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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Fighting Against Corruption
作者: 胡鞍钢主编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简介: 本书围绕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政治挑战——日益猖獗的腐败,进行较为详细的讨论。这包括深入思考最严重的腐败现象是什么,腐败有哪些类型和特点,腐败将产生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产生腐败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是什么,最容易导致腐败产生的经济领域是什么,迄今为止中国在反腐败方面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如何进一步制定防治腐败的国家战略、重大政策和综合措施。
作者: 胡鞍钢著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简介: 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解读中国之路与中国梦,提出他的全新论断:2020年,中国将全面赶超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国情专家胡鞍钢的“中国梦”。 复兴之路承载中国梦想 国情专家胡鞍钢畅谈“中国梦”。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国情专家胡鞍钢解读中国道路与梦想。
作者: 葛剑雄,胡鞍钢,林毅夫 等撰文
简介: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本书基于《光明日报》“光明讲坛”有关“一带一路”系列讲座内容整理而成,林毅夫、汤敏、胡鞍钢、乔良等国内知名的十三位学者和专家共同撰文,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军事、外交、安全等角度,全面解读“一带一路”战略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以期为有兴趣了解该战略的广大读者有所参考和启发。
作者: 胡鞍钢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简介: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21世纪的世界潮流就是绿色工业革命与绿色发展,我们正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绿色革命的黎明期、发动期。 胡鞍钢编著的《中国(创新绿色发展)》以绿色发展为主题,以绿色工业革命为主线,以绿色发展理论为基础,以中国绿色发展实践为佐证,展现了中国的伟大绿色创新,展望了人类走向绿色文明的光辉前景,设计了中国绿色现代化的目标与蓝图。 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创新就是首创并实践科学发展观。绿色发展本质上就是科学发展。在国内我们称之为“科学发展”,在国际上我们称之为“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主题词。绿色发展既是对当代世界已有的可持续发展的超越,更是对中国大地绿色发展实践的集成。形象地讲,黑色发展是“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可持续发展是“不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绿色发展则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中国(创新绿色发展)》总结和反思了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历程,前瞻性地提出绿色工业革命趋势及基本特征,即创新绿色发展道路,大幅度地提高资源生产率,大幅度地降低污染排放,经济增长与不可再生资源要素全面脱钩,特别是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脱钩。作者提出中国要在这场革命中成为发动者、创新者、引领者。
New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Hu Angang’s views
作者: 胡鞍钢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简介: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主席近期批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刘延东副总理于2013年5月30日组织全国各高校智库的专家们座谈,强调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破解发展难题的迫切需要,已然掀起了一场建设中国高校智库的潮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最新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2013年11月19日,刘云山在《人民日报》发表《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一文,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更好发挥专家学者在改革决策中的积极作用。” 有鉴于此,胡鞍钢教授在本书中与读者倾情分享了他在中国智库建设方面的智慧和观点。
作者: 胡鞍钢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年08月
简介:
2015年,韩国KBS电视台推出《超级中国》纪录片,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记录篇以胡鞍钢的《中国2020》为蓝本,从政治、军事、经济等角度重新审视中国的国际地位。《超级中国》为《中国2020》的全新升级版,收录了胡鞍钢接受KBS专访时对于“超级大国”的谈论,同时增补了关于中国综合国力与美国实力比较的一系列文章。
【编辑推荐】
真正中国版的《超级中国》
作者: 胡鞍钢 鄢一龙
简介:本书的主题是国情与发展,主线是中国之路,本书将中国作为一个有机的动态的巨系统巨大规模人口国家、社会进行研究,并系统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什么?现代中国发展的初始条件是什么?现代中国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它从哪里来?它经历了哪些阶段?它现在又是到了哪里?有哪些限制因素和有利因素?限制因素又如何转变为有利因素?如何认识中国发展之路?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动因是什么?未来又会走向哪里?如何实现“富民强国”的宏大目标? 本书布局和结构共分为一个导论和六篇。导论主要说明中国国情与发展之路的关系,介绍了现代中国研究的主要目的、各篇章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第一篇为自然国情与发展,包括地理与发展、资源与发展、环境与发展、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与发展等四章。第二篇为人力资源与发展,分为人口与发展、就业与发展、健康与发展、教育与发展四章。第三篇为经济国情与发展,分为经济增长与发展、农业与发展、工业与发展、知识与发展、减贫与发展四章。第四篇为城乡、地区与发展,本篇本分为地域与发展、地区与发展两章。第五篇为中国与世界,本篇讨论中国发展系统与外部更大系统的联系。最后一章为全书总结,对“中国之路”进行回顾与展望。
