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游牧民族的广阔舞台

作者：  赵芳志主编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

简介：位于赤峰敖汉旗的兴隆洼遗址，被中国考古界誉为“草原第一村落”。在距今八千年以前，兴隆洼文化先民就已在西拉木伦河流域繁衍成长。其年代与中原地区的磁山、裴里岗等前仰韶时期文化相若，是中国最古老的新石器考古学文化之一。 他们选择临水的山坡台地营造村舍，几十或上百座方形半地穴居室成排分布，四周环绕简单的围沟，居室间的空地上集中设置若干储物的窑穴。这样的聚落两两相对或隔河相望，安排得井然有序，反映当时的氏族组织很严密，一个聚落便是一个氏族(在同一母系下的后裔子孙)；两两相对的聚落组成一个胞族（两个不同母系的后裔子孙，可按辈份互为婚姻集团）；一群聚落便是一个部落，部落酋长由年长而又有威望的女性担任。人们在氏族制度的组织下，从事原始的农业、渔措和采集生产。打制的有肩石锄和磨制的长方形石铲是最常见的松土掘土工具；用传统细石器工艺加工的石片和石叶，镶嵌在骨柄上，就是最便捷的切割刮削刀具。他们制作的陶器具有质朴的原始美，多数为口大底小腹壁斜直的筒形罐，表面装饰着很有特色的压印“之”字纹。此时的陶器都是夹砂陶，用为炊具，没有作为贮藏用的泥质陶容器，说明农业生产还不太发达，畜牧、狩猎在生产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兴隆洼文化的埋葬制度很有特色。一是把死者安葬在生前的居室内，随葬晶有小件玉器，有的用整猪殉葬。二是山顶葬，墓址选在靠近聚落的山坡顶，一处墓地一般不足十座墓。居于山顶中心位置的墓葬四周围砌一圈石块，墓穴的上下左右皆置石板。石圈的外围分布若干积石土坑墓，多数为单人葬，极少数双人合葬，随葬品也以小件饰物为主，个别用陶器。这两种埋葬制度，反映了兴隆洼文化先民的信仰与崇拜。室葬的死者，死后还寄托在养育自己的居室内，意在“守土”；山顶葬的死者，死后被送到最高处，意在“登天”。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便是对天神与地母的信仰。在这些信仰基础上，兴隆洼文化的先民们，创造了目前已知中国的第一尊女神像。 兴隆洼文化有少量玉器，种类有玦、蝉、管形饰、匕形饰等，造形古朴，玉质莹润，已使用了钻孔和琢磨的工艺。这一重大发现，不仅把中国使用琢磨玉器的历史上推到距今八千年左右，也为以后红山文化高度发达的玉器制造业找到了源头。 三、游牧人王朝的先声——东胡人的足迹 内蒙古东部青铜文明的初起，相当于夏商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但后来这支文化突然消失。到了西周、春秋、战国之际，出现考古学所称的夏家店上层文

