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精粹

作者：  张楠，陈彩虹，陈一榆译注

出版社：广东旅游出版社:广州出版社,2008

简介：　　中国有着五千余年的悠久历史，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宝藏博大精深、辉煌灿烂。长期以来，它吸引了无数文人学者在琳琅满目、浩如烟海的文化遗产中搜寻、探索，为后代编撰着中华民族的骄傲、释放着中华民族的魅力。在这汪洋恣肆的文化遗产中，宋词就像一颗晶莹的水珠，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词以宋称，说明了它在文学史上的显赫地位。词全称曲子词，是一种配乐歌唱的诗体。因其句子长短不齐，也叫长短句。最初的词多由绝句变来，故又称诗余。词起于唐，盛于宋，衍于明，复盛于清。宋词代表着词的最高成就，它独特的创造性、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强烈的审美感染力，令人叹为观止，是后世无法超越和比拟的颠峰。 　　 宋词最初继承晚唐五代绮靡婉约的文风，在男女的离愁别绪间惝恍徘徊。初期的词人如晏殊、欧阳修等，还是沿着南唐词人的道路发展，创新意识不强。柳永的出现，才使宋词的题材得到扩大、内容得到充实、词牌得到丰富，宋词从此才显示出自己的风格，从晚唐五代艳情的樊笼里挣脱出来，焕发出无穷的活力和光彩。到苏轼更引吭高歌、壮思飞逸、激昂慷慨，在婉约之外另树豪放一帜，增添了宋词的魅力，使宋词的风格更加丰满。 　　 从内容和风格上来说，宋词大致可以分为豪放词派和婉约词派。前者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积极开拓宋词的领域，丰富宋词的表现手法，国家大事、民生疾苦、追古怀今等题材无不入词。因此形成气度恢宏、感情激越、雄豪俊爽的艺术风格。后者以秦观、李清照为代表，他们多以个人情思、离别愁闷为题材，追求音韵的谐和、格律的完善。因此，其风格清丽委婉、意蕴含蓄。此外，细分之，还有以周邦彦为代表的大晟词人；以姜夔、吴文英为代表的风雅词派。他们雕章琢句、选调研词，讲求音律和美，以消遣闲情粉饰现实，内容贫乏。而以张孝祥等为代表的爱国词派则继承苏词的革新精神和豪迈风格，信笔挥洒，直抒胸臆，辞意显豁，但其末流豪放失度，粗犷叫号，架空高论。宋词的地位也就逐渐为其他文学形式所取代。

