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
作者： 马祖毅著
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
简介：翻译理论经典，中外译学名著译事实务指南，译艺学习向导。
自周朝到“五四”以前翻译史之回顾。内容翔实，文笔简炼。探讨了我国历史上各种翻译活动，如诗歌、宗教经典、医书、文学，乃至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翻译。对广大翻译工作者、外语工作者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最后谈一谈真谛的几个助手。法太是建业定林寺僧，在制旨寺“笔受文义，垂二十年，前后所出五十余部”(《续高僧传》)。慧恺在真谛译《摄大乘论》时“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并了，都合二十五卷”。后来又共翻《俱舍论》，“十月便了，文疏合八十三卷”。真谛对
慧恺说：“我有了你共译两论，词理圆备，吾无恨矣!”(见《高僧传》)。慧恺俗姓曹，住建业阿育王寺，五十一岁便死了，使真谛非常悲痛。僧宗是扬州僧人，精通《摄大乘论》，为之作疏，还著有真谛《三藏行状》。隋开皇十年，参加翻译馆工作。
北方的凉州，曾经为译经的中心。公元439年，元魏灭掉北凉，又七年魏太武帝下诏灭佛，到文成帝即位才复兴佛教。在公元452年之前的三十多年间，南朝译经颇盛，而北方却佛事寂然，译经实已中断。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从凉州来的僧人昙曜在京西武州辟石窟五所，镌建佛像，最高的是七十尺，其次为六十尺，雕饰得非常奇伟。这就是现在驰名的大同云冈石窟。昙曜在这石窟内与天竺僧人常那耶舍译出新经十四部(见《魏书·释老志》)。其
后又有吉伽夜译经五部(见《开元释教录》)。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宣武帝和孝明帝时佛法大兴，洛阳译经之盛，为前代所未有。这时的译经僧人有昙摩流支、菩提流支、勒那摩提、佛陀扇多等。而菩提流支则被称为“译经元匠”。
菩提流支，北天竺人。永平初(公元508年)到达洛阳，带来大量梵本经典，到后不久，即从事翻译。曾与勒耶摩提合作译《十地经论》，由佛陀扇多传语，并有“义学缁儒”僧辩、僧朗、道世和侍中崔光等参加。崔光信佛，是个文士，孝文帝称他为“今日之文宗”。他曾为《十地经论》作序。《十地经论》一出，在北方形成了“地论宗”，与南方真谛的“摄论宗”对立。菩提流支在近三十年内译出经论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经唐代《开元释教录》刊定，存本有二十九部，九十七卷，其中《十地经论》、《金刚经论》、《法华经论》、《无量寿
经论》、《楞伽经》等，对以后中国佛学的发展，影响颇大。当时人李廓撰《众经录》，说“三藏法师流支房内，经论梵本可有万夹，所翻新文笔受稿本满一间屋。然其慧解，与勒那(摩提)互相，而神悟聪敏，洞善方言，兼工咒术，则无抗衡矣。”还有一事值得提起，就是菩提
流支曾将昙无最所著的《大乘章义》译成梵文，传之西域。昙无最是武安人，住洛阳融觉寺，通《涅槊》、《华严》两经，据说徒众有千人之多。
北魏孝明帝时，曾展开一场佛道之争。正光元年(公元520年)，昙无最在孝明帝的面前和清通观道士姜斌辩论。姜斌引《老子开天经》，说佛是老子的侍者。昙无最引用《周书异记》等书，说佛生于老子之前，驳斥姜斌。孝明帝诏令大臣议论《老子开天经》的真伪，魏收等七人说老子只著五千文，姜斌应以惑众罪论处。孝明帝将处姜斌以极刑，菩提流支出面苦谏，姜斌才保全了性命。其实，昙无最所引之书，又何尝不是伪造的呢?
