长期深入研究朱熹生平学术思想的基础上，不以旧谱为标准，不以旧谱为依据，而是从全面收集原始文献人手，直接就朱熹文集、语录等材料中，考辨朱熹生平行事，重原始文献，详细考证，纠旧谱之误，使旧谱之阙得而明，由此跳出以往旧谱窠臼，著成一全新的朱熹年谱。 　　在束先生所著《朱熹年谱长编》中，不拘泥于旧谱陈说，其纠旧谱之误，比比皆是。如王懋竑主朱学而攻阳明，回护朱熹，多产生偏见而失实。对朱熹早年好佛而求学于禅师宗杲、道谦，晚年耽道而作《周易参同契考异》、 《阴符经考异》，均讳而不记，并判定朱熹文集中《答袁机仲》书为伪书，又认为《周易本义》中《易九图》、《筮仪》为后人窜入。在这些方面，束先生对白田王谱之误都作了纠正。又如朱熹曾作《家礼》，见于李方子《紫阳年谱》所记，而王懋竑未见《紫阳年谱》，竟以《家礼》非朱熹作而径删此条。束先生从南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一中辑出《紫阳年谱》，《紫阳年谱》文中明言朱熹曾作《家礼》，以此束先生纠白田旧谱之失[见《长编》第424页)。再如朱熹所作《通书解》，诸本年谱将其与《太极图说解》一并系于乾道九年(1173)。束先生经过考证《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一，《周子通书后记》，确定《通书解》当作于淳熙十四年(丁未，1187)，并以朱熹文集中诸多文章加以佐证(参见《长编》第871-872页)，如此对诸旧谱之误作了纠正。束先生在诸如此类的考证中，重原始文献，以事实材料为依据，以纠旧谱之误，为朱子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思想史料。 　　二、客观求实，重学术演进脉络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及经学史上宋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受到佛教、道教的影响，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他在批判地吸取佛、道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儒、佛、道三教，把中国文化发展到一个高潮。朱熹又以宋学义理及新儒学的天理为基本价值取向，吸取汉唐经学训诂注疏之长，去其沿袭墨守、忽视思想创新之弊，创造性地融合汉学与宋学，集汉学、宋学之大成，把中国经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然而，朱熹思想的最终成就，又是经历了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束先生在其《朱熹年谱长编》中，以客观求实的态度，从事实材料出发，把握朱熹学术思想发展演进的脉络，谱中所记，从朱熹早年、中年，到晚年，从初期诸种思想的提出、不定型，到中期的变化、成熟，再到晚年的定论，其间与同时代的各家各派学者相互交往，包括与理学各派、非理学各派、宋学各派，以及与佛、道学者展开相互辩难、相互借鉴、相互吸取，并提出己见，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文化。束先生如此客观详实地记述了朱熹学术思想演进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展现了以朱熹为中心，中国文化在南宋时波澜壮阔发展的历史画卷。读来令人感奋，而吸取良多。如朱熹早年曾从道谦禅师学佛，这对朱熹后来的思想影响甚大，而以往的年谱对此讳而不记，束先生则详记此事，并在绍兴十四年条下作《道谦考》(见《长编》第87-95页)，又于绍兴十七年条下记朱熹寄书宗杲问禅，宗杲答书朱熹(见第107页)，并于绍兴二十二年条下记道谦卒，朱熹作《祭开善谦禅师文》(从《佛法金汤编》卷十五和《历朝释氏资鉴》卷十一中辑出，见第153-154页)，据此可见朱熹向道谦学禅之全历程。对同一问题，四川大学的郭齐教授也有详细论述和考证(参见郭齐：《朱熹新考》第325-341页，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这亦是研究朱熹早期涉佛思想的宝贵材料，可与束先生的《朱熹年谱长编》的有关内容互看。 　　此外，束先生详尽记述了朱熹经学思想演变发展的全过程，其中包括朱熹的四书学、诗经学、易学、尚书学、礼学等组成朱熹经学的各个部分。因朱熹经学是朱熹整个学术思想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关于这方面的记述，对研究朱熹十分重要，从中也足见束先生功力之深厚，为从事朱熹经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如对朱熹四书学思想的演进过程，束先生依年代先后，详细考证了朱熹思想前后发生的变化，至最后走向成熟。先是朱熹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草成《论语集解》(见《长编》第248页)，于绍兴三十年《孟子集解》稿成(见《长编》第264页)，后又作《大学集解》、《中庸辑略》。其后，于淳熙四年(1177)，朱熹经过修改，序定了《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写成序定了《大学或问》和《中庸或问》，同时也把《论语孟子集注或问》定稿，由此基本确立并构筑了一个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新经学体系(参见《长编》第585-588页)。然而此时朱熹尚未把这四本书结集合刻，到淳熙九年(1182)，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把四书结集合刻，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了(见《长编》第731-732页)。四书合刻以后，朱熹又于淳熙十三年(1186)对《四书章句集注》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改本分别由詹仪之刻印于桂林、赵汝愚刻印于成都(见《长编》第846-848页)。