作者: 胡鞍钢著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 由胡鞍钢编著的《国情研究与教书育人》收集了作者过去十年在国情 研究和教书育人方面的所发表的文章,所作的演讲的文字内容,还包括由 学生整理的部分思想观点,以及个人的学术随笔。作者以此对个人的人生 和职业生涯作个阶段性的回顾和总结,并与广大读者分享一个学者的成长 阅历和教学科研的感悟。从这些文字中,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 来的一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在和我们的祖国共同经历过“文革”的 磨难之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矢志报国的拳拳之心,呕心沥血的报国 之行,以及我们国家和社会不断完善和进步的历程。 《国情研究与教书育人》适合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 工作的读者阅读,对广大青年学子,也是一本很好的励志读物。
作者: 胡鞍钢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简介:胡鞍钢编著的《民主决策:中国集体领导体制》是国内外首部解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工作机制的著作。全书追溯中国“集体领导制”变迁之“路”,探究“集体领导制”运作之“道”,剖析“集体领导制”治理之“术”,揭示“集体领导制”的历史发展逻辑、制度创新内涵和国际竞争优势,旨在为中国共产党人更好地全面建设中国和科学发展中国,提供政治自觉,增强政治自信。
作者: 胡鞍钢,王绍光编
出版社:中国计划出版社,2000
简介: 在市场转型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如何转型?政府在哪些领域进行干预?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本书围绕上述命题从不同角度展开详细的讨论,并以中国实践为背景进行深入分析。
作者: 胡鞍钢[等]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简介: 胡鞍钢、王绍光、周建明和韩毓海合著的《人间正道――中国道路与中 国共产党》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道路的先进 性。全书旨在打破一百年来国人对西方文明和体制 的迷信,树立起对中国道路、中国体制、中国文化 的自觉和自信。 书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能 力:一,从社会晟基层动员、教育和组织最广大人 民群众的能力;二,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的创造性实践、博弈能力;三,总体把握人类历史 进程,进行战略决策的能力。 《人间正道――中国道路与中国共产党》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情理交 融,史诗般地 论述了中国道路是如何发展和超越中国传统文 明、马克思的理论,西方发展道路的。下篇以大 历史和世界的视野,深刻反思了旧的发展方式, 尖锐批判了西化和分化的社会思潮,从经济、政 治、社会三个方面集中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的独特性和优越性。
作者: 胡鞍钢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本书以国家生命周期理论为引导,从中国崛起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外部环境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构想等几个方面对中国崛起这一重要命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从多角度阐明了中国的发展机遇,也论述了中国面临的各类挑战。总体上看,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但机遇大于挑战;原有的矛盾与新产生的矛盾并存,但新产生的矛盾多于原有的矛盾;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并存,但有利条件多于不利条件。在本书中,作者概括了中国崛起之路和现代化之路,这就是绿色崛起与绿色发展、创新崛起与创新发展、和谐崛起与和谐发展、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合作崛起与合作发展。本书收录了作者2004年以来撰写的15篇文章。这些文章都曾在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国情报告》刊登,为领导人提供有关中国及其对世界影响的重要信息、系统知识和决策咨询。、
作者: 胡鞍钢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6年03月
简介:
本书主题围绕中国决胜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深入分析。
全书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如何评价“十二五”时期;第二部分是如何认识“十三五”时期的定位;第三部分是如何理解五大发展是引领“十三五”的灵魂和理念;第四部分是如何考虑“十三五”时期的主要目标;第五部分归纳了建议中所提出的国家发展目标、发展战略、重大基础设施、重大工程项目;第六部分是小结,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目标。
?作者: 胡鞍钢 等著
简介: 本书围绕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国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基于严谨细致的专业研究,深入阐述了中共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是如何创建、巩固、完善、发展中国国家基本制度的,并探讨了中国未来如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书中运用大量翔实准确的数据和资料,分析了政府与市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中央与地方关系这几对重大关系演变的历史逻辑和未来发展,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路的丰富内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开拓创新的智慧和勇气。书中还从政治制度、治理机制、治理能力等层面对中国与欧盟、中国与美国的国家治理绩效进行了比较与分析,得出中国明显优于欧、美的结论,进而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
作者: 胡鞍钢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2015-7-1
