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十二生肖
作者： 赵伯陶著
出版社：齐鲁书社,2004
简介：生肖对应于年，每十二年轮回一次。如某人生于公元1940年，这一年干支为庚辰，生肖则是龙年；十二年后的壬辰龙年(1952年)、二十四年后的甲辰龙年(1964年)、三十六年后的丙辰龙年(1976年)、四十八年后的戊辰龙年(1988年)、六十年后的庚辰龙年(2000年)……都是这个人的本命年。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在大都市中已达78岁左右，除生年以外，可以经过六个本命年，这比古人强多了，显示出现代医疗水平的提高。还有一种说法，只将与某人生年干支相值之年称作本命年，以上述者为例，只有庚辰龙年(2000年)算是其本命年，这样六十年一轮回，除生年外，人生一般只能再遇一次本命年。这或许是我国民间特别重视操办六十大寿的原因吧，在诗文中即称之为“花甲再值”，是值得隆重庆祝一番的。
以生肖论本命年，即使以十二年计算，也具有里程碑的巨大意义，因而极受民间关注。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七年元日对酒》诗之四有云：“今朝吴与洛，相忆亦欣然。梦得君知否，俱过本命年。”自注有云：“余与苏州刘郎中同壬子岁，今年六十二。”这首诗写于唐大和七年癸丑(公元833年)的第一天，而白居易与刘禹锡俱生于唐大历七年壬子(公元772年)，至大和六年壬子(即写诗的上一年)，两人都是第五个本命年，注中称“六十二”云云，是传统所云年龄的虚岁。
我国民间一般认为，人逢本命年必多灾祸，只有进行一定的消解活动才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否则将遭不测。在中国广大的北方地区，凡是逢本命年的人皆需要扎一条红腰带以辟邪，这种红腰带目前在一些风景名胜游览地以及年节庙会中都不难见到。有些地方满十二岁的儿童过本命年还要穿红背心或红裤衩，以求顺利通过本命年这一关。还有一些地方在本命年行将到来的头天晚间(即农历腊月三十)禁忌出门，直到大年初一早晨太阳升起方可外出活动。这些偏于迷信的习俗风尚，现代人未必全信，有些人不过是“未能免俗，聊复尔尔”，抱着一种“宁可信其有”的态度行事罢了。
年画，顾名思义，就是供人们在过年时张贴的。我国宋代已有有关年画酌记载，传统的年画多为木刻水印。十二生肖年画因与年节关系密切，尤其受到人们的喜爱。十二生肖年画有全绘者，也有只画当年生肖者，因贴过一年既要撤换，保存不易，所以遗存下来的不多。晚清木版年画《十二生肖童子》场面热闹，构图紧凑，很适合于过年时的热闹气氛。
民间剪纸艺术属于平面造型，具有鲜明的地方性与世代的传承性，至今仍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十二生肖是剪纸艺术中的重要题材，既有“全家福”似的生肖大会聚形式，也有单肖独立的形式，并以后者为多。我国北方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都有许多剪纸高手，他们竟相驰骋各自的艺术想像力，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作品，洋溢着浓厚的地方情趣。
在今天，十二生肖造型艺术仍在不断地向前发展，许多城市或公园内还有十二生肖雕塑，供人们欣赏与合影留念。苏州狮子林中的太湖石交互重叠，千奇百怪，横看侧视，各成景象。游览者可根据各自的想像力去猜测它们像哪一生肖，并以寻找齐全为乐。这种“象随心生”的活动，也为十二生肖文化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老鼠娶亲又称老鼠纳妇、老鼠嫁女、老鼠添箱等等，北方人多称老鼠娶媳妇。这一民间信仰风俗流传于全国各地，日期不一，但都在春节前后，属于旧时年画与剪纸的传统题材。在浙江绍兴一带，人们常称年画为“花纸”，鲁迅《狗·猫·鼠》一文这样写道：
我的床前就贴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我想，能举办这样大仪式的，一定只有我所喜欢的那些隐鼠。现在是粗俗了，在路上遇见人类的迎娶仪仗，也不过当作性交的广告看，不甚留心；但那时的想看“老鼠成亲”的仪式，却极神往，即使像海昌蒋氏似的连拜三夜，怕也未必会看得心烦。正月十四的夜，是我不肯轻易便睡，等候它们的仪仗从床下出来的夜。
可见，老鼠娶亲题材的年画不仅是成年人点缀年节气氛的物品，也是儿童进入童话世界的向导，真可谓“老少咸宜”。周作人回忆儿童时代生活，写有一组《儿童杂事诗》，其中《花纸》第二首云：
老鼠今朝也做亲，灯笼火把闹盈门。
新娘照例新衣裤，翘起胡须十几根。
诗下自注：“老鼠成亲花纸，仪仗舆从悉如人世，有长柄宫灯一对，题字曰‘无底洞’。”丰子恺为之配图，画中七鼠弯腰躬背，憨态可掬，惹人喜爱。至于诗注中“无底洞”的题灯，在丰子恺的画中没有表现，显而易见，那是受了小说《西游记》第八十三回老鼠精之无底洞的启发。