奇谲浪漫的南方大国

作者：  舒之梅，张绪球主编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

简介：1） 礼制——饮食器具与鼎制 礼是一切行为的规范，礼的内容有很多，成丁、婚丧、祭祀等均体现礼的存在，无法一一论述。现在我们最能具体见到的礼制表现，是礼乐场面的饮食器。所谓“民以食为天”，饮食行为亦成为表现礼的一种仪式，诸如食物来源、种类、数量、烹饪方式、饮食器皿的排列组合和纹饰，都成为人们关心的内容。《周礼》记载，负责帝王起居的人中，大部分是管饮食擀餐时按地位和年龄，划定菜肴多寡的规则，例如：“天子之豆十二六，诸公十六，诸侯十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礼记·礼器》）；六十岁的三豆，七十的四豆，八十的五豆，九十的六豆(《礼记·乡饮酒义》)。这些规定亦用在祭礼、婚丧一类活动中，成为“礼”的形象体现。楚人的礼乐制度正是沿袭商周这种传统，用饮食器和乐器的种类、数量、品质与组合关系，表现社会各阶层的身份。 周人的礼器是以鼎为中心，用鼎的数量和器物的组合关系来表示身份。如诸侯用九鼎八簋、上大夫用七鼎、下大夫五鼎、士三鼎(另有天子九鼎说，今按《周礼》说)。目前从考古材料上看，楚人用鼎基本遵从这个规则。无论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晚期的王墓和大夫墓，都完全按照周人规定的铜鼎、铜簋数目。在器物组合关系上，直到春秋初期，楚人还完全按周人的铜鼎、铜簋的组合，器物风格亦一如中原。 到战国时期，楚人礼器的组合基本上由盛牲器(鼎)、食器(簋、篮、豆)、酒器(壶、缶)、盥洗器(盘、匜、蚕)构成，和中原稍有区别的只在食器的演变序列上，中原是按照簋——豆——敦演变，楚人则按篮——敦——盒演变。豆是盛肉和调味品的器皿，簋、篮则是盛饭器皿。此外，楚人对盥洗器也格外重视。 楚人在饭稻羹鱼的优裕状态下，礼器组合上用盛饭的篮代替中原的簋，这只是形状上而非功能上的变化。至于鼎、篮、壶与鼎、敦、壶组合关系中，似乎由于楚人强调兴奋剂——酒的作用·因而盛酒的壶从来没有从器物组合中消失，组合稳定不变，而且酒器的制作精美，形制多样。除了饮酒之外，楚人的菜肴也很有特色。中原饮食的传统一直把荤菜当作奢侈晶，所谓“肉食者鄙”、“肉虽多，不使胜食气”，都反映出对食用荤菜的克制。从楚人仍用陶、漆木豆充作礼器，也似乎表示他们在恪守传统、不放弃荤菜享受的同时，顺应自然的态度。 楚地漆器是中国漆器艺术的重要部分，尤其是战国时期的楚国漆器，最能表现楚文化的 艺术特色。近数十年来约五千座战国楚墓出土的大量漆器，不但使我们认识到楚国漆器艺

东北文化:白山黑水中的农牧文明

作者：  徐秉琨，孙守道主编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

简介：一、东北的旧石器时代遗存 在“茫茫白山、悠悠黑水”的东北大地上，何时有人类活动的踪迹?哪里是他们最早的栖息之地。 东北的金牛山人：1984年，在濒临渤海的营口永安乡金牛山的洞穴中，发现于一具相当完整的男性头骨及体骨、其年代距今二十八万年，定名为“金牛山人”。这是迄今东北地区发现最古又较完好的人类化石。 与金牛山人化石伴出的遗物有打制石器、骨器、烧骨和灰烬，可据以推定它属于东北旧石器时代较早期的文化遗存。此外；该遗迹还出土大量动物化石，如剑齿虎、梅氏犀、肿骨鹿、三门马、大河狸等等，多达七寸种，不少是绝灭了的古老种属。其中如鹿、犀、熊等，都曾是金牛山人的猎物。继续往下掘至洞中的第七、第八层堆积，更揭露出当年金牛山人群居洞穴、肢解动物，围火烧烤，敲骨吸髓那种肉食生活场面的遗迹。但见在发掘出的一层层十几平方米的居住面上，散布着当年食后弃置的一块块动物烧骨、一片片敲碎的肢骨、十堆堆篝火的灰烬，层层堆积，愈下愈古，历万千年，形成厚厚的文化层，年代已远远超过三十万年了。这一片遗址真有如一部遗留地了的无字史书。一层层文化堆积，就像一页页书，记录着这一方多少万年采大自然的变迁，古生物生生不息的进化，尤其原始祖先那穴居野处，无疑，这是自1929年北京周口店猿人化石及洞穴发现以来，又一罕见的重大发现。 　　像金牛山这样早的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在辽东山区酌本溪庙后山也发现一处，年代要 晚些，距今约十四十四万年。而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则有辽西喀左县水泉乡鸽子洞，距今约五至十万年。遗址内发掘出打制石器三百多件，与北京周口店第一、第十五地点的石器相似，故有学者认为它很可能是中国猿人文化向东北发展的一支。 东北先民的北迁：东北早、中期的旧石器文化遗存目前还只发现这么三处，寥若晨星，且限于东北南部。但从另一角度看，这或许正昭示东北远古人类早期多活动于南部的环渤海地区，继而向北向东扩展，从辽河到鸭绿江，从松花江到黑龙江，在更为辽阔荒远并渐趋寒冷的黑土地上散布开来。显然，这一历史进程也和气候的周期变化，特别是冰期到来有关。由于喜寒的东北猛犸象和披毛犀动物群渐次北移，使一批批原始猎人追踪北上，可能更有的跨北极圈，越阿拉斯加山而进入美洲“新大陆”。就东北来说，只要披览地图，细审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近三十几处距今五至一万年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化石及文化遗迹所在的地理方位，便对这一过程一

