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作者：  郭晓东著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2013

简介：　　本书系一部专论乡村聚落发展与演变问题的专著。本书基于对国内外乡村聚落相关研究的总结、梳理和分析，以陇中黄土丘陵区为实证研究区域，从地理、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视角，运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文献方法与社会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及GIS技术手段，对聚落的起源与发展、乡村聚落形态空间及演变、乡村聚落社会空间与特征、村庄空心化与乡村聚落空废化、乡村聚落发展与空间演变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与综合研究，从不同空间层面构建了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解释框架，并对乡村聚落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进行了探讨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乡村聚落发展及其空间结构优化的实践途径与对策措施。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从事乡村地理、聚落地理、人文地理和农村社会经济、城乡规划、区域发展等专业的师生阅读，也可供相关政府部门和从事城乡规划工作的人员参考。

工夫论视域下的程明道哲学研究

作者：  郭晓东著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简介：　　《识仁与定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程明道哲学研究》是对北宋哲学家程颢（明道）思想的一项专题研究。作者力图以工夫论为基本视角，通过对程颢思想中本体论、心性论与工夫论三个方面的解读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对程明道哲学进行一次新的诠解。《识仁与定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程明道哲学研究》认为，这三者之间并非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部分，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对本体的体悟决定了工夫应有的路数；从工夫的路数中又反过来可以彰显出其所体悟的本体；而心性论则是本体论与工夫论的中介。本体并非是悬空的体悟，而是落实在对心性的理解上，只有对心性问题穷深极微，所下的工夫也才有所依托。《识仁与定性：工夫论视域下的程明道哲学研究》认为，明道哲学最大的特色就在于工夫论，即《识仁篇》中所说的“学者须先识仁”之意。在明道看来，识仁不仅仅只是体认本体，体认本体本身就是一种工夫，本体与工夫是二而一的。这正是明道与伊川朱子之学的差异所在，也是明道学影响后世最为深远的地方之一。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中心组编

作者：  曾亦，郭晓东著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简介：《宋明理学》讲了宋明理学历来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各种专题性的研究以及通论性的撰述，甚是繁富。一般来说，学术的研究犹如科学的进步，后人站在前人的肩上，不论材料的考订，还是名理的辨析，当是一代胜过一代。然而，不同学科的研究自有其特殊性，不可一概而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域之学术挟船坚炮利之势，很快占据了中国近现代思想及学术的中心。其中对自然与社会的研究，得名之为科学，不过是对异域学术之复制，至多只是异域之“普遍真理”与吾国之“具体实际”各种形式的结合而已，几无创造可言。至于吾国固有“文以载道”之学，则裂而为三，日哲学，日历史，日中文。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斯道既隳，斯文遂以扫地，而斯文斯道之学沦为俗学，唯逢迎时尚、牵引异学是务。至若宋明义理之学，则以异学之范畴加乎其上，离析支解，排比罗列，无所不用其极，遂有唯物论与唯心论之分、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别。近百余年间，多少学者皓首其间，而于事理之实际，渐行渐远矣。今之治宋明理学者大致若是。