简介:回顾30多年改革路,中国经济的腾飞震惊世界,中国奇迹何以实现?放眼当下,中国经济快车驶入新常态,深化改革势在必行,中国是否走在正确的改革道路上?未来经济形势又将如何演变?如何建设发展平衡的良治社会?中国国情研究领域首要开拓者胡鞍钢博览国情研究领域内的重要著作与文献纲领,审慎拿捏各方观点,冷静剖析中国经济体制与中国经济飞跃的内在关联,深入探讨经济成败背后的制度体系,理智反思经济社会大转型下的贫富差距、政商腐败、环境负债问题,为中国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公平的长期繁荣,解决大转型时代的社会与民生问题,突破经济发展的环境约束,实施国际视野下的新战略建言献策。
作者: 胡鞍钢著
简介: 《中国经济波动报告》中文提要 经济周期波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现象。它表现为经济扩 张因受到资源供给约束或者消费需求约束而出现经济收缩; 经济收缩又因资源供给充裕或者消费需求拉动而重新进入经 济扩张;周而复始,不断循环。 通常,经济周期波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社 会主义国家都普遍否认存在经济周期现象。但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国 家不仅存在经济周期波动,而且出现多次的经济衰退,甚至 爆发经济危机。 国际比较研究表明,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之一,也是世界上经济波动较为明显的国家之一。它们构成 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两大显著特点。 本书中心讨论两个基本问题:一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 总是大起大落?二是如何防止和避免中国经济发展大起大落? 这两个问题是相互联系的。只要我们比较客观地承认这一现 象,十分认真地分析这一现象的本质及症结,老老实实地按 经济规律办事,才有可能防止经济发展大起大落。上述问题 的实质是中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如何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 稳定的关系。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点 建国四十多年来,中国先后经历了多次的经济周期和经 济调整。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特点之一是:经济增长率的 上升――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周期波动,伴随而来 的是经济政策的扩张――紧缩(调整)――再扩张――再紧 缩(再调整)的反复变动过程。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既是中 国经济发展的最显著特点之一,也是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的根 源之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表明,经济稳定,则社会稳 定,政治稳定;经济不稳定,则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 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点是: ――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经济发展是有起 必有落,大起必大落。改革以来已经出现四起三落。 ――每次经济同期长度不尽相同,呈不规则变化,一般 而言,扩张期长度大于收缩期长度。 ――各周期波动幅度(指真实GNP增长率偏离增长率 均值的标准差)差异甚大,改革以来经济波动幅度呈现明显 减缓趋势。 ――经济波动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经济波动系数(指真 实GNP增长率标准差与增长率均值之比)愈大,经济增长率 均值就愈低;反之则反。改革以来,经济波动系数大幅度下 降,这是与中国经济增长道路的决定因素发生变化密切相关 的。但经济波动和经济不稳定仍然是核心的问题。 ――每两个周期(指短周期)构成一个中周期,平均每 10年出现一次较大的经济调整。 ――中国经济波动系数大大高于西方国家,也远远高于 世界平均水平。据作者计算,1960―1989年期间,中国经济 波动系数约为前南斯拉夫、英国和印度的1.8倍,美国的2.2 倍,日本的2.6倍,韩国的3.0倍,前苏联的3.4倍,世界 平均水平的4.3倍。 ――中国经济波动是以外部冲击为主,内部传导为基础 的波动类型。反映外部冲击作用的循环分量波动幅度相当高, 同时反映内部传导作用的趋势分量波动幅度也高于同期美国 的水平。 此外,中国经济周期波动还有其他特点。例如,除了经 济总量(GNP)增长波动之外,还有十大类型经济变量波动: 生产波动、投资波动、消费波动、工资波动、货币波动、信 贷波动、价格波动、财政收支波动、商业和库存波动、外贸 波动;中国不仅存在全国性经济增长波动现象,还存在地区 性经济增长波动,反映了中央政府任何一种经济政策(无论 是扩张政策,还是紧缩政策)都会对全局产生深测影响。 大量数据和事实表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是十分明显的, 经济增长始终处于很不稳定状态,这种大幅度的频繁的周期 振荡,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 经济周期发展过程:从大起到大落 尽管每次中国经济周期和重大经济调整在许多方面有所 不同,但是仍具有类似的过程和相同的特点。 每次经济周期大致经历四个阶段:经济复苏期或经济扩 张期;经济繁荣期或经济高涨期;经济调整期或经济紧缩期; 经济衰退期或经济低谷期。 (1)经济复苏期或经济扩张期。 假定经济增长从前一次低谷点开始进入经济复苏期。由 于前一次经济衰退造成大量闲置生产能力和生产潜在能力, 在投资增长的带动下逐渐复苏,并开始发挥作用。由于连续 性的技术进步,投资积累,劳动力调整,从供给要素方面为 经济复苏准备了条件。由于连续性的人口增长、消费需求增 长、国内外市场扩大,以及由此产生的投资需求扩张,从需 求市场方面为经济复苏准备了条件。经济复苏期的主要任务 是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使实际生产能力接近或达到充分生 产能力。一旦恢复到原有的生产水平,就完成了经济复苏,开 始新的经济扩张。 在经济扩张初期,中央领导人意识到形成经济建设高潮 的机完已经到来,号召全国抓住时机,加快经济建设,争取 高速度增长。各地方积极呼应中央号召,曾遍争上投资项目, 投资规模扩大,投资增长速度上升。与投资增长相联系的资 本货物(如原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能源、交通等)需 求迅速扩大,又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工业生 产高速增长,货币发行超量投放,银行贷款激增,财政支出 明显增加,消费基金迅速膨胀。这一时期中央向地方下放更 多的权力,包括下放投资审批权限,放松贷款额度和限制,扩 大市扳机制范围,赋予地方更多的优惠政策,减少地方上交 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各地方则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 国出现大干快上、热火朝天的经济跃进景象。对此新闻界也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适舆论,使人们感觉“形势大好,愈 来愈好”。 (2)经济繁荣期或经济高涨期。 经济繁荣期是指经济增长率以一个暂时的高速度增长的 时期。实际经济增长率超过增长趋势,并接近潜在生产能力 上限。