吴越文化:中国的灵秀与江南水乡

作者：  梁白泉主编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

简介：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自古便是由不同地区的文化单元，经长时期的交融、交流组合而成，各地不同的文化特质不断为中华文化的母体注入新的元素。而位处中国东南部，湖泽处处、河网纵横的吴越文化，则以清雅灵秀，柔润细腻的文化气息为代表，成为中华文化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越到晚近，越为重要。而这支水乡文化，在千百年来凭借各支川流交错的河道，以及无边无际的海洋，建立一个家给人足、地灵人杰的人间稀境。 吴越，相当于今天江苏、浙江两省和上海市，周边还包括了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安徽和江西东部等地区。这里亦即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江南。吴越一词，始自春秋时代，当时位于此处的两个强国——吴国(约在今江苏一带）和越国（约在今浙江一带)，都因曾成为中原的霸主而名闻于世，于是后人便以吴越来称呼这个地方。 位于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是中国著名的水乡。由于这个特点，古代曾流传一个有趣的神话：共工氏和颛顼为了争位而打仗，其间共工氏怒触不周之山，结果撞斜了支撑天空的柱子，又弄断了联系地角的绳子。天空因此向西北倾斜，日月星辰都集拢到西北；东南的土地却下洼，百川河水都汇流到东南方去(《列子·汤问》。虽然这个故事是神话，但是江南地区河川交错、水道纵横，却是事实。除了有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流经外，更有由陨石撞击或从浅海封闭而成的太湖、源于安徽南部黄山山系的钱塘江和蜿蜒于长江与黄河之间的淮河。世界上的文明，每每是在河谷、水源一带出现和发展，故此，吴越地区的一湖，太湖)、两江(长江、钱塘江)、两海、黄海、东海，这几个联成一片而又具有不同形态的水域，无疑是吴越文化之母。古人 也领悟到这些水系的重要性，所以太湖便有“包孕吴越”之称。 按古代典籍记载，吴越地区早已居住了不少原始居民，包括有太吴、少昊、共工氏和蚩尤，稍后又有东夷、荆蛮、百越等各族在这里生活。若参照考古资料，早在三十万年以前，南京市汤山镇所在地区便已出现了人类的踪迹。到了大约一万年至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吴越文化便曾大放异彩，这里种植出世界上最早的栽培水稻，对中国此后南方的农业发展有重大影响；中国最著名的工艺——漆器，亦于此时面世；玉璧和玉琮在传入中原后，便成为商周时最重要的礼器。 吴越地区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时代，是春秋时的吴、越两国崛起之世。其中吴国的吴字，与古“鱼”字音义相通，有人认为，这是与吴人身处多水之地有关，可见水对当地影响之大。在春秋晚期，吴王夫差