北齐武帝灭佛，文帝则灭道兴佛，在邺都开始译经。北齐后主武平年间(公元570一575年)，有僧人宝暹等十一人同去西域求经。值得一提的是，后主曾命刘世清将《涅檠经》译成突厥文，赠送突厥可汗，并命中书侍郎李德林为译本作序。
北周都长安，当时译员有外僧达磨流支、耶舍崛多、阁那耶舍等人，赞助译经者是大冢宰宇文护。阁那耶舍与其弟子阁那崛多译《定意天子问经》等六部，圆明、道辩及城阳公萧吉笔受。萧吉博学多通，精阴阳数术。
隋文帝统一南北，结束了西晋末季以来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据《隋书》、《集古今佛道论》及《续高僧传》记载，隋文帝杨坚是在尼姑庙里出生，而且是由尼姑智仙抚养大的。周帝灭佛时，智仙躲在杨家，曾预言杨坚日后必当皇帝，重兴佛法。杨坚即位后，认为“我兴由佛法”，凶此“奉佛教极厚”，“大度僧尼，将三十万，崇缉寺宇，向有五千”(《佛祖历代通载》)。杨坚大力扶植佛教的用意，从他对灵藏和尚讲的话里可以窥见。他说：“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这正是列宁所讲的“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第三国际的破产》)。他本人是用暴力去“禁人为恶”，同时又要和尚们用精神鸦片的宗教去“劝人为善”，忍受压迫，放弃反抗。为僧人智颉称为“总持菩萨”的杨广(隋炀帝)，杀兄弟，弑君父，篡夺了皇帝宝座，“亦厚归依佛教”，装出一副菩萨心肠，愚弄人民，下令造寺院，发敕度千僧。这两个皇帝既修治旧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余部，还置翻经馆，招聘翻经道俗二十四人，在长安大兴善寺和洛阳上林园两个译场开展活动。据《开元释教录》说，隋朝“所出经论及传录等，总共六十四部，三百一卷”。
隋文帝即位就诏请北天竺僧人那连提黎耶舍入京译经。那连提黎耶舍f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到邺城，北齐文宣帝将他安置在天平寺，把三藏殿所存梵本一千多夹交给他翻译，并令昭玄大统沙门法上等二十余人监掌译事，由懂梵文的僧人法智和居士万天懿传语。万天懿还自译佛经一部。到周武帝灭佛，那连提黎耶舍易服潜匿多年。入隋，他又得以旋展身手，从开皇二年冬到五年冬(公元582—585年)，共译出经论十五部，八十余卷。他在所译的《德护长者经》里曾塞进私货，捏造了这样的谎言，说佛曾预言：将来佛法末世时，“月光童子”将托生于大隋为国王，能令国内一切众生信奉佛法，“亦大书写大乘方广经典无量百千亿，处处安置诸法藏，名日法塔，造作百千佛像，及造无量百干佛塔”(转引自《史地丛考续编》)。这个外来和尚给周武灭佛吓破丁胆，为了安身立命，维护“佛法”，不得不对那个“任诈以取天下”，“以涂饰虚伪笼天下”的“锱珠之主，，奉承一番。这也难怪，佛经的《嘱累品》里不总是谆谆告诫佛徒把“护持佛法”的事托给“国王”和“大臣”们吗?
另一个天竺僧人阁那崛多(522-600年)于周明帝武成初年(公元559年)到长安，不久学会了汉语，翻译过《金色仙人问经》等四部五卷。周武灭佛时，逼他还俗从儒，因他始终不肯，便放他回国。公元576年，他侨居突厥，遇到中国西行求法的僧人宝暹、道邃、僧昙等十人，曾结伴旅行七年左右。宝暹等搜求到梵本佛经二百六十部，于隋受周禅后携带回国，请求隋文帝邀阁那崛多来华译经。阁那崛多一到便开译，由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传语，僧人法粲、僧休、法经、慧藏、弘遵、慧远、法篡、僧晖等监掌译事，铨定宗旨，僧人明穆、彦琮等重对梵文，再审复勘，整理成文，共译经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卷(见《续高僧传》)。
下面谈一谈费长房和彦琮。
费长房，原是僧人，周武灭佛时被迫还俗。开皇初年，应召入京，以“学士”身份参与译经工作，著有《历代三宝记》十五卷，分“经录”、“帝年”、“代录”、“序目”四部分，总共著录华梵僧俗一百九十七人，所译经论二干一百四十六部，是一部内容比较丰富的经录。
彦琮(557—610)，俗姓李，出身士族，赵郡柏(今河南省西平县西)人，十岁出家，通梵语。在北周时与朝士王劭、辛德源、陆开明、唐怡等号称“文外玄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西域经来，奉诏翻译。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又奉诏到大兴善寺掌管译经事务，隋文帝对他礼遇甚隆，后又奉命撰《众经目录》五卷和《西域志》十卷。翻经馆成立后，入馆工作，又编译隋朝新平林邑所获得的一千三百五十多部梵文经典的目录。他前后译经二十三部，合一百余卷，
彦琮总结翻译经验，著有《辨正论》，主张译经必须以梵本为依据，“梵语虽讹，比胡有别”，就是说梵本虽然也有错误之处，总比西域诸国所传的当地语言译本或记梵音本要可靠些。他推崇释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认为“洞入幽微，能究深隐”。他评论了历代译人的得失，提出“八备”，即做好佛经翻译工作的八项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