经济扩张不是无限的、任意的,它必然受到资源供给 约束(如资金、能源、原材料供给约束)和增长瓶颈约束 (如交通、通讯瓶颈约束)。 在经济增长的资源约柬和制约条件面前,领导人有两种 选择的可能:一是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度,抑制社会总需求 迅速扩张,采取温和的紧缩政策,实施反周期措施。但是作 出这一选择,对中央领导人来说是比较困难的,这无疑给 “热火朝天”的大好形势泼了一盆冷水,既挫伤广大干部群众 的积极性,也会遭到各地方官员的普遍反对。他们常常倾向 于选择另一种作法,进一步解放思想,运用各种非经济手段, 企图突破资源约柬,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这包括:大搞群众 运动,发动大跃进,反对保守思想和右倾机会主义,动员新 的非经济要素资源(指群众干劲);修改年度计划或者五年计 划,大幅度提高产值或产量指标,重新分配资源,超额发行 货币,超规模发放贷款,大量举借国债和外债,增加财政向 银行透支,扩大可分配资源。 中央领导人的急于求成,各级地方政府的急于求上,干 千万万厂商的急于求快,十几亿老百姓的急于求富,这四股 力量汇集在一起,目标一致,共同推动整个经济增长急剧走 向高峰。这时的中国经济如同制动闸失灵的特别快车,是没 有任何办法(包括小调整、局部调整或者软着陆)可以减速 下来,或者停止下来,除非来一次伤筋动骨的急刹车式的重 大经济调整。 此时,领导人和经济学界就经济增长是否“过热”出现 不同意见,面临的是调整还是不调整,是早调整还是晚调整, 小调整还是大调整,是“点刹车”还是“急刹车”的争论与 选择,由此产生深刻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 (3)经济调整期或经济收缩期 经济发展大起必然引起经济发展大落,这是不依人们的 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每次较大幅度的经济波动,都产生了严 重的经济危机:农业翻收,粮食产量停滞甚至下降,使“吃 饭”问题十分突出;社会总需求超过社会总供给,固定资产 投资膨胀,投资规模过大,且超越国力;连续超额发行货币, 发生高通货膨胀率,直接损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居民阶层的 利益,引起社会公众普遍不满;连年巨额财政赤字,使政府 困感于财政危机之中;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能 源电力供应不足,交通运输十分紧张,缺电缺煤缺 材(指原 材料)又引起开工不足,部分生产能力闲置;生产成本不断 上升,商品库存量大量积压,经济效益不断下降;进口量急 增,国际收支恶化。 “解铃还需系铃人”。中央政府是经济波动的发动机,又 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只要出现如下情况中央政府就会被迫 决定实施重大经济调整:全体居民消费超过农业供养能力,基 建规模超过社会供给能力,通货膨胀超过群众承受能力,信 贷规模超过银行支付能力,地方盲目行为超过中央政府的控 制能力,中央就会召开紧急会议(例如中央全会,中央工作 会议或者省长会议等),连续下发中央文件,决定经济调整, 并正式成为中央政府在一定时期的经济建设方针。 此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厂商和老百姓的目标不一致 了,特别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目标形成尖锐矛盾,前者坚持经 济调整,而后者继续坚持经济扩张,前者坚持经济稳定,而 后者继续坚持加剧波动。最后中央被迫采取“一刀切”或者 行政手段强行在全国实行经济调整。 中央政府采取了一些几乎相同的经济紧缩政策和经济调 整措施:大力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 规模,削减财政支出,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增加农业投入, 促进农业增长。同时中央向地方收回下放的各种权力,强调 各地方服从中央,加强行政手段干预,普遍进行财经违纪大 检查,增加中央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号召人民勒紧裤带或 者过几年紧日子,中央公开或者内部承担经济决策失误责任, 保证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一旦削减投资规模,经济增长率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随 之下降,并低于生产能力水平;大量企业停工停产,开始进 入经济低谷期。此时,通货膨胀率在惯性作用下,继续攀升;企 业之间的债务危机开始爆发,并迅速形成“债务链”。 (4)经济衰退期或经济低谷期。 在这一时期,经济发展严重衰退,经济增长率和工业总 产值增长率降至远低于增长趋势的水平上,甚至出现负增长, 大量生产设备闲置,能源紧缺、交通瓶颈约柬作用有所缓解。 资金从工业部门流向农业部门有助于促进农业生产增长。投 资下降引起资本货物需求下降,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总需求 与社会总供给的矛盾。 但是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大量公开的或隐蔽的失业人口 群,社会犯罪率上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下降,贫困人口增 多,群众普遍不满,社会矛盾尖锐冲突。这是经济发展的艰 难时期。通常中央政府制定较为适宜的经济增长目标,采取 较为谨慎的经济稳定政策:稳定增长、稳定通篙、稳定信贷、 平衡财政、支持家业、调整结构,同时也在千方百计促进经 济复苏。 当经济逐渐复苏,全面回升时,又开始进入下一个经济 周期。 农业波动是经济波动的基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的真正含义是,农业波动是 经济波动的基础;农业稳定是经济稳定的基础。解决世界上 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届政府的首要任 务,“无农不稳,无粮则乱”,形象地说明农业生产以及粮食 生产波动是中国经济不稳定,社会不称定的基础。与其他国 家相比,中国农业波动与经济波动这一特殊关系就在于中国 国情的特殊性。 中国最突出的国情特点是:人口过多,农业资源相对紧 缺,粮食消费量大,农业供养人口能力不足。具体表现为: ――庞大的人口群对耕地资源造成持久的巨大压力。人 口激增,耕地减少,两者逆向发展,导致人均耕地呈下降趋 势,达到中国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中国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农业劳动 生产率低下,农产品商品率水平低,每个农业劳动力仅供养 3.4个人口(还包括农业劳动者本人)。农业收成好坏直接影 响广大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 ――中国农业是高投入、高集约、高单产、高成本类型 的农业。只要减少对农业的投资,农业产出不是停滞就是下 降。 ――中国农业极易遭受自然灾害的严重影响,抗灾能力 较差,多半耕地还是靠天吃饭。 农业是国民经济最基础的部门,又是最薄弱的部门,也 是经济波动最敏感的部门,农业波动系数高于GNP波动系 数,粮食产量波动系数又高于农业产值波动系数。据作者计 算,1953―1991年期间,粮食总产量、农业总产值、国民收 入增长率波动系数分别为231%、144%和130%。 为什么农业波动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波动呢? ――农业部门是广大城乡人民基本食物的主要供给者。 中国居民膳食结构是以植物型为主,粮食是人民食品消费的 主要来源。