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 脚印
作者: 范用著
出版社:
简介:她还是劝我,我说:
“好吧,让我想一想。”
我给了她地址,就分手了。
没想到,第二天上午,她就从武昌赶到汉口找上门来。
出版社的几个年轻小伙子,看到忽然来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找范用,非常惊异,他们从未听我说起过汉口有熟人。
她来找我,还是想拉我去演剧队。我告诉她,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我担心演剧队是否能够干下去,我不愿意过流动的生活,只想待在一个地方。我一再解释,无论如何请她原谅。
她失望地走了,再也没有来过。
不久,有人告诉我,她和一位编辑结伴去了延安。这位编辑我见过,在一个周刊编辑部工作,写文艺评论,兼做校对,常常来我们出版社,穿着长袍,左手插在西装裤里,腋下夹着一卷校样。他译了一部苏联人写的理论书,看书名是讲恋爱问题的,其实是用新哲学观点分析家族和婚姻的进化的书,粗心的读者买来看,以为书里面有什么“恋爱经”。五十年后,这位编
辑居然成为理论家。
这位革命女性,后来我听说是延安的活跃分子。是的,她是那么热情,对未来充满梦想。一九四二年,何其芳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轻轻地从我琴弦上
失掉了成年的忧伤,
我重新变得年轻了,
我的血流得很快,
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
那年代,多少少男少女都有一个美丽的梦想,都在忘我地追求。我在重庆读到这首诗,自然而然就想到在遥远的北方的她,我默默地为她祝福,又在内心里感激她。
我想,如果听了她的话,我会走上另一条路去演剧,甚至跟着她去延安,她会不会又成为我的另一个“姐姐”?很可能,不过那只能是革命大姐。而我这个人,用我女儿的话来说,是“小资味”(那是“文革”初期,她一心想当“红卫兵”的时候说的,后来不说了),想改造自己,洗刷这股“味道”,即使有主观愿意,有颗虔诚的心,也会吃力得很,准会磕磕绊绊,得老实承认这一点。
解放以后,听说她在南方,在一个省的文化部门工作,已经是一个资深的领导干部。
“文革”期间,我被关在“牛棚”里,有一天,一位难友说,在小报上看到,她被揪出来了,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和一位著名的粤剧女演员跪在马路上。
我不敢想像她是否经受得起这种残酷的折磨,这种野蛮的人身侮辱。我也跪过,被强迫跪在操场上,人们以为我会想不开,过不了这一关,会成为“自绝于人的狗屎”。她是个女同志,一个爱体面的人,会怎样想呢?透过窗户,望着蓝天,我的心怎么也半静不下来,上苍啁!
过了六年,“四人帮”终于被押上了审判台,扫进了垃圾堆,真正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她的老伴调来北京,成为我的上司。我们闲谈,说起汉口的这一段往事,我告诉他,在你之前我早就认识她。多少年来,尤其是“文革”期间,我很怀念她。
不久,她从南方来北京治病,我们见了面,她已经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大姐,讲起话来,不像从前那么轻快,也不像从前那样总是带着笑容,一句话,在她身上已经找不出丝毫青春气息,像我当年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
可是,虽然如此,我听得出来,她还是个对自己的信念十分虔诚的革命女性,她说要去瞻仰毛主席纪念堂,了却一桩心愿,我陪她去了纪念堂,这时我感到站在面前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革命大姐”,在党内,我们有多少这样的大姐啊!
曹孟浪兄告诉我,她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参加演剧活动,因为闹学潮被开除,只好跑到上海去,那时才十几岁。
一九二七年北伐时,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中国曾经出现一大批叛逆的女性。抗日战争时,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又出现了一大批革命女性,我就见过好几位。她们大多饱经风雨,在政治浪潮中沉浮,从无悔意。现在年轻人听了,或许会感到不可理解,但这毕竟是历史事实。难道真的如《路加福音》说的,她们“要努力进窄门”?她们之中有人可能读过屠格涅夫为
苏菲亚写的著名诗篇《门槛》,我在年轻时读这篇散文诗,不也激动不已?
两年前,得到消息她去世了。我发了一个唁电,只有一句话:
“亲爱的大姐,感谢您在我年少时给予的鼓励!”
因为写错了地址,电报被退回来,那么,就让它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吧!
回顾这一代人走过的道路,会有许许多多想法。一场噩梦之后,人们对生活重新拾起希望,然而,我以为更重要的是需要思考,因为要真正在思想上走出噩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九九三年八月八日,立秋后一日
[附记]
二○○一年,王晓蓝来信,寄来母亲田蔚的照片。来信说:“我姐姐王晓吟一九九四年拿回来一本《随笔》杂志,看了其中您写的《邂逅》一文,才知道您认识我母亲的事。后来我又买了《我爱穆源》,这篇文章也收入在内。从您的文章中可以感受到您是一个重感情念旧的人。我很理解您的感受。感谢您对我母亲的这份怀念之情。我窃想假如您当年参加了演剧队,甚至去了延安……您的小资情调一定会让您在历次运动中大吃苦头的,还是不去较为明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