诗经

作者：  陈晓清，陈淑玲，周济敏译注

出版社：广东旅游出版社:广州出版社,2008

简介：　　墨家学说在《墨子》一书中得到集中体现。该书由墨子的弟子根据墨子的言论整理而成。《汉书·艺文志》载《墨子》一书有七十一篇，但现存只有五十三篇。根据内容大致可分为五类。开头的《亲士》、《修身》、《所染》等七篇，内容不相关联，体例不一致；第二类《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命》等十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是墨子思想的精髓；第三类《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十篇，内容广泛，涉及逻辑、伦理、政治、经济、哲学、数学、力学、光学等多种学科，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第四类《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等五篇，多为墨子行踪及语录；第五类《备城门》等十一篇，是关于防守等兵术策略的。 　　 墨子所处的时代，群雄蜂起，百家争鸣，广大民众饱受战乱之苦，极渴望安定太平的生活环境。而墨子正是站在平民立场上为维护民众与弱小国家的生存，提出了“兼爱”、“非攻”的主张。他认为民众互爱互让，是顺应天意；而互相残害则是违背天意；诸侯间的攻战是天下混乱的根本原因。针对传统的世袭官爵俸禄制，墨子站在时代潮流前面，提出了实行贤人政治并使天下归于一统的“尚贤”、“尚同”的政治思想。“尚贤”也就是让凡通晓治理之道且有才的人，无论贵贱，均可参政。“尚同”，即在尚贤基础上求得全社会思想的一致，使社会由乱至治。为使自己的主张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墨子一方面借助上帝鬼神的威慑力量提出了“天志”、“明鬼”说，另一方面又强调身体力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于是提出了“非命”说。在当时生产力不发达、社会物质财富有限的情况下，墨子认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因而应“节用”、“节葬”，杜绝奢侈，励行节约。 　　 墨家学派的宗旨是兼爱非攻，安定民生，发展经济，改革政治，实现大同。事实上，《墨子》一书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哲学、伦理、逻辑学等各个方面，成为当时与儒家学说分庭抗礼的显学。《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战国初期墨家学说的兴盛甚至大有超过儒学之势，以至于孟子惊呼“墨翟之言盈天下”，荀子也不无悲伤地说：“礼乐灭息，圣人隐伏，墨术行。” 　　 墨家学说的异军突起，在于它提出了一些儒家所没有提出的社会学说和政治方案，如王天下、正诸侯、尚贤能、等贵贱以及以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认识为基础而提出的“法”、“术”思想，从而引起了当时上自君主下到庶民等阶层的强烈兴趣，尤其是反对贪得无厌的掠夺战争和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更是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心声。 　　 长期以来，在儒学一统、专制集权及建国后极“左”思潮影响下，墨子的思想一直受到冷遇，这与墨子曾为显学和它的思想的价值是极不相符的。1997年，中国书店出版了费孝通、任继愈、张岱年、蔡尚思等人主编的“墨子与当今世界丛书”(共十本)，从墨学与思维方式、与新文化建设、与新伦理道德，与当代政治、教育、现代科技，与世界和平，与当代价值、经济、军事等十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墨学的现代实用性。蔡尚思先生甚至认为：“墨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超过任何一家一派。”这绝不是夸饰之辞。墨子的反宗法血缘、法律面前亲疏平等、强调人力否定天命、强调发展经济节省不必要的浪费、主张身体力行的实践精神以及对科学的贡献等在我们今天尤其亟需得到重新发掘和重视。