农业产出下降,特别是粮食产量下降,引起家副 产品供应短缺,导致农副产品价格急剧上涨。食品价格上涨 还抬高了工业劳动成本,引起工业品价格上涨,从而推动价 格总水平上涨。农业产出波动影响价格波动。 ――农业部门是消费品工业(指轻工业)原料的主要供 给者。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轻工业总产值比重高, 尽管这一比例不断下降(1952年为87.5%,1987年下降至 70.1%),但是轻工业农产品原料需求的绝对量是不断上升 的。农业产出下降,导致轻工业原料短缺,农产品原料价格 上升。农业产出波动直接影响消费品工业波动,间接影响资 本货物工业产出波动。 ――农业部门是出口产品的主要供给者。农业产出下降, 影响农产品及加工品的出口量,同时也增加农产品进口量,例 如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农业波动直接影响出口 波动,间接影响进口波动。 ――农业部门是工业产品的主要需求者。农业人口占总 人口绝大多数,是国内最大的市场,既包括生产资料市场,也 包括消费品市场,成为工业部门发展的前提条件。农业产出 下降,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下降,影响农业对工业品的购买量, 减少对工业品的需求量。农业波动直接影响商业波动,间接 影响工业产出波动。 ――农业部门是人口与劳动比重最大的部门。农业产出 下降,使得“吃饭”问题突出,经济不稳定,社会不稳定,迫 使政府削减对工业投资支出,引起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农业 产出波动直接影响投资波动,间接影响工业产出波动。 ――农业部门是国民经济主要组成部门。农业产出下降, 直接引起GNP总量减少。农业波动直接影响经济波动。 农业波动影响经济波动有如下特点: ――农业波动对经济波动影响具有滞后性影响。通常是 农业和粮食增长波动在前,经济增长波动在后。上年农业和 粮食增长率上升时,次年国民收入增长率随之上升;反之,则 随之下降。 ――农业波动幅度高于经济波动,且对经济发展具有制 约作用。农业部门是国民经济最薄弱的部门,也是经济波动 最为明显的部门。 ――农业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具有递减性,但是仍有 很强的制约作用。这是因为农业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以 及农业波动幅度不断减小的双重作用结果。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紧缺,尚未实现现代化 的大国中,农业收获的丰歉对经济波动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农业增长速度制约GNP增长速度和工业增长速度。只有大 力发展农业,稳定粮食增长,才能稳定整个国民经济发 展。 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 现代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波动是经济系统对外部冲 击的响应曲线,它是外部冲击与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这 一过程表现为:(1)外部冲击(shocks),包括随机冲击或者 序列相关冲击;(2)初始响应(resp0nses),出现一个初始振 幅,振幅大小取决于经济系统的内部结构与特性;(3)振荡 衰减(damped0scillation),由于经济系统的结构特性与制约 性所产生的内部阻力所致;(4)循环运动(cycles),转化为 重复出现的经济周期。上述过程可由系统响应曲线来描述 (例如利用动态联立方程计算和模拟这一过程)。 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外部冲击。这包括来自 经济扩张期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冲击”和经济收缩期中央 政府的“政治命令冲击”。前者是采用扩张政策,后者是采用 紧缩政策。之所以称为“外部冲击”,因为它们不是经济因素, 而是非经济因素,主要是政治因素和行政手段,对经济正常 发展具有强烈的冲击干扰作用。 每次经济扩张期与各次党代会具有――对应关系。从 1977―1993年的17年中,共计召开了四次党代会,形成了四 次扩张期。作者发现,在党代会召开的当年经济增长率高于 上一年(平均GNP增长率为9.2%),第四年较低(为8.3%), 第五年最低(为6.7%),根据作者动态模拟,由于党代会召 开影响当年GNP增长率比正常年份多上升3.3%,投资增长 率多上升12.4%。仅1992年因党的十四大召开,当年GNP 增长率比正常年份高出3.8个百分点,投资增长率高出19.2 个百分点(作者是采用二阶自回归动态方程模拟政治动员冲 击影响)。党代会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作用,产生新的领导人, 提出新的奋斗目标,拟定新的经济计划,制定新的经济政策, 发出新的战斗动员口号,在党内外和全国上下普遍取得共识, 掀起新的经济建设高潮。这种政治动员对经济扩张具有十分 明显的作用。作者这一结论得到实证计算的难证。 “政治动员冲击”不同于西方国家经济扩张期的“技术冲 击”(指科技进步,厂商技术创新),属于非经济因素,且具 有放大响应效应。系统的响应就是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 经过一个短暂的“传达动员”通讯期,各地方、各单位积极 贯彻中央精神,纷纷制定行动计划。在信息社会,中央指示 精神是人人皆知的,中央的经济计划指标就成为省区经济计 划指标的下限。当中央把经济增长率指标由百分之六提高到 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这就使得各省区经济增长率指标至少 要提高到百分之十以上,相应地市县经济增长率指标则会抬 得更高。层层加码,逐级放大。这些经济行为反映在“投资 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最终表现为 “经济过热”。 当经济增长愈来愈快,中央政府因缺乏宏观经济调控能 力,又不能有效使用经济手段,例如大幅度提高贷款利率控 制货币需求,抑制经济过热。当地方政府以及厂商响应的盲 目性,危及全局经济稳定,中央政府被迫实行经济紧缩政策。 由于这一政策是以政治命令的形式下达的,它比采用市场经 济手段的“自动刹车”机制来得要快,基本采用行政手段的 “急刹车”机制。故称为“政治命令冲击”,或称“急刹车冲 击”。 每次经济收缩期与历次中央政府经济紧缩期政策密切相 关。“急刹车冲击”是导致经济增长曲线出现转折点并进入经 济收缩期的直接原因。经济调整成为中央政府处理各类经济 危机(通货膨胀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以及农业危机)的 主要手段。随着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及其规模,严格控制信贷 发放及其规模等经济整顿措施出台,经济增长率在发生转折 之后,迅速下降,进入经济衰退期。根据作者动态模拟,由 于实行经济紧缩政策,GNP增长率比正常年份下降4.8%, 投资增长率下降17.0%。 “政治动员冲击”与“政治命令冲击”不仅直接导致中国 经济波动而且呈现政治性经济周期特点。这一特点是指,党 代会前后实行促使经济繁荣的扩张政策,政治动员获得地方 政府、厂商和老百姓的积极响应和一致拥护,导致经济高涨。 但是“经济过热”的代价是在党代会之后显现出来,这包括 急剧上涨的通货膨胀,规模愈来愈大的基本建设等等。中央 政府被迫实行经济紧缩政策,结果经济衰退。上述非经济因 素的政治冲击的周期性交替变化直接影响经济扩张和经济衰 退,形成连续性的经济波动。 