然而这个本子后来又作了较大修改，朱熹于淳熙十五年在以往修改的基础上，把自己自淳熙四年以来发展成熟的新思想归纳进去，而于淳熙十六年(1189)正式序定了《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这标志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见《长编》第955-956页)。这个序定本于绍熙三年(1192)由曾集刻印于南康，流行一时，南康本成为朱熹生前《四书章句集注》流传行世的主要版本，后在庆元党禁中朝廷严令禁毁，即为此版本(见《长编》第1064-1066页)。后来朱熹对南康本又作了修定，而于庆元五年(1199)朱熹逝世前数月刻板于建阳，这就是《四书章句集注》最后的定本(参见束景南：《朱子大传》第770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然而此事在《朱熹年谱长编》的庆元五年条下未载)。如此束先生在其《长编》中对朱熹的四书学思想作了详尽考证，使读者循时间先后，可知其思想发展演进的来龙去脉，又可得知在这个过程中朱熹与同时代学者相互交往、相互促进，使朱熹思想走向成熟的情形，由此把朱熹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从时、空、人多维角度完整地展现了朱熹学术思想演进的脉络。这里仅是以朱熹的四书学为例，其他诸经思想，以及朱熹学术思想的其他重要内容，束先生在《长编》中都有客观求实的详尽考述，使读者获益匪浅，这也体现了《朱熹年谱长编》的价值，而度越前贤。 　　三、记事详尽，博考精审，重点突出 《朱熹年谱长编》以年代为线索，对朱熹整个一生的生平行事包括学术、教学、著述、政治活动，以及交友、唱酬、撰墓志铭等作了详尽的记述，是一部大型的全面记载朱熹生平活动的年谱。由于朱熹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者，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凡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几乎都要在朱熹那里涉猎一番，所以《长编》能够满足各方面人士的不同需要，这是《长编》的一大特点。此外，《长编》不仅记事详尽而全面，而且对所记之事考证精密，钩沉索隐，旁征博引，所引材料，均注明出处，据实可信。并作到材料与观点相结合，使对朱熹生平学术活动具体事件与思想性质及其变化发展的认定，建立在事实材料的可靠基础上，既避免了主观推断而无确考，又不同于只罗列生平材料而无论断、缺乏思想深度的一些年谱。这与朱熹本人的思想实际相符合，从而体现出《长编》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性，而不仅仅是历史资料的堆砌和罗列。如果不是对朱熹的学术思想及其变化发展有深入研究和把握，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以朱熹的《诗经》学为例，束先生在《长编》的淳熙四年 (1177)条下，记“修订《诗集解》成，序定之。”此序在《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中，名为《诗集传序》，束先生在此处作长篇按语，认定“此序乃是其早年作主《毛序》之《诗集解》之序，而非其后来作黜《毛序》之《诗集传》之序。” (见《长编》第591页)认为作于淳熙四年，收入《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名为《诗集传序》的这篇序，其实不是《诗集传》之序，而是朱熹早年主《毛序》时而作的《诗集解》的序，并在按语中详考朱熹的《诗经》学由主《毛序》而作《诗集解》，到后来疑、黜《毛序》而作《诗集传》的思想转变发展之过程，指出在朱熹早年主《毛序》作《诗集解》与后期废弃《毛诗序》而作《诗集传》之间，有一个介于二者之间，既存《小序》，又间为辨破的过程(参见《长编》第591-593页)。至淳熙四年朱熹序定《诗集解》后，开始写作《诗集传》，而废弃《诗序》。朱熹写作《诗集传》历时多年，反复修改，认识也不断深化，直至淳熙十三年(1186)，定稿成书。对此，束先生在其《长编》淳熙十三年条下，记“《诗集传》成，作《诗序辨说》附后，刻板于建安。”并在按语中对此详加考辨(见《长编》第851-854页)，由此可见朱熹《诗经》学思想转变发展而走向成熟的过程以及朱熹《诗经》学思想的最后定论。束先生在《长编》中对朱熹诸如此类的重要思想都作了博考精审，读来令人信服，而获益不浅。 　　 束先生在《长编》中，不仅对朱熹生平行事、学术活动及思想作了全面详实的记述考辨，而且在此基础上，提纲挈领，把握重点，对朱熹一生的重要活动、重要学术思想、重大学术政治事件又作了重点考辨，记述犹详。如对朱熹的早年涉佛、中和之说、乾道三年访张栻于湖南、诸经思想、朱陆之辩、朱陈之辩、人侍经筵、庆元党禁等等都作了深入而详尽的考辨记述。从这些重点记述中，足可见朱熹之为人、朱熹学术思想的形成与确立及其区别于其他学术流派的特点，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国文化在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中心的大发展。这对于知人论世、了解朱子学、理学、宋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长编》又在附录中，附《朱熹著述考略》、李方之《紫阳年谱》(束景南辑)等，进一步体现了《长编》的思想史料价值。《长编》并附有《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便于读者检索。总而言之，束景南先生所著《朱熹年谱长编》，重原始文献，纠旧谱之误；客观求实，重学术演进脉络；记事详尽，博考精审，重点突出，为人们提供了关于朱熹生平学术、政治、教育活动全面而详实可靠的重要史料，是一部迄今最完备、最权威、最有学术价值和思想性的关于孔老之后中国最著名的思想家朱熹的《年谱》，为学术界的朱子学、理学、经学之宋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如果在记述朱熹生平的每一年之首，列举此年朱熹最重要的事迹和学术活动，则更为醒目；在目录中加上每一年的页码，则更方便读者翻检阅读。此外，对个别事迹的记述，尚有进一步认定和考辨商量之处。

