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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罗雄飞著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简介: 本书的研究以三大理论难题为主轴,在对这些理论难题进行 探索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体系创新”,从而将其 落实到更为现实的经济层面。 第一个理论难题是“转形问题”。旨在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 究,维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既有体系的科学性,为其进一步拓展 确定一个方向。在《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来的100多年中,西方 学者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质疑、否定主要是围绕“转形问题”提 出来的。而“两对总量”能否同时相等是这一问题的核心。由于 “两对总量”只能在“特殊条件”下同时相等,他们普遍认为马克 思劳动价值论在“一般条件”下是不成立的。通过对“转形问题” 的具体研究,本书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 1.在投入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条件下,要使“两对总量”同时 相等,确实需要“特殊”的条件。但是,用数学语言表述的“特殊条 件”都可以还原为一个基本条件——总资本有机构成不变。这一 条件确实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转化理论所要求的,并且,在这 一“特殊条件”下,投入是否转化为生产价格没有实质性差异。然 而,这一条件的存在确实意味着马克思的转化理论运用了比较静 态的分析方法,因而存在进一步动态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一 般条件”下,意味着总资本有机构成不能保持不变,依据马克思劳 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即便投入资本没有变化,价值总量和剩余 价值总量必然发生量的变化,总价格和总利润也会相应变化,由 此得出的总价格、总利润与比较静态条件下的总价值、总剩余价 值不可能同时相等。因此,不能由此得出马克思的转化理论乃至 整个劳动价值论只能在“特殊条件”下成立的结论。并且,进一步 动态化的问题也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理论等共同存在的 问题。 2.以生产价格计量的生产资料的“成本价格”与以价值计算 的相应成本存在差别(“误差”),但不能把这种差别引申为总价 格、总利润与总价值、总剩余价值的“误差”,更不能把这种“误 差”强加于马克思。 3.在投入转化为生产价格且没有“特殊条件”约束的情况 下,马克思在转化理论中所运用的平均价值利润率与运用新古典 均衡分析得出的利润率确实是不一致的,用以劳动时间为计价物 得出的均衡价格总计的总投入也是不确定的,这与我们“投入资 本没有变化”的假定前提也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与“两对总量”不 能同时相等存在内在的关系。这种不一致是由新古典均衡分析 的“资本计量问题”引起的。因此,就其实质而言,“转形问题”在 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资本计量问题”的衍生物,或者说是这一问 题的幻影,由此产生的“转形问题”不但不能成为否定马克思劳动 价值论的理由,而且它表明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纳入新古典均 衡分析框架是没有出路的。 第二个理论难题是复杂劳动的还原和价值一价格关系的重 构问题。这是本书的核心内容。本书运用马克思提出的“简单平 均劳动”作为复杂劳动还原条件下商品价值的量的表现形式和计 量手段,这是复杂劳动还原的重要基础。基期的“简单平均劳动” 与社会必要劳动具有相同的内涵。将基期的“简单平均劳动”运 用于比较期的商品价值衡量时,单位商品的价值具有量的确定 性,它能够克服“社会必要劳动”的量的伸缩性引起的麻烦。在一 定社会和时代条件下,“简单平均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尽管表现 为不同的计量单位,在总量上依然是一致的,能够用一定的系数 进行换算。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简单平均劳动”与社会必要劳 动具有不同的量。这种差异表现为换算系数的差异,也表现为社 会必要劳动本身的差异,因为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正常”生产 条件、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不一样。“同质等量劳动 产品‘价值量’相等”这一命题是复杂劳动还原的又一基础。本书 运用马克思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对这一命题进行了论证。运用 “简单平均劳动”的范畴和“同质等量劳动产品‘价值量’相等”这 一命题,本书提出了两种复杂劳动还原的具体思路。一是以基期 各部门的生产商品的平均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即基期的社会必 要劳动为基期各部门的“简单平均劳动”,然后根据“同质等量劳 动产品‘价值量’相等”的原则,以不变价格计量不同报告期的所 有物量,这样可以得到不同报告期的总价格,其总价格可以通过 该部门基期的价格一价值系数换算成“总价值”。二是以基期的 生产价格进行还原。