老鼠成亲日，在鲁迅的家乡是正月十四日的夜晚，而在全国各地，则从上一年腊月二十三到来年二月初二都有，极不一致。如在山西、山东一些地区以及陕西商洛地区，腊月二十三诸神上天的日子就是老鼠成亲的黄道吉日。浙江杭州、江苏南京、苏州、湖北江汉平原地区、广东佛山、福建金门等地，以除夕之夜为老鼠成亲的喜日。清梁玉绳《清白音集·嫁鼠词自注》云：“俗传除夕鼠嫁女，窃履为轿。”以正月初一为鼠婚日者有江西庐山、江苏常州、无锡、浙江缙云、龙游以及山东沂源一带。以正月初三为鼠婚者有广东梅州等地。此外，如正月初七日、正月初十日、正月十一、十二日、正月十五日、正月十六日至二十五日，一直到二月初二，都可以成为老鼠成亲的吉日。老鼠成亲之日，甚至一省之内，日期都不一致，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地大人稠所导致的百里不同俗之风貌。旧时北京的谚语有所谓“十七、十八，耗子成家”之说，然而北京也有以正月二十五日的“填仓节”为老鼠娶亲日的说法(见王树村《老鼠娶亲》，载1996年2月18日《中国文物报》)。老鼠成亲，在一地尚如此参差，在全国各地时日不同也就顺理成章了。这说明老鼠成亲的民俗信仰具有相当的随意性与调侃性，不像祭祀灶王爷那样郑重其事，日子也基本固定在腊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今古也无多大变化。
活牛可以成为克敌制胜的武器，石牛也可以在战争中派上用场。据《蜀王本纪》载，秦惠王想讨伐蜀国，但不知蜀道，就刻了五头石牛，将金子置于其后。蜀国人见到后，以为石牛能够屙出金子，是天牛，就报告了蜀王，蜀王信以为真，马上派兵千人，令五丁力士拖走石牛，于是留下了一条通往成都的道路。秦王派丞相张仪循石牛之道去攻打蜀国，终于赢得了胜利。石牛所起的作用与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木马之计类似。
春秋时代的宁戚依靠一头牛而自荐于齐桓公，也留下了千古美谈。《吕氏春秋》卷十九《举难》有如下记述：
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至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乎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
宁戚与齐桓公纵论天下事，终于得到了重用。无独有偶，春秋时的百里奚想自荐于秦缪公，知秦王好牛，就租下一头牛，等秦缪公出游时，就乘机对秦王说：“臣之所长，非养牛者也，乃养民也。”于是就与秦王同车而归，从此受到重用(见《太平御览》卷八九九)。以上所举两位古人都可以说是“因牛成事”者，留下了千秋佳话。
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有《牛飞》一则小品，也有发人深省之效：
邑人某，购一牛，颇健。夜梦牛生两翼飞去，以为不祥，疑有丧失。牵入市损价售之。以巾裹金，缠臂上。归至半途，见有鹰食残兔，近之甚驯。遂以巾头絷股，臂之。鹰屡摆扑，把捉稍懈，带巾腾去。此虽定数，然不疑梦，不贪拾遗，则走者何遽能飞哉?
古人的笔记小说中，有关牛的故事传说不胜枚举，皆可令牛生肖增色不少。《西游记》中铁扇公主的丈夫牛魔王更为中国人所耳熟能详。历史上有关牛的著名故事真可谓“汗牛充栋”了。
古代有关牛的工艺美术作品也可用“汗牛充栋”一言蔽之。
龙在中国家喻户晓而又无人见过，显示出这一生肖动物的神秘性。世界上根本没有龙的踪影，只有侏罗纪的恐龙曾一度成为地球的霸主，不过它们在六千五百万年以前白垩纪的一场天地大灾难的浩劫中就已完全灭绝，而那时人类尚无出现的迹象。人们认识恐龙是现代人根据出土的有关化石复原的，与传说中的龙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那么龙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有关这一问题，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以龙的原型而论，除较为普遍的“蛇说”以外，还有鳄鱼说(包括湾鳄、扬子鳄、蛟鳄等不同说法)、蜥蜴说、河马说、猪说(如古人笔记中的猪龙)、马说、蚕说、鸟说、鱼说、云说、闪电说、彩虹说、松柏说、物候历法说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有认真的探讨，但也不乏标新立异、耸人听闻之谈。闻一多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立论，认为龙的主干是蛇的形态，即一个以大蛇为图腾的团族(氏族)兼并、吸收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后，使本团族的图腾不断丰富变化，于是逐渐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和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终于成为我们现在所认识的龙(见《从人首蛇身像谈到龙与图腾》)。在诸多说法中，笔者认为上述混合说的说服力较强，对于我们认识龙的产生大有助益。也有的论者以为龙就是蛇的神秘化，体现了蛇的图腾崇拜转变为灵物崇拜的一个过程，这当然也可备一说。
龙虽然是传说中的动物，是“人造”而非“自然”的，但其家族却出奇地庞大，种类繁多，名目奇诡，充斥于古代典籍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