在西方国家,商业周期是由无数厂商盲目性以及经济信 息不确定性所致,中央政府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但是在 中国,当中央政府的经济增长指标在高一低之间反复变化时, 国民经济运行则出现扩张一收缩的周期性变化。这正是中国 经济波动的真实含义。中央政府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冲击源, 各地方政府则放大和加剧经济波动。 为什么总是急于求成 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总是大起大落呢?这个问题的实质 是为什么领导人总是急于求成? 建国四十多年来,关于如何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目标以 及以什么速度实现这一目标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速 胜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应当开“特别快车”;另一种是持久 战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能够开快车,但是不能开“特别快 车”。应当说,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长期占统治地位,为大多 数领导人所接受,对中国经济发展危害最大,影响最烈,纠 正最难。 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突出表现为三个“过高估计”。一是 过高估计经济发展形势;二是过高提出经济发展目标和要求; 三是过高估计处理困境与危机的能力。 若细心观察的话,中国经济发展指导方针及其经济政策 是反复变化的,很少有保持三年以上、构成明显的政策周期。 这反映了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与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 实性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变化。 领导人发展目标的主观性是指领导人强烈的“赶超”意 识和“赶超”目标,即中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发 达国家。这是因为,第一,作为人口最多国家的领导人,无 论哪一届领导人都意识到,落后意味着挨打,中国应当在世 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充分表现了世界大国领导人的历 史责任感。第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赶超发达国 家是为了充分体现和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三,作 为每一届新任领导人,在他的任职之内,必须充分表现他的 政绩。这反映了来自外部与内部的压力,使领导人更容易犯 急于求成的毛病。 每当我们的日子好过一点,就头脑发热,幻想经济出现 奇迹,实行经济跃进。每一次发动的脱离国情、超过国力的 经济跃进,又必然会陷入经济衰退的困境之中,导致经济重 大损失。这已是多次的深刻的历史教训。造成这种情况的原 因是什么呢? 第一,对中国国情限制因素的现实性缺乏深刻认识。中 国发动工业化时间晚,发展起点低,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 缺,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等诸多因素限 制,都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的进而 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不可能企望搞几次大跃进就能够 迅速改变中国的经济落后面貌。中国经济发震必须坚持“持 久战”。 第二,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历史认识不足。经济史所揭示 的最重要的历史事实是,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渐变的长期历 史过程。据统计,从1860年或1870年到1986年的一百多年 间,日本人均GNP平均增长率最高,达到3.5%;具次是瑞 典,为2.5%;德国和加拿大分别为2.1%和2.0%;美国、法 国、丹麦为1.9%;意大利为1.8%;英国为1.4%,即使是 像日本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也用了一百多年以上的时 间才建成了发达国家。同时也表明,只要一个国家不出现内 战内乱和经济起伏,以一个相对高的增长率持续性增长,就 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从1978―1990年期间,人均GNP平 均增长率为5.3%,其增长速度相当高。但是有时我们还嫌 慢,总以为提出高目标、高指标才能鼓舞雄心,激励壮志。速 度愈快愈好,口号愈响愈好。只要一有时机,就以各种理由 开起“特别快车”,使正常的经济发展过程由此而越出了轨道。 第三,还习惯于采用革命党和革命战争的作法搞经济建 设,尚未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角色的转变,以及从运用革 命战争理论“打天下”向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治天下”转变。 现代经济发展本身是一项极其复杂而庞大的社会实践和系统 工程。这一特点就决定了领导经济建设,不能单靠政治动员, 大搞群众运动,一哄而上的作法;胆子再大,不等于随心所 欲;思想再解放,不等于胡思乱想;步伐再大,不等于搞大 跃进。应当承认的是,在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发展不 平衡的国家如何发展现代经济(而不是小农经济),现代经济 规律(而不是战争规律)是什么,我们知之不多,知之不深, 有时盲目性多于自觉性,片面性多于全面性,主观性多于客 观性。 第四,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制度的严重缺陷,现行的决策 体制缺乏对领导人的权力制衡机制与失误纠错机制。领导人 对经济发展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由于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 占统治地位,而那些少数不同意见又很难为最高决策者所接 受,因而在历史上曾一度出现过凡是不赞成“经济跃进”或 “经济冒进”的主张不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被 封为“保守派”。在每一次经济调整时,领导人又都痛心疾首 于急于求成的失误,决心再也不能白白交付高昂的学费了。由 此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 中央政府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器 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的发展 目标,政府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通常,当通货膨胀率 较高时,政府首先追求经济稳定目标,适当牺牲经济增长速 度,以实现物价稳定;当物价稳定时,政府首先追求经济增 长目标,采取刺激经济增长措施,加速经济增长。根据不同 的经济环境变化和发展,政府采取更加灵活的经济措施,在 “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之间有所舍取,有所兼顾,有所 平衡,有所替换。