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

作者：  郭晓东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简介：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它主要探讨“统治与服从的关系” 、统治者“统治权力的来源”以及民众“政治服从的基础”。政治合法性强调统治者在对民众进行统治和社会治理时，必须要有一个正当性的“统治理据”。这个理据可以基于“法律规则”、“统治绩效”、“价值规范”或“ 政治程序”。统治者通过引导型的“意识形态灌输”(自上而下)或参与型的 “政治价值论证”(自下而上)将其“统治理据”加以确立并巩固的过程被称为政治合法化。历史上不同类型的统治集团都必须通过合法化的途径来维持、巩固并发展其政治合法性，在此过程中，统治者需要积极回应民众基于理性思考与独立判断所形成的政治追问：统治者为什么能够对民众进行统治? 民众向统治者表达的政治服从依据何在? 面对以上两个合法性问题，西方历史上一些政治家与政治学者根据各自对政治现实的观察以及对政治理念的考量给出了不同的应答。有两种答案最具代表性，其一，认为统治者对民众的“统治权力”以及民众对统治者的“ 服从义务”来自于“经验政治现实”的制度性确认，即“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是一种既定的政治现实。“政治合法性”可以视为是统治者驾控社会、整合利益、维持秩序、谋求发展的“政治影响力”的体现。所谓“政治合法化 ”则是指统治集团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维持其自身的统治地位，有意识地利用“政治社会化”途径自上而下对民众进行意识形态灌输与操控的过程；其二，认为统治者的“政治统治”以及民众的“政治服从”并非单纯建立在统治集团的“治理绩效”基础之上，而是奠基于特定的政治价值规范系统(终极价值体系或多元价值体系)之上。“政治合法化”则是指民众在公共领域中经过理性的反思，根据其所信奉的特定政治价值规范，通过制度化的政治程序与交互式的政治沟通机制，自发地在政治系统中对统治集团的“统治行为”与“统治理据”展开论证、反思与批判的过程。上述对“政治合法性” 与“政治合法化”迥然不同的界定反映了自近代以降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范式的分野与对立，可以将前一种界定称为是“经验主义政治合法性理论 ”研究范式，而将后一种表述称为是“规范主义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范式。 政治合法性理论两种研究范式的纵横交织、此消彼长，构成了西方政治合法性理论演进的主要态势。自肇始之日起，规范主义政治合法性理论就与政治哲学家们对现实政治事务的“价值反思”以及对理想政治形态的“理念诉求”紧密联系在一起。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因其特有的政治价值反思与批判力度，以及对现实政治的清醒认知与判断能力，而具有强劲的生命力。然而，由于传统规范主义政治合法性理论对某种终极价值体系的过度依赖，在科学技术力量占据主导、价值多元化共存的现代社会，其理论的解释力与论证力受到了两种合法性研究倾向的巨大挑战。其一，是唯科学主义者在政治学领域中对政治哲学，尤其是传统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全面解构。“唯科学主义”者宣扬“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学科领域内的伪问题”，从而在理论存在的本源上消解了传统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其二，是经验主义者对政治合法性理论的整体性改造，他们认为合法性理论研究应当与政治价值判断无涉，从而抽走了合法性理论的价值规范内核，经验主义“政治合法性理论” 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合理性理论”，即失去了价值反思维度的合法性理论。 在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与科学主义思潮所形成的双重冲击下，传统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终结了。然而，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并不能从容应对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与现代性危机在政治价值层面所带来的严峻挑战，现代政治哲学家开始系统反思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在政治价值领域中所遭遇到的时代困境，并开始在理论层面重塑合法性的价值反思维度，这预示着政治合法性理论向规范主义的超越性回归，现代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已经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界重新获得了发展的契机。 现代规范主义政治合法性理论主张统治集团的统治权力惟有经过民众在公共领域中通过“正当程序”与“价值反思”而自发表示出服从与认可，该统治集团才具备政治合法性，相反，统治集团通过“意识形态灌输”以及“ 政治权术谋划”而得到的只是虚假的合法性，此种虚假的政治合法性是极端脆弱的，在其看似稳定的外表下潜藏着的是民众与统治集团政治冲突的暗流。 当代思想家约翰·罗尔斯与尤尔根·哈贝马斯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展开对西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合法性的研究。罗尔斯以其“正义原则”试图重新复苏沉寂已久的契约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并以建构“公共理性”的方式重整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价值反思维度；哈贝马斯则试图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入手，希望通过重建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及系统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有效解决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将其合法性理论称为是“重建式的合法性理论”。“重建式的合法性理论”强调人类社会“交往理性”的重要作用，并认为惟有在全社会范围内建构起一个理想的“交往共同体”，民众才可以在基本交往原则的规约下自由地展开对话，理想的交往行为可以扩展到政治价值领域，在自由民主宪政体制的卫护下，公民针对政治合法性的论证可以有效展开，并最终在政治价值领域中重塑失去了的合法性的价值反思维度。 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彰显以及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的倚重，预示了现代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的复苏与回归。然而，由于西方学者所特有的 “西方价值中心主义”研究倾向无法轻易消除，因此，复苏后的现代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仍然面临深层的理论困境。这主要表现为，西方价值中心主义的幻想与多元价值共存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政治架构的多样化与价值反思的单一化之间的矛盾；科学主义的偏见与政治哲学的反思之间的矛盾等等。 本书的基本论点是：惟有超越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将政治合法性置于多元价值博弈的平台上进行系统的反思与批判，才能最终恢复合法性理论的生命力。重塑合法性的价值反思维度就意味着在政治领域中实行一种真正的“ 价值宽容”，马克斯·韦伯、爱德华·萨义德、赛亚·伯林、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一批思想家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政治洞见：在政治价值领域中，“ 诸神共存”要优于“一神独霸”。但是，韦伯是以悲观的眼光注视着日趋理性化的西方社会，其合法性理论的最终归宿只能是沦为苍白干枯的“行政合理性设计”，而哈贝马斯则无法从容地超越其对西方政治价值观由衷的偏爱，其想象中的理想交往共同体的实际建构过程很难不受到西方价值中心论的 “观念污染”。笔者认为，重塑政治合法性的多元价值反思维度并非是指在合法性领域中采行一种简单化的“价值中立”立场，更非主张在西方现代政治价值主导下诸种价值间的不平等竞争，而是强调应当在政治价值领域中建立起这样一种机制，使不同的政治价值可以在其中展开平等的竞争、合作与博弈，力求达到多元价值间“共赢式”的博弈均衡。

经学、道学与经典诠释

作者：  郭晓东著

出版社：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1

简介：　　本書共收六篇短論，分上下兩篇，上篇以宋代的道學及與道學相關的經典詮釋為主題，下篇主要以清代《春秋》學為主要研討對象。前三篇論文圍繞著宋代道學而展開，討論了宋代道學家對經典的創造性詮釋及其所體現出的與傳統漢唐儒學的不同特色，同時也指出道學的成立離不開對經典的詮釋，特別是到作為道學之集大成者的朱子，依然追求經典詮釋的客觀性與正確性。後三篇論文圍繞著清代《春秋》學而展開，分別以莊存與、戴望和蘇輿為例，對清代《春秋》學作了不同面向的考察。從中可清楚地看到：儘管學術立場與政治立場各異，但清代以公羊學為中心的《春秋》學，無不以通經致用為職志，努力地將經術與政事挽合為一體。 　　如果說宋明道學致力於傳「道」的話，那麼其中所體現出來的經學視角則表明其並不廢「學」；如果說宋明道學致力於明「體」的話，那麼，以清代《春秋》學為代表的經學則充分地表現出儒學達「用」之面向。因此，「經學」與「道學」並非截然無所關涉，對於理解儒學之全體來講，它們必須兼容並包，必須相互補充，才可能真正溶道、學、政於一體，而不致於有所偏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