曾国藩家书

作者：  伍志洪，陶金华译注

出版社：广东旅游出版社:广州出版社,2008

简介：　　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是与诗歌并峰的一种文体。而唐宋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中继先秦两汉之后的又一高峰。明初朱右就曾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的文章选编为《八先生文集》，但这一选本早已不传。明代中叶，茅坤编了《唐宋八大家文钞》，由此有了唐宋八大家之说。 　　 唐宋散文处于中国散文发展史上承先启后、卓有成效的一个重要变革时期。在它之前的先秦两汉时期，无论是叙事散文还是说理散文，都以其言之有物的厚实和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为后世散文发展奠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的文学的自觉，一方面使文学从学术中分离出来，使文学自身的价值得到凸现和认同，文学成为个人抒情写意的行为；另一方面就是形成了过于重视文辞、追逐新丽的华美文风。这种华丽空疏的骈体文风一直是唐初近百年文风的主流。到唐代中期，韩愈、柳宗元力矫文坛之弊，提出文以明道，把文体文风改革与政治革新联系在一起，从理论上提出了文道统一，“文以明道”；强调“惟陈言之务去”，反对因袭模仿；重文气，认为作家的道德修养、精神状态决定作品的气势风格，气盛才会言宣。从这一理论出发，韩愈的散文创作实践，无论是说理议论还是记事状物，抑或抒情言志等，都表现出鲜明的形象和磅礴雄伟、自由奔放的气势；柳宗元把寓言发展成为独立、完整、形象的文学样式，其山水游记对自然的幽深洞察、精微刻画更是达到了“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的美学高度。 　　 经过韩愈、柳宗元的努力，散文革新终于形成巨大的声势，散体文取代骈体而占据文坛，韩愈也因此而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两宋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发展，但无论是从散文作家的阵容、大家的辈出，还是从文体风格的多样化与个性化方面，宋代散文都超过了唐代。 　　 在宋代散文六大家中，欧阳修是散文革新中当之无愧的领袖。他将韩愈的“不平则鸣”发展为“穷而后工”，并强调文学应发挥怨刺作用，要加强文学创作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在文风上，欧阳修主张“取其自然，各由其性”，注意到了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作家的个性特点。在他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的感召下，宋初重道轻文和沿袭晚唐骈体文风的两种偏向得到了，修正，一种平易自然、畅达明快、简洁洗炼的散文风格得以确立，从而在韩文的雄肆古奥、柳文的峻切简古的文风之外开辟出新的艺术境界。明末艾南英说：“文至宋而体备，至宋而法严”，这是对宋代散文的贡献、地位的公正评价。而苏轼更是以其才情丰瞻、文采风流而著称。其散文波澜叠出，变化无穷，“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因物赋形，因事而论，情、景、事、理浑然一体，布局构思不拘一格，内容丰富而逸趣横生，风格从容自如而活泼有致，文体宜散则散，宜骈则骈，骈散结合，不愧为两宋散文成就最高者。而苏洵也以其纵横恣肆、简劲质朴；苏辙以其疏荡酣畅、境界高旷；王安石以其精悍严密、说理透彻；曾巩以其章法严密、婉柔跌宕的个性化的风格对宋代散文革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此，唐宋散文成为后世一切开笔作文的典范。为此，我以文体文风的多元化、个性化为原则，兼顾文与道的关系，选编了最能代表唐宋八大家最高艺术成就的散文共89篇，加以准确、流畅、简洁的注译，冀望与读者美文共欣赏。