因此,“在增长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求增 长”,就成为政府指导经济长期发展的基本策略。 为什么创造和保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中国政府 的重要目标呢?为什么中央政府应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呢? 第一,经济不稳定,发展总是大起大落是中国经济发展 四十多年的核心问题之一。改革以来经济波动系数减小,但 是经济发展还是出现了四起三落。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使中 国经济增长实绩大打折扣。 第二,保持经济稳定是中国顺利实现经济起飞(take- off)的关键。从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展过程看,中国从80年代 以来进入经济起飞阶段,即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如果中国要 在长期而不是短期保持这一增长趋势,中国就会成为世界经 济大国。这就是中国顺利实现经济起飞的含义。 需要指出的是,一国的经济增长趋势是由该国的生产函 数决定的,即由各种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资 本资源以及技术进步)所决定的,而不是由非经济因素和非 生产要素所决定的。经济稳定的含义就是使真实GNP增长 率曲线尽可能接近增长趋势,或者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围绕 增长趋努上下波动,既减少两者之间的绝对偏差,又减少其 相对偏差(指经济波动系数)。因此在经济起飞过程中,防止 上下“栽跟头”尤为重要。 第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之一。从长期发展看,中国经济发展需要保持一个较高的投 资水平,政府能够鼓励和动员国内储蓄,能够吸引和获得国 外资金。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可以增加本国国民 对政府的信任,提高国外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的信心,从而可 以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或国内投资率。同时,还可以避免 因高通货膨胀使全体居民受到损害,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受到 最大的损害而引起的收入分配恶化和社会动荡。 第四,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对经济改革成功具有决定性 影响。物价稳定,人心就稳定,提高了各方面的承受能力。财 政秤衡,财力充裕,改革措施才有条件出台。从这个意义上 看,改革是在“稳中求进”的。相反,高通货膨胀率,巨额 财政赤字是导致藏革停滞或者改革方案流产的主要原因。 第五,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对维护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至 关重要。70年代末,中国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确 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等于转移了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基 础。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巨 国,且处于经济社会迅速变革时期,经济活动日趋复杂化,各 类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如果中央政府不能有意识地或者有 目的地减少经济不稳定因素,调整发展不平衡状态,反过来 盲目地强化不稳定因素,加剧不平衡状态,这就等于自我削 弱,不断把自己推向危险的边缘,一旦爆发经济危机,中央 政府将再次成为各类社会矛盾冲突的焦点,进而产生合法化 危机,不仅毁掉政府本身,而且还会中断中国经济起飞的连 续过程。经济稳定,才能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使社会政治 利益最大化及社会政治成本最小化;反之则反。 因此,无论是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保持经济稳定 始终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之一。 “在高速增长中保持经济稳定, 在经济稳定中实现持续增长” 建国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指导方针总是不断变化 的,缺乏一个正确的具有连续性的经济发展指导方针。 作为一个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发展是永恒的主题。中 国经济长期发展而不是短期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应当是什么 呢?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多年之后,对此我们应当有哪些深刻 的认识呢? 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是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重 要的历史总结,在高速增长中保持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 实现持续增长是今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指导方针。持续,是 针对追求总产值、经济过热、效率低下而言的,它是追求长 期的持续性的经济发展,全面的实质性的社会进步,保持人 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稳定,是针对大幅度的经济波动和 被迫实行重大经济调整而言的,它是力求缓和经济波动,减 小周期幅度,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协调,是针对国民经济重 大比例关系失调,经济结构不合理而言,它是指在经济发展 过程中保持各产业部门之间的适当增长速度和合理比例关 系,促使各个部门之间的纵向关联和横向联系,加快产业结 构合理化和现代化 。 在经济发展中保持经济稳定,只有经济稳定,才能实现 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这一方针不仅符合中国国情,而且也 符合经济学的经济稳定化(ec0n0micstabilizati0n)理论。 经济稳定化是实现经济持续性高速增长的基本条件。它 并不意味着经济平滑增长,而是避免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或 者恶性通货膨胀。首先,经济稳定化意味着降低经济周期波 动幅度,减小经济波动系数,使真实产出增长率接近于增长 趋势。诚然,经济增长率会出现波动,但不会出现大幅度的 上升或大幅度的下降。具次,经济稳定化目标是使经济增长 避免陷入通货膨胀,实现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或者低通 货膨胀的经济增长。 实现经济稳定化不仅是一项经济选择与决策目标,而且 还是一项政治选择与决策目标,甚至后者比前者有时更为重 要。