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选择
作者： 赵园著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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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研究和文化的传播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热心者的恒久努力。我们希望，我们这项出版工作能够得到读书界、学术界、出版界的热情支持和帮助。在营造学术氛围，传播文化知识的路途上，请让我们携手共进。大革命后的中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人“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现代中国的知识者，何曾遇到过这样的“大时代’、如此矛盾的生活?当然，应当承认，大革命后的中国小说界，没有产生’最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没有产生中国自己的普希金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但这并不改变如下事实：大革命后小说写知识分子的成功作品，也正是在一种“作为外界风暴之反映的内心风暴”的撞击下。在“俗语叫做‘灵魂’的那个东西分裂为两半或好几部分的时代”①产生的。它们是社会矛盾尖锐与人的精神矛盾尖锐的共同后果。而且由此开始，在对于矛盾的继续发现的长过程中，不断产生出新的文学形象，引出新的创作矛盾。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中国现代史特殊的矛盾现象中，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小说的独特品格，产生了现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创造的基本特色——经由人物的性格矛盾对于时代矛盾的把握，由矛盾着的性格体现人物作为“历史人”与过去、未来的联系，即现代知识分子在历史链条上的位置，以及由矛盾着的性格体现人物作为“社会人”与构成社会的其他部分的关系，也即现代知识分子在他们所生存的社会整体中的位置。
因此，当你由小说家们写在当年的创作谈中，昕到作者诉说“矛盾”的苦恼的声音时，你不必为此而滥施悲悯。没有茅盾1927年在牯岭上剧烈的内心冲突，就不会有他的《蚀》；虽然《蚀》的成功由于“矛盾”，而缺失也由于“矛盾”。更不能设想，倘若巴金的那些个矛盾在一个早上突然统统消失，还会有现代文学史上的那个巴金，还会有他的打着鲜明个人印记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文学成就正依赖了那些“矛盾”，无论他在说到这些矛盾时有多沉痛。甚至那些质量较为低劣的作品也
不例外。鲁迅正是由《小小十年》(叶永蓁)中人物以及作者的矛盾中，找到了那本书的“意义”所在。他又以同样的批评眼光，发现了柔石小说《二月》的价值。历史事件引出的后果往往出乎当事者的预计。当着大屠杀在南半个中国到处进行的时候，谁又能想到，历史的悲剧反倒促成了文学的普遍成熟呢?
“矛盾”的发现，甚至影响到整个时期的文学风格。人们谈到大革命后“五四”式的浪漫主义文学的衰落，总不免要归因于时代生活的变迁。理论上的有意疏引(同时也伴随着片面性)，作家生活经历、心理状态的变异。这些无疑都是条件，而且是一些重要的条件，但下面的条件也不应当忽略：在作家们的认识中，生活突然间变得复杂了，而原先用惯了的那种单纯的抒情形式，已经像是由于人的体格的壮大而显得狭小了的衣服。他们需要找到容纳复杂化了的生活印象、感受的小说形式和风格。于是，一方面，有上文所说的长篇的繁荣；另一方面，则有精确地写实的创作要求，而且这种要求明确地集中在这样一点上：写人，写性格。迷惘者。动摇者。复仇者如果我们不满足于指出作为这一时期小说形象创造的一般特征的“矛盾性”、“复杂性”，——内容的，和作者思维方式的，而由作品去更具体地把握从事创作的当时作者们的心态，那么你会比较容易地捕捉到那一时期作者心理状态的普遍的极端性。