聊斋志异

作者：  陈方译注

出版社：广东旅游出版社:广州出版社,2008

简介：　　 聊斋故事集中在几个主要题材上。第一类是揭露题材。首先揭露封建 　　朝政，把持国政的尽是丑物，人越丑官越大，当宰相的“双耳皆背生，鼻 　　三孔”，当大夫的“率狰狞怪异”(《罗刹海市》)，权臣贪污舞弊，结党 　　营私，横行霸道(《续黄粱》)，连皇帝也只用心于斗蟋蟀(《促织》)，似 　　如此君臣朝政焉能不昏暗？其次揭露虎狼吏治，整个统治机器全是虎狼把 　　持，“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 　　比也”(《梦狼》)。公堂上毫无公理可言，从冥王到郡司和城隍以至小小 　　的隶役，无不为非作歹，残民以逞(《席方平》)，虎狼吏治实际是迫使百 　　姓触刑就犯，强化残暴统治。在这种险恶条件下，豪绅恶霸正好仗势欺人 　　，像金和尚(《金和尚》)、宋御史(《红玉》)、庄公子(《向杲》)之流的 　　行径实在令人发指。蒲松龄这类揭露性铁笔展现出故事深邃的政治含义。 　　 聊斋故事第二类是科举题材。蒲松龄从其切身感受尽情暴露科举制度 　　之可恶和科举士子之可笑。作为封建教化体制，科举不过是一个专门割秀 　　才髀肉的“考弊司”(《考弊司》)，把持科举的所谓“司文郎”考官，尽 　　是“盲于目并鼻盲矣”的目盲鼻塞之辈，从他们眼里不可能选出真正的人 　　才(《司文良郎》)。科场士子则终生沉溺其中，永远处在王子安式的恍惚 　　状态(《王子安》)，可怜兮兮，郁郁而终，就连变成亡魂也得去应试(《叶 　　生》)，其酸腐庸碌之态实在令人生厌。蒲松龄突发奇想，让老虎把这些社 　　会寄生虫逐个吞噬(《苗生》)，可见他对科举厌恶已极。 　　 聊斋故事第三类是婚爱题材，在全书占据重要比例。里面的男女青年 　　都强烈追求自由恋爱，青年女子尤其突出，像鸦头、聂小倩、红玉、黄英 　　等，都积极争取自身的感情幸福。蒲松龄不仅强调他们的性爱追求，而且 　　更强调他们相互拯救的命运结合及其献身精神。像娇娜和孔雪笠，青凤和 　　耿去病，连城和乔生，晚霞和蒋阿端，都是同甘共苦，共抗恶俗。他们不 　　仅是知己，还是知交，蒲松龄强调超越性欲的精神沟通，像娇娜对孔雪笠 　　，连城对乔生，龙女对马骥(《罗刹海市》)，即所谓“腻友”、“良友” 　　，“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娇娜》)。这些都不能不是《红楼 　　梦》男女们的先声。 　　 诚然，蒲松龄决非只是讲个故事娱人耳目，而是想通过故事表述态度 　　和寄寓情怀。所以，他在借鉴史传体叙事的同时，也承袭了史乘的春秋笔 　　法，借“异史氏日”表达立场。他警告皇帝：“天子一跬步，皆关人命， 　　不可忽也”(《促织》)。指责官场“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举 　　世一辙”(《罗刹海市》)。提拔女子等同名相“唐太宗谓魏征更饶妩媚， 　　吾于鸦头亦云”(《鸦头》)。慨叹自己功名不立“顾茫茫海内，遂使锦绣 　　才人，仅倾心于蛾眉之一笑也。悲夫”(《链城》)！这些评论对理解故事 　　旨义颇具引导性。对于一些带警喻性的寓言故事，像不下苦功学道的劳山 　　道士，披着画皮的美妖，“借人命以神其术”的卜者(《妖术》)，蒲松龄 　　都有意味深长的告诫。 　　