束景南(1945- ),江苏丹阳人,苏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作者：  束景南著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10

简介：束景南的《朱子大传》是相关领域公认之作。它从南宋儒佛道三大文化交融的宏大社会背景中，采用文化还原的研究方法，对朱熹及其思想作了全新的评价。初版于是1992年，曾获中国图书奖，并得到张岱年、邓广铭、潘富恩等先生的高度评价。 朱熹是与孔子齐名的中国文化伟人，国内外久久期待着一部文化综合性的朱熹传问世。这部《朱子大传》是第一部、也是最完备的一部朱熹传记，作者潜研十载而成，张岱年先生与陈荣捷先生作序，誉之为研究朱子学与传统文化的新的重要成果。全书规模宏大，史思深沉，采用文化还原的研究方法、多层面地探讨了朱熹的一生与思想发展历程，并从而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代景观。作者掌握了大量新资料，全文单征引古籍在一千余种之上，多有独到的新发现，纠正了各种流行误说。

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等。）

作者：  束景南　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年02月

简介：束景南所*的《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增订版 ）（精）》全面系统地挖掘搜集到了关于朱熹的上千 种史料，考明众多历史事件的真相，对朱熹的一生及 其思想发展历程作了全面深入的新研究，破除历来的 误说、错案、悬案、谜案，把朱熹由“神”还原为“ 人”，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朱熹，从中 揭示出了朱熹人本的“性学”思想体系的本质及其价 值所在，也活画出了一幅南、北宋交替时代风云突变 的历史画卷。 此次增订一是补充了朱熹的新资料，对原来一些 写得比较含混或写错的地方作了补充或改写；二是写 进了三十年来作者对朱熹的新思考、新认识，如认为 朱熹的理学体系应称为“性学”的思想体系，朱熹是 从体用关系来构建自己的“理一分殊”的哲学体系， 朱熹的“性即理”的性学是一个人性救赎（复性）的 思想体系等；三是全面校改了错字错句、漏字漏句、 错误标点、错误引文等。

朱熹年谱长编

作者：  束景南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简介：《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套装共2册)》分为：序、新安朱朱氏世系、朱熹年谱卷上和卷下，以及朱熹著述考略、宋史朱熹传、紫阳年谱和跋等若干部分。这是研究朱熹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论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电子资源.图书]

作者：  束景南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简介：《论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论庄子哲学体系的骨架》内含有19篇文章，即《“活法”：对“法”的审美超越》、《公安三袁“性灵”即“真法”的活法美学思想》、《道学文化心态论纲》等。

朱熹研究

作者：  束景南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

简介：　　《朱熹研究》中论述的朱熹的仁政爱民思想，应该说是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优秀的方面。然而他的对民施行“仁政”又是同他的对民施行封建三纲五常的教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的仁政爱民也没有超越儒家伦理理性的藩篱。他的正经界只是要丈量清查土地，均平赋税，并不敢触动土地的占有；他的整顿赋税也仅是要蠲除各种额外加增的无名苛赋，也不敢触动沉重的“正赋”，老百姓是不可能富起来的，这都可以看出他的仁政思想的软弱无力。“民”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没有独立自主性的受动体，正像他的“正君”思想只会培养一种“好皇帝”的文化心态一样，他的“仁政”思想也只能培养一种为民请命的“好官”的文化心态，一种“清官”意识：不是民主，而是为民作主，又成为一种抗御近代民主思潮传播的文化惰力。 　　我们看到，儒家伦理理性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是一种文化“润滑剂”，它无所不在，四处充溢，圆美流转地渗透，靠了它，他建构的静态文化系统才凝聚成为一个超稳定的惯性价值体系。而正是从这一文化视角去审视他的静态文化系统，可以具体而微地透视到整个儒家传统文化深刻的内在矛盾与危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意味着超越一元伦理理性的古老文化传统迎接一个多元理性时代的到来了。

朱子大传

作者：  束景南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2003

简介：　　这部《大传》把朱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后期代表，放到多维文化视野中加以考察”。这是一个崭新的观点，是值得赞扬的。《大传》对于许多疑难问题作了广泛而细密的考察，从而过到令人信服的结论。《大传》详细论述了朱子与佛老的关系。用新观点写成的一部哲人传记，考证之精，辨析之细，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朱子大传.下

作者：  束景南著

出版社：

简介：　　这部《大传》把朱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后期代表，放到多维文化视野中加以考察”。这是一个崭新的观点，是值得赞扬的。《大传》对于许多疑难问题作了广泛而细密的考察，从而过到令人信服的结论。《大传》详细论述了朱子与佛老的关系。用新观点写成的一部哲人传记，考证之精，辨析之细，都达到了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