你看到的，是形象的鲜明性，个性的强烈性，是清晰地勾出的轮廓(往往略去了中介部分)，光暗分明的影像(缺乏更细膩的层次)。人物之间区分得清清楚楚，“本质”一目了然。生活的朦胧性，性格的模糊性，被排摈在文学之外。有代表性的，自然首推茅盾。(蚀》三部曲，是茅盾小说风格的起点，——起点中包含了茅盾艺术个性的几乎所有重要特征或其萌芽：图像清晰、影调强烈的广阔图画，每个人是一种“代表”。还应当谈到巴金。写《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的人物，他通常使用的是对比的原则，人物分别处于两极(或多极)。他们之间的对比如此分明，几乎看不出“参差”、“交叉’、“重叠”①。
与其说生活原本是这样的，不如说作者们这样地看生活。这是激情状态下的创造。鲁迅曾以为激情状态下的创作会杀掉“诗美”②。闻一多则谈到过自己作诗常在“感触已过”，印
象、情绪经了时间淘洗之后。在他看来，这种状态下的诗可免于“刻露”③。但不妨认为，激情状态的特有诗情也会导致独特创造。不但形象类型(包括形象的美学类型)、形象本质(包
括审美本质)应当是多样的，创作状态(审美心理，情绪状态等等)也应当多样，——后一种多样正是前一种多样的主观方面的基础。
前于此，后于此，知识分子形象都很少有如这一时期那样轮廓清晰而色彩强烈。大革命前后的小说家们在强大的激情中思考生活，在极端性的心理状态中思考生活，“激情’、“心理
状态’依各自的方式进入了文学性格。
这种心态的极端性，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与生活和认识的矛盾性不相容。既矛盾，又极端，类似的思维特点难道是罕见的?一方面，是空前复杂化了的对世界的认识和认识眼光，另一方面，是思维的极端性厂——必然造成特殊的审美效果。比如：人物作为个性，相对于“五四’小说人物(指一般作品中的)，其社会本质和审美特征的复杂性，个性自身的矛盾性，同时，世界图景(主要由人物关系，以及人物对环境的关系构成)的单纯性。这种“极端性”(心态)、“单纯性”(图像)又不可能不限制了小说家对生活的复杂、矛盾性的进一步发掘与表现。
这种情况，在大革命前后小说界推出的三种形象类型那里得到了证明。这就是：迷惘者，动摇者，复仇者。这是由大革命造出的性格类型。而其中的“迷惘”和“复仇冲动”，更属于大革命失败最初瞬间知识者中普遍的精神反应。迷惘者，这样剧烈的震动，不是任何人都能遭逢的。大革命的失败给予知识者的精神震撼，在力度上，超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民主要求，经历了较长时期的积累。即使新文化运动，也有其由渐进到狂飙突进的过程。而自1926年北伐誓师，到工927年“四一二”政变的一年间，才真正可谓“笑啼杂作．，“可歌可泣”，“演尽了人事的变幻”(茅盾《蚀·追求》)。中国知识者仅仅由个人的经验中，也会预料到封建顽固派对于新文化的抵抗和反扑，但他们有限的政治经验，还不足以应付像“四一二”前后发生的风云突变。愤懑，迷惘，动摇和复仇冲动，控制了相当一部分知识者。及时捕捉住大革命失败后那一刹那青年的迷惘神情，生动地描绘出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关头这一重要的精神反应的，是茅盾的《蚀》三部曲。
《蚀》，尤其是它的第三部《追求》，是一部大革命失败后知识者“瞬间迷惘”的记录。
“迷惘”，也并不是大革命后特有的精神现象。“五四”时期以及稍后，就有那一时期的迷惘和迷惘者。由王统照的《钟声》，张闻天的《旅途》，一直到后来庐隐的《风欺雪虐》、《曼丽》、《时代的牺牲者》、《蓝田的忏悔录》，丁玲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都表达着对于“五四”时期流行主张、“新思潮”(多半限于“恋爱自由’、“个性解放’的思想)的迷惘，迷惘中充满了碰了壁的理想主义者浓重的幻灭感。
《蚀》中迷惘者的迷惘，在一些基本点上，与“五四”小说人物的迷惘区别开来。这里的迷惘是更带有根本性质的：大革命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大革命后知识分子的道路；因而只能是大革命后知识者的迷惘。《蚀·追求》里青年张曼青的书架上那本簇新的《WhetherChina?》(意即“中国往何处去?”)，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迷惘之来和迷惘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