基本方法是:首先从所有产品中选取一种产 品作为基准产品,并求出所有产品与基准产品的比价系数(比价 系数求解以现行市场价格和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为基础)。然后 通过比价系数求新价格,再通过新价格求更新的比价系数。这种 迭代到达不动点时,由此形成的各种商品的最终价格,也就是以 基准商品为基准的理论价格。在此基础上,把单位基准商品的平 均耗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作为“简单平均劳动”,通过基准商品确定 的价格一价值系数,其他商品的“简单平均劳动”可因此确定。确 定了基期各种商品生产的“简单平均劳动”之后,不同报告期的 “价值总量”可通过与前一种方法相同的方式求出。由于这一分 析是在假定所有劳动为生产劳动的条件下进行的,还必须将非生 产部门的收人所体现的价值作为一种变相的利润回归到生产部 门。具体方法是:第一种思路可把非生产劳动时间以一个平均的 份额加到物化产品的“简单平均劳动”中;第二种思路则可以把非 生产劳动部门的收入作为总利润的一部分,并通过平均利润体现 到物化产品的理论价格的形成过程中。 在复杂劳动还原和其他约束条件放松的基础上,本书对价值 规律在较为具体的现实经济中的作用方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以 交换价值相等为基础的“非等价交换”原则;具体探讨了劳动价值 对价格总量和价格运行的长期趋势的约束作用,以及商品价格的 市场决定问题;论证了商品价格由“价值总量”的市场化再分配确 定的观点。 第三个理论难题是“资本计量问题”。所谓“资本计量问 题”,其实质是指新古典生产函数中投入资本的计量与利润率边 际决定的循环论证问题:已知利润率求资本量,再通过资本量求 利润率。由于琼·罗宾逊、斯拉法等运用这一问题对新古典经济 学提出强烈质疑,由此引起了长时规的“两个剑桥之争”,这场争 论至今难以达成共识,由此还引出另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流”问题。“资本计量问题”引起的“技 术再转换”或“资本倒流”现象使新古典经济学中资本密度与利润 率的逆向单调关系的结论及其相关的一些命题的科学性受到动 摇。解决“资本计量问题”的关键是确定一种独立于收入分配和 价格决定的资本计量方式;“技术再转换”和“资本倒流”问题的 核心是不同“时期参数”(设备生产周期和使用寿命)条件下的利 息问题,因而,只有利息的本质及其源泉得到合理的说明,这一问 题才能获得合理的阐释。对于这些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剑桥 学派都不可能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事实上,斯拉法的“标准商 品”理论同样受到“资本计量问题”的制约,以致不得不陷于循环 论证或预设待证的结论。对此,本书在复杂劳动还原和拓展马克 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两个剑桥之争”提出的理论难题进行 了合乎自身理论逻辑的说明。 在这里,我们对斯拉法体系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指出这 一体系存在下面几个问题:(1)商品生产所费劳动与商品所购劳 动存在矛盾。(2)“标准商品”论证存在多重潜在的循环论证,即 商品价格决定与劳动对资本的比例确定的循环、“标准商品”与 “标准体系”的循环、“合成商品”与生产方程的循环。摆脱这些 潜在的循环论证的唯一出路只能是预设待证的结论,因此,“标准 商品”理论既缺乏现实基础,又缺乏逻辑的合理性。(3)由于根深 蒂固的利息率观念的存在,劳动还原只有在利润率为零的空想条 件下才能成立。(4)联合生产理论并不是对现实生产的合理反 映,且在逻辑上难以成立。 另一方面,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初步论证了马克思的劳动 价值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兼容互补关系,并提出了以下几个观 点:(1)新古典经济学要解决独立于收入分配和价格决定的资本 计量方式,要树立必要的“历史观念”,要正确对待“时间价值”, 都必须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2)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可以 为凯恩斯理论提供合理的宏观基础;(3)发展经济学只有以马克 思的劳动价值论为指导,同时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因素, 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如何处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如何处理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本书的主题所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既有体系是在诸多约束条件下通过科 学抽象获得的对经济表象背后的本质的认识,研究重点是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它通过价值源泉和分配关系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发展趋势和一般规律。它对经济增长、 市场价格决定等具体经济现象的说明是原则性的、抽象的。本书 通过约束条件的有序放松,使价值规律的作用落实到更为具体的 现实经济层面,揭示其较为特殊的作用方式,以及经济增长、市场 价格决定等方面的特殊规律。这种在约束条件全面放松的基础 上重构的理论体系,可以称为“广义转化理论”,它与马克思劳动 价值论的既有体系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又相对独立的 关系,它们是一般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的关系,它们的差异以约束 条件为转移。 