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孝道文化
作者： 万本根，陈德述主编
出版社：巴蜀书社,2001
简介：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之中，“孝”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指出在人的诸般德行中没有比孝更为大的，事亲行孝是做人的根本。宋代新儒学的代表程颢、程颐和张载等人，则将孝道提升为普世性美德，强调孝道在伦常日用中的作用。儒家孝道观的影响是广泛的，其对中国古代中医学的发展尤为深远，这是因为孑L孟与程张诸人，不仅倡言孝道而关注医道，甚至将医道纳人孝道的范围之中。而后世医家无不服膺儒学，因此医儒之间就存在着某种较为特殊的关系。
孔孟孝道观首先对古代医学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汉晋到隋唐不少著名医家都提出知医为孝的观点。如被后人尊为“医圣”的张仲景说：“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伤寒论》自序）。晋人皇甫谧说：“夫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若不精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晋书·本传》)南齐人褚澄在其所著《褚氏遗书》中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与；非聪明理达之士，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是以古之用医，必选名姓之后。其德能仁恕博爱，其智能宜畅曲解，能知天地神祗之次，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唐人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序》中也说：“君亲有疾不能疗，非忠孝也”，“若有疾厄来求救者，……皆如至亲之想。”这些言沦都体现了孔孟孝道观的精神实质，认为孝子忠臣要时刻保证君父的身体健康，就必须学习并精究医术。张仲景、皇甫谧、褚澄、孙思邈等人所言在历史上开了医孝合—论的先河。这说明孔孟奉亲养老的观点，力求掌握医药知识的愿望，容\易在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的医家中产生反响，这也体现了社会生活中人们都有希望自己的父母健康长寿的共同愿望。
宋代理学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高峰。二程、张载等理学的奠基人，比较全面地阐发了孔孟的孝道观，并且在践履方面作了更多的尝试，突出地表现在对医术的爱好与崇尚之上，因此使得孝与医在关系上更加紧密，形成极有特点的医孝合一论。由于理学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其对医学的影响也就更为显著了。
程颢、程颐创立的洛学学派，一向被视为理学正宗。二程兄弟具有丰富的医学与养生学知识。关于切脉，二程说：“人有寿考者，其气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蒂固底道理。人脉起于阳明，周旋而下，至于两气口，自然匀长，故于此视脉。又一道自头而下，至足大冲，亦如气口。”①所谓“气口”又称“寸口”或“脉口”，指两手桡骨头内侧桡动脉的诊脉部位。但二程理解的并非现在中医学所常用的独取“寸口”之法，而是《素问·三部九候论》中提出的
“三部九候”的全身遍诊法，所以说脚上的“大冲”即“太冲”穴，也是诊脉部位。切脉为望、闻、问、切四诊中之最难者，晋王叔和《脉经序》云：“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在心易了，指下难明。”对脉象的体认完全凭医者的经验积累。而二程居然能像医家可以悟出“弦紧浮芤，展转相类”的复杂脉象，分辨出入有无寿考，可见其在脉学方面造诣颇深。二程亦懂药物学，《二程遗书》卷十五说：“医者不诣理，则处方论药不尽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
合和之后，其又如何?假如诃子黄，白矾石，合之而成黑，黑见则黄白则亡。又如一二合而为三，三见则一二亡，离而为一二而三亡。既成三，又求一与二；既成黑，又求黄与白，则是不知物性。古之人穷尽物理，则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则成何性。”这是讲药物的化合与分解，强调要对单味药色、臭、味仔细辨识，方知构成方剂后的性能与功效。当然，在诸种医药学知识中，二程对于精神卫生知识似乎更为熟谙，这显然与孔孟以来儒家注重道德修养的传统不无关系。他们认为人之所以无病自疑，是因为“疑病者，未有事至时，先有疑端在心”(《二程遗书》卷三)，治疗失眠症，与其念名言中好字，“不如数珠之愈也”(《二程遗书》卷二上)。对于视物皆狮子的幻觉，患者“以见即直前捕执之，无物也，久之疑疾遂愈”(《二程遗书》卷十一)。又如对于恐惧情感，《二程遗书》卷十八载：“或问：独处一室，或行暗中，多有惊惧，何也?曰：只是烛理不明，若能烛理，则知所惧者妄，又何惧焉?”内心的恐惧只因不明了事物的性质和道理，所以他们提出“明理可以治惧”(《二程遗书》卷一)的一般性治疗方法。“怒”是人类情感中最易发作和最难控制者，过度之怒对人体危害甚大，如何制怒自古以来是儒家修身中的重要课题，二程提出以理制怒的方法，说：“人之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能以方怒之时，遽忘怒心，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道亦思过半矣。，’(《二程遗书》卷十五)就是说将发怒时，需要有一个调整，即以“理”来观察一下其中的是非曲直，即会消去怒的诱因，回到心平气和的中庸状态。这显然不失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心理疗法。在人的诸种情感中，二程亦如孑L盂一样最注重“乐”。如说：“仁者不忧，乐天也。”(《二程遗书》卷十五）“仁者在已，何忧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忧也。乐天知命故不忧，此之谓也。”(《二程遗书》卷一)当然，这里所谓“乐”亦如孔孟一样加入了伦理道德方面的价值判断。程颢的诗处处体现出“乐”的情感体验，其《偶成》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秋日偶成》又道：“退居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里表现的是恬淡闲适、从容自得之乐，显然具有养生学方面的道理。总之，二程的医学知识的确是较为系统和全面的，显示出他们对此道具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和钻研精神。