东方思想的摇篮

作者：  刘振清主编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

简介：三、东夷文化没落的关键——岳石文化 东夷的文化既然如此灿烂，其消长及融入中原文化的原因和作用则倍使人瞩目，这不能不谈到转折时期的岳石文化。岳石文化的分布范围大体和龙山文化一致，应是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它的年代约与中原的夏朝相若。 山东的龙山文化是当时发展水平最高的一支文化，但为什么最初的王朝没有在东方建立，文化水平亦渐落后于中原的夏文化？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的东夷并非统一的族名，而是包括蜗夷、莱夷、淮夷、岛夷、畎夷、于夷、方夷、赤夷、白夷、黄夷、玄夷、风夷等诸多部族，虽然大多十分发达，但并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山东龙山文化在不同地域的不同特点，正是这一史实的反映。更重要的是，岳石文化时期，东方的夷人可能进入一个衰微的阶段。岳石文化的遗址远没有龙山文化时期密集，从陶器等遗物来看，虽然继承了龙山文化部分传统，但像蛋壳陶那样的高超技艺，这时期已可望而不可及。导致岳石文化衰落的原因，学者各有推测，有的认为青铜器的发展可能导致手工业重心转移，而使制陶技术衰落；有的认为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并非子虚乌有，四千多年前确实曾发生过一次延续了若干年的特大洪水，而黄河下游受灾最为严重，造成人口减少，文化衰落，直到岳石文化后期，才略有恢复；也有学者归因于战争的破环。所有这些观点都有待新的考古资料证实。 中原文化的东进：约在公元前16世纪，商人灭夏，建立了商朝。相对于夏人而言，商人虽也属于东方民族，但与东夷毕竟不同。商代山东地区的历史比较复杂，一方面，这时期商王朝不断征伐东方，甲骨文和金文上，有许多“征人方”的记载，“人方”即“夷方”。商人所代表的中原势力侵入山东约在商代中期，商文化由西向东推进，渐次由山东的西部伸展到中部的胶莱平原，在这些地方受商文化影响的程度较高，是一种吸收了商文化的土著文化，而胶东半岛则尚未受到商文化扩张的影响。但总的来说，在这场角力中，土著的东夷逐渐处于劣势。 有商一代，山东地区有薄姑、商奄、薛、莱等一批小的部落方国。它们是商的盟国，有的保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这些地方已发现的带有族徽的青铜器，如亚丑族的人面纹大铜钺，出土于商王 陵之外较大的贵族墓，可能是诸侯、方伯一类身分，是研究商代山东方国的重要物证。 二、夷、夏文化界限的消融 当齐鲁初封之时，山东地区方国林立，齐、鲁两国不过“各地方百里”。但经过两国长期的扩张、交流，东夷文化便渐被纳入华夏

河陇文化:连接古代中国与世界的走廊

作者：  李永良主编

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香港:商务印书馆,1998

简介：　　 河陇是中原的西屏障和丝绸之路的东大门。关键的地理位置，尤其狭长的河西走廊，使河陇在历史上广为人知。河陇虽然握守重要位置，但一向被视为过渡地带，它自己的文化变化，它对中国文化和东西文化交流应有的重要贡献，向来鲜有人提及。 　　 河陇粗略言之约当今日甘肃、宁夏两省，地貌多变，加上东西相接、南北夹处的区位，自古至今，都是民族众多、经济形态复杂，文化缤纷的地域。 　　 东部的“陇右”地区，与中原的心脏——关中，同属共土高原地区。关、陇唇齿相依，自远古时已属于仰韶文化，明乎此，著名学者陈寅恪提出后来有所谓关陇集团，在文化及人才上是一个紧密结合体，也就不难理解。陇对于关，实起了屏障、辅翼，甚至促进的作用。 　　 河陇西部的“河西走廊”夹处蒙古高原及青藏高原之间，海运兴起以前，几乎是中原通向世界其他重大文明的唯一通路。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已是人所共知。然而河珑不止是过道，它还有融合、加工、变化的角色。以石窟艺术为例，呈带状绵延的石窟即明显可见东西碰撞和消化的痕迹。 　　 消化东西文化的工作，早在新石器时代已在进行，而少数民族贡献良好。西夏王国的兴起，融合汉、藏及西域文化的宏力，只是这漫长的多民族竞争历史中最雄伟的一段。 　　 多元民族、文化的互补和争辉，正是千百年来河陇文化的主调。 　　 应当说明的是，研究地域文化，需要显示该地域的大致位置、文化遗迹的分布情形以及文化传承的演变轨迹等，为此，本书的编撰者设置了相关的示意图。这些示意图具有学术参考价值，然较之规范地图，可能不尽完善。为尊重原著，也为方便读者，中文简体字版保留了全部示意图，仅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