在复杂劳动还原和价值规律作用方式转化的基础上,根据商 品和价格的重新定义,通过引入产权、收入分配和存量价值等因 素,本书对商品的价值一价格关系进行了重构。市场价格的决定 被看成是“总价值”的市场化再分配。商品价值与价格不再是一 一对应的关系,个别商品的价格可以进一步背离乃至完全脱离自 身的价值。在“价值总量”约束和交换价值相等的商品交换原则 基础上,个别的、具体的和短期的商品价格决定反映着市场供求 力量的对比。因此,以价格理论为基础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可以在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获得合理的存在空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 论则居于基础性、指导性地位。这样,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现 代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得到较为合理的处理。
作者: 罗雄飞 著
简介: 《俞樾的经学思想与经学研究风格》的作者是罗雄飞。 《俞樾的经学思想与经学研究风格》讲述了俞樾(1821—1907)是晚清著名的经学家与经学教育家。作为一位经学大师,他继承了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治学方法,围绕经学研究,遍注群经、诸子,在校勘、训诂古代典籍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他又归纳总结古代汉语的内在规律,发明古文“文例”88条,从而开汉语文法研究之先河。 俞樾继承了乾嘉汉学实事求是的精神,校勘、训诂群经、诸子,能尽可能摆脱具体的学派立场束缚,并冲破古人的注疏重围。他以“声义相通”的方法,根据可靠的材料和文章的内在逻辑,订正、训释古籍中的语句、文字。这是对乾嘉汉学优秀成果的继承。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格和特点。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重视以“文法”、“文例”治群经、诸子。前人对古汉语文法虽也有零星论及,如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他们所作《经传释词》,亦可说是对古代文法的一次总结。然王氏父子和以往其他经学家,大多局限于古文词汇。到了俞樾那里,才触及到古人遣词造句的真正意义上的语法规则。他既对古文文法作了较系统的总结,文法自然成为他治群经、诸子的一大法宝。其二,俞樾特别重视“以疑存疑”。与乾嘉汉学家相比,他具有较突出的怀疑精神,注重提出新的见解。他一旦发现某一材料用前人的观点无法解释,便往往据此提出自己的看法,因而,据孤证以立异的情况往往有之。这从正面立说的角度来说,似乎显得不太严谨,但他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提醒人们注意传统观点中存在的问题,亦自有其价值。其三,俞樾虽是汉学家,但在“主义”上却倾向公羊学。他吸收并发挥了公羊学的基本思想。他不仅以此解说《公羊春秋》,还以此指导对其他经传的训释。因此,他的学术成就虽体现在汉学方面,但与乾嘉时期的汉学家相比,又有很大差异。可以说,他是一位具有公羊思想的汉学家。其四,俞樾并不象乾嘉学者那样,专注于文字考据而逃避现实政治。他虽很少直接谈论现实政治,但治学思想则颇能适应当时的学术发展潮流。他的经学研究除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之外,还鲜明地体现着“通经致用”和“会通融合’’的时代特征。 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他更把学术研究与“守先待后”的文化使命紧密结合,以回应不断加深的社会与文化的现实危机。 在经学教育方面,俞樾亦取得很大成就。他在继苏州紫阳书院之后,长时期主讲杭州诂经精舍和归安龙湖书院、上海求志书院。门生弟子数以干计,章太炎、黄以周、刘恭冕、崔适、朱一新、王彦威、王诒寿、戴望、谭献、缪荃荪等著名学者都曾师从俞樾。正是在俞樾的影响下,浙江在晚清仍保持汉学重镇的地位。而他的弟子则不仅活跃于江浙地区,两湖乃至两广都曾有俞门弟子在其间引领风会。俞樾因此被尊为“东南大师”。 梯梁后学可以说是俞樾的主要学术取向。他不但通过自己几十年的经学教育培养了大批传统学术方面的人才,他的研究性著作特别是他的几部代表作,同样为后人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与手段。 因此,俞樾在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既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更体现在学术传承方面。而咸同之际,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汉学又正好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俞樾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时期奠定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如果不抓住这一点,我们就很难对俞樾作出恰当的评价。 俞樾作为活跃于晚清的经学家,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相比,其局限性也很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不能主动适应中西文化交流的新形势,对西学持一种漠视态度;二,在“道”、“学”、“政”紧密联系的时代背景下,他难以将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底,存在以经学缘饰道德教化的倾向;三,以疑似之见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