在道德范畴里，是仁为本，还是孝为本?在人性论上，是孝为人性之先，还是仁为人性之先?这是自东汉以来直到清代的儒者争论了一千多年的一个大题目。这场争论，其实质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传统道德的哲学基础、行为准则和伦理规范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本文拟对仁孝之辩的历史由来加以追溯，从中或可得到于今有益的实践启示，故为此文，以求正于方家。
一、“仁孝先后之辩”的历史由来
在《论语》的思想体系里，孔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标准，而以孝悌、忠信、礼勇等伦理行为作为从属于仁的总原则之下的道德观念，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关于仁和孝这两个概念之间的直接关系，孔子本人并没有完整的论述，“并没有提出一个德目的体系来”(张岱年先生语)。①在《论语》里，孔子说到“仁”的地方有105条，①说到孝的地方，有19条。②而说到仁和孝的关系的地方，把有于和曾子等弟子说到仁和孝的话除外，只有一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③这里的“仁”是指仁人而言，很难说仁与孝孰先孰后的问题。而他的弟子有子和曾子则各执异辞，有了两种说法。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④有子是主张孝悌为仁之本，孝悌是在仁之先的。而曾子则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e曾参在(孝经》里记孔子的话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里，不仅曾子主张孝为德之本，似乎孑L子也主张。人之行莫大于孝，是为德之本的。由于孔子师徒关于孝、德、仁的关系有这样一些不同的说法，这就为汉以后关于“仁孝先后”的激烈辩论留下了伏笔，产生了两大学派的争论：一派主张孝为先，一派主张仁为先；一派崇有若，一派崇曾参，这样又引起了“曾、有并称之争”。曾有并称与仁孝先后的辩论进行了一千多年，其最早的激烈辩论始于东汉之时。
关于东汉时期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激烈争辩的史料，见于《后汉书·延笃传》。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开始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反省，对儒家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孝经》当然也是批判内容之一。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孝经》的确是有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等级观念的内容。但是，倘若穿过二千年历史的长河，走进春秋战国那个纷乱的时代，走进不遇于时的思想家们默默思索的心灵，仔细找寻，我们又将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分析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思想状况，把它放在应有的历史和思想史地位上，得出较为公允的结论，应该说是有必要的。基于此考察角度，笔者从三个方面剖析了《孝经》的内容，认为《孝经》是先秦儒家孝道智慧的结晶。
其一，从伦理学的角度考察，《孝经》的形成是中华孝道文化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高度。人是一种情感动物，相同的血缘引起的情感联系，是由遗传基因所决定的一种先天心理，孝正是人类这种先天心理的流露。殷商卜辞中已有“孝”字；到了周代，宗法制度的出现，使“孝”的观念大大发展了起来。对祖先和父母要孝，对兄长要敬，对弟弟要友，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把父系制度下的宗法关系确定下来。《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从这段话可知，礼义最初发轫于血缘亲情之中，然后才推广到社会中的个体。究其原因，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群体中最基本的生产和消费单位。因而，家庭内部关系也就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在一个家庭中，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为重要，尤以父子关系更为重要。这种父子关系的伦理规范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就是“孝”。
在先秦诸家中，儒家是最注重人我关系的一派，在各自的思想体系中对“孝”加以阐发和论证。在孔子眼里，“孝”无疑是他正名思想中匡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秩序的第一步：“弟子人则孝，出则弟”①；“三年无改于父子之道，可谓孝矣”②；“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③。孟子作为孔子思想的正统继承者，“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④；“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⑤荀子反对盲目服从的孝道，他在《荀子·子道》中说：“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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