水浒传

作者：  (明)施耐庵， (明)罗贯中著

出版社：广东旅游出版社:广州出版社,2008

简介：　　《水浒传》人物众多，头绪繁杂，意蕴丰富，同时又有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对于它的解读。在许多方面可以采用两分法的方式进行。 　　 一是时间上的前后对比。《水浒传》共100回，按时间划分明显由两部分组成。从第1回到第71回是前一部分，从第72回到100回是后一部分。前一部分是写各种类型人物，通过不同的渠道，以多种方式进入起义队伍；起义队伍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最后汇集在梁山泊，树起替天行道的大旗。后一部分是写梁山英雄先是击败官军围剿，后来接受朝廷招安，奉命征辽、征田虎、征王庆、征方腊，最终遭受奸臣迫害，或死或隐，风流云散。前一阶段是起义队伍的上升期，后一阶段是衰落期。前一部分塑造出一批顶天立地的英雄，后一部分则展示众多英雄如何相继毁灭。前一部分叙事为主，重点写几大战役。不过，在后一部分四大战中，征辽、征田虎、征王庆三次战役，梁山好汉没有一个战死，阵亡的都是出征后加入队伍的成员；征方腊则损失严重，大伤元气。前三次战役是一般性地叙述，征方腊是后一部分重点加以表现的事件。 　　 二是梁山英雄加入起义队伍过程中殊途同归。在梁山聚义的108位好汉都是被迫走上起义的道路，这种逼迫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由于不堪忍受恶势力压迫而奋起反抗，二是在起义军的逼迫下加人梁山好汉的队伍。尽管二者进入梁山的途径、方式不同，但最终都成为起义队伍中的精英，并且患难与共，经受了多次战争的考验。同是受暴政压迫而走上反抗道路，但具体表现又有很大差异。武松、鲁智深、李逵、阮氏兄弟等人义无反顾，林冲、杨志等人则犹豫徘徊，经历了许多艰难之后才最终走上起义道路。《水浒》作者通过叙述、描写众多人物在加入起义过程中的差异，展示了不同类型人物的个性特征，同时也为后来梁山好汉在招安问题上出现分歧埋下了伏笔。 　　 三是水浒英雄价值观的忠义交织。水浒英雄来自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他们之所以能在梁山聚集，结拜为兄弟，一方面是为环境所迫，同时也在于他们重义气，是靠义气把大家连结在一起的。晃盖任梁山首领时，议事场所称为聚义厅；宋江率梁山好汉排座次，聚义厅已改名为忠义堂。忠和义是梁山好汉的双重价值取向，但具体到每个成员身上，忠和义的比例又有很大差异。有的只重义气，对朝廷无忠心可言；也有相当一部分成员忠义兼顾，企图两全齐美。这便酿成了水浒英雄内部的矛盾冲突，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水浒108位英雄排座次前，起主导作用的是义，是好汉之间的以诚相待，肝胆相照；梁山好汉排座次之后，起决定作用的是忠，导致他们接受招安，奉命出征。义是梁山好汉聚众举事的动力，它使起义队伍日益壮大；忠则是葬送起义事业的祸根，把梁山好汉一步步引向苦难的深渊。许多水浒英雄在忠和义之间进行协调、斡旋，因此，他们的性格具有双重属性，尤以宋江最为典型。 　　 四是英雄悲剧和国家悲剧的两线并存。108位梁山好汉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这个群体的毁灭是一场英雄悲剧，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是《水浒传》着力表现的对象，作为主线出现在作品中。与此同时，《水浒传》还从较大深度展示出了北宋王朝的悲剧，它作为一条副线存在，对英雄悲剧起着补充作用。英雄悲剧、国家悲剧，二者交织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国家悲剧导致英雄悲剧的产生，英雄悲剧的出现又加重了国家的悲剧。众多梁山好汉饱受朝廷和地方恶势力的迫害，接受招安后又相继被断送前程和生命，这是英雄的悲剧，同时也是朝廷的悲剧。 　　 五是现实性和虚幻性的二元互补。《水浒传》是一部现实性很强的作品，其中许多人物和事件，乃至细节描写都可以从社会生活中找到原型和根据。《水浒传》又明显带有虚妄的成分，它的虚妄性和现实性经常纠缠在一起，虚妄性是作为现实性的补充而出现的。作为全书引子的第一、二回，既有洪太尉误走妖魔的虚妄画面。又有禁军教头王进被迫逃亡的真实情节，二者共同引出后面的许多故事。晁盖等七人想智取生辰纲，于是出现北斗七星附屋顶之梦。梁山好汉即将排座次，于是有忠义堂宋江得天书情节。全书最后以“宋公明神聚蓼儿洼，徽宗梦游梁山泊”结束，既是对前文的照应，又是用虚幻的神界和梦境来淡化现实悲剧的苍凉气氛。至于两军交战过程中借助魔法，则是对现实的斗争采用了虚妄的形式加以展现。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四大长篇小说名著之一，后来的许多艺术样式都取材于水浒故事，明清传奇、绘画、雕塑中都可以见到梁山好汉的形象。《水浒传》已翻译成10多种外国文字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

徐志摩绝妙小品文

作者：  徐志摩著[专著]

出版社：广东旅游出版社:广州出版社,2008

简介：　　朱自清一生著作27种，近200万字，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贵遗产。朱自清的著述范围广泛，举凡散文、诗歌、文艺批评和学术论著均有传世之名篇，但他最为广大读者推崇的还是散文作品。《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者评价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就算他了。”这种比较是否确切姑且不论，在散文创作中，“贮满一种诗意”的说法却是切中肯綮的。朱自清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通过平静而亲切的叙述，表达出一种娓娓动人的风采，笔致简约、朴素而灵动，文字朴实自然而清丽，形成其散文的独特风格。 　　 本书收录了朱自清的散文精华，一些说理性的散文，例如语文教学、读书指导、文学创作等方面的短论等也酌情少量选了一些篇章，因为这类文字在朱自清一生的创作中，占有相当的分量，不收则不足以窥朱自清创作之“全豹”。当然，编者们还是把朱自清的抒情类散文作为编选的重点，这是其散文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华彩乐章”，其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