作者发现,对某一时期而言,经济波动系数愈小,经济 增长率均值就愈高,社会就愈稳定;反之则反。这表明经济 稳定化并不等于低速增长,恰恰是为了保持持续性高速增长, 其目的就是国家(指中央政府)通过控制宏观经济,避免经 济大波动,政治大动乱,社会大动荡。 在中国,经济稳定化目标及其政策是:稳定增长,稳定 物价,稳定通货,平衡财政,重视农业和粮食生产,创造和 保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第一,稳定经济增长,保持一个合理范围的经济增长率。 假定真实经济增长率yt在一个接近增长趋势yn范围内上下 波动(正负偏差为25%),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是“合理”的, 也是“稳定”的;如果真实经济增长率yt超出这个范围,我 们则认为经济增长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稳定的”。 第二,稳定物价。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是经济稳定 化的核心。保持物价基本稳定不是指物价上涨率为零增长,而 是指控制在一个相对低的范围之内。当物价上涨率小于3%, 我们认为经济稳定;当物们上涨率超过3%,我们认为经济开 始不稳定;当物价上涨率超过6%,我们认为经济不稳定;当 物价上涨率超过10%,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了高通货膨 胀期,也进入经济极不稳定期,与此同时开始进入政治不稳 定和社会不稳定期。 第三,财政收支基本平衡。保持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基 本平衡,减小财政赤字是经济稳定化的重要内容。财政赤字 占财政收入比重的2%以下,就可以认为是基本平衡。 第四,保持工农业按比例发展。农业稳定是经济稳定的 基础。稳定农业生产,保持工农业按比例发展是经济稳定化 的基础。粮食定,天下定;粮食紧,市场紧。可以认为,粮 食总产量、粮食价格、粮食库存量指标将成为中国社会经济 生活中最敏感最重要的参数。农业生产增长速度制约工业生 产增长速度,两个产业部门之间具有关联性和制约性(即产 业联系)。在中国,农业增长率与工业增长率合理的比例范围 是1:2.0―2.5。超过这一比例,则认为农业增长速度过慢, 工业增长速度过快,农业与工业增长比例失调。 第五,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控制基本建设规模,调 整产业结构,是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职能。从国 力规模看,国内投资主要来自国内储蓄,总储蓄率制约着总 投资率,总储蓄额决定了总投资额。从投入产出比例看,投 资增长率应答于或低于产出增长率,否则是高投入低产出,这 样的产出增长率愈高,所付的投入成本则愈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避免中国经济大起大落,最关键的 是要减少引起经济波动的外部冲击,特别是来自中央政府的 “政治动员冲击”和“政治命令冲击”。我们所关心的是使中 国经济发展失衡的冲击力在哪里,如何保持经济与社会的平 衡和稳定。我们所需要的不再是一时的极不稳定的高速增长, 而是持续的稳定的高速增长。
作者: 胡鞍钢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简介:《中国集体领导体制》追溯中国集体领导制变迁之“路”,探究集体领导制运作之“道”,剖析集体领导制治理之“术”,揭示集体领导制的历史发展逻辑、制度创新内涵和国际竞争优势,旨在增强制度自觉、树立制度自信。中国集体领导制是指由多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及其集体领导机制,体现为五大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交接班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集体决策机制。这一制度发源于毛泽东,重建于邓小平,成形于江泽民,完善于胡锦涛,并不断自我调整、自我修复、自我完善。 集体领导制比个人总统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它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制度创新和治道变革,大大超越了西方国家的“两党分治”、“三权分立”、“总统(个人负责)制”,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Knowledge and Development:A New Catch-up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作者: 胡鞍钢主编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简介: 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呢?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的真实国情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一个中国四种社会”。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发展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在没有完成工业化、城市化、服务业化的条件之下,面临着迅速知识化的任务,即实施知识发展战略,在所有的领域传播、使用知识,在世界上建设最大的知识社会,即学习型社会、普遍应用技术社会和信息社会。 本书详细介绍了当今世界最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以及在科技、教育、信息、治理方面的基本内容,总结和介绍了发展中国家促进社会转型的经验,讨论了中国如何在21世纪实施基于知识的追赶战略及消除新的知识贫困。
作者: 胡鞍钢等主编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简介: 本书为“国家制度研究”课题小组历时两年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在充分肯定1978年党的第一次转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的同时,指出该战略还不能解决和应对的经济繁荣条件下,日益突出的社会不平等、不公平、不稳定及其他社会危机,明确提出了第二次转型——以国家基本制度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构想,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制度建设实现全社会福利最大化,保证党和政府代表并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本书包括以下内容:第二次转型的含义,转型悖论与发展挑战,国家制度建设的历史与经验,基本制度建设构想及总结。 [
作者: 胡鞍钢主编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简介: 一个真正的中国具有三个特征: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一个中国四种社会这是中国发展的必然方向,而在这个新世纪我们又面临着新的任务,加速城镇化进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加速工业代,服务业化和知识化社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