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心语
作者： 梁启超著;罗检秋编
出版社：岳麓书社,1999
简介：一百年前，中国发生了一场震古铄今的改革——戊戌变法；它本身不过是历史的瞬间，而其改革主张或多或少地在后来实现了。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本质上都是戊戌维新的继续和发展。‘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文化也始终不能回避戊戌，就是激进的五四“伦理革命”也可溯源于此。今天，人们仍在纪念戊戌，重识戊戌。一个世纪转瞬已逝，而历史竟如此惊人的相似，改革、社会转型、文化重建——百年前的时代主题，仍然耸立在现代中国人面前。人们不仅需要汲取前人的思想营养，甚至电不能忽视戊戌思想家的社会忧思、文化体验及人生感悟。梁启超便是这样一个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1873年生于广东新会县，1929年病逝于北京。他并不漫长的一生，却留下了极不平凡的业绩。后人给他的许多头衔，如维新健将、启蒙思想家、政论家、国学大师、学术导师等等，都反映了梁氏贡献的一个侧面。他影响了一代，甚至几代青年。20世纪早期，青年毛泽东崇拜梁任公，受“新民说”的启发而创立“新民学会”；胡适自称“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思想上“不能不跟他走”；郭沫若认为青年学生没有人刁；“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至于鲁迅最突出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可以说直接来源于“新民说”。至今，学术界关于梁启超的籍述迭出，方兴未艾。这自然由于他深厚的精神魅。
梁启超17岁考中举人，却没有重蹈“经生”“儒家”的旧辙，而是积极寻找救世济民的新思想、新学问，从而成为维新健将，言论界之骄子。世纪初年，他大规模输入西方学理，进行文化创新，并激烈地抨击清政府的腐朽、专制，表现出赞成革命的迹象。然而，他终究没有抛开渐进改良的运思，政治上不出康有为的改良派营垒。不过，他已明确否定康氏的尊孔保教论，体现了“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为辛亥以后拥护民主共和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梁启超被卷入了湍急的政治漩涡：由推进立宪运动，到赞成民主共和，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由进步党的首领、与袁世凯合作，到1915年下半年挥泪反袁，领导护国运动。直到1918年，他才最后退山政坛，专注于著述、讲学。这些年，梁启超在政界吒咤风云，屡建奇功，可谓多变善变。然而，他有不变的宗旨和目的，其所有政治主张与实践，都未离开政治现代化的轨道。诚如他所说：“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可也；不能行宪政，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皆不可也”。民国初年，他热衷于多党制、责任内阁，与袁世凯的合作或斗争，与国民党的竞争或联合，根本上都是尝试和维护其梦寐以求的民主政治。唯其如此，他“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即使晚年退出政界，仍然不失为一位在野的政论家。他的政治热情无不饱含炽热的爱国情怀、推进政治现代化的良苦用心。但是，梁启超注重社会的整合，而非对立。他既想推进现代化，又想避免社会震荡。因而，他主张渐进改革，强调社会的“调和”。这种主张贯穿其全部思想。
说到底，梁启超不是政治家，而是思想家、学者，才情洋溢而缺少权谋，其政治贡献恰恰是思想追求的产物。他从1896年主编《时务报》，到后来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一直执清末舆论界之牛耳。他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令人惊心动魄，思想丕变。梁启超思想之广博、议论之新颖、文笔之魔力，清末启蒙思想家无人能比。戊戌之后，梁启超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与反思，进入空前广阔而深入的境界。以“新民说”为中心，他对中国的历史、国民性、社会现实提出了丰富的真知灼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